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1

2．责任意识缺位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性都是自私的，理性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尤为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极力夸大“经济人”假设的同时，却忽略维护社会运转的道德和情感功能。因此，很多受其影响的大学生变得自私自利和急功近利，如一些大学生处理人际关系非常功利，不在乎志趣相投，更看重对自己是否有利，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道德；在专业选择上更注重将来的物质回报，忽视自己的兴趣爱好，毕业后工资高、待遇好的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甚至达到400%以上；有些大学生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和追求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是为了自己将来找工作时多一张筹码、多一种资历和多一块敲门砖。因此不少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大学生只注重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个人道德品行的锤炼，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容易扭曲，责任意识缺失。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科技革命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并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转变。为适应西方国家扩张和霸权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向政治纲领及国家意识形态转变，并以美国一手炮制的“华盛顿共识”为其核心内容，逐渐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战略工具。美国为实现其全球霸主地位，策划了涉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众多领域的隐蔽性战略，并将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其控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武器。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不断通过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大学生进行文化输出和价值渗透，冲击了我国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因此，高校要确立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利影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研究并深刻剖析其危害本质就非常必要。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矛盾的凸显期，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具有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特征，容易对我国大学生造成误导。因为大学生作为特殊的青年群体，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捷、猎奇心强，具有明显的独立意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不成熟，容易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害。众所周知，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高校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一刻不能放松，尤其是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可能入侵，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大学生的正面引导，使大学生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不受其负面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拓展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其必要性可想而知，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为丰富和成熟，才能更好给予大学生正面引导。

三、高校防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对策

1．揭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筑牢思想防线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宣扬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是超越历史和超越民族的普世价值，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超越国家、国情和历史的人类共同价值，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他们认为西方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才是中国的出路。实质上自由、民主和人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和抽象的，都要依据各国国情来选择具体模式和实现路径。西方国家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给殖民地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违背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要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西方的所谓民主实质上是服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统治需要，是“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要把西方的国家理念和制度模式搬到中国，在中国构建多党派民主共和、建设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的真实目的是以西方民主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否定我国宪法，结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思潮本质上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控、掠夺世界的工具。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实质，因为唯有认识其本质，才会深刻了解其危害，了解其危害，才有利于树立起积极的防御意识和心理，才能更好地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渗透和破坏。而要做到这一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无疑具有重要责任、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毒害，坚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前提和基础。

2．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念必须以学生为本。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前途命运结合，将学生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因此，高校应把“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位，尊重大学生主体价值，积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影响大学生价值观时，往往是通过一件小事而逐渐达到渗透的目的。这种经过微小的细节慢慢渗透的机制通常被称之为“滴灌式”手法。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滴灌式”的影响，我们要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策略，那种轰轰烈烈的“一过式”教育方式只能达到“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很难实现教育效果的可持续性。只有通过潜移默化、点滴入微的影响方式，才能使教育效果发挥深层的、持久的作用。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多以灌输为主，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抓住大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发展需求，把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特点和心理需求相结合，特别要注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细致入微，在教育策略上将追求表面效应的“漫灌”和追求深入效应的“滴灌”相结合，将有形教育方法与无痕教育方法相结合，将显性的“主义”教育和隐性的“问题”教育相结合。第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新时期更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根据学生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特征因地制宜创新工作方法。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夺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加强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科学引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辅导员之间的协同合作，辅导员可以帮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了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帮助辅导员提高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科学认识，互助合作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加强网络渠道的话语权建设。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正深刻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新自由主义思潮利用大众化的思维模式和纯娱乐消遣的手法以巨大的容量对大学生构成强大包围，使之无法躲避其影响和控制。大学生在享受这种消遣娱乐网络快餐的同时，不知不觉接受或认同新自由主义思潮观点并不断传播。为此，积极利用互联网开展积极向上的、体现时代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充分考虑社会心理、大众心理和人际关系等隐性因素的基础上，打造优秀的网络文化，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法，将互联网建设成传播先进文化和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沿阵地。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2

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界定

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的成果并不多。取得较大成绩的当数支克坚、刘川鄂与王毅等先生。而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来说，作出正面梳理与界定的，目前也只有刘JJI鄂先生。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一文中，刘先生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至今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但即使如此，该文还是在对现代以来“自由主义”、“自由文艺”、“自由派”、“自由作家”等有关概念追溯与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文学，“如同‘民主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法西斯主义文学’一样，是一个从外部概括文学现象的提法，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而“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成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

应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刘先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不但界定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而且还具体描述了有关作家、流派乃至思潮的组成，并进而涉及到“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概观”、“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等重大问题。但不容否认的是，由于刘先生急于提出并证明一种新的文学构成，其间也留下了不少的问题。首先，面对刘先生的界定，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文学”这一概念是源自西方还是中国自造?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构成与本体特性。如果这一概念源自西方，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研究这一文学时必须顾及到其母体的本来意义，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其母体的特点，又在多大程度上为“自由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内涵，而这也正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中国化”的所在。支克坚先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提出了自由主义文学的中国化问题。尽管支先生没有明确界定这一概念，但对这一问题的提出说明，他是认为这一文学流派是源自西方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自由主义文学”属于中国自造，那么，它就成为一种完全中国的文学现象，而不涉及西方。从刘先生与支先生及其他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学者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中国学者中还没有持此论点的。

从现有成果看，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源自西方，倒可以说是现在学界的一个共识。但到底直接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学”，还是间接受孕于西方所谓“自由主义思潮”?尽管都未直接言明，由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一文看，刘先生的观点明显是后者，他是在描述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谈及自由主义文学的。而支克坚先生则恰恰相反，他避过了广义的自由主义思潮，而直接进入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论题，并以霍布豪斯等人的论点旁及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联系，由此提出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已经是“中国化”了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文学现象。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

事实到底如何?既然现有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都不回避其与西方母体的联系，那么问题的解决必须还得从西方说起。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西方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它基本上一直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思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思潮的性质。自由主义，从文艺复兴进入它的现代时期始，强调的就一直是政治、经济的内容而非哲学、文化的内容。类似实用主义，其理论主张并不高深，而偏重于对现实操作性的建设。其主旨在于个体自由，包括个体的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人身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等，而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保障个人至高无上的自由本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空谈理论，而是时时考虑着如何将其落实到现实的国家构成及政策上，它是许多西方政府建国治国的基本理念。考察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史，尽管霍布豪斯有“如篇幅允许的话，不难说明一下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同习俗、虚假和保护人的斗争，以及它为自我表现、为真实、为艺术家的灵魂进行的斗争”的表述，但自由主义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以及自由主义理论对文学所能造成的影响不过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就霍布豪斯以上所举所谓自由主义对文学的影响是否是自由主义所独有的?其它的“主义”是否也有类似的主张?事实上，同习俗、虚假进行斗争，为自我表现、为真实、为艺术家的灵魂进行斗争，基本上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几乎所有思潮对文学的共同倾向，它不是自由主义所独有的。

客观地说，尽管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广义的思潮在西方长期居主流地位，但西方并没有所谓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甚至于根本没有所谓的自由主义文学。正如西方不可能有所谓保守主义文学及其思潮一样。所以，说自由主义文学如“民主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概念一样，是从外部界定文学的一种并不准确。即使中国真有所谓自由主义文学，也不能作类似的比照。自由主义，像它的对手保守主义一样，在大部分时候中只是意味着一种政治、经济态度，而且在作为这种态度时又基本属于大的“民主主义”思潮之内。尽管其核心在于个人自由，但它不是立足于研究人的本质为主的学说，而是在确认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这一命题基础上，对如何确保人的自由进行思考，而且也基本集中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层面。它对人的存在、人的本质缺乏形而上的追问，只是先见地认定人是自由的、自私的、无知的等，它的几乎所有思考都注重于现实实践，而非真正的哲学、文化题旨。一般来讲，类似的思潮不容易对文学构成具体影响，这也为西方文学发展史所证明。同样，刘川鄂先生所说“自由主义文学”的特性如超功利、强调人性和审美也并不是它的专利，而是多种文学思潮所共有的主张，因此，以此界定最终只能取消“自由主义文学”。

西方没有所谓自由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也就是自由主义理论进入现代以来，西方文学基本上一直是在“自由”的状态下发展的，它很少如中国现代一样，受到诸如政府、政治等的外力干涉，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了文学自由与否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自由主义如果真的非有属于自己的文学主张的话，那也是主张文学的“自由”，并以此为全部，如果文学已经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权利，那么自由主义的文学观也真的“自由”了，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自由主义者的文学观有时与保守主义者的文学观是很难分清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真谛!

那么，“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是否就真的不能成立呢?我认为，并不如此。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概念其实有两种可能。尽管西方没有自由主义文学，但中国产生自己的文学思潮与特殊的文学形式实属正常。只是这一名称与西方有关，我们才做这一追溯。在排除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直接源于西方同名文学之后，另一个理解好像只能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学主张及其创作。在现代特殊的时代情势下，中国确实有一股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运动或思潮。其名称的合法性源于它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直接继承。同样，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战场是在政治、经济上，而非文学艺术上。只是这些自由主义者中的有些人热衷于文学，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在创作中显示出了某些与众不同而又大体一致的特点，才涉及到了所谓“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到底有多少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或者说有自己的文学创作呢?答案是很少。真正说得出的，属于自由主义者的文学“家”甚至只有胡适与梁实秋，典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等对文学却没有多少兴趣，这正如西方自由主义者一样。尽管在后来泛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早已给诸如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等加上了贬义的“自由主义”的帽子，但他们是否典型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实为问题，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现今学界基本认可的自由主义文学的“超功利”、“重审美”等特性与胡适、梁实秋这两位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文学主张却有着不小的出入。同样，在还无所谓“自由主义”的问题时，这些主张就已经被提出并为公众所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文学主张及创作”来命名“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至少是不准确的。

在排除以上两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只能是这样一种解释：受西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启发，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文学因“左翼”与“右翼”的双重政治挤压，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谈不上自由，当然这—挤压有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使然。面对文学或为救亡图存或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现实，面对来自“左”和“右”两方面政治力量对文学的干涉，一些“文学的至上主义者”们为要求文学的自由进行抗争，并自觉地在创作中显示出不同于主流文学的某些倾向，不但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五四”不但第一次使中国文学与现代思潮接轨，而且也产生了现代文学观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而“文的自觉”指的就是文学本体意识的觉醒，现代意义上文学观的建立。这种观念不但是建设的，也是抗争的，在受到外力干涉时给予必要的反应，实属必然。因为这一文学现象的主旨在于“文学自由”，所以围绕这一现象的理论与创作名为“自由主义文学”实则题中应有之义。而接下来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形成时间的探讨更能说明这一界定的合理性。

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时间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出现于什么时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其概念界定问题。现在国内学界的认识明显存在矛盾：有人以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来谈文学上自由主义的问题，说什么主张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于是五四时代的周作人、胡适乃至创造社的创作都成了自由主义文学。这种观点明显的错误在于，坚持个人自由的作家构成极为复杂，根本不存在用一个简单的“自由主义”概括的可能。退一步，如果认同这种观点，那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就不会是胡适而只能是鲁迅，整个“五四”也由此成为一个完全自由主义的文学时代；有人确实承认自由主义文学是有了革命文学之后的事情，但同样把五四时代的周作人与30年代的周作人一样作为自由主义者处理。既然自由主义文学有着特定的历史性，超出这一历史区间讨论这一问题就毫无意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最早出现是指称一种政治态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相对而基本属于民主主义的一个概念，原非文学术语，只是有些自由主义者与文学有关才产了这一概念。正如西方一样，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文学观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你非要给他们一个共性，特别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样的大问题上，无疑会悖离自由主义的真义。因此，在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上，必须警惕泛自由主义的出现，而如果不给它以明确的界定，这种状况就很可能出现，而且目前事实上已经出现。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文学，如果非要这一名目的话，正如支克坚先生所认为的，是“革命文学”运动的副产品，在革命文学运动开始之后，一批持各种观点的人因共同对革命文学运动的不满，或对文学阶级性等的厌恶而产生的对文学工具论反对的浪潮，它包括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为代表的“论语派”，以梁实秋等为代表的“新月派”的一些人，包括所谓的“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包括沈从文与朱光潜为文艺自由所作的辩护等。也可以说，正是从新月社的梁实秋与鲁迅、创造社、太阳社论战开始，“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才开始成为思潮，或者说才开始自觉，也是从此时开始也才有了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而且随着现实政治对文学的挤压日益严重，于是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也就日渐突出，直至全国解放这一问题才被强行停止。

由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无关，因为就能举出的相关性——主张个人自由——来说，也并非自由主义所独有，何况主张个体绝端自由，主张个人居社会之上为第一目标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中国未必就有。它是一个纯粹中国现代的概念，是今天的我们借当日名称回返历史的一种尝试，回返历史如果不尊重历史也就毫无意义。所以，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可以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自由主义作家，也可以不是，也就是说他未必就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者。即使那些能被包括在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家也不能说一直都有“自由主义文学”的意识，只是在面对“为政治”、“为阶级”的文学之后，他们才有意识地创作某些“自由主义文学”作品，发展某些理论，这里肯定有一个发展变化的问题。

在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中，王毅先生的文章《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阶段性特征》一直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该文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为第一阶段，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20年代初至3O年代初为第二阶段，是自由主义文学收获颇丰的时代；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第三阶段，是以京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阶段性尾声。依王先生的说法，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不是局限于特定时期，而是贯穿中国现代始终的一种文学现象。既然他能认识到自由主义文学只是到第二阶段才“日渐明朗化”，那么又为何坚信五四就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呢?这是目前流行的“泛自由主义化”的典型例证。应该说，从逻辑上讲，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既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一个自由主义文学思潮，那么它就肯定有一个发生、积淀的时期。正如其它思潮一样，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潮传人中国也确实在五四时期达到高潮。产生自由主义文学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以上的论述，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一种切切实实中国的文学现象，它的发生有一个外因，就是哪怕表面上的文学的不自由，或者“革命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诞生。“五四”不存在自由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证据在于，当时基本没有文学自由与否的问题，这正如西方一样。西方之所以一直没有所谓自由主义文学而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大盛的原因正说明所谓自由主义文学关心的焦点在于文学的自由问题，因为自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不存在文学自由与否的问题，所以它就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名目。同样，五四也是如此。就拿周作人来说，一直到“自己的园地”他才产生了对文艺统一的恐惧，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不自由”的可能或趋势，但这只是萌芽，大部分人并没有这种认识，而且当时也没有真正统一的危险。只有顺应时势、攻势凌厉而又所向披靡的“普罗文学”产生之后，一方面对当时的各种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一方面全部否定一切非“左翼”的文学，呼唤文学的重新统一之时，文学的自由才产生了问题，才产生了文学一统的可能。而此时新月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反击也因此有了一定的代表意义，由此才有了形成一个思潮的可能。

王先生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虽然依据先人为主的逻辑推断五四存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但他还是认识到了其中的矛盾。把真正属于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与当时最多算半个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更为重要的还有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李大钊、陈独秀的文学观都说成是自由主义文学观，这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文学“鲜明”于否的问题，而是是否存在的问题。仅就共同反传统文学的一点上，就说他们的文学观都属于一种“主义”，确实不免武断。尽管如此，王先生还是认为五四有一个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这使他的研究停留于当今一般研究者的水平而没能实现突破。。这是把政治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等同于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应该指出的是，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形成始，因为中国现代严酷的社会现实对文学的寄望日益严重，现实主义远非是一种简单的创作方法而日益成为一种政治态度、现实立场的象征物而不断被“独尊”，对其它文学现象的评价不再是简单的文学评价而变成政治评价之后，对一个作品的攻击就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而变成了对作者的政治定位乃至政治攻击。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否定的问题，大部分时候还牵涉到作家的人身、人格。在此情况下，寄望于所有的作家都一律的服从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于是批判与抗争的程度交替上升，自由主义文学的规模由是也不断扩大(此后朱光潜理论的产生、自由主义作家的自觉等为证)。这是辩证法的应有之义，也不幸成了历史事实。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革命文学运动，没有革命文学运动的攻击性，也根本不会有现代自由主义文笔的问题。

三、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有的评价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3

《益世报》1915年由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雷鸣远创办于天津，至1949年天津解放停刊，“是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复杂环境中，梁实秋大讲文学的普遍人性，不趋时、不附和，体现出坚守文学品格的一些追求，对普罗文学中过分强调阶级性确实是个有益的补充与调节，对革命文学 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给予及时地思考与判断。3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阵营需要文学反映本阶级火热的斗争生活，需要文学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从当时的革命需要这一特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文学为 政治 服务，很容易使文学偏离文学正常发展的轨道，比如政治高于 艺术 、思想大于形象、主题先行、概念化、公式化等，对文学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也限制了文学应有的活力。对于普罗文学出现的一些间题，处于激情澎湃中的普罗文学家们不可能冷静理性地思索。梁实秋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看到文艺思想领域的偏激之处，指出了政治思想对文艺最初的兼并，应该说有可取的成分，但人性论视角也使他看不到左翼文学的特殊价值及时代合理性，并以人性论对抗阶级论。与《新月》时的疲于应战不同，《文学周刊》时期梁实秋往往是主动出击，针对以前与左翼文学论争的老间题进行辩白和发难，对鲁迅这样一位自己的宿敌 自然 不会例外。或许是因为远离了论战的中心，与上海时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以致产生了大量论战文章相反，这时很少看到左翼文学包括鲁迅的直接回应。

三

    梁实秋对人性、阶级性的认识，使他试图消解文学的工具论，而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对于作家主体来讲，他认为创作的自由是产生有价值文学的前提。创作自由是其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受英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他不愿意从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不主张激进的方式，也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社会地位和文化倾向决定了他把自由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与现实人生直接联系的价值目标，自由主义思想投射到文学价值观方面，就是追求不受任何势力所左右的创作自由。

    梁实秋建立在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创作自由不是针对哪个政党哪个阶级的，而是一种自由的文学意识。在30年代特定的时代环境下，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运动中，普罗文学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学，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因两派关注的都是文学的直接政治作用，这与梁实秋的文学本体观相去甚远。梁实秋承认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但在理解这种关系时强调不应该把文学当作宣传工具，因此，他对国民党用三民主义文学统一文艺大加讥讽，对普罗文学的强调阶级性，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自足性，不应该沦为任何一个阶级的宣传工具，否则，是无法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学来的。他的主张对左翼文学和国民党的御用文学都形成有力的冲击。

    梁实秋对于普罗文学以文学为革命的宣传十分不满，反对把文学当作“武器”，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他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强调是先有文学，后有主义，不能先有主义，后有文学，“如以文学为革命的工具，以文学为政治的宣传，干脆说，这便失了文学的立场”，文学是文学，宣传是宣传。退一步讲，“我们不反对任谁利用文学作工具，但是我们不愿任谁武断地、只承认如此方是文学”。在他看来，具有永久性的文学必须表现生活的常态，而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变态，不是常态的生活，“无论如何，文学家是并不听命于理论家，批评家，或革命的宣传家的”，宣传主义是一件事，欣赏文学又是一件事，所以屠场、铁流与哈姆雷特、失乐园，将各有各的读众。文学家什么时候都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都应该保持独立的个性、自由的人格，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写出人性的文学，才能维护文学的独立与纯正。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4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可谓生不逢时，当它开始萌芽之际，正值欧美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处于衰落之时(正值社会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时)。与自由主义在欧美民众中的普遍接受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存在于思想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它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一部分从欧美留学归来、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晚清时代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民国时期的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林语堂、粱实秋、沈从文、徐志摩等人。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独具特色的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思潮。笔者这里所要论及的中的自由主义思潮是指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的，以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为主体，以维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作家创作心灵的自由为立足点，专注于人性展示和审美创造的文学创作现象及相关的文学理论。它是白由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折射和表现。

一

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创造者、者的知识分子逐渐具有了独立自由的自我角色意识。1903年，严复将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出版，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呐喊，开中国的自由主义风气之先。继之以维新派的康、梁，康有为要求国民“去国、去种、去产、去家”成为完全自由自主的个人，粱启超肯定自由为人的生命和权利，倡言“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然而这群从异域取来自由主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并没有把他们对自由观念的认识渗透到以西方近代文学为范型的文学改良运动中去。在当时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刻，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被维新派等认为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文学自身独立的审美特性被漠视，而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却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最早阐述者应是王国维。他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学术独立和文学自由的理想，并以自己的悲壮自沉昆明湖确立了真正的自由文人的地位和价值。王国维的观和文艺观深受叔本华之影响，其核论是纯非功利的宁静直观说。他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人们只能象钟表之摆，往复于由“欲”所生的痛苦与厌倦之中。惟有超功利的美才能解脱生命存在的苦痛。从美自身的非功利性出发，他认为处于之巅的诗歌小说的任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使吾济冯生之徒，于此侄桔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王国维甚至认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文学应表现人性，文学家应把创造美的文学作为惟一的目的，反对把文学当作和政治的手段。这就从根本上与“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传统艺术观划清了界限。王国维的理论是针对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功利主义文学而言的，而其不懈的理想追求和超然脱俗的品格却兆示了杂文学时代的结束，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

二

五四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自由主义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并产生深远影响。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第一声呐喊就是自主意识。他在创刊号《敬告青年》中呼吁每个青年都应“各有自主之奴，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李大钊视“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胡适强调个人应“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敢于怀疑，做“最强有力”的个人。鲁迅以“立人”为早年思想文艺活动之本，拾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周作人认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运动就是“辟人荒”的运动，“人的”还是“非人的”文学成为他衡量新旧文学的基本标准。部元宝说:“之所以有新文化运动和紧接着的‘五·四’，之所以有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解放’以及用成熟的现代表达这种发现与解放的‘人的文学’，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新派知识分子汲取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营养。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不依附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而自命新派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找不到的罢。

当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最终走向了，鲁迅等选择了民主主义，只有胡适、周作人始终坚持着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他们对文学界的影响也更具体更深远。“他们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引向了文学，既不失启蒙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超越了功利目的较明确的启蒙思潮。因此，胡适、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最初发言人和理论奠基者。

[1]

三

进入30年代，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左翼文学理论家在理论表述中明确地用“阶级斗争”学说置换了2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用“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工具性质，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

30年代，随着《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创刊，作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自由主义作家群，现代文坛上的“京派”开始形成走向兴盛。他们以朱光潜、沈从文为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朱光潜提出“纯正文艺”的观点，认为“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的“文以载道”观，最终“大半是失败”。他的理想是最终是要把文艺引到“和平静穆”的美的“最高境界”之中。

30年代的自由主义作家充分实践着他们的艺术理想。徐志摩在“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中显示了个人主义倾向以及与现实的疏离感;京派小说在田园牧歌式的风景中展示古朴自然的人性与人情;现代诗派以晚唐五代诗的意境传达现代人生况味;周作人的散文丰富的知识中渗入了人生的苦味;林语堂的小品行云流水中回荡着淡淡的忧伤。

四

“芦沟桥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高涨。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压抑。而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往何处去”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问题。随着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关注，自由主义思潮一度掀起高潮。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波澜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领域，

尽管抗战的现实非常严峻，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就曾经崭露头角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拥护者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对抗战文学的现状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梁实秋从他一贯的文学要表现永久的人性、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主张出发，对当时文学中普遍表现的抗战主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抗战八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沈从文连续发表了《一般与特殊》、《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把他心目中“一般”的抗日作品，称为“抗战八股”、“宣传文字”和“一团糟”，认为只有“远离了‘宣传夕空气”，“远离了那些战争的浪漫情绪”的“特殊性的专门家”的工作，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如果“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为政策工具后”，文学就会出现“堕落倾向’整个抗战时期，这种反对文艺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否认文艺有自身 以外的目的，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和特殊性的声音一直都时断时续地存在。

[2]

抗战胜利后，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观察》杂志创刊，接着，《大公报》、《文汇报》、《周刊》、《新路》也发表言论，纷纷倡议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要通过“第三条道路”使中国复兴。自由主义思潮迅速复苏并逐渐达到高潮。此时，先前零星发表过自由主义文艺观点的作家也兴奋起来，纷纷出任刊物的主编和综合性报刊的文艺副刊的主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萧乾要求作家和批评家“绝不受党派风气的左右”，只“根据与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朱光潜强调文学的自由性，因为“这自由性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我们不能凭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的或的主张来勉强决定文艺发展的方向”，文学家应该守住“自家园地”，保证自己“独立自主的身分”，让文艺成为一种自由的“自主自发”、“自生自发”的“人生的表现”。朱光潜明确标出自己的所持:“我在文艺的领域维护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文学家40年代的创作重在人性的深度挖掘和新艺术形式的实验。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对现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间，躲进公寓的张爱玲对都市男女的探索，偏居西南一隅的沈从文对形而上的、超验的生命命题的关注和表现，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五

在简略描述了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坛的兴衰历程之后，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带有异域背景的思潮为中国甚至整个20世纪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价值和精神基因?我个人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自由主义思潮有利于塑造作家的独立人格。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心理、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与中国滋生依附型人格相反，西方自由主义精神无疑是孕育独立人格的温床。现代自由主义作家对“积极自由观”的倡导，对独立人格的坚持为我们树立了现代人格形象，诊释着“人的解放”的启蒙内涵，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自由主义思潮促使作家关注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废名、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他们的个人人格魅力而外，就是他们作品久远的艺术生命力。这些自由主义作家大都强调艺术生成的人生意韵和情趣，追求一种“诗化”的人生，倡导文学作品意境的“和谐”、“完善”、“恰当”与“节制”的理性美。他们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张扬文学的本体价值，形成强烈的效应，对20世纪以功利性为特征的主流文学起到了匡正和纠偏的作用。

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思潮在现代文学中的演进时，不能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即由“文学的功利主义与审美价值的二律背反”这一规律所必然决定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困境。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5

三、1927年后及30年代：夹缝中的执着

“五·四”时期“人”声鼎沸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再度高昂，加之本来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困惑中厮杀。另一方面，1927年之后国民党在形式上统治了全国。与共产党形成尖锐的对立。此时适应于无产阶级的需要，“革命文学”口号又一次提出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这种左翼文学的应运而生有着不可阻挡的优势，而它的种种文学主张，如阶级工具论、战斗性现实性思想性大众性的创作原则等却无一不走在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对面，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最强有力的对手。

这是逐渐被革命斗争“染红”的30年代，思想启蒙在革命的动荡及炮火中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越来越感觉到作为思想者原有的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感在一天天剥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们的自我感觉。那种刚建立起来的作为个体必不可少的主体意识，在这个群情激奋的时代，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左翼文学理论家更是明确在理论表述中把“阶级”做为一个关键词取代了20年代的“平民”概念和“个人”概念，“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而此期自由主义文学旗号的高举，一个个自由主义性质的社团或派别的登场也显示了其不屈的立场。他们或要“矫正”左、右翼文学观，或要固守自以为纯正的文学观。呈现出独异的风貌。在“五·四”的同途共进之后，当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口号和组织、运动而出现时。自由主义文学的特征也就更突出鲜明。从20年代末的梁实秋与新月派，到30年代初钧“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30年代中期的“沦语派”、“人间世派”，左翼文学的影响到哪里，自由主义文学的“反影响”也在哪里。这种“反影响”不仅包括参与论争或挑起论争的上述自由主义派别，也包括基本上置身于论争之外的“京派”、“ 现代 诗派”和新感觉派小说家，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姿态。

自由主义文学在此期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也就是与左翼文学一场场激烈的论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30年代文坛的热闹与繁荣。这些论争看似尖锐对立但实际效果上却对两种文学主张有着互补的作用。论争都并没有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成败。各方也未必服气，但很庆幸的是毕竟大家还有一个在较为自由的基础上为文学而论争的机会与舞台。在当局右翼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夹缝中，自由主义文学家还是在不断努力陈述着自己的文学观，借人性之力把文学从 政治 的漩流中“拯救”出来，捍卫作家解析人性的权利。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6

三、1927年后及30年代：夹缝中的执着

“五·四”时期“人”声鼎沸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民族主义情结再度高昂，加之本来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困惑中厮杀。另一方面，1927年之后在形式上统治了全国。与共产党形成尖锐的对立。此时适应于无产阶级的需要，“革命文学”口号又一次提出且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这种左翼文学的应运而生有着不可阻挡的优势，而它的种种文学主张，如阶级工具论、战斗性现实性思想性大众性的创作原则等却无一不走在自由主义文学理念的对面，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最强有力的对手。

这是逐渐被革命斗争“染红”的30年代，思想启蒙在革命的动荡及炮火中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越来越感觉到作为思想者原有的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感在一天天剥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们的自我感觉。那种刚建立起来的作为个体必不可少的主体意识，在这个群情激奋的时代，似乎变得无足轻重了。左翼文学理论家更是明确在理论表述中把“阶级”做为一个关键词取代了20年代的“平民”概念和“个人”概念，“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取代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概念，在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文学存在的理由。而此期自由主义文学旗号的高举，一个个自由主义性质的社团或派别的登场也显示了其不屈的立场。他们或要“矫正”左、右翼文学观，或要固守自以为纯正的文学观。呈现出独异的风貌。在“五·四”的同途共进之后，当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口号和组织、运动而出现时。自由主义文学的特征也就更突出鲜明。从20年代末的梁实秋与新月派，到30年代初钧“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30年代中期的“沦语派”、“人间世派”，左翼文学的影响到哪里，自由主义文学的“反影响”也在哪里。这种“反影响”不仅包括参与论争或挑起论争的上述自由主义派别，也包括基本上置身于论争之外的“京派”、“ 现代 诗派”和新感觉派小说家，他们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姿态。

自由主义文学在此期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也就是与左翼文学一场场激烈的论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30年代文坛的热闹与繁荣。这些论争看似尖锐对立但实际效果上却对两种文学主张有着互补的作用。论争都并没有一个简单意义上的成败。各方也未必服气，但很庆幸的是毕竟大家还有一个在较为自由的基础上为文学而论争的机会与舞台。在当局右翼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夹缝中，自由主义文学家还是在不断努力陈述着自己的文学观，借人性之力把文学从 政治 的漩流中“拯救”出来，捍卫作家解析人性的权利。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7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作为否定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破除思想禁锢的工具被广泛传播。陈独秀、、胡适都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呼唤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倡导思想自由，这些与严复、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和艺术表现方式却缺乏深入探讨。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阵营出现分化，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性，自由主义文学才有了明显地发展。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然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其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个人价值的鼓吹以及个人本位主义的立场无疑渗透着自由主义的精髓，为自由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五四”以后，周作人更是宣称去开垦一片拥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2］的“自己的园地”，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自觉探索。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带领下，北京文坛出现了一批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刊物和社团，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废名、李金发、沈从文等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作家也逐步走上了文坛。这些作家和团体在政治上大多向往英美现代民主制度，艺术上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坚持内心精神的独立性，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个性化倾向，北京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源地，其基本特征已经初露端倪，并逐渐走向明朗化。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8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的、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以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理论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因此，把它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2)循此思路看“新左派”的姿态与主张，可以从“拒斥”与“回归”两个维度概观。“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

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这在王彬彬那里列出的理由主要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往往正是自由主义者会拥护专制，称颂独裁，甚至自身便变成专制和独裁者的工具与帮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自由主义者”做出这种行动来。

比如，二战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成为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革命。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地呼唤一个有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各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社会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

而在韩毓海那里，拒斥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因为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因此，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进一步，必须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对自由主义的拒斥，在汪晖处说的明显要婉转一些。当然，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另一方面，他以对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分析，认定自由主义的启蒙话语是一种在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信仰基础上，预设的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观念以及普遍主义的立场。因此，再一方面，自由主义对现代性(表现为对资本的批判与拒斥)和全球性(表现为对中国问题的正视) 的反思都是缺乏力度的。故尔，超越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 后学”为理论依托，实现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首要任务。

将“新左派”坚决拒斥自由主义及其相关言路的基本理由再做归纳，可以简单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论证缺陷；二是在实践上与其理论预期的疏离。

“回归”，所围绕的基本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主导。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个方面，国内的“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地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参与，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对付的问题：

诸如基于自由的民主无法解决的人民民主问题，市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无法解决的正义的政治制度问题，交易的体制化时代无法解决的人的情感适意与诗性想象问题。他们或者期望以民主代替自由，以政治主导代替经济优先，以诗化的创新代替务实的制度建设。或者干脆对自己的方案缄默不语，却搬出西式的“组合思想” (如贝尔)、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新左派”言论(如崔之元)，来对付我们对“新左派” 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期待。但是，透过他们这种“理性的狡计”可以看出，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亲合立场，对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眷念，对直接民主、政治中心、激情跃动的肯定，对单纯理想主义诗意浪漫的顾盼，与对走向务实的当代中国社会变局的不满。

归纳起来，“新左派”吁请“回归”的基本依据，是民主、参与的轴心意义与时代中所谓的

“全面的社会民主”(3)的决定性作用。

从对“新左派”的文献的理解上可见，“新左派”之所以谓“新”“左派”，自然是有满足这一称号“新”与“左”的双重理由：

一重理由从其“新”上得到满足——首先，“新”在它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经权力垄断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另一重理由从其“左”上得到满足。“新左派”之“左”，“左”就“左”在 ——其一，激烈地痛斥资本主义。他们将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简单地定义为“ 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

(4)或则就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再与自由主义合一而论，将全面民主与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创新”(诸如“鞍钢宪法”、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等) 挂起钩来。于是，现代社会的一切不完美都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导致的。而完美的(即所谓“全面的民主”)社会就只有期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来造就了。

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遮遮掩掩地为“社会主义”辩护，从而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张再伸张，是“新左派”令人瞩目的一点。但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版本既未指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未明确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运行形式，而只是简单地以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来定义自己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民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政治制度安排怎样?在他们抵制的保护个人权利与实行法治之外，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人民主权和全面民主的落实，则缄口不言。他们在高明地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的前提下，为一种自己不予明言的、必定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主张的“隐形”社会主义辩护。其三，对既有成就(无论是理论的，抑或是实践的)加以否定，这种否定的理由就是这些成就的“不完美”(如汪晖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否定、对九十年代各种思想主张 “一网打尽”式的全面指责)。总之，“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出了问题，只有彻底的解构才足以为他们自己倾心赞赏的一个完美的世界鸣锣开道。

(5)难以掩饰的激进性，与无法抹去的空想性，从“新左派”言述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任何“左派”共有的特征。

西方根柢

客观地讲，自由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社会的现展，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国家——社会、个人——公共、计划——市场这些理念，无不直接与自由主义有关。其二，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亦主要来源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总结和辩护。对于个人财产权利的肯定，对于依据规则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制度，对于基于保护这种个人权利基础上形成的法治体系，即限制权力和凸显权利的制度取向，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力图捍卫的。其三，现代的社会生活格局，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或是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的，也都与现代社会大众的选择与自由主义的吁请和作用相关。离开了自由主义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就难于理解现代生活了。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一旦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主流，它就得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思想登上历史舞台那一刻起，就在西方被左、右两派人士共同宣布为敌人。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史表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这类批判构成了资本主义良性发展、构成了自由主义言述趋于健全的思想动力。

于是，当作为现代化主流发展模式的、西方的“典范性”的现代模式，以不可遏止之力向非西方社会扩展时，非西方社会人士就会将反抗西方的依托，直接搭挂到西方社会内部的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非主流思想体系上面。因此，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的抵抗，没有例外地在寻求这种支持。

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来自西方这些抵抗自由主义的新老左派们的思想观念。将“新左派”的陈述放到现代世界史历程中看，便有了似曾相识之感。

从东西方社会的现代运动关联性上看，当代中国“新左派”试图接榫的西方左派思想，有着新老两个鼻祖。老鼻祖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从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出发，着力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霸权进行反抗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进行了系统批判。对现代极权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式的，抑或是社会主义式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进行了具有理论力度的批判。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极权主义的抑制，却发生了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语境横移问题：他们在德国这样的非自由社会里观察畸形的资本主义久了，却到美国这样的具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里，不予区分地把美国的情况当作德国的情况加以批判，以至于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不适宜地混淆在一起加以抨击。(6)而当代中国“新左派”在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言述时，却对之不予考虑，又再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进行不择地点、不论条件的横移。

(7)当代中国“新左派”的新鼻祖则是在时下西方时髦的、非难自由主义主流思想的各种学说。这里面包括：以阿明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阿明以研究现代化理论知名。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作为先发展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地位，而后起现代国家则只能处于一种依附的地位，成为西方国家的压迫、剥削对象。这便造成了“中心”与“边缘”的两极化。于是，阿明将资本主义式的“经由市场的全球化”判定为“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吁求一个基于普遍—特殊的辩证法，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辩证法，通达新的 “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立论的詹明信，成为“新左派” 的主要思想依托的原因是由于，其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各种话语中间的广泛解释空间的欣赏，马克思主义“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及。”(8)其二，他确认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替代性。(9)并且认为后者对于解决“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0)除了这种理论姿态以外，詹明信强调其思想源头时，一者对于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而“英美思想……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11)加以了明确。二者对于自己以审美姿态解读资本主义的立场直言不讳，(12)并且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作为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背景。(即资本主义从现实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线形衰变观)

(13)以“东方主义”知名的萨伊德，成为“新左派”的理论资源，则主要是因为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对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文化价值的重新确认。这对于“ 新左派”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性问题提供了思路。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挑战的麦肯太尔、桑得尔等，对于“新左派”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解构了。而他们以对于自由主义的实施后果的批判，将所谓自由主义导致的虚假社群、分配不公进行了校正，从而对于“新左派”急于突出的国家、民族、阶级等问题提供了思想的兴奋点。以福柯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以其对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让“新左派”大感兴趣，他们乐于引用福柯的话来表达自己对现代话语由怀疑而拒斥的立场。比如福柯所说的， “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法则。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就直接成为“新左派”批判现代性和抵制自由主义的武器。

(14)其他一些西方的“新左派”思想——诸如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等，则各自在其论述的问题上成为“新左派”的谈资。新进化论以其对进化的长程观，启发了“新左派”对于八十、九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即是自由主义)“较量”结果的重新衡量思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福特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联性的论证，启发了“新左派”对所谓保障了人民经济民主的“鞍钢宪法”加以肯定的思路，对改革开放的权宜举措——乡镇企业的功能的高度赞扬。而批判法学的“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绝对财产权已经解体”的判断与对“工人阶级”推动西方民主的当代作用的肯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期望，则鼓舞“新左派”对股份合作制、乡民自治这类“制度创新”的高度赞赏。

(15)中式“新左派”的西方思想鼻祖，提供给他们以思想的直接支持。但是中式“新左派”在以这些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条件时，却未能明确意识到西方思想鼻祖谈论同样问题的背景：二战前后的西方左派是针对西方社会爆发的危机立论的，这是现代政经活动方式遭遇反自由的极权民主时，西方发生的独特实践引发的左派思想。而后现代时期的左派思想，同样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经历的独特性立论的。假如说这些思想在西方的思想氛围里具有其正当性的话，那么横移到“ 前现代”的当代中国，就丧失了原有论述的地域依托，就成为悬空之论。

如此，对当代中国“新左派”基于西方左派之论立论，就可以提出两个质疑：其一，当他们把西方左派之论作为正当性无可怀疑的依据，来分析当代中国问题时，他们对于西方左派之论有没有进行思想审查?显然，他们未做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居然未能发现西方思想鼻祖思想预设的内在矛盾：一则西方左派在思想方法上取反本质主义的姿态。但是，他们却是以反对线性进步的本质主义来建立线性衰变的本质主义。

资本主义越来越不济，是他们凸显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长程合理性，他们却不愿意予以考虑，以致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式普遍民主的热切期望，对资本主义式的精英控制、民主缺席的深切痛恨，遮蔽了他们在两种体系之间适当权衡的眼光。二则中国的“新左派”指责自由主义的民主无法承担对于人民民主的保障任务时，援引西方左派对现代自由主义建构的自由民主机制的全面解构，来指责自由主义的论说。但是，却未能注意到当西方左派在解构理性、责任等现代性假设之后，因为没有提出可行的社会救治方案来作为替代，因而，就同时解构了任何方式的对人类与未来的承诺。中国“新左派”对之的引证也就缺乏了现实性品格。其三，中国“新左派”在以西方左派言述为依据指责现实社会的自由主义发展趋向时，忽略了西方左派在指责现实的不完满时自陈的“乌托邦”性质。

(16)这种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文化语境来讲，有其必要性。它始终以其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对现实进行指责，成为现实社会趋于完善的精神动力。但是当中国的信徒们将之转换为当下要求，来对一个艰难地向繁荣富强、自由民主社会推进的思想与实践现实横加指责时，就既丧失了西方左派的乌托邦思想性，又丧失了健全引导社会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关怀

毫不武断地说，“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是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他们力求表达的是对于现实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怀。我们有必要肯定其善良动机。其中，尤其值得认同的是，他们对于“中国性”认知的适当强调，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的关注。

就在同时，则不能不指出他们在表达自己的中国关怀时所存在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具体感放错了地方的谬误。这种谬误是指，一个东西因其特性而成为自己，当我们把它放到与其特性疏离的地方，就好像觉得放置的地方本来就有此特性似的。(17)从这个方面说，“新左派”将西方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社会的批判横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其中国关怀不可避免地存在三重错位：

第一、中国关怀的理论认知的错位——这是指，当中国“新左派”在横移西方左派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没有对理论移借的审慎性予以重视。他们对于西方鼻祖理论的横移，事实上经过了三重过滤而不自知，还以为西方左派理论具有另类普适性。这三重过滤是：首先一重，是生活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家对西方实际问题的理论过滤；这种过滤，已经使得西方鼻祖的理论建构存在误区。如法兰克福学派就将德国的经验与外悬于美国工业社会的个人处境，作为指责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背景依据，使得他们的某些断论失之确当。

(18)而生活于西方社会的非西方国家人士，也是以自己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立论的。如果对他们进行理论建构时的特殊境遇不加留意，那么，就会对其特殊的结论不当加以普遍推导。其次，由于中国国内“新左派”在摄取西方左派的理论营养时，客观上受到地域与关注点的限制，因此，不能不借助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学人或急切去西方求取时髦理论真经的中国访问学者的过滤。这就难以避免前者在过滤西方左派话语时可能只是一种理论策略选择，因而无法将西方思想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国内“新左派”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后者在西方阅读左派文献囫囵吞枣，以致于未对西方思想所处的文化语境加以审慎分辨，造成急迫的“拿来主义”心态下的 “新”便敷应用的急促举措。再次，“新左派”多是以现实的批评者自居的，因此，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他们以“前沿”理论家的学术角色定位，因而，他们对西方最新的理论言述便容易加以信从。殊不知这中间也经过了他们无意的过滤，过滤掉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留下了那些他们以为足以用来指责某些东西的对抗性内容。由于中国“新左派”在利用西方左派的理论时对这三重过滤未予慎重的对待，这样，西方理论的原初指向与理论结构，完全被他们打散，在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时，便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但是，这就必然造成一种双失的解释后果：一则失于对西方时髦理论的粗拙套用，以至于究竟想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明白。二则失于对中国问题的时代性内涵与跨时代性内涵、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把握的失措。于是，不得不诉诸感性直观的总体把握，以拙劣的煽情来处理本应严肃、细致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

(19)第二、中国关怀的历史维度的错位——这是指，中国“新左派”以西方左派的理论作为表达自己中国关怀的支持理论时，由于相应对于中国的问题本身的关注要服从对西方理论的应用需要，因此，他们对许多中国历史事实的尊重程度就降低了。在这方面，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判断缺乏 “大历史”的视角，流于对当代史的“现场欢呼”，即以对现成的东西的认同，来判断历史的东西的正当性。比如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评价问题上，“新左派”就持有一种不尊重历史的立场。如王彬彬对于胡适1948年呼吁国共两党谈判是“威胁利诱”的判断，以及对于执政党领袖关于以往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的理智判断加以否定的说辞，都是表现。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敏感性，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历史问题，换算为另外两个易于讨论而又亟需辨析的抽象问题：一是“娜拉有理由出走”，革命自有革命的充分历史依据。二是更为紧要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以后，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状态，回报参与革命的人民大众?如果真正尊重人民的权利并代表人民利益的话，执政者就应当对于后者加以极度的关注，而不是继续以“穷过渡”的方式来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声称为人民大众代言的“新左派”却恰恰与执政党的正确取向悖反，呼吁执政党要以无节制的革命来保证一种不断的“创新”，这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几无区别。

其二，“新左派”对现代中国史上存在过的评论政治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未予尊重。远在四十年代末，政治学家储安平就对时局发表了精辟的评论。断定一个执政党对于社会的尊重程度不够的话，那么，人民的民主就会从一个“多与少”的状态变而为“有与无”的状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邓小平指出的执政党领袖对于党内民主的忽视、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忽视，造成了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结局。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意味着“原创”；健全，意味着“配套”。这都理智地肯定了在意识形态上争论社会主义的意义限度。其三，“新左派”对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成王败寇”的逻辑基础上。他们为了批判自由主义，而以一些完全不能代表自由主义理论的人物浅薄地宣称的“历史的终结”，拿来作为批判整个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却又悖谬地容许自己在面对中国历史时，持一种结局式的历史断论立场。

第三、中国关怀的现实判断的错位——这是指，当代中国“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新左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逻辑是，由于当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将问题放置到全球化体系中加以论断，而不应当就中国论中国。为此，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怎么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避而不谈，对于这一经济形式是否能够成功配套的问题也不予关心，相应对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治制度、法治需求予以回避，对于这一现代政治经济运作形式要求的思想以及其历史经验加以简单的否定。从而，对当下中国思想界针对问题症结所做的理论努力，加以蔑视性的评价。事实上，当代中国是否像“新左派”断论的那样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体系之中，本身就是问题。同时，中国的发展问题如果还被“新左派”认为是必须的话，那么，十分应当首先尊重中国“发展的硬道理”。就是从“新左派”口口声声所谈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路讲，也十分应当承认从经济问题谈起的思想逻辑，再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讨论所谓“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相反。假如不把谈论问题的起点在经济问题上“坐实”，也许，“新左派”就根本没有资格谈论人民民主问题，因为，一个对于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问题都不予关注的人士，还凭什么以人民的名义高谈阔论。或许，“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欠发达的中国发展问题，确实有一个中国人忽视自己的紧要问题而专事务虚的后果。这里，可以说，以“穷过渡”为光荣的心理潜影，在“新左派”的论述中恍然瞅到。

面对“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中国社会朝向规范化发展的运动，面对中国积一百五十余年的教训才确认的经济优先发展思路，“新左派”在这一过程始发时就完全从相反思路言述问题，似乎对于中国问题不分主次先后的“一锅煮”解决思路，难于成立。而从其言述的负面结构看，则可以说，这种思路为我们所熟悉，“中国可以说不”已经有粗鄙的表述，而“新左派”所言不过是精致的“中国可以说不”的版本而已。

转贴于 观念支撑

从“新左派”的理论走势看，它有一个累积理论“强势”的过程：从几年前的人文忧患式缕述，到近期的理论直陈，再到当下拿自由主义作理论对手加以攻讦为前提来强化立论，获得广泛的喝彩。新左派也就从主张上扩大解释面，从学科上跨越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从言述方式上抛弃恳切的学理自诉而意欲占据话语霸权。分析起来，“新左派”的诉求之所以获得这种理论认同，除了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提供的一些两可解释的疑难素材这些表面东西之外，还有叙述其理论意欲的支撑观念的内在原因。这些支撑观念大致有：

第一，“乌托邦”的先知渴求。乌托邦的构成大致有三：一方面，它在一个不完满的社会政治事物出现之初，就以其高度敏锐的直觉，看出这一事物的不完满之处，并给予指出。另一方面，它对于现存事物采取一种完全的非难姿态，而将自己的满怀热情，要么投向过去，要么投向未来，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不妥协的批判姿态。其三，它构想的未来是一个完美的未来，一切过去的现存的问题，都可以一并加以解决。从这些乌托邦的特征上讲，它具有强烈的“先知”性质。对于中国的“ 新左派”来讲，他们的所有论述，都可以说是建立在做一个乌托邦先知的内在心理渴求上。它完全具有乌托邦的表面特征：在中国，市场经济甫出，问题也只露出苗头，“新左派”便开始了诊断；而对于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后果，他们则表现出不论东西方情形的同样反感，直接将期望转移到“未来”的完美社会上面；而且，他们一再向人们证明，只有以他们设计的方案，才足以解决现存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这些方面“新左派”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先知渴求，表现得似乎比西方同类急促得多。这就使得他们的言述越过了乌托邦的合理范围：由于他们期望自己的批判兑现为一种政策导向，因此，就使得乌托邦的理想指向滑落到本来无法务实的层面上，以致于使其乌托邦走向了反面——理想变成完全的空想，批判变成了随意的指责，“先知”也便畸变为对西方鼻祖类似言述的机械重复。

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紊乱。当代中国“新左派”是以文化研究的名义，来分析所谓被自由主义者搞得简单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完全从思想创新的角度切入，完全从意欲要求的所谓制度创新视角审视。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期望，胜过了所有现实问题的可行性分析。于是，他们在分析问题时，将当下中国复杂交错的问题安排在西方左派的论述框架内加以处理。这样，便难以避免文化研究的空间凌越与时序紊乱。空间凌越，是指“新左派”将西方左派思想不加分析地应用到当代中国来，西方特定地域产生的社会文化问题就好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一样。由于“新左派”未能“贴近粗糙的地面运行”，就只有凌空起舞了。时序紊乱，是指“新左派”不看当代中国的大走势，而将发展中的问题（哪怕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严重问题)读为发展本身之错，再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视同，一味指责一番。

第三，逻辑思维的缺席。由于“新左派”分析问题的思维推进服从于他们的分析“先见”。而他们的分析“先见”又是拒斥现实选择的，同时他们将现实选择视为是自由主义运思的结果，因此，他们就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愤怒完全转向自由主义。这种多次的转向，使得“新左派”保持其逻辑一致性的难度加大了。在此，他们对于本应区分的自由主义的一些界限就掉以轻心了。这些界限包括认可自由主义者身份的两种情形：即号称的自由主义者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亦未能区分真正自由主义者的三重界限：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前者是所有知识人都会表现出来的阶层特性。居中一点则体现出信守自由主义理论原则的人士的独特性，即一种既不同于保守主义者、又不同于激进主义者的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基础上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性的特性。后者则是了解自由主义与评价自由主义理论的依据，因为只有他们对自由的系统理论阐释，才足以判断自由主义的正当性与缺失点何在。如果混淆这些界限，对自由主义作出的评论，就难以保证其确当性。

第四，价值要求的绝对优先性与经验事实的错位。由于“新左派”将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发生原因与自由主义关联起来考虑，因此，他们以对自由主义价值的拒斥先导，将当代中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先撇开这种评价不说，“新左派” 对当代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指认，具有的深切忧患意识，值得认同、肯定，甚至赞扬。但是，当他们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由主义，就是错置因果关系了。导致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因，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思路，不如说是某些国家政策决策者的失误。“新左派”不敢将问题导因的真相勇敢加以揭示，而将在中国从来都处于孱弱状态，而且对于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无甚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祭出，似乎以杀自由主义来平息民众对近二十年社会变迁郁积的不满。但是，这确实是以向强势力缴械而向弱者示威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其实，在这种论述中， “新左派”虚构的八十年代自由主义倾向的启蒙派在九十年代成为体制内人物，因此自由主义已经体制化的判断，是不成立的。倒不如说是八十年代有启蒙倾向的学人而在九十年代欲做国策派的那部分人士，成为了体制内的人物。他们，正是九十年代日益“左倾”的、民族主义化的、与资深“左倾”人士携手、共鸣的人士，他们，正是自由主义的一些“隐性杀手”不便出场情况下的“显性杀手”。

转贴于 常识问题

从近现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左派”立论的基点一向是人文激情。所依据的学理基础，大多是人文学术。在形而上学的问题思索上，这种思路也许是可以引致思想创获境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人文学术对于解释价值领域的问题、说明私人领域的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却对于解释社会问题表现出自己的苍白。人文学术除了为现代社会科学分析研究提供人文意识和道义情结之外，它就必须将自己的解释界限划分出来，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留给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来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科学的解释，来得更为紧要。

人文学术对于解释社会问题的限度，是由人文学科的构成状态决定的。人文学科以文学、总体历史与一般哲学等具体学科构成。不论几个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什么，要期望研究富有创获，主要依靠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化切入。个人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知识的趣味、人生的经历、社会的际遇、内在的体验，诸如此类方面的不同，研究的样态就不同，研究的创获意义大小就具有悬殊的差异。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在这个角度说就是较弱的。人文学者完全可以以抒情达意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个人偏好、个人体验、个人趣味。但是，社会科学就不同了。它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它对于个人的背景要求是不强烈的。相反，它要求研究者严格约束自己的个人判断，以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基础，来对社会问题加以平静的分析。适当的统计是必须的，规范的分析是重要的，务实的理路是必须确认的，期于健全而非完美的取向是应当认同的。这些现代社会科学特性，恰恰与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有着重大的不同。

“新左派”在学科的意识上以自己期望做通人的自我冀望，(20)在未对专业问题做专业分析的情况下，就打通学科界限，将问题胶合在一起，以价值“先见”统率情感议论，以自己过剩的文人激情、对现代社会科学的无知与曲解，来谈论一个必须借助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才能解释的复杂问题。于是，在常识还没有缕清的情况下，就对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发表议论。议论当然显得是十分博学的，引证也十分宏富，但是风声水起之余，问题依然还是问题。他们既未将问题的源流分析清楚，也未提供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实在思路。除了对现实中些微他们认为值得赞赏的事情(比如未可定论的乡镇企业、村民自治)打几个感叹号以外，他们就撂下摊子，以自己履行了批判责任了事。

(21)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回到常识层面上来讨论问题。这类常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常识。二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常识。从前者来讲，三个方面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类型分析与要素比较的辩证处理。“新左派”以对自由主义的二元思维的批判立论。(22)确实，在未经审查地采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分析现代社会问题上面，一些社会科学家表现得夸张的僵固。但是，以汪晖所指责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来说，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哈耶克对韦伯方法论是重视的。他的市场——计划、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架构，正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像韦伯、哈耶克等人，并未否认资本主义的一些要素，曾经出现在东方社会的事实。(23)但是，完全无法推翻的经验事实是，“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类型，只产生于西方社会。这是任何雄辩都完全无法颠覆的历史结论。在此历史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划分开来。因此，二元分析思路并不像论者所说的只是一个“理性的滥用”。同时，西方社会的现展，确实分化出市场—市场社会与计划—计划社会两种社会类型，分化出国家与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对应性社会政治格局。(24)这不是分析者的虚设。当然，这种格局并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它在建构与批判的共同敲击下，走向健全。就此而言，对“ 二元思维”的批判具有必要性，但是要将其限制在一个适当的合理性限度内。这个限度就是，类型分析始终只能在相互对应的分析范式中进行，它带有不可避免的二元性。假如以另一种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要素分析，来指责类型分析，就不适当了。

“要素分析”是一种“发生学”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强调从具体因素的异同可比性着眼，来具体分析问题、解释问题。它对分析对象的处理更细致、更合乎历史的具体情形。但是，它不是解释性的，它不对宏观判断提出要求。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取的思维进路应当说是后者。

两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均有其确当性，但亦均有其确当性限度。以类型学观点看发生学立场，会以为它流于琐碎；从发生学视角看类型学思路，会觉得它遗漏太多。将两种方法结合，最能说明历史真相。韦伯、哈耶克均如此探索。而“新左派”却以对类型学分析的拒绝，单纯从发生学角度来衡量类型分析的弱势，是不太公平的。

其二，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客观性的必要性问题。“新左派”的价值先设性立场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正是由此来指责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资源的有限性的。

(25)但是社会科学分析问题时强调价值中立与客观性立场。“新左派”会认定自由主义取这一方法论立场，是要逃避价值判断，逃避对工具技术手段正当与否的断定。其实，现代社会科学强调的价值中立，既区别于“价值祛除”，它在弄清楚事实及其因果关联之后，才予以价值确认；它又区别于“价值先设”，主张在研究甫展开之际，研究者不要持一种以自己的研究来印证个人价值趣味的态度。

(26)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所取的审慎方法论立场比之于“新左派”以自己的研究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偏好，适当一些。

其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划界、分层，与理论概观、科际整合的关系问题。细分问题进行研究，以致于流于琐碎化，而难以提供宏观解释，是西方一个时期科学研究的通病。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大理论”的回归，(27)分析的视野与综合的视野重叠起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区分以及各自内部的学科界限，被人们质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为方法时尚。(28)但是，各种学科的研究主体——学问家，能否既做专家，又做通人，在专家与通人之间合成一种理想的研究者呢?对此恐怕不能轻率。我们宁愿取一种先专业后通达的审慎态度。

自由根基

转回头说，“新左派”的立论基点还是对自由主义的直接攻击。因此，一切对 “新左派”的分析，还必须落实到对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有效性的说明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最低限度上回应两个问题：一是自由的祈求与自由主义对之的阐释，对一个期望现代化并处于现代化中的国家，意义何在?二是对于一个期望思想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来说，又具有何种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完全无法予以令人基本信服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就完全可以予以无条件的认同。假如可以予以适宜的回答，那么，“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全面质疑，其本身就应当加以再质疑。

这种回答，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有”或“没有”就能够解决的。它首先要求清理两个理论问题，然后才能进入意义论证的阶段。其一，需要清理笼罩在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迷雾。由于在西方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早就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假自由与自由主义之名，发表所谓自由主义意见，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模糊化了。为此，需要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边界加以划分：其一，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是不同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同的。其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与政治经济权利层面上的自由是不同的。其三，自由是凸显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是以制度化的安排来保障公民安适 ，它与容忍不公、打压公民的所谓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其四，从经济角度讲，自由主义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有利于社会总的财富积累的活动方式，它对财产权的强调并不偏向资本的占有者，而是从对于公民财产权的普适性肯定，它在财富的分配上，注重公平性。从政治角度讲，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在威权政府与无政府之间寻求一种政府与社会健全互动的合理政府形态的制度努力。它在社会的介入机会上，注重平等性。(29)由于自由主义对诸自由的关联性加以高度的强调，因此，抽取任何一个方面的自由主张来非议自由主义，就是不公平的。由于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不同，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家内部不同的思想人物对自由的关注点不同，因此，单单以其中某一个思想家来批判整个自由主义，也是不公平的。

其二，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性批判之必要性加以确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它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建构，也接受任何思想家对之的批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既在社会进程中证实自己，也在社会进程中通过部分的证伪来完善自己；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与社会心理导向，它从来就没有也无法固定僵化为某一模式，它是开放和不断发展的。

自由主义在西方原生语境中，就因应来自外部的批判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以便更适宜社会的需要。

但是，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正当切入点则是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以一种随意的指责来进行所谓的批判，是没有意义的。以一种先设的否定来抨击自由主义，也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批判甚至解构自由主义言述，是有利于现代社会朝向更为健全的方向发展，那对自由主义将不会是一种悲剧命运。假如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自由主义的缺失，那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将不无益处。

在清理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方才可以回答自由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问题。这些意义，需要分析和验证。鉴于本文的关注点，只能在此直接指出这种意义在几个方面的投射：其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财富积累有效的方式，它对于贫穷的中国来讲，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其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全化的方式，它对于长期陷于专制极权的中国人来讲，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其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宽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动科学技术与学术思想的繁荣，它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思想控制与科学孱弱的中国来讲，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前两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期望现代化及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意义：后者，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期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界的意义——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没有思想学术的繁荣，也就没有创新的思想空间，当然，所谓的创新就会流于永远的期望。

由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言述，在原生的西方社会是处于一个开放的思想创造过程中的，而通过文化传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和创造性发展，就更需要一个漫长过程。于是，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于中国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得以凸显，就依赖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自我健康成长。自由主义的健康成长，是具有条件性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它的理论基点与自我调整的健全把握能否满足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自洽性，即避免理论的可能内在矛盾。二是它的社会基点与生长氛围的宽松性有否保障的问题。在这方面，要求自由主义达到理论的外部健全保障条件，使得自由主义有一个良性的发挥作用的条件。前者，使得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误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后者，使得人们可以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好处”，不至于将社会的一切不完美之处归咎于自由主义。

(30)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并非因此就获得认可。事实上，现代中国历史上抵抗自由主义的顽强性一直有目共睹。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道义认同，一直受到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31)抵抗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社会基础比自由主义获得的认同要深厚广泛得多。从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受到来自各种各样的思想主张与各种各样的政客们的共同打击，就此而言，可以说现当代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之外抵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现实社会政治力量所组成的抵抗同盟。

自由主义的这种处境，完全不像“新左派”认定的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因此要以向主流宣战的边缘姿态来批判它、瓦解它。这对于同情自由主义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来讲，坚韧地为自由主义说明和辩护的任务，仍然十分沉重。

转贴于 注释：

(1) 本文对“新左派”的分析，主要以刊登在《天涯》杂志上的数篇文章的解读为基础。

这几篇文章是，1997年第二期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1997年第五期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第五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以及在本文即将完成时看到却无法及时做出应答的、1998年第六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旁及《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近年刊登的一些“新左派”文章。主要有崔之元、张旭东等人的文章。

(2) 例如韩毓海在文章中寻求理论支持时对汪晖的援引。而汪晖在寻求理论同道时对崔之元的援引。

(3) 汪晖《我们不得不带着枷锁跳舞》，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8 年9月11日第2版。此文系该报记者柯凯军采访汪晖的访谈录。

(4) 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 月号。该文为汪晖《天涯》1997年一文所特别看重。

(5)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

(6) 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四期。

(7) 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于王彬彬的文章中。

(8)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页。

(9) 同上，第32页。

(10) 同上，第32—33页。

(11) 同上，第6页。

(12) 同上，第7页。

(13) 同上，第17页。

(14) 参见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文结束部分。

(15) 参见崔之元1994年八月《二十一世纪》文。

(16)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明信与张旭东的对话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17) 原为怀特海(A.N.Whitehead)语。转引自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18) 参见徐友渔1997年第五期《天涯》文，文中对《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作者马丁·杰对法兰克福学派失误进行分析的一段话。见该期第140页。

(19) 这一点在韩毓海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20）见韩毓海《从“红玫瑰”到“红旗”》序言“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21) 这一点在韩毓海1998年第五期《天涯》上的那篇文章表现得最为突出。

(22) 汪晖1998年第六期《天涯》的那篇文章，就主要以二元思维批判自由主义。

(2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以及哈耶克《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4) 这一点可以参见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对西方法律兴起过程的分析。权力的二元(政权与教权)分割与制衡，曾经是西方社会“依法治理”兴起的重要条件。因此，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思想家才如此运思。

(25) 参见朱学勤《被遗忘的与被批评的》，书中对1996年6月美国“得夏书屋” 聚会中崔之元发言的记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引论》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7)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结语，三联书店1997年版。

(28) 同上，第二章。

(29) 参见三联书店出版《公共论丛》四辑中那些对自由主义理论边界进行分析的文章。由于本文的篇幅限制，难以对自由主义的理论边界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捅动着一股对自由主义作家的阅读与研究的热潮，如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王小波热等等。与此紧密相关的思想文化界，陈寅格、顾准、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敢成为舆论与出版的焦点话题。然而，对自由主义文学从整体上作宏观研究和系统地进行历史考察的专著尚未出现。刘川鄂先生历数年教学与研究推出力作《

自由主义文学论文例10

1950年代 理论语境：地缘政治 理论模式：“四种理论”（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1954年）

1960年代 理论语境：现代化/全球资本主义复兴 理论动向：发展传播学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