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论文例1

青海省的情况与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云南等省区有相似之处，而有别于全国其他省份，人口中除了占有比例较大的农民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牧民。既有非常辽阔的草原牧场，也有半农半牧和纯粹的农业区域。2004年开始，由农业部、财政部、劳动社会保障部和科技部等国家多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阳光工程”，通过对农牧民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和二、三产业技能培训，为劳务输出和产业转移奠定基础。之后，从2006年开始，由农业部、财政部组织实施的主要针对农牧民开展的农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也让很多农牧民群众从中受益。他们学到了一定的养殖、种植新技术，学到了科学种田的理论，农作物产量、经济收入得到一定程度提高。可以说，这两项工程给青海省农牧区的老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一部分农牧民群众因此脱贫致富。最近几年，青海省农牧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缺乏动力，后劲不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缺乏农村科技人才。虽然对农牧区的教育、科技投入在逐年加大，但是相对于农牧区的生产和发展需要仍显不足，从而影响到农牧业的发展，农牧民收入增长也变得缓慢。另外，对农牧民继续教育的舆论支持不够，影响了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出的中国梦的实现涉及每一个中华儿女，只有大家共同致富奔小康，才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因此，大力发展农牧民继续教育有着极强的现实需要性。通过开展农牧民继续教育，能够培养短、平、快的适用型和应用型人才，能够提高农村、牧区基层干部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的素质，增加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提高农牧民人口的整体和综合素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主导力度不够。在农牧区开展继续教育离不开地方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从目前情况看，地方政府在农牧民培训方面政策指导力度不足。首先，在有关政策制定方面，没有能够结合时展特点及时出台新的有关农牧民培训的文件，过去的一些文件已经不符合当今农牧民生产生活需要，不能对当下的培训工作起到指导作用。其次，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在农牧民培训方面的投入力度也不足。（二）农牧民继续教育模式缺乏针对性。从全国来看，农民继续教育存在多种培训模式并存的局面。例如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民培训、以涉农企业为主体的农民培训、以社团为主体的农民培训、以农业院校为主体的农民培训等；从农民继续教育的手段来说，依托信息技术手段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的新型培训模式非常普遍。培训模式的形成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受农民生活、生产需要所推动。普遍的培训模式有着更加广泛的培训基础和对象。从新疆、青海、几个地区来看，对农牧民进行培训基本上都沿用其他地区的培训模式，缺乏一定的变化与创新，从培训效果上来看不是十分理想。因为主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需要也存在一定差别，直接拿来套用显然存在问题。（三）农牧民继续教育的机制不够健全。农牧民继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功能健全、运行良好、独立设置、效率较高的专门机构，便无法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前，这项工作都是挂靠其他部门，管理和服务水平都不尽如人意。看似有人有机构，实则是缺乏效率，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培训工作的开展。（四）用于农牧民培训的师资力量薄弱。目前，青海省承担农牧民继续教育的师资主要来源于青海大学、青海广播电视大学、青海省农科院和一些企业技术员、全省涌现出的种植养殖能手等。看似组成人员来源渠道广泛，实际上真正能够随叫随到、并且下得去讲得出、既懂得理论又掌握技术的“双师型”教师非常缺乏。每次开展培训工作，最头疼的事情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培训教师和专家难以到位。（五）内容缺乏实用性和针对性。对于农牧民来说，接受培训的目的就是希望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环境和提高生活品质。从前几年的情况看，有些培训流于形式，有的培训内容没有考虑到当地农牧民的需要，个别培训甚至把内地和沿海一带的种植、养殖技术作为培训内容，殊不知地域差别之大。（六）农牧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农牧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根源在于他们没有体会到培训带来的好处，也不了解他人通过培训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改变了生活现状的实际。试想一下，接受过培训的农牧民如果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因此收入多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带动其他农牧民接受培训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调动农牧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农民教育论文例2

2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够广泛，一般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以直接得到效益，短期内可以回报的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需求为主导，少数农民开始对投入时间长，获得利益大，同时伴随较大风险技能教育需求慢慢了解和认识到，农民学习技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技能转化成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也在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不再是单一的农技型，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对于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必不可少，他们需要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获得新的实用技能。

3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特征

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如下特征：显性需求少，隐性需求多，需求局限性大等。显性需求主要是有农民通过语言表达，对技能获得的价值和利益的表述，但是由于农民受到文化知识的局限，很难表达出来，所以显性需求较少；隐性需求是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劳作中，不易于被农民发现和总结，必须通过农业职业教育的组织者观察农民的生产过程，从典型的案例、具体的生产细节和生产困难中总结出来，从而得到农民的职业教育的需求；生活环境和农民目前拥有的条件造成农民需求的局限性大，可以通过职业教育部门的引导来打破，引导的方式有参观、考察等。

4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特点

一是办学层次丰富。根据我国农业生产整体的特点，结合各地农村的现状以及农民的文化水平，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创立了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依次为实用技术培训、绿证教育、双证教育、初农教育、中专教育、中专后教育。大专教育等。二是教学形式灵活。为了更加贴合各地农村特点，满足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其中，以中专为主的学历教育与实用技术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卓有成效。农民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脱产学习或者业余学习，另外充分考虑农时情况的季节性学习班因时间灵活，也受到农民的欢迎。三是办学途径多样。我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正朝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这一目标迈进。特别是各地各级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将与其他教学机构的合作作为办学的一大主线，积极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普通中专、职业中学、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办学。四是培训学科涵盖面广。考虑到整个农业产业链涉及的大范围，农民职业教育也相应的设立了极其广泛的学科教育，从农学、园艺学、林学到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业，从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农村新能源开发与利用到农村基层建设，还有农业类的经济管理、农业工程产业等非农类学科，由这近百个专业可衍生出上千门的培训课程，从而覆盖整个大农业和城乡就业需求。五是参与办学部门多样。由于农民职业教育非单一的技术性培训，而是涉及农业、教育、科技、劳动、素质等方方面面，因此就要求相关各部门各司其职，承担相应的教育培训工作。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是顺应农民职业教育需求而诞生的专门机构，因而教育部、组织部、农垦部、中国科协、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农学会等20个单位均鼎力支持，并成为了联合办学单位。目前，联合办学单位发展到18个，包括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六是教育服务对象范围大。总体上，农民职业教育将教育、培训、推广三者合而为一，有效扩大了其服务的对象范围，除了普通务农人员、乡村干部、农村服务体系人员、还包括一些科技示范户，种田大户、骨干农民，以及一些只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学历的“三后生”。

农民教育论文例3

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传统农业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包括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强烈、西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资本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等等。随着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创办新式学堂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尤其是人们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劝农政策，推动农业发展，从而振兴国家经济；美国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后，兴办学院、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其它西方国家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教育体系。提倡农学、振兴农业成为清末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新政的第一条就是：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举行经济特科。新政的实施，改革了旧科举教育制度，推动了近代学堂的创办，农业学堂亦随之兴起。1898年，亟图改革的光绪皇帝四次下诏令兴办各类实业学堂，命总理衙门议奏学堂开办章程，命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编译国外农业书籍，切实兴办。命各省府县绅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19世纪末，在一些新兴学堂中开始开设农业类课程，如：1895年，直隶省天津中西学堂在高年级的课程中，开设花草学、考究禽兽学等科目。清末初创的各类学堂，没有统一的标准，名称各异，农业类学堂名称有：农务、农政、农务实业学堂等称谓，还有的称为学馆、讲习所、养成所、公所、公学等等。直至1902年，清廷开始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也是我国新学制的开始。这套章程由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牵头拟定。1903年，清政府又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史称“癸卯学制”，具体规定了各层次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其中包括与农业教育相关的章程。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毕业生，讲授高等农业学艺，以培养公私农务经理人和各学堂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在《奏定中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高小毕业生，讲授农业所需之知识艺能，使之能从事农业为宗旨；在《奏定初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讲授农业最浅显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从事各种实业的从业者，以简易教学方法传授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堂及初等师范学堂毕业生，进行实业培训，为各实业学堂培养教员［1］（P24－29）。新学制颁布实施后，各地相继兴办一些农业教育机构，其中以直隶、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份成绩较显。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川总督锡良及继任赵尔巽、山东巡抚周馥等新政代表为晚清农业教育的创办做出了许多贡献。

二、直隶农业教育的发端

19世纪末，在农业学堂创办之前，通过农学类报刊和翻译农学论著，如《时务报》、《农学报》、《农学丛书》，外国传教士、教会学校和归国人员的介绍等形式，已有一些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传入我国。10多年间，编译农业论著200多部，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办打下一定基础，有的译著当时被选为教材或参考书。据目前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农学堂教育最早创建于1896年，共有三所学堂。分别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江宁储才学堂”，江西绅士蔡金台创办的“高安蚕桑学堂”，直隶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的“农算学堂”。遵化县志记载：1896年，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了一所“农算学堂”，学堂选址在遵化城东北角龙泉文社内，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入学，学额40名，但该学堂尚不规范，存时不长，1902年停办。虽然，该学堂和其它两所学堂一样，办学时间短，史料记载少，历史影响有限，但它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1901年，洋务派代表人物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1902年，他奏请清政府在保定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堂，一所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拉开保定军校的序幕；一所就是直隶农务学堂，开启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1902年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道员黄璟偕同楠原正三赴日本就置试验场、设学教授，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5月开始在保定西关霍家大园筹建，黄璟为总办，李兆兰为提调。7月袁向清政府奏请成立农务学堂：“外洋虽以工商立国，尤注意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授之。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局，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派黄璟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试验场，设学教授，并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慈禧太后钦批：知道了。9月，聘日本国楠原正三、岩田次郎等10多名外籍教员来堂任教。11月，学堂正式开学，设农学、蚕桑两科。分速成和预备班，速成一年卒业，预备五年卒业。招收学生60名，生源主要是本省各州县，也有山东咨送和京旗选送的部分学生。当时，外籍教员教授专业课，有专门人员进行翻译，同时整理成文，编为专业课教材。学堂附设农业讲习所和直隶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4科。袁世凯专门为农务学堂题词“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亚欧美一以贯之”，悬挂于当时学堂图书馆正门两侧。1903年，学堂办学一年后，袁世凯在上奏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写到：“学堂教以动植物学及各种农学，数学、理化、地理、历史、金石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讲习较精，为农学高等程度。速成班第一班学生毕业。”光绪皇帝御批：“著即切实整顿，次第扩充，期收实效。”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归属清学部管理，更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增设林科和农业教员讲习所；1905年升入本科；1906年，直隶农务局归学堂兼办；1907年本科生毕业，相当于今天的专科层次。此时，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相继在天津宝坻筹办了农桑学堂、农桑会，在高阳筹办了农业小学堂，在曲周县筹办了农桑会。此外，学堂还向天津小站、宣化县、荥阳浚县等初、中等农业学堂选派教员、技师。由此，直隶高等农务学堂开直隶农业教育之先河，省内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初、中等农业学堂。如保定东关的北洋马医学堂、天津县和顺天府的中等农业学堂、清苑县农务学堂、静海县初等农务学堂、景州和望都县的农业小学堂。同时，还出现许多其他农业教育机构，如直隶水产讲习所、天津和河间农业练习所、顺天和肃宁蚕桑讲习所等。从1896年遵化农算学堂开办到1911年民国成立的10多年间，直隶先后兴办农学堂等教育机构近20所。虽然有的机构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出现了兴办农业教育的热潮。根据清学部1910年的奏报统计，全国高等农业学堂共5所，在校生530人，其中直隶1所，在校生149人，在校生占全国总数的28％，为全国之最；全国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其中直隶4所，在校生176人，处于全国中游；全国初等农业学堂44所，在校生2272人，其中直隶2所（不含讲习所等其他类别机构），在校生47人。

三、直隶农业教育的发展

清末，我国农业教育办学宗旨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启其智，学生毕业后仍按科举形式封官，再加上师资教材匮乏，照搬日本模式，外籍教师不了解中国实际等情形。虽开启近代农业教育，但仍有很大局限性。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由封建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性转变，同时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国民政府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进行学制变革，1912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又颁布了新学制—“壬戍学制”，新学制加入了美欧等国家的成功模式，比起封建教育制度和完全照搬日本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直隶农业教育是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学制仿照美欧将“学堂”都改为“学校”，将“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分别改称为“农业专门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乙种农业学校”。1912年直隶农务学堂率先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更名为河北大学农科；1917年顺天中等农业学堂更名为京兆乙种农业教员养成所，1928年更名为京兆甲种农业学校；1914年直隶水产讲习所更名为直隶甲种水产学校；1912年北洋马医学堂更名为陆军兽医学校。一些农业中小学堂、讲习所也由实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农业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以养成农业专门人才为宗旨。”修业年限本科3年。学校可内设农学、林学、兽医学、蚕业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科。并规定各科所学课程门数。直隶农业专门学校作为当时全国8所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一，设农学、蚕桑、林学科。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设备、办学实践、毕业生数量等方面在全国一直占有重要一席之地。1917年，校长郝元溥在学校成绩报告书中提出“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8］（P9）的办学理念。学校注重理论教学与实习、试验相结合，对试验场所力谋扩充，加意整理，未曾专恃纸上空文用事。当时学校占地10万多平方米，其中设备齐全、管理规范的实习试验场地就占了2／3以上。种植桑园40多亩，让每名学生亲自动手养蚕2万余条。还购置平山县、灵寿县滩涂地近500亩、易县山北镇之山沟一座，辟为实习场所，供实习和研究［4］（P3）。1918年创办了《农学月刊》，面向全国发行。在发刊词写到：法理既得，实施是从。高谈学者，求非所供。一般农者，固步自封。编刊成绩，普赠要冲。当业诸老，有所法宗。月刊内容分为十类。包括调查报告类、实习实验类、著述论说类、农事应答质问类、农家馀兴类等。薛培元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学院之任务系适合本省需要研究高深农林学术，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一切设备，几为全国冠。1920年，学校还举办了留法勤工俭学班，招生30名。1912—1921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时期，毕业学生470人；1921—1931年河北大学农科期间，毕业学生430人。毕业生数均占到全国的1／10以上。1922年资料统计显示，直隶省甲种、乙种农业学校的数量分别是5所和11所，占到全国的中游水平。1912至1921年10年间，直隶农业教育在不断摸索中前行。1922至1931年10年间，军阀混战频仍，院校合并，校长连年更换，农业教育发展受到较大影响。1928年，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1931至1937年抗战爆发，以河北大学农科独立设置成立河北省立农学院为标志，河北农业教育又进入一个发展时期。1936年，教育部设立农业教育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规划农业教育方案，河北省立农学院院长薛培元与农业教育家邹秉文、邹树文、章之汶等5人一起担任农业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此可见河北省立农学院在全国农业教育中的地位。

四、直隶农业教育的影响

1．开启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之先河。1923年，我国早期农业教育家和农学家邹秉文认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起点是1902年成立的直隶和湖北农业学堂。1981年，中国农科院院长、著名农业教育家金善宝撰文指出190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最早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教育和研究的开始。1994年，知名农业教育研究学者周邦任、费旭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一书中指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我国大学专科性质的农业教育的开端，1903年成立的北洋（保定）马医学堂是我国军队兽医教育的开端。由此可以说，直隶的农业教育史就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形成史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创办最早而且办学延续至今的三所农业高校分别是：华中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其中，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创办，至1906年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南京农业大学源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农业博物科，1914年，开办大学高等农业教育。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直隶农务学堂在1902年办学之初就属高等教育，是全国开展高等农业教育最早的学堂，从1903年袁世凯的奏折和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学堂一览中得到印证。

2．探索形成了近代农业教育理念。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教育处于新旧教育思想并存，新旧学制更替的过渡时期，农业教育也是如此。凡是地方政府重视，学校掌校人有真知灼见，任期稳定，善于争取经费，积极开展办学实践的，农业教育办得就有生气，有成绩。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对诸多农事改革率先倡办，包括建立农务局，创办新式农业教育，开办农事试验，成立农会组织等。委派自己得力助手———四品道台黄璟掌管农务学堂，后任动植物学家、农学举人黄立猷为掌校人。直隶公立专门学校10年间，早期留日学者郝元溥任校长8年，非常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现结合，筹办农展会、开办科普刊物，购置实习试验场，提出“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的办学思想。民国七年（1918年），校长郝元溥奉教育部召集全国专门学校校长会议，研讨农业教育问题［9］（P9）。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在全国的地位。还有顺天中等农业学堂“以养成农业所必须之学识，使将来改良农事，开导农民”的办学宗旨，无不在探索近代农业教育的办学理念。

农民教育论文例4

1．1促进教育公平

农民职业教育在保障农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利和全面开发人力资源这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有了农民的职业教育就有了教育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它是绝对不能有农民教育公平的。美国有正规的多类型的中等农业教育、多层次的高等农业教育，也有非正规的各种类型的、短期和长期的培训和面向全社会的农业推广教育［5］。为了满足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基础学习者的需要，美国除了公立职业学校外，还积极鼓励各部门、行业、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在农村广泛举办培训班，利用冬季和农闲对农民进行系统培训，向农民传授新的科技知识，帮助农民学习各种专业技术。美国多形式的农业技术与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促进了教育公平，不仅提高了美国农民的素质，还使各阶层农民受教育权得到了保障。

1．2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在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引领农村和谐风尚中，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往农民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的机会相对较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农村职业教育带给农民新知识、新思想，提高农民的精神涵养。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差距逐渐加大，为改善这一状况，韩国政府开展了“新村运动”。

通过建立村民会馆、培养新村领袖和成立各种村民组织等方式，向农民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和进步思想观念，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主人公使命感、集体荣誉感和生活态度，并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6］。

农民职业教育通过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和进步思想观念，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农民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引导农民群众开展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和谐文明的精神风尚。

2农民职业教育的文化功能

2．1文化传承与创新

农民职业教育最主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农村文化系统的传递给农民，并引导农民进行文化交流学习并产生出更适于新时代的文化思想。农村发展的历史久远，在农村和农业地区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风情。各地的地方戏、民歌、饮食、服装、民风民俗、历史遗迹等文化表现形式都带有很深的农业社会痕迹，是传承文化的依托。因此，农民职业教育不仅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还是创新农业文化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法国建立农科知识普及推广站、通过电视、广播、函授、刊物等多种手段向农业劳动者宣传、普及农业科学知识，迅速提高了从事农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法国农业文化得到了很快的传递和整合［7］。文化发展和创新使得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不局限于传统的内涵，“一村”可以延伸到“一县”乃至“一国”;而“一品”也不仅仅指农产品，还可以是工业产品或特色文化和旅游等服务性产品，使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流的农村开放模式［8］。“一村一品”不仅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活力，还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2．2文化交流与融合

文化是一定时期特定地域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共同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文化都具有地域性和封闭性。农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接受先进文化和思想的机会相对较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等现代通讯工具的全面普及，各类信息和资讯在覆盖城市并深刻影响城市受众的同时，也在越来越深地影响农民。日本开设的乡村旅游课程促进了20世纪后期绿色旅游的发展，使农村除了提供食品和木材之外，又承担了公共游憩场所的功能。日本政府为了绿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从农村内部调动村民积极性发展绿色旅游，还积极开展城乡对等交流和互动。如“乡下的亲戚”制度的创办，村民对这些“城市亲戚”进行农业指导;与此同时从亲戚处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并在互动过程中实现城乡文化的交流。日本通过“绿色旅游”开辟了城乡交流通道，文化使其在交流过程中渐趋融合，改变了村民的价值观，提高了村民收入［9］。

3农民职业教育的生态功能

合理的农业生产必然伴随着土壤、水利、气候及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的良性循环，农业具有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协调人与自然体系的功能，从而表现出良好的生态作用。农民职业教育的另一综合功能便是从环境保护、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等角度出发，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为了从市场角度推进可持续发展，建立推动环保农业的市场机制，一些国家建立了环境标签和审查制度，并为有利于环保的农产品加注特殊的“生态标志”。例如，瑞典的有益于环境的“KRAV”(有机农业检测体系)标志被消费者广泛认可。美国通过科技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美国国会拨发专款，责成美国农业部在全国大农业区建立为过剩农产品寻找非农用途的研究开发部门，建成的4个研究中心取得了数以百计的创新成果，为农业科技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澳大利亚农业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农业产业化经营之中，这也是其农业竞争力强、效益性高、持久发展的重要原因。

水是农业发展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澳大利亚对水的管理严格，国家层面有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水资源规划、水资源定价和水权交易。一般情况禁止采集地下水，大力提倡和鼓励对雨水的收集利用。与此同时，澳洲地广人稀、草场资源丰富，仍坚持不断地改良草场，发展优良牧草，严格规定载畜量，实行轮牧、体牧、围牧，严禁过度放牧，促进草畜生态良性循环［10］。

发展可持续农业、建设生态环境友好的农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使命。农民是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直接实践者。因此，农民职业教育对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农民接受更多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能够使农业在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态素养，能够使他们自觉抵制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从而成为农村生态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内在可持续的动力。

4国外多功能农民职业教育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的重视，我国农村与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承载人口、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社会贡献，但由于农村在资源配置上的先天不足和现实发展上的相对弱化，加之历史、经济、体制、观念等方面原因，农民职业教育发展仍相对滞后，经济功能发挥不全面，大部分农民并未真正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技术;政治功能局限在维持社会稳定上，农民职业培训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主要靠政府下文件推动;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淡漠，新闻媒体极少宣传，民众普遍不理解、不认同，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功能未显现出来;生态功能还有很大挖掘潜力。

4．1培养大量适应现代化生产的新型农民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旨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培养和造就现代新型农民。把农村经济的增长点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以充分发挥农民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农村职业教育是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现代新型农民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新型农民培养的结合点。在全面贯彻科教兴农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2增强农民职业教育为经济服务的能力通过充分发挥农民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促进社会公平、维持社会稳定、丰富农村精神生活，进而增强农村职教服务区域经济的功能。必须紧密围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根据农业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城镇化需要，以及农村劳动力由“简单劳力型”向“职业技能型”转变、就业行业由体力型向素质型转变的特点来培训农村劳动力，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永久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以适应和满足农村发展的新需求。

农民教育论文例5

二、个性化教学中做好教学对象的需求分析

1.摸清培养对象的特点和需求。

以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农村经济综合管理专业为例，自2010年被列为山东省中专招生计划以来，已经先后招收学生1164名。该专业以培养农村经济组织管理人才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才为目标，学制三年，主要面向农村，招生对象为18至45周岁、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现任村“两委”成员，各类专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各类农民身份的科技特派员等农村优秀中青年人才。要实施个性化教学就要对教学对象的需求进行分析，通过入学登记信息对学生个人情况进行初步了解，掌握学生的家庭、社会环境、接受教育程度、可能的急需知识技能等相关信息。经了解，学生年龄普遍较大，达到一定文化程度，学习目的性强，学习积极性高，自制能力强，交际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同时，90％以上学生担任着社会职务，对学习时间的安排有其特殊要求。

2.征求学生对教学各环节的建议。

采用座谈会、个别谈话、调查问卷等多种形式，了解学生真正需求，同时征求学生对教学各环节的建议。以2012年蔬菜协会筹备调查为例，学校共收到《蔬菜协会会员初登记暨意见调查表》129份，不仅对蔬菜协会的成立、运作、管理等各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蔬菜方面的日常教学安排积极建言，为学校的教学安排及改进提供了有力参考。在经过仔细调查基础上，按实际生产需求将学生划分为蔬菜、果树、合作社、村务管理等12大类型，每个类型又根据实际情况细分小类。各类型按学生知识结构又分为技能强化型和基础强化型，即没有实际生产经验的以强化技能操作为主，有生产经验的以强化基础知识为主。另外，还要做好建档，记录学生的阶段学习状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跟学生沟通，及时调整教学方式，为学生持续进步提供参照。

三、个性化教学中要把握好主要环节

1.教学课程框架设计。

根据学生特征，结合专业课程确立的教学目标，以“全面性、区分性、有效性、创新性”为原则设计教学框架。（1）实行“教学实习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学生在校期间每周有三天是课堂教学，两天是田间实习，便于学生处理好学习、工作、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突出农业专业的技术实用性。（2）突出创业教育。学校在国家规定的课程之外，强化了种养殖等技术课程；先后组织教师编订了《农村经济应用文》《常见蔬菜栽培技术》等多本专用教材；增加了创业、理财、财税、管理等方面的讲座与科目，使农经专业的学生能下地，能入城，能创业，能管理。（3）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做法。仅2012学年就组织学生先后参观了聊城汇德丰种业、冠县兰沃乡万亩梨园等近10个农业示范基地。同时外聘聊城市农委、林业局、畜牧局等部门及聊城大学等大专院校专家、学者50余人，充实教学师资力量。

农民教育论文例6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各类农民新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切中相关群体利益需求，更需要根据各类人群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形成与该类人群认知结构对应的远程教育课程结构，才能产生出“耦合–共振”效应。（一）精准服务教育对象的理论1.多网合一“耦合”运作的原理“耦合性广泛地存在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与实践之中。”[5]结合本文的语境看，则是指多部门、多种远程教育载体之间存在的“耦合”作用关系。这种耦合关系是以合力方式进行的，相互作用的要素之间会产生能量、信息的互补、放大、共振等效应，形成1+1>2的功能。2.针对学员群体的“耦合–共振”心理原理网络有效学习，涉及学习者内在心智变化的活动，而动机、元认知和元意志又是心智系统中激发自我学习的三个重要因素[6]。因此，诊断出教育对象的认知结构特征，针对学习者利益需求及其认知特点，制定精准服务的导航图，以提升其学习监控力，既能从教育内容上满足学习者的功利追求，又能强化其学习动机，拓展其元认知，在教育资源与学习者之间产生出“心灵相通”的共振效应。3.教育资源“质–量–度”有机统一的结构优化原理农民之所以愿意接受农村远程教育，是因为能满足其兴趣和利益追求，帮助其完成奋斗目标。而接受教育的内容广度和深度，却受其认知基础和能力制约。在以海量知识传输的远程教育中，需要根据各类教育对象的特征，准确定位教育资源的“质”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和难度水平。同时，为了让农民将学到的知识、技能予以有效地巩固，还需要相应数量的变式训练。因此，统一运筹的远程教育就需要在资源的“质”上把握好梯度，在量上把握好“数”度，分类设计出“质–量–度”结构优化的教育资源库。4.标准化系统教育与个性化片段教育有机结合的原理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既融入了标准化的学历教育，又有移动和网络化的个性学习。标准化，有助于发展科学技术等专门化教育，有助于大面积、高质量地向农民推广科技知识。个性化，则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兴趣爱好，丰富农村的文化资源。因此，需要遵守标准化与个性化有机结合的教育原理。（二）适应e时代教育特征的新理论1.“社会–人本–技术”功能一体化设计理论要达到让农民“适用–乐用–争着用”的教育资源设计目标，就要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价值，才能让农民学到的知识有用武之地，顺利转化为其获益的目的。但是，要让农民“看得懂，听得进，学得会”，则需要从其认知水平出发进行设计。这就需要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即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将实时教学转化为延时教学，将课堂教学转化为掌上教学。因此，教育的“社会功能–人本功能–技术功能”必须有机统一到远程教育资源的整体设计中。2.学科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的标准化理论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7]。虽然在教与学的方式和教学环境上可以展示个性，但是学科教育有专门的课程标准，而且整合后学员的学习业绩也需要以标准化的统一试卷进行检测，这样学员获得的毕业证书才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因此，整合理论所达成的主要是标准化远程教育结果，实施对象也主要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规范化课堂教学的整合，其价值在于为提高学历教育的效率奠定教育技术理论基础。3.弥补标准化缺陷的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体系学科整合教育理论在提高效率上优势明显，但对于随时随地的愉快学习却显得不足。基于移动学习形成的非正式学习、情境学习、境脉学习、活动学习、经验学习等系统的移动学习理论[8]15,具有满足个性化学习的优势，恰好弥补了课程整合理论突出标准化的不足，成为精准服务新功能发挥的理论依据。4.角色互换的资源研发理论为了充分发挥贴心地远程教育服务功能，将上述标准化教育和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综合加以运用，就应站在学习者的立场来考察哪些教育需要标准化，哪些教育领域需要个别化。其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位思考，让农村远程教育资源设计专家下地方，深入农户；让现场培训者、学员代表上电视台，参加课程与教学设计的角色互换，在教师与专家、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经验同构、情感共振的效应。

农民教育论文例7

2劣势(Weakness)

2．1资金缺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农民教育保障经费，缺少资金一直是困扰农民教育发展的因素之一，而“政府买单”也是农民教育最主要资金来源。由于各级政府对于远程教育存在偏见，重视不够，财政拨款远远低于普通教育。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省市县不同级别的农广校资金分配差距大，一般省级资金较市县充裕，但资金大多用在设备的购置与维修、日常管理等方面，而用于教学资源开发与建设的资金少之又少。同时处在教学一线的县级学校因县级财政原因，往往无法得到资金保证，教学设备简陋。

2．2生源质量不高、教学难度大

①全国农民学历普遍较低。据统计，2010～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分别为82．61%、94．95%、84．40%。②年龄普遍偏大。这与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结构相一致。因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在家接受培育的则是留守在村的中老年人。于利华［7］对山东桓台参加科技培训和专业培训的人员年龄进行分析，发现参训农民平均年龄为51．9岁和43．5岁。③学习能力差、具体表现在记忆力差、对知识信息的理解能力差、操作电脑困难等。

2．3师资短缺

从事农民远程教育的教师既要具备所教授学科的专业技能，又要具备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和操作现代信息媒体的能力，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教师非常少。专业教师在技术上遇到问题，一般都是由专门的信息技术人员来解决，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同时教师的学历和职称普遍较低，云南曲靖分校教师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仅有36%，高级职称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8］。

3机会(Opportunities)

3．1国家宏观政策支持

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型职业农民”以来，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有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要求。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2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紧迫性等方面探索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制度;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管理以及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等方面给出了指导意见。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同年农业部办公厅批复同意中央农广校加挂“职业农民研究中心”牌子，这些政策给农民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2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等深入人心

党的十提出“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远程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的新兴模式，对学习类别、内容、方式、时间的要求十分灵活，已经成为继续教育的主要教育形式。正在实施的“远教工程”为远程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农民再也不是单纯的盲目种地，而是要求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需要科学种田，了解最新的农产品资讯，这些决定了他们必须接受继续教育。

3．3现代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为远程教育提供坚强的技术后盾

随着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虚拟技术、智能技术、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新技术新产品给远程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新理念、新理论的出现也会带动新的教学模式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教学的不足。

4威胁(Threats)

4．1缺乏制度保证

虽然有国家宏观政策要求，但一直没有如《农民教育条例》、《农民教育法》等相应制度出台。因为没有具体的实施要求，各地在农民培育上差异很大，导致农民教育发展缓慢。

4．2电脑普及率低，教育观念陈旧

在广大农村电脑的普及率相对较低、上网费用较高，甚至很多村子还没有开通网络，导致大多数农民不知道电脑怎么操作，无法进行网上学习，更谈不上通过电脑获取丰富的农业资讯。农民一直以来接触的都是传统教育模式，对于远程教育很陌生，从心底不认可这种教育，不愿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网络中。

农民教育论文例8

关键词：培训失地农民就业能力

用就业能力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状况，可以抓住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关键，为研究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提供一套新的思路和方法。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铺开，催生出失地农民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

1就业能力理论框架

就业能力是西方研究就业、劳动力市场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议题。随着人才竞争的加剧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岗位的安全性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西方学术界有关劳动者就业能力的研究越来越多。

Law、Wong、Moley（1996）认为就业能力包括三方面：一是个体适应性，个人具有就业能力的因素是个人具有适应性的个体差异，包括积极的自我概念、高职业风险容忍和高学习动机。二是个体与市场的交互，个体如何呈现就业能力，实现与环境的有效交互作用，包括主动的职业导向、求职自我效能和人力资本。三是职业认同，指的是职业认同的风格、认同描述和职业自我。

Furrier（2003）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个人拥有和决定职业生涯成败的人力资本，包含个人能力和职业期望两个方面。其中，个人能力涵盖四个方面的要素：个人符号，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性别等个人特点；行为才能，包括可转移技能、独立性、对成长的需要、对经验的开放性、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和弹性；自我效验，即相信自己能胜任工作的信念；劳动力市场行为，包括获得社会网络和职业空缺信息。职业期望是个人的激励特性，包括提升就业能力和转换工作的意愿。

Fugate（2004）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超前性，认为就业能力是一种嵌入个人特性的心理社会建构，是一组与工作和职业自主适应性有关的个人特质，促进了人们在企业内和企业间识别就业机会。认为就业能力包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职业认同是个人对职业生涯的自我解释，是对职业目标的认知和识别；个人适应性是改变个人知识、技能和个人行为以满足环境需要的意愿和能力；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用以拓展个人认同和实现职业生涯机会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进步的一系列变量，如年龄和教育背景、工作和培训经历、工作绩效、认知能力等，作为可携带的技能，教育背景和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就业能力指标。

本文认为就业能力是一个影响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体，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升的职业能力。

2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分析

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失地农民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以及嵌入社会网络所获得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社区所提供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有逐渐衰减的趋势，需要通过人工创建的社会组织等其它方式来替代，对于那些刚刚脱离农村社会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在进城初期会更加依赖初级社会资本，而为了融入城市谋求发展，就会更为依赖扩展性的社会资本，因此失地农民需要重建新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一般来说，失地农民社会关系的存在，可以使占有社会资本的人相互认同、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同时这些社会关系还有很大的潜在生产性价值，特别在面对就业压力和外部歧视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通常社会资本在失地农民就业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提供职业需求信息、帮助推荐就业、节约影响力成本、提高工资和职业声望等方面。

3提高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可行路径

强化政府对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作用。政府支持就业能力培训，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各国政府支持就业能力提升的通常做法。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失地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和就业指导，促使失地农民更新知识，提升人力资本，提高社会资本存量，改变就业选择方式。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完善教育培训条件；要在改善企业用人环境的同时，加强对失地农民培训市场秩序的监管，加大对失地农民培训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与劳动力市场和失地农民培训相关的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和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市场为主进行培训模式创新。当前失地农民教育培训模式主要有校企、政企合作的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储备培训和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形成的行业培训等，其共同特点是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要逐步退出培训市场，充分利用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技术推广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的资源，采取长短结合、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开展远程教育、短期培训班和专题讲座等；要注重教育培训的内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岗位要求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由于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属公共产品范畴，政府应该在法律、政策制定、市场环境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扶植。

加强用人单位、行业协会对失地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由于竞争产生的管理创新，使得个体必须具有更多的弹性和社会技能才能生存，因而用人单位、行业协会要提供给员工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员工就业能力而不是更多地提供就业保障，同时企业开发员工的就业能力，可以使企业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增强组织的弹性和保持竞争力。事实表明，把寻求竞争优势重点放在培养员工胜任力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维持员工持久的就业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和员工之间的一种新的心理契约，企业可以将教育培训作为一项福利提供给失地农民，包括长期或短期的岗位培训、大学课程培训等。岗位培训应使失地农民获取所在岗位或转岗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课程培训让失地农民尤其是重点培养的对象接受正规学历教育，为企业未来发展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农民教育论文例9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

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

(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农民教育论文例10

(二)城市融入城市融入的概念很宽泛，从移民社会融入的角度出发，所谓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即农民在城市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社会互动规范，并获取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实现在城市舒适生活的融入过程。［6］有学者在综合相关研究后认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系指农民工从原来所在地流入城市，通过身份、职业、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知等方面的调整与适应，逐渐被城市社会和城市人所接纳和认同，同时建立起自己对自身市民化身份的认可，最终能够享受平等、公平的市民化待遇现实结果的动态过程，它是一个动态性的、结果性的、多维度的概念。［7］本研究中的城市融入就采用此定义。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三个社区教育示范点来开展实证研究，探索建立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区教育新模式。

(一)研究内容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对天津滨海新区的三个社区进行实证调研，了解三个社区的农民工分布情况、周边设施和产业分布情况，并进一步了解农民工的融入需求。第二，调查三个社区的社区结构的特点，分析这三个社区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区教育的组织形式和实践内容，并运用增权理论对其社区教育培训实践进行分析与解读。第三，结合实证调研情况，寻求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性的培训路径和策略，探讨新型的社区教育培训模式构建。

(二)研究样本选取天津市滨海新区(以下简称新区)位于天津市东部，是我国京津城市和环渤海城市带的交汇点，目前常住人口248万，其中外来人口为124．45万，农民工群体占了绝大部分，是全市农民工数量最多的城区之一。为了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当地社区，2009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展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试点项目，滨海新区向阳街道社区为项目的承办方。自2009年开始实施，为期3年。项目实施以来，向阳街道积极创新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3年，滨海新区积极创新社区教育手段，探索和建立“创新社区教育手段，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设立了中新天津生态城数字化学习中心、滨海社区学院、新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寨上街铁坨里社区服务中心、开发区翠亨村社区、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等6个项目示范点。这六个项目示范点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织和实践经验，促进农民工素质的自我提升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研究从上述样本中选取了向阳街道、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大港太平示范镇对这3个示范点社区的实践模式进行研究分析。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采取问卷调查、个别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主要是对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向阳街道、中新天津生态城、大港太平示范镇等三个社区内的农民工，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发问卷，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50份，回收率为93.7%，其中有效问卷722份，有效率为90.3%。为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本研究还对部分农民工和社区管理人员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包括对他们所在社区的参与和认识、社区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工作特点、社区教育给予他们的变化如日常生活、居民的互动和交往、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同、对未来的规划等若干面，力图深刻认识社区教育中的各种参与力量以及农民工融入效果等。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梳理有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从大量的文献中搜索和梳理出有价值的资料进行总结和思考，建立分析框架。

三、数据统计和实践分析

(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第一，农民工主要来自邻近省市，外来务工人员迁移时，比较看重地域的邻近性。接受调查的农民工有32．5%来自河南省，21．3%来自内蒙古，14．1%来自山西省，其余为山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农民工进城打工时间，如图1所示，进城时间是1～3年的44．5%，3～5年的为32．7%，5～10年的为20．5%，10年以上的为2．3%。所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比例为61．6%，而女性比例为38．4%。男性比例相对较高，这一方面与天津滨海新区建筑业、制造业比重较重相关。第二，农民工来源以25～40岁的青壮年为主。所占比例达到55．6%。图2显示，18～25岁的占28．6%，26～35岁的占25．7%，35～40岁的占18．5%，40岁以上的占15．9%。从婚姻关系来看，未婚的占32．4%，已婚的占67．6%。可见，城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精力充沛，家庭负担轻，便于外出务工。第三，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所提升。在接受教育方面，图3如示，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比例为37．7%，高中及中专、中技毕业的劳动力比重为42．5%，具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20．8%。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能力、探索能力也会更强，亦更容易适应并融入快节奏城市生活。

(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1．城市融入的意愿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其自身融入的主观愿望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首先设置了“你是否愿意增加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这一问题，被调查者的回答如下:(1)愿意(占70.61%);(2)不愿意(占10.51%);(3)不知道(占18.88%);而对于“您是否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这一问题的回答是:(1)希望(占67.31%);(2)不希望(占20.10%);(3)无所谓(占12.59%)。由此可见，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对于融入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2．城市融入的需求分析总体上，城市融入这一过程大体上包含了三个层面: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社区融入。理论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衡量涉及经济能力、住房、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生活方式及心理认同等多个方面。基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及实证调查所得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需求分为信息技术与电脑知识、就业和职业培训、权益保障、城市生活、人际交往、卫生健康等几个维度。我们在选取的这六个项目示范点进行抽样调查，抽样时兼顾了不同行业的城市农民工，包括从事建筑业、批发和销售经营、电子加工业、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业的人员。问卷以“外来人口城市融入需求调查”的名义进行。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深度访谈，进一步了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需求，作为问调查的补充。从调查数据的分析中(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农民工需求最大的是人际关系交往方面、卫生健康、权益保障以及信息知识与电脑知识。说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本研究结合调查数据和深入访谈，就外来农民工关于信息化技术与电脑知识、人际交往、权益保障、卫生健康等五大方面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1)信息知识、信息技术的需求互联网信息量大、实时性强、交互及时，使得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获得信息的基本前提是掌握、运用电脑。数据显示，79.5%农民工认同电脑和互联网的运用能跟上社会发展步伐，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因而，这种需求具有普及性，也成为农民工比较突出的一个需要。(2)人际交往的需求调查数据显示，被访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呈现高度同质的特点。图4表明，58．8%的农民工交往对象是与自己同质的城市务工人员，大多为老乡和同事;34%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往较多。可以初步判断，农民工对与城里居民人际交往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在深度访谈中，被访的农民工表示，自己与天津本地人不一样，他们很少有机会融入天津本地人的生活中，对于城市生活经验更多来源老乡的经验交流。他们非常希望能通过活动促进与城里人的互动，增进了解，扩大自己的交往圈子。(3)不良情绪调节的需求数据显示农民工对于如何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的需求也较高(82．5%)。城市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必然给农民工身心带来极大的压力，因而，对自我情绪控制和心理调适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实需求，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能力，它可为外来者在完成经济方面融入之后，在人际关系、心理适应等方面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4)权益保障的需求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群体渴求获得尊重、平等、合理的权益，具备基本的维权意识，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维权途径。数据显示，45%的农民工学习过《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21%的农民工会主动了解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深度访谈中也发现，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意识相对较强，权益保障的需求增大。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农民工对于在其怀孕、生产和哺乳期间的权益非常关注，需求也非常强烈。(5)健康及医疗卫生需要从某种程度来说，健康身体是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前提。数据显示，84．5%的农民工认为自身健康非常重要，认可健康预防知识的重要性，即生病之前的预防。然而，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所提供给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及所处的职业环境有很多健康及安全隐患，如传染病、生成事故及职业危害。大多数农民工对此并没有相应的了解和预防知识。51．4%的被调查农民工对血吸虫病、疟疾、结核等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预防知识不清楚;34．5%的农民工对本企业的职业危害一无所知。同时，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未将外来人口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访谈中农民工自身医疗保健意识比较弱，遇到生病时经常会有拖延病情情况，69．7%的被调查农民工希望一般的小病能够在社区内直接解决，并希望社区能够提供预防措施或是预防信息和方法。(6)城市生活虽然农民工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是他们还是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文娱活动单一，并没有融入到现代的城市生活中来。数据表明，农民工最普遍的生活方式是看电视，约占28．6%，其次，和老乡聊天、打牌及逛街，约占15%。深度访谈发现，农民工缺乏与城市居民持续互动的交往，基本生活在内群体中，他们也较少能分享到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或者没时间、没能力去享受城市公共生活。他们迫切希望能享受到城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三)社区教育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践分析1．样本1:向阳街道社区(1)向阳街道社区基本情况向阳街道属于成熟型社区，据不完全统计，其外来农民工数量在滨海新区是较多的社区之一。(2)向阳街街道社区教育的探索及组织形式根据调研，向阳街道社区有45%的农民工居住打工的时间超过3年，其中25～35岁的农民工占45%，青年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有强烈的认同与诉求，关注青年农民工的现实诉求，以城市社区为依托，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实现其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全面融入成为了向阳街道社区面临的新课题。值得一提的是，向阳街道依托“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探索和创新其社区教育:首先，提升青年农民工综合素质，增加融入城市的人力资本。基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向阳街道社区重点围绕“以培训促心理融入”这条主线，对培训内容和计划精心设计，引导、帮助青年农民工，参加职业资格教育和后取学历，探索培训的新方法、新模式，2009～2012年，先后组织各类专题培训20余场次，参加培训人员3000余人次。其次，建设农民工活动场所，扩展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农民工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标准。向阳街道社区建立活动场所，如社区工作站、青年农民工之家、流动党员之家等场所，为其提供文化知识教育、计划生育、权益保障等。同时，进一步拓展教育形式，通过联谊会、志愿帮扶、邻里结对等系列活动，引导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事务，促进农民工与社区、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此外，社区还开展专题艺术节，展示青年农民工特色乡土文化，增进农民工与市民的交融。2．样本2: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1)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基本情况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就是滨海新区为外来农民工打造的专属社区，蓝领公寓内配套设施齐全，配有公共浴室、洗衣房、洗衣机等，离厂区不远，周边设施环境较好，有专门的商业区，包括餐饮、超市、银行、旅馆、美容美发店、服装店等，使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不断地成为一个有利于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良好场所。(2)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社区教育的探索首先，探索了开展社区数字化学习的实践模式。数字化学习中心免费为农民工开放，提供各类纸质图书阅读和网上学习休闲服务，让农民工体验数字化学习。为满足青年农民工的学历教育需求，中新天津生态城工会与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合作，通过数字化学习中心开展以网络为主要形式的学历专科与本科教育体验活动，为农民工提供学历教育通道。其次，采用多种形式的教育手段，促使社区教育功能辐射面扩大。如通过流动课堂和流动影院，定期为蓝领公寓的农民工开展法律、摄影、文明礼仪、心理健康和卫生防护等知识讲座，同时还适时开展“宿舍文化节”活动、球类比赛、趣味运动会等多种文化活动，让农民工真切感受到“城市生活”与“城市生存”，使农民工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3．样本3: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1)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基本情况调研发现，太平镇是大批青年农民工的输出地，同时也是大量外来劳动人口的聚居地，农民工流动频繁。同时，大港太平示范镇作为天津农村城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单位，其社区管理特色为住区—社区—邻里三级社区管理模式，形成了“住区能开放，社区有特色，邻里强管理”的面向新时期新区域发展的现代农民社区格局。(2)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教育的探索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在调研农民工流入流出的“双流动”行为及其教育需求后，通过大港太平示范镇镇政府与企业联手，启动“凤还巢工程”专项工程，根据企业用工需求，提供有关技能培训要点，如电子培训，鞋业培训。提升农民工素质和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证书。4．小结如前所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是综合的、多元的。根据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需求，本研究中的社区教育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向阳街道采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搭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信息化平台，提升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及城市融入意识;中新天津生态城设立为农民工服务的数字化学习中心，建立学历教育通道，促使农民工信息化及整体素质提升;大港太平示范镇镇政府与企业联手开展的专项工程，提升农民工素质和就业能力。本研究对所调查的一部分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检验社区教育培训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效果以及农民工对社区教育的评价。结合访谈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区教育提高了农民工工作和生活能力。所访谈的农民工普遍认为学习网络知识后，工作生活能力提高了。工作方面包括:对网络、电脑有进一步了解，提高计算机知识;“计算机知识得到了强化，通过学计算机，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和别人沟通也多了。这很大一部分源于在数字化学习中心学习的学习。”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有了提高;“现在会主动到网上找资料，办事情脑子也活了，而且工作水平也提高了。”生活方面包括:学会使用电脑，如打游戏、上网、看电影和储存编辑图片等，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健康、卫生意识提高，开始注意到常洗澡、讲卫生习惯;有意识的寻求去帮助。如“原来经常买书籍，现在可通过网络获取资源和信息”“现在也通过视频教学来学习一些东西”。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原来自己脾气不好，也自卑，觉得自己啥也不行，现在交往人多了，遇到问题也会想想，性格没那么急躁了，同事也愿意和我聊天了。”“社区里的活动，让我也能与城里人接触了，性格变的更加开朗。”“通过培训对计算机更熟悉了，也学会用网络和朋友保持联系”。生活领域扩大，与人交往范围扩大，增强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度。“感觉对社区服务机构很有亲切感，也增加了我对政府与城市的信任感，没那么陌生了，我感觉在天津还是很温暖的”。第二，社区教育帮助农民工提升自信心。自信心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感觉自己融入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敢于接触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物。敢进大商场了;乐于接纳自己(包括性别、长相、出身等);不逃避，能主动、大方地跟人交往;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乐观向上;向别人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敢于给自己设定目标，并坚信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目标;“我现在也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以前没来天津之前没有想过。那就是过3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倍，积累资本;3～5年后，开始自己搞承包，之后找合适机会自己开店，这一过程得需要大约6年吧。实现这一过程，很艰难，但是我相信能够实现”。尽管自信心是存在于个体内心的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难于测量，但是通过访谈，仍然感受到通过社区教育，农民工自信心的变化和提高。在访谈中，三个示范点社区的农民工对本社区教育培训(如生活技能、自信心、与人交往等方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数字化学习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我的感觉电脑培训很好，帮助我打字，还有很多很多，我不怎么会写，反正很好，让我学会了很多东西。”“谢谢政府、社区让我们在他乡有个良好的免费的学习环境。不仅给我们知识，还给了我们友谊，谢谢。”“通过网络学习，还可以靠自己努力拿到电大文凭，成为大学生，这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终身学习的含义。”“社区组织的维权讲座、法律知识讲座等，让我对自己权益更加了解，收获很多。”“通过社区组织的活动，我交到了很多朋友，不感觉那么孤单了。”

四、社区教育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模式探究

社区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演变的转换区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化组织载体，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有效方式和最终目标。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和融入是其社会融合的微观基础(王桂新、罗恩立，2007)［6］。本研究表明，社区教育是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的一个良好途径，能有效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一)社区教育需要融合增权实践依据增权理论，增权实践可分为个体、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等三个层面，本研究中社区教育内容、培训形式及其培训方案的设定，融合了增权实践的三个层面。向阳街社区注重提升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识，中新天津生态城蓝领公寓侧重提升农民工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大港太平示范镇社区着重提升农民工岗位技能及职业能力，这都有效地满足了农民工群体期望被城市所接纳、所认同的心理需求。社区要积极搭建城乡居民的互动、沟通及发展平台，营造城市接纳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促进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也就实现了本次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本研究的调研也发现，这三个社区对农民工群体的融入学习需求都进行了调研，基于此基础上，培训的内容和形式非常灵活，如主题活动、联谊会、讲座、宿舍文化节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对他们需求的反应及时、灵敏，也获得农民工群体的信赖与支持，促进他们与城市社会迅速、有效地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