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论文例1

二、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大众文化论文例2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大众文化论文例3

引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霸权话语的狂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结语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参考文献：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7《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8《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大众文化论文例4

2．大众文化对人物的影响大众文化对人物的自我认知和身份构建影响深远。媒体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已经被大众所信奉和接受。这从如潮水般涌来的读者来信就可见一斑。媒体在引导和影响大众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权威感，承当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诉求。它的指导性和权威性使得文中的“孤心小姐”在它的影响下为自己建构起治疗师、救世主的虚幻身份。面对迷茫而痛苦的来信读者，专栏作家“孤心小姐”内心深受煎熬，因为他自知无力向苦难的芸芸众生指点迷津，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正如他所说的，“基督才是解救之道，如果他不想难受的话，必须远离基督的事业”。［5］可是处于主流媒体的位置，他不得不呈现出一种救世的姿态，继续做着基督、治疗师的事业。慢慢地，他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了救世主形象，常常为世人的苦难而烦心忧愁，并开始在他的梦境中有所反应:在梦境中，他发现自己站在戏剧舞台上指引观众们祷告。在一次与一位老人的交会中，他自称是心理医生:眼看他们走了过来，老人跳了起来。“孤心小姐”一把将他按住，迫使他坐回到椅子上。“我们是心理医生”，他说。我们想要帮助你。“你的名字叫什么?”“乔治•B•辛普森。”“B指的是什么?”“你的年龄呢?还有你追求的性质是什么?”“你凭什么这样问我”“科学赋予了我这种权力”“算了吧，”盖茨说道。“那老家伙快要哭起来了。”“不，克拉夫特－埃宾，感情绝对不能妨碍科学的探究。”“孤心小姐”用胳膊搂住了老人。“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故事，”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道。［5］“孤心小姐”在老人面前呈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认为自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信誓旦旦地称科学赋予了他权力，拯救是他的使命。这种救世主意识不断增强，使“孤心小姐”最终确信自己是基督的再生。在“孤心小姐”的一次宗教体验中，在光与暗的交汇中，他受到神的感召，确定了自己在世耶稣的身份。“他意识到两种韵律慢慢交织在一起，当二者合一时，他完成了与耶稣基督的完全认同，他的心就是上帝的心，而他的头脑就如同上帝的头脑”。［5］在救世主的身份确立之后，他开始计划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孤心小姐”之后将要去做的事。他“将自己专栏的拟稿呈报上帝，上帝对他的每一个想法都表示赞成”。［5］多伊尔的突然出现在他看来是上帝的旨意，是他能施行法力的一种征兆。他拥抱“跛子”，使他重新变得完整起来。这种虚幻的身份定位最终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结局。此外，大众文化影响并形成人物的认知，表现出明显的消费性、商业化特点。艺术和宗教是“孤心小姐”给读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但是在他的叙述中，两者都沾染上消费、世俗的含义。比如，对艺术的叙述，“孤心小姐”几次向他的读者强调艺术的作用，称“艺术是一种出路。艺术是人生最丰厚的馈赠。成为一名艺术家或是作家吧!当你感觉寒冷的时候，让提香火红的色彩温暖你;当你饥饿时，聆听巴赫的巅峰之作、勃拉姆斯的和声、贝多芬的咆哮来获取丰富的精神食粮”。［5］这种广告式的宣传将高雅艺术渲染成能解百病的灵药，体现了一种商业化的目的。曾经的高雅艺术，在“孤心小姐”的宣传下，沦落为标准式、程序化、肤浅性的消费文化，带给读者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宗教也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在他的言语中充满了广告、消费色彩。在“孤心小姐和羔羊”这一章节中，“孤心小姐”就曾梦见自己幻化成一名魔术师，站在观众满席的戏剧舞台上，正在表演门把的戏法。在他的指挥下，门把变换着各种形态，表演结束后，他引导观众进行祷告却发现无论自己如何挣扎，他的祷文总是停留在施拉克教他的———“孤独小姐的灵魂，光辉我;孤独小姐的身体，滋养我;孤独小姐的眼泪，洗礼我……”［5］他的声音也总是像列车员招呼车进站一样。庄重的宗教信条被一种广告式、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所代替，表现出强烈的商业化气息。这时梦境切换成另一个场景，“孤心小姐”发现自己来到大学的寝室，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室友史提芬•加维和加德•休姆。他们整晚都在争论上帝的存在问题。当发现酒水不足时，决定去一趟超市。在超市中，他们闲逛到禽类贩卖区，停下来玩弄起了羊羔。他们商量着购买一只，作为贡品献给上帝之后再烤着吃。他们“驱赶着羊游行穿过超市，‘孤心小姐’拿着刀走在最前头，羊和其他人尾随其后，行进中还唱着低俗版本的‘玛丽有只小绵羊’”。［5］大量戏谑、娱乐化的语言与庄重、严肃的宗教话题形成了鲜明的冲击，表明大众文化对人物认知的潜在影响。饱含宗教色彩的意象———羊———已经沦落为销售区中的普通商品，被烙印下消费文化的色彩，而宗教也被赋予了一种世俗的含义。

二、大众文化观的探究

在韦斯特的众多作品中，学者早已觉察其中流露出的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他的朋友巴德•舒尔贝格(BuddSchulberg)就将他对好莱坞的愤恨称为“深入骨髓的消极”，很多评论家也很容易将他归为“消极的古典风格”。帕特里克•布朗特林格(PatrickBrantlinger)认为:“这种风格将大众文化被视为社会衰败的一种标志。”［7］《孤心小姐》体现了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否定性倾向。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表现为主体虚幻身份的构建、媒体的欺骗性以及媒体对公众需求的不充分满足。大众文化对“孤心小姐”的消极影响就折射出作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作者还通过“孤心小姐”这个专栏名称暗示主流媒体对大众的欺瞒性。大众不知道“孤心小姐”的真实性别，而给他们提供建议的专栏作家面对自身的精神困境也无计可施。另外，不论是报纸、电影、戏剧、通俗文学还是其他有关大众文化的一切，韦斯特都是用来表达大众的集体渴求。正像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那样，“公众尽管看上去仅仅渴求欢娱，但是这种渴望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内容，是大众文化所不能够满足的”。《孤心小姐》就通过建议专栏的形式探讨了大众文化是否能够满足大众对精神抚慰的诉求，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承载着他们诉求的专栏作家“孤心小姐”因不断向读者许下虚假的承诺而备受煎熬，他在“某个时候意识到给读者提供的解救之道不是痛苦的解脱，而是短暂的逃避，这就违背了大众文化对大众最根本的许诺”。［2］小说描述众多深处困顿中的人，所有大众文化的产物包括建议专栏、电影和各种娱乐形式在内都无法真正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无法使他们从苦难和折磨中解脱出来。就像一个读者的来信所说的一样，“生活于我就是毫无慰藉的荒漠。美食、美酒、女人，甚至是艺术都无法让我产生愉悦。一切都是荒芜的，只剩烦闷的灵魂。我感觉身处地狱”。［5］

大众文化论文例5

意识反作用实践,处于大众文化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休闲体育发展观念。那么,对于现阶段休闲体育来讲,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观念呢？结合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来看,传统的休闲体育发展还局限于实现经济与体育的融合,发挥体育的经济效能,很显然这样的理念忽视了体育的主导性,难以在促进休闲体育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效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大众文化渗透到各个社会角落,此时就需要转变以往的体育发展策略: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的满足,还应该高度重视体育的休闲性的特点,以营造健全的休闲体育市场体系为最终目的,使得休闲体育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为主体,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投入去实现寄生式的发展。虽然在调整和转变市场化休闲体育发展观念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存在的阻碍因素也比较多样化,但是,相信随着人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社会转型与休闲体育发展关系之后,一定可以为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实践中去。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首先,鼓励企业参与到休闲体育赛事举办中去,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对于休闲体育进行宣传和教育,以便营造良好的休闲体育市场化发展氛围;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得休闲体育的知名度不断提升,由此引导休闲体育朝着市场化理念的方向发展。

2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

从观念上应该认识到,休闲体育的发展不能单单依靠政府部门的号召和支撑,更多的是应该积极利用民间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健全休闲体育民间化的发展机制。这是因为,休闲体育本来就源于大众,有着比较浓厚的群众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民间大众文化资源,使休闲体育朝着民间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具体来讲,在此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积极探索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从观念上进行更新,从支持力度上进行强化,以便促进体育自身体制的不断转换,从而使得体育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关系得以协调;其次,在民间资源融入到休闲体育市场的过程中,应该强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使得这样的民间化发展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进行,避免因为过度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休闲体育的健康发展的行为,否则将难以发挥民间资源在促进休闲体育发展方面的作用;再次,不断学习西方国家休闲体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其在实现休闲体育民间化方面,应该积极去总结和归纳,由此实现休闲体育事业理论体系的健全;最后,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因为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民间化发展受阻,也应该避免因为忽视调控而造成民间化发展的混乱状态。

3不断完善休闲体育的自我功能

由于大众文化的多样化特点,也难免会在其中存在很多良莠不齐的文化属性,比如:文化媚俗化、文化滥情等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休闲体育,就应该不断调整自我功能,实现自我完善,以发挥其在促进大众文化发展方面的效能。具体来讲:首先,发挥休闲体育在强身健体方面的功能,强化教育和宣传,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到休闲体育锻炼中去,以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其次,发挥休闲体育在丰富生活方面的功能,深入挖掘休闲体育方面的文化因素,以便展现出休闲体育在文化方面的效能;再次,发挥休闲体育在愉悦身心方面的功能,积极通过参与休闲体育娱乐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宣泄自己的情绪;最后,发挥休闲体育在自我教育方面的效能,以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方式,找到内心不平衡的原因,并且在此过程慢慢去实现自我升级和自我提升。当然,休闲体育的功能多样化发展,在不同时间会有着不同的体现,是难以形成固定模式的。随着休闲体育事业的发展,其功能会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在功能发展的时候,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大众文化论文例6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复证明，中国的任何一项工作要做好，都少不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即群众基础。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如此。那么应如何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笔者认为，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大众化，用廉政文化建设的大众化来堵住腐败的源头。

一、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要理解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最起码要了解以下三个层次的涵义：

（一）廉政文化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廉政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文化形态中蕴含廉政内涵。

（二）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不会天然形成，而需要人去创造；廉政文化形成之后，要发挥它的作用，就需要人去经营，经营的过程就是廉政文化建设。如创作廉政文化作品，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运用演讲、墙报专栏、画展、电影、电视剧、网站等手段传播廉政知识都可以称作是廉政文化建设。

（三）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

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廉政文化是一种“官德文化”，它的受众群体是不同层次、不同级别、形形的“官”，其实这是对廉政文化的一种狭隘认识。笔者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大众的理解、支持、认可以及广泛参与，廉政文化建设是毫无意义的，也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是指廉政文化建设的受众群体除了以上所说对象外，更主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二、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的重要意义

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实现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对推动我党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有着重要作用。

（一）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是传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只有依赖全体民众的智慧，才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自古以来，人民大众就一直扮演着传承廉政文化的角色。如宋代名臣包拯、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等是我国历史上的廉政楷模，他们的事迹被代代流传；“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等历史廉政名言警句也被代代相传；陶母拒鱼、吴隐之不惧饮贪泉等历史廉政小故事也被代代传颂；这些历史的廉政文化瑰宝流传至今，都要归功于广大人民大众；如今，像、孔繁森、湖、郑培民、牛玉儒等勤政为民的楷模，他们那种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情怀，更需要当代人民大众去代代传颂。而这些，只有实现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才能做到。

（二）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是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十七大报告指出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这把廉政建设摆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廉政文化作为廉政建设在文化层面的一种显性表现，它是抑制腐败滋生的有力武器，是推进廉政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因此，重视和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成为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唤。

不可否认，现实社会中人民大众反腐呼声很高，但同时，不少群众却扮演着容忍腐败、默许腐败、纵容腐败甚至羡慕腐败的角色。如大部分普通群众只要去办事，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好处”；又如某些干部拒绝贿赂，被称为是“假正经”、“不合群”；某些干部拉关系办成事，被称为是“有门路”、“有能耐”；某些贪官落马，被称为是“没后台”、“够倒霉”等等；“贪官不臭”，“廉官不香”、“笑廉不笑贪”观念在人民大众中普遍存在。

人民大众这种廉政意识的普遍缺失，反映出了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的缺失。总书记在中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因此，廉政建设中没有局外人，必须全员参与，而这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的表现就是大众化，通过大众化的廉政文化建设营造出人人知廉政、人人反腐败的人文环境，以文化教育人，纯化风俗，净化民心，把腐败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三）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

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不仅要看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先进，还要看它是否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廉政文化就是在廉政建设中衍生出来、能够体现党的先进性的先进文化。

我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这值得我们全中国人引以为傲。但在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腐朽和没落的文化，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部分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在腐朽和没落的文化的影响下发生扭曲，严重地侵蚀了党的先进性的躯体。如，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员意识和执政意识淡薄；有的作风不正，弄虚作假；老百姓看得最多、听得最多、尤其深恶痛绝的是那些不时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严重的背离了党的先进性，败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党的执政基础。

改变这种状况，就得改变他们的价值取向，而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则需要强势的文化作为铺垫。这就要求我们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大众化，把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建设，不断拓展和丰富廉政文化的内涵，从而推动先进文化的广泛传播，营造廉洁的社会环境。

三、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的主要途径

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大众化必须通过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建设使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走上一条健康的良性循环的轨道。

（一）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营造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的浓厚氛围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我们清楚地知道，让某种文化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它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扩大宣传和教育，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形成一个环绕的、立体的包围圈，让人们置身于这种的浓厚文化圈中，自觉不自觉地感受这种文化氛围，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把这种文化的精髓注入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要通过经常的、广泛的、持久的廉政文化宣传教育，让群众不断看到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不断听到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信息，不断参与到反腐倡廉的行列中去，打牢廉政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

1、内容上突出以人为本，紧扣时代主题。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我们宣传和教育的内容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紧紧抓住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廉政修养这个根本。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挖掘我国廉政历史文化的瑰宝，并把它与当代的廉政思想、廉政理念、廉政制度以及身边人廉洁勤政的事迹相结合，形成廉政文化的合力，在全社会形成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廉政文化氛围。

2、形式上突出独特新颖，创新活动载体。廉政文化建设的大众化，要求以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来吸引群众、感染群众。在实践中，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载体，广泛介绍和大量传播廉政文化；要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活动，如：廉政文化网站、廉政文化长廊、廉政论文评选、廉政漫画展、廉政戏公演、廉政诗词警句赏析、廉政事迹报告会等多层次符合不同群体口味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乐；要持续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不断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使廉洁理念、廉政意识入脑入心。

3、布局上突出以点代面，强化宣传辐射。在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整体布局中，进校园是重中之重。而将学生作为一个廉政建设的特殊主体，这正好迎合了我国廉政建设的新理念，即关口前移。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在他们进入成年之前，在他们真正掌握公共权力之前，就对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分梯次地进行廉政教育，倡导廉洁文化，增强廉洁意识，培养廉洁操守，势必会让他们从小就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而他们的这些观念将形成强大的辐射，感染广大群众，带来群体效应，这将给廉政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治本效果，也将使反腐败工作真正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规范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

实现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宣传教育是基础，而制度是保证。我们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制定新的管用的制度，用制度来保障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

1、建立健全领导参与机制。领导干部是廉政文化建设的绝对主体。有些单位虽然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但实际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干部没有主动参与其中感受文化、领悟文化、践行文化。实现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要求各个单位建立健全领导参与机制，并把廉政能力作为领导政绩考核的一个项目；除此之外，领导干部带头倡导、践行廉政文化将带来很强的示范效应，它将引导全体干部群众更加求真务实、廉洁公正。

2、建立健全廉洁激励机制。各单位应建立健全廉洁激励机制，包括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主要是每年年终进行廉洁勤政标兵评比，物质奖励主要是设立廉政保证金，单位工作人员只有在完成各自工作任务、而且一年之内在廉政建设方面没犯任何错误的情况下，一次性发放。通过双重奖励，将有效刺激干部职工争夺廉政建设的先进。

3、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不是某个部门单打独斗就能做到的，而必须整合各部门资源，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推进。为此，要建立起由党委统一领导，纪检、组织、宣传、文化、媒体等多单位共同参与的协调配合机制，有效整合各种廉政文化资源，做到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落实，保证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的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

（三）整合社会监督资源，强势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

在廉政文化建设大众化推进中，必须采取各种有效形式，整合全社会监督资源，从不同的层面，加大对制度的宣传和监督，使各项制度的内容广为人知，使全社会都重视制度、服从制度、严格按制度办事，树立制度第一、制度不可侵犯、不能侵犯的理念。

大众文化论文例7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可是由于本世纪发生的大事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在知识界和理论界，对大众文化的轻视是非常普遍的。只要看看大学里的学科建制，再看一下人文领域中有关的大学教材，我们就能很容易明白，大众文化这事不仅和当代大学教育没什么关系，而且完全没有能够进入大学课堂的意思。换句话说，以大学体制为象征的现代知识体系，根本上拒绝大众文化成为人们认识当今社会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对象，更不必说把大众文化研究看作是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凡对今天大学生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痴迷不是简单的课余爱好，不是纯粹的娱乐消遣，而是另一种不见于课程表却更重要的课程。这里显示了知识界对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根深蒂固的轻视。

许多人顾名思义，把“大众文化”等同于以往历史上出现的通俗文化或是民间文化，这是个很大的误解。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生产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不要要强调的是，它说是“文化形式”，并不能从我们过去习惯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因为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必然地与大工业结成一体之外，还包括着创造和开辟文化市场，以公司规模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销售，以及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这使得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音像制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不仅构成大众文化的主要成分，而且成为只有在买和卖的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文化价值的普通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注意在文化上的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裸的商品性，它也不打算掩盖自己和资本的关系――通过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它不但想多赚钱，还要像其他商品生产一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的文化，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买一双“耐克”球鞋和买一张王菲的CD有很大区别吗？恐怕没有。卢卡奇曾说，一旦商品形式在一个社会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就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自大众文化在二站之后大兴于资本注意社会以来，应该说商品形式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大规模地入侵文化领域的办法，同时对这个领域“按照自己的形象”进行相当彻底的改造。

我们完全有把握地说，这个“改造”不仅是20世纪一件大事，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比起今天人们认为将要影响人类未来的一些大事，例如网络时代的来临或“壳隆”技术的突破，大众文化究竟意义如何，是否比这些公认的科学技术的新发明更重要，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它对今天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并且使得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比起半个世纪前已经面目全非，这恐怕是个事实。大众文化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出现的。也许，我们应该惊讶的是，那些最早从事这一研究的思想家们，无论是英国的威廉姆斯、霍加特，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其理论嗅觉是何其敏锐。早在本世纪50年代，他们就把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认识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相联系，从而把这一研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层面。何况，由于他们以及很多后来人的不懈努力，大众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几乎一直是同步的。时至今日，这一研究在许多国家成了一门显学，成为在跨越多种学科的一个空间里进行非常活跃的理论探索的知识领域。

在近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文化的商品化始终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至20世纪90年代，作为文化商品必然结果的大众文化，不但被催生出世，而且惊人的成长，各种大众文化的产品突然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其势有如燎原大火。实际上，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历史发展已经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全然改观。在这种情势下，理论界和批评界应该如何反应？做什么样的阐释？又怎样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和批评实践中发展新的知识？这类问题已经不容回避。特别是一直在观察、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人，恐怕再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迅速发展大众文化研究势在必行。但是，着手做大众文化研究同样不能顾名思义，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以往的“文化讨论”，只把讨论的对象来一个转移，变成对过去死看不上眼的广告和电视剧的关注。

总之，虽然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但它不是过去广泛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讨论”中所针对的那个文化，而是与今天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商品文化，特别是与工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大众文化。雷蒙德・威廉姆斯曾一再强调，文化作为一个意义系统不只存在于艺术和知识这类东西当中，而且还存在于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当中，因此，对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批判分析乃是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如果说文化从来都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生活和各种制度有内在联系，那么本世纪后50年发达并泛滥于全世界的大众文化，就更深入地楔入了日常生活。它们代表精英文化，成为今日意识形态得以建构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机制。棉队大众文化正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的新形式，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当然也要高度重视对与大众文化相关的各种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这必然使“文化”这一范畴被大大拓展。何况，9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 正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因此，它又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我们不能不问：伴随着经济的“转型”，是不是必然会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如果这个“转型”已经是个事实，那么其结果是什么？该如何评价？促进这一“转型”的机制又是什么？大众文化在这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此类问题的追索，也不能不使我们的文化视野愈加开阔。与此相关的是，如前所述，这些基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和理论追索，必然要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研究、批判与“挪用”的过程同时进行。我们希望，这两者的结合不仅使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能比较快地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语言，更重要的是，是逐渐建立适应现代中国情况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

大众文化论文例8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困难

1．传统思维方式的固化

首先，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距离感。为了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指导思想，十七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力度。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揭示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高度抽象化的理论体系，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素养不够的基层群众来说，要想真正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地区在宣传上照本宣科、语言枯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人们难以理解的“天书”，致使一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缺乏切身的认同。其次，传统思维方式的固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从中西思维差异来说，中国人属于感性的、曲线形的思维，而西方人的思维属于理性的、直线型的思维。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思想深刻，但是却充满了保守性、主观性、隐晦性，而系统性和逻辑性不足。这种思维方式随着历史演变，早已渗透并内化到每个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中。人们在社会交往、日常生活、学习娱乐中便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这种潜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指南与内在原则，并最终成为一种文化，成为每个中国人思维及心理的内在结构。再次，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是西方哲学的一支，它不如我国传统哲学玄奥，但却带有西方理性思维的特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在传统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的中国，想要使大部分人普遍地接受、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加之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极其稳固，很容易使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趋于主观、片面，从而分割、扭曲马克思主义。

2.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理论实践存在误区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学术、现实、政治三者要么相互交织，要么相互隔膜。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实政治论证和辩护的工具，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其政治上的功能。相反，有一些学者为了迎合“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倡导，主观上有意回避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存在的任何关联，“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研究，沉溺在自己主观臆造的学术之中。致使其马克思主义研究脱离当下的实际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关心其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断裂，成为了纯粹“学术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自然无法令人信服。这两种情况都从本质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衷与内涵，其结果，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敬而远之。在社会生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长期处于“两张皮”的状态，理论只是停留在书本上，或者成为少数专业学者的专利，或者成为某些人应付各类考试的工具，马克思主义似乎与现实生活不相干。在如此机械的宣传与应试教育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人们长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误区，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可数的几条原理、几个具体结论，几句套话的机械解读，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很难真正与人们群众的社会生活相契合，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本本主义的泥潭，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实用性。此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还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化、工具化、学院化、神化等各种误区，这都使马克思主义不能真正走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中。

3．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化性”与多元文化的冲击

马克思曾经用“拜物教”来揭示在商品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物的关系便会渗透到社会关系的细枝末节，最终成为主宰社会的关系。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更是明确说明了这点，“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变成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385其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人的本性被“物”所“绑架”，“物化”的力量将逐步深入到人的意识形态之中，使精神世界贫乏的人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抗逆的规律，从而去遵循它、服从它，最终成为人的一种意识，即“物化意识”。这便揭示了这个时代人内在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导致人本身的意义逐渐虚无。“物化”理论本来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所产生的弊端，但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物化趋向已在我国社会悄无声息的发展壮大并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物质资料越来越丰富，但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并没有随之显著提高，精神世界依旧贫乏，很容易产生“物化意识”，这种情况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国人的精神家园自然举步维艰。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策

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接地气”

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思维特点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满足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缓解人民群众生活中遭遇的精神困境、自我价值迷失等现实问题。上文提到中西方思维差异，领导干部应告别机械的宣传、干瘪的定义，在群众面前放低姿态，使自己所做、所想、所说贴近群众的实际生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向具体的转化。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同时，以简明扼要、生动形象的群众语言来表达理论，用具体的材料、事例来说明晦涩的道理，使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活、生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在内容和语言风格方面要“接地气”，而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形式也应与时代接轨。当今时代是信息爆炸、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接受信息方式日新月异，既有传统的书刊、报纸、广播、电视，也有当今时代特有的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途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形式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利用好诸如微博、微信、手机App等这样的新信息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但同时传统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必须充分发挥党报党刊的主阵地作用，以及新闻媒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主渠道作用，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介相结合，运用先进传播手段改造传统宣传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生动丰富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2.学术研究要“端正其位”

首先，必须坚持学术与政治的分野与互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学术研究中，既不能用政治取代学术，把二者等同起来，也不能过分强调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造成理论与现实的断裂。既不能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也不能把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来对待。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没有，在有关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自觉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其次，必须解决好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联系当前的社会现状，以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研究成果去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直面人民群众身边亟需被解决的问题。诚如同志所指出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467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同人民群众的诉求与愿望统一起来，真正从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使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需求，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大众文化论文例9

一、前言

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必然带动文化形态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反映到文化上，就是大众文化的繁荣。大众文化一般也称之为平民文化、流行文化，是在工业生产环境下，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得以批量生产、快速传播和普及的文化产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歌曲、音像制品、电视娱乐节目、电子游戏等等。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性的消费文化，在满足我们的感官快乐、丰富和改善我们生存状态的同时，往往缺少一种高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使得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理想、道德反思、审美判断等人文关怀的文化内核被消解。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大众文化作用的双重性，在坚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下，根据新时期教育对象思想活动的新特点，确定体现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做好教育工作。

二、大众文化比思想政治教育强势的原因

大众文化教育功能比思想政治教育更荣誉被受教育者接受，或者说大众文化更强势。它的迅速发展强烈地冲击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流意识中的主导性地位，其强势原因，文章从以下几方面去解读：

（一）大众文化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人本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和社会主流意识的传播者，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无容置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规范、正统的教育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教化的，给他们灌输国家意识形态规定的主流意识、行为规范、道德观念，而这种灌输式的教化往往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人性的多样性。在整个教化过程中，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执行者，他们只是给受教育者灌输既定的内容，受教育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根据内容形成自己行为处事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以此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的目的，其自身的内在需求是被疏离了的，且不被尊重的，也应该说是无法选择的。因而，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是单向度的，无视人性的，其教育氛围必定是压抑和死气沉沉的。我们认为，要塑造人的灵魂，就要使人的灵魂充满理性的力量，散发人性的光辉，要引导受教育者接受、理解社会中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并真正内化为自己心灵的体验。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能自主地选择他认为合乎规范的行为，从而自觉地、以一贯之地遵守和实践。显而易见，遵从人性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是缺乏的。大众文化强调的是，大众不是消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主动参与者，所以，大众文化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价值判断、话语选择和角色定位上都可以自主决定、各取所需的平台，使大众可以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生括压力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份轻松愉悦、缓解紧张的调剂，在肯定享乐而远离崇高的文化氛围中找到亲近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对社会大众人性的释放和对人性的尊重，大众的个性在大众文化中得到了自由发挥。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教育功能中人性的一面。

（二）大众文化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创新

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教育模式，大众的思想意识、思想观念和内在需求只能限定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的框架内而不能超越。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开放性，即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达而纷纭而至。它要求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生产、制作和消费中，因而，大众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而且给予自主、自觉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也得到了培育。大众文化发展背景下的各种观念、意识，思潮的交流融合、互相激荡以及传播信息载体的发达带来的观念的迅速更新，要求并助推者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味的圃守和坚持是徒劳无益的，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一改传统的固定化，程式化的教育模式，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大众文化的到来，创新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从而真正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塑人作用。

（三）大众文化相比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表达方式更轻松

大众文化具有现实的娱乐与消遣特性，追求即时情感的轻松表达，以一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消除了文化消费的特权，成为了多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扩大了文化的受众群落与传播空间，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同时，大众文化使文化的发展转入了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轨道，并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生存状况，从而有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大众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商业性，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市场运作方式，制作和传播具有标准化和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让社会大众来消费。这种文化产品表现方式往往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易把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大众。这样，大众就难以找到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空间，从而扼杀了他们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大众在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自己的思想意识逐渐被大众文化改变并进而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本质即是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让受教育者接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信仰，使得意识形态得以延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和教育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发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性作用，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进行塑造，使社会成员在思想意识上建立符合社会规范的基本秩序，从而形成个体价值与国家核心价值的相统一，实现国家主流意识在社会大众思想意识中的主导地位。

三、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思想的引导。“通过人类历史可知，任何有价值的建树、文化意义的肯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现实理解和理想引导的结果。”当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市场经济体系、科学技术以及相关的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是，由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的特征使部分教育对象的精神文化生活存在盲目追求和时尚消费的倾向，甚至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漠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是具有社会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教育者要把握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引导大众文化朝着健康的文化发展。同时，也应当看到，“理论的科学性与理论自身并没有必然的、永不改变的关系，这种联系应该是辩证的。当理论符合与社会实际状况时，它就是科学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注重以人为本。为此，一方面，我们要以主流文化价值引导大众文化，促进大众文化主流型。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取向和价值观的反映，又是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国民的精神纽带，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大众文化领域存在的一些无序、失范现象，必须充分发挥主流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导、规范作用，引导大众文化的创作、生产，使民众在参与、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主流文化的核心理念，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而予以认同，从而形成文化合力。另一方面，要借鉴大众文化多样化的内容与形式，实现主流文化大众化。任何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全盘否定或者一味迎合、赞扬的做法都是有偏颇的。作为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具有理论性、抽象性、实践性、系统性等特征，要进一步增强它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只有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扎根于大众文化之中，实现主流文化的大众化，才易于被教育对象所接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树立寓教于乐的思想，在传播主流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大众文化多样化的形式，从而增强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以引导教育对象通过亲身体验、内心感受，实现在教育中娱乐、在娱乐中塑造价值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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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纠正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注重思想作风建设。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包括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其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巨大妨碍性。1937年6月，针对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肯定了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同时也指出思想错误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必须纠正和避免。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大创造，其通过学习理论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二十二个文件，系统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党内领导干部的和教条主义，从源头上和思想上消除了错误思想。这不仅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三）通过多种实践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倡通过多种方式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中，报纸，尤其是党报，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传播工具。特别强调了报纸在宣传过程中的重要性。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认为报纸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他亲自指导了《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并成为该报刊的重要撰稿人。除此之外，指出不能忽视标语、口号、宣传画、演讲、文艺演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他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也曾说过：“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通过宣传形式的多样化和通俗化，将马克思主义灌输、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指导革命运动有力的理论武器。

（四）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到培养理论家、领导干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首先，认为在中国必须培养一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理论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提倡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理论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善于使用、培养和爱护干部，他认为一支强有力的懂文化、懂政治、懂军事的干部队伍能够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他强烈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带动群众并践行革命思想理论。他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同时认为，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够的，应提倡领导干部结合群众共同推进。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号召领导骨干应该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强调：“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的领导。”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一）注重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将高校发展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阵地。青年是民族的希望，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两课”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远大理想及现实目标的关系，自觉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目标。其次，把党校办成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阵地。党校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主渠道，是党委的重要部门，对推进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