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1

1国际投资的概述

1.1国际投资的定义

国际投资（InternationalInvestment）,又称对外投资（ForeignInvestment）或海外投资（OverseasInvestment），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将其拥有的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通过跨国界流动和营运，以实现价值增值的经济行为。

1.2国际投资的内涵

国际投资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资本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既有以实物资本形式表现的资本，如机器设备、商品等，也有以无形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商标、专利、管理技术、情报信息、生产诀窍等；还有以金融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如债券、股票、衍生证券等。

2、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是指独立行使对外投资活动决策权力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机构、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及居民个人投资者。而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是其中的主体。

3、国际投资活动是对资本的跨国经营运活动。这一点既与国际贸易相区别，也与单纯的国际信贷活动相区别。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国际流通与交换，实现商品的价值；国际信贷主要是货币的贷方与回收，虽然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但在资本的具体营运过程中，资本的所有人对其并无控制权；而国际投资活动，则是各种资本运营的结合，是在经营中实现资本的增值。

2外汇风险概述

2.1外汇风险定义

外汇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利率变化以及交易者到期违约和外国政府实行外汇管制给外汇交易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或经济收益,包括一切以外币计价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信用风险、结算风险、国家风险、交易员作弊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汇率风险。狭义的外汇风险是指在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活动中,以外币调价的收付款项、资产与负债因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或获得意外收益,又称汇率风险。

2.2外汇风险的类型

根据外汇风险的作用对象及表现形式，外汇风险可以划分为交易风险、会计风险（折算风险）①和经济风险三类。

1.交易风险：交易风险指一个经济实体在其以外币计价的跨国交易中,由于签约日和履约日之间汇率导致的应收资产或应付债务的价值变动的风险,是汇率变动对将来现金流量的直接影响而引起外汇损失的可能性。

2.会计风险：从会计角度出发,外汇风险主要指汇率变动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这类风险基于账面价值,主要反映汇率波动带来的实际损失和会计处理中出现的账面损失。②

3．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意料之外的汇率变化对公司未来国际经营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的一种潜在风险。

3国际投资的外汇风险管理

3.1进行国际投资外汇风险管理的原因

从事国际投资通常在国际范围内收付大量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债务，或以外币标示其资产与负债的价值。各国使用的货币不同，加上国际间汇率频繁波动，给外汇持有者或使用外汇者带来不确定性，即带来外汇风险。③而正因为存在利率的波动所造成的外汇风险，有可能导致国际投资的的失败，并影响企业的信用等级，因此在国际投资中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进行外汇风险管理的方法

3.2.1交易风险：

在企业管理中，交易风险管理方法通常有一下两种：

（1）识别净交易风险暴露与货币保值。识别各种货币的净交易风险暴露,是跨国公司做出任何有关保值决策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才能在整体上预测和掌握在未来的确定时期内每种货币预期的净头寸。但跨国公司所采取的整个保值措施,旨在消除子公司间的头寸地位,从而减少甚至抵消交易风险,因此不需要对单个子公司的资金投村进行保值。

（2）消除交易风险暴露的保值措施。跨国公司采取的任何可以完全或部分消除外汇风险的技术都为保值措施。外汇市场上各种形式的风险管理工具为跨国公司的交易风险暴露提供了现成的技术,包括:远期合同法、期货合同法、货币市场保值、货币期权保值、货币互换、提前与滞后策略、交叉保值、转移定价调整、计价支付货币的调整选择、搭配和配对以及货币多样化组合等。其中,前五类为消除交易风险的保值措施,后几类为减少交易风险的保值措施。

3.2.2折算风险（会计风险）：④

在企业管理中,折算风险暴露的方法通常有三种:

(1)调整现金流量。资金调整包括改变母公司或子公司预期现金流量的数量币种,以减少企业当地货币换算风险。在预期当地货币贬值时,直接的资金调整方法有出口用硬币定价,进口用当地货币定价,投资硬币证券,用当地货币贷款替代硬币借款。间接的方法包括调整子公司间货物销售的专一价格,加速股利、服务费、使用费等支付。

(2)进行远期外汇交易。

(3)风险对冲。风险对冲主要用于有一种以上外币资金头寸或需用同种货币冲销原先头寸的情况,一般要求跨国公司进行多种货币风险的对冲。通常对冲的方法包括:用一种货币的空头抵消同种货币的多头;对两种有高度正相关的货币,用一种货币的空头抵消另一种货币的多头;对两种负相关的货币,以他们的空头或多头进行相互抵消。

3.2.3经济风险

相对于前文所述的折算风险与交易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果和现金流量产生的短期的、一次性的风险来说,经济风险可谓“实际发生的深度风险”,对跨国经营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不仅要考虑汇率波动带来的一时得失,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汇率变动对企业经营的长期动态效应。从长期来看,经济风险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这些风险足可以使跨国公司陷入某种困境。假设一企业面临较高的经济风险,它未来的净现金流量因此变得非常不稳定,影响到公司的真实偿债能力,使公司的商业信用受损,客户和供应商也可能因此转向公司的竞争者,公司的供应和销售链体系遭到破坏,无法保证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

能否避免经济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预测能力。因经济风险强调的是意料之外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而意料之中的汇率波动是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风险的，因此预料的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企业在生产、销售和融资等方面的战略决策。经济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比交易风险和会计风险大，不但影响公司在国内的经济行为与效益，还直接影响公司的涉外经营效益和投资效益。⑤

管理方法：

（1）调整经营战略与营销战略⑥

针对汇率的长期性改变,跨国公司可以采取调整经营战略与营销策略,通过改变产品市场结构等途径来维持其竞争力。汇率变化对市场份额的影响是通过影响成本和价格实施的。在国际市场上,子公司所在地货币贬值,会使子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下降,使子公司在定价策略上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在出口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2）调整生产管理战略

针对暂时性的汇率失衡,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调整原材料、零部件和制成品的采购渠道,当本国货币贬值时,公司应根据比较价格和替代可能性来寻找用国内投入替代进口投入的途径,从而维持其生产成本稳定在原有水平上。

（3）全球经营多元化战略

<1>经营地域的多元化在国际经营中,要避免使企业的海外商务活动过分的集中于某一国家或地区,使经营活动不断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拓展,使海外生产点的产销活动尽量本土化等。

<2>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实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可以避免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分依赖于某种或某类产品,减少由于该产品的市场竞争突然加剧或市场突然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3>投融资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积极开展国际证券的融投资、保持资金的来源及其投放在币种、期限上相互匹配并形成合理的结构等方面。

参考文献：

①⑥《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及控制》王月永张旭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3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F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3-0055-06　收稿日期：2010-11-01

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到了众多国外企业的青睐，中国不仅成为了发达国家国际贸易的目标市场，而且成为了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国。在众多的中国贸易伙伴中，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颇为引人瞩目。自1970年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后，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双边贸易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加拿大对华投资增加了37％。然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对美国经济依赖性较强，加拿大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尤其明显。2009年3月31日，经合组织(OECD)预测说，加拿大衰退程度超过预期，而反弹更加微弱。加拿大总理哈珀2009年12月就认为加拿大经济目前依然脆弱，面临来自“境外的风险”(赵青，2009)。这些“境外风险”将如何影响加拿大跨国公司(MNEs)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如何根据对风险的感知和企业自身资源优势调整在华的对外直接投资?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哪些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了解加拿大MNEs在华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轨迹，更有助于两国更好地采取政策措施，促进相互之间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一)　国际化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一般而言，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开展商务活动以及进行直接投资时通常比国内的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Ghoshal，1987；Miller andBromiley，1990)。有关企业国际化风险的研究也日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绝大部分研究对国际化风险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国家风险及政治风险(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汇率风险(Luehrman，1990)、产品及市场需求风险(Frank Bradley and Michael Gannon，2000)、距离导致的风险(Ellis，2008：H・kanson and Ambos，2007；Sousa and Bradley，2006)、文化风险(Choi and Geisffeld.2004；Esther Sanchez-Peinado et a1.，2007)等等。鉴于企业国际扩张中所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多维性，Brouthers(1995)、Miller(1993)、Shan(1991)等学者开始了构建多维国际化风险模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Miller(1993)提出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型。Werner，L.E.Brouthers and K.D.Brouthers(1996)通过实证研究，对Miller提出的概念模型的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修正并最终确定了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的模型及其维度，该模型包含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三个维度。其中，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行业环境风险包括：竞争风险、产品市场风险、原材料市场风险、行业技术风险；企业内部风险包括：经营决策风险、营运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股利分配风险。本文认为，一体化国际风险感知模型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类型。对于跨国公司FDI而言，企业决策者必须在国际化风险感知的基础上，权衡企业的资源优势、成长性及收益等因素，从而最终做出是否在某一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

(二)　企业资源基础观概述从思想渊源来看，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论》毫无疑问是企业资源基础观的基础。在该书中Penrose认为，企业经济收益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企业间绩效及竞争地位的差异也受到企业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正是基于Penrose的论断，Wernerfeh(1 984)在其论文《企业资源基础论》中对该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企业在自身内部积累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等资源对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维持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承接着Wernerfeh的观点，Barney(1991)认为“持续”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期限，而是取决于竞争对手对本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复制的可能性，只要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竞争优势，企业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就可以认为是持续的竞争优势。为了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可复制，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必须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也不可替代的，前两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了具备这四项特征的资源才能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基于国际化风险感知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FDI概念模型构建

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应运而生，而FDII~JX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才有了飞速的增长。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也不断繁荣，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得以丰富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诞生于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比较平稳的情景之下，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强调风险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Hymer(1960)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就认为，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投资需要付出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的代价，要冒更多的风险，如汇率风险、政治风险等，但是只要跨国企业拥有显著的垄断优势，如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等，他们就可以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获胜，并能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所获得的利润。Dunning(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强调了企业通过自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抵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由于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从而获取企业的竞争优势。毫无疑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在绝大部分对外投资理论中得到了凸显，但是国际化风险

在这些理论中依然是一个尚未打开的黑箱，而且这些理论也并未对突发性风险(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中的哪些风险，这些风险进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鉴于以上分析和本文前述的文献回顾，我们认为：(1)国际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必然面临的问题，一些突发性的风险甚至会引发跨国公司面临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传导和扩散，跨国公司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的感知将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2)根据企业资源基础观理论并结合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我们认为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形成企业优势的源泉，而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又基于企业所具备的优势，归根结底，企业的资源是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内部基础；(3)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决策取决于管理者对国际化风险感知和企业资源相互作用，三者构成一个互动的系统，国际化风险感知对于系统的运转提供反向作用力，而企业的资源基础为系统的运转提供正向作用力，当正向作用力大于反向作用力时，企业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反是。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与扩散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必然面临各种国际化风险的考验，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其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并非一个有形的独立存在体，它仅仅是由于某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企业内部系统的失衡，而且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可能通过不同的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传导、扩散。根据已有的企业风险研究的文献，企业风险传导可以看成是由于某种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在企业中经由某种路径或渠道，依附于风险载体在企业内部甚至企业之间各利益相关功能节点或流程之间传导和扩散，致使整个企业系统风险状态得以扩张从而导致企业陷于失衡状态的过程。因此，由某种不确定性引发的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必然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据此我们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作为跨国公司面临的突发不确定性，引致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国际化风险的全面爆发，甚至导致了风险之间的传导和扩散，使得跨国公司的处境急剧恶化，从而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重大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引发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风险来看，首当其冲的是宏观经济风险得以凸显，各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急剧下滑，宏观经济发展的颓势在金融危机下表现极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调整政府政策措施，因而又可能引发政府政策风险(比如一些国家调整关税、贸易政策等等)。从行业环境风险层面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受宏观环境风险的影响，消费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竞争风险和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得部分原材料供应商陷入危机，原材料风险随之而来，这些风险使得跨国公司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不容乐观。由于行业技术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金融危机引发行业技术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在企业内部风险层面，由于受宏观环境风险和行业环境风险的双重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日常营运将首先受到风险的冲击，而企业经营的不景气，使裁员增效成为了企业常用的手段，人力资源风险也相继产生，外部的不景气和内部风险的扩散使得企业处于内外交困的状况中，企业的筹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在各种风险的影响下，管理层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以及股利分配也毫无疑问会面临新的挑战，投资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和股利分配风险也相伴而生。同样，由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涉及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对承担社会责任所做出的承诺，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因而金融危机引发社会责任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突发性的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外在的不确定性，它会引发企业各个层面的风险，甚至使得企业面临的风险相互影响、传导、扩散，从而对企业的决策甚至生存产生重大影响。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金融危机下跨国公司国际化风险及其传导概念模型(见图2)。

四、基于齿轮互动模型的FDI变化轨迹：加拿大MNEs对华FDI数据的实证分析

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加拿大MNEs面临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加拿大多家著名企业如历史最悠久百货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最大啤酒厂商莫森公司以及加拿大钢铁公司Stelco先后被外国公司收购。一些实力强大的加拿大跨国公司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这些跨国公司拥有着比一般企业更丰富的优势资源，但在金融危机下，管理者感知的国际化风险产生的反向作用力将逐渐增大；受各个层面风险的影响，企业的资源优势产生的正向作用力将有所减少，从而导致加拿大MNEs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波动。正是基于本文提出的齿轮互动模型，我们以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数据探寻并验证互动模型的内在机理。

(一)　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跨国公司对华FDI变化情况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国家特定优势对于加拿大MNEs的投资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许晖、张军，2007)，再加之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众多加拿大MNEs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据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以各种形式在中国运营的加拿大MNEs达到了3355家，注册资金总额达903,091 367S美元。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跨国公司风险必然给加拿大MNEs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可能进一步影响加拿大MNEs对华直接投资。为此，我们收集了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有关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数、项目投资金额，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平均项目投资金额，通过项目数和平均项目投资金额两个指标的数据(见表1)对国际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变化情况进行探讨。

1.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投资项目数变化轨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数的多少一方面可以反映在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MNEs数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这些跨国企业参与投资项目的积极性。如果投资项目数多，不仅说明在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可能比较大，而且其投资项目数量也比较可观。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数变动情况见图3。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加拿大MNEs各月对华FDI的项目数均高于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2008年1月至2009年6月)。

2.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化轨迹。我们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的变化情况。各月项目的平均投资金额高低可以反映出加拿大MNEs在投资项目上资金投入的变化，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高，有可能是资源优势较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较大，而且投资项目

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的支持；反之，如果项目平均投资金额较低，说明很多资源和实力一般的跨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外投资的大潮中，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投资资金需求不太高的投资项目。2005年1月至2009年6月加拿大MNEs在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变动情况见图4。图4显示，同样以黑色线条为分界线，与图3中金融危机前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项目数的变化趋势相反，金融危机后加拿大MNEs对华FDI的项目平均投资金额高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5

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创新速度最快的高技术产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为技术成熟度较高、市场发展相对稳定的产业或产品提供贷款，信息产业由于其巨大的风险性而很难通过传统方式获得金融支持。风险资本恰好为这类创新型企业克服资金短缺提供了支持［9］。风险投资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提供了其他增值服务。风险投资往往对所注资的企业进行持续的监督和指导，例如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企业各项决策进行干预，使得管理层存在一定的压力以改善管理层的工作绩效，被投资企业也确实因风险投资家的积极参与增加了自身价值［10］。与此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对经过严格筛选后的企业进行投资，意味着该企业具有优异的品质和良好的发展前景，不但向外界传达了有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才的积极信号［11］，也有利于企业与其他拥有互补性资源的企业展开合作。在风险资本集中于信息产业的我国，风险资本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1．2信息产业的发展为风险投资提供了高额回报和市场需求

风险资本促进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分享了信息产业的高额利润，进而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例如，IDG投资百度120万美元获得其4.9%的股权，2005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时股票持续上涨，股价以150美元计，IDG公司的盈利则在1亿美元左右①。由此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因投资信息产业所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高额的收益促进了风险投资规模的扩大。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始于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此时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国际化已悄然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2］。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始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关鼓励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在1998年政协“一号提案”后。据统计，2003—2010年国际风险投资在我国的投资总额平均为本土风险投资总额的2.01倍，2005—2010年国际风险资本募集总额是国内募集总额的1.85倍。1998年后国际风险资本的投资偏好也逐步转向我国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这无疑与信息产业形成的资本需求有一定关系。

2模型设定与数据选择

2．1模型设定

研究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一般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时，一般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检验，二是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检验。

2．2数据选择

本文选择以1998—2011年信息产业的总产值来衡量该产业的发展情况，以风险投资资本总量来描述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选择1998年之后的数据是由于国内风险资本的发展热潮和国际风险资本较为自由的流入始于我国1998年“政协一号”文件的出台。对于相关行业的选择，本文按照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信息产业的划分进行。选择的行业涉及软件业、电信业以及电子信息业三大类14个相关子行业。相关行业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其中2011年电信业及电子信息业的数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息化部网站的数据汇总得来;风险投资资本总量数据来自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主编的《中国创业风险投资报告(2011)》②。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了对信息产业产值lntp和风险投资总量lntvc进行协整分析，应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本文利用了ADF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ADF检验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总量lntvc在存在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1阶的检验形式下非平稳;信息产业总产值lntp在存在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形式下也是非平稳的。对序列作一阶差分后，两变量在一定置信度下都变的平稳。因此，风险投资总量和信息产业总产值均是一阶单整变量，可以进一步分析两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

3．2协整检验

考虑到模型为双变量模型，本文选用E-G两步法进行长期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利用OLS进行估计得到回归方程，然后对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就说明两变量是具有协整关系的。具体过程如下。

3．3VEC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上述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但并不能说明风险投资与信息产业之间具体的Granger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对传统的Granger检验方法进行了修正。

3．4修正估计

考虑到风险投资对电信行业投资时存在着限制，这可能使得本文结论存在一定偏误。因此，我们把电信行业总产值剔除后重新估计。由于篇幅本文报告了系统显著项，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修正后的回归结果显示，不但模型1中方程1的误差修正项和风险投资总量的系数是显著的，而且在模型2的方程1中对应系数也具有显著性;但两模型中方程2的各系数仍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我们上述所得结论是具有稳健性的。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 F235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将房地产投资组合模型的有关假设、最小组合投资模型以及有关参数进行分析讨论，最后，结合相关实例分析，终于得出可以通过有效、科学的调整投资组合策略，即可使得组合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单项投资风险的结论。

一、分析并介绍现代组合投资理论

现代组合投资理论最早提出者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马科维茨提出的，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各种资产组合的收益和风险问题，随后，由夏普、林勒、莫林等研究学者将资产组合理论进行进一步延伸，从而使得该理论能够更好的应用于实践中。

房地产投资主要包括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这两种风险。其中一种系统风险不能够在组合投资中被成功分散，但是非系统风险却能够通过调整投资组合策略来成功分散这些风险，能够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被降低，并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二、关于房地产投资组合模型的分析

（一）有关投资组合模型的假设

房地产投资组合模型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将投资者的风险以及损失降低到最低，具体方法是将风险概念引入房地产产业投资中，从而使得房地产投资商解决与控制投资风险而获得经济收益或者是将投资风险最小化。以下本文将模型的有关假设进行分析介绍：

第一，房地产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技术上能够进行

第二，房地产投资收益率以及收益率的实现概率可以通过市场调查以及预测来判断。

第三，房地产投资资金资源是需要投资者做全面周全考虑的，使其投资组合不被资金资源所限制。

第四，真正的市场中并不存在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

第五，不考虑交易成本。

（二）建立风险最小组合投资模型

对于房地产来说，其作为一种实体项目具有着离散型的特点，因此，投资决策具有以下两点：第一决策，是否投资；第二决策，投资最优比例。根据研究对比分析数据得出，投资比例的不同，则收获的报酬率以及标准差也会不同（如图所示1）。其中决策投资项目A与B，第一组合为特例，分别投资比例为100%、0%，紧接下来通过调整投资比例，则可以看出预期收益率与标准差的关系，即报酬率与风险的关系（如图所示2）。

（如图所示1：不同比例组合投资）

（如图所示2：两种组合投资的机会集）

在房地产投资中，包括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主要是指由政治、经济等因素所引起的，是不能在组合投资中被分散的；而非系统风险是可以通过调整组合投资策略而使之分散的。本文以下将风险最小组合投资模型进行分析：设不同的房地产投资为N1、N2、N3……，设wi为i种房地产投资的投资比例，收益率为Ri，用σp2用来代表房地产投资组合风险，在预期收益R0下求得风险最小并建立此模型（如图所示3）。

（如图所示3：一定预期收益率下，风险最小模型）

三、确定有关模型中的参数

（一）投资项目中计算预望收益率

投资项目中的预期收益率计算公式是E（Ri）=，其能够依据市场调查和其数据资料而判断项目的投资期望收益率。其中，Pi表示预期收益率的出现概率，Ri表示项目在第i中结果出现后预期收益率。

（二）计算项目投资期望收益率的方差

计算项目投资期望收益率其方差公式是σp2=，当项目的投资期望收益率被确定下来之后便可以按照公式来计算出其方差。

（三）分析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

根据房地产产业各之间存在相关性，可以分为以下关系，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不完全相关。第一，完全正相关的情况，ρij=+1这种情况下进行组合，毫无分散风险的贡献；第二，完全负相关的情况，ρij=-1,在此情况下，资产的收益变动方向相反，就能够构成一个无风险资产组合；第三，不完全相关情况，-1＜ρij＜+1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则可以用以下公式来确定房地产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ρij=，其中COVij为项目i与项目j之间的协方差。

（四）关于不可分散系数

不可分散系数不能抵消市场风险，但是可以抵消投资组合间的风险，这个组合的报酬率相当于整个市场组合报酬率。关于不可分散风险系数计算公式如下，其中β表示不可分散风险系数，Rim是指项目i与其整个组合投资的相关性，m是指整个市场的标准差，i指的是项目i自身的标准差。

βi==Rim

四、实例分析

本文结合实例对组合投资风险的最小模型作出分析，如若某房地产投资者将建筑住宅、酒店、商场三种建筑项目做组合投资，该项目投资预期收益率和不可分散系数以及收益方差，如表一所示。

（表一：投资组合中投资比例的模型求解）

投资项目――住宅可以通过以下公式将其计算出其系统风险：即公式：，通过计算得出投资1（住宅）的系统风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同样，其他投资项目的系统风险均比市场平均水平高。

假设这三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比例为F1，F2，F3，将这些数据代入最终模型，最终得出组合投资风险小于各单项投资风险，并且起到了分散系统风险的作用。

结论：

本文针对房地产组合投资风险最小模型进行了分析讨论，从而得出组合投资风险小于各单项投资风险的结论。但是随着房地产产业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其特性等因素的影响，此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从而使得这种模型能够应用于房地产产业投资活动中，为开发商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孟志青，虞晓芬，高辉，蒋敏.基于条件风险值CVaR模型的房地产组合投资的风险度量与策略[A].第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6.

[2]吴志泉，杨忠直，曹秀琴，王智敏.基于现资组合理论的房地产投资优化组合模型[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1（04）.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180-02

一、发展方式转变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风险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诉求下，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其一，产能过剩导致的结构调整压力；其二，资源和环境约束导致的产业再转移压力；其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利润空间收窄导致的“走出去”压力。在此背景下，“走出去”可能是中国企业的较优选择。因为“走出去”不仅可以解决内部结构调整问题，而且还可以跨越贸易壁垒形成的障碍。可以大胆的推断，未来十年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跨国经营。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着这样特点：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领域主要是能源。从长远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的领域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因此，未来中国中小企业也将会成为“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的领域也将会多元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企业跨国经营的风险管理将是未来理论研究的重点，因为在经营范围多元化情况下，“走出去”的中小企业抵御风险能力较弱，这就要求政府从宏观层面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目前要做的理论工作是风险研究和政策储备。

目前学界、业界对中国“走出去”的微辞较多，2008年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不仅遭到了发达国家的指责，同样也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与恐慌。而从实际结果来看，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不仅利润水平较低，且倒闭、亏损企业较多，因此“走出去”风险较高。然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崛起必须要迈出的步伐，这不仅表征了中国经济国际化水平，也是解决中国诸多经济问题的必要措施。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关键问题是这些风险难以用经济方式化解。其中的文化差距对企业“走出去”造成的风险更为复杂和更难以消融。

二、跨国经营风险特征以及风险管理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风险比较

1.发达国家低风险的跨国经营。经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的产品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垄断优势理论（S. H. Hymer ，1976）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1977、1981）都是以低风险企业跨国经营作为假定前提。如产品周期理论把国家依次分成创新国（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过程中，风险就已经能够规避了。垄断优势理论更是如此，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公司具有特有的优势, 如专有技术、管理经验、融资渠道和销售能力等，可以排斥东道国企业的竞争, 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和利润, 导致不完全竞争或寡占局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企业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基本因素（优势要素）决定的。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8

特定项目的国际营销风险管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各国学者开始对国内外的现代建设项目和高科技开发项目进行风险管理研究，项目风险管理研究逐步向专业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Rerry　＆Hayes（1985）根据工程项目的风险来源，按照承包商、业主、咨询方应该承受的风险对工程项目风险进行了细分。Cooper　＆Chapamen（1987）将风险按其特点划分为技术风险和非技术风险。Mustafa　＆AI－Ba－har（1991）分析了工程项目的核心风险因素。Tahetal（1993）从风险结构原理，对项目的风险源到风险后果进行了风险分类研究。Boehm（1991）将风险管理过程分为风险评价、风险控制两个阶段。两阶段又分别划分为风险识别、分析和优先排序；风险管理规划、风险监控计划、跟踪和纠正措施。Fairley（1994）将风险管理划分为识别风险因素、分析风险概率和后果、制定减轻风险的策略、监视风险因素、制定备用方案、管理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七个步骤。（五）国际营销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市场风险评价开始于工业化大生产的20世纪30年代的保险行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风险评价理论才全面、系统地在企业、环境、市场等领域进行研究应用；60年代后期，概率风险评价（PKA）的系统风险评价技术得到了开发，与此同时，英国建立了故障数据库和可靠咨询机构，针对企业的国内与国际营销活动开展概率风险评价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该理论相关的应用模型较多，其中最受青睐的是多元判别分析法（MDA），其次是LOGTT分析方法。80年代，出现了多目标决策风险分析方法，如层次分析法（AHP）和可能—满足度方法（P－S），这些方法将国内或国际营销风险的各个要素提炼为一系列的主要指标，考虑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90年代以后，神经网络（NN）方法开始在营销风险分析中得到应用，该方法从神经心理学和认识科学研究成果出发，在数学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布模式处理系统。

国内对国际营销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9

 

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这个地区就产生了境外投资扩张的内驱力。200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有些发达地区更是超过了4000美元，经多年外商资本的大量引进和积累，我国在纺织、轻工、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技术和水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到境外投资。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海外企业进驻中国早成气候，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也属必然现象，并且成为时代潮流。

以镇江市为例：截止2007年底，全市对外投资总额仅为3246万美元，2009年达到3650万美元，而2010年1-12月中旬当面被批准的海外投资项目已经达到24个，涉及金额超过2亿美元。沃得集团之外，天工集团以3000万美元收购具有160年历史的肯纳百事通品牌，提升了公司在欧洲的形象；圣像集团成功进驻美国之后，又准备收购美国企业的品牌、研发中心、生产线和营销渠道；镇江韦岗铁矿近年上半年与伊朗ONT公司合作采矿项目正式签约，拥有该矿产65%的股份，下半年又于印尼一家企业合作，投资300万美元开发矿产，韦岗铁矿业因此成为江苏省业内首家在国外拥有矿山股份的企业。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国内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让我们看到了内地政府和企业在防范国际投资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机制环节多、链条长，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一些中资机构尚不能准确把握投资方向，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敏感度不高，缺乏应变准备；公司治理不力，部分企业的高管对某些海外交易甚至一无所知；宏观调控部门的信息服务职能发挥不充分，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的支持不够，等。以镇江市为例，存在以下突出问题：项目总量不多，有一半几乎都是近两年内开展的；中方投资协议总额不大，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较少；以贸易驱动投资、贴牌加工投资为主，海外并购、品牌推广、技术输出、资源开发等国家鼓励的高层次投资较少；部分企业优秀国际化人才欠缺，风险管理能力不足，难以准确把握投资方向。，对策措施。此外，由于企业对境外目的地政策把握不准，导致部分项目投资之后迟迟不能正常经营；少数企业没有通过正规流程报批，以致带来以下后遗症：外汇进出受到限制、进出口货物难以享受免税优惠、人员出入境不方便、政府各项扶持政策难以落实、遇到突发事件不能及时获得驻地外交机构的帮扶。

从学理分析看，企业外投资风险可分为政治风险、并购风险、产权风险、经营风险。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国内的政治事件以及东道国与第三国政治关系变化给跨国投资企业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最大的、最不可预见的风险，产生的原因本质上与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有关，是投资企业无法控制的风险，企业难以抗拒。如2007年4月1日开始，俄罗斯全面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贸易的法律正式生效，致使近20万华商受到影响。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企业也会遭遇之前想象不到的政治障碍，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政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有特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政权更迭、宗教、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甚至爆发内战造成国家分裂，这些都会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风险；而发达国家一般政局稳定，但存在对外国投资技术限制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有：战争、动乱、政变、政策变化等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风险；法律法规风险与环境保护风险等。，对策措施。

2.并购风险。企业并购一般不外乎扩大市场份额、排挤竞争对手、提高利润率、分散投资风险、购买品牌等等。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有获取现成的销售渠道、规避欧美反倾销、配额限制等贸易壁垒以及利用国外高水平劳动力等目的更明确。并购的法律风险以财务风险、汇率风险和融资风险为主。中、外财务系统不匹配、税收漏洞和其它未登记风险、有形与无形资产的定价等都会造成并购项目实现不了预定的盈利目标。另外，投资者多数需要通过贷款筹集资金，融资及偿还币种的选择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如果选择不当，在还款期内汇率大幅变化，可能给企业带来极大损失。对国外的经济体制不了解，还有可能被认为触犯了反垄断法和危及其经济安全等等。

3.产权风险。企业海外投资的财产要被当地政府控制，当地政府有权直接或间接通过立法侵蚀外国公司产权，如提高收入税、限制财产的使用权等。，对策措施。因此，东道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经贸关系变化；东道国内外部冲突、政权不稳定以及原有政策的废除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另外，就是产权被没收的风险。在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是采取全资（项目股权由中方100%持有）、合资（参股他国公司）、合作还是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他国直接投资），不同的安排风险完全不同。

4.经营风险。跨国经营投资海外还需面对众多的由于经营上的不可预见性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经营性风险。经营性风险是非系统风险，是企业可以控制的风险。一般来说，海外投资商业风险包括国际市场变化风险；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国际企业管理风险；汇率变动风险和人事风险等。

以上所述的四种风险，是从横向层面进行分析所得出的认识，对内地企业而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普遍性。实际上，我国企业员工的文化习惯和思维定势不适应海外投资的实际需要，才是海外投资最大的风险。

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化解途径

1.了解海外法律与当地民情。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一些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常常在海外发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签证申请、经济纠纷等等，由于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不了解，一旦在东道国被诉讼，遭受巨额损失时，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减弱了企业海外投资的信心，并给企业造成了损失。我省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起诉讼。，对策措施。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企业在海外投资根本没有经过正常的审批手续，以至于在国外发生问题，无法求助于中国政府和使领馆；有些企业利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腐败的国情，认为只要花钱同样方式可以在海外办事、违法、违规经营，甚至涉嫌犯罪，为今后发展留下隐患；有些企业还把国内基于体制缺陷，而貌似可行的习惯做法搬到海外，如在海外上市时，也把“圈钱”方式带到了海外。因此，要熟悉所在地的经济制度、社会治安情况，并尊重当地风土人情和民族习惯。在穆斯林国家，一定要严格遵守民族习惯，特别是在吃肉、喝酒、送礼等问题上。另外，还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一些穆斯林国家，要处理好与当地长老和军阀的关系。

2.对决策摘要经济体的金融与经济形势、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全球恐怖主义发展动态、汇率浮动、贸易与金融保护主义等各方面在内的因素，使企业决策层能够及时发现风险来源并从容应对。

3.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这意味着海外投资不仅仅指向资源领域，更应当借此时机以收购和资产重组等方式获取我国产业升级所需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以及其他敏感技术，加快我国产品生产的升级换代。从另一个角度讲，通过海外投资可以将我国企业设备更新所淘汰的技术与设备向海外转移，实现技术设备生命的延续与利用，同时也是规避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的途径。

4.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监督体制。我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既没有一部完善的海外投资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现行分级管理多元审批的分散体制，已严重阻碍我国海外投资的继续发展。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设立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部门-中国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并以《海外投资监管法》加以规定，势在必行。根据我国实际，应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外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派员组建一个统一的专门管理海外投资的常设机构。，对策措施。赋予其对海外投资的审批权、调查权、处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职能，统一制定海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战略规划，负责海外投资企业的审批和管理，监督投资额较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协调组成该委的各部门的相关工作。中国驻东道国使领馆主要负责对当地投资企业提交的各项经营报告是否属实，是否有转移国有资产的行为和从事未经许可的事业，对清账情况及投资终结时财产处理情况等事项进行监督，并将结果报告投资管理委员会。，对策措施。中国金融机构和其驻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则对其提供贷款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资金管理，这样就形成一个由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统领，其相应各部委局协办，中国驻外使领馆和驻东道国中国金融分支机构配合的较为完整的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黄保东，国外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区位的研究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

2.李凤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及其化解[J], 国际经贸 2009年第32期。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9-0030-04

一、问题的提出和概念的界定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可以自由输出美元，无需承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兑换黄金的最终职能，这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大量输出美元货币资产获得铸币税以调节本国的逆差。大量输出的美元是当今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原因，在此背景下，国际资本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短期资本，他们频繁地出入一国，希望通过短期的投机来获取巨额的利润，与此同时，宏观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微观层面，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行情高涨；国际上对人民币存在着一致的升值预期；加之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正随势进入加息的紧缩周期。中国与美国的利差也在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层面都表明：以人民币和人民币标价的资产短期内具备升值的潜力。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短期资本的主要目标，流入中国的国际短期资本正在不断增加。

(二)短期资本概念的界定

1　以期限界定：一年以下为短期资本。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划分标准，即借贷或投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为短期资本，一年以上的为长期资本。

2　以意图界定：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首次提出，应当按照投资者的意图来区分国际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所谓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是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间流动的方向。即使这一时刻目前尚未确定，但在未来时机适宜时仍会如此。

3　国内学者的概念界定：国内学者在研究短期资本时基于期限和意图两种分类相互借鉴，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具体项目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完善和规定：短期资本指借贷期限在一年以内的资本和随时可能改变方向的资本(曲风杰2006)，即BOP表内借贷期限一年以内的其他投资，证券投资的货币市场工具，以及BOP表外隐性和非法的资本流动。李杰(2007)认为，将BOP表内直接投资和长期借款排除在外是无可争议的，但证券投资虽然到期期限无穷大却拥有发达的二级市场，变现比较容易，应视为短期资本。另外许多隐性和非法的资本不一定都在BOP外，它们可能混入正常的资本项目或借助其他项目流入境内，可能反映在BOP表上。因而对曲风杰的定义略作了修正，短期资本指投资者的意图旨在短时间内改变或扭转其在国际间流动方向的资本，在统计上，将其分为正常合法和隐性非法流入两部分，反映在BOP表金融项目中(除直接投资和长期借款的各项目)，后者指受制于资本管制通过各种隐蔽和非法渠道进入的资本。笔者对国际短期资本概念的界定基本参照国内学者的观点。

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规模

关于对短期资本的测算，王世华(2007)认为，由于用国际收支平衡表可得的数据最小频率一般是半年度数据，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基于海关数据计算短期资本流动时，常用的算法是用非贸易及FDI资本流动(也有人称之为非FDI资本流动)表示短期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其计算公式为：非贸易及FDI资本净流入=国际储备增加额－净出口额－净FDI资本流入。

根据此测算方法，我们将2001～2007年的月度统计数据经过计算得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入量绘制成柱状图1如下：

根据图1我们可以发现，短期资本的流入在2003年初后短期资本有一个急剧增加的趋势，到2007年流入量增加幅度大增，达到316.69亿美元，这与2003年以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增强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不断走高即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收益率不断走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预测，短期资本在2003年以后大量流入主要是想套取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标价的资产收益率增加的双重收益。

三、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理论分析

关于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理论主要是国际短期资本的存量理论，该理论的实质即为资产组合理论。它将风险因素引入了资本流动问题之中，认为资产的收益和风险相对称，理性的投资者将通过分散化的投资来实现既定收益下的风险最小化。资产组合理论从市场有效和投资者风险规避者的角度出发，衡量了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并以此勾勒出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同时与投资者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曲线相结合得出最佳资产组合模型(见图2)。

在图2中，横轴表示方差，即投资者面临的风险；纵轴表示均值。是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为其带来的收益，这里假定投资者所持的资产组合仅包括货币与债券。投资者最佳无差异曲线RM与资产组合曲线ON相切于点M，则点M成为投资者最佳资产组合点。投资者会选择财产中的M部分投资于债券，其余财富以货币形式持有。而当债券收益率下降时，资产组合线从ON降至ON＇，无差异曲线Ru也降至RM＇，二者相切于点M＇，这也说明，当有价证券预期收益率降低时，投资者会减少其持有量。转而增加无风险资产的持有。

因此，投资者对某项资产的需求就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一需求与该资产的预期收益正相关，与该资产的风险负相关，其次，这一需求与投资者财富总量正相关。当投资者资产总量增加时，对各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上升。最后，该资产的收益率与其他资产收益率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越高，对该资产的需求也就越大。因此，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主要是追求预期收益，同时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实行风险和收益的最佳组合，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短期资本的国际间流动。

由资产组合理论可知，当两种风险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为零或负相关时，将大大降低它们同时遭受风险的可能性，此时组合资产的风险必将低于单一资产的风险，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其经济波动周期不一以及它们在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投资环境方面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别的金融资产收益的相关性要远远低于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资产的相关性。因此，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产较之仅投资于一国国内资产，既能基本消除投资中的非系统风险，又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

四、套利动机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理论解释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中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替代中国的资产收益率，依据套利动

机影响短期资本流人的存量理论，比较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收益和非系统性风险，通过收集和计算2000-2007年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年度收益率，依据田素华(2001)的研究方法，首先计算出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收益率在这8年之间的波动方差和均值。其中波动方差我们可以将其近似看为该国的资本市场的非系统性风险值σ，将2000～2007年这8年的平均收益率和波动方差相比得到，世界26个主要国家的单位风险收益的值θ=R/σ，而这个θ是国际短期资本决定进入一个国家套利所依据的指标，这个值越高表明一国的资本市场的单位风险收益率越高，国际短期资本就越希望流入该国资产市场套取利润。

通过表2可以看出，2000～2007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单位风险收益率在亚太地区与日本并列位居第三，在世界26个国家中位居第七，处于前列，并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另外，投资者在进行国际投资组合时，除了考虑一国的收益与非系统风险的比值即单位风险收益率之外，往往还要考虑不同的国家证券市场相对世界整体投资收益率变化的程度，即系统风险的大小。根据田素华(2001)的方法。我们测算出上述世界26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系统性风险B系数的大小(见表3)。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略作改变，求解反映各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B值，修正后的CAPM如下式：

ri(t)-Rf=αi+βi[rw(t)-Rf]+u(t)

ri(t)：t年第i国年度投资平均投资收益率

Rf：世界无风险利率水平，我们取4％作为无风险利率进行回归计算

rw(t)：t年世界年度平均投资收益率

αi：大于0表示i国证券市场收益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βi：表示i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绝对值大于1表明该国(地区)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扰动因素反应较为敏感，反之则表示该国(地区)投资风险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投资扰动较不敏感。

结果显示：中国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小于1，未能通过t检验。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受世界整体投资活动的系统性比较小，内生化倾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