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论文例1

本文作者：谢丽君工作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

庙堰村农民消费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相对低下。目前庙堰农户商品性的消费已占据绝对优势，自给自足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农户的各种消费品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但由于受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户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接受程度较低，在城市家庭已较为普及的钟点工服务很少在农村家庭出现。养育幼儿、照顾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农村传统习惯由（外）祖父母辈照看或子女轮流照顾，很少有家庭会外请专职保姆，甚至也有年龄相对较轻的（外）祖母为照看第三代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费支付工具相对落后。大多数农户对现代消费支付工具还认识不够，现金仍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付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阶层在部分场合有持卡消费的习惯，大多数即使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一般也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工资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资用。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资或养老金一打入卡便马上将其取出或转存为定期存单。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后几日里，钟公庙街道各银行营业网点人满为患，到处可见排队存取钱的长蛇队伍。许多农民对信用卡还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不安全，觉得“放在卡上，看不见，摸不着，心里不踏实”。而对于网上购物系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听说而已。第三，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据保守调查，1984年户均银行存款余额为352元，1990年为户均1390元，2000年为户均26835元，至2008年已达到户均99412元，农民对银行储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独钟，把积蓄放贷给个体私营企业或用于炒股、买基金的农户只占很少部分。多农户认为“无债一身轻”，“寅吃卯粮或借钱消费心里不踏实”，部分农户在操办重大事情时钱不够的话，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暂时借用，很少有人会向信用社（银行）借贷。按揭买房这种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费行为在庙堰村仅在少部分收入较高又稳定的农户家庭存在。据统计，2008年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负债仅7300元，并且以民间借贷为主。第四，婚、丧、嫁、娶等大宗消费上攀比心理严重。不论家庭条件好坏，一般农户在日常消费中都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但在过年过节或操办重大事情时，往往是大铺大摆，大吃大喝，纵情消费，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节俭的思想荡然无存。许多农户一辈子节衣缩食，一生中的消费主要用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少数几件大事上，多数农户在这些方面的巨额支出是以牺牲衣、食、用的改善为代价的。在丧事的操办上也是如此，子女为了向外人表示所谓的“孝心”，父母过世后大操大办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费居高不下。人情往来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情消费主要指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近年来，庙堰村农户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越来越多，价码也有越来越高之趋势，从小孩出生、满月、上学……一直送到结婚，平日里人们生病住院，搬迁新居更是少不了礼尚往来。一般性的人情价码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结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庙堰村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人情消费支出为2314元，2005年为户均1350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1倍。这种人情消费频率越来越高，价码不断攀升的趋势使人情过分强调礼节，注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似礼尚往来，却在这一过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费，而且也给部分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第六，迷信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费在部分农户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有一定比例，近几年来甚至有抬头现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斋念佛，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大把的钱化在“敬神”上。绝大多数农户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个较隆重的仪式来祭奠已逝的亲人，除夕临近时的送灶神、请菩萨仪式更是必不可少。

优化农民消费方式的对策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囊中羞涩就无力消费。农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谨慎安排消费，不能节省的支出才消费。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城市。庙堰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了使农民能从收入虽然增长，但还要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定要加强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消费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市场环境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结构，理顺流通环节，加强对通讯设施、水电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消费条件，切实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能花”的尴尬。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理财观念，让农民逐步从“恋旧、保守、跟风、攀比”的消费情结走出来，逐步建立起讲科学、讲文明、讲健康、讲效益的消费文明新风尚。第四，丰富农民文化休闲生活。1987年庙堰村被调查农户文化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至2008年该比例已达到10%，又增加了6.3个百分点。但农民的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许多农民不惜代价地想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练健身操，跳广场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学。使农民的文化休闲生活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农民消费论文例2

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自给性消费水平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一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政府出资、政府主导的方式，容易产生行政行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共品使用者——农民的行为意向经常是被忽略的，其结果是导致公共品供给难以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需要将使用者的行为意向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本文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以一个失败的饮用水工程为例证，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结果和行为意向，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管理建议。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农民消费论文例3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说明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农村居民消费（RC）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变量，为了使历年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不变价对历年数据进行了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财政对农支出（AE）选择国家财政支出中历年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作为变量，1998年和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2007年开始统计口径为农林水事务支出。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我们统一使用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2012年。经济波动（EF）选择历年实际GDP增长率减去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预期到的GDP增长率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还采取了BP滤波方法作为参照。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除上述变量外，为了更加真实的反应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以及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我们引入控制变量。经济增长（GDP）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作为变量，物价水平（RCPI）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作为变量，农村居民收入（RI）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变量，以1978年为不变价进行计算。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2年。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并降低对极端观测值的敏感性，对所有变量做自然对数处理。为保证解释变量不受到自然对数化后正负号改变的影响，对数值小于1的变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说明由于考虑了各变量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滞后模型来检验财政对农支出与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三、估计结果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图1、图2和图3给出了农村居民消费、财政对农支出及经济波动的核密度图，从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分布密度的动态变化。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显示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从非平稳的I（1）过程。为节省篇幅，不再给出具体的检验过程与结果。由于变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给出迹检验与最大特征根的两种检验结果，见表2。

（三）估计结果

对被解释变量序列进行自相关与偏自相关分析，如图4：由自相关分析图可知，当滞后期k＝7时，序列的样本自相关系数才明显落入随机区间，自相关函数表现为拖尾；偏自相关分析图显示，滞后一期的偏自相关系数明显不为零，滞后2期以后的偏自相关系数都在置信区间内，偏自相关函数具有截尾性。故可建立AR（p）模型，p值可以取1或2，最终经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正态性检验：估计的参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十分关键，在进行ARMA模型回归之前，我们是假定εt服从正态分布的，所以有必要检验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利用Jarque－Bera统计量对标准化残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检验显示Jarque－Bera统计量是0．634，伴随概率是0．728，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残差服从正态性的假设。异方差检验：在存在异方差的条件下，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量仍然是无偏的，但参数的方差是有偏的，则会导致假设检验失效，所以需要检验表4的ARMA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采用Breusch－Pagan－Godfrey和White两种检验方法，结果显示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6．183，伴随概率是0．186，即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White检验的ObsR－squared的值是3．895，伴随概率是0．691，即在5％显著水平下不显著，故同样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设。此外，在表4中我们特别报告了稳健标准误，结果显示稳健标准误远小于所对应估计的参数值。结合T检验、正态性检验和异方差检验的结果，说明表4的ARMA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表4的回归方程知，长期均衡过程中，财政对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经济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都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相对来说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滞后影响，滞后一期对当前消费有正向作用，滞后二期有反向作用。这样，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都得到了证实。

（四）内生性讨论如果回归方程存在内生性，则OLS的估计结果可能会产生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上述ARMA模型中，财政对农支出有可能是内生变量，这是因为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财政对农支出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对农业经营投入的增加，反过来对财政对农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证实财政对农支出是内生变量的猜测，采用Durbin－Wu－Hausman检验，选择财政对农支出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其原因随后进行解释），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连同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一起作为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残差项μ；将残差项μ与原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财政对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OLS进行回归，发现μ的回归系数的检验结果为t－Statistic＝－245，prob．＝003，显著，故变量财政对农支出确实是内生变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工具变量法。运用工具变量必须注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工具变量不仅要与财政对农支出高度相关，还必须满足外生性，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财政对农支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如果只使用唯一一个工具变量，则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但如果能够寻找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工具变量，则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来检验工具变量组是否都符合外生性的要求。为了充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个工具变量，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来保证工具变量组确实是合适的。①检验财政对农支出过程中，我们运用了其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是因为当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不会影响上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即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原模型的随机干扰项不会存在同期相关性，可视为外生的。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当期财政对农支出是高度相关的，检验得到财政对农支出与其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是0986，所以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另外考虑农村土地面积，农村土地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越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越大，即政府为实现既定的服务目标必然要加大对农支出，所以农村土地面积与财政对弄支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土地面积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土地面积的大小可能会影响该区域的消费总量，但人均消费主要与个体因素有关，故土地面积不会影响人均消费值，而本文采用的就是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很好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土地面积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这一点，因此农村土地面积可视为外生的。由于各类年鉴均无农村土地面积的直接数据，我们使用耕地面积与住宅面积之和作为替代值，其中住宅面积等于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村人口数量之积。检验发现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的相关系数为0695，所以农村土地面积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为了更进一步的检验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否合适，我们检验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否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检验方法是：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分别放入回归方程，考察回归系数相应的p值，查看p是否大于01，大于则说明不存在直接影响，即认为是好的IV。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p值为0116，农村土地面积的系数p值为0347，进一步说明了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和农村土地面积是合适的工具变量。由于工具变量数量多于内生变量，需要采用过度识别方法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首先使用2SLS方法估计模型，得到残差ε，将残差ε对所有外生变量回归，获得R2，在所有IV都与扰动项不相关的零假设之下，nR2服从自由度为q的卡方分布，q等于工具变量个数减去内生变量个数，若nR2超过设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即至少部分IV不是外生的，工具变量失效。按照上面方法，得到R2＝0075，样本量是24，故nR2＝180，小于自由度为1的卡方分布的临界值384，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我们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至此，我们充分检验了所选择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好的IV。下面利用滞后一期的财政对农支出与农村土地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分别使用2SLS和GMM方法对前面的ARMA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见表5。表5回归结果显示，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基本是一致的，说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2SLS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基本不变，由0144变为0149；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弱化，由－23669变为－21606；经济增长的系数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9；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变，由0608变为0638。GMM回归结果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比较，财政对农支出的系数略有下降，由0144下降为0130；经济波动的影响略微变弱，由－23669变为－21792；经济增长的系数也变大，由27218增大为25036；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不变，由0608变为0624。综合2SLS和GMM的回归结果，说明直接用OLS回归的结果确实是有偏的，使用多个工具变量以后，财政对农支出、经济波动、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动但变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运用工具变量得到的方程同样证明了命题1和命题2以及理论模型中关于ζ的假设是成立的。

农民消费论文例4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寻找相关的经验证据是有意义的。

（一）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具有同一性

马克思认为，随技术进步，教育或培训成为工人必要消费的一部分。舒尔茨(1961)曾经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在消费领域进行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居民消费包括人力资本型和非人力资本型，对人力资本品的购买是居民消费的重要内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扩大对人力资本品购买，实际上等于增加现期消费。

（二）人力资本投资对现期消费具有替代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平滑化。普兰纳布·巴德汉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认为，受教育者与不选择受教育者相比，他积累资金来为培训付费，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将其消费降低到低于c[,u]（不选择受教育者的消费水平）的水平。在这个积累阶段，选择一个低于c[,u]的恒定消费流对他来说是最优的。

（三）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居民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不同，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前者是指人力资本投资来源于个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业；后者是指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投资。按照投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积极性或诱致性投资和被动性或强制性投资。前者是投资者通过功利性计算，在有充分选择基础上主动做出的投资，后者往往缺乏选择性，在特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行为，前者表现为愿意花钱、想花钱，后者表现为购买同样的人力资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没有选择性，要么坐以待毙（有病不请医生只是等死或失学、辍学），要么花更多的钱治病或上学。更进一步地讲，前者是面向未来的投资行为，后者是应付现在、求得生存、消费者无可言的纯粹“消费”行为，这两种投资行为虽然理论上不难区分，但统计上很难区分。

1.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扩大个人消费。家庭或个人以外的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增加个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资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资本方面花费的后顾之忧，在人力资本品价格不变时，可购买较多人力资本，或在购买同样人力资本的情况下花费个人或家庭较少的收入，因而有较多收入购买其他消费品或者在购买非人力资本品时没有后顾之忧。

2.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一般而言，个人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对眼前利益的放弃，是消费者所做的牺牲。在收入一定时，个人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费的就越少，二者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个人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品和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因此不会对消费需求的扩大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在收入增长较慢的情况下，个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此必然会减少对非人力资本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人力资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资本品减少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会带来总消费需求的增加，反之，总消费需求减少；三是由于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而非人力资本品价格下降，为保持同样的效用水平，消费者会改变支出结构，增大消费支出中用于人力资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不足以弥补人力资本品价格上涨带给消费者的损失，将放大消费者的支出上升预期，产生替代效应，即消费者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特别是在对人力资本品的需求无选择性的情况下，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发生急剧转变的情况下，譬如社会性主体迅速退出，消费者支出预期将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预期黯淡的情况下，消费者将谨慎行事，即期消费难以扩大。

三、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水平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199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费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资本投资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随收入增高，收入户间差距扩大，各自消费占比差扩大

随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差距渐次扩大，收入越高的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越大，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收入户之间的分布为：低收入户为268元，高收入户为1213元，所占比重从21.5%到29.39%。而用现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户最低(31.36%)，中高收入户最高(32.99%)。2004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则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同步

从宏观经济看，1996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折点（樊纲，2003）。在1996年前还属于通货膨胀时期，之后发生了转折，其标志是“信贷萎缩”、物价下降、投资增长率、GDP增长率显著下降。如物价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比较低的时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长率仅8%，比1978年来的平均水平约低1.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量则迅速上升，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农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个百分点和8.4个百分点，城镇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28.3%，上升了5.5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见图1和图2）。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1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3年、2004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363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数据来自李通屏：《中国消费制度变迁研究》，152、196～19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图2按现金支出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出“虚假繁荣”

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品价格总指数上升幅度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1995-2004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4.9%，而医疗保健类上升了31.7%，娱乐教育文化类上涨了18.8%，其中的教育类（教材和参考书、杂费和托幼费等）均为有涨无跌。二是政府对农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会卫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导致个人医疗负担增加，农民个人直接支付的费用从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陈秋霖，2006）。在教育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续下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反映出医疗保健类、文化教育类价格上涨的巨大拉动和投资主体的转换。三是反映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用途方面，从医疗保健来看，保健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说是“被动”的投资者；在文教用品及娱乐服务方面，主要是应付高涨的学杂费。1993-2003年学杂费由87.15亿元增加到1121.49亿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品价格的上涨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居民人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导致支出预期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传统福利制度的解体，原来由政府或社会供给的公共物品变成了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地位明显削弱，使得个人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急剧增加。1990-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别增加6倍和7倍。同时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带给人们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担心就业机会减少和收入的下降，医疗、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预期增加。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行的教育产业化，强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仅是培养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担大部分或全部费用。另一方面，教育、医疗作为特殊的消费品，几乎没有选择性。这样，本来被当作发展需求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成了事实上不得不优先满足的基本消费品（如孩子上学、生病求医），居民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储蓄应对变化的环境，以满足不能选择的需求，由此形成极强的储蓄倾向和不断下降的消费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连续两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间增加不足3倍，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7119.8亿元增加到147054亿元，增加19.65倍。这正如预防性储蓄假说所指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强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从而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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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山农村居民消费分析

2.1基本分析

对消费的分析多采用消费倾向指标，常见的有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是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APC=C/Y，即：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收入。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曲线的斜率，指增加的消费和增加的收入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MPC=ΔC/ΔY，即：增加1个单位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乐山市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城镇居民，都接近于1。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基本都用于了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其收入增加将对消费增长有更大的贡献。

农民消费论文例6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因此，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内需，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村，而难点也在农村。如何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应重点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落后的消费环境。农村消费环境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乏，如农村用电、交通和通讯等，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制约问题已十分突出。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很多在城市司空见惯的公共品到农村就会变得极为稀缺，如电网建设。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电网都以高收费的形式来收回投资成本并取得相应利润，农村居民所承受的电价远高于城市。因此，农村居民可能买得起家电产品，但却很少能用得起这些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符合理性的消费行为就是干脆不消费。这些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还有待开发。

(二)陈旧的消费观念。我国农村居民仍基本沿袭几千年来一直固有的生活方式，虽然那种纯粹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已不复存在，但商品率偏低仍是我国农村消费的一大问题。在这种带有浓重自然经济色彩的生活方式影响下，我国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落后，许多农民不是没有钱，也不是在消费的硬件设施上有很大限制，而是很多农民就是不敢消费、不肯消费。此外，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居民在长期消费资料短缺的状态下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普遍存在“惜购”、“喜存”的现象。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传统消费观念更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三)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市场经营者对消费市场的研究和把握存在严重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很多产品从研究设计到开发生产再到营销，生产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城市消费者，而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消费习惯、购买心理等方面往往没有进行专门的市场调查并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另外，我国部分商品如彩电、冰箱、服饰、光盘及其他名牌产品价位较高，与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太大。向农村提供这种超出一般农村居民家庭承受能力的高价位商品，其结果一方面造成部分产品“企业高积压、农村低普及”的情况，另一方面又给一些假冒伪劣的低水平仿制产品创造了生存空间，导致市场供给的产品普遍存在产品质量低下问题，给农村消费品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难点

(一)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决定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最重要因素是农民的收入。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居民收入缓慢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产品价格偏低，增产不增收。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供求由原来的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部分农产品市场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随着供求关系的转变，农产品价格持续波动，致使农产品产量增加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日益减弱。据统计分析，近年来农民增收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明显下降，目前农产品产量每增加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长远小于1％。二是经营规模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目前，我国农民人均只有1亩耕地，一户只有三、五亩地。这种小规模经营造成农业生产经营的低效率，目前中国农业人均产值比世界人均产值低50％以上。劳动生产率低下使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相对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三是农业生产条件落后，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全国不少地方农业生产条件没有或基本没有多大改变，有的地方甚至进一步恶化。如，有的地方水利设施不仅多年没有改善，相反把过去的水利设施也破坏，以至旱不能浇、涝不能排，造成农业生产不稳定。四是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制约农民收入增加。在我国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农民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入严重不足，致使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农民素质不高使农民缺乏市场意识、开放意识，不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不能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生产经营方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难以实现增收目标。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也影响农民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使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增大，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不高，最终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制约农民的消费水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是我国农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滞后，农民的养老、医疗等负担较重，制约农民的消费需求。2005年，全国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1.79亿，仅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0％左右；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达5442万，占农村人口比重不到10％。而且已参保的农户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城镇中人均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于农村居民2.4倍。农民的收入低，还要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应对将来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即使收入有所增加也不敢轻易增加消费。这是导致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村金融服务效率低下，消费信用制度不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由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但金融机构放贷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第一，政策性银行业务收缩直接减少了农村信贷资金投放。政策性银行由于停止了农村经济开发等几十个专项贷款，导致其业务范围十分狭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资金投入较为有限。第二，商业银行推行的集约化经营直接造成农村信贷业务的萎缩。商业银行为减少营运成本、提高效益，纷纷精简基层商业网点，减少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资金供给的来源。第三，农村信用社的政策约束限制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信用社对农民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对“支农”认识不足，行动不积极，没有充分认识到支持农村、农业、农民的市场空间非常广阔。不注意开发适于农村需要的金融产品，致使信贷资金供应不足，造成农村居民消费现金紧缺，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

三、对策

(一)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决定需求的重要因素，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的预期收入是刺激农村居民消费、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基础。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政策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从直接的角度看，一是切实有效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要切实保证农业粮食收购资金的全额到位和封闭运行。二是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根据各地区域优势，发展名牌特色产品，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机制，缩小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从间接的角度看，一是要坚决落实科教兴农的方针，把农村经济转到以优质和高效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农民真正依靠科技致富。二是改善农业经营环境，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农业、投资农业的良好氛围，使农业的收益水平至少要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水平持平，甚至要高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益水平。

(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品调查办公室的分析认为：我国目前有2亿多户农村家庭，农村家电产品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为每种家电增加200多万台的需求量。可见，农村在家电产品的消费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因此，要加强农村饮水、道路、电网、通信、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为农机、家用电器等消费品进入农民家庭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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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切实转变自身职能，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为农服务的原则，履行好作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者的职责，实行人性化管理，处理好党群、干群等各方面关系，为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尽心尽责。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财政支出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等;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等国家高层决策机构，要狠下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把县、乡(镇)两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富余人员尽快撤改掉，或把一些人口小乡(镇)该合并的合并。只有这样，农民负担才能够减下来，从而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以此来带动消费。另外，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扩权强县”、“省管县”应当是发展的趋势。因此，应借鉴浙江等地经验，逐步推行省管县改革。这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参保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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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有很多，影响比较大的有凯恩斯学派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等等，现在的大部分消费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些消费理论之上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发展。潘彬（2006）认为收入是影响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李春琦（2009）建立一个动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刘伦武（2010）以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对农村消费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胡东兰等（2013）采用1978-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入效应，这种挤入效应效果不明显，且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更好地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政府应从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做出努力。

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从收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消费，但从劳动力负担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的文献很少，本文尝试运用VAR和VEC模型，研究嵌入劳动力负担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以及居民纯收入、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变量、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改革开放后1979-2012年湖南省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wind资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变量描述如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Y），本文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衡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受劳动力负担，收入，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个人纯收入（X1），从绝对收入假说到相对收入假说再到生命周期假说，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负担（X2），本文的劳动力负担指农村居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包含本人）。消费价格指数（X3），消费者价格指数反映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的价格变动本文用环比年度CPI作为消费价格指数的变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X4），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指政府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了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影响的解释，选取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变量。

将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化，不但没有改变原有数据的协整关系，而且能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异方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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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的家电消费市场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根据中国家电协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等对全国12个省2个直辖市（50个县市300多个乡镇）的调查表明：近几年来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农户对家电的更新需求旺盛，这些都为我国农村家电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契机。与相对饱和的城市家电市场相比，拥有2.3亿个家庭的农村市场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极为广阔。专家估计，任何一种家电产品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230万台（件）的市场需求。但由于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营销观念，使许多家电企业把市场营销重点一直放在城市，很少考虑开拓农村市场。

近年来，尽管扩大内需的各项措施和政策都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家电下乡”政策，农民普遍感到满意，但是目前我国农村消费的增长速度仍然比较缓慢，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村消费市场，是目前经济形势下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民的购买行为是其消费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消费决策的主观及客观因素。研究农民购买行为的决定因素对于解决当前农村消费疲软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因如此，本文从分析影响农民购买家电的因素出发，构建了一个家电价格影响农民购买决策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对该模型进行相关分析，验证了家电价格与农民购买决策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并就促进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影响购买决策的关联性理论及模型构建

（一）影响购买决策的关联性理论

为了更好地对家电价格与农民购买决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首先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民家电消费理论模型，这也是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影响农民购买决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农民收入水平、物价波动幅度、农民购买倾向等。家电价格在什么情况下能被农村消费者所接受，家电价格对农村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如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以西方消费理论为基础，利用经典消费模型来分析家电价格与农民购买决策之间的关联性。

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价格敏感性研究一直都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点内容。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Toman和Kamen就首次提出并验证了公平竞争价格理论。该理论表明每一种产品的价格都存在一个可以被消费者接受的范围，假如某产品的价格超过了消费者自身所认为的合理区间，那么价格将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Anderson采用了瑞典的顾客满意指数数据并测算了顾客满意对价格容忍度的影响，该研究结果同样表明了价格敏感性和消费者购买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

国内也有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消费决策模型，但目前为止，仍没有针对农民对家电购买的决策问题而设计出一个完全适用的理论模型。

正如前文所述，影响农民购买家电决策的因素有很多，一方面家电价格的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对家电的购买；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会促进农民对家电消费需求的增加。因此，建立一个家电价格对农民购买决策的理论模型，已经成为研究家电价格对农民购买决策影响的客观需要。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认为消费者的消费程度是由收入水平唯一决定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两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数学函数关系。而且凯恩斯消费理论中的收入是指消费者当前的绝对收入，这种绝对收入假设是指一种短期消费与收入的关系。

此外，该理论还假设：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数值是在0到1之间，并且与消费者收入水平成反比；一般而言，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的；所以，收入水平是绝对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消费支出只有辅的作用。

（二）影响购买决策的关联性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可以建立该绝对收入假设的消费模型，用数学函数表示如下：

Ct=α+βYt+μt （1）

式（1）中，Ct表示消费者当前的消费支出，Yt表示消费者当前的绝对收入水平。参数β是指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β大于0，则表示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对其消费支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参数β的数值越大，表示消费者收入的变化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也越大；反之，如果β小于0，则表示消费者收入的波动对其自身的消费支出呈反向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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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费作为最终需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既是经济活动的终点和目的，又是经济生产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间题，而消费函数是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主要工具，消费同时又受收入和储蓄的制约，由于90年代前后物价快速上涨，本文推测90年前后收入与储蓄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因此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90年代前后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加以分析，并得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结论。

一、收入、消费与储蓄理论的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消费的研究始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于消费的研究主要涉及消费者利益最大化问题的微观观察以及消费理论的验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包括纯理论的探讨、统计计量验证，也有理论与计量方法相结合产生的具有良好预测功能的经济计量模型。具体来看，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有以下几个著名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凯恩斯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的。凯恩斯认为，在短期内，影响个人消费的主观因素是比较稳定的，实际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其消费支出也增长，但消费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也就是说，如果其它情况保持不变，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平均消费倾向趋于下降，而平均储蓄倾向趋于上升。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于消费的研究，但同时它也反应出了一些问题。绝对收入假说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的观点，缺乏对未来的影响分析，因此显示了这一假说的片面性。

杜森贝里在其《消费、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现期消费，会受到自身收入和周围他人的影响，在存在着这种消费“示范”效应的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不是递减的，即社会总需求水平不会轻易下降；同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当前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自己历史上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受“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这被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因此家庭短期消费行为和长期消费行为的结合，产生了所谓的“棘轮效应”，即经济中消费变动要比收入变动稳定的多。

随着西方收入与消费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也不断深入。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上，早期的文献一般采用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对上述各种假说下的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而近几年来，依托于计量经济模型理论及应用上的不断发展及成熟，学者们采用新的实证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研究这一经典课题，以求在新的模型框架下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国内的文献来看，赵卫亚（2003）利用变系数和变截距PanelData模型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分析了收入差异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杭斌、申春兰（2004）则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变协整分析研究了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沈晓栋、赵卫亚（2005）采用非参数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

另外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锐（2003）运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生活支出标准、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算和比较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还不是很高，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有很大的变化，各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差异比较大。

本文应用计量经济模型，从量化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水平和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全面揭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对消费的影响。

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可以利用各年按收入等级分组的抽样调查资料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与储蓄的统计资料，对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进行研究。

2.1 模型的建立

模型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显著的变化，设定初始模型应该为：

其中：

CK――存款（使用的是农村人均存款（元））

SR――收入（使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

α――常数项

β――随机干扰项

为防止时间序列数据各个年份之间存在差异，在这里对模型稍作调整，对模型统一取对数，一方面消除了历年数据之间的差异性，使数据更加平滑；另一方面，凸显参数意义，使模型估计更准确。

调整后的模型如下：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认为，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收入高低，但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影响消费的因素还包括储蓄等，由于农村居民受传统意识的的影响，收入与储蓄的关系也对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本文采用1978年到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储蓄与收入的相关数据，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数据详见《中国统计年鉴》）

2.2 用OLS法估计模型

由于本文主要检验90年代前后农民收入与储蓄关系是否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对1978年到2004年的数据需要分开检验。利用EVIEWS 6.0首先取1978-199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具体模型为：

由此可见：拟合优度可决系数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的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好，回归直线与样本点拟合的很好，但由于DW值为0.838，说明变量至少存在一阶正相关，所以引入AR（1），AR（2）进行迭代修正，两次差分之后模型为：

经过两次迭代修正后，不但拟合优度较好，而且D.W.=2.01，说明模型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已经修正，同时再对模型进行LM（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

同理，再选取1990―2004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进行迭代修正后，得出的模型为：

此处需要对1990年前后的估计模型进行经济意义的检验，由以上两个模型可以看出：

1978-1990的模型中：=4.24，=0.57

1991-2004的模型中：=-5.58，=1.67

即截距和斜率发生明显变化。截距上的变化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影响的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收入中储蓄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消费支出和其他性支出比重上升；斜率的变化也很显著，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储蓄额有下降的趋势。但是，本文在这里发现，1990年以前，当收入为零时，储蓄额为正，说明既有储蓄的存在，即，本期储蓄并不一定受当期收入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农村居民特有的因素影响；而1990年以后的模型中，截距为负，本文认为农村居民储蓄额减少，消费增加，只有当当期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农户才会选择储蓄，明显区别于1990年以前，本文认为是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户收入更多的用于消费，而弱化了储蓄的地位。

由于1990年前后模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本文在此引入虚拟变量，以期凸显模型的估计意义。

设XN为虚拟变量，以加法方式引进，仍然以1990为界：

XN=，并对模型进行了二次迭代进行修正，模型如下：

由此可以发现所有检验值均通过检验，证明引入虚拟变量是有意义的，在10%的显著水平下能够通过检验，所以已经证实有变化，进一步证明了1990前后物价飞涨对城市居民的储蓄和收入关系造成影响的事实。

三、结论

本文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做了相应的实证分析，并对1990年前后农村居民收入与储蓄关系变化做了比较，从中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除去收入这个主要因素外，还受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

3.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挺进，市场经济逐渐完善，中国广大农民逐渐感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农村居民在我国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必将成为全国消费的拉动者。推动农村消费，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逐年扩大，呈现强劲的上升势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和其他支出不断扩大。

3.2 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降低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储蓄占总收入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村居民不再一味的把收入转化为储蓄上，而是积极的用于消费和其他相关性支出，收入与储蓄关系的变化也影响消费的变化。

3.3 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变小

90年代以前，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较大，其中，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转化为储蓄，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但90年代以后，改革思潮的不断涌入，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促使消费成为收入的一大目的，农村居民储蓄受当期收入的影响逐渐变小。

3.4 农村特殊坏境的存在

由于农村这个特殊环境的存在，居民都生活在相当熟悉的环境中，村中无形的支出压力（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也给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村民储蓄的倾向更高，但是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也无形中减轻了村民的这种负担，加之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高，村民的收入则更多的用于消费和其他性支出。

参考文献：

[1] J.M. Keyen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6.

[2] J.S.Duesenberry.Income,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

[3] 赵卫亚.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的变系数PanelData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1:50―54.

[4]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J].统计研究，2004，2:21―24.

[5] 沈晓栋，赵卫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动态关系[J].经济科学，2005，1:18―22.

[6] 李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3，(5):12―17.

[7] 席凯明.论经济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居住消费的影响[J].中国房地产,1996,(07).

[8] 轩蕾,王逢宝.基于ECM模型的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