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1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1005801

1农村土地扭转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推行改革开放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指导下，湖北也推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责任到人，此举大大提高了湖北农民的积极性，产量也大福提升，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90年代末，出于家庭的压力，在湖北农村出现部分农民南下务工现象，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进入新世纪，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特别是近些年来，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为我国南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时农村出现了部分土地无人经营，同时，大量青壮年老力出外务工，农田主要是老年人口在管理，产量和效率较低。湖北农村发展还是较为缓慢，农村的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这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都有待解决；农村土地扭转也成为解决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2湖北农村土地扭转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原因分析

实现农村土地扭转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当前，湖北农业生产条件低下。一是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旱涝灾害，给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靠天吃饭”的定式依然没有改变。二是环境压力加大。一方面，湖北部分地区为扩大耕地面积，不惜违背自然规律毁林开荒，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质灾害较重，如滑坡、泥石流等。另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镇建设、公路建设、铁路建设、房屋建设、开发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退耕还林等，不断挤占耕地，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耕作水平较低，人工劳作程度较大，机械化程度很低，部分高山地区依然是刀耕火种，广种薄收。四是基础设施较差。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大部分老化失修，配套不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有效优化。新的世纪，生产社会化，生产机械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农工业基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在于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因此加快土地扭转，是必由之路。

实现农村土地扭转是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必经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科技兴农发展战略，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在推动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科研体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科研与生产脱节，技术推广体制运作效率低，致使科研成果转化率、适用技术普及率不高，一些尖端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与农户无缘，湖北西部边远山区仍处在原始的、简陋的传统耕作状态。土地的扭转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按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用机械化工具，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体现规模价值，也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程，推进农业生产服务化的生产，推动劳动力就业和社会发展。

湖北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历史的依据。中国古代盛世，社会安平，经济发展，人口也随之增长和膨胀，人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会减少，人地矛盾不断加剧。面对这个问题，一般会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是开垦土地，尽量的扩大范围，但这又不是长久之计，当没土地可以开采或不适合开采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入城市，最终成为城市居民，但这其中就会出现很多的城市化问题，例如失业，盗窃等等导致社会不安定。以英国为例，17世纪中叶，进行工业革命，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进步，在农村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加剧了城市化的速度，推动着英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因此，考察各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必将推动发展。

湖北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现实的依据。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百万，劳动力过剩，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成挤压之势，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近几年不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愿耕种田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但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导致农村耕地大量抛荒，无人耕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矛盾的统一与对立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又相互影响。

湖北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重要源泉，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所在。农村土地扭转问题一则使原有的小农生产不再满足要求，机械化和现代化工具的生产和使用也会使部分劳动力失业，二者同时作用会导致部分农民失业；二则农村土地扭转又会推动专业化生产，农业服务组织的兴起也会增加就业，更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反过来又会有利于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行，加快土地扭转的速度。二者相互作用，具有较大的提高。

3解决湖北农村土地扭转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对策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施农业产业化，是促进粮食与多种经营、农业与企业、城镇与农村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湖北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实现形式。

（1）加快推进湖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扭转问题的解决。

做到落实国家颁布的有关土地经营权转移的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产业的扶持，结合地方特色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落实。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去践行，做到加大补助的力度，更新观念，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结构调整。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逐步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格局，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实体。推动湖北农村增收，一是根据市场需求，突出本地资源优势建基地，合理布局，连片开发，相对集中，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区域格局。二是培植大户。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三是围绕基地发展中介服务组织，配套服务设施，为基地提供有效服务，提高基地经济效益。

（2）有序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第一，培植大户，推动专业化生产服务。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同时，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能够增加农村的劳动利用效率，增加农村就业，实现湖北农民增收的目标。

第二，发挥湖北优势，扶持壮大湖北特色龙头企业，增强辐射带动能力。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的核心，能够带动千家万户进行产业化经营。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转换内部机制，创新管理办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着力培育一批规模大、水平高、实力强的龙头企业。二要制定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三要走外向型发展之路，通过招商引资建成合资企业。四要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五要加快科技创新力度，提高科技水平。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2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庞大的农业体系和农村人口，河南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73%左右。周口市又是河南省的农业大市，实现农村经济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农民收入水平相对偏低且增长缓慢，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村稳定和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和较快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1 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的现状

1.1 周口市农民纯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

图1 2006年-2013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

周口市城镇居民、农民人均纯收入

近几年以来，周口市以提速经济发展为主线，以发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为农村经济的重点，着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探寻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认真落实和出台了一系列利农惠农政策，全市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根据图1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周口市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为15%～20%，尤其是2007年突破3000元，2010年突破4000元，2011年突破5000元，2012年突破6199元，2013年达到了6950元。2010年以来每年增加的幅度更大，每年增加1000多元。

1.2 周口市农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随着周口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但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偏低，农村居民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在40%以下。根据图1可以看出，2006年周口市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21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4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城镇居民的36.5%，2013年周口市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804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95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城镇居民的38.5%。

1.3 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与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周口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少、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化的组织化程度低等原因，造成周口市农民纯收入较低，并与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较大。由图1可以看出，2006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41元，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61元，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河南省的80.9%；2013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50元，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475元，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河南省的82%。虽然近几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较快，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006年的2.63倍，但与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还比较低，且差距在2000元左右。

1.4 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河南省各市相比较增长幅度小，增长率慢

根据河南省所辖的各市中2012年、2013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和增速比较来看（表1），近两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河南省各个直辖市中最低，增幅最低，增长率也属于较低的行列。2012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6199元仅为郑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2531元的49.4%，2013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6950元仅为郑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4009元的49.6%，差距还在扩大。由表1还可以看出，除省会城市郑州市外，北部、西部工业较发达，人均GDP高的城市，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增幅大，以农业为主的中东部，人均GDP低的城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低、增幅小。

图2 2013年周口市农民纯收入结构比例

1.5 周口市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2013年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6950元，同比增长12.1%，

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3%。其中，人均工资性纯收入为3533元，同比增长14.6%；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3046元，同比增长8.5%；人均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371元，增长20.5%。周口市农民收入来源中（图2），家庭经营收入占43.8%，仍然是农民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是周口农民增收的动力主要来源。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的扩大和工资水平的稳定提高，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逐步加大，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0.8%。随着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带动了农民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其在纯收入中的比重也呈逐步上升态势，成为农民增收新的来源。

表1 河南省各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元）

排序 市 2012年 2013年 增长率 增长额

1 郑州市 12531 14009 11.8 1478

2 济源市 10648 11958 12.3 1309

3 焦作市 10113 10113 13.6 1375

4 许昌市 9819 11007 12.1 1188

5 鹤壁市 9388 10608 13.0 1220

6 漯河市 8755 9875 12.8 1120

7 安阳市 8618 9670 12.2 1051

8 新乡市 8647 9728 12.5 1080

9 三门峡市 7906 8925 12.9 1019

10 洛阳市 7777 8756 12.6 979

11 南阳市 7752 8729 12.6 977

12 平顶山市 7518 8541 13.6 1022

13 开封市 7414 8355 12.7 941

14 信阳市 7008 7982 11.2 785

15 濮阳市 6945 7904 13.8 958

16 驻马店市 6599 7483 12.7 838

17 商丘市 6426 7217 12.3 790

18 周口市 6199 6950 12.1 750

2 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的问题

2.1 农民人均纯收入收入水平一直偏低

虽然周口市农民收入近几年稳步增长，但收入总水平仍然不高，低于河南省其他地市，还不及郑州市的50%（表1），也低于周边各市，仅为许昌市的63%，漯河市的70%，与驻马店市、商丘市相比较收入差距也有300～500元，且增长速度也慢于周边各市，迫切需要加快增长步伐。

2.2 农产品增产和增收困难越来越大

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43.8%，且家庭经营性收入中主要是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较大。然而周口市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偏少，再加上异常气候日益频发，进一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农副产品质量差，农业产业链条短，农产品附加值低；农副产品品种落后，科技含量低，一直处于低价位销售状况。

2.3 农村务工人员工资水平增长动力不足

工资性收入是周口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50.8%。周口农村务工人员虽然数量众多，但普遍学历低，技能不高，多从事建筑、搬运、纺织等密集型劳动，工资提升空间有限。

3 提高周口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措施

3.1 推动和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稳定各项补贴政策，逐步加大力度，继续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适当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和基本稳定，支持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价格随着成本上涨而提高，健全完善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价格支持政策，保证农民获得合理收益。

3.2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逐步扩大高产田面积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保护执法力度，建立健全长久用于粮食生产的高标准粮田保护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步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施农业高产田建设项目，逐步扩大农业高产田的面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

3.3 推进农产品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的增效能力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使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相对路。支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和特色农业发展，大力优化品种结构，着力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效益。初步形成优质小麦、专用玉米、高蛋白大豆、优质抗虫棉、高油花生、小杂果、芦笋、小辣椒、瓜菜、食用菌等在省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争取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4 引进农业加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贮藏、保鲜、流通等行业。重点扶持一批起点高、带动力强、功能全、辐射面广、潜力大的加工企业（如莲花集团、大用集团、华英集团等）和流通企业（如黄淮农贸市场），通过这些企业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并形成一个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的附加值。积极发展中介服务组织，为农民生产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积极培育各类农业经纪人队伍和农业营销大户，切实解决销售难问题，解除农民“后顾之忧”。

3.5 建立健全农村劳务市场，加大农民工技术培训力度，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步伐，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质量转移

坚持城乡统筹就业，从根本上取消城镇和农村劳动者就业的各种限制。探索建立功能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就业提供均等机会。继续实施农民转移就业的“阳光工程”，创新工作理念，改进训练模式，强化监督管理，有效提升农村劳动者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增强就业竞争力，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步伐，实现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扶持力度，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为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钟智利.沈阳市农民收入现状与增收对策[J].辽宁农业科学，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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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口市统计局.周口统计年鉴，2012.

[3] 胡振华，宋姗姗.农民收入现状与增收对策分析―河南省为例[J].贵州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04）：39-45.

[4] 何丽.楚雄州农民收入增缓原因与对策[J].云南农业，2012（03）：38-39.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3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目前有13.53亿左右的人口，其中农民人口所占比重最大，这就说明农民收入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农民自身的生活水平，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党的十报告提出了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新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一、会泽县基本情况与农民收入现状

1、会泽县基本情况

会泽县，隶属云南省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东岸、曲靖市西北部，地处东经103°03′―103°55′、北纬25°48′―27°04′之间。全县占地面积6077平方公里，山区占95.7%，下辖7镇15乡，县政府驻金钟镇，素有“钱王之乡”之称。会泽县既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农业对于该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县的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一直在不断的提高，马铃薯、核桃、畜牧和蔬菜等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先后被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核桃之乡”等称号。

2、会泽县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1）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递增，但收入仍比较低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会泽县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大对当地农业、农村、农民的投资力度，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数据表明，2003―2012年间，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80元，增长到4420元，差不多翻了一番。虽然在这十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所上升，但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且增长幅度很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

会泽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7296元增长到2012年的17740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3年的1180元增长到2012年的4420元。从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得出：会泽县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左右，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3）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全市相比增长缓慢

会泽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大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数据表明：2004年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302元，2012年增长到4420元，增长了3118元；2004年曲靖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98元，2012年增长到5950元，增长了4052元；2004年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864元，2012年增长到5417元，增长了3553元。这说明会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曲靖市、云南省的平均水平，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二、会泽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1、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化程度不高

会泽县的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近几年，虽然会泽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三大产业比例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大，第二产业次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比例最小；二是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种植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三是种植业内部比例不合理，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的比例不当，粮食面积仍然偏大。

2、农业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

会泽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国家的政策在其农业上的作用更加明显，虽然国家、政府一直关心农业，也给予会泽县一些补贴，如化肥补贴、良种补贴、医疗补贴等，但这些补贴在农民的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支农惠农政策在农村的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这些政策了解不到位，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

3、农业资金投资力度不够，影响农民增收

首先，政府的投资重点都放在城镇，而对农业的投入相对较少，造成了会泽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其次，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够，农村经济发展不足，难以吸引大量的投资商对当地进行投资，特色产业难以发展起来，导致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最后，财政支农资金的不到位，农业生产率偏低，农民的积极性不高，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差

会泽县的农作物生产受自然灾害和基础设施的影响较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设施严重滞后，农民收入受到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虽然政府加大农业的投资力度，大力兴建农业基础设施，但由于受到资金分散且分配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很多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没能落到实处，农业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5、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偏低

农民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体，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高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会泽县现有农业人口93.98万人，农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低，导致农民小农经济意识较强，科学文化知识欠缺，接受新知识和新观念的能力较弱，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应用，获得市场信息较慢，农产品价格难以掌握。

三、促进会泽县农民增收的对策及建议

1、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就会泽县而言，90%以上的土地属于山地和林地，水田和平地占了不到总面积的10%，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十分必要的。一是按照会泽县县情，并结合市场的需求，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形成区域化发展的格局和专业化生产的产业布局；二是围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多户成规模、户户有项目”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会泽县第二产业，并坚持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2、严格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一方面，会泽县政府应全面落实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积极稳妥用好“一事一议”政策，把政策用足、用好、用到位，如按时足额发放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各类惠农补贴，减少农民支出；另一方面，在保证强农惠农政策全面实施的同时，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结合会泽县的实际情况，围绕马铃薯、核桃、蔬菜、水果等产业，尽快出台相应的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加大构建农业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

3、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增加农业资金投资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要缓解会泽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会泽县农业发展提供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如会泽县与云南农业大学成立了“3+3”校县联合，结合会泽县当地情况，引进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技术与科技人员，为会泽县农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加大对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会泽县地势相对较高，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应根据会泽县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的管理和使用等，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5、大力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要想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自身的素质。一是会泽县地方政府应根据当地农民现有的文化水平现状，加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力度，提高农民的整体知识水平；二是对会泽县农民大力宣传他人致富成功的案例，让农民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彻底改变小农思想，不断增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三是顺应会泽县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间的竞争力，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增收才能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 李春玉：促进农民增收因素的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9.

[2] 黄邦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2010（10）.

[3] 傅秀林：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及其战略措施[J].农业与技术，2004（6）.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4

2007年以来，涪陵区秉持统筹城乡发展理念，实施了“以企带村”工程，以项目集聚城市工商资本反哺农业，建成了美心（集团）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金科（集团）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园、南方（集团）金山谷农牧科技园、桂楼（集团）农业生态园、天木（公司）农业观光园等五大民营经济助推农户万元增收的各具特色的农业示范园区。特别是涪陵区第一个吃“户企合作”螃蟹的民营企业重庆桂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的“东江模式”，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一、“东江模式”案例剖析

“东江模式”从建立企业与农户长效增收机制和建设生态农业的高度，在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和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实现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生态保持、企业和农民增收三赢的目标。

（一）户企合作以企带村：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新探索

“东江模式”源于重庆桂楼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营盘村实施的“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项目。桂楼集团公司在涪陵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利用企业经济优势，突出营盘村土地资源和近郊区位优势，大胆进行“户企合作，以企带村+土地股权”统筹发展机制的探索，大力推行“猪沼果（菜）”一体化的环保生态农业，走出了户企合作发展经济的新途径，我们称其为“东江模式”。

户企合作“东江模式”流程示意图（二）“猪沼菜（果）”生态农业：持续发展新模式

桂楼集团公司在建设“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时，利用猪沼菜（果）”种养循环模式，建立生态农业园，解决农事、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首先，按照“户企合作，股份合作”的统筹机制，完成了“东江优质生猪养殖场”以及畜牧粪便干湿分离与沼气池等配套建设项目，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示范引导作用，推动了整个“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的建设步伐。第二步，完成了生猪养殖场到种植园区的生产便道硬化、肥水喷灌管网安装等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步，整理开发土地、实施机耕机种机收，推广优良品种，培育蔬菜（果）品牌，抢占涪陵与重庆城区蔬菜（果）供应市场。第四步，完善园区农业观光功能与体系，构建“猪沼菜（果）立体农业与观光农业高度结合”的“东江现代农业园区”经营模式。由此形成了“产业-废弃物-再生资源-产业”的循环经济利用模式，实现了生猪养殖与果菜种植的有效结合，增加了园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了户企合作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户企合作东江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新思路

1．工业理念抓农业发展，开辟以工哺农新途径。“东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实践的“户企合作，以企带村+土地股权制”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到农业，把公司制企业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经营手段、分配方式，成功嫁接到农业园区的经营和管理上，延伸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盘活上。

2．种养生态循环模式，促进户企合作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桂楼集团公司与农民建立“户企股份合作制”是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那么发展“猪沼菜（果）”种养循环模式，则从生产力层面进行创新，为村企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3．规模化生产经营，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东江模式”拓宽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渠道，通过改土地粗放式、分散式经营为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益，极大地激活了农业生产力。同时，伴随土地规模经营而来的劳作环境的改善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到目前为止，园区共吸纳农民469亩土地入股，其中用于发展种植业的耕地415亩，常年从事种植业的员工只有18人，人均管理耕地23.1亩，种植效率提高了10倍。

4．城乡资源合理流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以企带村形式，发展现代农业，把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优秀的管理人才、管理方式、物质装备、生产技术等要素引入农业产业发展，弥补了农村农业发展缺人、缺钱、缺信息、缺技术、缺装备的劣势，突出了营盘村土地资源与区位优势。

5．农民素质整体提升，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通过土地入股成为股东，公司在对园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过程中，先进经营理念和现代企业文化等不断在当地农民中传播扩散，改变了农民的生产观念，提高了市场竞争意识，使农民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

6．土地股权制，提高破解农民增收难题的可能性。东江模式通过户企股份合作机制，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找到了农民稳定增收的切入点，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一是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双向调节，企业在基地建设、农民培训、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直接进行投资，整合国家、企业、农民三者的开发资源，有效缓解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投入有限、农民积累不多、社会帮扶太弱”的矛盾。二是土地股权制，推动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体制的自身变革。三是户企股份合作制有助于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民增收难题得到有效缓解和突破。入股农民在得到最基本利益――土地租金保障的前提下，参与企业赢利后的第二次利润分配；公司返聘农民务工的工资收入，从另一方面对农民增收给予了保障，建立起了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东江模式助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问题

（一）户企合作服务管理问题

一是民营企业本身的问题。参与户企合作的民营企业规模不大、技术能力不强、发展带动能力较弱；少数企业主大局意识、社会责任感不强，只希望通过户企合作项目套取政府扶持政策补助，壮大企业实力，对村企共建项目只做表面文章，想方设法应付了事，投入较少。二是政府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户企合作面临管理的婆家多，职责分散，政策扶持资源零乱重叠，引导服务管理、农民合法利益维护不到位，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相关部门及责任人员户企合作介入不深、缺乏主动性，对村企共建的发展项目未作科学统筹规划，造成村企双方共建项目的利益联接机制不健全、用地行为不规范、发展政策不确定，影响项目长远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增多。

（二）农民失地潜在风险问题

户企合作、以企带村的股份合作制，缺少农业产业化经营破产风险的减震机制。一旦公司破产，作为股东的农民按法律规定应将作价入股的土地承包权拿出来清偿债务。这就意味着农民必须承担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重新跌入贫困群体的潜在风险。

（三）土地入股利益保证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每家每户将土地承包权作价入股，在与“龙头企业”合作组建的公司中，农民只能是小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是由大股东控制的。将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大资本手上，风险很大，接下来的疑问便是，如果大股东抽逃资金，污赢为亏，不给农民分红怎么办？

（四）土地公平估价问题

现在对于土地入股如何作价还没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评估机制。农民的土地到底应该作价多少，形式上是公司和农民共同商定，而实际操作中是公司说了算。农民要么算不清楚，要么公司故意给农民算了一本“糊涂帐”。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司的利益，而农民的利益就成了砧板的肉，任大资本恣意宰割。

（五）土地以租问题

户企合作模式基本上是通过以租方式获得农村土地使用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土地面积“缩水”的问题。企业追求的是商业利益最大化，在规模经营产业化过程中，对土地进行平整改造，配套建设沟渠道路，农产品生产加工用房，无形中打乱了农民土地承包时的四址界线，耕地面积被人为缩水。如果公司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或户企合作正常终止后，缩水耕地损失由谁来承担？谁来100%的归还农民土地承包合同上的耕地面积？二是改变耕地用途的问题。户企合作发展的渔业、生猪、肉牛、兔、羊等养殖产业，农产品生产、加工、管理等用房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土地使用性质，国家在追究违法用地责任时，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三是土地复耕的问题。户企合作退出后，土地恢复原貌和耕种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这个由谁来负担，谁来保证兑现？

三、民营经济助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近几年以企带村的探索实践中，“跑马圈地”已经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必须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且要通过法制措施逐步规范户企合作行为。民营经济助农增收必须站在“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多予少取”这一高度去思考、去谋划，去实践、去发展，必须把生态环保作为户企合作的第一要务。

（一）加强引导服务管理，助推农户万元增收

一是发展民营经济，扶持龙头企业。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只要是国家没有明文禁止的领域，只要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区域综合实力，有利于助推农民增收都应该向民营经济敞开大门，并从税费减免、土地使用、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民营经济助推农户增收的综合实力。

二是创新金融机制，破解融资难题。户企合作最大的制约瓶颈就是企业和农民投融资难题。设立中小型企业投资担保公司，改变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积极探索订单（产品）融资，发票（买卖双方的购销合同与增值税发票）、保理和商品（大宗商品存货或者货权作为质押）融资等贸易融资新模式，解决户企合作中的企业发展融资难题。设立农民投资担保机构。为实施户企合作项目的农户提供投资担保。积极探索“金融部门发放信贷资金+政府贴息+企业担保+农户（向企业交售订单农产品）偿还”融资模式。从而实现“确保放贷回收、减轻企业投资压力、保证产品收购来源、增加农民经营收入”的互利互惠效果。

三是强化服务监管，助推户企合作。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民营经济助推农民增收行为，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介入户企合作，建立统一的户企合作信息资源系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提供项目规划、融资支持、土地流转、技术咨询、市场开拓、风险评估与控制等行业服务，切实履行综合协调、监督管理职能。

（二）做大做强切好蛋糕，确保户企合作可持续发展

一是把“蛋糕”做大是发展之基。“蛋糕”做大指的是要努力提高户企合作生产经营效率、农产品附加值、资源的永续利用。通过资本化运作、集约经营土地资源，把各种现实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实现最优化结合，寻求最大化增值。

二是把“蛋糕”做强是持续之源。让农民真正得到利益，才能得到农民的广泛拥护，户企合作才能有不竭的生命力。一方面以户企合作为龙头，发展周边村社农户按统一技术标准、生产流程、包装标识、市场销售组织生产，提高户企合作的集聚能力与辐射带动实力。另一方面增加农民务工收入。户企合作要最大可能地雇用当地农民进行带岗培训，让农民成为新型的产业工人，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和收入。同时增加股份分红收入。户企合作的产业要向精、深加工方向延伸发展，延长产业链，实现公司效益最大化，确保入股农民红利收入最高化。

三是把“蛋糕”切好是和谐之本。建立健全户企合作利益协调机制，在将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兼顾企业和村集体利益，做到个人、村集体、企业三赢。一要合理选择合作项目。各村历史、立地条件不同，因此在户企合作助农增收时，应充分考虑各自实际，合理选择村企共建项目，切忌企业与民争利；二要合理选择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户企合作的关键。主要包括三大机制：建立在散户生产基础上的“订单保护”捆绑机制，即企业和农户签定农产品收购定单，实行保护价收购，企业只有在完成产品回收，履行了助农增收义务后才能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建立在土地返租基础上的“基础加绩效”工资制。即农民在只投入劳动力的前提下，承包企业指定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在确保其基础工资的情况下，根据上交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确定生产者绩效工资；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绩效报酬”机制，即业主与农户签定《种养合同》，由业主提供种苗、技术、饲料等生产物资，农户提供生产场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业主承担市场风险，农户承担生产风险，并通过向业主交纳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获取劳动报酬。三要合理选择合作方式。户企合作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应根据户企合作项目的实际情况选择以下三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地租股份制，农民用土地租金入股，按出资比例承担经营风险和利润分红；土地股权制，农民把土地作价入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复式股权制，农民股权为“土地作价+土地租金”，主要目的是通过政府补助方式，保障农民利益最大化，有效释放户企合作助农增收综合效益。

（三）创新土地管理机制，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保险基金机制。即通过统筹保险或者商业保险手段，在农民土地流转收入、股份作价本金或分红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户企合作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破产债务清偿、改变耕地属性土地的征地补偿、土地复耕补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的减震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破产失地农民跌入贫困群体的可能性。

二是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与主体。依法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突破传统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经营形式，将传统的集体与农民之间对土地的租赁关系转变为委托关系，并通过合同的形式明确权责，得到法律的保护。通过合同关系，将农村集体与农民的关系定格为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好适应以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环境。

三是注重土地股权制的公平性。土地股权是股份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直接决定了农民股份的多少以及公平与否。建议按照集体土地和户籍关系的管辖范围，在社区集体组织内部按人口来界定和分配土地股份权，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农转非、去世）的乡村人口不再参加土地股权的分配，从而保证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和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四是建立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和价格评估机制。促使土地产权的价格化，通过市场竞争科学地确定农村股改土地的市场价格。股份制改革实际上以资本合作为基础，无论是在决策过程中还是在分配形式上均强调资本本位，符合土地市场发展的趋势。因此，实现土地产权的价格化实质上是土地产权资本化，通过价格评估确定土地产权股份的划分和流转，决定在决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流向和收益分配环节中收益分配的问题。

五是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土地股权制改革。在适宜规模经营的地方通过土地产权的合理转让建立农业股份制公司，吸引工商业资金投入农业，促进农业与现代化市场经济接轨。允许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市场，从农民手中购买或租赁承包经营权，集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农业机械化。

六是强化土地使用属性监理。保护农村耕地，限制农业用地的用途，保证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股权化以后的农村农业用地原则上应以农业生产、开发为主。严厉打击非法征地、低价征地、无偿圈地、以公共利益征地后又改变土地用途或卖给开发商、以租等违法行为。建立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体制，确保地方政府严格、有效执行国家的措施，杜绝基层政府对户企合作中以租行为给予默许的现象。

（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失地农户后顾之忧

一旦户企合作的公司破产，农户的失地潜在风险就暴露出来了，为避免失地农户再次跌入困难群体，必须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一是加大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力度。制定失地农民培训的总体规划。明确主管机构，从培训对象、内容、时间等方面统筹协调，劳动、农业、科协、教育、老促会、扶贫办等方面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要有针对性地科学安排培训内容和形式，将符合用人单位需要的订单式培训与推荐就业相结合，职业技能培训与引导性培训相结合。

二是切实推进失地农民就业。在统筹城乡就业时，把失地农民就业纳入优先安排范围。在政策上激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享有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优惠待遇。对尚未就业的，享有城镇失业人员同等的免费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

三是建立完善的失地农户社会保障制度。优先建立基本养老机制。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按照政府、村集体和个人4：4：2的比例筹措资金，对失地农民全部实行养老保险。在失地农民自愿基础上，将其纳入城市户籍管理，在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社会保障部门要直接介入用地过程，确保失地农民生活保障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黄小君.户企合作营林模式初探[J].中国文秘网，2011，（6）.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5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127

1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农业发展态势良好，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随国际国内经济放缓，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特别是当前国家下调玉米保护价、取销玉米临储政策，使得农业面临重大转折，农民增收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增收乏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产品价格低迷

近年来绿豆、辣椒、蓖麻等特色作物价格持续走低，绿豆2014年2.4元/kg，2015年价格1.9元/kg；辣椒2014年2.4元/kg，2015年1.9元/kg；蓖麻近几年保持在1元/kg的低价；谷子2014年1.85元/kg，2015年0.85元/kg。

1.2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目前洮南市高标准农田8.8万hm2，仅占全市耕地面积35.5%，有抗旱灌溉能力面积12万hm2（含水田1.6万hm2），占耕地比重48%，且地区间差异极大，东南部沙丘和草原区有灌溉设施耕地面积比重21.8%，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西北部低山丘陵和山前台地有灌溉设施面积比重仅9.8%。

1.3 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

受农户分散经营、地块零散、土地流转难度大等因素制约，农业生产单位成本居高不下，大型农用机械应用和膜下滴灌等先进农业技术推广较难，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1.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力不强

我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中存在“两多两少”问题。农产品加工业粗加工多，精深加工少。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420家，但龙头企业仅47家，部级仅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量多，但真正有带动能力的少，农民专业合作社1207家，家庭农场774家，但多数流于形式，带动能力弱。

1.5 农民素质偏低

全市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人数28%；初中文化程度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人数52%；高中文化程度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人数1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人数3%。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人数18%；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人数12.5%，占技能培训总人数24.6%。大多数农民对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一些不科学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

2 建议

2.1 调结构，抓转型，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1.1 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重点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着重向水稻、特色作物、经济作物上调，保障产出效益。主要种植水稻、绿豆、花生、西瓜、辣椒、粘甜玉米等作物。在抓好种植业结构调整时，大力发展畜牧业，提高畜牧业在农村经济收入中比重，打造种植养殖齐头并进产业格局。同时结合乡镇产业发展基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生态保护等条件，调整空间布局，打造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修复区、粮食作物生产核心区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及加工聚集区。

2.1.2 转变发展方式

抢抓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县份有利政策机遇，改变传统农耕模式，狠抓转型升级，打造农业现代版。全力实施金塔集团现代化农场、二龙苇场现代化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新技术示范农场、福顺休闲观光农场、四海林场森林休闲旅游农场等一批集高效设施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特色作物良种示范和餐饮、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示范农场。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实施订单农业，增强农业规避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大力扶持“刘老三”杂粮杂豆合作社、远望杂粮杂豆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壮大杂粮杂豆种植基地规模，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依托洮南市部级玉米良种繁育基地品牌，不断壮大玉米繁育基地规模，继续推广“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实施订单保底收购。

2.2 兴产业，建市场，带动农民增收

2.2.1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依托洮南市现有7个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壮大洮南市杂粮杂豆、辣椒、西瓜、香瓜等特色作物种植面积，深挖产业特色，打造特色产业基地。

2.2.2 大力发展畜牧业

继续推进雏鹰集团400万头生猪一体化项目，大力发展生猪养殖，该项目包括饲料种植加工、生猪养殖、生猪屠宰、熟食加工，有机肥生产、沼气开l、物流配送等7个子项目，实施全产业链生产经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除其自身产值外，还能带动周边乡镇农民增收致富。目前还通过该项目带动一部分特困户到企业务工养殖，实现产业带动脱贫。此外，改扩建规模化养殖场，着力建设奶牛一体化项目和羊一体化项目，实施标准化管理，降低养殖成本，打造放心奶、安全肉品牌，带动近农户增收致富。

2.2.3 着力打造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

完善黑水镇西瓜市场、安定镇香瓜市场、福顺镇辣椒市场、铁东杂粮杂豆市场、万宝镇杂粮市场、蛟流河乡杂豆市场、万宝镇粉条市场等7个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建设，用市场优势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中航国际杂粮杂豆交易市场建设项目，建成集“交易、加工、仓储、物流、检验、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推广、企业办公、综合服务”于一体的现代粗杂粮交易市场。预计建成后，年交易量达数10万t，对洮南市乃至周边地区品种优化、产业发展将起重要引领作用。

2.3 强基础，惠民生，增强农业发展动力

2.3.1 整合项目，加大资金投入

整合发改和农发项目资金8286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0.42万hm2。在北部半山区投资5000万元，打农田3700眼。此外还将积极争取国家农网改造项目，着力实施农田机电井项目。投资410万元，新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6个，完成2015年已建7个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必备配套设施建设，确保13个作业站全部投入使用，购置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车2辆、火箭发射装置13部、区域自动气象站13套，完成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系统建设，打造标准化人工影响天气队伍，整体提高气象为农服务能力，逐步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现状。

2.3.2 加强电商网络平台建设

加快洮南杂粮杂豆云商城、渤海商品交易所洮南杂粮杂豆交易中心、龙辉集团“农民宝”云平台、邮政系统“邮乐网”、货通天下、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建设与对接。支持“洮宝”大学生创业团队策划运营一号店“白城馆”，销售白城地产农产品，逐步扩大白城农产品在阿里巴巴、云卖等网络平台销售份额，扩大与上海第一食品超市供应合作，加快“农超”对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大力实施吉林“开犁网”村淘项目和邮政系统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建成县级电子商务运营服务中心，乡（镇）和村级服务站，构建完善的覆盖县、乡、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6

1.前言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环节，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之一。对于四川省来说，由于其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关系，农业发展步伐较缓慢，农民的收入缓慢增长，不但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还影响粮食生产以及农产品供给，直接制约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四川省应如何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扩大农民的增收空间，解决农民的增收难题， 实现农民长期增收， 是四川省当前的首要任务。本文首先对当前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相关具体体现做阐释，进而对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解决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2. 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具体体现

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具体体现有：首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当前，由于农民最看重既得利益，围绕市场的需求进行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民表现出很大的忧虑。如，害怕进入市场后，怕受损失、怕担风险等。其次，土地的流转机会不大。传统以来，农民把土地视为生命，长期过分地以来土地，固守土地。农民的土地是一家一户经营式，很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发展，因此难以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再者，资金积累难度大。目前，四川省的农民大多数仅仅是依靠土地带来的微薄收入生活，难以积累资金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量，使得科技的推广示范工作难以深入开展。最后，农民就业难。由于四川省农民的土地是分散经营的，与农民地少人多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劳动力产生剩余，但是由于这些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无技术、缺信息，导致就业难度加大，剩余的劳动力形成较为庞大的失业群体。

3.影响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3.1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农业四川省在农业方面的财政收入严重缺乏，这就直接阻碍可农业的发展进程。具体表现在：首先，四川省对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土壤改良以及低产田改造等相关基础性工程的投入明显不足，导致农业的抗旱能力不强。其次，四川对一些新产品、新技术的相关引进经费及农业科技知识宣传剖析等费用的投入远远不够，使得农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

3.2 产业结构调整过于迟缓

当前，四川省对农业的整体结构调整过于迟缓，还停留在起始阶段，尚未得以深化开展，各产业之间结构的不合理配置，难以适应当前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市场经济，对动态产业结构的发展需求。具体体现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不稳固，技术创新能力较低，难以摆脱靠人吃饭的局面以及拉动农村的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缓慢，农业发展严重滞后。

3.3低质量农业负重发展

由于四川省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农产品的增长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着。如：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经济收入的不断递减等。种植业的各种成本，大幅度地增长，导致农民无利可图，自然失去种植的积极性。农业耕地不断被占用，过度放牧、环境恶化、工业污染、洪涝灾害、生态破坏等，使大量的耕地及草场越来越少，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导致各种负担的加重。

4. 解决四川省农民增收的对策

4.1合理地流转土地，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

当前，四川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如外出打工、创业的，使得土地度多数被荒废了，四川省政府可通过转租、转包以及入股等形式将这些土地流转给有别的农户种植，这样就可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还可以适度的将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增加农民大的收入。由于四川省多以丘陵为主，平地作业难以开展，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得土地分散，许多大型的规模作业无法开展。因此，四川省农业部可以借鉴日本山地农业机械化性的事例，以小型折叠式农业机械进行农业耕种。四川省还可修建蓄水池和水窖等积蓄雨水，修理渠道，引水入田。应用滴灌和喷灌等技术，可节约灌溉的用水量，使农业的抗旱能力加强，进而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4.2 合理精简机构及减免税收

据相关资料统计，虽然已经有相关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出来，但是当前四川省的农业税仍占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通过减免税收所得的效果并不明显。四川省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精简各地区的乡镇机构上，这就可裁掉冗员，节约了可观的金额，利于四川农民的收入增长。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支持村民自治，实行村务的透明化、公开化；整顿农村领带班子，删减部分次要的村干部职位；进行迁村并点，利于村级规模的发展严厉打击村干部无端进村“吃喝拿要”的行为。

4.3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及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四川省农产品科技含量的不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四川省应把对农民的教育及培训工作做好，建立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及多种种类的农业教育体系。首先，应加强对各地区农村中有经营能力的中央大户和范运大户等人的引导、扶持及培训，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使农村基层的农民收益。其次，四川省应实施农科教相结合，以办学质量高的学校为依托，建立一个农科教培训中心，开展各类的农业技术培训以及各类农业政策的宣传等，利于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最后，还应加强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以更多的优惠来吸引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与农民进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

5.总结

四川省要使农民增收，除了上诉提到的几点对策外，依靠科技技术进步，通过改造传统的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卡机含量，重视发展名牌产品等，均能实现农民的增收。

【参考文献】

[1]宫希魁.我国 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考[J] .战略与管理， 2002.( 6) .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7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是综合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针的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说，提高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主要研究当前农民增收难的原因，然后提出增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对贫穷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的现状：

农业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自1998年“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人们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要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林毅夫，2019)。如何解决农民增收困难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也非“三农”问题所能涵盖，而是一个越来越多地和非农就业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农民增收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如何解决农民的非农就业问题(张车伟等，2019)。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要通过政策、金融等手段把资金引导到农村，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为农民增收开辟第四条渠道(徐祥临，2019)。还有学者认为调整农业组织结构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王乃学，2019)。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2019年9月22日中国信息化推进大会上提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村劳动力人口，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众多学者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研究当中，有人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对目前农产品总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内市场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是有限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并不是增加农民收入。有的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总结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宋洪远等，2019)。有研究表明，农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但在宏观层面则没有效应(王萍萍，2019)。也有学者将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归于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对整个国家的农业总量扩大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张明林等，2019)。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行政体制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效应的发挥(谭秋成，2019)。另有学者认为，近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农民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推进，农产品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始终保持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户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现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李国祥，2019)

研究目的和意义：

毕节市总人口712万(2019年统计)，其中93.8%是农业人口。这样一个农业大市，既要千方百计增加毕节市的农民收入，又要下大力气保护和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论文依据贵州省统计资料和毕节市统计资料，通过对毕节市农民收入变化态势的深入分析，找寻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提出毕节市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为未来毕节市农村、农业发展找准方向，进而为边远贫穷地区的农民增收提供参考，对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研究内容(内容、结构框架以及重点、难点)：

一、研究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逐步加大，农民增收难的问题日趋突出。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是综合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针的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是像毕节地区这样的落后山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框架结构：

第一章绪论

1.1课题提出的背景及研究意义

(2)关于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1.1.1前言

1.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1.2.2国外研究现状

1.3主要研究内容

1.4研究分析方法

1.4.1共性分析和个性分析

1.4.2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第二章毕节市农民收入变化态势分析

2.1毕节市农业概况

2.2毕节市农民收入的变化及特征

2.2.1低水平快速增长阶段

2.2.2高速增长阶段

2.2.3平稳增长阶段

2.2.4下滑回落阶段

2.2.5滞涨性恢复性增长阶段

2.3毕节市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分析

2.3.1城市居民收入高速增长

2.3.2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巨大

2.3.3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扩大

2.3.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偏小

2.4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结构考察

2.4.1传统农业收入比重有所回升

2.4.2劳务收入比重快速上升

第三章影响毕节市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分析

3.1结构性因素

3.2素质性因素

3.3市场性因素

3.4灾害性因素.

3.5闲置性因素

第四章毕节市农民增收的对策与建议

4.1农业区域结构调整

4.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4.2.1种植业结构调整

4.2.2畜牧业结构调整

4.2.3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

4.3增强农业科技含量

4.4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五章结论参考文献

三、研究重点和难点：

1. 研究重点

(1) 当前农民收入的现状及增收难的原因

(2) 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2. 研究难点

(1) 关于农民收入的现状和增收难的原因

研究方法、手段：

1、共性分析和个性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研究农民收入，一方面要分析农民收入变化的普遍性规律，即农民收入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又要分析它的个性特征，即毕节市的农民收入变化规律。

2、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可以通过农民的收入变化来定量的进行比较，但是有些潜在的投入是不可以量化的，对这些不能量化的指标进行分析就需要一些统计分析方法，从中找出不同的规律。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8

作者简介：嵇正龙（1982-），男，江苏沭阳人，宿迁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3.8；F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30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65-03

一、引言

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位居前列。但与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类似，经济的二元结构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要如期完成“两个率先”的目标，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三农的现代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内容，三农的现代化迫切需要金融支持。受限于农业生产处于分散经营的状况未能改变，很难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受自然气候极端变化的影响，江苏农村金融供给主要是政策性金融主导，商业性金融辅助的混合供给格局。政策性金融供给主要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支农支出或农林水事务支出；①商业性金融供给包括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②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江苏农村金融供给沉陷快速递增，其中乡镇企业贷款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居于前列，其次是农业信贷，而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一项的规模和增速都较慢。

农村金融的供给总体增长，无疑为江苏三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体现农村金融贡献的重要指标之一。

由图2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江苏农村人均纯收入在多方面因素的促进下，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在现有的金融供给格局下，细分各类金融供给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探讨农村金融供给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的相关研究，在肯定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的同时，也提出了政府主导的补贴型农村金融供给存在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Barro， 1992；Jim，2005）。通过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揭示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Greenwood and Jovan，1990；Banerjee and Newman，1993）。但是经济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体系低效率（Koester，2000 ），农业的生产风险难以控制（Townsend，2001），导致农村金融供给效率较低，而且政府补贴的农业信贷体系扭曲农村金融市场（Jensen，2000）。

国内研究有人认为三农的发展需要金融供给的支持，特别是在现阶段财政性金融供给非常重要。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财政支农政策的支持（孙长清，2006），因为增加财政支农的总量和提高财政支农的结构效率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推进农村市场化（冷志杰，2005）。也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因素制约下，我国农村金融供给效率较低，甚至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从农村居民储蓄比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温涛，2005）、农村存款余额与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比率（刘旦，2007），以及对农村信贷与农民收入进行回归分析（许崇正，2005；温涛，2005）、应用VAR模型分析农民收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杜兴端，2011）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认为现行的农村金融供给抑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是应用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而农村贷款、农业保险收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贷款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乡镇企业贷款不仅没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余新平，2010）。究其原因，纵向控制的、条状的金融体系以及贷款风险硬约束、存款成本软约束的激励机制使金融支农政策的效果难以有效发挥（潘敏，2002）。而且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具有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马拴友，2003），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并使二元社会结构固定化（傅道忠，2004）。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必须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龙海明，2008），应整合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提升支农政策的杠杆效应，在此基础上加大支农资金规模，大幅度提升支农整体能力（冉光和，2009）。

现有研究通过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问题，并且得出了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本文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对1990年以来，江苏省不同渠道的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民收入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并揭示其政策含义，以此为依据研究提高江苏农村金融供给有效性的措施。这对于促进江苏的均衡发展、三农现代化，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江苏农民收入的金融供给弹性，因此设定模型中因变量为农民纯收入（Yt），自变量有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X1t）、乡镇企业贷款（X2t）和农业贷款（X3t），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农林牧副渔产出（X4t）。对上述变量取对数，模型设定如下：

LN（Yt）=c+？琢*LN（X1t）+？茁*LN（X2t）+？酌*LN（X3t）+？姿*LN（X4t）

其中c为常数项；0

（二）数据说明与处理

各变量数据根据《江苏统计年鉴》直接得到或者根据相关数据处理得到。同时考虑到物价变动的影响，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由于2010年之后，江苏关于信贷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数据难以获得，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本文数据选取的期间为1990-2009年，并且用199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估计

利用OLS估计对数方程为：

LN（Yt）=-1.44-0.07*LN（X1t）+0.22*LN（X2t）+0.08*LN（X3t）+0.08*LN（X4t）

（-1.84） （-1.19） （1.56） （1.49） （5.77）

=0.98，F=217.61

从估计结果看，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结果表明系数估计皆较为显著；较大的可决系数表明样本整体回归拟合程度较好；较大的F统计量表明该多元回归整体较为显著。

（二）结果分析

1.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民纯收入产生负效应。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是财政对三农发展的重要支出，目的在于通过相关的补贴或转移支付促进三农发展。回归的结果中，农林水事务支出的系数为-0.07，表明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民纯收入产生负效应，即农林水事务支出每增加1%，农民纯收入下降0.07%。这同政府补贴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一般经验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因此， 对现行的补贴和转移支付的机制和效率改革，实现均等化发展，而不是让受益者主要集中为大户或者龙头企业。此外，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应该更多的从理顺农村投资体系，减少农村生产环节的税费着手促进三农发展。

2.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民纯收入有较小的贡献。乡镇企业贷款的回归系数为0.22，表明乡镇企业贷款增加1%，农民纯收入增加0.22%。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优势组织，其发展固然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乡镇企业在信贷促进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更多的吸纳了本用于农业发展的资源。因此，政府应重点鼓励和支持农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农业企业，通过对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信贷支持，达到促进三农发展的目标。

3.农业贷款对农民纯收入有微小的贡献。农业贷款的回归系数为0.08，即农业贷款每增加1%，农民纯收入增加0.08%。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极其微小。究其原因，农业贷款在总体规模上较小，对促进农民收入上升作用有限，同时农业贷款的用途非农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农业贷款非农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业贷款获取后并非用于农业生产，往往被挪作消费；二是，农业贷款获取后被转借给回报更高的乡镇企业使用。因此要发挥农业贷款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还需要对农业贷款实行过程监控。

4.农林牧副渔产出对农民纯收入具有显著的贡献。农林牧副渔产出的回归系数为0.88，意味着农林牧副渔产出增加1%，农民纯收入提高0.88%。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的产出。而农业产出的提高，应从技术革新和产权完善两个角度激励农业生产。而技术革新需要有规模经济的支撑，就有必要改革现行的小农经济的格局，构建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并多措并举的鼓励农业机械化生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权保护有待加强，只有产权有保护，有良好的预期，农民才能对生产过程做长期投资。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的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等金融供给弹性皆较小，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来源都未能带来预期的支持农村总产出增加的显著作用，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支农资金甚至对农民增收产生了负面效应。农民收入增加贡献的主要来源为农业本身的产出。

农业贷款支农效果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农业贷款存在非农化现象。农业贷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较低的利率水平导致非农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获取农业贷款。二是农业贷款存在生产和消费的混合性。农民以农业生产的名义申请贷款，而所获得的贷款部分用于消费。乡镇企业贷款的投放未能产生理想的支农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乡镇企业生产的资本回报相对高于农业生产，获得贷款扩大生产导致其进一步吸附了农业生产资源。财政支农资金理论上讲，应该能有效的支持农村产出的增加，但是受限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重复投资较为明显，许多地区存在挪用现象，反而对农民增收产生了负效应。因此，金融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推动农村产出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

综上，农民收入的金融供给弹性皆不显著。要提高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产出弹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对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应加强效果监控；其次，对于农业贷款加强监督和审核，特别是后期监管，实行动态化监管；第三，从长远来说还是需要改革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有效流转，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

■

注释：

① 江苏省统计年鉴中，2004年之前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使用农业支出，2005年开始使用农林水事务。

② 江苏省统计年鉴中，1994年之前信贷分为银行和信用社两个部门分别统计，文中使用相关指标加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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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炳华、张文棋.我国农村金融供给支持作用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2011，（07）.

[3] 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农村经济，2010，（06）.

[4] 杨小玲.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果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9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开始关注农业补贴问题，在加入WTO前后农业补贴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政策文献的整理，总结得出我国对农业补贴的整体研究及河北省农业补贴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 国际主要国家农业补贴制度的比较与经验借鉴

我国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农业补贴方式及经验借鉴等方面。柯炳生（2002）对美国新农业法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理论剖析，同时就新法案对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的影响也进行了预测。他认为价格支持措施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且效率很低，而直接补贴是没有争议的“绿箱”政策，我国应尽早改革价格支持政策，并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等公益的支出。陈锡文（2003）美国农业法中涉及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并为农业补贴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龙文军（2004）通过对美国、欧盟、日本农业流通补贴的现状进行比较，总结出其改革取向。姜亦华（2005）认为国外农业补贴呈现出减少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业生态等方面的补贴以及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并举的趋势，注重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搭配使用。李瑞锋（2006）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的改革及其利弊，对中国实行直接补贴的意义、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董运来（2009）通过对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在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直接补贴政策、政府公益服务支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四个方面的具体支出力度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的研究，借鉴欧盟在价格支持政策和科研、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等方面的经验，对提高我国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能力具有很大的意义。

2 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发展阶段

我国很多学者对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展开了研究，根据划分依据与方法的不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鲁礼新（2007）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分为：农业生产资料和城镇居民的粮食补贴（1979―1992年）、粮食保护价收购（1993―2002年）以及直接补贴和农业税减免（2003―2005年）三个阶段。朱应皋（2006）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划分为：粮食收购数量和价格调整时期（1978―1984年）、粮食价格双轨制形成期（1985―1990年）、粮食统销体制解体、粮价全面放开时期（1991―1993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粮食生产流通体制时期（1994―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的大变革时期（1998―2003年）以及全面推进“粮食直补”时期（2004年至今）六个阶段，认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大致沿着由以流通性补贴为主逐步转向以生产性补贴为主、由间接性补贴为主逐渐转向以直接性补贴为主、由以价格补贴为主转向以非价格补贴为主的轨迹演变。

3 我国农业补贴经济效应分析

不少学者对各种补贴方式的经济效应作了理论分析。高峰（2004）通过对农业投入品补贴的理论分析，发现包括投入品补贴在内的“黄箱”补贴政策，在促进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与经济效益的低下；而以直接收入补贴政策为代表的“绿箱”补贴政策有利于经济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善。肖国安（2005）认为，粮食消费者比粮食生产者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中获取的利益更多；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平抑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的效果不显著；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不能完全代替价格支持。韩喜平（2007）对粮食直接补贴的产量效应与收入效应分别作了经济学分析，研究表明：在产量效应上，直接补贴政策比生产资料补贴政策更有效；就收入效应而言，直接补贴政策比价格支持政策更显著。冯晓瑞（2008）研究发现，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均不大，单独运用农业补贴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4 农业补贴制度的问题考察及其完善的对策

侯石安（2001）认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改革取向为：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注重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重视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注重对农业保险亏损业务的补贴；健全农业补贴政策法规。童疆明（2005）从农业补贴的规模、结构、效率、农业保险补贴及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朱应皋（2006）在分析中国农业补贴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从农业补贴的目标、水平、结构及方式等方面探讨了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重构农业补贴制度的相关建议。郑志冰（2007）在分析中国直接补贴政策、最低收购价及“绿箱”补贴政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充分利用“黄箱”补贴，拓宽“绿箱”补贴及优化补贴结构等政策主张。彭腾（2009）从提高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视角，提出了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建议，认为应在综合国力和国家财力增强的基础上，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转变补贴方式，变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变生产补贴为收入补贴；取消对农业生产资料限价销售的价格补贴，让农资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形成市场化，改变农产品价格受抑制的状态，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实行有条件的支持。

5 河北省农业补贴研究现状

河北省农业补贴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下思路：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措施的对策。

李志远（2007），陈齐龙（2008）以河北省财政支农的数据为依据对河北省农业补贴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能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资源、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结合对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分析，指出河北省财政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投资，并按地区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以及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和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刘志国（2009），杨小静（2010）对河北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以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农业补贴金额、补贴依据、补贴结构、补贴程序、补贴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农业补贴政策对粮农产生了一定的制度激励效应，降低了粮农经营成本，增加了其收益。但补贴金额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补贴品种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补贴手续有待进一步简化，应加强对种粮大户的支持和补贴方式应该体现区域差别等相关政策建议。武媛媛（2009）通过对河北省农业财政补贴实施情况的分析，指出河北省农业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补贴范围、补贴方式以及补贴的投资结构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并提出应采取多项措施，增加收入补贴，如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和直接向低收入农民发放补贴以及增加良种补贴和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到我国加入WTO到现在，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主要从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和国内农业补贴政策两方面开展。对国外农业补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演变、农业补贴方式及经验借鉴等方面，介绍和比较不同国家农业补贴政策调整及主要补贴方式，讨论了对我国调整农业补贴的意义，提出完善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具体建议。对国内农业补贴制度的研究主要从农业补贴制度的演变发展，各种补贴制度的经济效应和农业补贴制度的问题及调整对策等开展。对河北省农业补贴的研究通过对现有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措施的对策。

中国政府制定并推行了“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战略。农业补贴既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的理性选择。但是怎样调整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现有的补贴范围、补贴方式、补贴金额等才能使农业补贴更加利国利民是经济学者非常重要的任务。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改进提供参考，我国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补贴制度。

总结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定量研究主要借鉴国外方法，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有效测度农业支持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模型短期内还无法建立和运用；现有定量研究利用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居多，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的方法收集一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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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志远，张晓光.对河北省财政支农政策的思考.安徽农业科学，2007

农民增收对策研究例10

一、文献综述

自从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后，学者们围绕政策扶贫有效性进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过研究证明健康和教育支出、农村道路投资和农业补贴、社会性公共支出具有减贫效应。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贫政策低效或无效与区域关系有关（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国内方面的研究主要为：第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刘纯彬、桑铁柱，2010）。但是，徐远华（2014）的研究却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却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从总体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间效应（王宝顺、刘京焕，2011），更有学者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本省份农村减贫的效应不显著，但对邻接省份减贫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高远东、温涛、王小华，2013）。第三，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方黎明、张秀兰，2007），对农村贫困的政策扶贫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叶初升、张凤华，2011）。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经验研究方法。国内文献对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以及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际非空间面板或空间面板数据，仍着眼于省际视角，对县级样本关注度不够，同时将平均化的省际数据来研究扶贫政策，忽视了县级政府财政金融扶贫政策的异质性特征。

二、理论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将“农民增收”定义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资本”定义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与知识的总量，“财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财政支出与金融发展，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这两种方式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直接效应指资本对本区域农民生产的影响，是区域内“更小区域”间存在的空间溢出的总和，大小取决于区域内农民生产技术条件、制度条件、自然条件；间接效应则是资本通过“外部性”或要素“流动性”对邻近区域产生的影响，称为“空间溢出效应”。

（二）形成机理假定空间上存在若干个相邻的区域——县级单位，区域内只有农村一个部门，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农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产，当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一直缺乏。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财政金融政策调整的周期为一年，溢出效应不存在时期滞后。

（三）计量模型根据温涛、董文杰（2011）的推导过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间计量的一般做法是将表示空间关系的矩阵W引入非空间模型（11）中。本文选用相对外生的地理距离（d）的倒数作为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在此用地球大圆距离测度两个城市间的距离d，其中R为地球大圆半径，ρ和σ分别为两个城市的经度和纬度。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来源核心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财政支出（lnCz），用县域一般预算财政支出/总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表示；金融发展（lnFi）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变量：（1）农林牧渔从业人数（lnCy），用县域农林牧渔从业人数反映。（2）产业结构（lnSt），用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数值表示。（3）农业生产条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用各县域每年的机械总动力表示（王小华、温涛等，2014）。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04~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4~2013），其中丽江玉龙县缺失3年储蓄数据，用回归法补齐，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边境山区56个县。表1为原始数据描述。

（二）空间统计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数用来检验空间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为正相关，邻近区域的相似程度很强；小于0为负相关，邻近区域是异质的。表2检验结果表明，滇西贫困地区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上呈正相关关系，存在着区域集聚现象。2003年区域收入很低，区域间相关性强，Moran'sI指数高，随后Moran'sI指数下降，空间相似性减弱，意味着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数开始上升，空间集聚变强，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均衡性凸显。实际上，2003~2012年，滇西边境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左右，财政支出增长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长率为0%不变。显然导致区域差异的原因除了空间效应外，很可能是内生发展能力的差异，这体现在城乡居民贷款余额的差异上，高收入地区年均增长率高达15%，低收入地区则低至0%①。

（三）空间计量分析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对农民收入溢出效应，但农民收入的影响变量一般还包括农业生产的其他因素，为此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农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条件，但是由于数据的约束，农村人力资本变量并未涉及，遗漏变量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与县域财政支出、县域金融贷款余额是相关的，有内生性，为了能得出渐进的无偏估计，在此采用空间GMM估计法。从理论上看，由于财政支出、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很可能具有滞后性，该滞后性的来源有二，即空间滞后性与时间滞后性，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农业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不是当期的、直接的，而是通过其他载体传导，为此需考虑使用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的空间面板模型。模型检验结果见表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苛刻，除了前文的简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据相关检验进行判断，根据表3中Hausman检验结果，应选择固定效应；LR检验表明应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继续进行LM检验，结果表明SEM与SLG模型的检验都是显著的，应选择SDM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为估计方程。另一方面，从计量理论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类空间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无偏系数的模型，因为在处理区域数据时遗漏变量是很可能出现的，而这将与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变量，用形成空间面板的固定效应SDM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发现，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命题2与空间模型指数为正的结论，对空间效应继续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财政支出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条件的直接效应为正，在10%条件下显著；其他变量如县域金融贷款、农业占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滇西边境山区农民增收的空间溢出主要来自财政支，出其余变量不存在溢出效应。事实上，2003~2012年滇西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2012年的农村人均收入较2003年翻了3.2倍，但这仅与同期的全国平均值3.1倍持平②，贫困问题依然严重，财政支出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正影响，但显然并没有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还依赖于上期收入与当期财政支出。从非空间的角度来看，本地金融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县域金融贷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贫的目的，而是发展县域房地产及其他第二、第三产业，县域金融贷款与农民增收之间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出现金融贷款连年增加，但农民增收效应却为负的金融抑制现象。对此，王小华、温涛（2014）对全国2000多个县的数据分析也表明，收入较低的农民较收入较高的农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滇西贫困地区各县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5%左右，农村人力资本很接近，但农村居民收入却极为不均，除了少数地区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外，区域冲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区域财政金融政策联系多为政策替代或政策冲突。政策竞争、博弈行为是客观存在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固定，而贫困地区区域优势或特点极为相似，僧多粥少，财政支出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不可避免。财政支出的区域联系包括合作与非合作两种，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补与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为与政策冲突。政策互补有效发挥了区域优势，区域间形成良性互动，空间溢出增收效应最高；政策冲突的扶贫效应是最低的，如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趋同、市场封锁等现象导致财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属于搭便车行为，借助空间溢出享受邻近区域政策带来的效应。显然，如果区域决策主体是理性的，在考虑空间溢出时，区域合作是区域财政政策的最优策略，但从执行成本上看政策冲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财政支出搭便车或冲突很可能出现；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贫困地区相似的空间特点，财政支出的搭便车或政策冲突也难以避免。然而从表5的估计结果来看，政策冲突的负效应并不明显，这很可能与县域的城镇化过程有关，因为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城乡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的机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邻县之间原本存在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情况，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季节性流动，非农收入增加（模型并没有区分），使得冲突的负效应抵消；而且当前连片特困地区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县域金融拉动效应明显，区域冲突的负效应很可能被掩盖，在城镇化相对稳定时，金融拉动效应消失，冲突的负效应可能成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