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方式例1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110-08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就是要实现一种“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是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而最重要的是“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最终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价值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怎样的政治价值变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究竟意蕴哪些良善的政治价值以及这些良善的政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的根本保障是什么等，这些都是本文要尝试探索与回答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政治价值的支撑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提出的现实依据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尤其是经济上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一些问题和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人们没有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严重。这都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威胁着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然而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他还指出，“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不可能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当然，经济增长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虽然在现实的社会中这往往是人们幸福的基础，关键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进一步来说就是“增加了人类的自由”。但是，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系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人主义、人口的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不难看出，根据刘易斯的论断和逻辑，与其说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导致的，倒不如说是由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普遍价值取向所塑造的，而人们的这种普遍价值取向往往又是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一步来说，人们的这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就是政治价值，毕竟政治价值“通常表现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与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

那么政治价值是如何塑造经济增长的具体绩效的呢？对此诺思通过分析经济变迁与信念的关系给予了很好的解答。在诺思看来，经济变迁就是指“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变化。从广义上讲不仅可以量化为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变化，市场活动带来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而且可量化为非市场经济活动所反映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这个方面虽不能精确地度量”。可见，经济变迁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绩效，也内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也是一种经济变迁的过程。而诺思利用心理学的成果把意识作为关键变量，强调了意识的重要层次的信念与经济变迁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信念是建立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基础的关键，它既包括个体拥有的信念，又包括那些形成信念体系的共享信念”。而信念其实就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和终极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的内容。进一步来说，政治价值何以支撑经济变迁并塑造着经济增长的绩效呢？这就在于任何经济结构或经济形式中都嵌入了特定的政治价值。诺思就指出，“经济市场的结构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他们制定规则，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某种市场类型)，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垄断还是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他们的信念可能是不正确的，会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指出，“不管人们的背景和文化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选择范围既定的情况下，都会将若干极普遍的基本价值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上，甚至不惜为此损害其他较个人化的愿望。这里所说的价值就是人们通常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它们构成了人为行为的强劲动力，它们对人的日常行为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而且“价值影响有形经济现象的方式类似于无形的DNA携带染色体信息的方式，染色体信息传递着我们全部有形的物质性、生物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价值是经济变迁的内在灵魂，它为经济变迁提供了价值支撑并直接规制着经济变迁的走向和具体的绩效。进言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政治价值的支撑。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中国政治价值变迁

既然政治价值塑造着经济变迁的具体绩效，政治价值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价值支撑，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然折射出政治价值的变迁。理解了政治价值变迁的特征，也有助于理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正如诺思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解释历史上及当前演化的各种信念体系，不同的信念体系会对结构、组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当演化的信念体系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造结构，能够处理个人和社会面临的新奇经历，也能够很好地解决新的两难问题时，经济发展就能成功”；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为了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探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折射的政治价值变迁之前，我们也有必

要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价值的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物质困难仍使全国大多数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但是，“在1957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只要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然而，“‘’在很多方面是延安精神的翻版。它强调平均主义、试点方法、思想热情、发动群众，以及运用组织和意志力来实现技术上‘不可能’的目标。‘’藐视技术上的限制以及就此提出忠告的专家。它的精神被恰当地概括在一句重要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正如后来的一些中国作者所言，为了‘多、快’的目标而牺牲了‘好、省”’。不难看出，这个时期政治价值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强调群众运动的力量而忽视了经济自身的规律，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上强调平均主义和绝对平等。这种政治价值对绝对平等的过分强调使经济发展丧失了必要的激励和效率，人的自由发展也就丧失了基础；同时，这种政治价值对群众运动作用的过分依赖，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初衷就是要把人作为最终目的，但是无序的群众运动却使个体淹没于整体之中并完全丧失了自我，从而使人异化为工具，这与把人作为目的的初衷是根本相违背的。这种政治价值取向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伟大工程的启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这种政治价值的反思与超越，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的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中国大幅落后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蕴含的危险……并且认识到中国必须找到一种能使生产增长的途径，这是难倒当时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个目标”。改革开放之后，不仅把经济发展上升到一切工作重心的高度，而且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也开始注重了经济自身的规律，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抛弃了绝对平等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且正视了适当的差异的重要意义，于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成为新的政治价值的核心取向。这种政治价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自1979年以来，改革已经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提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但是人们改变贫穷落后心切却使这种政治价值目标发生异化，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就简化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速度的追求，依赖要素量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是基本方式，GDP总量是主要的政绩衡量指标。然而，在这样的对数字目标的片面追求中，不仅使人们开始陷入了对“物”的依附，“把获取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财富当作首要的直接的目的，而把人本身纯粹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而且也忽视了社会公平，忽视了经济发展成果与社会财富的共享，忽视了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正如《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决策者确定的发展目标非常狭窄，他们把实现经济的快速综合增长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压倒一切的目标使得决策者们不愿意冒某些增长风险，去支持其他一些目标，如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或加强环境保护等”。这些都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并危及社会和政治的和谐稳定。

同样，作为对上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政治价值的反思与超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就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进入本世纪以来党中央又先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政治价值的变迁，从而开始关注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取向即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保障人民的权利，正如虞崇胜先生所言，“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特别是由人构成的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文明社会的建成”，从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发展与全社会所有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科学发展观则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之前的政治价值所规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批判与反思，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即强调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价值主张来规制现实，更是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价值主张。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政治价值取向，即“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幸福”，但是“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自动生成的，这种关系‘不仅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数量，也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分布状况’”。也正如常修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要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真正替‘人’着想”，“要由不完全的、基础性的人本，向全面的、高端的人本渐进式提升”，从而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价值的核心取向。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良善政治价值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政治价值变迁即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和物化目标转向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当然，这从整体上揭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政治价值。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体意蕴的良善的政治价值以及这些政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笔者以为，人的独立尊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首要的政治价值；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人的独立尊严的应有之义，也是后者实现的基础；社会公平正义则是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的民主参与是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独立尊严

独立与尊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同一政治价值目标的不同概括和表述而已，因为所谓尊严，其实就是指“公民的人格独立和完整不受非法的侵害，人们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自主的行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享受各种法律规定的权利，过上体面的生活”。尊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不仅目前“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而且它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念的提出而成为后者追求和实现的政治价值目标。同志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总结过去一年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同年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开放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等任务的基础上，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提出显得特别有意义和必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并没有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多人仍然缺乏过上体面生活或者

有尊严地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人们为了经济增长和获取物质财富而沦为“物”的奴隶，丧失了独立人格与尊严，甚至肆意践踏人的人格与尊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人的独立尊严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目标。

其实从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来看，都有着重视人的独立尊严的意蕴。从西方来看，张灏先生在分析西方民主传统产生的文化根源时强调了古希伯来人的宗教(基督教)，这种宗教的中心思想的一部分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从中国儒家思想传统来看，内圣外王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在张灏先生看来，“儒家的‘内圣’思想是含有超越意识，儒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来自天赋，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个性永远得保存其独立自主，而不为群性所淹没”，并且“内圣外王”还“视内在心灵生活和外在的社会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对于现代文化重外而倾内的取向，可以发挥调剂与平衡的功能”。显然，这种思想传统在今天仍不失有时代的意义。于建嵘也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表明政府已认识到，中国人民在最起码的‘生存权’基本有所保障后，必然会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合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问更多的人生意义，为顺应社会潮流，政府的施政目标应从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人’本身的幸福与尊严”。而这显然正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要解决的价值目标。换言之，财富或财产分配的平等从而带来的整个社会平等，恰恰也是人的尊严实现的必然要求。萨托利就从一个相反的逻辑视角指出，“社会平等，被理解为身份和尊严的平等，因而意味着阶级和财产的差别不再成为差别”。德沃金也指出，“政府将它的公民视为平等者来对待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那与政府将它的公民视为自由、或独立、或具有同等的尊严来对待是什么意思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尊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与推进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产品。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自由发展

人的发展是实现人的独立尊严的基础条件，因此，人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这就在于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念的转变，不仅意味着要促进经济增长数量的累积，还要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一种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化，由注重物化目标转而开始关照人的目的性与人的发展。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念的提出，“更突出主体的发展，突出主体的地位和价值、作用。不仅包括不同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且包含各种主体发展动力的加强，行为方式的改变，特别强调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关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增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欠发展群体的发展动力和后劲等问题”。进而言之，“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切转变既依赖人的发展又为了人的发展，人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手段，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的”，甚至“人的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精神的鲜明写照，即“这种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并认为“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人的发展”。在论述人的尊严的含义与实现时指出，“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人的发展是“自由人”的发展或言是“人的自由发展”。在笔者看来，自由与人的独立尊严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也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在伯林看来，其实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主要关照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称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别人的干涉”。而积极自由则主要关照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从自由的这种内涵来说，自由的实现与人的尊严是具有高度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即自由是一种不干涉别人且不被别人干涉，其实就是一种尊重以及对人的尊严的承认。而德沃金就把“对人的尊重与自由看作是同义语，把对人的平等尊重理解为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或不干涉个人独立”，显然，与伯林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是这样理解自由还是不全面的，因为考虑和界定自由都是一种向外的取向，而在王世杰先生看来，还应有一种向内取向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他说，“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在使各个人民得以自由发展其知识、道德、与身体上的优性”口…。也即“个人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不得违反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否则仍然是一种滥用自由或言就不是一种自由，如“甘以自己的身体为买卖的目的物”或“甘充他人的奴工”等也都不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能说人的尊严可以得到实现。笔者认为这样来理解自由才能完整展示自由与尊严的内在逻辑。并且他不仅指出了作为目的性价值的自由，也内蕴着作为工具性价值意义层面的自由即人们具体的自由权利。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同志在论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人的尊严的实现时就认为首要的就是使“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

自由与发展又是相互促进的，人的发展应该是一种“自由发展”。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认为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的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涵义即“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从前者来看，发展可以消除制约人的自由实现的障碍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这显然把自由看作是一种目的性价值。但同时另一个方面，从后者来看，“必须把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的自身固有的重要性，与各种形式的自由在促进人类自由上的工具性实效性区分开来”，后者“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扩展为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其基本逻辑是“因为发展本身可被看作是扩大人类一般自由的过程，所以扩展每一种自由必定对发展作贡献”。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这除了要转变狭隘的仅仅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还要依赖于其他的决定性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等，也即相应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安排。这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相同的逻辑和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要追求人的自由发展。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使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最

终实现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而正义其实就是指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它”，而公平正义主要涉及的是利益的平等分配的问题。当然这里利益分配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分配，也包括各种政治权力、权利、自由等的分配。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而关于如何才是“平等”的或“均等”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也是十分难以把握的，因为“个人各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论断，而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都是不良的判官”，故也就有了“在平民政体中，‘正义’就被认定为分配政治职司的平等”，而“在寡头政体中，却以政治职司的‘不平等’分配为合乎正义。因此，亚里士多德总结道，“正义(法意)对人身有关系；正义的(合法的)分配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相应的收受人”。这一点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表述为按合适的比例进行分配或言把握一种“适度”，他说“既然平等的事是一种适度，公正的事也就是一种适度。然而平等又至少是两个东西之间的平等。所以，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并且与某些事物相关的)。作为适度，它涉及两个极端(过多与过少)；作为平等，它涉及两份事物；作为公正，它涉及某些特定的人。所以，公正至少包括四个项目。因为，相关于公正的事是两个，相关的事物是两份。而且这两个人之间以及这两份事物之间，要有相同的平等。因为，两个人相互是怎样的比例，两份事物之间就要有怎样的比例。因为，如果两个人不平等，他们不会要分享平等的份额。只有当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不平等的份额，或不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平等的份额时，才会发生争吵和抱怨”。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是比较契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价值诉求的，毕竟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但是却陷入了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带来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显然，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因为“如果发展的目的是促进改善人类幸福，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当能够享受发展的成果，其中包括更好的营养、更安全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获取知识和享受医疗服务，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发展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公平”。但是如何去实现公平正义，或言如何才能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把握好那个恰当的“适度”却是一个难题，它直接考量着政府能力强弱与政治艺术水平。无论是罗尔斯的政治观还是诺齐克的持有正义思想，都尝试着去构建出一个社会的正义状态，但却都不能尽如人意。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不仅要把正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去追求，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探索正义实现的机制，毕竟没有正义，也就很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尊严，也如同志所指出的，“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而做到这一点，不仅靠经济实力，还得靠社会的公平正义，靠民主法制”。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民主参与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改变发展的理念，从对物化目标的片面追求转变为以人为发展的目的，从一味地强调效率转变为让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而促进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和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财富分配不均从而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进而使得人们的自由发展和尊严得以实现呢？这就要求“政府当然应当调整发展战略，使之更加重视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进一步说，“要确保新的发展战略得以通过并实施，创造一种制度上的环境非常重要，在这种环境中国家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种特殊利益。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社会集团都必须获得充分的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这样，“如果能够允许社会广泛参与，决策机制将会创造一种能够最有力地抵制来自强权的压力的环境。当所有人的声音在权力的走廊里都能被昕到的时候，政府就会更加负责，更加透明。其制定的政策可能就很少会发生突然而急剧的变化”，且政策的实施自然也就更能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从而实现和维护人的尊严。不难看出，作为一种重要政治价值的强调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民主与经济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发展与尊严的密切关联。具体说来，民主参与本身就是肯定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而关于民主参与与保证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和实现正义的关联，阿玛蒂亚・森曾经作了较为权威的论证。他首先举例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甘愿冒惨死虎口的生命危险去赚一两美元的穷人来说基本生存的经济需要与民主自由权利哪个才是最重要的价值呢？他认为按照这种“二分法”的“方式去看待经济需要的压力，或者理解政治自由的突出地位，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把握政治自由与对经济需要的理解和满足之间的广泛的相互联系”。他力图要证明的是“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自由、尊严和正义的诉求同样迫切呼唤着民主参与的到位。他除了指出民主参与本身对自由、尊严、正义的肯定之外，还试图从两个方面论证民主与人的经济需要满足的关系，即一是民主参与过程中“人民表达并论证他们的要求(包括经济需要方面的要求)以引起政治上的关注”，从而使决策科学化与合理化，一是“在形成‘需要’(包括在社会意义上理解的‘经济需要’)这个概念上”，民主参与也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从前者来看，“为了公开表达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并要求它们得到重视，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和民主选择”，它的具体运作逻辑是，民主过程的参与和表达，“能够有力地唤起人们对普遍性需要的关注，并要求恰当的公共行动。对于人们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应能够通常取决于对政府的压力，这正是行使政治权利(投票、批评、抗议等)可以造成重大区别的地方”，因为“如果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批评、并寻求人们在选举时的支持，统治者就会有积极性去听取人民的需要”。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政府的决策必须反映公众的意愿，避免侵害公众权益，使发展的成果合理公正地为人们所共享，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实现人的尊严；同时人的参与过程也正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尊严的过程。而从后者看，民主的过程，也就是公众行使自由权利而积极参与的过程，而这个参与过程不仅会“促使政策更有可能对经济需要作出回应”，尤其重要的是“‘经济需要’这个概念形成过程本身――包括对它的理解认识――也要求行使这些权利。可以论证，恰当的理解经济需要是什么――其内容和强度――要求有讨论和交流。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公开的讨论、辩论、批评以及持有不同意见有关的权利，对于产生知情的、反映民

意的政策选择过程，具有中心意义。这些过程是形成价值观念和优先主次的关键”。民主参与的这种品质和功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无疑是明显的，它不仅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理念即应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取向和体现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塑造优化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模式即使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们所公平合理地共享，更重要的是民主过程本身就可以实现和维护着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同时规制政府权力运行，不断地矫正不利于公共利益进行正义分配的政策与行动，从而最终使社会经济、政治在良善价值指引下的进步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良善政治价值实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从政府产生的目的和逻辑看，只有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权力才能实现良善政治价值。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霍布斯也指出，“我们看到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因、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也就是说，国家是为了保障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理想生活。甚至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哈耶克在论述国家权力的作用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这确实是能够认真坚持要求计划的唯一理由”。但政治权力并不会自动实现这些良善的政治价值，这是因为“国家同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二重性”。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政治权力进行恰当的配置，使权力运行得到有效的规制，并保证公权不能侵害私权或者发生异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设计与改革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转变所意蕴的良善政治价值实现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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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方式例2

一、充分认识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

煤矿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区别来看，就工作对象而言，两者是管行为与管认识的关系；就工作目标实现途径而言，两者是他律与自律的关系。从联系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行政管理的重要依靠和保证，行政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载体。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抓行政管理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越抓越散，达不到效果；抓思想政治工作不结合行政管理，就会失去目标和力度，越抓越软，难以发挥威力。因此，要充分认识煤矿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区别和联系，才能为二者的有机融合做好思想准备。

二、把握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的三个结合点

（一）处理好党政关系

煤矿要正确认识二者关系，坚持两手抓。政工领导要积极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服务，保驾护航；行政领导要自觉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行政管理，做到管人、管事、管思想三位一体。党政领导要围绕煤矿发展目标，通力合作，才能把煤矿干好。

（二）紧紧围绕中心工作

煤矿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脱离这一中心讲任何工作，都是空洞乏力的。因此，煤矿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工作的中心，才能有机融合。

（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人是煤矿生产经营活动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因素。因此，煤矿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都要把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能力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才能适应煤矿发展的需要。

只有抓住这三个结合点，才能做好煤矿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融合，才能促进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创新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机制，提高工作针对性

（一）创新二者融合工作机制

推行“一岗双责制”，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大政工格局，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财务、生产、技术管理等行政管理体系中，通过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将工作内容合理分解到各部门、各层次、各项工作中，明确职责权限，形成严密的领导层、职能层、执行层管理体系，实施目标化、标准化、程序化管理，将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的为生产经营服务。

（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1.在安全管理方面，要通过启发安全觉悟，引导安全行为，培育安全文化，来消除安全思想隐患。一要强化氛围感染性，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激发员工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安全管理，营造“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二要强化教育针对性，对领导层，要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强化决策的安全管理意识；对管理人员，要充分发挥安全管理的组织、检查和考核作用；对特种作业人员，要提高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对员工，要增强自保、互保、联保意识。三要强化预防超前性。要经常分析员工思想动态，增强思想工作预见性，采取现代安全管理技术，变被动管理为主动预防，变事后处置为预先分析，变事故处理为隐患消除，防患于未然。四要强化形式创新性，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使员工切实增强安全意识。五要增强管理人员责任意识。严格实行生产领导包队，生产部室业务人员包头包面，安全管理人员风险抵押等制度，促使管理人员重心下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下井带班，区队干部盯现场、抓质量和“三员”安全验收确任开工制，形成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保证体系，有效保证安全生产。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3

中图分类号：G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74―04

植根于社会与人的发展诉求之中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既是对现代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现实回应，也为现代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之路，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和环节，如概念、本质、功能、价值、目标、内容、方法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执行者、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体制的贯彻落实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其活动的方式、本质、功能和价值又必然会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方式、本质、功能和价值的发展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只有认识并积极适应这种发展，才能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方式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活动的方式应从单子式主体向交互式主体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活动方式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方式。

从人的活动的视角来看，由于人们有更好地生存并发展自己的需要，尤其是有德行修养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刚好能满足人的这种需要，于是就成为人们发展自己，尤其是发展思想品德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本身的一个业已形成的、特有的生存发展方式”“是人们认识和发展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德育功能之所以能够展现和实现，根本在于人有德行修养的需求”。

在这个活动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社会主导的思想道德文化为共同的活动客体结成了“主体一客体一主体”的交互式主体关系，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对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构建活动的动力系统、导向系统和调控系统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引导受教育者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发展由自发状态转变为自觉的思想品德构建活动。而且，当思想政治教育预期目标完成后，教育者也能够得到更多的教育知识和经验，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价值与意义也能有更深的理解。因此，对教师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个思想品德构建的活动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主体和受教育者主体在与社会主导的思想道德文化相互作用中不断构建其精神世界和价值生活的过程，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外在的思想道德文化、社会的精神财富转化为自身思想品德发展并创造新的思想道德文化的过程。

因此，作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再也不能以单子式主体开展活动，而应该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生和自己的一种生存和活动方式，在按一定方式形成的教育共同体中与学生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对话、竞赛等交往教育实践，关注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并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任何单一的主体观都可能使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主体一客体”的模式中，使本应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变成一种“工艺性”的工作流程而产生机械化模式倾向。为什么以前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受欢迎，实效性不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我们的教师往往把自己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地位，只知道“我打你通”式地单向灌输，忽视了与学生之间的交互作用。

二、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活动的本质应从工具性向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活动本质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决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意识形态的宣扬满足了阶级统治的需要而成为工具。在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为了确保本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就要像支配物质生产资料一样，支配精神生产资料，也就是发展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机构，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出于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统治地位的需要，任何阶级社会都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具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的政治功能就认为它的本质只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满足人的需要，促进或实现人的发展与完善才是最根本的事情。这种以人为目的，为人的发展和完善服务的内在价值，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所在。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它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有其“建设人自身”的根本属性。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性，以及它对人实行精神引导，促进人的发展，才使其具有根本目的性。也就是说，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既需要考察其满足阶级与社会需要的一面，更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求它的属人性，既要看到它的工具性本质，也应该看到其目的性本质。

表面上看，工具性与目的性是对立的，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表现，在实质上，两者是统一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工具性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的表现，目的性本身就包含有工具性的成分。两者的区分只不过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的角度与层次不同而已，“相较而言，工具性是低层次的属性，目的性是其终极属性”。强调工具性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所表现的阶级实质，不会因为全球化、社会化的趋势而消失；而以人为本、建设人自身的目的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性之使然，是其教育职能的深层应用，这不仅没有违背工具的效能，相反却使思想政治教育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放置于目的性基础之上。工具性正因为有了目的性而有了发展的根基，目的性正因为有了工具性而有了社会的支撑。

综上所述，只有工具性(维护阶级统治需要)与目的性(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或忽视、淡化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因此，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本质上是疏离社会生活，只是满足政治需要、服务政治要求的工具的“传声筒”、“社会代言人”角色，转而从“现实的个人”的需要出发，贴

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既要站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的高度，向受教育者宣讲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讲者；同时也要以人为本，尊重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做他们健康成长的引导者。从“传声筒”角色向“宣讲者与引导者”角色的发展，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新要求。

三、伴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活动的功能和价值应从侧重社会功能、社会价值向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执行者，其活动的功能和价值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决定的。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定义，揭示了教育的两种基本功能和价值――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作为人与社会中介的教育，其基本功能在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促进人的发展，通过培养人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决定了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这两个功能和价值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教育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满足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提高人的个体和群体的素质；教育为促进人的发展，就必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社会能提供人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作为教育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具有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人的思想品德的发展这两种基本功能和价值，而且两者是统一的。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为实现或维护统治阶级统治服务的同时，也对整个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与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与精神引导，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这基本上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即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时呈现出来的“维系社会生存、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管理”等功能和价值。的确，从‘‘社会哲学的视野来看，作为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且在社会大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维持现存社会正常运转，支持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系统，其“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是独立的和不可替代的。

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时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塑造社会的人、满足人的政治文化需要，固然有维护一个阶级政治统治的现实，但对人的发展与完善的推动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所在。“提升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本质表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本质是价值主体的需要――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满足人的政治社会化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总和，是两者质的规定性联系而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质的规定性的综合统一。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有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其目的性本质又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引导个体思想和行为、激发个体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规范调控个体思想和行为等个体功能和个体价值。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只能是通过其个体功能来实现。“德育的个体主要表现为教育对象的品德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最一般的意义和最直接的、个体的、本体的功能就在于人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是要通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社会进步。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基本功能和价值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教育实践上，人们却总是更加侧重其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相对忽视了个体功能和个体价值。这种认识和实践上的片面性，必然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事实上，尽管侧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只有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相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是有生命力的、能持久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要求来讲，还是从借鉴历史经验来讲，或是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来讲，作为塑造人类灵魂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必须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社会哲学范式中走出来，更加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功能和个体价值，实现角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以人为本，通过引导、规范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激发受教育者的精神动力。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又涵盖了教育活动的全部过程和旨归。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实现其活动的方式从单子式主体向交互式主体发展，活动的本质从工具性向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发展，活动的功能和价值从侧重社会功能、社会价值向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发展，就是要与受教育者一起，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引导受教育者吸纳、认同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促进受教育者知、情、意、信、行均衡发展和思想品德自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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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方式例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宗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阶段进程中所依靠的资源要素组合方式和发展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旨在研究如何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组合方式，以更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结构以及制度、市场环境的演变，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a）。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其指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对于总结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关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理想社会产品分配实行“低级阶段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原则，社会生产实行计划调节等。这些内容既展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目的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也为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阐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但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时重点研究了两个方面：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规律，即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得以迅速增长的原因；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及剥削关系，指出资本主?x社会必然要被未来“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论述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认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应具备两条基本途径：一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二是使用资本的效率不断提高（马克思，2009a）。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流通时指出，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既可以在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的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在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讨论企业因固定资产的局部更新而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时指出，生产场所扩大表现为外延扩大，生产资料效率提高则是内涵扩大；在论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时认为，农业资本家一方面无须施肥，甚至只要粗放耕作，就能长期获得收成；另一方面将资本连续集中投放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集约化耕作。综上所述，不论是剩余价值转化还是固定资产更新，马克思把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的扩大生产叫做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把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扩大生产叫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来推动。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扩大再生产方式具有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历史趋势。

2.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理论

马克思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2009b）。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采取一切手段提高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额。马克思指出，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倾向于由外延量剥削转向内涵量剥削。再生产过程中不用增加劳动的外延量，只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生产结果也会相同，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在这种转化趋势下，资本家也不会放弃对工人外延量的剥削。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理论引起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否定，认为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率衡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是致命“错误”，是一个假设的公式。对此，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对剩余价值率的否定是依附于历史唯心观，把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原则（卢森堡，1984）70170。由此看来，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方式转化的研究，既凸显了他对资本家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更多剩余价值的无穷欲望的批判，也彰显了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辛苦劳作而挣扎在生活贫困线的同情以及为广大无产阶级谋福利的价值取向。

3.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理论

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虚伪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其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有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根本力量。他指出，大工业把科学技术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此，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关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无足轻重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中小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进步的先锋（卢森堡，1984）88，凸显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前瞻性认识。

其二，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实现分离，促进了经济外延式发展，同时市场调节和竞争规律又促进了经济内涵式发展；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阻碍经济发展，并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其三，经济结构协调能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为追求个人利益强调个体企业内部生产的条理性，却忽视社会生产不协调性所带来的危害，进而指出社会生产要顺利进行，各个生产部门必须协调。为此，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两种，进而划分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推演论证了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的协调对社会生产两种补偿顺利实现的重要性。

其四，企业有效管理能提高经济效益。马克思认为，企业生产商品的活动，既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限制，又受社会需求约束，因而加强企业管理以促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不仅成为一种必要，而且能为社会有效供给所需产品。

其五，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结合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必备条件，因此，自然环境优劣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级差地租分类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资本家的贪婪掠夺本性和大工业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其六，发展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能有效调节生产要素配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起初需要国内市场为其发展不断提供必需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但在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应用的推动下，这种商品经济获得了一种富有弹性的、突然跳跃式的、且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能限制它向前扩张的能力。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促使资本家不断到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内涵式发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沃勒斯坦，1984），而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恰恰也说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剥削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阿明，1990）。

其七，城乡经济融合能有力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城市和乡村分离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初的城乡分离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马克思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存在是城乡关系对立的制度根源，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城乡对立达到最鲜明和最尖锐状态，这种城乡分割带来了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城市病”和“乡村病”。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分?x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制度、经济结构、企业管理、自然资源、市场、城乡关系等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的研究，在更广的范围内论述了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些论述和他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相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可以概括为：扩大再生产方式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并且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组织管理、市场拓展等提高资源要素生产率，并强调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展循环经济，融合城乡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期实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不仅是对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批判和创新，而且也揭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必然性和途径，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起源，是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东欧各国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面临的内外困境亟须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现实角度形成的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快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发展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在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以见效快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但由于实际国情不同，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1.苏联东欧各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列宁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过渡时期的实际状况，形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幸福、最美好的生活。但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二是制度条件，即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创造制度条件。为此，列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其一，论述了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性。列宁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实现最终要依赖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因为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列宁，1984）44 。其二，阐发了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加强企业管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列宁认为，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重视经济核算，加强企业管理。列宁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其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须依赖于消费资料增长、注重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重视经济核算等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两大部类、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薄记等思想。

（2）斯大林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法西斯势力的进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斯大林主要在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其一，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斯大林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二，重视企业管理、技术和人才。在企业管理上，斯大林认为，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斯大林，1985）45，进而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虽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并且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出现结构失调现象，但他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以及重视技术、人才和企业经济核算等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扩大再生产、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人才等思想。

（3）苏联东欧各国学界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探讨

自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东欧学界又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其一，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认为，经济发展有粗放和集约两种途径。粗放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投入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这种发展方式在苏联早期采用；集约发展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潜力，不断采用新技术，改进管理，增加设备负荷，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在生产水平很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的发展方式；现实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过渡是很有必要的（哈恰图罗夫，1981）20。东欧学界则重点讨论如何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有相互制约关系。布哈林提出，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要以发展重工业的速度来进行，并重视农业发展，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布哈林，1981）279。其三，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研究。波兰学者布鲁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结合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对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总之，虽受历史条件限制，但学界还是在两个方面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一是把马克思的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发展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发展方式，并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分别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位；二是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协调理论拓展到生产实践中，正确处理农、轻、重产业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认识到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相协调的重要性。

2.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批判地借鉴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建设经验，探索出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人民当家作主等。以此为指导，毛泽东重视经济结构平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借鉴苏联经济结构失衡的教训，提出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毛泽东，1999）186。毛泽东总揽全局，在统筹理顺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时，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并坚持运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保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着手打造技术干部队伍，而且还着手普及科学知识，扫除文盲，把提高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毛泽东晚年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错误，但毋庸置疑他的“统筹兼顾”“发展科学技术”等思想发展和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学界掀起了探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热潮。一是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刘国光在界定扩大再生产方式两种类型的范畴时指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区别扩大再生产的外延性和内涵性的基本标志（刘国光，1962）；外延式和内涵式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不是单一使用的，而是交错出现，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许涤新、曾启贤等学者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前提下，着重研究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以及消费资料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决定性条件，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要快于消费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因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发展速度上要快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都能起到制约和促进作用。三是探讨国民经济核算问题。何建章等（1962）认为，成本核算和资金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因为企业降低生产某种产品占用的资金，意味着用同量的资金可以生?a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学界的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方式类型及其转化趋向、两大部类协调发展以及薄记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取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等都有着积极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两大部类关系以及薄记等理论思想：区分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研究了这两类经济增长方式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条件、关系和历史发展趋向；提出了产业结构问题，探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提出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结合思想，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和创新，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开始了创新历程：从“经济发展新路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经济发展新理念”，这一历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1.经济发展新路子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审时度势，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伴随着对这两个问题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展要走“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新路子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是并行的，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速度，或者光有速度没有质量都是不行的；发展经济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1993）375。显然，邓小平强调的“快”是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的。为了确保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此外，邓小平十分重视科技教育和企业管理，认为科技和教育是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的关键；他提出把企业由行政直接管理改为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管理，以提高企业活力和运行效益；他还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利用外国资金、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结合，展现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战略性，也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内涵发展的新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老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指导，把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拓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发展经济要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江泽民，1997） 1483；注重依靠科学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密切联系。在农业方面，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农民科技培训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发展现代农业；在工业方面，合理布局与国民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能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柱性产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出，既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必要性和主要内容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凸显出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胡锦涛，2005）483。这一新认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协调投资出口消费、协调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带动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由原来的依靠资源消耗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管理上来；进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措施：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实施这些新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力和培育开放型新经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和途径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经济发展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观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加快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在这些政治经济学新观念的指引下，新的领导集体在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适时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其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5b），即通过系列创新，协调各方面各领域，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民群?创造环境优美和共创共享的美好生活。其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c）。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从供给侧角度强化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的功能互补，共同发力，进而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为此，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和措施：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抓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扩大有效供给，着力补齐短板。这些战略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转变思维，深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而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还将在更广和更深的层次上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续创新和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新路子，拓展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内涵，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开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在实现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良药。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在更高水平上的升华。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历经时代变迁和背景转换，其构成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仍然是生产关系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统一，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演进和创新。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承性、连续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内在联系和互相促进。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启示

1.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理论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少理论创新源自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推动，然后被学界归纳、总结和发掘，抽象成理论，进而被高层决策者采纳，并在发展经济大潮中进行实验和试错，在实验和试错中不断解放被束缚的思想和观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亟待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根源于现实经济发展积累的经验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求，要求我们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新事物和新?L险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5

中国有句古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模式下，中国由世界上的贫穷大国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它的经济政治体制充满活力，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楷模。当今世界，人们纷纷谈论中国模式。2004年，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即中国模式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2009年，中国又成功应对了世界金融危机并率先实现经济的复苏，让世界看到一个强大的东方中国，看到了中国人自己构建的发展模式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因此，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2]。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分歧很大，中国政府也非常低调，但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它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对西方几百年形成的发展经验和西方价值的一种挑战和竞争，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学习的榜样。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90年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的产物，是新中国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地探索和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中国发展模式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结晶。同时，中国发展模式又是中华民族不断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先进发展经验的结果。因此，中国发展模式又是一个开放的模式、前进的模式和与时俱进的模式。

在中国模式中，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更是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权是人类普遍的政治价值。2007年两会期间同志答记者问时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立足国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3]同志对民主政治问题的概括和揭示，指出了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规律性，同时也揭示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客观性。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实现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但最重要的是要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2009年3月9日上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谈到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也是由一个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国际责任和地位所决定的。同志早就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一个世界大国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政治发展模式的创新。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正处在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也处于发展和变化的探索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政治发展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内驱动力，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将为经济的快速腾飞提供政治保障。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在视野下一个科学、完善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正在建立起来。

《视野下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研究》一书，以制度作为破题点，对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指导原则、价值取向、经济基础、文化支撑、民主环境、权利保障、政权基础、政权组织形式、政党基础、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法治路径、共生价值、实现的目标层次、社会生态和走向与展望等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纵览全书，该书不拘泥于单纯比较的传统研究思路，而是选择从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结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入手，对当今视野下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概括，揭示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现实价值、制度设计、运行规则、生态环境以及世界意义。

该书为在视野下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创新了研究思路：第一，该书开辟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新视角。该书首次将思想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机融合，对和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关联和运行特点进行了系统论证。作者将思维引入到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中，使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更加科学，也使我国政治发展更加规范化和合法化，有利于在民主政治发展中贯彻“宪法至上”的意识，凸显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坚持宪法至上、依法治国的原则以及任何政党与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

第二，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视野下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丰富内涵。全书从制度设计、本质特征、指导原则和价值取向四个维度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进行了诠释；围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制度构架进行剖析；研究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法治路径、共生价值、目标层次和社会生态；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康庄大道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全新画卷，为人们研究和观察中国政治发展模式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第三，对制度如何在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中形成的问题进行了探索。该书从经济发展、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社会建设四个方面，对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形成进行了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同时又促进了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科学发展观推动了民主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将中国的精神和西方制度进行了本质上的区分，中国精神建立的根本目的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展示出来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引导着中国在建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而民主环境和公民权利的建设为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提供了社会保障。这些探索理据充分、逻辑严谨，对以后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中的建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第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三个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特点和逻辑发展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政治模式的运行机制是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途径。该书研究了建立在人民民主政权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政权组织形式、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民主政策和基层民主制度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和运行特点。

第五，该书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共生价值。该书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模式，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尊重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首先，它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坚持走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又是中国政治格局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它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它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管理价值和党的执政理念的体现。再次，它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反映了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价值目标。最后，它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道路，是实现真正的前提。

第六，通过对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层次的研究，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社会生态形式，对以后政治发展模式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层次的划分，有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目标，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更好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科学、合理，在世界政治发展中彰显出社会主义优越性。

总之，中国的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对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研究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与此同时，该书作为将思想引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研究中的一次尝试，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是我们相信，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不断完善的道路上，该书提出的问题和思路会引发人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6

前言：

政治制度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在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关键行动者利益受损、政治制度本身等因素，都可能引发政治制度变迁的发生。加强政治制度变迁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并为政治制度的后续发展变更提供有效的参照依据。

一、政治制度变迁方式的规范分析

政治制度变迁方式的规范分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基于政治制度变迁路径是否符合行动者真实意图方面

1.意外变迁方式。从产生机理来看，引发政治制度以外变迁的因素主要包含社会成员的意图、动机以及信念等因素。在政治制度的实际推动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关键行动者可能并未察觉某一推动行为将引发的影响，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政治制度产生了意外变迁[1]。

2.合意变迁方式。从本质角度来讲，政治制度的合意变迁是由行动者的主动推动过程引发的。为了促进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提高政治制度与其偏好之间的契合度水平，关键行动者可能会通过事先创设制度安排的方式，推动政治制度向其预期的方向发生变化。

（二）基于激励机制和权利运行方面

从这一方面来看，政治制度的变迁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1.诱致变迁方式。政治制度的变迁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激励机制和权利运行过程的影响下，相关主体为了从激励机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会从既有政治体系中不断寻求可行途径，通过冲破既有政治制度约束、调整政治制度规范等方式，促进自身获利目的的实现。这一过程引发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即为诱致变迁。

2.强制变迁方式。结合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知，与政治制度变迁有关的组织主体，通常对强制性权力表现出较高的重视水平[2]。在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中，这些主体会运用相应的强制性权利，对与政治制度变迁有关的资源进行合理控制，使得政治制度朝向促进主体利益增加的方向发展。

（三）基于政治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源泉方面

从该方面来讲，政治制度变迁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1.内生方式。在政治制度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其本身可能会产生变迁。就某些受到特定政治制度影响的行动者而言，其在实现自身维系制度目标的过程中，政治制度可能会发生自行消解与自行强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

2.外生方式。通过对我国政治制度发展历程的分析可知，外生方式在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发生频率相对较高。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均衡的政治制度是有相关结构性因素诱致而成的，此外，这种特殊的平衡状态也与策略的稳定因素有关。

（四）基于政治制度变迁的剧烈程度和持续时间方面

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将政治制度的变迁方式分成以下几种：

1.渐进变迁方式。这种变迁方式具有鲜明的缓慢性、延续性特点，它是指：政治制度变迁以一段较长的历史进程为时间单位，通过逐步变迁的方式缓慢完成整个新政治制度对旧政治制度的取代更新[3]。在实际变迁过程中，渐进变迁方式的推行过程表现出较强的黏性和惯性。从作用效果来看，这种变迁方式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成员对新政治制度的接受水平，有利于整体经济社会发生速度的提升。

2.激进变迁方式。这种变迁方式是指，在一段固定的较短时间内，政治制度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当既有政治制度通过这种方式发生变迁后，权威主体需要在这段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新政治制度的推进任务，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可能引发原有制度的崩溃。此外，从基于激进政治制度变迁方式引发的后果来看，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权威主体期望的政治目标，但基于激进变迁方式产生的现实效果中也蕴含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民众的强烈抵制行为等。

二、政治制度变迁的现实思考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我国政治制度变迁的现实思考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利益关系协调的诱致根源分析方面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主要与诱致性因素与强制性权力有关。由于强制性权力的调控由权威主体完成，但诱致根源则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特点[4]。为了避免政治制度的变迁所害某些群体的利息，保障所有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水平，在后续发展中，应该加强对利益关系协调诱致根源的分析。

（二）政治制度的价值原则完善方面

作为一项全面事业，政治制度价值原则的完善直接影响我国当前的政治发展质量。为了促进政治的良性发展，需要在宏观层面上统筹全局，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工作中价值原则的完善，使得政治制度更加契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目的。

（三）合意变迁的重视与引导

对于一个国家的各个权威主体而言，政治的发展应该按照权威主体所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完成。从政治制度变迁方式规范分析中的具体变迁方式来看，合意变迁由于权威主体这一目标的实现[5]。因此，在推动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权威主体不仅需要增强对合意变迁方式的重视，还应该充分分析政治制度合意变迁对社会成员引发的消极影响，避免社会成员广泛抵制行为的大规模发生。

结论：

从基于政治制度变迁是否符合行动者真实意图、基于政治制度变迁的剧烈程度和持续时间等方面来看，政治制度变迁方式可被划分成意外变迁、合意变迁、渐进变迁以及激进变迁等多种不同的类型。从现实角度来讲，政治制度的良性发展需要结合合意变迁的重视及引导、利益关系协调的诱致根源分析等工作来完成。

参考文献：

[1]马雪松，张贤明.政治制度变迁方式的规范分析与现实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6，02：20-23.

[2]周小亮.制度迁的理论分析与体制改革的现实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2006，09：20-24.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7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明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这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设生态型政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问题，谋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建设关注的重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全球性生态危机对全人类构成巨大威胁时，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然要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即生态政治发展观。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生态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来不断壮大生态政治运动，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可见，由于生态政治运动的推进，世界各国都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并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也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政治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当，可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见，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设日益生态化。二者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带来政治生态化。政治生态化的内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体讲，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

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中国的历史证明，政府决策行为的生态化将是生态型政治体制的核心。

（二）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

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其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活动等方式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职能，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观念。

（三）建立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其直接后果是各种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过去那种“狭隘生态利益”的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即全球伙伴新关系极为紧迫。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它能够推动世界各国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也能够推动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各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它能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分担各国对环境保护所应承担的责任，以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四）政治教育生态化

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就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

我国生态政治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公众的环保意识偏低

公众的环保意识高，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就高，环境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公众的保护意识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需求，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就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而环境保护则被摆在次要位置。另外，公众的行为取向必然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的价值取向。公众环保意识偏低，会使得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去全力发展生产力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公众优先发展经济的价值取向，也必将使政府一心只为经济发展着想，而不必顾虑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较低，不能形成民间环保组织，那么环保体系建设就失去依据，环保部门的行为缺乏制约，政府的社会环保行为缺乏监督，环境保护成了政府主导型而非社会主导型，社会环保需求既不能有效形成，也不能有效实现。

（二）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倾向明显过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建设当成头等大事，当成政治任务。这样，“经济增长指标”就成为评价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的主要依据，当权者自然倾向于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环境保护与此不同。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事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很大，经济效益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并且效益的回收期较长。因此，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各级政府中的大多数领导都会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而对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缺乏力度，致使那些严重污染的环境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环境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缺陷，从而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

（三）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尖锐

虽然贫困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不恰当的摆脱贫困的方式必将造成环境破坏。我国一些地区为了摆脱贫困，不恰当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工业项目，从而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的情况。也就是说，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必将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好，必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设置障碍。

生态政治建设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在经济增长利益观的影响下，我们只注重如何改造和利用自然、发展社会，没有注意到保护和发展自然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迫使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它决定了我国的政治道路必将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政治道路。

（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着力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即通过传播环保法律法规，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把生态意识贯彻到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只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努力提升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水准，自觉约束自身环境行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

（三）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

（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指出，做好新时期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转变是我国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的实质性操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8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和当代社会的主要诉求。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进行着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当代社会面临着空前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实现着全方位的转型和深刻的变革。比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彻底地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凸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也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历史课题。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方位和运行轨迹；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且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新世纪的发展编织着一幅更为复杂和广阔的现实图景。这些都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当代语境和生态环境，迫切需要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作出实践回应。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着眼，系统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内涵、要素、结构和功能转型，对于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系统方法

系统论是一种考察事物发生、发展的科学方法。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事物内部要素的结构方式决定着其发展水平和整体功能，主张从事物的诸要素以及诸要素的整体联系中探寻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系统论对于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本质内涵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既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也由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内涵发展和外延发展、渐进发展与飞跃发展、层次发展与协调发展的统一，既包括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转变，又包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超越与深化”。[1]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既以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现状为现实基础，也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承接，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创新；既内涵着其内部诸要素的发展，也带动着其整体结构、形态特征和功能的发展。只有以人类历史发展的时空为坐标，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为轴心，深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发展，我们才能获得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整体性认识。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发展

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首先是其内部诸要素的发展。具体来说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内容、载体等要素的发展。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政治一体化的传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总是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或代表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成员。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成分较为单一，他们主要是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和个体。而随着市场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一体化的格局逐渐被打破，我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阶层，它们都有进行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政治意愿。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许多社会成员开始从行政组织里游离出来，出现了“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身份转变。所有制、分配方式、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带来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社会的阶层分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等，必然导致人们思想政治诉求的自主性、选择性增强，人们接受思想政治影响的渠道朝着多样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这就相应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多样化和社会化，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需要了。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必然会出现多样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许多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协会等)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如村委会、社区委员会)等将会成为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职能的新兴主体。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在思想政治教育尚未成为一定社会政治集团的自觉政治实践之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份认同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还没有出现职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而随着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学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逐渐开始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众多拥有现代科学和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将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样化发展和专业化发展，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规模得到扩展，而且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素质，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自主思考、自我选择的意识和能力得到了提高，这就使得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得到了增强。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形势下，人们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民利和自由，改革开放也进一步解放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某一套思想理论体系的说教，而是要在多种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之间进行思考和选择。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思想发展所要达到的目的。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又容易在纷繁复杂、变动不居、良莠不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中迷失方向，这就使得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空前地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不仅催生了许多反映时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推进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也使得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得以滋生和蔓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庸俗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社会思潮对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着不良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争夺呈现出日益激烈的形势。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广大社会成员思想政治品德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新特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重塑广大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其思想鉴别和选择的能力，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发展的重要历史课题。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呈现出生活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政治主导一切、政治冲击一切时代的结束，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时代。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对一种理想主义的道德观的灌输，这种“圣贤道德”又具有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同社会大众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产生了严重脱离，因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抨击。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又由于受到错误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

面出现了严重的泛政治化倾向，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治生活日益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社会主要矛盾开始从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思想政治教育也主要定位为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也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突出政治向注重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转换。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相结合才能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又必须体现鲜明的党性和政治性。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我们既不能走突出政治的老路，也不能走向淡化政治甚至不讲政治的极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发展既要实现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的结合，走群众路线，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在两者之间寻求契合点和共鸣点。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发展趋势。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中最为直接和明显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中最为活跃和显著的要素，也是当前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创新性特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种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运而生。比如，各种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管理载体、网络载体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行之有效的新载体。它们比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更加生动，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快捷和更加有效。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又呈现出综合化发展的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要创新，但并不是单兵突进式的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发挥多种载体的协同作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创新中的综合。网络载体建设的确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存在其难以克服的弱点，比如缺乏主客体之间真实而直接的思想和情感互动，而这恰好可以通过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来弥补。因此，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出现多维、多向、多作用点的网状发展的情况下，只有综合运用各种传统的和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整合各种载体资源，发挥合力，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不仅包括内部诸要素的发展，而且还包括诸要素之间的结构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从封闭式向开放式发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反馈回路的缺乏和思想政治教育同环境之间的适应不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通常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灌输与被灌输、控制与被控制的主体中心模式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这一结构模式中完全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其思想观念、情感意愿等接受心理几乎被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完全忽略了，而且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效果也不能从客体身上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没有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到主体的反馈回路，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呈现出一种单向式的、封闭运行的状态。另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受到具体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单一而又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的限制，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中发生、发展的，其信息获取的方式和信息传递的方式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一旦置身于现代开放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就会产生适应不良的现象。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蛇口风波”的出现就是这种适应不良现象的典型表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人的权利意识和素质的提高，改变了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客体的主体性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自主获取和消化信息的能力逐渐增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信息占有上的垄断地位。这些都迫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要善于从客体身上学习，主动地适应开放的环境，加强自身对信息环境的即时监测、吸纳和引导，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与信息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必然会彻底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封闭式结构，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之间的开放互动的新的结构方式。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从金字塔模式向网状模式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思想政治教育在形态上呈现出一种特定的金字塔结构，即占社会极少数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则居于金字塔的基座。前者享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后者则只有被动接受的义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则从金字塔的顶端向基座辐射。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形成是由专制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政治关系决定的，是社会的政治关系结构在思想关系结构上的表现。而随着专制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在政治关系上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朝着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必须首先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一种平等的、民主的双向互动关系。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都要首先接受客体和其他社会成员的教育，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客体都可以成为对教育者和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则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来回传递。这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就形成和扩展出一张无形的“关系网”，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纽结。

四、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展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和结构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必然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从单一向多样发展。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被限制在政治功能的狭窄范围内。在专制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生产和再生产既有的政治关系，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培养所需要的社会成员服务上。在期间，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甚至在无限扩张的情况下被严重地扭曲，导致了适得其反的后果。有学者在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在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之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单一的，这种单一性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决定的，而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手段，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统一性，从体制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为政治运动服务，经济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化领域被全面卷入政治运动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只能突出地表现为单一的政治功能。”[2]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失去了政治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就失去了价值依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和变化。传统的以夺取和巩固政权为主要内容的“权力政治”逐渐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渗透的“社会政治”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可以通过直接的、政治教育的形式来实现其政治功能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方式，来间接地实现其政治功能。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指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种老式的宣传已毫无用处，因为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说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应该建立在经济建设的政治经验上。……

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正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3]列宁的论述充分地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为主要的政治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必须拓展到经济建设的层面。当前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发展是由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任务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单一的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等社会各领域的立体式功能发展，必须从社会功能向个体功能深化，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的现实要求。只有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多样化发展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功能的实现。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从以规范为主向以发展为主发展。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上。不管是对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引导，还是对社会成员行为习惯的养成，都是为了达到实现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同社会要求相一致的目标。实现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社会依据，因此规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如果失去了规范，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丧失了其真正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加要强化社会控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现社会成员内部控制的重要方式，对于规范社会的有序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绝不是以实现规范为唯一价值目标，绝不是以规约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为落脚点，而是通过规范的中介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是发展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是规范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主导着规范。如果片面地强调前者，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沦为一种约束人、管理人、压抑人的工具，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现。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指导下，只能生产循规蹈矩、毫无创造力的顺民，而不能为未来社会塑造具有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充满创造精神和发展潜力的积极公民。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以促进社会发展和全面发展为目的，才能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既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又具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塑造一大批创新型人才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实现以规范为主向以发展为主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位必须放在通过影响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发展，实现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上。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基础。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实现。在人的素质结构中，思想政治素质又是核心和基础。只有以人的素质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得以真正彰显。因此，在社会的全面进步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价值依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现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9

摘 要：学界关于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存在的问题、构建的途径等角度，但是关于这块的研究存在没有把握好我国政治发展的新态势、构建途径多样化但可行性低等问题。故关于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研究，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作为指导，立足于大学生的政治需求，进而来展望未来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发展。

关键词 ：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政治发展；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248-02

“所谓政治观，简单来说，就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体，在阶级斗争、社会生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的根本观点。”[1]政治观更多的侧重于个体对于政治的看法和行为，在当代众多的研究中政治观开始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对于大学生主体的政治观教育的研究却非常的不足。大学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主要政治行为体，关于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的研究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一、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学界也有不少的研究文献在肯定大学生政治观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大学生政治观教育都存在的问题。

1.大学生自身问题

虽然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良好的，但是有许多研究者还是指出了大学生政治观方面的许多不足。其主要包括：“政治理论缺乏，政治取向出现功利化趋势”[2]从而导致出现政治参与热情降低，政治信仰出现冷漠化倾向；“大学生心理不稳定，易受外界影响而导致其行为目的模糊”[3]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也输重要的大学生自身问题；大学生关注政治问题深度不够，而且大多数大学生政治上非常的不成熟和不稳定性……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突出大学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而来改善大学生自身存在的问题。

2.教育者问题

有学者指出部分高校中存在“部分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理想信念淡化”[4]问题，并且部分教师爷可能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进而影响其相关的政治素质的提高，故而弱化了在政治观教育中的为人师表的功能。同时，教育者自身素质不高，也表现在部分教育者的教育理念非常陈旧和原有的教育内容过于固定化，在未能及时的推陈出新下，教育者在政治观教育过程中很难结合自身时代的特点，用新瓶装陈酒从而使得在政治观教育过程中出现很多部必要的问题。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理论特质，并有效的结合时代的特色和政治发展的要求，从而更好的进行政治观的教育。

3.教育环境问题

当代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有其独特的环境因素，其独特的环境因素包括网络政治环境、全球化态势等一系列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都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要求，但是在一系列各种各样的问题影响下，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没有能够有效的适应新的环境要求，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学者指出，网络政治“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受到正确的政治意识的培养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的产生；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大学生容易受到西方不利思想文化的影响，容易对大学生政治观的树立产生消极的影响。由此，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在新的复杂的社会环境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的不适应的情况。

（二）增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方法对策

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研究中，有非常多的学者都把研究的角度集中在增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对策上。

1.强化两课的教育性功能

“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其在政治观教育的过程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观教育意义，有学者突出强调了要发挥“两课”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中的教育性意义，认为强化“两课”教育功能，提高大学生政治理论水平，发挥课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也有学者认为，通过“两课”教育来坚定大学生的政治立场，进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质和辨别是非的能力”[5]。由此在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的过程中，对于“两课”的强化是提高大学生政治理论素质的关键，通过在“两课”的教学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元化主导，来发挥“两课”在高校政治观教育中的重要指导性意义。

2.打造高素质教育者队伍

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教育的过程中，政治观教育的教育者对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其教育者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好坏。由此，很多学者都指出了需要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超的政治观教育者队伍。有学者指出，政治观教育队伍应该包括“政工干部”和“专业教师”，通过两者的合力来推动政治观教育的建设。也有学者强调了，“教育者应当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优化教育内容，探索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6]。

3.强调政治理论的灌输渠道

高校在进行政治观教育的过程中也还需要加强和改善政治观教育的方式，要采用一种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政治观教育的方法。在这里有学者提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需要“科学的运用灌输原理”，并且认为政治观教育在灌输理论下，并不是单纯的一种“我说你听”模式，而应当是一种平等交互的双向模式。

与此同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如：巧用红色资源，红色资源有助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理想信念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挥老干部影响，老干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强大的优势地位，认为老干部具有“政治优势”“经验优势”“智慧优势”[7]；利用网络新方式，网络是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新阵地，对于新阵地的开垦非常的重要，“丰富教育载体，拓宽教育渠道，增强‘抢滩’意识，抢占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制高点，用现代科技手段开辟网络虚拟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领域”[8]。

二、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研究的不足

如前所述，虽然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却依旧有众多的限制和未及深入的问题，其中的不足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把握

第一，没有把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问题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要求结合起来，大多数的研究都处在一种就事论事的探讨中，不管是探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内容还是在探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意义，大都是一种单一模式下的静止式的探讨，缺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准确把握和采用一种发展式的更加具体的探讨模式。大学生政治观教育需要放入政治发展的潮流中，更多的挖掘两者的关系，在研究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对于政治发展的意义的同时，也需要把握政治发展视角下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新的政治要求。

第二，在探索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的时候，存在片面放大问题的严重性的，似乎政治观教育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会影响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在这样的逻辑容易导致不能正确认识政治观教育的地位和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创新的问题，在大多数的研究中都按照一种从内涵到问题再到途径的简单逻辑模式，这样的模式下不容易形成科学系统的方法体系，而且可能还受制于固有的模式，从而思维不能进行更好的扩展和深入。

（二）途径选择多样化，评价机制缺乏

许多学者在进行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研究时，都偏重与对政治观教育途径和方式的一种探讨，在探讨中不同的学者阐述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这样就会使途径的选择变的更加的多样化，从而容易导致在实际进行政治观教育方式的选择时产生一种不能把握最佳最有效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和途径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观教育的效果，那如何才能表明这样的一种途径、方式或对策的选择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呢。在众多的学者的研究中，非常缺乏涉及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评价机制的问题。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三）政治观教育功能探索不够，效果难以把握

通过对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研究文献的广泛涉猎，发现众多的研究成果都很少去探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具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功能，如何在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过程中去发挥政治观教育的功能，如此通过功能的发挥来实现政治观教育的目标。原有的那种直接展开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往往容易忽略大学生政治观应当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

三、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研究未来的展望：把握政治发展

政治观教育同政治发展的关系，两者之间势必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政治观教育的未来还是需要结合我国政治发展的时代特点和要求。未来关于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需要结合我国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来进行展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入手，在政治观教育方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掌握，进而用发展的观点结合时代要求来完善大学生政治观教学的内容。

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成果会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治的发展。在政治观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核心理论的一元化倾向，即全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全面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内涵和实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强调必须以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为支持，为政治发展提供社会动力，所以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需要突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培养。

笔者认为，虽然众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对策，但最有效的对策是要结合我国政治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探讨的，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方式更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也即是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方式不能也不应该提出一种固定的教育方式，对于大学生政治观教育方式的选择更多的应该是遵循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如大学生主体其本身就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复杂性，男女大学生的区别、不同专业的区别、不同民族的区别等都使得政治观教育的方式要采用的应该是更加灵活的方法和方式。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政治观教育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

（2）张艳丽，吕建兵.切实加强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J].学习月刊，2007（5）：106.

（3）（6）陶明，杨敏.浅谈当代大学生政治观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173-174.

（4）王晶.大学生政治观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对策[J].教育探索，2013（17）：133.

（5）江春玲，张果.论加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战略意义及措施[J].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11-13.

政治发展的方式例10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地方政府创新蓬勃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些问题在近日召开的“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上都得到了深入探讨。现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仍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国家与社会由原来的一体化到二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人治，而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公共权力从私人理性向公共理性迈出初步步伐；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功能在逐步调整，部分实际权力在由党内向政府转移；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在提升，政治体系的规则化水平在提升；在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多元化情况下，公民的自主程度在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扩张，但质量还较低。

与会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上诸多方面的可喜变化，但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攻坚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举世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腐败现象蔓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明显，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

有学者分析指出，回顾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我国经历了由1954年宪法确立的两权分立到实际政治过程的权威主义，再到目前向民主化回归的循环式发展过程。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时期”，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因此，也处在权利与权力博弈的时代。总体态势是，权利与权力明显地不平衡，公共权力过度扩张，因越位和缺位而侵权，权利往往处在被侵犯的境地。中国政治发展仍然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民主模式

与会者认为，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民主模式。中国从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独创了自己的民主新模式，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基本确立，但是还很不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前提是党的领导，保证是依法治国。但由于受照搬苏联模式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实行的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模式。党的领导由前提变成核心，由党代表甚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缺少法律制度保证，以至犯了很多错误，造成了很多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端正思想路线，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促使民主模式逐步完善。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思考

对于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会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三个方面。因而，完善民主模式，加快中国政治发展，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

有学者指出，有序政治参与的不断拓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有序政治参与可以有许多渠道和途径。当前，开发我国政党制度的潜能是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从执政党角度看，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尊重党员权利，调动广大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克服眼下普通党员往往容易被边缘化的状况；认真贯彻落实2005年和2006年关于我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两个5号文件精神，畅通体制内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有学者专门对我国政治发展中的执法趋利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贯彻落实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执法趋利。执法趋利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乱象根治的途径:在政法机关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尤其是公平正义的理念；站在反腐败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执法的种种乱象；彻底解决司法机关吃“皇粮”的问题。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

与会者认为，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创新活动在学术界的推动下，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地方政府创新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当前我们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存在着许多弊病，与政府改革的要求、与理想的状态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而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存在着创新的动力。总的说来，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政治风险和利益损失。当前地方政府对于政府工作进行局部的、微观的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和基层政府领导层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地方和基层政府对政绩的追求；三是上级机关的推动；四是学术界和媒体的推动；五是人民群众的压力。

以往的“运动型”政府治理模式亟待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