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社政论文例1

二、关注现实问题，实施初中政治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选用相关新闻报道来导入新课

政治课和时政是密切相关的，若政治课堂脱离了时政，单纯的进行思想理论的教授就失去了政治教学的意义，学生也很难产生兴趣。所以选用相关的新闻报道来导入新课无疑能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教授《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节时，教师可选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等时政来引发学生对这类信息的关注，从而对本课产生期待和兴趣。与社会现实题材相关的视频短片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能在瞬间巧妙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二）关注现实，重视选材贴近学生生活，增加政治学习的亲切感

政治课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是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内化程度，促进学生达到知行合一。为此，有效的手段是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行为，将道德知识理论转化为道德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并尝试用自己所学知识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如在《改革开放成果辉煌》这一节教学时，可实现设计改革前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或衣食住行等项目的对比表格，引导学生通过走访周围的亲戚好友，在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的前后变化的记录整理来增强学生的创新、探究意识，丰富其社会生活的经验，促进其学会交流合作、培养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三）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更新充实思想政治教学内容

要将政治课和社会的现实生活向结合，教师就要增强二者的联系，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结合社会现实问题来培养学生的信心和乐观心态。社会现实的问题中其实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和知识，教师要对其挖掘利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可以促进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引导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学生对于教材内容就有了更主动和深刻的理解。

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实施初中政治教学的注意事项

（一）重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投以关注，将初中的政治课上好，要求学生从教材章节的主题着手，亲自访谈、调查、搜集相关数据、图文资料和事例等，在此基础上，使活动更加富有意义、更加充实。此外，要求教师精心备课，从内容到活动、从活动的过程到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注意事项等，均需做到胸有成竹。

（二）确保形式灵活，切忌死板教条

政治教学实践活动要有创意、灵活多变，切记墨守成规、在教室或学校内搞“闭门造车”。可选用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和送科技下乡等活动，也可组织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的那个，重要的是能被学生喜闻乐见，调动其参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在切身体验中受到教育、得到锻炼、提高认识。

（三）倡导学生对社会现实的问题投以关注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利用它来开展初中的政治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教师要准确把握课堂的节奏，有理有据有度地对其进行适时总结，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了主体。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教师应及时总结，严禁走马观花、难以深入，特别是三分钟的热度更要严防。还可在活动展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谈收获、说感想、讲打算，将“明理导行”落到实处。

初中社政论文例2

邓小平在1985年4月，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中国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又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3]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概括，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诚如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所言：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论及实事求是哲学之处就达80余次。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实事求是是邓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必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克服了过去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邓小平对中国这样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出、反复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7]1990年底，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一科学概括，内含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等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一科学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探索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把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0]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从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最强调也是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主要目标是发展”，

因此“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12]即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邓小平理论围绕其核心的三大理论系统。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的总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第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1、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3]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4]

2、经济发展出发点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5]

而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经济发展格局论，即邓小平多次论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

4、经济发展战略论。邓小平以跨世纪的战略眼光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16]邓小平还在1982年就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7]同时也是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5、经济发展动力论。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8]

同时，邓小平还从生产力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6、经济发展手段论，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

7、经济发展条件论。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0]

8、经济发展立足点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坚持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1]

9、经济发展保证论。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2]

10、经济发展协调论。邓小平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

第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

邓小平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3]“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4]

2、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论。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25]

3、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6]“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27]

4、民主与法制统一论。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

的。”[28]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化与法律化的统一，是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9]

第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针。

1、“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邓小平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31]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32]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同时还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5、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力保证，邓小平指出：“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要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要切实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要靠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消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一切丑恶现象。[33]

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关于外交战略的理论，也都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都是围绕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即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展开的，都是保证、有利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实现的，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注释：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第118页; [3]第101页; [4]第252页 [5]第116页; [7]第171、172页；

[8]第364页; [9]第373页; [10]第370-371页; [11]第64页; [12]第244、284页；

[13]第116、63页; [15]第2页; [16]第251页; [17] 第9页; [18]第370页;

[19]第373页; [20]第210页; [21]第3、78页; [22]第202页; [23]第379页;

[25]第164、176页; [26]第221页; [32]第110页; [33] 第156页。

初中社政论文例3

TOTHEOURCOUNTRYSTAGEINENTRY-LEVELINSOCIALISMBASICSELF-CONTRADICT,MAINSELF-CONTRADICTKNOWAGAIN

Abstract:Underthenewhistoryterm,accordingtoarequestof16greatestreports,socialbasicantinomyrequestinstageinentry-levelinsocialism,democracylegalsystemdevelopmentandpoliticaldevelopmentswiththerequestthatpoliticalsetupreform,therequestthatpoliticalcivilizationdevelopmehavethenecessityfromdeveloptheself-contradicttheoryinstageinentry-levelinperfectsocialismtheoretically,deepturntotheourcountrystageinentry-levelinsocialismbasicself-contradict,mainself-contradictcognition.

Keywords:Basicantinomy,primarilyself-contradict

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提供了一些认识的原则和方法，而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同志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得也有失的；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无疑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的认识应该有新提法，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一、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呼吁：“同志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地在党的报告中出现是第一次，反映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显然是与十六大报告以前的形势相适应的，即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没有提及政治文明，很显然这与现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新的历史条件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二、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促进作和阻碍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则会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成绩的取得大部分来自于经济本身的发展潜力，政治文明对于经济的发展作用表现得很有限，甚至现在成了阻碍生产力、经济基础进步、发展的障碍。所以，为了更好地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且还要处理好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人类文明系统的各个部分及其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相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他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他两个文明的发展水平。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政治文明的发展要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提供制度支持和政治保障，需要政治文明为其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来看，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发展则需要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互相依赖的，如果脱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去抓政治文明建设，就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失去基础和依托，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想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有序地发展。

三、是民主法制发展以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善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完善的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一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维护社会稳定。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政治体制改革要想完成上述任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认识不全面、不站在时展的高度看、不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是不行得，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四、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明的政治，不能自立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道之外，而应当与人类政治发展的总趋势一致起来。倘若没有这样的进程，中国现在不可能是一个“共和国”，而仍然会是一个封建皇权国家。但也正如许多文章所说，“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者由于“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以致封建主义的遗风仍然可谓举目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因子，和有违人类政治文明大潮的蒙昧、野蛮因子，区分起来未必能够一步到位。

人类有着丰富的政治文明成果。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得到全面的刷新。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文明理念的传播，在观念层面，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确立，而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则在一般意义上成为政治落后腐朽的标志。在制度层面，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与之相应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而专制、独裁、极权则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至少在观念上被否定。

人类观念的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于不同的政治状态被赋予了不同的褒贬属性。众所周知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词，无论在哪里都被认为是好的，而专制、独裁、极权、特权等词则如同一种罪名，没有人乐于认领。这是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是世界政治文明在一般观念上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的一个证明。中国也在这一进程之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明确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好，并非与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全然不同的凭空创造，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全部政治成果充分吸收的基础之上，继承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更高形态。就目前状态而言，“初级阶段”的定位，不仅适用于判断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也适用于判断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相当长远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政治文明”的中国出现，可以理解为在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启动政治更新进程已是众望所归。为了人的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美好前景，为了更好的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认识上很有必要补充、完善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政治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报告原文。

2、《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3、《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

4、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5、《列宁全集》第33卷。

6、《斯大林选集》上卷。

7、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贡献。

8、十六大报告重点内容摘录。

9、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范畴的现实价值。

10、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

1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南方网）。

12、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文)。

13、从的“矛盾动力论”到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

14、：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

15、论封建残余政治文明建设的障碍及其肃清对策－－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

初中社政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56-03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一生事迹主要保留在《史记》和《汉书》的本传中，而其思想则存现于《新语》一书中。陆贾在西汉初总结秦灭亡教训，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陆贾作为汉初的重要思想家，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对21世纪以来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进行梳理。纵观21世纪以来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关于陆贾《新语》的思想倾向及归属主要分为：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以下我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哲学思想属性

（一）儒家

徐复观把陆贾思想归为新儒家，他的《两汉思想史》中《汉初的启蒙思想家――陆贾》对其进行了专篇的论述，并从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汉代经学的发端、西汉知识分子的尊经“而其端，实自陆贾发之”。

张立文在《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中说：“儒家学说在秦王朝统治时期受到打击，在汉初又受制于黄老之学，但其势力却处于上升阶段。综观西汉初年的儒学，有三种发展倾向：1.侧重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发展先秦儒学理论，这种倾向以陆贾、贾谊为代表。……”

金春峰的《两汉思想史》中谈到汉初儒家思想的崛起时提到“汉初儒家复起的代表人物，是陆贾、贾谊、韩婴等人。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德治……”。金春峰还论述了虽然汉初黄老思想具有深刻影响，但是陆贾的思想主线以及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不属于黄老思想，而是适应时代性的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重新解读的儒家思想。于迎春在《秦汉士史》中也从儒学的角度对陆贾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除了以上对陆贾和《新语》研究的专书，单篇专门进行研究的文章也是琳琅满目。

刘德贵在《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总结了陆贾等学者的思想属性的新的共同特征，并得出如下结论：陆贾等人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注入了新的血液，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兼收并蓄各家思想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文中指出：“《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

李禹阶对陆贾和《新语》的研究贡献颇大，成绩卓著。他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对西汉王朝封建政治哲学本体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提出汉初思想家陆贾以五经为本，并结合当时汉初王朝的实际，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了新的改造，运用了儒学的“天道”观的方式对“君道”的制约意义进行了新的论证。另外，他在《陆贾新“无为”论探析》及《论陆贾的“礼”、“法”思想》中也论述到陆贾思想对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重要影响，并指出陆贾是汉代国家思想中政治、法律伦理化的肇始者。除此之外，李禹阶撰写的《陆贾新儒学的文化独尊思想》，从哲学方面进行解读并将陆贾的思想归为新儒家。

高伟洁的《儒风嬗变与儒术独尊》一文，论述了通过秦汉之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进而趋向功利、皇权、等级等基本方向，使儒学经汉儒改造后成为新儒学。

任怀国在《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中论述了陆贾适应汉初的社会现实情况，着重于解决社会生活实际问题，在结合道、法等思想精华的同时调整了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进行了阐释。作者指出：“在儒学的这一转变中，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则这种改造在汉初即已开始，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儒生――陆贾，便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

胡兴华《从〈新语〉的天道观看陆贾思想的源流与归属》一文通过对陆贾“天道观”的论述，指出“汉初陆贾、贾谊等人所强调的已不是孔孟所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融合了法、道、阴阳各家之长的新形态的儒家思想”。孙宇男的《陆贾的天道观论略》也是从“天道观”的论述中得出陆贾思想属于儒家思想。

徐平华《陆贾无为思想的属性辨析及其价值》一文运用了全新的视角，和传统认为“无为”属于道家思想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是从无为的角度论证陆贾的思想属于儒家。并得出陆贾的无为属于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源自儒家的仁义。

胡蝶所写的《陆贾的儒学思想及其治国理念》一文，从陆贾的思想特点和“仁义之治”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分析了陆贾的儒学精神。

郭延成《试析西汉前期儒学攀升的原因》从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融入的新活力、统治思想的新转化以及儒学社会阶级基础的扩大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陆贾思想的支点、基干和结构毫无疑问是属于儒家的”，“两汉儒学开山鼻祖非陆贾莫属”。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其仁义德治的思想。

（二）道家

和上述诸多学者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儒家思想不同，部分学者把其归于道家思想。

肖父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认为陆贾强调统治者在政治方面要顺其自然，他所坚持的“无为”是直接承袭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奠定了自己“新道家的特殊地位”。

熊铁基在《秦汉新道家》中认为，《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因此，“应该说陆贾是汉初新道家的一位杰出代表”。

于斌的文章《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指出，陆贾思想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的色彩，这从其总结秦代亡国的教训并提出新的建设国家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文中同时指出：“陆贾运用道家思想对秦亡的教训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诠释，并且提出了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导的治国方针。”因此说应当把陆贾归于道家人物。

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一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分析论证，指出陆贾属于道家思想。因为社会主导文化思潮是在“清静无为”的旗帜之下充满极端仁爱的新道学。而这在刘邦时期已经萌芽，陆贾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高华平的《道家文化与两汉文论》一文从汉初哲学思想、帝王的官方哲学、文人学士的个人情趣、以及陆贾的《新语》来论证了陆贾的思想属于道家思想，也可称之为新道家。

李库的《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指出黄老思想指导了西汉前期的主要政治活动，黄老“无为”政治在当时适应社会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而这些消极影响也是由于黄老思想的影响。

总之，把陆贾《新语》归于道家思想，大部分是基于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发展。

综上所述，把陆贾与《新语》归于哲学思想属性，主要是基于其对先秦诸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政治思想属性

唐国军《汉代学者对先秦典籍改造的目的及原则》从“典籍改造对政治理论选择的依违性”、“两汉学者的典籍改造与先秦传统文本的经典化”、“汉代对先秦典籍改造的基本原则”等角度提出了不同于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新观点，指出“至今仍在学者中就其学派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有言（新）道家者（如熊铁基先生），有言儒家者（传统说法），有言杂家者（如胡适之先生）。依笔者的认识，陆贾所开出的政治药方不是儒家，不是道家，也不能归并为杂家，而是‘因世而权行’的开放政治思想。”并最终得出两汉学者对先秦典籍的“改造的最后结局就是以儒术（而非原始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诸子百家之学大整合后国家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诞生”。

陈倩《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指出陆贾的思想是一种社会控制思想，因为陆贾所作《新语》，他是以统治集团的成员的身份，从刘邦的角度，以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目的而寻找的新的治国思想和理念，以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统治以及安邦定国的目的。另外，陈倩《陆贾思想研究》在《西汉刘邦时期社会控制思想初探》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学理论“从政治家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反映出陆贾在刘邦时期的思想不是从学术派别继承角度，而是从统治政治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思想”。

蔡志军《论陆贾政治思想中的民本主义特色》探索了作为汉初的政治思想家通过对秦王朝暴政反思而提出了仁义之治和无为之治，并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特色。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政治思想属性，大部分是基于陆贾是从统治国家政治的角度以及汉初社会的实际情况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

三、史学思想属性

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一文把《新语》作为一部历史著述进行分析，对陆贾丰富的历史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很明确地把陆贾归为史学家，《新语》归为史学著作。

“秦后史学的创立，陆贾居有第一功。”文章还对李禹阶的《汉代新儒学“天人感应论”开山祖――陆贾》中提出的“陆贾提出的‘性与天道’蕴涵着‘天人感应论’”的观点用历史学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指出陆贾的历史观是把人看做历史的主体。

总之，把陆贾与《新语》思想归于史学思想属性，是基于陆贾对历史的认识和借鉴的角度。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的界定以哲学思想属性为多，而哲学思想方面又以儒家思想为多。同时，学者在政治和史学思想属性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说明学术界对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正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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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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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阮忠.两汉文化与散文风格的擅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10〕刘德贵.汉初儒学发展的艰难历程[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2）.

〔11〕汪高鑫.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12〕任怀国.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

初中社政论文例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初中社政论文例6

初三思想政治课是对初中毕业生系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社会科学常识教育的必修课课程。它是初中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途径，也是学校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标志。面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课所具有的导向功能、保证功能、转化功能无论我们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但是重视语、数、外、理、化教育，轻视思想政治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相当一些学校领导和师生中还没有根本解决。在我国初中教育尤其是初中毕业年级教学中还未彻底改变应试教育方法。

一、初三思想政治课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

政治价值十分突出国家意识是超越理性的一种政治信仰，它是特定社会集体利益的反映，它对于事物的说明或解释总是受制于某一阶级的利益，以服务于这种利益为最高准绳。尽管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每个国家都在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社会，巩固统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所不同的只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的差别。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初三思想政治课与其它学科或课程在教育职能上大有区别，它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它在向青少年灌输国民意志，排斥异端思想，把握舆论导向，提供精神动力，促使社会价值观的终极导向一元化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政治价值因此显得尤为突出。今天，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重利性、竞争性、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极大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使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切使得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由此可见，不重视思想政治课的政治价值，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重视思想政治课价值，并切实搞好初三思想政治课教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命运。

二、初三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综合性课程，在教育改革中有着重要的价值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都面临着学生生存能力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传统课程上存在多学科并立、分裂、结构单一化、封闭化而内容上学科之间重叠、交叉的弊病。教育内容扩大化、多样性与教学时间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学校教育五天制与家庭社会教育两天制的不合理格局，极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为此许多国家改变了随意增加学科的传统办法，把改革的目光投向学科的融合上。充分有效的发挥各学科课程的整体作用，推进综合课程的课程改革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一大趋势。我国教育过去深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的是典型的分科教育，几十年来，虽然为社会主义事业也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生素质发展不全面，适应面窄，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弊端在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日益突显出来。

三、初三思想政治课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有其独有的价值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教学方针是由思想政治课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从思想政治课教学任务来看，它不仅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的教育活动，对中学生进行公民品德、马克思主义常识和有关社会科学常识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还要培养学生具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提高思想道德和政治觉悟，指导行为的目的。因此思想政治课与其它课程在教育价值上体现出一定的差别。初三思想政治课在整个初中教育工作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注重其价值的发挥，给予它足够的重视与支持，关系着百年树人的大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参考文献：

初中社政论文例7

【 正 文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初中社政论文例8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27-02

从抗战结束开始，随着一批大小城市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对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开始提上日程。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革命的最后目的，是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2]“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3]对于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共来说，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刘少奇、陈云等人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此后又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完善。例如提出先进行军管、“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包下来”4]的政策，刘少奇提出“保存与发展”5]的政策，陈云提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一“接受得快而完整”的方法6]，可谓异曲

关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的专著有很多，主要有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李玉荣的《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定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李玉荣的《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主要介绍了城市接管工作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及中共工作重心转变的决策过程和主观因素，并对中共接管城市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述。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一书以北平、天津、上海等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主要依据，论述了城市接管的五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经验总结，主要特点是对这些城市原有的状况介绍详细，并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地阐述其接管过程。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虽不是专门论述城市的，却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史资料，这其中也就包括了建国初期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文辉抗、叶健君主编的《新中国第一代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鸿雁的《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陈冠任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建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都论述了建国初期我党在各地的政权建设，其中对当时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也有所涉及。

除此之外，也有一批专门论述具体某个城市接管的著作，主要有《上海解放一年1949-1950》（解放日报出版社1950年版）、康文的《接管上海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接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接管上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天津接管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哈尔滨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上这些著作均侧重于结合具体城市对其接管和社会改造过程的叙述和对其经验的总结，在理论阐述上不是很充分。

除了以上著作以外，关于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的论文更多。共计有约70多篇。通过对其总结，发现如下特点：

（1）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接管政策进行概括总结。如王金艳的《论解放战争时期对党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和《陈云对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潘丽萍的《陈云对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张伟良的《论刘少奇对石家庄的解放和城市接管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吴跃农的《解放初期社会改造中的陈云》、刘洋的《从“战时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陈云的经济实践》、姚卿善的《试论解放前夕陈云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芳的《千头万绪抓关键，接管城市创经验――陈云在沈阳》、吴敏先的《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抉择和设想》、董一兵的《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新区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述论》、徐则浩的《王稼祥与党的城市政策》和《王稼祥的历史意义》、冯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均是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如文选、著作选及档案资料等为基础，对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思想进行分析总结。

（2）对建国初期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于晶娜的《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城市接管政策》、王善中的《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李文芳的《中共接管城市的成功实践》、韩广福的《论解放战争时期党接管城市的工作》、董国和的《从看城市接管工作》、何虎生的《解放初期接管大城市经验研究》、李良玉的《建国前后接管城市的政策》、蔡双全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王盛开的《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城市政策的演变》、沙健孙的《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新区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述论》等文章则结合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对我党城市接管的一般经验进行总结，以便对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

（3）结合具体的实例对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进行研究。胡其柱的《中共对青岛的接管与重塑》、庞松的《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钟雪生的《解放初期桂林市接管工作研究》、谢卫的《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济南的接管》、韦大林的《解放初期安徽城市接管工作的基本经验》、李平的《建国初期南昌私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朱红霞的《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研究》、余平：《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改造和整合》、李占才的《试析建国前后共产党接管城市及其对国有资产企业的管理》等文章分别以某个城市或者社会改造某一方面为背景，对其接管与改造过程进行分析，这是对原有的政策的丰富和发展。这些文章虽各有特点，但却大同小异，都基本上遵循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一思路。

（4）对城市军管会的研究很丰富。建国初期，中共对城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均是靠军管会来进行的。因此，对军管会的研究是对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研究的关键环节。何虎生的《论新中国建立前后军事管制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王曰国的《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组织系统研究》、辛航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的军管会》任冬梅的《解放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1949~1953）》等文章对军管会这一过渡政权形式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其不足进行了分析。

以上诸多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王金艳的博士论文《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作者在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查阅了众多权威的原始文献，从理论上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论证。第一部分首先分阶段对抗战后期到建国初期党接管城市的决策、进程特点进行叙述；第二部分则对指导党接管城市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阐述，然后从城市改造、管理、民主建政、依靠力量等不同方面进行具体的理论阐释；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五个方面叙述党接管城市的基本政策；第五部分分别以沈阳、北平、天津、上海为个例，详细介绍对这些城市的接管过程和成功经验；最后对党接管城市工作的战略地位和经验启示进行概括。该论文可以说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成功继承与创新发展。

注释：

1]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页.

2]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36页.

3]学习和时局，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初中社政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5-0093-04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中央文件中的相继提出，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新一轮热潮，大量成果纷纷涌现，新提法、新论断陆续进入读者视野。在诸多新观点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或文明系统）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类型日益增多的基础上，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概念并作出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鲜内容。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明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文明”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的提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演进过程。

（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初步形成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十二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理论上的创新如同其它各方面的创新一样拉开了序幕。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两个文明的概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79年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它开创了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历史篇章。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精神文明。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再次阐发两个文明的观点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已经初具雏形。

（二）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发展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大以全面揭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被载入史册。十二大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铺开，全方位的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也取得大发展。

1.政治文明的提出。政治文明最初被看成是精神文明的范畴，然而理论界对此一直持有异议。早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有专家学者就不赞成把民主政治方面的内容划归在精神文明之中。1983年，王正萍教授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必须和当前我国的现实紧密结合》的论文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又有学者陆续提出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如《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刊登了肖君和的论文《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第5期发表了范贤超，周建平《政治文明初探》一文。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 [3]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使用“政治文明”这个概念。2002年他又在“5·31”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上进一步提出政治文明。党的十六大通过决议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载入修订的新。中共中央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在党的文献中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建构的重大发展。

2.生态文明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问题引起全球高度重视，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90年代，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里约热内卢宣言》的发表、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策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普及等等，真正拉开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序幕。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理论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如1990年李绍东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论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一文；1992年谢光前在《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初探》一文。纵观整个90年代，关于生态文明方面的理论成果，不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成绩都比较突出，其中不乏精品力作。

初中社政论文例10

建国初期,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教材建设,具体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是拟订讲授提纲、推荐参考书,开始编写讲义、教科书及参考资料;1953―1956年是着重修订、编写教学大纲,大量翻译和出版前苏联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籍。基本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政课”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具备统一编写教材的条件。所以,一方面是教育部组织自编或委托学校、研究机构、个人编写讲授提纲、课程纲要及参考书,另一方面是翻译苏联的“思政课”教学大纲,以供教学急需,各地教师、学者自编讲义、教科书进行教学。[1]1950年2月初,在教育部的主持下,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革命问题教研室牵头组织召开了首次“新民主主义论”教学讨论会。这次会议拟定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经教育部审定之后,成为当时京津各高校讲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依据。京津各高校春季开学后,均按照“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开始授课。[2]1950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学者奥斯特洛维强诺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后来,中国人民大学也出版此提纲用于教学。这一年夏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对近一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进一步讨论了“讲授提纲和基本参考书”。[3](P91)到1950年8月,《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纲目》和《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皆在《光明日报丛刊》(第二辑)上全文刊登。1950年10月4日,教育部在下发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中有两个附件,附件二是《华北区1950年第一学期政治课“社会发展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及《华北区“社会发展史”教学进度表》。规定“社会发展史”的基本参考书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修订本)》;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课,教育部曾介绍三联书店出版的苏联奥斯特罗维强洛夫著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三联书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各分册》为参考书;“新民主主义论”是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基本参考书。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出版发行了傅尚民译、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育司公布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和苏联尤菲列夫著《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东北师范大学到1951年也已编写出《新民主主义讲授提纲》。当时,在没有科书的情况下,有的学校就把参考书当作基本教材。如,中国矿业学院成立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统一的政治教材,……组织学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副院长朱献民亲自为学生上政治课”。[4]

这一时期,艾思奇编写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和《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两书,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时候密切结合了新中国的政权、阶级状况等现实内容,成了教师宣讲“社会发展史”的主要教材。艾思奇编写的《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于1949年9月由群众书店印刷,10月由北京新华书店以《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书名出版发行。第三次订正本于1951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发行。1950年6月,由解放社出版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新订本,也成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普及唯物史观、推动思想改造的一本重要读物。艾思奇根据讲授提纲整理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于1950年4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累计发行了46万多册。[5]此后,艾思奇还将这本书做了进一步修改,《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到1955年,此书共出版了10版,到1958年先后印刷13次,前后发行上百万册,成为当时重要的学习参考材料,极大地推动了高校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开展。[6]中国人民大学胡华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于195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后到1953年1月,人民出版社已修订11版,仅东北人民出版社重印发行的就达28万多册。[7]“这本书系统而简明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新中国第一本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它很快成为全国干部、青年和高等院校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教材。该书在‘’以前印了13版,发行230多万册”。[8]后来,该书被中央教育部定为全国高中历史读本,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教材。1951年,由胡华主编,戴逸、彦奇编辑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作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配套的辅读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从4月初版到11月已是第9版了,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当时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编辑了一批《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学参考资料书。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教材出版料发行了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参考资料》。

二

1952年9月5日,教育部在《1952年工作计划要点》中强调:“拟订各级学校政治课的教学大纲”,同时“大力编译各级学校的教科书。”[9](P167)为组织全国各高校及有关人力,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教育部于同年11月27日又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要求各高等学校制定翻译苏联教材的计划,并对翻译苏联教材的原则、组织、规划等作了规定。1952年12月25日高教部成立后即在教学指导司内正式设置了专职的教材编审机构――教材编审处(高等教育出版社前身)。根据教育部的指示,从1952年秋开始,包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修订、编写、出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及翻译、出版苏联的“思政课”教学大纲、讲义、教科书、政治书籍等成为建国初期教材建设的中心工作。

自教育部在1953年2月7日规定“马列主义基础”于1953年度为各类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级以上)二年级的必修课程后,6月17日又发出通知把“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于是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组织和安排就被提上了日事议程。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提纲,高教部表示:“拟试用人民大学1953年起草的‘中国革命史纲目’,该纲目现正在修改中,暑假中即可印发。”[10](P16)刘辉在《中国人民大学与建国初高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开设》一文中说:“从通知到正式开课,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高教部规定,先以中国人民大学起草的‘中国革命史纲目’作为教学提纲。同时,在此提纲的基础上由何干之负责组织编写教材。”“为适应教学需要,何干之受高教部委托,负责主编示范性教材,这就是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的由来。”“起初,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只能将‘中国革命史纲目’印发给学员使用。后来,讲义初稿写好后,便分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学员边讨论边学习。”[4]这时,教育部为了便利组织教学大纲、教材的翻译、审校和出版工作,于1954年5月正式成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同年12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被高教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革命史教材。此后该书一版再版,截止到1956年,累计印行160余万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1955年4月25日,高教部副部长刘子载明确要求各学校领导“切实执行教学计划中关于政治理论课的规定”,“大力改进马克思主义教研组的工作……真正发挥集体作用,深入研究教学内容,审查和讨论讲稿,精简分量过重和内容重复的教材书”。[10](P21)

在短短的几年里,各高校马列主义研究室及相关专业的教师相继编写、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讲义、教材、学习资料等,对“思政课”的教材建设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如,东北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参考资料(第一辑)》(1953);苏联列杜诺夫斯基等著、北京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1955);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编《〈马列主义基础〉参考资料》(1952)、《〈马列主义基础〉学习资料》(195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堂讨论提纲》(1954)、《“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经典著作摘录》(1955);中国人民大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室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堂讨论问题与参考书目》(195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科学》(195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自然界与社会中诸现象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1953)、《发展是对立面底斗争》(1953),等等。还包括一些注明“校内用书,请勿外传”、“校内教学用书,定期收回”等字样的讲义和参考资料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稿》、《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

三

1956年9月,高教部对“思政课”的课程作了一些调整。关于教学大纲,高教部指示:“马列主义基础的新教学大纲已发,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仍用原来的,但各章节的原定学时,学校可做适当变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大纲,正在编写……”[10](P28)在1957年停开四门“思政课”,改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之前,《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大纲(初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都已经于1956年全部出版发行。上述四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除《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大纲(初稿)》、《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由国内几所大学联合编写外,其余都是译自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的教学大纲。其中,北京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研室翻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初稿)》(195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教学大纲(初稿)》(1956),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还有,1954年由北京群众书店发行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大纲》(卡尔达赫强编著),是经苏联文化部高等教育局社会科学教育处审定、供高等学校非哲学系使用的教学大纲;人民出版社在1955年也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审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于195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马列主义基础”的教本是“苏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国革命史”课的主要教材是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政治经济学”课的教材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由教师自编讲稿,其内容实际上是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克列的讲稿。有的学校用苏联康斯坦丁诺夫著的“历史唯物主义。[10](P3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与基础课、专业课一样,成为高校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且被提升到了居于整个高校课程改革中心环节的高度,确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教材建设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基本上形成了以教科书为基本教材,教学参考书等教学资料为辅助教材的覆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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