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1

学生会成员的素质决定着这个队伍的素质，加强学生会成员素质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在新一年度中，我会配合好左晨晓主席做好学生会成员素质的提升工作，同时更做好编辑、宣传两部门的成员素质提高。

1、完善学生会部门规章制度，使学生会13部(处)按照标准一致的部门制度，奖赏一致。

2、实行"每周例会"制度，编辑部、宣传部两部门实行每周例会制度，并要求做好会议记录，提高例会的效率，实现办事高效率。自己并会不定时参与两部门的例会。

3、我会引导编辑宣传两部门多次进行部门的沟通交流，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召开两部门共同会议，举办活动，聚餐等多种途径增进两部门的交流，增强两部门的交流与合作。4、宣传部主要负责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编辑部则会承办一些部门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工作中，要进一步增加活动组织奖赏制度。

二、加大初期培训，注重新干事的培训工作

编辑部、宣传部的纳新工作已经结束，前期工作也已经在有条不紊的开展中。宣传部、编辑部是学院学生组织中仅有的对于从事文字编辑工作的部门，培训工作必不可少，两个部门的前期工作也主要以加强内部成员的培训为主。一年中，我会时刻关注编辑部、宣传部两部门的新干事的培训工作。宣传部、编辑部两部门的培训工作中，我会引导两个部门开展工作。

1、前期的培训工作中，首先要让每个干事了解本部门的日常工作，让每个人熟悉各类总结、各种新闻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新闻、总结写作方面的不同之处，通过往年的具体的优秀新闻、总结进行具体的讲解。

2、在理论培训工作开展的同时，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时进行"模拟训练"，让他们实际动手去写。将干事分配到部长、副部长手中，实行"结对子帮扶导师制"政策，针对干事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纠正和面对面的指导。

3、在"模拟训练"完成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要进入"实战演练"阶段。将平时简单的日常工作分配到每个人手中，让干事配合完成，在相互交流与讨论中，提高业务水平。

三、做好基础工作，打造学院精品活动。

学生会宣传部、编辑部的工作直接或简接的决定着学院一年来的工作质量。学生会宣传部负责着数学科学学院三大学生组织的活动、学院领导出席活动等学院活动的对外宣传工作。编辑部负责着学院活动的总结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力争：

1、学院宣传工作做出成绩。会积极与校外媒体进行沟通，让外界及时了解学院工作的最新动态，向外界宣传聊大数科院的精神风范。

2、编辑总结写出创新。编辑部要进一步加强创新力度，是我院总结编辑工作再上台阶，为我院在基层团支部建设、科技文化艺术节、挑战者杯等活动中争先创优，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院的活动只有打造出活动品牌，方能做出数学科学学院活动特色;只有加强学生活动的品牌意识，才能策划出优秀的学生活动;只有站在广大数学学子的立场上，才能举办出深受学生喜爱的活动。

1、延续往年优秀活动品牌，举办"第四届数字读书节"、"第二届读书交流会"等读书推荐活动。在图书推荐书目上进行创新，使所推荐的图书能更好的为广大学生喜爱。

2、编辑部在举办征文活动时，确保征文主题的选择适合时宜，适合学院需要。

3、加大活动创新力度，我们编辑、宣传部门会根据社会热点进行活动设计。

四、加强对外交流，促进组织开展对外合作。

新一年度中，学院内三大学生组织应该积极组织交流与合作，一起描绘数学科学学院的美好明天。学生会也应加强与其他学院的交流与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更好的为数学科学学院服务。

1、我们会积极与校级学生组织搞好交流，配合好校级组织的工作，认真并高质量的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

2、我们会与学院内社团联合会、宿舍自律委员会搞好合作。三大组织一起携手共建数学科学学院的学生组织，一起描绘学院美好未来。

3、我们会与其他优秀学院开展座谈交流会，借鉴其他学院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组织内的自我检查与自我改正。以便更好的为学院服务。

五、积极筹备学校活动

基层团支部建设活动月，科技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挑战者"杯等活动，是展现我院成绩的重要平台。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2

随着出版企业体制改革的完成，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成为迅速启动的“第二步改革”，这步改革不仅需要社领导班子的总体规划和研究部署，同时更需要出版社每个部门人员的建言献策、贯彻落实。为此，各部门都应进一步深化对本职工作的认识，不断探索改进，从而提高改革成效。

总编室（有的出版社称作“总编办”，是总编办公室的简称）是出版社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部门，有人曾把总编办比喻为“出版社的剂”，由此形象地描述了总编室工作对于出版社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工作中，笔者感到这个“剂”遇到的阻力还是相当不少的。例如，总编室的工作不像编辑工作那样有着明晰的从选题策划到出版完成的起始节点，工作成果难以量化，烦杂的工作中总编室人员缺乏一定的成就感，进而导致了工作的机械性，创新力缺乏；另一方面，有些编辑及有些部门人员也认为总编室的工作只不过是打打杂，签签字，开开单子等，所以当选题申报、书号下发、稿酬支付等工作在时间上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常会产生对总编室工作的不满。而当总编室在执行管理职能，如一些社内政策文件时，也常常不能得到充分理解，认为这是给出版发展增加束缚，往往需要总编室人员多次解释沟通才能勉强配合工作。

要克服这些阻力，除需要社领导对总编室工作给予充分的重视外，还需要编辑人员增加对总编室工作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需要总编室人员自身提高综合素质。正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言，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只有总编室人员本身的素质提高了总编室的工作才能更加有条不紊，真正对出版工作起到、促进的作用。笔者在此结合平日的工作内容总结了总编室人员应该具备的5种意识和8种能力，以求进一步促进总编室的工作，充分发挥总编室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枢纽作用。

一、总编室人员需具备的5种意识

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在意识指导下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做好总编室工作，首先要强调5种意识：

一是服务意识：总编室的服务对象非常广泛，对外包括作者、读者，对内包括编辑、营销等各部门，服务内容也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总编室人员在编务工作中时刻保持耐心、细致、周到，同时要加强主动服务的意识，例如平时注意收集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认真归纳分析，针对性地一些出版提醒、业内动态等，这样既有利于社内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更从总体上有利于塑造出版社的良好形象。

二是管理意识：虽然这种管理有时得不到编辑的理解，但总编室人员必须认识到“管理就是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管理中服务意识、服务态度的具体表现，是贯穿管理始终的”。对于总编室负责的出版环节，必须加强责任感，严格把关，不能轻易做老好人，台则就很容易让部门工作限于被动，使总编室的管理职能流于一句空话。

三是创新意识：总编室人员在烦杂的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提高创新意识，努力让工作充满活力，例如在向社领导提供各类出版信息统计时，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被动地提供某些数据、制作表格上，而应该先行分析，提升视角，尽力做到在向领导提供信息的同时阐明自己的分析结论，以加强参谋的作用。

四是大局意识：在与外界打交道以及与社内其他部门的沟通中，总编室人员必须时刻保持大局意识，对外与作者、读者和上级部门沟通时应大方得体，不卑不亢，时刻维护出版社形象；对内，在通知规定、作出行为之前一定要通盘考虑，注意细节，尽量做到条理清晰，理据鲜明，只有从出版社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有效地处理好各类矛盾和问题。

五是版权意识：管理版权业务也是总编室的工作内容之一，为此总编室人员一要加强版权贸易的意识，例如结合本社特色分析选取特色出版物，通过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等书展并加强对国外相关领域出版物的了解，以促进版权引进和版权输出工作；二要加强版权使用和保护的意识，加强著作权知识的学习，在维护本社出版物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能做到合理使用其他相关作品，这点在版权问题较为突出的数字出版形势下更为重要。

二、总编室人员需具备的8种能力

在实际工作中，仅仅具备正确的工作意识还不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正强调了客观能力对人们达到行为目标的重要性。综合分析总编室的工作内容，笔者认为总编室人员还需具备以下8种工作能力：

一是政策学习能力：负责编务的总编室工作是一种政策性很强的编辑组织管理工作，总编室人员应认真学习出版行业的各类文件法规，理解透彻并能对编辑在出版过程中提出的疑难问题给出权威的解答，而不能似是而非，让编辑无所适从。

二是制度建设能力：国家有关出版的成文法律法规通常具有普适效力，而每家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则多种多样，新情况也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总编室人员平时应注意积累，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及时对社内相关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并建立健全各类流程管理、质量保障体系，如在《国家标准实施办法》和《音像电子出版物专用书号管理办法》后，应及时对以往电子音像出版物书号申领程序做调整，以便让编辑们充分了解流程，保证电子音像出版物的正常出版进度。

三是文件处理能力：作为出版社对外联系的一个窗口，总编室常常收到上级下发的各种调研通知、活动通知等，对此，需要总编室人员具备高效的文件处理能力，包括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通过与社内各部门的联系，深入了解社内相关情况，统计分析有关资料和数据，形成书面报告，正确而全面地向上级汇报，以便行政部门对出版社整体情况形成全面而不失细致的认识，进而制定宏观政策予以指导。

四是选题分析、跟踪能力：总编室承担着全社选题整理、分析、上报的任务，选题计划体现了整个出版社的出书结构、品牌特色，对于每一次的选题申报，总编室绝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汇总相加，而应对选题的整体结构进行详细分析，例如在区分出教材类、学术专著类、大众类、重大选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哪些有做成长线产品的可能，哪些具备申报项目、奖项成为重点产品的潜力等，这样在出版社选题论证会上就可提供一份材料翔实而又让人一目了然的选题计划分析书，便于社领导有的放矢地高效论证，掌握选题动态，把握出书结构。在选题报批后，总编室更要对其中的重大、重点选题及时予以跟踪，加强监督管理，提高选题实现率。

五是组织协调能力：“曾经有出版社在某种图书上出现重大的政治性失误，在追查责任的时候，竟然发现，二审、三审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要求妥善处理，结果责任编辑竟然没有处理这个意见就发稿了，后面的环节也就疏漏过去了。试想，如果我们总编办负责发稿的同志能够仔细检查三审意见的落实与处理结果，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正如这里所说的，总编室的日常编务工作潜移默化地体现了协调能力，这种协调能力并不是单纯机械地推进流程，而应是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审核协调；而除了日常编务工作以外，各类社级项目、奖项的申报组织更对总编室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项目评估，认真填报申请书等等，其中涉及与编辑、专家、营销部门、出版部门的协调以及向上级主管部门的咨询等工作，在这类工作中，总编室人员如果考虑不全面，没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常常会引发部门之间的不满，甚至导致责任互相推诿，进而阻碍项目申报和实施的进度。

六是综合的信息分析能力：当前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使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之一，对于出版业来说，获得高质量的信息成为选题策划创新的起点。编辑需要敏锐的信息捕捉能力，身处编务工作枢纽部门的总编室人员更需要综合的信息分析能力。就此“总编室要变被动为主动，想社领导和编辑部门之所想，进一步增强信息统合、分析职能，准备多层次、多渠道的分析报告，这样才能更好行使建议权和引导权。”这种综合的信息分析能力既包括纵向上对出版界政策文件的上传下达，也包括横向上对业界动态、热点问题的研究整理，同时还包括搜集和本社出版工作相关的信息，加强社内信息反馈改进工作等。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建社五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的办社理念，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高校文科教材，在读者中、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对于人大社较为完善的品牌链条来说，较高的出版质量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多年来，人大社始终秉承质量是品牌生命的信念，通过搭建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为出版社实施品牌战略保驾护航。

一、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工作，搭建完备的质量管理保障体系

人大社领导队伍历来重视出版物的质量管理工作，并形成这样的共识——出版物的质量应该是综合质量，既包括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内容质量，也包括出版物的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装质量。因此，抓质量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质量管理保障体系，需要有制度、有措施，人人参与、重在防范、确保落实，才能保证推出高质量的出版物，打造出版精品。

1.制度优先，于法有据

在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方面，人大社重点强调两点：一是力求规范，所有规章制度都要于法有据，都要与国家的有关规定接轨；二是结合出版社实际情况，力求实效，不搞花架子。规章制度不在烦琐，而在便于理解和执行。比如，目前国家对出版物质量只规定了合格与不合格两种情况。人大社为鼓励员工实现更高的质量目标，又将合格产品细化为优秀、良好、合格三个质量等级：合格标准与国家规定相同，而优、良标准则定得更高，社内依此也对达标者予以不同的奖励。

人大社依据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图书质量管理的意见》等相关重要的规范性文件，结合本社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和办法，并严格执行。主要有：《编辑加工基本规范》《书稿三审制规定》《书稿校对质量管理办法》《关于各分社设立质量管理员的规定》《关于编外审读员管理办法的规定》《图书质量管理办法》《关于出版物质量管理的规定》《关于封面、扉页和版权页各项责任的规定》《关于核红样检查项目的规定》《付印样通读检查制度》《成品书质量检查制度》《关于装帧设计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关于图书印装质量检查项目的规定》《关于实施图书印装质量动态监控办法的规定》，等等。近年来，为了适应出版社改革发展的需要，人大社及时对有关规章制度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比如，2006年又制定了《图书印装质量评价表》，建立了一套图书印装质量评价体系，对图书印装质量进行更加严格、全面、公正的检查。2011年12月，为保障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出版物质量，人大社又专门制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点图书生产管理办法（试行）》。

2.细化分工，明确责任

规章制度要落到实处，最终都要靠明确的分工，将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人大社就成立了质量管理领导小组。作为出版社实施质量管理的决策机构和领导机构，组长由总编辑兼任，常务副组长由副社长（副总编）兼任，成员包括了总编室、质管部、出版部的相关负责人。领导小组对全社质量管理工作负全面责任。其主要职责包括：根据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政策法规，制定本社的质量管理方针、政策和质量目标；抓好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为基础的质量教育工作；领导、组织、协调和检查本社各部门的质量管理工作；决定本社图书质量评优工作及奖励办法；对重大质量事故的处理作出决定。

在“领导小组”之下，各部门对图书质量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责任：

第一，质量管理部是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有出版社日常性质量监督的职责，对所有出版环节的质量管理进行监控。质管部目前有资深编辑五人，管理着三十多人的外审专家队伍，负责对重点图书付印样进行通读检查，对成书编校质量进行重点抽查，对所有图书印装质量进行普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作出奖惩评定。

第二，每个出版分社（中心）设立一至两名质量管理员，负责分社（中心）内部的具体质量管理工作，检查本部门图书付印样；所在分社部门负责人和责任编辑对稿件的政治质量、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负主要责任。

第三，出版部负责人和各责任印制员对图书排版、印刷、装订质量负主要责任。出版部设置专职质量管理员，直接负责对纸张和出版物的制作质量进行实时监控。

第四，美编室负责人和责任美编对装帧设计质量负主要责任。

3.奖惩分明，有力监控

人大出版社各项规章制度均明确规定了各分社、部门、环节、岗位的质量管理责任，一般都有相应的奖罚办法。出版物的质量与分社以及编辑个人年底的考核结果直接挂钩，与年终效益工资直接挂钩。对合作厂家的质量奖罚规定主要通过签订厂社协议的方式加以约定。每年年底，出版社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出版社合作厂家评估小组都要对各厂家的印装质量情况进行评比和评估，并两年颁发一次图书印制优秀奖和优良奖；对于印制质量较差的企业视情节予以一定的惩罚，直至终止合作关系。

二、强化流程管理，全面提升出版质量

没有质量就没有品牌和精品。品牌优先、精品战略、质量第一的理念在人大社已经深入人心。人大社通过对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装帧质量和印装质量各个环节的层层把关，对出版质量形成了全过程的立体化管理。

1.严把选题、组稿关，确保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内容质量

政治质量是出版物的灵魂，也是出版社的生命。人大社在出版物政治质量方面实行“一票否决制”，这一点既是员工的共识，也是出版社的铁律。出版社严格实行选题报批制度，严格执行重大选题备案送审制度。如近年推出的《学哲学、用哲学》（李瑞环著）、《改革、探索与发展》（李铁映著）、《传》（特里尔著）等社会影响极大的图书都严格履行了重大选题备案程序。

在强化政治质量的前提下，出版社对出版物内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人大社所有出版物在正式列入选题计划之前至少要经过三关：第一关是策划编辑的选题立项报告，要重点论证说明选题的政治质量和内容质量；第二关是出版分社论证，各分社必须组织相关领域内著名专家学者对选题和作品的内容质量进行严格审查，重大项目须采取组织专题会议或匿名评审的方式确定其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第三关是出版社选题审批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所有上报选题进行审查批准。

正是由于严格执行一般选题报批、重大选题备案送审、三级选题论证等制度，多年来人大社在出版物的政治质量和内容质量方面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为出版社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严把审稿关，确保出版物的编校质量

人大出版社严格执行“三审三校一通读”制度，以此作为保证编校质量的根本基础。出版社总编室负责对三审流程进行监控，重点审核三审人员的资质与三审报告的完整性，并对稿件付印样和三审报告进行分类存档。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大社发展十分迅速，2011年出版新书近2?000种，文字总量达到7.3亿多字。在这样的发展规模下，由总编、副总编三人对书稿进行逐一终审几乎没有可能。为了实现快速发展与保障出版质量的协调统一，人大社在落实制度的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改革变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实施总编辑委托终审的制度——由总编领导的编辑委员会在各分社部门内依据专业技术职称、编校经验、技能、业绩等指标的综合考评情况，聘任最优秀的编辑担任该部门的终审编辑，并颁发委托终审聘书。这些社聘的终审编辑能够对书稿进行全面审读，根据初、复审意见，对稿件的内容作出整体评价，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原有的终审功能，把终审制真正落到了实处。对于重点选题或个别终审人员有疑问的书稿，总编、副总编再增加一个审次，严格把关。同时，定期聘请专家对终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考核，并对终审人员进行必不可少的动态管理。

人大出版社对担任责任编辑的初审编辑向来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员工除了须通过总署统一考试获得执业资格外，还必须接受由社编辑委员会主持进行的业绩情况考评，考评合格由人力资源部备案，方可正式担任责任编辑。

3.严把生产关，确保出版物的印装质量

在继续强化出版物内容质量、编校质量的同时，出版物的印装质量也被放到突出的重要地位。出版部对印装质量负全责，实践中主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印前核片。出版物在付印胶片送达印刷厂之前，出版部有关人员须对胶片进行核查，严把付印前的最后一道关，一方面检查核改是否完全准确，另一方面检查胶片质量是否合格，检查出片环节是否发生错误。

二是印装工序。印装过程中要求各合作厂家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和标准操作。每道工序上下监督，下一道工序对上一道工序发生的质量问题有责任监督和纠正，否则将受到连带处罚。为充分保证读者利益，出版社不惜增加成本，要求重点图书、70克胶版纸以上图书或较厚图书必须锁线胶订。

三是材料采购。人大社历来对材料采购十分重视，专门成立生产领导小组进行监督管理。生产所用大宗纸张和装帧材料都须经领导小组批准，分社社长、策划编辑认可，由出版部对其性价比和生产厂家认真分析比较后确定。主要纸张材料要用知名品牌。对油墨、版材、胶订用胶、覆膜等材料的质量也都有明确要求。

四是样书送检。这是图书印装质量监管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人大社要求，凡一本书批量装订之前，必须先装35册样书送社出版部、质管部、分社和相关领导的手中，经各方检查没有问题后方可成批装订。

五是入库抽查。评价图书印装质量的好坏，仅凭几本样书是不够的，大批入库书的质量状况，才能真正说明问题。出版部每月都要到书库对当月入库的所有图书进行抽检，并将抽检结果以质量简报的形式每月通报给各印装厂。对于检查质量达到优质品级的，工价结算时上浮一档；检查质量不合格的，工价结算时下调一档，以此引导厂家重视质量、健全制度、整改问题。

在不断健全社内印装质量管理机构的同时，人大社也将管理的触角伸进合作厂家。从2003年开始要求各主要合作印装厂必须设立专门的质量管理员，对人大社出版物在出厂前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竭力防止印装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物流入市场。

三、提升编辑素质和编校技能，打造高质量的编辑队伍

制度再好，流程再规范，也要落实到人。多年来，人大出版社在编辑招聘、培养和培训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编辑招聘方面，由于人大社是一家专业性很强的出版社，自2003年开始，招聘要求新入社编辑必须为国内相关学科重点院校的毕业生，且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历。目前，人大社编辑队伍中有硕士156人、博士16人、在职博士7人，硕士学历以上的编辑占到了编辑队伍的80%以上。

在编辑培养方面，每个新编辑一入社都会由所在部门的终审编辑作为“师傅”指导看稿，直到被编辑委员会授予责编资格后方可独立工作。同时，出版社每年都要举办新编辑入职培训活动，安排社领导、社内资深编审和总编室、质管部、出版部等部门负责人授课，讲社史、讲法规、讲经验、讲案例，还邀请优秀编辑谈亲身体会，使新编辑从一开始就树立起牢固的质量意识和观念。

人大社鼓励并引导编辑不断充电学习，提升编辑的专业知识和编校技能。社内设员工培训课堂，举办编校技能大赛，组织相关编辑参加、总署组织的各种专业培训，并鼓励编辑“回炉”高校在职深造学习。其中，员工课堂除安排资深编辑对特定问题进行讲解外，还邀请、总署、兄弟出版社的领导来社解读政策、传授经验。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4

流程，韦氏大辞典的定义是“为达到预想的目标或产品的一系列有序和完善的步骤或操作”。

报纸的生产流程，就是一份报纸生产出来的全过程。笼统来说，它包括从纸张的采购，到新闻的采写编辑，再到最后的印刷等等前后相连的一系列环节。在这一生产流程中，采编流程居于核心地位。在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报纸生产流程呈现出不同特征，它们或被动跟随技术的脚步，或主动调整应对市场的挑战，不同报社的生产流程也有很大不同，甚至看起来各自处于不同时代。

与版面变革、组织结构变革一起，流程变革是中国报业嬗变、前进的缩影。

信息化浪潮下的流程衍变

告别铅与火：技术推动流程变革

历史的脚步永远不像钟摆那样均匀平衡。1987年，世界上第一张采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在《经济日报》印刷厂诞生，中国报业开始告别“铅与火”，到1993年，仅仅6年间，全国99%以上的报社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延续近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中国报业眨眼间跨入世界报业信息化的先进行列。

对《无锡日报》来说，这一历史性时刻是在1991年5月28日。之前，《无锡日报》的版面编辑们晚上要离开编辑部，到印刷厂去工作。和版面编辑一起工作的还有校对、收讯(接收新华社电讯的工作人员)和排版工人。在印刷厂，版面编辑将文字稿件交给拣字工人，拣字工人将相应的铅字拣出来，打出小样，并经过初步校对后，交给拼版师傅。拼版师傅则根据版面编辑事先划好的版样拼版。在拼版中如果遇到稿件字数过多或过少，编辑则随时对稿件进行增删。在版面编辑、拣字工人、校对、拼版师傅的交叉合作中，报纸的版面得以最终完成。

1991年5月28日之后，这一切都被电脑替换。拣字工人和拼版师傅被组版员所代替。版面编辑划好版样直接交给组版员。组版员根据版样排版。《无锡日报》总编办主任陈子明说，原先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排版工作在实行激光照排之后，在熟练的组版员手中，只需要15-20分钟。版面编辑增删字数、更换字体等等不再需要众多不同工种人员的参与和协同。在生产链条缩短、报纸采编环节与生产环节分开的背后，生产效率急剧提高。

采编流程计算机化：未完成的流程革命

就在不少报社刚刚告别“铅与火”的1994年，又一场信息化浪潮出现了。1994年1月，《深圳晚报》首家采用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编辑、记者开始“告别纸和笔”。根据这一计算机系统，整个采编流程，从采访、写稿、编辑、传送、审定、签发直到组版、发排，全部实现了电脑化管理。

《无锡日报》1998年12月28日正式启用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记者将写好的文字稿提交给部门主任审阅，部门主任审定后交给总编办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对稿件进行编辑处理后提交给值班总编，值班总编电子盖章后返回给责任编辑。新的采编系统看起来繁琐和不便，甚至改变了人们一些习惯性的做法。为了完成这一采编流程的电子化，《无锡日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来培训采编人员。

《无锡日报》网络新闻部主任李燕回忆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子报《江南晚报》初上采编系统时说，“上采编系统遇到的最大阻力还是观念上的。为成功过渡，刚开始，《江南晚报》单机不联网，我们一直和方正的技术人员在现场交流和磨合，磨合到这一系统基本符合我们的采编需求时才联网。电子化流程也是根据当时已有的采编流程为框架。”在随后方正不断对这一软件进行升级更新时，《无锡日报》也没有盲目跟进，无锡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刘川始终强调，要以自身的需求为着眼点，“把采编系统用到极致再更新”。

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并没有颠覆或者大规模更改新闻采编的原有流程。它更多的意义在于将报社已有的采编流程加以固化和规范。借助计算机网络的便利，编辑部的指挥和把关得以前移。《无锡日报》社会热线部副主任潘一东说，通过这一系统，他和编辑几乎可以同步看到记者写作的内容，这便于他及时与记者沟通稿件，避免在记者完稿时才发现问题，从而更好地对稿件进行统筹。

流程的固化使采编系统可以更好地避免差错，任何一个环节对稿件所做的修改和处理都可以在电脑里清晰呈现出来，一旦出现差错便可迅速查找原因，责任清晰明确。

然而，这场信息革命并没有像告别“铅与火”那样迅猛地被各个报社接受。基于各自实际，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地方报社并没有上马电子化的采编系统，一些报社虽然设置有采编系统，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搁置未用。

市场竞争中流程的分化与整合

上个世纪末之前，技术是报业流程变革的第一推动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1999到2000年前后，中国报业迎来一次业务流程再造的高潮，这一阶段，中国报业由被动变为主动，不断通过业务流程调整提高生产效率，满足读者需要。

采编合一还是采编分离？

这一时期，“采编合一”和“采编分离”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争论与尝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1986年《扬子晚报》创刊时，采编部门只有两个：编辑部和采访部。后来，当报纸不断成长，原有采访部中的条口逐渐发展为独立部门，这些部门有编辑又有记者，从采访到划版都在部门内完成。《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戴平介绍说，那时，不但文体部、副刊部，包括新闻部也实行部门自采自编的编采合一制。

到20世纪末，多数的中国报纸已经抛弃了简单的编采分离，以部门为单位的编采合一成为大多数报纸最重要的采编流程。

也同样在此时，一些大城市的晚报和都市类报纸竞争开始日趋激烈。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对新闻质量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来自于报纸版面不断扩大，发稿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为了应对新的要求，不少报纸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以部门为单位编采合一制的流程，探索适合自身的采编模式。

以《北京晚报》为例，1998年之前，《北京晚报》实行以部门为单位、部门主任为编辑人的编采合一制。这一时期，各个部门有归属于自己的记者和编辑。记者采写稿件，首先交部门主任审核，部门主任审核完毕交给本部门的编辑排版。编辑将所有版面拼接完成之后，再交给总编把关。

1998年之后，《北京晚报》在地方新闻（北京新闻）的编辑流程上做了重大改革，重点是在部门主任之下设立责任编辑，一个部门负责2-3个版，每个版配备一个责任编辑。责任编辑一方面指导记者进行采访，另一方面也负责最后的拼版工作。经过不断变化调整，到2003年，《北京晚报》的采编流程已经稳定为以版为单位，责任编辑为编辑人的编采合一制。

关于此次流程改革的原因，《北京晚报》副总编辑谢星文说，“1998年之后，版面越来越多，部门主任疲于应付，没有足够的精力用于新闻的策划和组织指挥，设立责任编辑，可以把部主任的工作进行拆分，分流一部分给责任编辑。另外，设立责任编辑可以更好地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让年轻人发挥更大作用”。

从以部门为单位的编采合一到以版为单位的编采合一，看似变化不大，实则是整个编辑思想的重要转变。它意味着报纸采编的重心从记者转移到编辑。在以部门为单位的编采合一下，编辑大体相当于排版员，新闻采访的策划与指挥权在部门主任手里，但在实际操作中，部门主任大多无力过多承担策划与指挥的任务，记者拥有相当多的自由。在以版为单位的编采合一下，责任编辑地位有了重大提高，被赋予策划和组织指挥新闻采访的重要职能。

就流程改革的方向来说，《北京晚报》试图采取一种以编辑为轴心的“大编辑”制。2002年左右，《北京晚报》在编辑部中分别设立“采访中心”和“编辑中心”，实行较彻底的“采编分开”。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很快，《北京晚报》又退回到以责任编辑为核心，以版为单位的编采合一。

总结分分合合的原因，谢星文说：“采编分离事实上是大编辑制。但由于历史原因，《北京晚报》形成了记者强、编辑弱的局面。好记者并不能直接拿回来做大编辑，大编辑奇缺。后来没办法，还是以原来的编辑升任大编辑，结果，编辑指挥不了记者，没办法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搞了‘责任编辑制’，部门主任和责任编辑一起发挥作用。”

《现代快报》也在1999年改版时尝试过采编分开，但很快发现同样的问题：队伍年轻，编辑较弱，采编分离并不能完全实现编辑参与策划、组织报道的原初设想。和《北京晚报》类似，《现代快报》并没有完全依赖编辑实现组织指挥报道的职能，而是通过强化“采前会”“编委牵头”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协助编辑完成对报道的策划和组织指挥。

时至今日，采编合一还是采编分离的争论和探索依然在持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单纯的采编合一或者采编分离都不符合当下中国报业的实际，但重新梳理采编流程，建立以编辑为中心的采编体制则是较为一致的变革方向。

从单一流程到多个流程

2000年前后，都市类报纸进入到厚报时代，与此同时，全国的晚报纷纷改为早出，与都市报争夺市场。报纸急剧膨胀且在时间上高度集中的印刷需求难以同时得以满足，印刷生产环节能力的缺失开始反馈到采编流程上，不少报社结合印刷时间，重新设计和调整流程，形成若干条采编流程并行的局面。

《扬子晚报》从这一时期开始实行分时校版，与此对应，部分版面截稿时间提前一天，预拼版占所有版面的一半左右。

《现代快报》则从2002年开始，实行分时分类签版，将全部采编内容分为当日新闻、广告；非当日新闻、广告；专刊、副刊；突发新闻；外号、特刊等五类，分别制定不同的流程，将过去的单一流程划分为五个流程，对终签实行不同的时间段控制。

在这五类采编流程中还有细分，由于非当日新闻、广告和突发新闻都要和当日新闻拼版，所以在这三者中，非当日新闻、广告最早签大样，当日新闻最迟签大样，而突发新闻则随时签大样，交错岔开。专刊、副刊和外号、特刊不需要与当日新闻版拼版，可以单独印刷，《现代快报》在流程设计中使其有计划地提前签大样，平衡整个采编工作时间。

通过多个流程在不同时段上的并行，采编部门工作量在时间分布上也更均衡，为印刷的均衡生产提供条件。

流程刚性不断增强

随着生产环节对采编环节的影响与制约的显露。报纸印刷方式、印刷地点、彩版数量、印厂分布等等对采编流程和时间节点形成了倒逼。谢星文说，2006年《北京晚报》的分叠方式发生了变化，从16版、8版一叠变为32版、16版一叠，分叠的变化直接导致报纸清样时间的改变。“现在，我们必须把32个版面全部传齐之后，印厂才可能印刷。”

但时间不等人，市场竞争一方面使各报增加版面，另一方面，也使各报上市或“出街”的时间变得极为敏感。

戴平说，“扬子这么多年出晚报，实行了一年的一报两出为彻底改成早报做了铺垫，使得时间观念更为突出。”在谢星文看来，在《法制晚报》诞生后，《北京晚报》的竞争压力更大了。《法制晚报》一面市就积极拼抢出版时间，依靠比《北京晚报》早出摊半个多小时的优势，《法制晚报》在零售市场上奋起直追。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5

一、媒介融合及其演进趋势

媒介融合的演进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媒介竞合、媒介整合以及媒介融合。

媒介竞合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广播的诞生便是媒介竞合的起源。广播就报纸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媒介形态，它具备纸媒所不具备的优势：广播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不需要依靠“纸”这种载体进行传播、其伴随性和时效性都远远超过了报纸等。纵然广播有诸多优势，但其自身的劣势也较为明显：传播内容的深度远不及报纸、传播内容不易保存、一部分受众的阅读习惯导致不太适应广播的传播方式等。正因如此，广播仍就未能动摇报纸在大众传播中的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电视的诞生，对报纸和广播的冲击更加强烈。但随后电视的发展和广播出现了相同的状况，虽然有自身的优势，但其缺陷也逐渐暴露。至此，报纸、广播和电视形成了“各司其职，各安其政”的局面。[1]这就是媒介的竞合观，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业务层面还是战略层面，不同媒介形态之间还是泾渭分明的。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带领人类进入了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网络媒介是一种颠覆性的媒介形态，具有及时性、开放性、互动性和兼容性等特点。在网络媒介发展的过程中，以下几个现象尤为突出：第一，许多网络媒介从传统媒介中衍生，并逐渐演进成为支柱产业；第二，传统媒介从新闻获取、采编、整合等环节中，都从单一的介质转向了网络化和多媒介化；第三，新旧媒介在信号传输、接受终端等处理模式上的界限日益模糊；第四，网络媒介的兴起颠覆了传统媒介的定义，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是一个传播信息的专业化机构和载体。[2]这就是媒介整合的阶段，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在于新旧媒介在所有权、组织结构等层面逐渐融为一体；在信息采集等业务层面上相互渗透；在传播终端等技术层面上走向共享。[3]

现今，媒介融合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层次，并从以下方面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第一，新旧媒介之间的差异逐渐模糊并消失，媒介的内容生产成为核心；第二，逐步实现媒介融合的全能型终端，大力推进“三网融合”；第三，受众的信息自由度大幅度提高；第四，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新闻生产和信息表达等方面实现全面融合。媒介融合并不是媒介演变的终点，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所有传播技术向着同一个媒介集中，而是一个媒介可以包含多种传播技术。透过媒介融合，使不同类型的介质发挥自身的优势，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内容产品，实现资源增值，提升品牌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媒介融合将进入“大媒体时代”。有学者提出，未来的传媒格局将会朝着报纸边缘化、电视娱乐化、传播渠道多终端化的方向发展。且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在未来“大媒体”格局中将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未来的主流媒体。

在报纸编辑部及其组织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报业一直走在前列。西方报纸编辑部在重构探索的路径上大致相同：第一，办公室及办公资源的整合。编辑部的重构首先从办公室的结构变化开始，大部分编辑部将原有框架式的办公室结构打破，设计成开放式的空间结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中央辐射型”办公室。处于“圆心”位置的桌子是各部门核心领导的工作区，各部门工作人员呈辐射状依次排开。纵向直线为一个编辑部门，同一弧线上的工作人员分管内容、设计和生产。“中央辐射型”办公室结构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使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更加畅通，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第二，业务流程的整合。编辑部打破过去金字塔式的发稿程序，扩大记者、编辑的发稿权力，节约时间提高效率。《金融时报》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新闻滚动成稿”的工作方式。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将其上传至网络，随时随地跟进事件，不断传送和补充新的信息。这样的业务流程极大程度地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提高了纸媒报道“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能力。第三，新闻产品的整合。甘乃特集团最早提出了“编辑部融合”的理念，2006年，集团旗下的报纸新闻编辑室更名为“信息中心”。致力于优先打造本地的新闻产品，形成7天24小时全时段新闻操作，加强了与受众之间的互动。[4]第四，人力资源的整合。2009年，《华盛顿邮报》宣布其进行机构重组，设计内容生产和编辑制作两个方面。在内容生产方面设置了国内部和本地部两个部门；在编辑制作方面将报纸编辑部、网络编辑部以及各子部门全部集中在同一的平台上进行编辑制作。整合后大大提高了记者编辑跨部门、跨平台的协同能力，促进了报纸与网络业务上的整合。[5]

我国报纸编辑部的整合改造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不错的成效。我国报纸编辑部的整合大致呈现出四种模式。第一，报网互动。这是我国报纸编辑部在整合初期最早呈现的模式，随着报业转型的不断推进，报网互动的模式也从简单走向复杂，大致经历了技术应用型、内容复制型、联动报道型、版块合作型以及战略合作型这几种模式。第二，报网一体。报网互动后，相互独立的报纸编辑部和网络编辑部开始合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报网一体的模式打破了报纸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新闻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载体进一步分离，载体的使用完全服务于内容。第三，滚动新闻报道中心。2007年，《广州日报》成立滚动新闻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进行新闻报道。滚动新闻部借助集团所属的大洋网共同实现新闻的滚动播报。滚动新闻报道中心的模式成功推进了报业数字化的进程。第四，全媒体平台的搭建。2008年，《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这个新闻中心由总编室、采访部和数据信息部组成，除此以外，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虚拟的机构――“YMG特别工场”。这个虚拟机构主要针对各种突发或重大的新闻事件，从各部门临时抽调工作人员到YMG特别工场进行工作，事毕即散。

报纸编辑部的整合与媒介融合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媒介融合对报纸编辑部及其组织结构从以下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媒介融合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流程，融合媒介编辑部应运而生。记者编辑再获取相关新闻信息或线索后，采编中心集中各部门召开会议并分配具体任务。随后，记者将新闻素材透过不同的媒介平台进行加工、制作，生产出适合不同平台传播的新闻产品。融合新闻生产流程中生产出的新闻产品经过反复地添加、转换、变形，继续生成新的新闻产品进行二次传播甚至是多次传播，这些新闻产品还能够储存起来作为资源不断整合。[6]融合新闻生产流程的改变使报纸编辑部从传统的模式逐渐转变为新型的融合媒介编辑部。融合媒介编辑部集合了报纸、电视和网络等不同的介质，将各种介质的优势充分地发挥，生产出适合不同终端平台传播的新闻产品，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融合媒介编辑部为了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必须具备新的功能：第一，获取新闻信息的同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和筛选；第二，根据相关信息制定报道策略；第三，在进行新闻采访和报道时保证各项媒介资源灵活运用；第四，不同介质的平台相互协作；第五，编辑能够将新闻素材进一步加工制作，生成适合不同终端传播的新闻产品向受众推送。[7]

其次，媒介融合促使新闻从业者的能力发生变化，一大批全能型记者编辑诞生。媒介融合催生出融合新闻，融合新闻在个体层面是通过全能型记者编辑体现出来的。在传统媒介单打独斗的年代里，记者、编辑只需要掌握一项专属技能即可。媒介融合诞生后，新闻从业者迅速转变为集采、编、拍、摄、录、导等多种技能于一身的全能型人才。培养“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与融合新闻生产、融合新闻编辑部对于从业者的要求是高度契合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满足受众个性化的需求。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媒介技能掌握的单一，很多从业者对待工作的热情逐渐降低。培养全能型记者、编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这样的状况。随着这种全能型人才的培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往往过去要2-3个人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个人就必须全部完成，这无形中增加了从业者的工作压力。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一些不堪重负，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更有一部分记者、编辑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无视职业道德和操守，制作假新闻等情况屡见不鲜。

最后，媒介融合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报纸编辑部的组织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信息技术作用于报纸编辑部，主要影响有二：

第一，信息技术在报纸编辑部中的运用，有助于编辑部内部信息的畅通，导致产生较少的层级组织。比如在报纸编辑部内运用办公自动化系统，其范围涵盖文字处理、电子邮件、图形图像、语言信箱、视像会议等多种功能。这些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大幅度减少编辑部对于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减少组织层级。层级减少并不会影响工作进度和效率，相反工作效率和质量还会大幅度提升。除此之外，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够使编辑部内部的信息沟通更加快捷、畅通。

第二，信息技术在报纸编辑部中的运用，有助于报纸编辑部的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柔性化和无边界化。（1）在传统的报纸编辑部中，从高层传达的信息要想到达基层员工需要经过逐级的层级。这样的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层与基层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不利于编辑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信息技术的发展恰好改变了这一现状，无论来自高层的决策、还是来自基层的声音，都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给彼此。信息技术的推动促使报纸编辑部内部高层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机制趋于透明和畅通。处于管理层与员工层之间的中间管理层级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报纸编辑部的组织结构逐渐趋于扁平化。（2）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编辑部协同工作的能力，原有职能部门之间的交互式和顺序式的依赖关系被打破。报纸编辑部的组织结构趋于柔性化和无边界化，也大幅度降低了运营成本。[8]

注释：

[1][2][3]杨溟：《媒介融合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邓建国：《“信息中心”：未来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美国甘奈特集团的“激进”报业变革》，《新闻记者》2007年第1期

[5]王春枝：《整合与改造：欧美报纸编辑部的融合路径》，《中国记者》2009年第8期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6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我国出 版事业的宏观布局及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加快发展我国的出版产业、积极参与国 际竞争的国家战略的导向下,大学出版社被推上了既有路线图又有时间表的改制轨道。随着 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逐步实施[1],高校科技期刊作为我国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也 必将面临市场化的激烈竞争。虽然目前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对高校科技期刊的改革尚未形成具 体的方案,但高校科技期刊走向市场,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如何面对即将面临的激烈的市 场竞争,是摆在高校科技期刊出版人员面前的紧迫问题。科技期刊市场化,人才是关键。现 就高校科技期刊的人才战略与队伍建设,谈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 我国高校科技期刊出版队伍的现状

高校科技期刊是我国三大科技期刊群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无论数量还是 质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促进高校科学研究、对外交流及人才培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近10多年来,高校科技期刊人逐渐更新办刊理念,充分发挥高校的办刊优势 ,期刊编辑出版质量、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学术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3] 。但是,我国高校 科技期刊的发展很不平衡,期刊的竞争能力普遍不强,没有自己的特点,专业化程度低,同 质化现象严重,办刊水平不高。正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高校学报工作研讨会 上指出的,“学报目前总体上还是‘全、散、弱、小’状态”,“主动进取精神不够,改革 意识不强”,“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办刊方法跟不上时展的要求”。

上述高校科技期刊的办刊现状,也从一个侧面客观反映了高校科技期刊出版队伍存在的 不足和问题。

一是人才结构不合理,缺少经营性管理人才。虽然高校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基本上实现了 高学历、知识化、专业化,总体科研学术水平较高,但由于期刊编辑部普遍规模较小,不能 形成合理的人员梯队结构,人员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等严重失衡,尤其缺少懂 现代传媒手段和技术,懂经营、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编辑人员的市场意识、创新意识亟待加强。由于高校科技期刊行政上隶属于高校机 关部门,编辑人员的工资待遇与机关人员基本一致,期刊的出版经费往往由学校事业费拨款 ,因此在客观上造成了编辑人员缺乏市场意识。期刊编辑往往靠经验办刊,坐等来稿,因此 逐渐丧失了应有的创新和进取意识。

三是缺少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高校对期刊的管理往往停留在行政干预上,对编辑部的 人力资源缺乏管理、激励机制,编辑部在高校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地位,编辑人员 学习、成才的机会不多,编辑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同时,由于 高校在职称评聘、职务任命中普遍重视“高学历”,客观上造成了编辑人员放下自己的本职 工作,片面追求高学历的现象,不仅造成了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资源严重浪费,而且影响 了编辑队伍的稳定性,影响了编辑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二、 高校科技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从战略的高度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科技期刊办得好与差,关键在人才。科技期刊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战斗力强的编辑队伍。我国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进 一步加快和深化,必将会引起出版业各类专门人才的争夺战,出版业各类人才的需求必将会 快速加剧。因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提高对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的认识,因为它关系着科技期刊 的生死存亡。

期刊编辑部作为一个功能健全的组织,承担着期刊出版以及围绕期刊开展多元化经营等 一系列活动。在其中的各个环节,需要有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的专门人才,那种 “唯学历”、“重学历、轻能力”的人才观显然是不能适应目前科技期刊的市场化进程和时 代步伐的。因此,应从编辑人员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合理调配、优 化组合,激活每位编辑的创造力,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3.培养经营性的“领军人才”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部主任的专业水平及业务管理能力决定了编辑部的工作效率、办 刊质量以及期刊的发展前景。编辑部主任不仅要有一定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还要有强硬的管 理手段和刚正的人格魅力,在管理的过程中擅用友谊和信任促进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 4]。一个优秀的编辑部主任,不但要善于平衡各种关系,以身作则,激发编辑人员的积 极性、创造性,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影响力带动编辑人员,而且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大潮中捕捉适合本期刊发展的商机,为期刊的生存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

编辑部主任要有超前的思维与观念,不但要踏实抓好“出版”工作的各个环节,更要把 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上,以“出版”带动“经营”,以“经营”促进“出版”,围绕期刊 的品牌建设,作好与期刊品牌相关的多元化经营[4],不断提高期刊的竞争力,使 期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高校期刊编辑部虽然规模较小,但在出版与经营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多个成员共同来完成 ,这些成员就是一个团队。期刊编辑部应加强团队精神的建设,将编辑成员的个人目标与团 队目标统一起来,激发每个成员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为实现团队总目标而努力[5] 。只有这样,才能使编辑成员对团队产生归属感,使编辑成员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共同成长 ,从而增强编辑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随着科技期刊市场化的进一步加快,特别是科技期刊转企改制的逐步实施,编辑队伍将 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编辑成员也会得到锻炼并逐渐成长。因此,编辑队 伍的建设应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形成有利于编辑人才 成长的人才管理制度,用制度来培养人才、管理人才;二是在企业内部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 的奖励、激励机制和氛围,让出版产业链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才尽快脱颖而出[6] 。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支适应市场经济、战斗力较强的编辑团队。

参考文献

[1] 于国华.我对出版社转制的思考.科技与出版,2009(9):45.

[2] 谭金蓉.论培育高校学报的核心竞争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 11):254257.

[3] 颜帅,郑进宝,佟建国,等.论高校科技期刊的6种属性.编辑学报,2009,21(2): 9798.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7

自我裂变，分类考核体系

专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规模化、市场品牌，是接力出版社长期发展的坚定思维。“扩展市场是我们一个坚定的方向。” 2000年，接力出版社自我裂变，实施了两个战略转移：由教育、培训类图书向一般图书的转移和发展重心由南宁向北京的转移。

近年来，接力出版社不断扩展市场类图书。其利润格局已经由最早的二、八分，逐步调整到了教材占40%，一般图书占60%。

配合市场扩展战略，在绩效考核方面，接力出版社实行教材和市场图书两种不同的考核办法。从市场找到的选题和从政府拿到的选题，考核体系也是不同的。

对于社组选题，也就是社领导组织的选题，实行选题竞标制，几个事业部进行公平竞标。由编辑公布选题策划方案，接受公开质询，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项目主管。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营销部基于长期市场调研提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营销人员数据分析能力和业务沟通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另一方面，编辑要有策划方案也要有详细的推广方案，这就要求编辑不仅要有文笔，也要了解市场。首先要与营销部充分沟通；第二要与媒体密切联系，接力社一年有4000多篇稿件在各类媒体上；第三要全力做好推广活动，推广活动的密度达到平均一天一场。

对于编辑自组选题，由社务会（社领导和论证小组组成）根据利润情况决定是否被批准。批准后，由提出该选题的编辑组织实施。

行政分权，项目主管掌权

在图书的编辑出版流程上，接力出版社实行项目管理制。配合项目管理制，接力出版社对项目主管赋予很大权力。在选题竞标中成功的编辑成为项目主管，自主组建编辑团队。

项目主管负责图书项目的全程掌控；并负责与发行、印制等其他部门沟通协调。项目期间，项目主管要全程追踪成本、库存、利益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项目结束，主管对团队的奖金进行分配。编辑团队奖金的多少主要依据图书毛利。项目管理实行“一书一账”的考核制度，三年一次清盘结算。在这项制度下，接力社北京出版中心2005年有的编辑拿到60万元的奖金，同时有的编辑年底清算下来需要倒扣奖金。

对于非编辑部门的考核，如发行部门，按照区域制定任务指标，奖金总额根据回款减退货、再减储运的点数来确定。生产部门、综合部门按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发行的平均奖拿奖金，再按个人系数进行分配。在收入方面，编辑人员中既会出现最高收入的标杆，也会出现最低的收入底线。但平均来说，发行部门的人均收入最高。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8

一、新闻传播活动的总设计与总指挥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新闻媒体面对的已经不是媒体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而是受众自由选择媒体的“买方市场”。媒体间的竞争首先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竞争，而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又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效果上。公众欢迎的是新闻信息量大、时效性强、可信度高、可读性强并且能够让他们参与到传播活动中的媒体。而媒体的这些品质不可能自然地生成，必须靠有创意的新闻产品设计和有意识、有组织的新闻传播活动来营造。新闻编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计媒体的新闻产品和策划、组织新闻报道。

1.新闻编辑是编辑方针的制定者，是媒体形象的设计师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创办或者改版，以总编辑为首的编辑委员会担负着制定编辑方针的任务，编辑方针规定了媒体的受众对象、报道内容和风格特色，成为编辑部全体人员共同遵守的行动指南，并指引所有新闻业务活动。新闻编辑还担负着设计新闻媒体产品的信息规模、结构和外在形象的任务。

每一个新闻版组、每一块新闻版面、每一个新闻频道、每一个新闻栏目都是由编辑策划的，它们作为新闻媒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向广大受众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媒体产品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水平，都直接受编辑水平的制约。目前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媒体融合，对新闻编辑的决策与设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在一个融合的媒体集团中，每一个媒体的定位要求更加精准和个性化，而同时对于不同终端产品，还需要有一体化的设计思路以促进“产品链”的生成和传播效果及媒体收益的最大化。

2.新闻编辑是每一阶段新闻报道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报纸的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版面主编，电台电视台的总编辑、新闻频道总监、新闻部主任、栏目制片人、编辑策划人等都担负着策划和组织新闻报道的任务，这项任务在任何新闻媒体都常规性地、日益频繁地进行着。社会公众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不断提高，他们不满足于获知新近变动的新闻事实，而要求媒介围绕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背景资料，解释其产生的原因，分析其带来的影响，预测其发展的趋向。为此，新闻报道由平面式走向立体式，从单向性走向多向性，追踪报道、系列报道、组合报道等运用得越来越多，公众参与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多，新闻编辑设计和组织报道的任务必然越来越重。

媒介融合之后，策划内容生产与管理内容分配的高层编辑人员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如在大型媒体新闻编辑部中有分设“策划总编辑”和“分配助理”，也有分设“白班分配总编辑”、“夜班分配总编辑”和“周末分配总编辑”的。而在小型媒体编辑部中，通常只设一个“分配总编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在负责内容生产。研究者认为，“在多媒体的或融合的新闻编辑部中，制片人和分配总编辑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他们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在电视新闻中报道什么与如何报道，他们必须决定如何最好地同时在报纸、广播电视和在线平台上完成新闻报道。”显然，高层编辑人员策划和组织传播的工作对象已经由单媒体变成多媒体，策划与管理报道活动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3.新闻编辑是记者从事采访写作的指挥员和参谋

新闻编辑不仅策划报道，而且是每一个重大报道战役的指挥者，他们向记者部署采访任务，协调各部门、各工种以及记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了解记者的工作情况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提供采访线索、提供资料、推荐合作者等。在记者的采访写作过程中，编辑还要为其做好参谋。编辑与记者的工作性质不同，更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可与记者互补，加深对报道客体的认识，与记者一道找到更有价值的选题和更好的报道角度，生产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可以说，新闻竞争越激烈，媒介就越需要足智多谋、指挥有方的新闻编辑。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集大成者和总把关人

如果说记者的工作对象是单个的新闻作品，编辑的工作对象则是报纸、频道、栏目等集合体。如在报纸编辑部中，由于编辑工作的目标是生产出由各类稿件组合成的综合产品――报纸，报纸编辑就必然处在精加工和总合成的位置上。编辑部的各类工作人员如记者、资料员、评论员、照排技术人员等，无一不与编辑工作发生联系，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编辑工作汇集成一体。在已经运用计算机采编系统的报社，网络系统上的一个个编辑工作站实际就是一个个枢纽，来自各方面的稿件都集中在这些工作站的“备稿库”中。各部门编辑对这些稿件进行分类、选择、加工，不合格的产品被退还，准备采用并编好的稿件则放进“成品库”中。总编室白班编辑根据当天版面的需要，从“成品库”中选取稿件再度进行加工和配置，经过这轮处理的稿件就进入了“上版库”，留待版面编辑将其设计成完整的版面。设计好的版面再由技术人员照相制版，印刷成报纸。采编系统中的三类稿库，既是编辑的作业场所，又是记者、评论员、资料员等劳动成果的集散地。采编网络系统的运行，使编辑在网络上与各工种对话、合作，而编辑工作的最终目标，就是将编辑部门所有人的劳动成果在报纸上集中体现出来，向广大读者奉献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所以说，编辑工作是各项采编业务的集大成。

在新闻传播活动过程中，编辑工作是新闻传达至读者的最重要的一个关卡。有人把编辑比作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如果说传球失误还可以寻找机会更正，或者被守门员拦住而不至造成败局的话，守门员的失误却无法修正，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虽然记者、作者对新闻都有自觉“把关”的责任，但编辑由于其特殊地位，在把关上担负的责任更为重大。这种把关既包括杜绝新闻报道在政治思想和政策上的差错，也包括技术性的差错。新闻编辑无法阻止各种差错的出现，但必须把一切差错消灭在版面之外，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新闻素材价值的提升者

当记者、作者把新闻稿交到编辑部时，这些稿件已是对原始的新闻素材的选择和加工后的成品，但是，这些成品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报纸的要求。编辑选择和处理稿件，首先是对新闻素材重新认识的过程。由于新闻采写与编辑工作的种种差异，编辑和记者往往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新闻选题和新闻素材的，工作在一线的记者对事物的感受更加真实、深切，但也可能因为身在其中难以保持客观冷静，而且视野会受到限制。编辑所处的位置相对超脱，更多地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对报纸的报道立场和原则把握得更加到位，对同类情况有更多的报道经验，因此有可能看到记者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发现新闻素材中潜在的价值，找到更好的报道角度。编辑对于新闻素材的价值提升，还表现在编辑面对的新闻稿件众多，编辑可以通过对稿件进行对比、联想、拓展，从中提升出一个更深刻的报道主题，或者发现更有价值的新闻线索，重新策划和组织报道。

新闻编辑对于新闻稿件的加工修改，不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的技术性工作，而是根据编辑方针和报道意图对新闻素材进行再挖掘和再表现的过程，是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当然，编辑对新闻素材的“再创作”要以新闻事实为依据，不能随意添加或杜撰，不能违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这一点来说，新闻编辑的能动性、创造性又是受制约的。

新闻编辑对新闻素材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选择、组合、提炼与创新。编辑选稿、改稿、制作标题，就是对新闻素材重新选择和组合的过程。二是对新闻表现形式的选择和创新。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的运用往往又关系到内容传播的效果。新闻编辑对于新闻表现形式的选择主要通过选择稿件的写作方式、编排手法、版面或栏目的设计包装等来实现。

四、公共论坛的主持人与新闻话题的引导者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尤其进入九十年代，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都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中国媒体的现状是，媒体定位既是，又是信息产业。新闻媒介的功能大为拓展，从单一的宣传教育，增加到传播信息、舆论监督、提供服务和娱乐。新闻报道的信息量增大，报道方式从简单的动态消息发展到解释性报道，为读者、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媒体种类从较为单一的日报走向多元，报纸有日报、晚报、信息报、行业报、都市报；广播从综合到专业，增加了信息台、娱乐台、交通台；电视从无线到有线，增加了教育台，增加了多套节目；网站从无到有，迅速崛起，并很快从综合网站发展到专业网站，从门户走向垂直。媒体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强，从政府财政拨款，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媒体结构从粗放到集约，大媒介逐步吞并小媒介，集团化趋势方兴未艾；媒介从相对的自由竞争逐步升级，走向垄断竞争，并面临着国际间的媒体竞争。

所有这一切都先于机制改革在新闻领域里展开。事实上，当新闻改革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新闻领域的诸多矛盾也就越来越醒目地暴露出来。症状集中表现在新闻产品的质量问题上，比如报纸版面、广播电视节目中出现的条线痕迹明显，生产性、工作性报道过多，各报、各台面孔相似乃至雷同等等。如果不从机制、人员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些矛盾，矛盾恐怕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会越来越尖锐。为此，我们需要在机制方面找原因，看看记者中心制对产品质量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以利于解决矛盾。

首先，记者中心制限制编辑思想的形成和实施。记者中心制事实上形成记者高于编辑的现状。新闻报道权、甚至发稿主动权几乎都掌握在记者手中，编辑无法形成自己的编辑思想，对版面、节目的总体策划、设计不够，难以形成风格。这些年强调“新闻策划”，即强调新闻报道的深度开发，但有些策划不是编辑根据版面特点进行的，而是记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条线情况进行的。尽管不乏优秀之作，但有相当部分内容与版面要求、读者要求相去甚远。由于缺乏编辑思想，新闻报道中新闻性较差，新闻编排杂乱、零碎、相似或雷同的报道较多等问题都一一浮现出来。

其次，记者中心制给新闻报道方式改革带来难度。记者中心制中，记者来稿基本上决定了编辑的版面，这就给改革目前不合乎要求的报道方式造成了难度。尤其进入九十年代末，网络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媒体中崛起，它集文字、图像甚至声音于一体，时效性极强，并采取链接式报道方式，把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忠实地记录下来，使读者通过链接可以看到完整的新闻报道。比如9月份发生的常德杀人抢劫大案，新浪网的相关报道就有200多篇。而传统媒体的报道方式却既受传统新闻思想的影响，又受传统采编方式惯性的制约，无暇也无意对新闻的意义进行阐释，即对新闻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前景和影响不作细致的展现，只是习惯性地采用动态新闻的方式进行报道。由于记者缺乏对版面的了解，编辑又无权指挥记者进行追踪采访，导致新闻报道往往草草了事。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口味了。只有重视编辑的功能，才能积极地解决传统报道方式面临的困境。

再次，记者中心制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遏制有偿新闻。有偿新闻主要表现为新闻与金钱的交易。记者中心制中，记者对内控制着事实上的发稿权，对外控制着媒体与报道对象的联系。现行机制对记者权限并不加以约束（除法律、道德之外）。如果个别记者成了某生产条线的“代言人”，“以稿谋私”的现象一旦发生，有偿新闻也就顺理成章地上了版面。这种行为影响新闻质量不说，还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编辑中心制实行编辑控制记者，而编辑不直接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则可以从机制上对有偿新闻有所遏止。

最后，记者中心制中生产关系不和谐，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记者中心制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已与现在整个大环境不相适应，即在新闻采访、利益分配、信息交换等全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较为固定且滞后的人与人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已落后于时代，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由于内部分工不合理，导致编辑、记者的发展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形成了不畅的部门关系，使编辑部的生产效率和员工满意度不能达到最大化，甚至出现“集体磨洋工”现象。在新闻媒体中，效率是指单位时间里完成的工作量，即指发稿数量和质量，采编人员协同作战、快速应变所具有的能力，以及获取受众认同的程度等。人员满意度则指记者和编辑通过工作获得的满足感，包括实现社会价值、个人价值、获得精神愉悦的程度等。实际情况是，记者工作主要实行“计件制”，对数量的要求超过对质量的要求，并且受到的关注程度要大得多，在“名”与“利”两方面均优于编辑；编辑工作则较难评判，功劳也常被忽视，获得的满足感要大大少于记者。所有这些极大地影响了新闻质量，使新闻产品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只有根据时代的变化，切实调整生产关系，才能适合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编辑中心制和记者中心制的不同

那么，什么是记者中心制？什么是编辑中心制？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

首先，记者中心制和编辑中心制是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分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在新闻领域的深层反映。

记者中心制是五十年代学习苏联新闻采编制度的结果。它以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为参照，在媒体内部设立了庞大的记者部。记者部下辖条线记者群，负责报道各条战线的工作和生产情况。记者不仅人数众多，在媒体中占绝对优势，而且是“第一线”人员，处于中心位置，为版面提供各条线的新闻；而编辑则主要负责编辑版面，按照条线的重要程度安排新闻稿件的顺序。在实际操作中，记者的作用大于编辑。一方面记者来稿决定着新闻来源，记者如果不提供稿件，编辑就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记者的稿件又决定着新闻产品――版面、节目的内容甚至风格。编辑的功能主要是进行新闻稿件文字加工，做标题，划版样，而不能策划报道、组织稿件。换句话说，编辑对记者选择新闻、判断新闻价值、采访的深度和广度无从把握。所以，记者稿件基本上是以“原装”状态出现在版面上。俗称“大记者部，小编辑部”就说明了这种采编机制的实质。

而编辑中心制则是国际上媒体通用的运作方式。这种采编机制的特点是，尽管记者在数量上占多数，但编辑却拥有很大的权力。编辑不是“等米下锅”，而是“找米下锅”，可以直接分派记者的采访任务，派遣记者补充采访，甚至分配记者的奖金。国外的编辑中心制中，只有少数编辑具有这种特殊地位，有资格被称为Editor。还有一些编辑仅仅作为编辑中的“技术员”，不具有安排版面、调遣记者的权力，而仅仅进行文字加工、做标题等，他们被称为Copyeditor。总之，编辑的功能就是直接规划、掌管版面，围绕版面组织记者采访。这种机制的好处在于，编辑与记者共同参与新闻策划，在一定的编辑思想指导下，组织记者实施各种报道计划；如果稿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还要组织记者进行补充采访，直到稿件合乎要求。这种采编机制是针对报纸版面和读者口味而设定的，建立在新闻规律和市场原则的基础上。

其次，记者中心制与编辑中心制具有不同的着眼点，记者中心制常常着眼于被采访对象，编辑中心制则着眼于读者；换句话说，记者中心制以稿件为中心，编辑中心制则以版面为中心；或者说，记者着眼于局部，编辑着眼于全局。

记者中心制把着眼点放在记者对各项工作和生产的宣传上，其实质就是强调被采访对象，即满足被采访对象的要求。有些稿件很可能是某个单位的日常事务、具体工作的报道，并不带有普遍性，但由于记者具有主导倾向，稿件仍然被编辑采用。这种机制下，记者提供的主要是自己所联络行业的新闻或生产信息，而对条线以外领域的新闻重视不够。它的版面特点是，行业性、工作性较强；版面的编辑思想不突出，内容较为零碎、散乱；读者兴趣体现得不够，社会性、趣味性、时效性较弱。

编辑中心制的着眼点则在于版面，在于强调版面的编辑思想与读者兴趣的结合。其实质是强调读者群体，在内容上满足读者兴趣；在编排上采用读者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以获得高额发行和广告。比如，美国著名的《华尔街日报》是一份商业与财经报纸，行业性很强。但它的一版却经常刊登具有社会共同兴趣的新闻作品，并摈弃传统新闻的五个W原则，采用解释性报道的形式吸引读者。他们投入的编辑力量很大，《华尔街日报》的200个新闻部门中需要600多编辑专门改写记者的稿件，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由此可以看出，在编辑中心制中，记者必须服从编辑思想，编辑则必须服从版面，服从读者需要。编辑是报纸产品的直接出品人，处于新闻信息、版面和读者的交汇点，完全可以担当一个重要的枢纽，建立一套符合媒体特点、行之有效的人员组织制度。

最后，记者中心制与编辑中心制具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在记者中心制中，记者与编辑的关系基本上是平行、分散的，交融性不强；在编辑中心制中，编辑与记者的关系是垂直、互动的，两者共处于一个系统，共同参与新闻策划，担负报道任务。

记者中心制的组织类型是协商式，即记者、编辑两大部门基本上是平行建立的，两大系统较为封闭，各有不同的系统目标。部门间的信息交换和反馈程度较弱，不容易真正形成合力，形成团队协作。

编辑中心制则是参与式组织类型，即采用编辑领导记者的架构，使编辑、记者共处于一个系统。具体地说，编辑负责版面，下辖为版面采写稿件的记者，编辑与记者的信息交流是多渠道、互动的；记者和采访对象的反馈很容易到编辑那儿，形成新的意见。从人力资源学角度看，这种机制可以保证编辑和记者的力量不致相互销蚀、形成壁垒、产生惰性，从而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模式。

目前，建立编辑中心制是改革措施，也是一种趋势。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编辑中心制呢？

依据国外通用的编辑中心制的内涵，结合国内已经实行的某些新机制的具体情况，我们作一粗略设计，以期抛砖引玉。

我们所说的编辑中心制，就是在科学地设计报纸全部版面基础上，构建以版面主编为骨干、主编下辖具体版面责任编辑、编辑再统辖记者这样一种编辑部体制。它以编辑系统为轴线，加大版面中编辑成分的含量，突出版面的统筹安排和深层思考，以求最大程度地适应宣传需要和读者要求。

具体说来，就是在编辑部门按需要设立若干主编，大致相当于兼管采访和编辑两项业务的部主任，让主编统管内容相近的几个版面。例如，有的主编可以管三四个经济新闻版；有的主编则可能只管一个版面。具体版面则由主编聘用责任编辑负责组稿、文字编辑等工作；责任编辑之下是围绕版面进行采访的记者，他们与主编、责任编辑形成直接的信息链，共同商量报道重点，并尽快地执行报道计划。

我们认为所要建立的主编制应该有以下特点：

首先，选拔合格的主编，形成对相近版面的统领格局，实现强势的新闻宣传和丰富的新闻信息传播，突出版面的独特风格。

所谓主编制，就是撤消传统的记者部，打乱按政府和企业划分行业条线的采编机制，根据报纸全部版面的科学安排，选取板块状结构，整合编辑部门。最主要的就是选拔主编。主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部主任，两者的指导思想、工作职责均有所不同。主编应该是新闻尖子人才，不仅熟悉采访业务，更要熟悉编辑业务。对报纸的编辑方针烂熟于心，对分管版面了如指掌，对版面涉及的领域和行业非常在行，尤其要善于宏观思维和组织领导。主编由总编辑直接任命并领导，他可以由总编辑授权，对下辖版面的责任编辑以及相关版面的记者进行任免聘用。主编上对总编辑负责，下对版面负责，把编辑与记者协调统一于一个部门之内，使之产生互动效应。

编辑部应该是一个富有层次的编辑系统。这个编辑系统的内在构成是这样的：

第一层次：总编辑、副总编辑，处于编辑系统的领导核心地位，接受党委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闻工作中得以贯彻；对重大的新闻报道具有决定权，确立报纸的指导思想，办报方针；直接领导各主编，协调人事及业务活动，负责处理整个编辑部事务。根据主编制的特点，报社副总编辑似乎不宜多设，不宜像过去那样各人分管一摊。

第二层次：主编。如上所说，设立统管编辑和采访业务的主编，分管多个内容与风格相近的版面或一个相对独立的版面，一手抓编辑，一手抓采访，是编辑部的“中坚”层次。

第三层次：版面责任编辑，负责具体版面编辑业务，下辖记者。

另外，设立几种相对独立、不直接负责编辑版面的编辑，如评论编辑、摄影编辑、美术编辑等；设立专业性的改稿编辑，他们无发稿权，专门负责修改文字，制作标题。

最后，建立为版面服务的记者系统，培养高级记者、名记者。

记者通常是处于编辑之下，为版面服务的。他们发现新闻，及时向编辑通报，并根据编辑的意见采写新闻。他们有义务分管自己片内的新闻，不致漏报。根据版面需要，有选择地进行新闻追踪，及时报道新闻事件的纵深发展。经过多年磨练，这些大部分由年轻人从事的记者行业将出现一批名记者、高级记者，他们有的可以晋升编辑，或者主编；有的可以开辟个人专栏，不受或者较少受编辑制约，因而在读者中具有更直接的、更大的影响。

建立编辑中心制涉及方方面面，难点很多。

首先，建立编辑中心制涉及宏观体制改革。

这些年，改革开放使人们对新闻宣传、信息传播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是我们进行机制改革的内在原因。但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面临着很深的矛盾，这些都使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包括采编机制改革困难重重。

不久前，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已经启动，正在朝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将与党政机关人事制度脱钩、逐步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的趋向发展。这一切为我们建立编辑中心制带来了契机。

实际上，建立编辑中心制就是建立符合新闻媒体特点的组织人事制度。通过实现编辑中心制，转变对媒体工作人员的行政化管理方式，实现新闻单位内部用人机制向专业人才、优秀人才倾斜；通过建立编辑中心制，辅以聘用制、灵活的激励机制，深化新闻媒体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采编机制改革受制于多样因素，既需要条件成熟，也需要创新勇气。

现行机制下，新闻媒体等同于党政机关，有些新闻工作者也习惯于把自己看作国家干部。从思想深处看，“官本位”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很深，并关系到新闻采访作风和新闻报道。一旦进行机制改革，可能会有一批人难以转弯，甚至影响工作。

建立编辑中心制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旧有观念，尤其是官本位思想，大胆探索适合新闻传播规律的采编人员机制，调节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

长期实行的记者中心制已经奠定了编辑、记者的职责权力、活动范围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固有基础。建立编辑中心制，则须完全打破其原有的内在规则，调整其原有的框架结构，这对现有机制必然带来极大冲击。

最深层的波动，源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建立新机制，利益受到最大冲击的应当是记者，记者将更多地受到编辑的制约。其次受到较大冲击的是部分中高层领导，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再担任业务领导。相反，编辑的利益则得到了巩固，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带头人。如何对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调整，即保护什么样的利益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利相较选其重”，应尽可能满足整体利益，满足事业发展的利益。只有事业发展了，才有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满足。

最后，建立编辑中心制涉及建立新型编辑队伍。

编辑制作部部门总结例10

(一)认真开展业务知识和政治理论学习。在干部职工中认真开展业务知识和政治理论的学习，要求每个干部职工做到业务上精、能力上强，政治上硬，具备过硬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坚持每周五下午的学习制度，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业务知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十七大等有关精神，要求干部职工在学习过程中，注重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增强服务意识，树立精品意识、争优意识。不断从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加强修志队伍的建设。通过集体学习和自学、理论联系实际，全体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信心，振奋了精神，明确了目标任务，为全年工作目标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认真抓好各项目标管理责任工作。一是按照与县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的机关作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的要求，制定了2009年机关作风建设工作计划，建立和完善了单位内部的管理制度和考勤制度。通过抓好贯彻落实，促进了干部职工之间的相互团结、相互协作，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善，工作效率得到了有效提高;二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按照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的要求，制定了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半年来，共组织干部学习政纪条规和有关法律法规6次，研究纠正作风建设工作2次，并按时完成了纪检监察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三)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一是及时成立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制定实施方案，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自觉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班子成员带头学习，带头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带动了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二是采取有力措施，狠抓理论学习。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个人思考与专题辅导相结合。把党的十七三中全会精神、《邓小平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以及县委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重点。半年内上报相关信息12期;三是认真开展调研活动。4月23日，班子成员深入到挂钩联系点瑶山乡牛塘村龙潭坡村民小组进行调研，帮助联系点解决实际困难。半年来，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深化了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提升了谋划地方志工作发展的水平，明确了实现地方志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推动了思想解放，更新了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促进了作风的转变，激发了党员干部做好地方志工作的积极性，为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

二、续志总纂和年度年鉴编撰工作

(一)续志工作。2009年是完成第二轮续志编纂工作冲刺的一年，时间紧迫，工作量大。为确保志书质量，按期完成志书及年鉴的编辑出版任务。年初对志办全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全面的安排和调整。一是年内编辑人员只专心负责续志编纂和年鉴编撰工作，不再安排其他工作任务;二是年内必须完成续志总纂和初审工作，确保2010完成印刷出版任务;三是7月中旬前，必须完成《××年鉴》(2009年版)的组稿、总纂工作。半年来，编辑人员全面完成了续志稿的二次修改，完成了续志稿约80余万字的编写。目前，志办正在对志稿进行最后补充和修改。7月底前可全部完成续志总纂工作。

(二)年度年鉴编撰工作。2009年的续志编纂工作任务繁重，在不影响续志工作进度、续志质量的情况下，为确保《××年鉴》(2009年版)的编辑出版工作能如期完成，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于元月以河政办发〔2009〕16号文件《××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集2009年版〈××年鉴〉稿件和宣传彩页的通知》，要求各单位上报年鉴资料。志办主任在与每个编辑人员签订的目标责任书要求：每个编辑人员必须于4月30日前，完成年鉴稿件的征集工作;6月底以前完成年鉴初稿的编写工作。截止6月底，志办已完成了《××年鉴》(2009年版)的初稿编撰任务，下半年可按时完成校对和印刷出版工作。

三、其他工作

(一)认真完成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工作。半年来，志办按照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红河州年鉴》(2009年版)、《云南年鉴》(2009年版)、《云南经济年鉴》(2009年版)、《云南小康年鉴》(2009年版)等年鉴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和上报工作。志办在续志编纂和年鉴编撰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按照上级业务部门的要求，安排专人负责编写，按时按质的完成了约3万余字的文字材料和图片的上报工作。

(二)积极完成信息上报工作。按照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对2009年信息上报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年初，志办安排了专人负责把志办近期的工作动态，工作进展情况编写成信息或简报上报。为不断提高干部职工对信息的采编能力，志办还定期召开学习讨论会，交流工作经验，互相学习。截止6月底，志办已完成了12期简报的上报任务。

四、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极少数部门认识不到位，影响了续志总纂和年鉴编撰工作的如期完成。由于二轮志书时间跨度长(1978～2005年)，编纂时间短，任务繁重，加之有少数部门对地方志工作认识不到位，县级领导虽反复强调修志工作的重要性，但仍有少数单位没有按工作部署和要求，对需补充的续志资料一拖再拖，严重地影响了志办进行总纂的进度。

(二)经费紧张，编辑人员难以深入各乡镇开展业务指导工作。志办是公益性的业务单位，没有经费来源，经费来源单一。业务经费短缺，没有差旅费，使编辑人员无法深入各乡镇、基层单位进行业务指导。而各基层单位的续志、年鉴撰稿员由于业务素质偏低，导致了上报的续志、年鉴稿件质量低，采用率低。间接地影响了志办续志编纂、年鉴编撰工作的顺利开展。

半年来，志办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严格贯彻落实，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使续志编纂、年鉴编辑、信息等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下半年的工作中，志办将继续努力，进一步克服各种困难，力争圆满完成续志编纂出版、年鉴编辑出版、信息上报等工作。

五、下半年工作安排

(一)继续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修志队伍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素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加强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坚持学习制度，不断强化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素养。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培训力度，为干部职工创造参加业务培训学习的机会，以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业务素质。

(二)全面完成《××县志》(1978～2005年)的总纂初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