文化价值论文例1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文化价值论文例2

在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可以说是遵循一种人文构成的脉络，它就像是一双隐形的双手，不管是在内容上的丰富性还是在形式上的变化性，都为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借鉴素材。

作为我国近代的文化传播工具，语文教育是在两股力量的驱使下前进的――西方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西方文化主要以其独有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中国的儒家文化则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两者之间相互交锋、碰撞，在相互吸收与促进的同时，近代的语文教育则有所突破，其表现就是改变了只注重道德教化的单纯性，转而更加注重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学科基础建设的努力。语文教育之路在我国现展已经有一百多年，在各种思想的汇合下不断确立起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它的主导思想，并为之苦苦求索，这是一条为社会服务，关注民生之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语文教育将白话语体作为语文教育的载体。语文课程在建国前五十年注重继承人文传统和开拓人文精神，建国后六十年语文课程对文化的选择则充满了艰辛和困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的意识和意义逐渐被发现和唤醒。语文教育在民族文化彰显新的意义和价值的同时，以开放的心态使文化传播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

文化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世界中人与社会的一种建构。语文教育在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是师生围绕文化进行切磋和积极对话的一个过程，它旨在传播社会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其表现在师生参与活动过程中的一种对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的理解、互动和共享之中。

自我国近现代以来，虽然语文教育在实践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科学性的强化、传统文化失语和人文性的弱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偏颇。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化、工具和人文三方面，下面笔者主要从教化价值、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三方面来对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进行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一、教化价值

语文教育的教化价值是指在平时的语文教育中用社会的政治文化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教育，使学生深入了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的行为规范等。通过这些可以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换句话说，教育感化即教化。教育感化自古以来都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存在着，我国古代教育把“教化万物”当成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业，其实就是一部用传统文化教化天下的教育。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深入，年轻人的思想受到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基础语文教育将马列主义、思想作为它的主要内容，语文教育秉承着共产主义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中，我国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学生进行教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心思想。其实在任何社会，教化功能一直都在教育功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的教化，主导着其主观的判断，这也为更好的建设社会提供了可能。

语文教育的文化教化价值是任何社会的语文教育都不能回避或弱化的，它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保持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语文教育的教化价值才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

二、工具价值

语言因人类的交际而产生，是人类交际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通过语言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等。由于语言的特殊功能，人们将它作为最基本的交际工具，而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了语文，语文的产生离不开语言的出现，将满际需要作为主要任务的语文，使得语文具有了工具价值。不管是语文教育内容中的静态文化还是动态文化，在它的工具性方面都体现着语文教育的价值，它的工具性主要在于满足众多交际主题的需求上。语文教育的文化工具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知工具性；二是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和借鉴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工具；三是教师组织工具；四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工具。

文化包罗万象，而语文教育中的文化内容则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在语文课程中民族优秀文化充当了语文课程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多元的优秀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文化则起到了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并对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深入的借鉴和吸收的作用。

文化在语文教育中为师生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背景语境和情境语境，也提供了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教学内容。师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体验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并通过相互的交流折射出文化的意义。通过文化展开师生互动，通过相互间的互动来找到新的发现和对语文知识的满足。通过师生共享文化，围绕文化而产生的工具性价值，使语文教育变得更加有意义。

语文教育的文化还有教师组织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价值。语文教师根据教育内容来组织语文内容。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会将教学内容的基本信息告知给学生。其次，将文化的意义和情感等进行阐述，让学生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价值所在。再次，文化本身作为一种解释方式，语文教育也具有解释的价值。最后，文化在给学生传播文化、发展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性的工具作用。

三、人文价值

语言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交际需求而产生，它除了具有教化和工具价值以外，还蕴含着人的精神层面的思想道德、情绪情感等等，在人的精神层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1]，这说明语言不仅有工具方面的意义，在人的精神层面它还包含极其丰富的意义。“言语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是语感的外化，是人类的生命之声、心灵之声，言语中映现着人的生命、生存、生活，言语和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同步。”[2]语文教育将语言和言语作为载体，语言是以语音或文字为物质外壳，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构造规则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人们运用语言交流思想进行交际的过程。语文教育的文化既包括了人的生命活动又包括了人的精神活动，既包括活动的过程又包括活动的方式，它的人文价值表现在静态和动态的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上。

语文教育具有丰富的人文性内涵，“粗浅地说，人文性就是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3]人文性体现出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自身的人文关怀。人作为人不仅仅满足物质层次的价值，还应满足精神层次的价值，语文教育也是同理，既要求满足工具的价值需求，还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在精神层面有所提升。

文化价值论文例3

二、结合起来精英文化的普及

群众文化艺术形式的通俗性是由群众文化的群众性所决定的。一些专门的文化艺术研究者在群众文化具体形态前提下，通过加工改造而打造出来的一种层次较高的文化形式，这就是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浓郁的社会价值，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当前的形式，今后的发展趋势上都能够有效地融合起来，并且，这种文化同群众文化的联系上也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创造群众文化核心价值的过程中，能够从这种文化中吸取很多的精华，同时，这种文化的源泉和目的优势群众文化。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首先，要提升对群众文化的创造与研究，其次，用精英艺术培训方式教育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进而将整个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和提升上来。

三、结合当前形势，努力创造群众文化核心价值

对群众文化的作用和地位在新形势下予以认清是非常必要的一项工作，由于只有将形势认清了，在文化建设中才能够使人们群众更好的加入进来，对当前群众文化建设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设施薄弱、保障不全、投入较少，这样是很难将群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发挥和挖掘出来的。所以，对群众文化的建设工作上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对科学发展观继续领导人员去坚持，对文化体制的改革上进行提速，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人们的当前需求，因此，文化精神活动中的核心价值的挖掘，才是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和国家规定，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引领群众们进行享受和参与，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员要加强对本地的群众文化的建设与领导，努力为将群众文化核心价值创造出来而奋斗。

文化价值论文例4

2集体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对比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鉴别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产生中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基础。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个性，而千万个个性和身份独特的人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来，只有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特别经常用“天助自助者”来阐述个人主义，这成为西方专有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个人更是突出和强调，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文化礼仪中一个公允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而这一点也经过不断地发展成为世界上礼仪的共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上的不同出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对家庭、友谊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个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礼仪。在中国的文化和传承中集体主义一直是广为推崇和赞扬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还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都对集体主义有着共同的肯定与鼓励，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有集体作为基础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大河没水小河干”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里更加强调集体的奋斗，个人的成功属于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鼓励那些为了集体而做出个人利益牺牲的人。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中国文化礼仪更加重视集体主义，往往会出现对集体主义的膜拜，中国文化礼仪在表现形式上就变得更加含蓄和谦虚，带有强烈的“东方智慧”的风味。

3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4对民族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认可，中国历经了5000年的风雨，中国的国家形式也是由汉族独自建立的。我们说的社会礼仪标准也是在汉族文化的基础上独自建立的。汉族在历史上通常和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工作期间和社会的连络用语言表达。只是表达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表明一些意义敏感的意思。当你说一半批评或仅仅说一些事物的时候，人们能了解什么。你想要说。如此当他们表达他们自己感觉的时候，人们不需要说出他们所有的意图。在西方人中的时候,举例来说例如美国是一个有超过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然而，美国人一定清楚地表达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只有这样听话者才能很好得了解。因此他们的语言一定说出他们必须说的。

文化价值论文例5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创造和获取能够满足自身或社会需要的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观念财富，人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判断在于从价值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特定关系，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以，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同样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式。wWw.133229.cOM因此，研究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关于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通过对多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从哲学意义讲，律师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既包括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如传统、习惯、作风等，又包括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学、思维方式等。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和理论形态为存在形式，其涵义应定义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复合体，它是在长期律师业务活动和律师管理实践中，由律师群体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

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主要特性。通过上述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文化一样，律师价值观念文化虽然也是对律师业务活动与律师管理实践中己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不断总结和再创造的活动，但是，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却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为培养律师群体共同意识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律师文化特质的创造性活动。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价值产物。马克思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下产生，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经济基础以及在此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社会形式。律师是法制的产物，它是以法制社会形态为基础，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律师，所以，律师价值观念是随着法制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也是律师价值文化观念区别于一般文化的根本标志。 （三）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价值观。律师虽然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但是其与检察官、法官、警察的性质不同，它参与法律活动并不是直接依据国家的法律，而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有偿的服务关系。这种有偿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从一产生就具有商品属性，这也就是律师文化区别于检察官文化、法官文化、警察文化的根本标志。

文化价值论文例6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企业文化学说这一“泊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已十年有余，它曾在管理学界引起不小的冲击波.但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如何呢?荃本概念混乱，理论研究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论，理论研究无从积累;研究者往往浮于表面，关注争论而不是关注实际，理论与现实脱钩、理论本身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由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导致的无休止的争论背后是一片虚空，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回应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多说，仅就国内流行的两种典型的企业文观点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内容”。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

上述两种说法作为企业文化和一般介绍是可以的，但若作为企业文化的定义就有间题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企业文化是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准则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是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这里，价值观念虽然都被看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其核心作用并未突出出来;不管人们对此持何观点，也许他们默认了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思想没有明确到位，这就导致了定义的含糊、多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根本属性在国内已有的同类企业文化定义中没有得到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企业文化若不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要它又有何用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由职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企业职工必须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规章制度，以及企业职工必须共同珍惜和奉献的企业物质财富，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崛;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具有本企业自身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企业文化”，因而也是大而化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又是规章制度，还是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他们的意思，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定义给人的感觉如把堆在地上的马铃落、青菜和沙子等一股脑儿装进一个叫做“企业文化”的袋子里。如果是这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自身特色何在?老实说，此类定义很少能给人带来什么启示。虽然人们在论述企业文化的本质时常常会指出“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但为什么不在定义中反映这一无疑是最重要的本质呢?定义必须抓住本质，反映本质，这是常识，忽视了这一点，定义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就无从说起了。

以上是对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点初浅看法。就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各种不同理解墓础上又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其本质有一致确认，否则便会使这门科学缺乏坚固的基石，地基若已不牢，何以建构大厦?墓本概念的歧异使理论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推动理论发展的力量.笔者认为，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是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方略。它通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创造融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们受到保障并能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走出现阶段的研究困境和实践危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超然于混乱的概念之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文化，以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文化价值论文例7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企业文化学说这一“泊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已十年有余，它曾在管理学界引起不小的冲击波.但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如何呢?荃本概念混乱，理论研究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论，理论研究无从积累;研究者往往浮于表面，关注争论而不是关注实际，理论与现实脱钩、理论本身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由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导致的无休止的争论背后是一片虚空，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回应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多说，仅就国内流行的两种典型的企业文观点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内容”。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

上述两种说法作为企业文化和一般介绍是可以的，但若作为企业文化的定义就有间题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企业文化是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准则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是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这里，价值观念虽然都被看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其核心作用并未突出出来;不管人们对此持何观点，也许他们默认了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思想没有明确到位，这就导致了定义的含糊、多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根本属性在国内已有的同类企业文化定义中没有得到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企业文化若不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要它又有何用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由职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企业职工必须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规章制度，以及企业职工必须共同珍惜和奉献的企业物质财富，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崛;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具有本企业自身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企业文化”，因而也是大而化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又是规章制度，还是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他们的意思，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定义给人的感觉如把堆在地上的马铃落、青菜和沙子等一股脑儿装进一个叫做“企业文化”的袋子里。如果是这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自身特色何在?老实说，此类定义很少能给人带来什么启示。虽然人们在论述企业文化的本质时常常会指出“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但为什么不在定义中反映这一无疑是最重要的本质呢?定义必须抓住本质，反映本质，这是常识，忽视了这一点，定义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就无从说起了。

以上是对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点初浅看法。就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各种不同理解墓础上又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其本质有一致确认，否则便会使这门科学缺乏坚固的基石，地基若已不牢，何以建构大厦?墓本概念的歧异使理论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推动理论发展的力量.笔者认为，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是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方略。它通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创造融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们受到保障并能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走出现阶段的研究困境和实践危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超然于混乱的概念之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文化，以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文化价值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68-02

明堂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以来对明堂的制度、建筑和文献研究都络绎不绝。特别是清代以来更是成为吴派和皖派学术争论的焦点之一。卿家康指出：“积累文化，不外乎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依赖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如古器物、古建筑；另一条就是依靠文字和图画的记载，也就是文献。”[1]61-62而明堂研究的价值中很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其既有古建筑和考古遗迹的存留，又有历代保留下来的大量文献材料。具体来说，明堂研究的文化价值主要是指其文化保存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包括历代学者对明堂的名称寓意、主体功能、建筑规制以及礼仪制度等所体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审美意识。这其中又以明堂文化所特有的对“天命”、“天人”统治观念的承载，以及以建筑和礼仪形式为表现的与阴阳、五行、天文、地理、历法、月令等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相关联的象征意蕴体现的最为充分。

一、天命观念的统治文化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以礼法制度为核心的天子皇帝文化，其以“‘敬天’的观念与家族的观念相互结合，而初民之政治组织是基于对‘天’之宗教热忱。”[2]12并且这种“敬天、畏天”的意识可能从上古以来就形成了，到了殷代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和“革命”的理论依据。周人崇尚“明德”，利用了殷商以来的这种文化影响，以“天命”和“明德”为标帜，为自己的“革命”找到了正当依据。在《易经》、《尚书》、《诗经》中就常以“天”、“祖”并举，亦正是这种神权与君权思想合说的表现。如：《易经・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诗经・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尚书・皋陶谟》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诗经・■民》曰：“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尽是其意思的表述，而这些表述又集中地体现到周代的明堂建筑和明堂制度中。到了两汉，首先是董仲舒“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复建明堂的影响。董子讲：“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王者承天意以从事。”（《举贤良・对策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汉儒抬出‘天’来限制皇帝的权力”[3]275，同时又以明堂为形式和施礼的载体，把这种限制从理论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行为。王夫之《读通鉴论》云：“知天道焉，于此可以知人治焉。”汉代以后承续了这种文化意识，并且将“严父配天”作为最大的“天王圣明”（韩愈）加以弘扬。一般来说只有开国的太祖、太宗才有资格能够“配天”而受祭于明堂。这一“祖宗配天”制度一直到清代废明堂才告终止。

西方实用主义学家桑塔亚娜在《The Seuse of Beauty》中讲：“每一种价值是一定形式的审美价值。”[4]105审美价值是在价值先验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明堂的审美价值来说，也随着其制度的需要而依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H・哈特曼在《有目的的想法》中认为：“创造和消失的不是价值本身，而是它们在价值意识中的相关性。”[4]105殷周时期形成的天命观念，到了社会需要一种“天授其命”形式的时候，明堂的这种通天的政治效用和美学价值就极大的体现出来。而到了两汉在孝文化的极大扩张中，又变之以“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明史・礼志二》）。原来的天命政治需要弱化，替之的是对孝文化的崇尚。从这点来分析，明堂美学价值的形成本身是这种历史过程的结果。N・维坦依认为：“在欣赏通俗风格时，大多数人注意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直接的功效、它的使用价值。”[4]244从艺术社会学的基本观点来看，审美价值的运用并不是第一性的，“他们利用作品，而不是欣赏作品”[4]246。所以明堂的这种功能性转变，也是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需要的体现。曹德本讲：“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体系是以天人合一作为哲学基础的。”[5]11而这一思想在明堂文献中表现的是最为充分的，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统治文化的流变来说是不容忽视的材料。

二、形制上的文化意蕴

除了在统治文化上所表现出得这种功能性差异，明堂的文化价值还很突出地表现在明堂所特有建筑形式之中。通过建筑的形制、构建的数量，以及以明堂为载体的各种仪式活动的成规，将其中所蕴含的包括：阴阳、五行、天文、地理、历法、月令、历日等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都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和爱利亚德（Mircea Eliade）都认为：“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知识，通过象征、暗示与种种相关的仪式，把一种据说是正确的、符合自然规则的空间格局传达给人们。使他们建立合理的思想的基础，并使人们的各种各样观念与思想在这个基础上保持着统一连续与和谐。”[6]26这一点在汉代以后的明堂上有着十分鲜明的表现。如《通典》载：“建武初营明堂，上圆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闺，法八风四时。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岛，十二月。三十户，七十二牖，法三十旬，七十二风。”就是依循古人在天文、地理上的文化观念，在建筑形式上用象征的手法具体表现的。另外阴阳五行学说与月令、历日相结合在明堂的具体形制中也有表现。如《周易・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旧唐书・礼仪志二》曰：“法干之策。”《礼记・明堂位阴阳录》曰：“水左旋以象天。”这些和天、日相联系的文化，也是明堂所特有的一种建筑文化。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对明堂的这种“制度之数”的象征意味有具体的记载，他说：“其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岛，十二宫以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以四户■乘九室之数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室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衍，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从“乾坤”、“天干地支之策”到“阴阳九六之变”，再到“八卦”、“九州”、“十二时辰”、“七宿之象”、“五色”、“二十四气”、“四海”，几乎是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构数象征。并且这些象征，又通过和统治文化的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使得明堂成为中国文化中一座特殊的文化聚合建筑。袁珂讲：“所谓四海者，谓中国东西南北四面之海.此盖古人想象中之天下。”[7]126而其他如：“九州”、“七宿”、“五色”等也都是含有天下观念的象征，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明堂不同于一般宫室建筑的统治文化因素。而“乾坤”、“天干地支”、“八卦”、“阴阳五行”等思想的表现则是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方面。李零曾经指出：“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以一本书或几本书而出现，放在实用技术之上。专门讲阴阳五行，这样的经典没有，但它的影响却无所不在。”[8]436所以明堂无论是功能上与上天受命的文化象征意蕴，还是建筑形制中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的关联，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承载。明堂作为一个文化集合的载体，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和价值是十分巨大的。历代学者对明堂建筑形制上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都投入了巨大热情，通过明堂文献对上古明堂建制的描述，古人在自己的学识基础上，推论先人的文化意识并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文化。今天的“太庙文化”、“天坛文化”、“国子监文化”，其中都蕴含有明堂文化的基因。

三、结语

从明堂文献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最初的明堂建筑和明堂礼制所反映的文化比较质朴，功能也是单一的。而后世不断对其文化内涵进行聚合、功能进行丰富，如五行、朔望、天人等观念都是逐渐地糅杂于明堂之中的。这种凝练体现在历代明堂的主体功能转变和其文化象征含义的变化上。总的来说，各个时代的文化巨匠都从自己的领域出发，对明堂进行了各个角度的阐释。这也构成了文化史中，同一个主题承载多重文化的现象。而这些不同时代所形成的对明堂问题的论争，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从文献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既包括对客观存在的永恒的文献自在性价值的认识与评价，也包括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现实的文献工具性价值的认识与评价。”[9]今天我们研究明堂文献的价值，就是要站在不同的历史角度，以更加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发掘其所蕴含的大量史料、学术与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卿家康.文献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3]余英时.历史与思想[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4]N.维坦依.文化学与价值学导论[M].徐志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文化价值论文例9

关键词:文化 价值观 构建

key word: Cultural values Construction

文化价值观是主体关于文化价值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是各种文化价值的观念体系。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主体对文化价值的评价和认可,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价值体系。任何文化的价值体系中都包含了道德、科学、政治思想、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要素,但是由于各个价值领域以及价值领域内各价值相互之间的联接方式、作用方式、结构秩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价值系统的整体文化特征及功能。并且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差异规定制约着其构成要素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方向。这种内在的结构一旦从根本上确立,就会产生相对的稳定性,发挥特定的整体功能,其结构就对其内在的文化价值要素形成一种结构性聚会,并进行相应的调节和改造,实行要素在结构制约和引导下的职能定位。凡是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既定结构的要素就被吸纳进来,并在结构的引导下促其发展;凡不利于既定结构巩固和完善的文化要素则被抑制发展甚至剔除出去,排斥在外。笔者认为,当前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优秀内容,辩证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成分,发展和创造新的文化价值观。

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且流派纷呈,价值取向各异,但是从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伦理中心主义;二是重视群体、轻视个体;三是推崇和谐统一、提倡重义轻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繁延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当前,它的许多内容远远落后于时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扬弃。

1、 变伦理中心主义为伦理精神和科学精神并重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血缘氏族关系和宗法等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从母时道德原则随之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中心原则。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将家族和家族的伦理道德规范推广到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巩固封建秩序的最重要的观念工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思想,曾经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逻辑批判精神的发展。高扬“德性之知”,贬抑“见闻之知”,易地世间“万理”都视为“一理”,即人伦道德之理的显现,这是中国古代的科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世界近现代史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和人类自身进步的强大杠杆。要在当代中国倡导科学技术,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实证逻辑批判精神,并且这种学习须以一种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为基础。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过程中,必须把伦理精神和科学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德”、“福”一致、和谐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实现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2、 变重群体轻个体为群体与个体并重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念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是在河谷平原的摇篮中发育和成长起来的,一开始就以农业经济作为建设文明的基点,最终演进成一种高度发达、极端成熟的农耕文化形态。农耕文化形态中人们生存的最大特点是聚族而居,群体协作。这种人际间相依为命,依靠群体力量与大自然抗争的生存习惯,牢牢扎根在民族灵魂的深处,内化为个体对群体的强烈的依附心理。因此,中国古代的血缘宗法制度强调群体轻视个体,中国古代社会群体主义文化特质的形成及其顺延,始终以对个体的压抑为前提,换言之,即是以个性发展中的某些牺牲为代价来换取群体的相对稳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则强调个体与群体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充分重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同时还表现为重视全社会成员的整体价值和利益,把群体利益看作是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倡导在为群体利益的奋斗中实现并显示个人价值和利益。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人的存在既需要在他之外有满足他的欲求的现实对象存在,同时又需要使自己的目的在改变现存对象时诉诸实现的存在物存在,而群体就是这们一种存在物,没有群体所创造的物质生活环境、教育环境、社会道德环境,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才智的发挥就成了无源之水,其价值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

3、注重和谐,义利并重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就有了诉诸文字的和谐观念。据典籍记载,史伯和晏婴等人都生动地记述了和谐问题。史伯区分了“和”与“同”,认为只有不同的事物和元素相配合、相均衡、相统一,才是兴盛和发展之理,如果全部是同一元素,则事物不但不能发展,甚至有废弃之虞。而晏婴则以五味调和有美味佳肴,众音揉合才致旋律优美为喻,期求治国之君要善纳不同意见,由此达到多样性的统一,这种“中和”之法,就是通向大一统的治国之道。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辨证法思想,即事物的多样性以及矛盾对立性,构成了事物相成相济的统一和谐体,由此促进了事物的发展。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社会结构和谐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谐”不啻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关系和人伦关系的基础和保证。正是出于维持封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出发,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倡重义轻利。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应该在扬弃传统“和谐”观的基础上提倡义利并重。这是因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个人利益与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大义所在。为此,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既肯定物质利益的正当性,鼓励人们为自身创造更多的福利,同时又引导人们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使人们自觉地把个人需求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二)、辨证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念

西方文化博采纷呈,价值观念各异。但概而言之,则主要有以下几种文化价值观念影响颇大:一是个人本位主义;二是崇尚科学精神;三是注重对立与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我们必须辨证吸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成分。

1、变个人本位主义为个人与集体相结合

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但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由于有财产个人所有制作为基础,个人本位主义在西方的近现展得相当强劲。个人本位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有其明显的优越性,它使西方的家庭比中国显得民主、平等得多,同时也使西方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去独立地求生存、求发展,而不是依赖父母和家庭。但是个人本位主义不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义务,把家庭关系置于冷冰冰的现金交易中,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弱点。由于私有制深入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天然的感情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个人越来越孤独。个人本位主义发展到极端,甚至会酿成家庭的解体。个人本位主义在西方近现代不仅是人们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非家庭成员的他人之间的准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本位主义虽不符合我国国情,但西方那种重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独立性的传统仍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当把这种传统与中国家族本位主义中重视个人职责和义务的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社会本位主义,用以调节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2、重视科学精神

与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同,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辨中克服对方,而是为了在行动中支配自然。 为此,近现代西方思想家们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崇力与求知的传统与征服自然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新的极为兴盛的“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并培养出了浓厚的崇尚科学精神的文化传统,从而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西方传统相比,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注重天人合一,但是却忽略了物质生产这个建立、保持和发展人与自然统一的关键环节,并夸大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掩盖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立和斗争,在这一方面,西方文化价值观中注重科学精神和注重对立与斗争的传统值得我们好好地借鉴。

3、注重对立与斗争

西方自古代哲学开始就非常注重对立和斗争。西方辨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对立和斗争的意义。在西方哲学中,赫拉克利特注重对立和斗争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例如黑格尔在解释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这一命题时就强调了矛盾的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大体说来,中国文化是情感型、伦理型的强调和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型、科学型的主张争斗的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更强调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处理各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表现出的是“协和万邦”,而西方文化表现出的是力取天下。正是这种重人伦、重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往往到了历史最紧要的关头才发出愤怒的吼声。无数的事实证明一味的忍耐与退让只能把整个民族引向痛向的深渊。因此,学习与借鉴西方的斗争文化和斗争精神对我们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立足实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创造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意义重大,任重道远。为此,我们更须立足于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创造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1、把科学精神与以人为本的人本精神结合起来,在科技发展中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又在顺从自然和群体本位中扼杀了自然科学发展和人的主体性,从而造成了科学技术落后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在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这是重视人的价值、注重现代人文精神的体现。通过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增强人的自主性,在倡导科学理性的同时,弘扬现代人文精神,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避免西方科学与人文紧张的状况,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良性互动。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首先要求以人为本,重视人本身,提倡人文关怀。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侧重于向外探求,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把握世界为目的,重试验、重事实、重逻辑和科学发现,其最高范畴是“爱智”;而人文精神多侧重于向内探求,以认识自身、完善自身为获得自由的途径,在认识和解释世界的过程中重自觉、重内省、重先验理性和伦理精神,其最高范畴是“崇善”。只有把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既注重科技发展又注重人本身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2、把尊重客观规律与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实现效率的提高。

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实际就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把握客观规律、运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无数人类实践证明: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尊重客观规律,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如果无视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一味蛮干,就会降低生产效率,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客观规律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社会历史进步的每一个脚印又都无一例外地融入了人类的创造精神。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飞跃既是人们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又是人们发挥创造精神的结果。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就是意识的能动性,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创造精神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结果。当人的创造目标与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相协调时,就会对社会的进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不断缩短人类认识及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只有把尊重客观规律与人的创造精神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实现效率的提高。

3、把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不断提高社会发展质量

人们追求的最基本的利益是物质利益,否认这一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的存在决定人的利益来自于人的需要。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必须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尽可能地满足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要求从人们的现实需要出发,把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落到实处。作为社会的劳动者,个人的生活必须以一定的物质资料为基础,如人们的吃、穿、住、行,无论那方面都不能离开对物质的占有、改造和利用,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保障。在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的同时又不能缺失对人的终级关怀,因为,人是一种肉体的、灵魂的、生理的、心理的、行动的综合体。他存在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在众多需要中,除了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外,对人而言,作为文化动物,他的精神性需求也是显得尤为重要。人的精神需求是指人对科学文化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理想与抱负等的需要,人的精神利益则是一切能够有利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东西,如关心、尊重、友谊、鼓励、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享受等。精神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人们的追求会更多地从物质转向精神,并且人们对精神的追求也会越来越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了人在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也包括了人在精神上的极大满足。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文化的终极目的,构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必须把关注群众现实物质利益与对人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1]《经济全球化与我国青年价值取向》 刘和忠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文化价值论文例10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wWW.133229.cOm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