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管理论文例1

长期以来，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缺乏权威性统一研究机构。作为民间学术团体、中语界唯一的全国性研究机构——全国中语会及地方各级中语会，近些年来由于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在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及影响呈弱化趋势。不少基层中语会实际上早已形同虚设。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属教研室的专业教研人员也往往成年累月地忙于繁杂事务，忙于各类考务而难以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一线教师中的不少人或因学术造诣、理论修养的力不从心，或因条件所限而难以使研究趋向深入。在众多的语文教学专业期刊中，真正能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的也屈指可数。于是，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在宏观上呈“散兵游勇”状，在微观上呈“人自为战”状，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导向中心，也没有形成颇具实力的研究阵容，当然也就难以使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系统化，使之走向整体性与高层次。

2、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内容（课题）的无序与模糊

就整体看，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专家到教师，都想在攻克语文教育这一难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但是，如果对近十几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现状作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即可发现，在这理论研究空前活跃的另一面，却又给人以浓重的扑朔迷离之感，面对令人头晕目眩的语文教育思想，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者各执一辞，认定自己的观念是“五岳独尊”；另一方面是在第一线工作的语文教师多数对此难以接受且深感无所适从。今天强调布鲁姆目标分类教学的着手成春，明天宣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神奇妙用；今天说语文教育要以德育为主，明天称语文教育要以工具性为重；今天说语文教育要限制科学主义，弘扬人文主义，明天讲语文教育要使塑造健康人格与发展语文能力同步。对写作教学有研究的，认定写作是语文教育的第一要素；对阅读教学有探索的，强调阅读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教材的选文比例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争执不休。有人坚持当代语文教材要削减文言文分量，有人则认为教材选文要以文言文为主。时至今日，只要认真阅读各类语文报刊的若干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大作），我们仍然会强烈地感受到各种语文教育观念的无序与模糊。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有迷惘者站出来，求教于莘莘研究者——语文到底该怎么教？语文教师到底该如何当？那将是怎样一种场面呢？笔者在此绝无非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之意（笔者也曾涉猎其中）。学术昌明，从来都是有益无害的。只是认为，在这旷日持久、莫衷一是的争鸣之中与争鸣之后，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没有一个中心机构来对这些学术性见解进行哪怕是初步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再研究工作，以致使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包括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难以发现这异彩纷呈的各种学术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难以使这些零散的教育理论观念臻于整饬。结果，它们也就很难对语文教育实践起具体而有效的指导作用，有时甚至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我们完全可以静心想一想，长期以来，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的语文教育理论文章怎一个“多”字了得，其中不少文章确有一定的甚至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充其量或则由权威报刊转而载之，或则引起部分读者当时情感上的共鸣和认识上的趋同，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就如同天女散花般地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重大损失，这种零散、无序的格局如果得不到改变，损失仍然会继续下去。

3、对语文教育专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单向性

若干年来，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对叶圣陶、吕叔湘以及于漪、魏书生等许多专家学者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艺术进行了热烈的研究。但时至今日，还仅仅限于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单（纵）向研究——研究一个个具体对象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语文教学艺术，却没有对其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综合与提炼。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甚至尴尬的现象：尽管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群星璀璨，但我们却至今没有能够使之融会贯通，使之珠联璧合，进而使之成为建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石，成为指导当代中国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南。这样下去，中学语文教学就永远不会形成合力，也就永远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4、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若干年来，语文教育理论如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样，存在着一种理论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某些所谓高层次理论文章并非来自直接或间接的语文教育实践，而是源于某些理论研究者的“纯智力”，往好处说，它们只是一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贵族文化”，是一种堆砌新辞、大而不当的“思辨哲学”；另一方面，有些文章又走向另一极端，它们只是一种夸大的、带有不少主观想象和虚构成份的直接经验或实践过程的描述，缺少（恐怕也无力进行）切中肯綮的理论阐发。这两类文章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华而不实。许多时候，它既不像作者与整个中语界教师群体的娓娓而谈，也不像作者与语文教师个体的思想（学术）交流，而仿佛是作者旁若无人般的自言自语。这样的文章，或则昙花一现，或则自赏孤芳，实在没有什么研究和实践价值。

理论管理论文例2

到近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大致经历了经验型管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非理性主义管理，再到企业文化管理方式五个阶段。

经验型管理方式顾名思义即凭借管理者（往往也就是企业所有者）的个体智慧和实践经验对企业实施组织管理，其管理思想并不具备理论形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其中的一些经验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以生产为中心，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建立比较严密的组织形式而展开的,包括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学派。泰罗制的前提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学派用以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由于泰罗制的实施，企业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过渡到科学管理阶段。亨利·法约尔着重分析研究高层管理效率和一般管理原则，他第一个明确阐述了“一般管理”理论，并根据自己总结的管理经验，提出了“十四点管理原则”。马克斯·韦伯对近代管理理论的贡献是提出“理想的组织机构模式”。他认为，行政组织体系应当具有准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只有这样才具备提高工作效率的条件。古典管理学研究的重点是组织管理的科学性、严密性和纪律性，但缺乏对人的认识和关怀，排斥人的感情因素，导致了整个社会感情匾乏，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行为科学理论逐渐兴盛。行为科学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人的本性与需要、行为与动机，以达到协调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其中,人性假设是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出发点，激励理论是它的核心内容，群体行为理论是它的重要支柱，领导行为理论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行为科学侧重于“社会人”研究，关心职工的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后期侧重于“自我实现人”的研究，关心职工在其工作中能否自我实现，有无成就感和自我满足的目标追求。同古典管理理论注重提高生产率和强调行政组织的作用不同，行为科学重视人的因素，把对人的管理看作是管理的中心，运用多学科从多角度研究人的行为、心理与管理的关系，这是管理思想的重大变革。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管理思想由物到人的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断更新，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起，正是西方管理学取得的新进展之一。

传统的管理理论认为：组织具有明确的意图和目标，可以清楚地加以确定;管理人员运用精确的分析，特别是定量分析，就可以选定能够达到目标的最佳办法，从而做出合理决策，即一切都是理性化的。非理性主义的管理理念把当代科学理论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决策理论、模糊理论等等应用于管理规划和管理流程中，它认为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并不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来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地方，完全理性地合乎逻辑支配行为的人几乎找不到。人的动机和意图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清晰地推知和直截了当地加以选择。目标的选择涉及人的价值取向，与其说靠清晰的思考，不如说取决于影响个人的各种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而且组织管理的过程，不仅仅是决策制定的过程，还包括了执行过程和创新过程，而后两个过程更是充满了变化和强烈的个人感彩，所以，科学的合理的管理模式应当是“非理性”的，“人的问题要求人性地解决”，完全理性，必然把人机器化，进而破坏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理性管理模式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将各要素加以简单化和抽象化后所概括出来的一整套明确的规章制度与工作方法，属于精确性认识；而“非理性”管理理念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突破了传统的理性化认识的局限性和对时代的不适应性，而后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种“模糊性”认识。古典管理学也重视员工，但其对员工的重视与老板爱护机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新型的管理理念则注重人情、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管理的灵活机动性和变通性；不主张用哪一种既定的理论模式去机械地管理变动中的企业和复杂多变的人。管理不是制造一件产品，但管理比制造产品更难；人也远比机器复杂得多，所以管理无法过于“精确”，必须引进“模糊机制”，这便是“非理性”思潮。非理性主义要求实现管理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的本质，是要以人性化替性化。所谓人性，既要包容理性因素，又要包容非理性因素，把人的非理性和理性统一起来，这种管理模式就是人性化管理。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指出，管理以文化为基础。他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指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因而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虽然是一门学科，一种系统化的并很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个社会)，一种价值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根植于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管理受到而且应该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时管理和管理人员也会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管理理论发展演变的实质之一，就是管理学对人本身的不断重新认识，在管理学理论体系中人的本体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关注人的情感与精神需求，从而不断提升人的价值。管理理论不断演进更新的过程，就是从把人当作单纯的管理客体到强调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的过程；就是从片面运用科学原理对工人的操作行为进行控制监督，为追求效率而把人当作机器附属来驱使，到把文化概念应用于企业管理，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理论的中心，强调通过保护和倡扬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获取良好的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过程。鉴于此，当今文化被视为企业“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现代管理方式下的企业文化内涵

从外延看，企业文化包含有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从内涵上看，文化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即理念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的运作系统，又可划分为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系和企业文化的现象体系。企业文化的本质体系，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使命、思维方式、核心价值理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作风、企业美学和管理宗旨等等，这是企业文化的灵魂部分。企业文化的本质深藏于现象中，需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企业文化的现象体系，则是企业文化的载体部分，包括了企业环境、企业形象、员工行为、企业组织模式定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模范人物故事、企业标识和产品标识、企业内外宣传口号和广告用语等等。它们相互作用，共同表现着企业文化的本质。

所以，企业文化是一种现象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和企业文化建设过程强调活动显像、氛围和仪式。但是，企业文化其本质是组织文化，它体现出的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行为方式，共同的信仰理念及价值追求。企业文化不仅关注企业现象层面的活动，更致力于企业运行中深层次的基础因素的建设，如企业的经营哲学、核心价值观、企业人文精神、战略发展、团队建设、管理规程等等。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经营状态和效益，进而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文化当然就属于组织文化。

企业文化是人本文化。在企业管理体系中，“人本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或物本思想提出的。以人为本，首先是一种哲学价值观，它揭示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根本、什么最重要、什么最值得关注，它是一种从哲学意义上产生的对组织管理本质的新认识。

从实践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企业生产效益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人本主义”就逐渐地取代了“资本主义”在企业管理思想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也就应运而生。人本管理在本质上是以促进人的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其基本思想就是把人作为管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坚持人的发展是企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在企业的资源系统中最宝贵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资金、技术、信息、时间等等都要靠人操作支配。但是，并非什么人都宝贵。企业发展需要的是忠诚负责、积极主动、富于创新精神的员工，这样的员工才是名副其实最宝贵的。如何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员工呢？实践证明，金钱可以换来一时一事的积极，但换不来永久的忠诚；权势可以换来服从和逢迎，但换不来积极主动。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优秀员工，需要理念灌输，需要制度塑造，需要环境熏陶、习惯养成，这就是需要良好的企业文化滋养。企业发展尤其是长远的稳定的持续发展，需要资金、设备、技术，需要机遇机巧，需要监督控制，组织协调，但这一切需要有一个环境平台。企业要成长为顶风抗雨、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百年大树，必须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更加凸显出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管人来管事务，通过提升人来提升效益，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改变人的行为，通过创建优秀的员工队伍来创建优秀的企业，实现企业效能的放大。企业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全面贯穿于企业运营的全过程。

三、现代管理方式下的企业文化变革

现代管理不只是一门技术知识，更应是一种理念、文化。企业文化是将文化特点和规律应用于经营管理之中，以人的素质提高作为基本途径，以培育企业经营哲学、价值评判和选择、企业精神等核心理念为主要内容和引导方式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

现代区域文化管理理论认为，当一定的区域或组织形成某种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共同的价值准则、道德规范以后，在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矛盾中就找到了一个统一的理想的“结合点”。由此，在“区域文化”这个公正无私的“管理者”面前，个人的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引导和同化；被管理者没有来自管理者的压力，却无形地受到区域文化的约束和规范，任何人时时刻刻都必须考虑自己的举止言行、道德品质能否被无形的、却又客观存在着的区域文化所接纳。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共同的习俗和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会造成强大的使个体行为从众化的群体心理压力和动力，使组织成员产生心理共鸣，继而达到观念和行为的自我控制。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引导、激励、凝聚、约束和规范作用，它可以通过组织机构、制度规定、程序和仪式、观念和习俗、人际关系、环境氛围、心理活动等等的塑造实现对全体员工的全程引导，从而塑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一）企业文化必须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建元点

由于各个企业在行业属性、地域背景、历史条件、组织体制、产品结构等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客观上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在个性基础上形成的比较优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人新我特。比较优势必须依靠自我创新，创新又来自于文化，企业文化素质决定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决定比较优势，有了比较优势才能具备核心竞争力。许多企业的兴衰成败一再证明：文化作为企业的制导系统、经络系统，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状态；文化的丢失是生存权的丢失，文化的缺憾必然带来企业的畸形。如果企业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比较优势，也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当今信息社会，由于各种传播手段的发展，企业之间信息传递的障碍越来越少，技术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同一行业的企业，其技术设备、操作流程、管理方法往往大同小异，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正是这样，企业才十分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文化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而企业文化本身就孕育着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同样的操作流程、同样的管理体制、同样的经营范围下，不同的企业文化，会产生不一样的发展思路、发展观念、发展战略，从而造就出不同的竞争态势。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二）企业文化成为推进现代管理方式变革的“发动机”

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严格精细管理，强调过程管理、过程控制，要求在管理全过程中，坚持推行ISO9000、ISO14000标准，严格程序，扣紧环节，实现规范化操作，标准化管理，精益生产，敏捷生产，清洁生产。实施现代化管理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这支队伍必须依靠企业文化的培育。企业文化把文化的特点和规律运用于经营管理之中，把传统的员工管理的经济主导方式、制度主导方式改变为文化主导的方式，着重于文化启发，注重挖掘开发员工内心美好优秀的元素，并使它升华为理性的认知，从而改变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模式，激发员工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制度是一种外在的具有强制性的刚性约束，文化则是内在的自我认同的弹性约束，能够有力地驱动员工心甘情愿的行为。文化与制度都是规范，文化是引导性规范，启发员工忠于职守、追求卓越；制度则是底线规范，告诫员工什么是不能做的，越线将会受到惩罚。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二者的作用，能有效地放大管理的效能，企业文化成为现代管理方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企业文化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持久充实的动力

企业文化体现着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规定着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能引导全体员工把个人目标和理想与企业目标相统一，从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归属感和主动精神。企业要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体系，让员工坚定地确认企业的战略目标、经营方针、管理规范等等，自觉地把自我价值与企业价值、把个人命运与企业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500年的企业和做500强的企业等同重要。企业文化可以从价值观、企业精神、伦理道德、管理宗旨到规章制度、员工行为、企业形象等方面，以规范严谨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体系，营造起企业的精神家园，为企业发展长久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理论管理论文例3

2工程管理核心理论

任何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都应该具有其独特的核心理论，而工程伦理学、技术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便是新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最根本内容，它们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旧的理论知识，二是在历代工程管理人员的经验总结，是真正的精华所在，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完善的指导性文件。

(1)工程伦理学。工程伦理学是工程管理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之一，作为工程管理的指导性文件之一，它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在建设工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学科，是核心理论或基本理论，是研究工程中人的地位和作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学科。通过总结工程伦理学所有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工程伦理学分为多个方面的内容。

(2)技术经济学。大众意义上的技术经济学是指在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之前，运用先进的生产定额，考虑经济发展、资金的时间价值、通货膨胀等问题，对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进行分析，采用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工程项目进行经济分析和国民经济评价，以寻求最佳的投资组合。

(3)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有其独特的规范、层次和沟通体系。任何一个组织的人集合体，组织是一群拥有着相同的目标，相互关联的人的集合体，如何能够使组织健康稳定的发展，就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的分配原则，给组织的每个人公平的表现平台。

3工程管理应用理论

(1)工程规划技术。常常用于工程的战略性发展规划，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抽样分析法、评估法和估算法。

(2)工程决策技术。常常用作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技术经济分析，可行性研究和国民经济评价。

(3)组织协调技术。我们所采用的定额等方法进行项目价值或者成本估算时，都必须要有合理的生产组织和合理的施工条件。而这里的协调，则主要是协调各个工人小组之间协调统一的施工，材料按规定的额度进行使用。可以采用协调法和权责分配协调法、按劳分配法等。

(4)风险分析。这里的风险，首先在技术经济分析阶段，我们就需要找出造成不确定因素的原因，即所谓的风险。然后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降低风险，或者在风险造成损害时能够及时的处理。可以采用相关数据分析法、风险转移技术和风险利用技术等。

(5)信息化技术。信息管理是建立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能够接受并妥善的分类处理各类信息，整合各类信息所反映的内容，才能达到工程管理的严谨性要求。可以采用数据库技术和全球定位体系技术等。

理论管理论文例4

如今的管理者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近一个世纪的管理理论与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回顾,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我们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管理自初步形成理论以来,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从泰罗对于工厂的科学管理到今天对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其间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思想者的汗水与心血,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发展创新。诚如丹尼尔·a·雷恩所言:"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第一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w.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weber)。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f.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e.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赫次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m.porter)和劳勒(e.e.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v.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f.e.kast)与罗森茨韦克(j.e.resenzweig)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1993年底,小林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1990年,彼德·圣吉(p.m.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在阿里·德赫斯(ariede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40家国际长寿公司,得出结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在他看来,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r.aubrey)与保罗·科恩(p.m.cohen)合著《管理的智慧》则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也要使自己扮演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除了学习型组织,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虚拟组织。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抄袭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s.l.glodman)、罗杰·n·内格尔(r.n.nagel)及肯尼斯·普瑞斯(k.preiss)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完成了对近百年来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各个阶段的年代划分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事实上,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二,无论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做正确的事)或"效率"(如何正确地做事)而展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没有哪一种理论过时或无用,应当结合自己"要做的事",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理论管理论文例5

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知识加工处理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感知、记忆、比较、分析、综合等心理操作，教学设计要符合这种知识处理规律。因此，教学设计的重点应放在如何将知识和技能加以分解，使之符合一定的加工顺序，同时以一定的媒体形式呈现出来，以利于知识处理，即教学设计的重点是知识的加工与处理。由于这种教学设计理念只关注知识的处理，因而被称为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在这种教学设计中，教师被看作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也称为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理论风靡全球。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人类的知识不是“纯客观”的，不是他人传授的，而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自己建构的。因而，建构主义者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要给学生控制和管理自己学习的权利。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为学生提供学习的环境，学生是学习环境的主人，教师只是学生的辅导者。由于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设计强调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又被称为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

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只重视教师传授的知识，没有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其结果是，教师一味传授，学生被动接受。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过度相信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使学生无法获得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其结果是，学生自我探索，无法得到教师及时有效的知识传授。即以“教”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和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都存在明显缺陷，两者都过分强调教与学的某个方面，而将教与学割裂开来。

二、行为理论的教学体系设计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开始以行为理论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行为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Leont’ev根据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理论发展而来的。行为理论属于交叉学科理论，研究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下人的行为活动，最早被前苏联应用于残疾儿童的教育和设备控制面板的人性化设计。在20世纪90年代，BonnieNardi等人将行为理论引入美国等西方国家。行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其基本思想是，人类行为是人与社会和物理环境所造就的事物之间的双向交互过程，人类行为的产生来自于主观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之中。行为理论认为，在教学中，应将学生与知识统一起来，实现学生与知识的双向交互，最终达到主体与客体的辨证统一。

行为理论通过构造行为系统来实现，行为系统包含三个核心元素和三个环境元素，三个核心元素是主体、团体和客体，三个环境元素是工具、规则和劳动分工。环境元素为核心元素提供其赖以存在的环境，构成核心元素之间的联系。在核心元素中，主体是行为的执行者，是行为系统中的个体要素。客体是主体加工处理的对象。团体是指行为发生时行为主体所在的群体。行为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必须以工具为媒介，包括现实工具和抽象工具。对于学生来说，现实工具可以是语言、教材、媒体或互联网等；抽象工具可以是某种思考方法、某种解题规则等。工具将行为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规则是客体需要依赖和遵循的法律、标准、规范、政策、策略、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是主体与团体之间联系的纽带。劳动分工是团体内部为完成某种任务而采取的组织管理策略，通过劳动分工将单个主体、团体和客体联系起来。

三、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核心元素设计

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核心元素包括主体、客体和团体三个部分。其中，主体是参与案例教学的学生，客体是教学案例，团体是主体学生所在的学习小组。

（一）主体的设计学生是行为系统中的主体，教师主要起引导和控制作用。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尤其要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由财务管理课程的特点所决定的。

其一，与其他课程相比，财务管理课程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我国现实存在显著差异。如筹资理论认为，股权筹资方式筹资成本最高，但在现实中，我国绝大多数公司会首选股权筹资。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有密切关系。仅仅依靠教师讲授书本知识和案例，学生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很难理解这种差异。

其二，很多财务管理教学案例没有唯一的答案，站在不同利益人的角度，会作出不同的财务管理决策。如对于公司利润分配，站在股东的角度，当公司有好的投资机会时，股东希望尽量不分配现金股利；当股东自身有好的投资机会或者希望尽早收回投资降低风险时，会要求公司尽可能多地分配现金股利。站在债权人的角度，则不希望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因为公司现金流出会降低债务的保障倍数。对于此类问题的学习，仅仅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很难真正掌握问题的本质。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扮演不同利益人，使学生像相关决策者一样身临其境地思考问题，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二）客体的设计对案例教学来说，案例设计要遵循时效性、广泛性、亲和性原则。时效性强调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信息媒体掌握当前的热点经济问题和经济事件，用最新事件作为教学案例，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热情。同时，财务管理的理论和内容也在不断发展，过于陈旧的案例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广泛性强调案例来源要广泛，包括来源范围广泛和来源途径广泛。来源范围广泛，指从古、今、中、外全部空间和时间范围寻找教学案例；来源途径广泛，指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报纸、专业期刊和一般杂志寻找教学案例，还可以将学生经历的经济事件作为教学案例，如对MBA学生所在单位发生的经济事件进行适当修改，作为财务管理教学案例。从长远来看，学校可以考虑建立校内共享的财务管理案例库，并制定一些鼓励政策，支持教师参与企业合作，实行产、学、研相结合，企业为学校教学工作提供案例，学校为企业经济管理工作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亲和性指财务管理教学案例要尽量来自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现实问题，让学生对案例有亲切感，认为案例有实际意义，从而有兴趣了解和分析它。如在进行资金时间价值教学时，可以用购房者按揭贷款作为案例，让学生运用复利和年金知识计算购房者在全部还款期内实际还款额的现值，与直接用现金购房方案相比较，对两种购房方案进行比较分析。

（三）团体的设计教学中，可以将学生所在的班级作为一个学习团体，也可以将班级划分为若干个小组作为学习团体。对于案例教学来说，将班级划分为若干小组作为学习团体会更有效率。因为小组讨论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既有利于分工协作，又有利于督促和带动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主动参与，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可以在各小组内部初步讨论后，要求各小组选派代表发言，并要求学生在课后以小组为单位撰写案例分析报告，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进一步思考和总结，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至于小组人数，可根据课时多少、案例大小、具体分工来确定。既可以让学生自由组合，也可以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性格特点搭配，或者按照住宿相近、方便学习的原则划分学习小组。教师在分组时要注意各小组学生之间的能力差别不能过大，每个小组都有能力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人员的安排要有利于对案例的学习和讨论。

四、财务管理案例教学的环境元素设计

环境元素包括规则、工具和分工。环境元素的任务是根据主体的需要，提供主体搜集和加工客体的工具，对团体进行恰当的分工，并为整个案例教学顺利进行提供规则支持。

（一）工具的设计案例教学过程需要借助工具来完成，根据对学习者所能够提供的支持，工具可以分为效能工具、认知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效能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如字处理软件、作图工具、搜索引擎、教学多媒体等。认知工具可以帮助学习者发展思维能力，如语义网络工具、数据库、专家系统等。交流工具可以支持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如基于internet的email和聊天工具等。财务管理课程与宏观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变化、与微观企业的行为关系甚为密切。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各行业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使财务管理领域不断出现新事物和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从国内、国际全面有效地发掘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财务管理教学案例。因此，基于互联网的工具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分工的设计在财务管理案例教学中，课堂讨论和发言通常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容易滋生某些学生的“搭便车”行为。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合理安排小组成员、制定相应检查和处罚规则等监督和约束措施。如检查小组每个成员的笔记，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在课堂讨论时发言，对课下讨论要求有记录，对偷懒行为给予惩处等。这样，通过小组间的合理安排、小组内部的合理分工，以及有效的规则来消除学生“搭便车”行为。

（三）规则的设计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应制定一定的规则，来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引导、激励和约束。这种规则既包括针对个人或者团体的行为规范，也包括案例教学的激励考核制度。教师可以将学生成绩与其所在小组成绩和个人表现挂钩，分别赋予小组成绩和个人表现一定的权重，计算学生成绩。增加小组成绩的权重，有利于鼓励学生的团队合作；增加个人表现的权重，有利于激励学生在课堂上自我表现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特点制定规则，引导学生行为。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通过人际交往来影响和引导学生管理自己的学习活动，并且可以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成为小组学习的参与者。同时，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分组，帮助小组实现内部分工，为案例教学提供规则，并向学生传授使用工具的方法。这样，教师就完全融入到案例教学的行为理论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梁国萍、黄亿虹、曹筱春：《论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法》，《财会通讯》（学术版）2006年第1期。

[2]刘淑莲：《关于财务管理专业课程构建与实施的几个问题》，《会计研究》2005年第12期。

理论管理论文例6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当时政党分肥制和日益扩大的行政机构运作效率低下问题。而此时企业组织由于运用科学管理，重视技术而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自然成为行政组织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作为他所提倡的新型公共行政研究的一部分，威尔逊提出，应该用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威尔逊认为，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应该以私有经济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也是对工业革命前期社会的反映，韦伯认为官僚组织好像是一架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的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新公共行政理论阐释

新公共行政理论来源于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存在问题的探讨。1968年在塞拉丘斯大学米诺布鲁克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其目的是让公共行政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走到一起来讨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因此隐含了一种意味，即讨论他们的研究会与该领域成名学者的方法有何不同，后来他们提交的论文和评论被结集出版，命名为《走向新公共行政》。它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关注意义和价值，着重建立规范理论，以期促使未来的人类社会放射出一线曙光。新公共行政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满足受益者的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要关注公共利益的实现，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行政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于20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新公共管理有各种不同的称谓，如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重塑政府等。20世纪后期全球化、信息化与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和政府面临的财政、管理与信任危机是新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动因。在90年代末期才形成一致的名称——新公共管理。

4.新公共服务理论阐释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理论、社区和市民社会模型、组织人本主义理论和组织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和超越。新公共服务剖析了新公共管理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市场模型的应用、对顾客而不是公民的强调和对企业家式管理的赞颂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所隐藏的是对公共精神的损害和对公民权利的否定。

二、西方行政管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行政管理思想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强化管理的高效率

我国某些政府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效率低下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由于组织机构不合理，机构重叠，从而使得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扯皮；由于行政法规不健全，任意增加编制，从而造成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综观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注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它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思想是值得借鉴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管理人员首先应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2.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新公共管理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了提高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的管理效率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在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便可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完善和健全政府组织

鉴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完全照搬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式为取向的政府组织改革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改革模式的适应变化了经济社会形态，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质量的追求目标可以为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所借鉴，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脱离集权性的韦伯式的官僚体制的基本准则，这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来勾勒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要立足于转变政府职能，力求运转协调、行为规范(这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要兼顾提高效率、质量。也就是说在从等级行政向网络行政，从精英行政向大众行政，从官僚式行政向企业式行政发展方面，我们应做出一些勇敢的试探。这不仅会提升政府机构改革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理论管理论文例7

一、理论在企业业绩评价中应用的一般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业绩评价只是指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和审核，并不包括企业对于整个公司经营运作的各个问题，以及管理者对下属经营单位经营状况的评价，因为后者更多的侧重于企业发展评价分析，那将是一个企业的长久战略问题。在此我们只讨论针对委托关系产生成本，从而对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评价存在必要性这一问题来进行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委托关系中，业绩评价指标设计恰当与否，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人的潜能，能否最终使委托人目标利益最大化。根据理论，设计业绩评价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以使委托人尽可能全面和真实地了解人的实际工作和努力水平。

1.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如我们所知企业业绩评价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单一的运用财务指标来进行衡量，发展到现在的结合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这是业绩评价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处于理论中的人的活动很多并不能依靠财务指标予以量化，因此理论的存在对非财务指标进入业绩评价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并且，基于理论的管理者业绩评价，单纯的使用财务指标如投资收益率、每股收益将会导致管理者以放弃长远利益而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财务指标具有可以定量化便于操作的特点，但面对其缺点，非财务指标的运用有其补充的必要性。

2.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是密不可分的，对于者的奖惩必须基于科学合理的业绩评价，不然就很可能导致目标的扭曲和评价的不公允。委托人和人之间在业绩评价过程中很可能展开一场博弈的较量，这样，对于委托人来说，如何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将是充分发挥管理者才能的有效保障。

3.激励的基础是制度的设计。对于管理者的激励机制最终落实到制度的设计上。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委托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在事前签订一个完全合同来约束人的行为；再加上人行为的不可观察性，使得委托人很难监督人，监督效果差且成本高。因此只能从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入手，建立一套既能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人按委托人的目标努力工作的机制。

二、理论在管理者业绩评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企业整体的业绩评价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业绩评价与战略脱节，业绩评价体系不完全，预算评价与考核脱节等等。我们这里讨论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与企业整体的业绩评价有很大的不同。企业存在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对管理者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如果把企业运营的很多不可控因素包含在其中，在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还按照原来的指标对管理者进行评价是不公平的；同样，对于企业，经济利益方面的改善并不一定与管理者的经营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或其他与财务利润相关的活动产生，这样以企业的战略业绩评价管理者的业绩就会导致无谓的激励。因此，对于管理者经营业绩的考核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其面对的问题：

1.信息不对称。对于理论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的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很多的管理者为企业的经营运作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客观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却无法在股票的价格中体现出来，另外，很多经营管理者只注重短期行为，做出对企业的长远目标产生巨大影响的决策，对于所有者在短期内无法识别其经营优劣。非财务指标进入评价体统，给业绩评级增加了很多的客观性因素，但非财务指标还有待于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并且在一些企业非财务指标的选用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素在其中。

2.国有企业监督者的特殊性。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还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国家企业中具有控制权的监督者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因此，企业管理者更多的追求非金钱利益的好处，而不具有充足的动力进行经营改善，因此业绩评价并不能对他们形成激励。因此，业绩评价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意义。

3.企业的目标和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这一点是很显然的。管理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并且，很多时候并不是金钱上的利益，而是享受对资源支配权的利益以及规避风险的利益。管理者有时并不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困难的境地。这时如何设置业绩评价指标，并确定很好的激励机制就对股东权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有重大的意义。

三、管理者业绩评价的体系分析及选择

目前，业绩评价体系两个研究比较成熟完善且合理全面的领域是基于经济增加值EVA的业绩评价体系，和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研究基础的业绩评价体系。EVA的业绩评价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相比传统财务业绩指标而言，使用EVA能够较好地从结果上衡量企业所实现的财富增值，更好地揭示企业使用包括财务资本、智力资本等要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当前只分析财务指标并不能客观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还应该于其他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

对于平衡记分卡最大的特点就是引入非财务指标。它可以弥补传统业绩评价导致的短期行为，有利于实现企业长远利益的最大化。非财务性业绩评价更有利于分清责任，能更准确、完整地考核企业管理人员的业绩，使会计控制更有效。但是，非财务指标也有明显的不足：如怎样将非财务指标的改善值用货币形式加以计量，因为通常生产管理人员并不能发现他们的某项管理活动与损益表上的税后利润有何必然的联系；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当各种非财务指标之间发生冲突时，可能很难做出正确的抉择。

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价对权责发生制的有益补充。现金流量指标能够综合的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的变动情况，而且能够准确地揭示企业盈利的质量。其次，现金流量指标几乎不受企业管理者主观歪曲的影响，因此，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现金指标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其他指标的有益补充。问题是在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确认时间和合理配比方面存在缺陷，现金流量分析的方法体系并不完善，一致性也不充分，因此，现金流量为基础的业绩评价还要结合其他指标。:

四、激励机制对业绩评价的影响分析

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离不开业绩评价，管理者业绩评价是对管理者实行激励的基础，激励是管理者业绩评价主要的目标，因此剔除管理者不可控因素的管理者业绩评价与激励机制应紧密联系。一方面，业绩评价是实施激励机制的基础和依据,评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企业的价值。激励是为了使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于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评价是为了以此作为基础建立一套充分发挥管理者的作用的机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实现管理者自身的价值的到充分的体现，达到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双赢。

在成本存在的前提下，对于管理者的业绩评价不仅要考虑对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成果进行衡量，而且也要关注对管理者的经营进行监督付出的监督成本，再此基础上权衡管理者经营带来的净增加值，从而对管理者进行合理客观的评价，这是业绩评价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根据成本的内容，包括所有者对于管理者的监督成本，所有者放松其对管理者一定的约束，而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付出的成本，以及企业与管理者在目标执行中不可避免的分歧产生的成本，我们称之为剩余损失。根据文中作者的观点当管理者享有股权的份额可以激励其努力工作，降低成本，那么管理者持股不失为一种合理有效的措施。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除管理者所享有的工资，企业对于管理者支付的成本即为管理者的收益，可以以此分类，来分析对于管理者的激励因素。并且权衡成本中各个支出特别是前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以此来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的激励。

总之，成本的存在是企业对于管理者业绩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而也影响了激励机制的设置。充分运用理论的相关原理，设计业绩评价体系与激励制度，将对企业的运作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苹莉宁超:关于管理者业绩评价的思考，会计研究[J].2000.10.

[2]支晓强:如何选择业绩评价标准——兼论业绩评价在激励机制中的作用，会计研究[J].2000.11.

[3]谢德仁:经理人激励的潜在业绩基础：基于股东价值创造链的分析，会计研究[J].2003.12

[4]池国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系统研究，会计研究[J].2003.8.

[5]谢德仁:《经理人激励的业绩基础选择: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会计研究[J].2004.7.

[6]周仁俊喻天舒杨战兵:公司治理、激励机制与业绩评价，会计研究[J].2005.

理论管理论文例8

财务咨询从理论上说是管理咨询的一种，剖析财务咨询的内涵首先要深刻理解管理咨询的涵义。咨询，传统意义上讲是指征求别人意见、求助于人或给人出主意、提建议、定计谋之意。管理咨询既可以被看作一种专业服务，又可以被视为提供实际咨询和帮助的一种方法。对管理咨询较为权威的定义是：“帮助管理者和组织，通过解决管理和经营的问题，鉴别和抓住新机会，强化学习和实施变革以实现组织目的和目标的一种独立的专业性咨询服务。”

目前，财务理论界较为明确地提出的财务咨询的概念是：“财务咨询是指具有财务与会计及相关专业知识的自然人或法人，接受委托向委托人提供业务解答、筹划及指导等服务的行为。”笔者认为，财务咨询的涵义应当是十分宽泛的，无论是接受委托提供专业服务的财务咨询，还是从属于全面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附属性财务咨询，都应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将财务咨询大体定义为：咨询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专业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为客户、投资者等服务对象提供的有关资产管理、证券投资等财务方面的管理咨询服务，即一切有关财务的咨询服务活动都是广义上的财务咨询。

二、财务咨询的理论地位和功能

理论上，财务是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在“大财务”的框架下，财务理论体系可分为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家庭财务，这主要是基于财务主体及其特性的不同划分的。从另一角度，可将各财务主体（国家、企业和家庭）的理财活动按其业务性质分为自主理财和委托理财。其中，自主理财又可分为自主决策理财和咨询决策理财。同时，自主决策理财也非真正靠自己的能力单独决策理财，财务咨询常常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培育着理财主体自主决策的能力。因此，财务咨询在财务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随着管理咨询业的独立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新兴行业，以及大量专业财务咨询公司的不断涌现，更加凸显了财务咨询在实践方面的重要地位。

财务咨询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对企业、个人理财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具有以下功能：

在宏观方面，财务咨询可以引导理性投资，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财务主体尽其所能追求财务利益最大化，但由于会受到信息、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财务行为难免会出现盲动性、滞后性，这不但会造成财务主体利益受损，而且对国民经济产业整体协调发展非常不利。财务咨询服务于微观经济主体，弥补其能力的不足，减少其决策的失误，客观上减少了投资者的盲目性，校正了市场反应的滞后性偏差，有利于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国内企业将直面全球竞争，财务咨询将是企业在低效的管理水平和有限的人力资源条件下，提升财务运营能力、综合管理能力、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其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在微观方面，财务咨询可弥补企业、个人等财务主体自身知识结构、运营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有助于解决经营和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财务咨询专业人员可以为客户鉴别、诊断和解决财务各相关领域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客观、专业的分析，帮助客户识别并抓住各种新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财务咨询给客户提供了一个认识、学习财务知识技能的机会，对于提高客户能力、促进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财务咨询的业务定位与基本分类

财务咨询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咨询业务既包括实物性资产咨询、证券性资产咨询，又包括财务主体筹资、投资及日常管理等业务咨询。具体地，在国外，财务咨询业务通常包括财务估价、经营资金与流动资金管理、兼并与收购、投资项目分析、会计制度设计、预算控制、外汇管理等；在国内，财务咨询业务通常包括设计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会计电算化实施战略、财务分析、代拟经济文书、培训财务会计人员、记账、税务服务、个人理财帮助、资产评估、投资咨询服务等。

客户所需咨询业务性质不同，决定了各种财务咨询的服务目标、服务方式等方面必定存在差异，由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财务咨询类别。就目前开展财务咨询业务的现状而言，财务咨询按业务性质、服务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行业投资评价型。该类财务咨询类似于会计师事务所等提供的社会鉴证业务，咨询服务的目的是提供客观的、不带有利益色彩的建设性观点。专业咨询人员以调查、搜集的数据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并根据现有分析对未来做出预测。并且以诚实、专业服务为基础，恪守“三公”原则，即不卖产品，也不推进部署，只是提供独立的分析。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一般由专业性的财务咨询公司开展。

2.财务整体服务型。该类财务咨询侧重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的服务，获取由于出让知识、脑力劳动而应得的利益回报。专业咨询人员主要提供一整套有关企业、个人财务运作与管理的规划、策划等服务，十分注重市场细分化差别，在提供整体服务的条件下强调业务领域专长，根据企业、个人需要，可以量身定做方案并提供贴身服务。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一般由专业财务公司、综合性管理咨询公司、证券公司及部分提供咨询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开展。

3.附属增值服务型。该类财务咨询的目的是扩大主营业务，专业咨询人员运用一系列理财工具，为客户提供专业、全面的财务分析和理财建议，并兼顾产品销售。该类财务咨询业务主要由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个人理财中心”等部门提供。

四、证券投资咨询

财务咨询涵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证券投资咨询作为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对广大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还是对资本市场的发展，都影响重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建立之初就产生了投资咨询业务的萌芽。1920年，全球第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证券投资咨询业也便开始发展起来。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正式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证券市场初步建立时便已经起步，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行业。

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咨询业蓬勃发展起来。目前，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证券投资咨询业呈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咨询业务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并存，二是咨询业务的专业化与全面化两极发展。在此两大发展趋势的影响下，我国证券投资咨询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困扰证券投资咨询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咨询业务的客观、独立，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等。

理论管理论文例9

当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学即关于治理城邦的学问，国家的起源、政体、国家的组织和管理等从那时起就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古代希腊的然哲学认定宇宙有自己的规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过程，城邦的法则与自然法则相似，“整个希腊政治学说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3]但实际上人为因素使城邦的运行带有许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个难题：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4]

希腊时代的的家政（即经济）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隶、主人组成，家庭活动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经济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腊在城邦层次基本上没有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以家庭为单位。当时只有初步的政府通过管理促进经济的思想，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从城邦国家的角度探讨了经济问题，认为城邦可在促进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他建议对侨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给给予照顾，以吸引更多的人来雅典。这样不仅可以增进雅典城邦的收入，给城邦国家带来财富，还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处于雅典的统治之下。[6]他还在《经济论》（Oeconomicus）中主张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进外贸发展。色诺芬推崇农业轻视手工业，“农业是其他技艺的的母亲和保姆，因而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7]在西方最早把农业放在产业基础上的思想家，被认为是近代初期法国重农主义的来源。色诺芬的主张可以说是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尽管如此，《经济论》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腊明确和集中地阐述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是柏拉图[9]。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勾画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财产所有制、家庭构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来。柏拉图把私有制与理想国家对立起来，认为私人拥有财产会妨碍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张在统治者和保卫者两个阶层中不应有任何私有的东西，妻子、儿女、家庭等都应是共有的，“因为他们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这使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图看到所有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提出用公有制来纠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认为是近代政治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柏拉图还主张儿童的抚养和教育由国家负责，这可能是关于国家公共职能的最早探讨。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正义体现于秩序之中，个人按上天赋予自己的品质，遵照分工，各尽其职。“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1]从个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为个人单靠自己无力达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满足个人多方面的需要。国家以社会分工体系为基础，他把居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保卫者、生产者，强调一切经济和非经济的活动都受到分工等级的严格规定。“这套分工体系完全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国家的效率、国家的和谐与秩序来考虑构思的……人都是机械被动的国家的工具，象砖头和螺丝钉，被固着于国家整体结构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观点，在柏拉图这里，国家不仅是统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人们在其中可以互换劳务的机制，国家既有政治职能，也有经济职能。

柏拉图考察了希腊城邦政体的演变，提出政体循环的规律，并进而指出了政体变革的动力，认为“从寡头政治到民主，从民主发展到（一个人心所向的领袖的）僭主政治，这一切发展过程的根源是变动，是经济变动。”[13]因此柏拉图又是西方历史上最早发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对理想国家的人口规模、产品分配、婚姻制度、财产制度、政府的组成和产生办法都作出了规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构想。[14]从现代的意义上，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15]的国家学说从论证个人不能离开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张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把个人与城邦比作四肢与全身，一旦全身被毁，手或足也无法独立地存在。因此国家高于个人，个人应服从城邦。接着用目的论来论证国家的全面功能，他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善业，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最高最广的善业，即使城邦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适量的财产、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

亚里士多德谈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时，是从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入手的。他认为国家是家庭(oikia)的联合而成的，希腊文oikia是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包括从属于男人的女人和从属于主人的奴隶。[16]家庭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对国家的管理从对家庭的管理开始。管理城邦须首先研究管理家务，家务管理的对象是奴隶，国家管理的对象为自由人，“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17]家财的运用是家庭内部的事，属于家务管理，但个人获取财产的途径和额度则需要城邦国家的监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经商的方式无限度地敛财。“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这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18]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务的道理是一样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敛财富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义，正义的含义是“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19]

亚里士多德是众多学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学科分类中还没有经济学，有关经济（家政）的管理放在伦理学中，他认为伦理学是关于小善——个人的善的学科，政治学是关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学科。管理活动兼有政治与经济的内容，管理国家与管理家庭的区别在于其所依据的“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0]除了平等的正义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谈到了分配的正义，这也涉及经济问题。在探讨交换的正义时，提出了反垄断的观点，并试图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政体是一种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亚里士多德没有独立的经济学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21]

二政治经济学在近代出现经济学在近代形成，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学在国家问题上有重合，政治学和经济学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角度研究国家，经历了从推崇国家到限制国家的观点演变。

1近代早期推崇“强国家”欧洲中世纪是神权的一统天下，对世俗国家的职能也有所涉及，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探讨过国家在形成公平价格时的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在西方崛起后，他们的任务是争取政治权力，以维护个人的权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权力和民族国家，抬高国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强调中央集权，“强国家”的主张流行。这个时期政治学高扬国家的地位，经济学则关注国家如何获得财富，以应付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战的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干预。

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学说中，从“人的眼光”（马克思语）出发是当时的主流思潮，思想家们以人为出发点，强调国家在保卫个人财产和权利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马基雅维利[22]，面对诸侯割据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国家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主张强化国家权力，认为国家并不象古代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以“善”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维护统治权为核心。为了保持国家的权力，君主的行为不受道德的约束，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财产是国家的基础，国家必须设法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马基雅维利后一个观点又隐含了限制国家行为的意味。“马基雅维利力图揭示社会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发现一种国家形式代替另一种国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问题、统治者的权力同人民的关系问题……”[23]这种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国家被认为是实现和保护人的天赋权利的力量。

西方的经济学在近代形成的时候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史称古典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首次把经济整体的效果评价问题和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认为经济的目标是增加财富，国家的任务是保证财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政治学都关注国家问题，政治学从保护权利的角度研究国家，经济学从财富增长的角度看待国家。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在16、17世纪的代表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理论。

重商主义没有把生产当作财富的源泉，而是把商业当作增加财富的途径。重商主义把促进贸易的发展看成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任务，认为国家必须设法增加自己的财富，财富的内容是由金银铸成的货币，货币的多寡是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一旦离开自己的手，就意味着财富的损失和国家的贫困。聚敛货币收入只能通过商品交易，不断地贱买贵卖。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观点是增加国家财富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他们认为国内商业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货币量，不过是国内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国家的财富没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贸中增加的货币量要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作为货币的金银才能流入本国。由于西欧国家的金银储量贫乏，积累金银主要得自对外贸易，依靠扩大对外出口。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主张国家的干预是国家致富的保证，重商主义把增加财富当作国家的主要功能，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的是获取金银。为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以扫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认为封建割据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国家强大的障碍。实行重商主义的西欧国家利用中央集权政府，采取了统一国内关税的政策，这与当时强调集权，扩大国家权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实行国家保护主义，重商主义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国家还应保护工业，扶持手工工场的发展，以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国家限制货币输出和商品进口，鼓励出口和货币输入。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增加货币（金银）财富，西欧许多国家都颁布法令，禁止货币输出。以外贸中的顺差来保持货币（金银）输入本国。托马斯·孟[24]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30）一书中把商人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商人肩负着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25]重商主义还主张殖民扩张，壮大军队，以保证货币财富的不断流入着重于商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法国重商主义者柯尔培尔（1619-1688）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国家并不是指大众国家，而是属于君主。尽管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26]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是是出现于《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国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学哲学家认为，国家应当为其人民的经济福利负起责任，两者是必然相联系的。国家的财富仅仅从属于君主——属于国王、王后，以及那些设计、资助、指导各种方案来积累外国财富，以便发动战争及增加其权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属于这个国家普通人的福利。”[27]从这点上看，重商主义与当时的政治学说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接近，也正是法国学者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务管理扩展到公共行政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加进了政治含义。[28]

法国的重农学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义的经济学鼻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首先也是来自他们。18世纪中叶法国的农业仍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农村还处于封建经济阶段，柯尔培尔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的农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国家的财源枯竭。以《经济表》（1758）一书闻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29]等人总结了重商主义政策把国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领域的的教训，重新提出以生产领域作为富国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哲学基础，重农学派的原文为Physiocrate,是由希腊文“自然”和“主宰”两个字组成，意指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秩序是上帝赋予的，人们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复苏经济的办法是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实现与自然秩序一致的办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结果会导向以最少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重商主义相信“建立在私人财产和政府权威基础上的社会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类幸福。”[30]重商主义在法国的失败原因在于违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张取消一切干预政策，对个人的和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实行放任政策。

2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随着资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学说的主题由为了保护天赋人权而争取建立国家变成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而尽量限制国家。突出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国家的权力成为主要话题。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稳固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这个时期不需要再强化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介入了，国家的介入被当作个人自由的一种阻碍。英国于19世纪中叶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其他欧洲大国也陆续开始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崛起，逐渐战胜封建残余势力和金融资产阶级，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主导阶级。产业资产阶级的功利动机更为明显，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润”，“快快发财”。产业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个人自由，特别是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他们认为国家是个“不得不要的祸害”，要求国家“远离”自己。

西方意识形态相应地由争取个人的权利转为维护个人的自由，“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突出强调个人自由，捍卫个人自由或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认为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是个人自由，即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个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由竞争。国家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31]个人开始“远离”国家，要求自由发展，经济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不需求政治权力的帮助了。国家是社会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观点代表了当时西方的主流国家观。

政治思想的基础也发生转变，功利主义原则取代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功利主义者注重认经验和感受，主张以事实为依据，反对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功利主义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判断政治制度的依据，主张在个人事务中，个人最有发言权。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不应干涉个人的活动。个人在有关自己的财产权问题上有最高的支配权，国家无权干预。国家的职能仅仅体现为保护个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围内，仅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有权干预个人活动。因此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功利主义者边沁[32]为个人权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学原则，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边沁认为社会利益由个单个人的利益总和而成，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会自然地得到增进。他用功利原则来评价国家，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这个时期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3]

经济学中出现反对国家干预的主张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4]被公推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国富论》（1776）被当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国富论》的第4篇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义，其主要倾向是反对国家干预主义。亚当·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人皆有“交换倾向”，以利人之物来换取利己之物。满足人的“利己心”的途径是经济自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如果每个人都想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结果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亚当·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特色还在于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收入是全部个人收入的总和，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35]在他们行事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其结果却比任何机构或个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时要好。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个结果是在个人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的，它使人们“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由竞争越充分，价值规律越起作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越能一致。在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中，亚当·斯密“实际上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36]这一条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关于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假设面对的是一个有序的社会，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即那些对个人极为有益，却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群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无法从受益人处征收足够的费用，以抵销其成本，比如国防，所以私人不会自动提供。再比如法与秩序、社会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项任务是反对垄断，“独占是良好经营的大敌”，给予个人充分的经营自由才是符合“正义的法律”的。“斯密向他们提供了适合他们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并为自由企业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37]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职能的观点也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政府观的出发点，在他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现实，“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后期及十九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38]

18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39]等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经济学为题目展开自己的学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卷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接受重农主义的“自由秩序”主张，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认为个人利己行动的极大化会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解释市场如何在没有详细的政治指导下运作……证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场之功能与政治指导无关。”[40]亚当·斯密经历“从重商主义向流行的经济民主主义转变的同时，也伴随着从专制主义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转变……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41]

斯密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题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发现当时条件下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得出了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将导致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大阶级的对立。李嘉图也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并把之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认为分工和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尽管李嘉图把制度问题列入政治经济学，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种更人道的制度为目标，但他与亚当·斯密等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问题。

三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镖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42]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43]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44]史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45]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46]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47]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48]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49]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50]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51]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52]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53]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Friedman)、卢卡斯(R.E.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54]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Coleman)等。[55]

曼瑟尔·奥尔森[56]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W.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57]。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58]，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59]、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60]《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Economics(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61]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62]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63]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64]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65]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66]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67]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68]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69]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70]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GulbenkianCommissionontheRestructuringoftheSocial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71]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72]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73]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74]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75]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76]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77]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注释:

[1]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3年版，上册，绪论，第6页；country一词在政治学著作中一般汉译为“国度”。

[2]（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上册，第33页。

[3]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33页。

[4]（美）肯·米诺格：《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5），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有《居鲁士的教育》、《希腊史》、《远征记》等著作传世，还有一些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体著作，

[6]参见陈孟熙主编：《经济学说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7]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版，第18页。

[8]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著《政治哲学史》中有“色诺芬”一章，但只在其中个别地方提到色诺芬的Oeconomicus(中译本译为《财源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第93-126页。

[9]Plato，公元前427-347，古希腊思想家。

[10]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年版，第201页。

[11]柏拉图：《理想国》，第154页

[12]丛日云：《西方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13]（美）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91页。

[14]参见（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1年版，第145-7页；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4页。

[15]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

[16]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3卷，第968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5年版，第19页。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1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53页。

[2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21]《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3页。

[22]Nicollo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23]（苏）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9年版，（上），第135页。

[24]ThomasMun,1571-1641，英国经济学家。

[25]参见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1页。

[26]AntoynedeMontchretien,1575-1621，法国经济学家。

[27]（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11页。

[28]《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29]FrancoisQuesnay，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

[30]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549页。

[3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32]JeremyBer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3页。

[34]A.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3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4年版，下卷，第27页。

[36]（美）保·海纳：《权利·自由·乡镇自治》，中译文见《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6页。

[37]（美）保·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下）第1275页。

[38]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39]DavidRicardo,1772-1822,英国经济学家。

[40]《宪法经济学》，中译文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335页。

[41]（美）罗.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第13页。

[42](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474页。

[43]AlfredMarshall，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

[44]（美）弗·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中译本，1998年版，第26页。

[45]（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19页。

[46]（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6年版，上卷，第50页。

[47]（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21页。

[48]（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49]（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3页。

[50]（英）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见《凯恩斯全集》，第4卷，第291页；中译文见《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997年版，第317页。

[51]P.A.Samullson，1915-，美国经济学家。

[52]ThorsteirnVeblem，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mons，1862-1945,美国制度经济学家；GunnarMyrdal，1898-，瑞典经济学家。

[5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3页。

[54]丹·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2年版，第5页。

[55]JamesM.Buchanan，1919-，美国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主要著作有《贸同的计算；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与戈登·塔洛克合著）;《民主财政论》(1966)；《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1972)；《赤字下的民主》(1977)；《自由、市场和国家》(1966)等。G.Tullock,主要著作有《官僚制的政治》（1965）。AnthonyDowns，代表作为《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W.A.Niskanen，代表作为《官僚与代议制政府》（1971）。K.Arrow，代表作为《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

[56]MancurOlso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曾任公共选择协会会长（1972-1974），美国经济协会会长（1986），以及其他若干学术头衔。

[57]D.North，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合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R.Coase，主要论著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1960）、《企业、市场与法律》。H.Demsetz，主要著作有《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1982）等。

[58]这里的“政治的经济学”指的是PoliticalEconomy或PoliticalEconomy,，目的是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区分。

[59]D.A.Hibbs，与Fassbender,H.合编：ContemporaryPoliticalEconomy,(1981)美国经济学家，著有。W.D.Nordhaus，美国经济学家，著有《经济学》（与萨缪尔森合著），为再版了十几此的大学教材。JamesE.Alt，美国经济学家，著有ThePoliticsofEconomicDecline,(1971).K.AlecChrystal,美国经济学家，与JamesE.Alt合著：PoliticalEconomics,(1983).

[60]《新帕格尔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第968页。

[61]（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版,第554页。

[6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5页。

[63]刘德厚：“‘经济政治’范畴分析”，载《经济评论》，1994年第2期，第6页。

[64]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第26页。

[65]（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475页。

[66]（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2页。

[67]参见（美）罗·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8页。

[68]《比较政治学理论》，第14页。

[69]DavidEaston&,DevelopmentofPoliticalScience:ComparativeStudies,Press,1991.chapter12..

[70]（美）卡·爱·索乌坦：“什么是新论？”，载（美）斯·L·埃尔金和卡·爱·索乌坦编：《新论》，三联书店中译本，1997年版，第13页。

[71]（美）伊·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49页。

[72]（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5页。

[73]（美）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译本序言，第5页。

[74]（美）格林斯坦等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第96页。

理论管理论文例10

1.1项目的界定“项目”的提法由来以早,建筑业及军事领域最早运用项目管理的工具和方法。项目的定义有多种,但都围绕着项目的基本概念而归纳的。ISO10006中规定项目为“具有独特的过程,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由一系列相互协调和受控的活动组成。过程的实施是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包括满足时间、费用和资源的约束性条件。”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在MBOOK给出的定义为:“项目是为了完成某一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而作的一次性努力。”德国国家标准DIN69901定义项目为“项目是指总体上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唯一性的任务。(具有预定目标,具体的时间、财务人力和其它限制条件,具有专门的组织)。”

1.2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特点建筑工程项目一般具有下列特点:(1)复杂性程度高,建筑工程造价高,参与人数多,利益相关者多,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都比较大,时间长,所以相对于其它的项目而言,其复杂性程度高。(2)项目进行中不确定性程度大建筑工程项目复杂性高,受外部环境影响大,如天气、原材料价格、政府法规变化、周边社会关系等较容易影响项目进程;项目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如业主、监理、总包商、分包商、供应商、政府监管机构,变数较大;加之项目自身建设进度也在不断进行,其不确定性程度高,管理过程应牢牢把握渐进明细的特点。(3)建筑工程项目目标较易明确,多实行目标管理,目标相对稳定建筑工程项目较之其它技术开发项目,目标较稳定,建筑工程项目化管理已实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所以项目目标一般明确,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也多数采用目标式的责任承包管理。(4)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方式正由粗放型向现代项目管理转变建筑工程项目实行项目管理多年,但与国外先进的管理尚有一定差距。

2.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2.1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发展1988年我国开始学习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进行工程施工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应用试点。在建设工程施工中实施项目管理是指从事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企业(简称工程项目管理企业)按照业主的要求和委托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协议要求,代表业主行使对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组织实施建造过程进行全系统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控制和服务。工程项目的管理企业是不直接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企业签订合同,但可以按合同协定,代表协助业主与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供货、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和整个工程项目的实施。

2.2我国现阶段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我国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工作的全新项目管理模式,以及逐渐过渡到项目管理规范化的出台到全新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人才执业资格的配套发展深化,使得项目管理工作在中国从单一到综合、从综合到系统,从系统到全过程,形成自成一体的管理科学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探索、实践、提高和完善,发展到现在无论从理论体系的研究深度还是实践应用的广度看,都已形成固有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决定性地位,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惯例接轨在行业中的体现,是中国建筑业改革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浓缩和升华。(1)“代建制”管理模式代建制,即政府投资项目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组织实施工作,项目建成后交付各使用单位。它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方式在政府投资项目上的一种具体运用和管理制。代建期间,项目管理企业按照合同约定代行项目建设的投资实施主体职责。(2)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运作模式工程总承包实际上也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施中的一种运作模式。建筑业当前推行工程总承包其目的主要是克服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相互制约和脱节的矛盾,实现从勘察设计到采购施工一体化工作的有机结合,并通过社会人才资源整合,进行整体统筹安排,优化设计方案、合理深度交叉,有效地对质量、成本、进度和安全进行综合控制,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缩短工期,降低投资,保证质量,确保项目投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达到投资者所期望的最佳目标。这也正是项目管理工作所要求的真实内涵。工程总承包的定义,从广义来说,就是下面设有分包的单位。具体讲就是总包企业接受业主或发包方的委托,按合同约定完成某一项工程,并对该项工程的成本、质量、进度、安全等要求和目标实现负全面责任。总包可以将合同中的部分工作分包给分包单位,但对分包所负责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建设部《关于积极培育和发展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我们应当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深化,站在行业规范化管理和前瞻性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理解并认真贯彻落实。(3)工程咨询企业从事建设项目管理服务的运作模式由于我国建设行业的工程咨询管理企业发展缓慢,为了缩短与跨国公司在项目管理上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建设部在2003,年出台《尽快培育和发展一批项目管理企业指导意见》后,又于2004年出台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项目管理企业的资质、业务范围以及具体要求。一方面从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服务与承包的角度规范了企业行为,提出了项目管理必须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

3.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上的现状

3.1工程项目管理程序中缺乏执行控制所谓在建设程序中的各阶段(包括建设建议书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工作阶段、建设准备阶段、建筑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中,建筑管理执行者通常处于一种非主动性位置,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建设的核心部门核心建设执行者的组织性及主导力量。

3.2工程项目人力资源选择配置欠缺一般在施工阶段是整个项目的建造实施过程,项目管理队伍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关键的建设要素,决定着整个建设项目的建造实施。并且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平台上,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整体水平比较落后、劳动资源模式比较传统,流动性以及各种不定因素造成配置混和。缺乏项目部门的团体学习提升,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实施。

3.3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力不足项目经理在建设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重要的管理人才,处于中坚地位。他主导整个项目的发展,是项目各种需求的集中交汇点和执行点。但在现阶段的项目经理大多数所执行的管理机制不顺畅,竞争意识淡薄;管理水平低下,模式落后;缺乏国际承包经验、高素质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以及有技术、懂法律、会经营、通外语的复合型管理人缺乏。

4.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创新管理体系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变的环境中,我国工程项目管理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与挑战,有了不同以往的各种发展趋势。同样建设施工项目管理也应该在管理体系上更加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更加能够面对新世纪工程建设新的高潮来临。必须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总结项目施工管理取得的新进展、提出符合建设施工管理的创新体系。超级秘书网

4.1积极建立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管理法人责任制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是可以从源头上有效地控制工程管理执行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是在宏观调控下,先有法人,后进行建设,法人对建设项目筹划、筹资、以及实施管理过程中建设直到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全方位的负责制,按国家规定法人享有充分的自,并对法人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制度和奖惩的制度。

4.2严格控制项目施工阶段的工程投资建设项目施工阶段,是按照设计思想具体组织施工建造的实施阶段,是要把设计付诸实现的执行过程。施工阶段工程投资控制是把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在承包合同价或投资估算内,并力求在规定的工期内生产出质量好、造价低的建筑产品。按照管理要求进行施工、选择承建分包商,优化施工组织设计、选择最佳的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人力资源与使用建设资金,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处理好工程索赔。

5.结束语

工程项目管理在工程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工程项目的成败。作为建设工程的有效管理资源,将成为建设项目的发展途径。通过完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对工程项目的工期、投资等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创造出较好的社会、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