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经济论文例1

近年来，“美女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视角的关注，“美女经济”一词也因而被越来越多地使用。那么，何谓“美女经济”?它因何而起?它与女性的当下生存状况又是何种关系?

一、何谓“美女经济”

“美女经济”是指与制造美女、维持女性美貌有关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女性保健品和化妆品的生产、销售及消费，女性美体、塑身、整形美容等营业场馆的开办和消费以及有关如何成为美女之类的专业指导书籍的出版与销售。近年来，这类经济活动的繁荣已是有目共睹。根据有关报道，整形美容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继买房、买车、旅游之后的第四个消费热点，全国美容消费近年年均突破200亿元。

从表面看来，美女经济的兴起是女性追求美的必然产物，它有助于女性保持容颜，给女性带来自信，其受益者似乎毋庸置疑是女性自身。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女性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从来就不单纯只是女性自身意愿的表达，其背后总是有着更为深刻、更为隐蔽的社会原因。

二、美女的标准及“美女经济”的动因

不同历史阶段，美女的标准不一。《诗经·卫风·硕人》中对美女的描述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周南》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汉书·马廖传》中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记载；唐朝则有对妇女身段丰腴的要求……缠足可以说是一场全社会的对女性身体进行人工改造的运动，它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在女人缠足的原因上，人们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缠足之后的女性更符合中国男子眼中的美女标准，可使她们成为更令男性满意的、理想的泄欲工具。

由此看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美的标准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上有以胖为美的阶段，也有以瘦为美的时期。但纵览整个中国时尚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尚主题强调的是女性的不同部位，崇尚的是女性的不同韵味，但由男性来设定女性美的标准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它是贯穿整个时尚历程的中轴。

今天的女性，换肤、抽脂、美容整形，她们对自身外形的改造可谓是全方位的。因为得益于各类高科技，其过程可能不及古时的缠小脚惨痛，但当事人仍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忍受一定的痛苦，媒体有关因美容而给当事人带来伤害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女人们仍趋之若鹜，究其原因，是因为“做女人挺好”“让男人一手无法把握”“好身材要保持”“做女人要懂得珍惜自己”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作为欣赏主体的男性群体在通过媒体向女性反复灌输、强调着他们对女性美的诉求：挺拔、丰满、苗条、漂亮，其潜台词是：不具备这些的女人，就是不达标的女人，那自然不是男人的所爱。由此可见，虽然美的标准因时而异，但女性为取男性之悦而美、按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只不过这种要求已借助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为女性所接受、吸收和融入，再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女性自身也将之视为她们自我意愿与天性的自然表达。

美貌就这样在男性有意识的引导和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参与之下成为一种资源，一种换取男性肯定、欣赏的资源。因女性美貌的形态的不稳定性，那么选择最佳时机、及时充分地完成交换成为其价值实现的关键。于是，拥有这种资源的女人“天生丽质难自弃”，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其外在形态，而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女人或资源相对贫乏的女人，则想方设法在原有基础上做些修整工作或干脆以人工替代天然。于是乎，制造美女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美女经济”因此红红火火以至炙手可热。具体而言，“美女经济”繁荣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中夫权观念的影响是“美女经济”产生的动因。“用年轻美貌来衡量女性的价值是夫权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传统社会的女性因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她们只能通过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为自己谋求一小片生存空间。而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至高地位使男性在重视女性生育功能的同时，更倾向于突出女性的美丽纤弱以满足并显示自己的强悍与威严。对女人美貌的关注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美女的不同方式的消费也并非当今时代的创新(如昔日对歌妓的消费)。今日对女性容貌的过度关注与消费，不过是传统文化中男权观念的延续。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意识形态的力量所抑制，“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曾被认为是美丽的女人。而这种看似对传统文化进行颠覆、将女人放在与男人平等地位的运动事实上与传统文化中借助裹小脚以摧残女人的男权思想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即以男性的设计为准、在漠视女人自身存在与意愿的基础上形塑女人。从实质上来看，传统文化中的男权观念从未中断过，因此，当外部环境一旦适宜，对女性美貌的需求与消费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也就容易理解了。

其次，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美女经济”繁荣的契机。从人的观念上看，伴随商品经济而来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昔日计划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及价值的一元同构已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计划经济时期被刻意淡化的自我重又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的各种需要有了得以满足的宽松的社会环境，甚至还被当作商品经济得以繁荣的要素。从手段及技术来看，科技与信息的发展为女性按既定标准形塑自身提供了可能。如同其它产品的大工业生产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女的制造也备了批量生产的能力。

此外，媒体的宣传及炒作与商家在利润趋动下的适时而动使“美女经济”的潜在商机成为现实的荣经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美女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可能，而媒体在将这种可能为现实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借助广告、电视剧等人们易于且乐于接受的形式，将美女的最新准及各种有关如何成为美女的信息传输给人们，其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及效度之高都是以往时代所法比拟的。另外，媒体的富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契合女性在对美的追求方面的求同心理与求异心理，它女性带来

三、美的标准内化为女性自身美的标准

美的标准只有为女性接受并内化为她们自身对美的诉求才能使她们成为当今“美女经济”的积极愿的参与者。那么，那些并非轻易达到的标准是如何为女性接受并成为她们追求的目标的呢?

美女的标准为女性所接受是借助多种途径实现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我们前已述及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化主体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借助种种手段，通过种种渠道，出于不同意图，随时随地向社会化的客体灌输着有关做女人的标准。作为社会化客体的女性就是在这个几乎无孔不入、从不停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社会的标准(男人的标准)作为自我的标准加以吸收。于是，在社会不同主体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合谋”之中，“我要做美女”成为了全体女性的共同心愿。

社会化过程之外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容颜与女人收益的挂钩。这些收益包括金钱、地位以及自我感觉、婚姻幸福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收益，这一点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传统社会的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而这一价值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就是做一个符合男性欣赏标准的女性，以顺利地进入一个理想的婚姻。如若能达到这一点，那就等于一个女人的终生“有了依靠”。正因为如此，女性嫁于他人又被形象地称为“托付终生”。所以古代女子所受家庭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在容貌装束、行为举止方面符合男性的要求。如果她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往往会为她带来很大收益。而如能艳冠群芳，她还有机会被“一朝选作君王侧”，不仅自己享尽荣华富贵而且荫及兄妹亲族，其收益的丰厚具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今天，容貌在女性收益预期上也表现出极大威力，婚前如此，婚后亦如此。就婚前而言，“男性在择偶时年轻美貌成为第一选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主旨并未因时光流转而发生实质性改变，改变的只是“何谓窈窕淑女”的具体标准而已。就婚后而言，当今，来自婚姻之外的种种诱惑使婚姻变得异常脆弱。“婚外情是当今婚姻破裂、夫妻离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成为众多青春不再的已婚女性的最大担心。有了钱的男人包二奶、养情妇、找，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针对有权男人的性贿赂也已成为社会腐败丑恶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虽然当今社会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性的这类行为仍持批评态度，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这种舆论约束力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会已大大减弱。这种变化对婚姻中的女性影响很大，“……对丈夫拥有资源的妇女来讲，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面对自己不可抗拒的不断增长的年龄，无法改变的外貌，她们很容易产生自卑感和较低的自我评价。”而那些被称作“第三者”的女人之所以能够轻易达到目的，大多凭的就是青春貌美这种稀缺资源，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女人或曾经拥有这种资源但现在已随时光流逝的女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或威胁。

而社会在分配婚姻之外的其它社会稀缺资源时，针对女性也往往附加上与容貌相关的条件。就业形势的严峻是当今男女就业者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女性的困境又远远大于男性。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形象好、气质佳等作为女性聘用的必备资质。而这也是女性参与美容塑体的重目的之一。

四、“美女经济"与作为符号的女人

对美的欣赏抑或偏爱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当女性迫于有形无形的压力，只能按一定的模式来美化自己的时候，当男性的成功就能够代表一切，而女性不美只能被视为缺憾的时候，“美女经济”的存在事实上昭示了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被支配与被控制的被动状态。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探讨支配问题时使用了“符号暴力”这个概念，它揭示了支配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即：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有时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而是认可这种暴力，“符号暴力”就是借助这种误识顺利完成的。

女性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及对社会分配机制的体认，视美化自我为女性义务，将漂亮视为女性的必备特征，积极参与“美女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暴力”又一次成功地、不露痕迹地在女性的“误识”中实施着男性权力对女性的支配效能。

如果说传统的夫权社会对女性容貌的关注、对美貌的消费是男性权力的一种表达的话，那么，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今天，这类消费在原有特征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那就是：在“符号暴力”的支配下，作为消费品的女人事实上也已演化蜕变成为了一种符号。

美学经济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R-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126-02

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爱德华•黑斯廷斯•张伯伦是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杰出影响的人物中有代表性的一位。1927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垄断竞争理论》。1933年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与此同时,英国的琼•罗宾逊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张伯伦与罗宾逊的这两本微观经济理论专著,系统阐述了垄断竞争即不完全竞争理论,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厂商理论的基础。在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分析,系统提出了所谓垄断竞争理论。该理论的基础就是他创造的所谓产品差别概念。

琼•罗宾逊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她深受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状况有其独到的深入的分析。她的著作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并列被认为是不完全竞争理论方面开创性和经典性的著作,但就具体分析范围和目的来看,他们是很不同的。罗宾逊受了斯拉法的启发,在她的著作中,几何分析工具的使用占有突出地位,分析使用范围比张伯伦的更广,也更概括。她直接从垄断均衡进行分析,使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利润最大化行为,这种方法后来成为对各种市场结构中的厂商均衡分析的标准分析工具。

纳特•威克塞尔是瑞典学派的主要奠基者,代表作有《利息与价格》（1898年发表）及后来的《国民经济学讲义》。他在这些著作中,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后来被称为威克塞尔累积过程的理论,为后来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奠定了基础。虽然该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几乎同时出现,但是他们所作的研究是各自独立的。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动态货币均衡理论,试图用所谓自然利率与实际利率的一致与否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与破坏,这也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统一起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他和李嘉图被西方世界并称为少有的善于经营并获得成功的经济学者。凯恩斯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学习经济学,同时兼任国家互助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由于成功经营着私人企业,他拥有巨额财富。他最主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几乎包含了他全部的经济学说，也使他成为自20世纪直到目前,仍然具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

2 诺贝尔经济学奖及有代表性的获奖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不在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中,而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但其评选标准与其他奖项是一致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1969年第一次颁奖,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

20世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1970年美国人保罗•萨缪尔森的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学提高到新的高度。1971年乌克兰人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理论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74年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瑞典人纲纳•缪达尔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的互相依赖现象。1975年美国人佳林•库普曼斯深入研究了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1979年美国人西奥多•舒尔茨,开创性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1981年美国人詹姆斯•托宾,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金融市场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1983年美国人罗拉尔•德布鲁,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1986年美国人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将政治决策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1987年美国人罗伯特•索洛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理论。1992年美国人加里•贝克尔将微观经济学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1995年美国人小罗伯特•卢卡斯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96年英国人詹姆斯•莫里斯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尤其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经济激励理论做了重要探索,美国人威廉•维克瑞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作了开创性分析。1998年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做了重大突破。

进入21世纪以后：2003年英国人克莱夫•格兰杰与美国人罗伯特•恩格尔对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汇率和物价的关系以及短期和长期利率的关系等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非凡意义。2005年美国人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和德国人罗伯特•约翰•奥曼通过博弈论分析促进了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06年美国人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使经济增长理论正式确立。2007年美国人埃里克•马斯金,被誉为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他在现代经济学最基础的领域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美国人罗杰•迈尔森对博弈论有独到见解。著有《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及《经济决策的概率模型》。犹太人莱昂尼德•赫维奇则开创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10年美国人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以及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提出的“搜寻理论”解释了看似矛盾的高失业率与高空缺率同在的现状。授予诺贝尔奖表彰他们在解释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方面所作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家贵,吉萍.西方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上的若干共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1）.

美学经济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B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80—06

“文化创意”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在1998年正式使用“文化创意产业”一词中提出的。而“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崛起，消费日趋审美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来的，它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工业”。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视为文化工业的转型与升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曾预言将出现一种“体验工业”：“大部分‘文化工业’致力于创造和上演特殊心理体验。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以艺术为基础的‘体验工业’，都方兴未艾。娱乐活动也如此，大批娱乐场所、教育机构，还有某些精神病治疗机构，都参与可称为生产体验的活动”①，而文化创意产业何尝不就是“以艺术为基础”、注重审美体验呢？换言之，当下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完全可以视为托夫勒所预言的“体验工业”，而“重体验”的要求也赋予了文化创意以内在的审美冲动。

与文化工业时期文化产品之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尖锐对立不同，文化创意中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对立程度趋于缓和、甚至相互依存。同时，由于现代消费的飞速发展，美感、审美趣味等已经成为消费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旨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审美需求的生产方式，不应再局限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理应更为注重审美价值的塑造、审美趣味的满足和培养，更为注重大众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等。

那么，从美学的理论高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它要在大审美经济中获得蓬勃发展，便需要从三个维度准确地把握文化创意相关的审美问题：首先是内在层面，即文化创意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其次是外在层面，即文化创意与大众审美需求的对接；最后是理论层面，即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的互动。而当前文化创意在发展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中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影视创意中作品在银幕与荧屏之间的转换、高新技术运用与内容创新的融合，等等，恰恰是这三个维度所要关注的问题。可见，能否有效深化文化创意审美三个维度的研究，将直接影响文化创意的发展。

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化创意，是以生产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产品为目的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需要充分发挥创意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等，借以实现对感性“最辉煌”、“最灿烂”的呈现，最终凭借超功利的审美创造来实现功利性的经济利益追求。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文化创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三种规律：一是美的规律，文化创意要凭借审美创造力给予创意以美的形式和内容，给人们带来美的体验并满足其感官与精神的双重审美需求，就必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二是文化规律，文化创意以文化素材作为创意的基础，以创造新文化产品作为目的，是一种文化行为，只有遵循文化规律才能恰当运用文化素材、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等，进而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并推动文化发展；三是经济规律，文化创意向现实形态的转换及产业化发展，直接受到资本、人才、技术等经济要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依据经济规律进行投资、生产与营销等以谋求利润最大化。

相应地，遵循美的规律，可使文化创意拥有积极丰富的审美价值；遵循文化规律，将赋予文化创意以较高的文化价值；遵循经济规律，便有助于提升与发掘创意自身的经济价值。对于优秀的文化创意而言，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三者是有机统一于一体的。但目前相当多的文化创意，因对文化创意发展规律缺乏充分认识与把握，以致在实践中出现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不足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升与发展。概言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相辅相成，但审美价值处于核心性地位。文化创意，顾名思义，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文化价值乃是其内在属性。基于此，人们给予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以较高地位，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教授贾斯汀·奥康纳认为，在“创意产业”中“文化价值是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的基石”②。这一论断虽然强调了文化价值之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审美价值的地位与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等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审美需求已经成为人们寻求满足的重点所在。诚如托夫勒所预判的：“由于消费者对基本物质的需求日益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经济力量转向满足消费者对美和气派、个人爱好和感官享受等方面变化无常、五花八门和因人而异的需要。制造部门将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有意识地设计心理优势和心理满足。”③文化创意之所以能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获得产业化发展，关键在于其审美形式与内容能够给人们的感官、情感、心理等带来愉悦的体验，其审美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多元化审美需求。而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更为注重的是文化产品带给人们的文化体验，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在相应创意门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审美价值才是文化创意的核心性价值。但这并非要贬低或否定文化价值之于文化创意的重要性，事实上，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文化创意中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以优秀创意产品的形式为例，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往往要选择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文化符号为基础，熔铸成为创意的现实形态，从而赋予创意以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审美形式；而这种审美形式由于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还依托人们对审美形式的接受进而推动了形式元素中潜藏的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二，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共同构成了经济价值的基础。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得到大众认可接受的结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客观上就是文化创意产品潜在经济价值向现实经济效益的转化。换言之，文化创意的经济价值是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而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也的确在两个根本层面决定着经济价值的现实转化。

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综合影响着经济价值的大小。一般而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越高，其对大众获得感官、情感、心理、文化、精神等需要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地就会得到大众更高程度的认可，促使他们进行相应创意的直接消费甚至是持续消费，创意的经济价值自然就越高。反之，创意产品无法满足大众对产品消费的多元期待，其经济价值自然就越小。但由于文化消费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在其经济价值转化中的影响并不均衡，这就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文化产品依然可以发掘出较大的经济价值等现象。如《变形金刚》、《星际迷航》等好莱坞电影，内容中并无深刻、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它们通过高新技术所打造的令人震撼的视听效果，但它们却凭借着对视听感官审美需求的满足而赚取了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可接受性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文化创意潜在消费群体的性别、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民族、、文化传统等，共同形成了他们对文化创意审美的前理解，进而影响到对文化创意审美的接受。而文化创意，受创意主体的审美观念与文化观念、创意素材的文化特质等的制约，又必然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美学与文化特征，展现出相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那么，文化创意能否在审美与文化方面彰显独特性的同时拥有较大的共通性，赢得更大范围内受众的认同与接受，将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如同是“木兰从军”的素材，国内所打造的影视动漫类创意产品却难以超越文化屏障实现跨文化传播，而美国的动漫电影《花木兰》却风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电影市场。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在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赋予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文化创意在异域文化中传播的障碍程度与超越难度。

第三，文化创意潜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追求，是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提升的现实动因。在经济利润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文化创意都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跨区域、跨文化传播，而其前提则是作为潜在经济价值基础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提高及其可接受性的增强。这就要求在文化创意过程中，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和文化规律：在准确把握当代审美风尚、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评估文化创意素材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及其与当代审美趣味、文化取向对接的可能性，并充分发挥以审美想象力为核心的审美创造力，赋予文化创意具有时代特征并为时代所认同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即是说，文化创意不仅要在创意形式上能够满足当前大众对感官审美的追求，而且要在创意内容上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审美追求，甚至于能够引导大众审美理想的提升。

文化创意，只有在实践中真正切实提升了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且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文化诉求，才能在当下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赢得主动位置。如果依靠迎合文化消费的某些趣味来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对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主动提升，最终结果自然是难以达到预期，甚至是直接为市场所淘汰。可以说，没有丰富的“内涵”——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创意”根本无从谈起；而没有“创意”的文化制造，生产的只能是文化垃圾。

二、文化创意审美与大众审美需求

有学者认为：“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物质价值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大力倡导和推动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物品与人品、现实与虚拟、生活与艺术、物质性价值与精神性价值、经济提供物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一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审美互动与人格生成有机统一的经济。”④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得到一种愉悦的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寻求审美、文化、心理的满足。那么，无论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着眼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创意产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与大众日益多元、日趋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不断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文化创意要实现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就必须在遵循美的规律、文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认清人才、技术、文化资源和资本这四大基本要素在文化创意审美创造与提升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促使它们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文化创意人才的审美素养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没有具有较高审美素养的优秀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审美根本无从谈起。文化创意人才敏锐的审美发现力，有助于发现内涵丰富、价值较高、有现实转化空间的创意素材，为创造优秀创意奠定素材基础；丰富的审美想象力是审美创造力的核心，缺乏想象力的创意作品将会苍白无力、毫无美感可言，根本无法吸引并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良好的审美传达力则影响着优秀的内容创意能否诉诸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而审美发现力、想象力、创造力与传达力等的高低，均受制于文化创意人才自身的综合审美素养水平。由于高水平创意人才匮乏，当前国内文化创意整体审美水平不高，以至于拥有巨大创意开发空间的素材被忽视，如河南南阳侏罗纪恐龙蛋化石发现后，在国内影视领域并未受到关注，好莱坞创意人才却借机演绎出电影《侏罗纪公园》；或是面对价值内涵丰富的素材难以创造出优秀的原创创意，如由于缺乏高超的审美想象力，功夫与熊猫两个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文化符号在国内始终处于平行状态，而好莱坞却以超凡的审美想象力对二者进行创意组合，演绎出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或是局限于创意的低水平开发、重复开发，如2013年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创意中《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中国偶像》的撞车便是明证，等等。

其次，文化创意技术的持续革新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的融合发展，能够促使文化创意审美在内容、形式与载体三个层面与日趋提升的大众审美需求相对接。从内容来看，电脑合成、特效等高新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内容创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创新力，如电影《阿凡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赚取高额票房，根本原因在于成功运用3D技术而打造出的影像奇观和视听盛宴，可以极大地满足受众的视听感官审美欲求。从形式来看，高新技术催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创意形式，自然也造就了全新的文化创意审美对象，如新媒体艺术、数字影像艺术、大型实景演出等，形成了全新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等。从载体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视等新媒介，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审美传播的新平台，既加快了文化创意的传播速度又拓宽了文化创意的传播范围，从而赋予文化创意审美以日常性、生活性甚至即时性。但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创意审美的提升而言，高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创意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手段与能力，又容易陷入迎合受众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逐而忽视应有的内容创意。对此，叶朗先生明确指出：“文化产品从生产来说，不仅有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内容问题。例如我们的电影、电视有了高清晰技术、3D技术，但如果没有内容那还是空的。”⑤

再次，文化创意素材的丰富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由于文化创意的素材主要是非物质性文化资源，非物质性文化资源又具有“非专属性”，那么，文化创意主体只要具有相应的创意能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文化素材。以好莱坞为例，近年来之所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资源代替开发，便是如此。但由于大多创意主体受自身文化素养、价值观念、资源熟悉程度等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做到所有的资源都为其所用，主要使用的创意素材依然大多是本地区、本民族、本文化系统内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高水平创意人才紧缺，原创性优秀创意匮乏的当下，文化创意所拥有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了文化创意审美的水平。以我国当前文化创意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有些直接以经典小说、经典剧本以及民间故事等为蓝本进行转化开发，如对“赵氏孤儿”以电影、歌剧、话剧、戏剧、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所进行的创意改编；有些依托著名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进行现代演绎，如电影《孔子》；还有些是利用知名文化资源符号进行整合创意，如动漫《少林海宝》、《十二生肖》等。

最后，文化创意资金的充裕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保障性因素。培养和招揽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获取原创性创意的知识产权，持续革新文化创意的技术手段等，都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支持。据报道，卡梅隆为在《阿凡达》中制造出影像奇观，采用3D技术的费用便高达5亿美元；张艺谋团队为打造出如梦如幻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再现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整个项目投资7000多万元，每场演出成本也高达3万元。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高额投资就必然带来创意审美效果的大幅提升，《关云长》、《战国》、《画壁》、《金陵十三钗》等所谓的“巨资大片”，在明星效应、技术运用、营销炒作等方面虽花费颇高，但由于缺乏优秀的内容创意，不能满足多元的精神审美需求，出现既不“叫座”又不“叫好”的结果自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则又会对创意审美的提升产生直接阻力。以当前火爆的动漫市场为例，优质精美的动漫画面仅制作费用每分钟就达到1万多元，很多动漫企业因为无力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而放弃使用高新技术，结果动漫产品往往由于画面粗糙、视听效果不佳等原因而被拒播。充裕的资金，可以说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实现审美全方位提升的现实保障。

文化创意审美在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过程中，除了发挥创意人才、技术手段、素材资源和资本的积极作用以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外，还必须对大众审美需求在当下所呈现出的娱乐性、多元性、层级性与精神性等特征进行准确把握，对当前的审美时尚和审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预判，为文化创意的美学提升提供方向。但是，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方向，决不能停留在如何满足受众之注重视听、强调“身体性”参与的感性审美欲求层面，而应以满足并引导大众的精神性审美需求和提升大众综合审美素养为目标，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职责。对此，叶朗先生给予了高度重视：“文化产品从社会功能来说，不仅有一个娱乐消遣的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的人性的功能。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⑥

三、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受文化创意审美的强力推动，当下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审美进一步泛化；艺术与文化、生活之间的界限日趋消融；技术在审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等等。同时，文化创意审美自身亦暴露出审美想象力匮乏、形式审美与内容审美失衡、审美价值弱化、审美趣味世俗化等问题。可以说，文化创意审美实践在现实展开过程中，向美学学科提出了强烈的理论诉求，亟待美学理论的有效介入。但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在后现代文化消费境遇中却难以对文化创意审美实践所引发的美学问题进行有效阐释，甚至处于缺位、失语状态，美学理论研究的僵化、滞后问题被充分暴露出来。而美学理论要实现当展，显然需要对文化创意审美的理论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如同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柯提斯·卡特在论及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时所言：“美学研究领域将随着艺术世界中的实践的变化，以及这种实践的所处的文化的变化而继续发展。为了反映和阐释在具体文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力量，理论的变化是必要的。”⑦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艺术实践的深刻变革，而且影响了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发展状态，更是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因此，美学理论也理应据此进行积极调整。而从理论维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二者乃是一种互动性的理论关联。就文化创意审美对美学理论研究的推动而言，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审美引发了当代审美实践的深层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美对象的拓展。文化创意推动了景观美与环境美的发展，拓展了自然美的表现范围；文化创意凸显了民俗风情、节庆狂欢、休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丰富了社会美的内涵；传统的“美的艺术”借助文化创意获得审美再发现，影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成为大众化审美对象，拓宽了艺术美的表现领域；技术与文化创意的融合发展，提升了美感在技术审美中的比重，完善了技术美的表现空间。二是审美观念的革新。文化创意对“感性形式”的无限拓展，致使“美”与“艺术”的边界被打破甚至消失；文化创意审美的经济功能，致使审美功利性被过度张扬；文化创意的大众化、娱乐化，则推动了“审美理想”的世俗化、多元化。三是审美活动的变革。审美参与感官由“视听”为主转向以“身体”去验；审美依托载体不断发生变化，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与传播媒介因科技进步而日新月异；审美态度由超功利性转变为与功利性并存；审美趣味由个性化转变为与标准化、模式化并存；审美追求由强调精神审美转化为优先满足感官欲求。

第二，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审美阐释的有效性不足，彰显出研究的僵化与滞后。当代美学仍然是以现代美学为主体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美学的建构，却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的现代文化作为背景的。这就必然导致，原有美学理论在现实境遇中的文化背景、艺术状况、传播媒介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情况下，丧失应有的理论阐释能力、批判能力与引导能力。如优美、崇高、荒诞等经典美学范畴，在后现代文化创意审美中，不仅无法对恶搞、媚俗等审美现象进行有效批判，反而遭到后现代文化的消解甚至重构；建立在视听审美感官基础上的审美心理理论，在数字审美、虚拟审美等新兴审美体验中必然阐释力不足。同时，文化创意审美发展所引发的审美对象、审美观念与审美活动变革，凸显出多个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泛化、艺术概念的敞开，引发了审美对象的内在规定性问题；文化创意自身超功利性与功利性的交融，在现实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审美的有无利害性问题；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谋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促使审美价值评估问题引发关注，等等。显然，在原有美学理论框架内，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回答，美学的理论建构已经严重滞后于纷繁复杂的审美实践。反过来，这必将促使美学理论研究进行调整与拓展。

第三，文化创意所引发的审美实践变革为美学理论拓展提供了契机。首先，审美对象的有效拓展，有助于美学学科的转型。在文化创意的推动下，艺术向文化、向生活日趋敞开，新媒体艺术、日常生活、民俗风情、休闲娱乐、节庆狂欢等均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而在先前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理论架构中，这些审美对象根本不具有纳入美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对此，韦尔施在《重构美学·序》中就明确认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⑧如果美学重回“感性学”的学科定位，赋予新媒体艺术等以研究对象的合法地位，那么，这必将有力推动美学由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发展。其次，审美活动的深层变革，有助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当代建构。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美与艺术的泛化，要求对何谓“艺术”、何谓“感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厘清；文化创意的审美功利性问题，向审美无利害原则提出了挑战；文化创意所造成的审美标准化、迟钝化等问题，凸显了消极审美价值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建。最后，创意审美的发展诉求，有助于新兴美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景观审美、民俗审美等新兴审美形式，受网络、景观规划、休闲旅游等创意产业形态的推动，亟须系统的美学理论进行介入与规范，从而为数字美学、网络美学、景观美学、休闲美学等新理论的建构提供动力。

美学经济论文例4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学科划分及课程设置，提出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学生专业素质教育的一些改革思路。

一、经济学学科划分中的基础学科地位

学科分类的不断变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学科的分类及变化上不仅可以看到学科发展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该学科领域中基础学科的重要地位。同时，学科的划分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科构成的基本内容，它为教育工作者根据学科的内容、特征制定适合于本学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考核制度奠定了基础。

1980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研制的学科分类系统(CIP)由教育部颁布后，经过1985年、1990年和2000年的3次修订，CIP适用于研究生专业、本科专业、专科专业、职业技术专业等；从2002年开始，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处与大学招生委员会协作制定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JACS(the JointAcademic Coding System)，它通用于研究生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的日本科学基金制定了学科分类，并根据学科研究动向和申请件数大约每5年调整一次：我国除了国务院学位办对学科进行了划分外，国标学科代码表(GB/T13745―92)对详细的科目也进行了编目。从经济学学科的划分看，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和英国的学科分类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都强调主流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从美国的情况看，他们将经济学划分为经济学(综合)、应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国

伏润民，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际经济学等六个领域。其中，“经济学(综合)”实际上是由主流学派的核心内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等主要内容所构成；应用经济学虽然没有明确的细分，但是从各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实际运行看，它涵盖了经济学具体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国际经济学的单独列出是为了强调这两门学科在经济学中的独立地位，计量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则是学习经济学与分析经济问题的工具。

英国将经济学划分为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系统。除了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系统外，英国的经济学学科设置与美国的设置基本相同，强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工具。

第二，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具有一定相似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一方面，两个国家都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中国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所涵盖的领域较宽，日本的相对较窄。另一方面，日本将经济学说・经济思想、经济统计学、经济史、经济政策、财政学・金融论等领域与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并列，形成与我国类似的二级学科，然后再进行细分。从这些学科构成的详细内容、学科研究特点上看，日本将难以归类到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中的“经济统计学”、“经济史”和“经济政策”独立出来形成二级学科比较合理。此外，将经济学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国家，几乎都将“财政学”与“金融论”归入应用经济学，而日本则将其从应用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二级学科。这种划分虽然难于寻找到科学的依据，但它突出了这两个领域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

第三，学科的分类是一种学科指导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计划。在美、英、日等发达国家，高等学校具有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权力，国家对学科的分类只是学科发展方向的一般指导，并不对各高等学校进行强制性实施的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虽然也赋予了高等院校自主设立学科的权力，但是对学科的发展与申报上仍然实施强制性的要求，高等学校具有的自只是体现在各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上。

从国内外经济学科划分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在学科划分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是遵循了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从学科自身所涵盖的内容特征、研究方法特点进行粗线条划分。例如，从内容特征划分的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从研究方法特点上划分的计量经济学、经济统计学等：二是从具体科目在经济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进行划分。例如，美英国家强调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日本强调的是经济政策、财政学和金融论等。此外，主要发达国家在学科划分上所采用的指导性而非强制性思想，为学科的延伸与发展、新兴学科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总之，学科的划分，不仅有利于学科管理、预见学科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具体学科的内容特征与性质，从而为形成适合于该学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等奠定了基础。

二、美、英、日、中经济学课程设置的比较与启示

课程设置是根据学科涵盖内容以及学科特点制定的培养内容，因此，科学性和合理性课程设置是直接关系到学生素质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总体上看，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一，美、英、日和我国在经济学入门课程及学习经济学必备的数量基础课程的设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学入门是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美、英、日的入门课程是通过“经济原理”(日本称为“经济原论”)这门课程来完成。我国的大部分高校几乎没有开设“经济原理”课程，而是直接进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专业基础课程，这种设置使学生在理解专业基础课程时存在较大的难度。另一方面，美、英、日在课程设置上非常强调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习的必备知识，而且很多必备知识成为选择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前提条件。例如，美、英、日的很多大学，主修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选择专业基础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之前必须修完“经济原理”，同时必须修完“Mathematical methods(Calculus/linearalgebra)”，并获得一定的学分后才能选择“微观经济学2”等专业基础课程；如果没有修完“Fundamental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概率论”等课程是不能选择更高级次的课程。而我国针对学生选课并未在必备知识课程、专业课程选择顺序上作出强制性的要

求，很多低年级或者未修完必备知识课程的学生经常选择高年级或者高级次的专业课，这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极其不利。

第二，美、英、日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层次性教育与我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中最基本的理论课程，美、英等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1、2”、“中级应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以及“高级宏观经济学”三个层次；日本很多高校将“微观经济学”分为3个级次，“宏观经济学”分为5个级次，尽管后两个级次的“微(宏)观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生，但是对于完成必备课程学习的高年级本科生也可以选修。从具体使用教材的内容上看，“微观经济学1、2”、“中级应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但是层次难度却有明显的差异。前者主要通过图示、语言以及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各种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使学生理解、掌握经济学基础理论；后者是通过模型进行推导证明经济学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后者在内容上还增加了经典政策分析案例、对某些问题的多种学术观点和分析方法的介绍。“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则只是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例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专题的研究。原则上，“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基本只作为选修课。

我国只设立了“微(宏)观经济学”一个层次的课程，难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学校使用的“微(宏)观经济学”教材的难度只相当于国外入门课程“经济原理”或“初级微(宏)观经济学”的水平。教育部推荐的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微(宏)观经济学”难度水平大体相当于国外的中级水平，但是，在应用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的案例介绍、政策分析等分析领域显得比较薄弱。

美、英、日与我国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不仅反映在难度上的层次差异、学生对基础课程的逐步深入了解和接受程度，而且在学时的安排上也反映出较大的差异。美、英、日分层次“微(宏)观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的学时安排(包括讨论课在内)周学时大约在4～6学时，我国的“微(宏)观经济学”周学时安排一般为4学时，如果考虑级次计算，美、英、日三国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时大约相当于我国的3～4倍，由此可以看出国外对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视程度。

第三，强化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技术教育是美、英、日和我国经济学课程设置上的另一个重大差异。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是数理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美、英、日三国在经济学的课程设置上十分强调实证分析技术方法的教育，他们的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几乎包含“统计分析”、“数理统计”、“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和“博弈论”等强调实证研究技术方法的课程，而且有的课程还分层次进行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就分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层次，前者为理论部分的学习，主要强调基本原理及数学推导，后者主要强调实证应用分析。

我国很多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在实证分析技术的教学上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很多大学经济学专业设置的数学、数理统计等课程较少，而且教科书中缺乏经济学的典型案例，使经济学必备的数理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严重脱节；另一方面，作为实证研究必须具备“计量经济学”课程只是从理论和基础的模型推导上进行学习，实证应用分析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第四，美、英、日三国经济学专业应用性课程的多样化和一些新兴课程设置的明显增多。应用性课程(也可以理解为专业课程)的划分美、英、日三国和我国也有一定的异同。我国和美、英、日三国对应用性课程界定的共性主要表现在根据行业特征划分，例如，产业经济学(美英强调产业组织、日本强调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中国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另一方面，美、英、日三国的应用性课程还从行为者主体进行划分，例如，政府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这种划分上的差异，不仅能够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范围，而且很多课程更加贴近现实，内容丰富和便于理解。此外，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国的很多大学将医疗服务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非营利组织经济学等新的课程纳入经济学的课程设置，这种设置反映了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的不断扩大和延伸。

总之，从课程设置上看，美、英、日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教育、技术分析手段的培养上明显强于我国，这不仅是经济学学科的内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备很强的技术分析能力。

三、美、英、日、中教学方法、考试方式的比较与启示

课程设置体现了学科内容的构成体系，同时也从不同的层面强调了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重要手段；恰当考核形式的选择则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从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的选择上看主要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美、英与日、中国在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教师的课堂面授。一般而言，美、英国对基础理论的教学基本上由教授(在英国相当于教授资格的讲授等)承担，面授时间一门课程总学时的一半左右。二是助教组织讨论和习题训练。在美国和英国的很多高校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中，除了教授的面授外还配备1～2名助教承担组织讨论和习题训练指导。讨论的内容主要对最新学习内容的理解，习题训练是包括教科书罗列的习题内容，这部分学时占总学时一半左右。美国和英国大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考试通常对面授内容进行闭卷方式，分数占总成绩的50％：讨论课和习题练习课作为平时成绩，占总分数的50％。

与此相比，日本和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则基本采用单一的面授和闭卷考试形式，对基础理论课教材所罗列的习题并不强制性的要求完成。这种教学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学生对基础理论掌握程度的差异。然而，由于日本基础理论课程的层次性很强，学生的基础理论功底又明显强于中国学生。

第二，在技术分析方法的教学上，美、英、日等国家明显强于中国。如前所述，美、英、日国家在课程设置中将“计量经济学”分为理论层面的“计量经济学”和强调应用的“应用计量经济学”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对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推导方法进行教学，后者则是在汇编微宏观大量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TSP、SPSS等软件对各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尤其在应用软件进行实证经济分析过程中的技巧解答，包括理论模型的修正、替代变量的选择、异常数据的处理等都包括在教学内容中。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使学生巩固经济学理论基础，而且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印证理

论、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然而，我国对“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只停留在理论部分的学习，对实证分析的教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尤其是实证分析中的一些技巧问题)，这是我国在经济学学生素质培养方面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理论部分的教学方法与考试方式上，中外国家大体相同，主要通过采用面授和闭卷方式。应用性技术分析方法的考核上，美、英、日主要由两个部分成绩构成，一是课堂出勤与课题练习成绩约占30％～40％，期中和期末成绩占60％～70％。

第三，教学中有无“讨论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seminar)是美、英、日与我国的重大差异。美、英、日在教学中有学术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而我们则没有。研究讨论会大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学习讨论本学科具有重大影响学术论文；二是分析现实中重大的经济事件；三是对学生的研究成果(包括课题研究、毕业论文的前期研究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讨论。学术发表会或研究讨论会在美、英、日的教学作为一种规范的教学方式被直接纳入教学计划，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学术发表会的教学形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会如何阅读和分析学术论文，而且可以同学间分享学术观点，对学生分析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美、英和日、中国的大学在学生综合能力的考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和英国对学生综合考评大约采用四种形式：一是规定课程完成后学分加权必须达到一定分数和级次；二是独立研究必须达到规定的级次；三是经济学综合考试必须达到一定的级次(美国尤其重视该项内容)；四是毕业论文的合格。而中国和日本主要采用规定课程必须达到一定的学分、毕业论文必须达到合格就准予毕业。由此可以看出，美、英国家的评价方式明显比日中国家更加复杂和严格。

四、提高我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教育的思路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将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的培养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奠定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二是掌握从事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基本技术手段；三是形成对经济政策和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四是具备对本国和世界经济的描绘性知识。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都应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结合美、英、日和我国的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式，我国经济学专业学生素质教育改革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最基本的核心理论，而专业课程(或者应用性课程)则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具体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就经济学而言，最为基础的理论课程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应借鉴美、英、日的经验，强化基础理论的学习，包括区分课程设置的级次、增加课程的学时、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方式。

第二，强化经济学技术分析方法的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数理方法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只有掌握经济学的技术分析方法才能看懂经济学论文、才会用严密的逻辑去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能用实证研究去印证理论和指导实践。因此，我国的高等院校必须强化经济学技术方法的学习与应用，一方面在课程的设置上应该增加诸如“应用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另一方面应该加强经济类基础数据库的建设来满足教学的需要。

美学经济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52-06

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 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 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and 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美学经济论文例6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宏观稳定

如果经济结构中波动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稳定。这种关系在早期有所讨论，最近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与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从直觉上坚持相信产业结构演进对宏观稳定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去的文献低估了这种效应。他们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因此有力地证明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稳定的促进作用。eggers和ioannides认为这种结论与gdp的划分方法有很大关系，blanchard与simon按照gdp的支出法来划分，但是美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在过去50年里变化并不大，所以很难考察结构变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

强调产业结构与信息技术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其缺陷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很多计量检验却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突变性下降，渐进的演进很难解释这种突变性下降，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货币政策的成功

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承认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糟糕的，而经济学界普遍对80年代以来沃尔克—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格林斯潘时期，其灵活的调控方式、对央行独立性的坚持、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使其赢得了“世界经济指挥”的赞誉。clarida等(2002)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在70年代，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美联储相对小幅的加息不足以抵消这种预期，从而引起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引起总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的调控方式则明显不同，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力度显著加大了，或者说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五)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涉及信用评估技术的改进、消费信贷的普及、信贷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金融管制方面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80年代初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即q条款的废除)等等，一些学者研究金融创新对美国宏观稳定的影响，如dynan等(2005)指出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消费信贷(或者小企业贷款)的普及，它一方面可以减弱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起到平滑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他们方便地获取资金进行投机，因此理论上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jermann与quadrini(2006)强调债权与股权的转换问题，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售股权来清偿公司债务，如果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或者说交易成本较低)，则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则公司被迫变卖资产或解雇工人以缓解债务压力，从而对产出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jermann与quadrini认为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债务重组与股权融资更加顺利，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jermann与quadrin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验证。

(六)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重视微观基础，强调经济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这一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现在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随机扰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来源，例如arias等(2006)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就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pp)波动性的下降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其贡献率高达50%。leduc与sill(2003)通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能源部门，强调tfp和能源价格稳定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经济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有较大贡献，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下降贡献不大。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参见龚刚(2004)。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根据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存在这种趋势，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跨国背景下研究。kraay与ventura(2001)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产品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有更低的价格需求弹性，因此发达国家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他们的传统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受需求冲击的影响会比较大。从劳动力市场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依靠技术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比较小，即使需求增加熟练劳动力也不可能过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给弹性较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当市场需求波动的时候，这种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大幅度波动。kraay与ventura(200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验证。此外，cecchetti等(200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而贸易依存度对增长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经济开放程度对宏观稳定性的影响从经验上看是不确定的。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同时各种公司指标的波动性却在加大，如comin与philippon(2005)计算表明，公司的销售额、雇员、股本回报率等指标的波动性显著地加大，公司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比过去显著缩短，这说明公司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了。那么宏观波动性的下降和公司层面上波动性的上升是否是一种巧合呢？philippon(2003)建立的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公司间竞争的加剧使这两种现象间存在联系。后来comin与philippon(2005)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们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对航空、市政、铁路等行业管制的放松使这些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增加；研发(r&d)密集型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公司指标的波动性也较大；研发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comin与philippon(2005)还发现，在oecd国家中公司层面的波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学经济论文例7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宏观稳定

如果经济结构中波动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稳定。这种关系在早期有所讨论，最近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与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从直觉上坚持相信产业结构演进对宏观稳定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去的文献低估了这种效应。他们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因此有力地证明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稳定的促进作用。eggers和ioannides认为这种结论与gdp的划分方法有很大关系，blanchard与simon按照gdp的支出法来划分，但是美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在过去50年里变化并不大，所以很难考察结构变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

强调产业结构与信息技术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其缺陷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很多计量检验却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突变性下降，渐进的演进很难解释这种突变性下降，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货币政策的成功

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承认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糟糕的，而经济学界普遍对80年代以来沃尔克—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格林斯潘时期，其灵活的调控方式、对央行独立性的坚持、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使其赢得了“世界经济指挥”的赞誉。clarida等(2002)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在70年代，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美联储相对小幅的加息不足以抵消这种预期，从而引起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引起总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的调控方式则明显不同，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力度显著加大了，或者说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五)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涉及信用评估技术的改进、消费信贷的普及、信贷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金融管制方面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80年代初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即q条款的废除)等等，一些学者研究金融创新对美国宏观稳定的影响，如dynan等(2005)指出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消费信贷(或者小企业贷款)的普及，它一方面可以减弱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起到平滑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他们方便地获取资金进行投机，因此理论上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jermann与quadrini(2006)强调债权与股权的转换问题，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售股权来清偿公司债务，如果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或者说交易成本较低)，则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则公司被迫变卖资产或解雇工人以缓解债务压力，从而对产出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jermann与quadrini认为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债务重组与股权融资更加顺利，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jermann与quadrin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验证。

(六)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重视微观基础，强调经济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这一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现在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随机扰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来源，例如arias等(2006)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就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pp)波动性的下降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其贡献率高达50%。leduc与sill(2003)通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能源部门，强调tfp和能源价格稳定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经济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有较大贡献，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下降贡献不大。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参见龚刚(2004)。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根据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存在这种趋势，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跨国背景下研究。kraay与ventura(2001)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产品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有更低的价格需求弹性，因此发达国家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他们的传统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受需求冲击的影响会比较大。从劳动力市场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依靠技术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比较小，即使需求增加熟练劳动力也不可能过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给弹性较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当市场需求波动的时候，这种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大幅度波动。kraay与ventura(200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验证。此外，cecchetti等(200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而贸易依存度对增长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经济开放程度对宏观稳定性的影响从经验上看是不确定的。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同时各种公司指标的波动性却在加大，如comin与philippon(2005)计算表明，公司的销售额、雇员、股本回报率等指标的波动性显著地加大，公司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比过去显著缩短，这说明公司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了。那么宏观波动性的下降和公司层面上波动性的上升是否是一种巧合呢？philippon(2003)建立的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公司间竞争的加剧使这两种现象间存在联系。后来comin与philippon(2005)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们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对航空、市政、铁路等行业管制的放松使这些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增加；研发(r&d)密集型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公司指标的波动性也较大；研发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comin与philippon(2005)还发现，在oecd国家中公司层面的波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学经济论文例8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mulder, niels. 2001. inside southeast asia: religion, everyday life,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美学经济论文例9

在潞河国际教育学园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了Aˉlevel经济学和AP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在实践中了解并研究两种课程体系下的经济学课程，体会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英国和美国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考试要求及对学生培养目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下面在比较两个课程的基础上，谈几点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教学内容比较

Aˉlevel经济学根据难度分为两个层次：AS和A2，在内容上具有连续性。AS阶段的课程内容涵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的经济问题、价格机制（市场）、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国际贸易、劳动力以及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等。A2阶段涵盖更深层次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包括厂商理论、市场结构、效率概念、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失业问题、宏观经济目标的相关性和宏观经济政策及政策冲突等问题。

AP经济学根据内容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内容上相互独立，相应的有两门独立的考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同一年中，学生可以只参加一门考试或两门都参加。每门考试都各有一个分数。微观经济学包括经济学基本概念、产品市场、价格机制、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及劳动力市场等。宏观经济学包括商业周期、国际收支账户、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决定、通货膨胀和失业、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国际贸易和外汇市场等。宏观经济学难度高于微观经济学。

从教学内容来看，Aˉlevel经济学与AP经济学都涵盖了基本经济学知识，通过学习，学生将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只是在个别知识点上存在差异。比如AP经济学中包括收入分配、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而Aˉlevel不涉及这些内容。关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AP经济学强调寡头之间的相互依赖，重点介绍博弈论知识，通过博弈论说明寡头厂商更愿意进行非价格竞争。而Aˉlevel经济学在此部分不涉及博弈论知识，通过介绍弯折的需求曲线说明寡头厂商更愿意进行非价格竞争，殊途同归。

关于宏观经济学，流派林立，同一问题，各方观点不一。AP宏观经济学主要考查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从新凯恩斯主义角度出题。Aˉlevel宏观经济学侧重学习和考查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其次，Aˉlevel经济学以英国经济为背景，涉及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AP经济学以美国经济为背景，涉及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学生需要了解相关背景知识。

二、考核方式比较

Aˉlevel考试由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每年5-6月和10-11月在全球统一组织，成绩分别在8月和次年2月公布。而AP考试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每年5月份统一组织。

从考试安排来看，Aˉlevel与AP都包括选择题部分和非选择题部分。Aˉlevel要求学生在60分钟内完成30道选择题，每道题四个选项，题目相对较难；AP要求学生在70分钟内完成60道选择题，每道题五个选项，题目相对简单，但阅读量很大，常常有学生做不完。关于非选择题部分，Aˉlevel以论文和案例分析形式考核学生，重视学生的英文表达和写作；而AP强调对图表的学习和应用，重视用图表分析和表达观点，辅以语言描述。在实际的模拟中，AP考试题量大、时间紧，学生压力大，获得好成绩很不易。

三、培养目标及对学生的要求

Aˉlevel和AP经济学的培养目标除了介绍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外，Aˉlevel侧重培养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瞬息万变的经济现象，全面辩证的评价能力；并能以恰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利用统计数据或图表等。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自我表达的能力。所以在非选择题部分，会出开放性题目，没有唯一的答案，要求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出不同的结论。AP经济学侧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观察经济现象、提出假说、检验假说、理论化，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所以，AP经济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根据A–level和AP经济学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考核方式，若要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对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是学好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此外，A–level要求学生有很好的英文阅读、写作和思辨能力，而AP经济学要求学生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四、对我的启发

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A–level经济学虽然是英国高中课程，有详细的大纲和推荐教材，但任何一本教材都不能完全涵盖考点，需要教师整合多种资料备课。AP经济学没有详细的大纲，需要教师根据AP考试委员会的要求自己设计大纲，并通过审核。但多数推荐教材能涵盖考点。

其次，在A–level经济学教学中，主动性学习的方法尤为重要。例如小组讨论、辩论、角色表演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学经济论文例10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关系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贸易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中美贸易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改善利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引力模型、要素禀赋理论以及重叠需求理论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深化对中美贸易规模演变机理的认识，从而为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健康、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二、基于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

引力模型的思想源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认为两国贸易额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简单的可以表示为：

贸易规模=GDPX GDPY/DXY

（GDPX：X国的经济规模 GDPY：Y国的经济规模 DXY：X国与Y国的距离）

基于引力模型，我们对中美贸易规模的变化进行研究。

从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中国的GDP逐年上升，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美国的GDP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明显看到中国GDP、美国GDP和中美两国的贸易额都是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从图中得出的结论和引力模型一致，即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正相关，与两国间的距离负相关。中国是经济不断迅猛发展的人口大国，并且增长势头十分强劲，并且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十分庞大。而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其购买能力就越强，即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正相关。距离其实是一个常数，随着通信、运输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距离对双边贸易规模的制约性在不断地下降。

三、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影响因素

要素禀赋，这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是一个相对比例的概念，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绝对数量无关。要素禀赋理论最初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后经萨缪尔森等人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由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三个主要部分构成。H-O定理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在中美贸易中，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产生了比较优势，促进了双边贸易的产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报告：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24.63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只有70美分。除此之外，技术差异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将产品划分为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初始期比较优势是研究和开发；在成长期，决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而在成熟期，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则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力量。所以就中美贸易的发展来看，美国主要是处于技术的研发以及资本投入的阶段，然后进行了产业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进行出口。

四、基于重叠需求理论的影响因素

要素禀赋理论从供给方面探讨国际贸易，而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是从需求方面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其核心思想是：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决定。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均GDP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1952年，中国人均GDP约为54美元，美国人均GDP为2283美元，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35%。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32美元，美国人均GDP为48352美元，这一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1.23%。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中美两国重复需求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因而依据重叠需求理论，如果其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则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的重复需要的商品便不断出现，贸易也相应的不断扩大，贸易中的新品种就会不断出现。而且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价格的均等化，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工资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相比以前来看，对美国产品的消费在日益增加。

参考文献：

[1]李坤望.国际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