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论文例1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世界史论文例2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在其2000年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①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二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

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4万上升至1214．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这个在中国最富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②布伦纳与艾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73‰和13．18‰。

②黄的数据请见Huang1990，第341—342页，表B．1。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214．2万减少到998．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相比之下，其所引用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000万，3233万与3600万。①这些人口变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和2．15‰，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3与1／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二、“现实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对欧洲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③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④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⑤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⑥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⑦男性人口在虚岁一岁，约相当于周岁六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间变化。⑧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

所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①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对这些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①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③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④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区的历史人口。⑤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⑥黄宗智在对彭慕兰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⑦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⑧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⑨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

除对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①

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②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③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④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一步的分析。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⑤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⑥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一。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这一概念。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差别。⑦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一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一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⑧

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人口过程中起过不可抹消的作用，这种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与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的描述颇为不同。并没有直接与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西方人口相比，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驱动。历史上死亡对中国人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的、积极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打击所形成的。就历史上长期人口规模变化来说，对婚内生育率有意识调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黄宗智文中已归纳了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们曾在辽宁的历史人口中发现，出生率对经济条件的反应远超过死亡率。①我们也曾表明，在一些辽宁和北京的历史人口中，是否能结婚、结婚年龄、以及婚内生育率的高低都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②以下我们将转入对人口转变前中国生育率的讨论。

三、转变前的中国生育率

为了支持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长，从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来驱动中国人口变化过程这一观点，黄宗智等学者对我们及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婚内生育率与西欧国家的相比较低这一事实表示置疑，同时反复引用武雅士(w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为批评的论据。为了支持其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的说法，黄举出三项证据：一是已被我们指出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个数字，③二是武雅士的问题百出，甚至是20世纪的数据，三是黄本人在误解我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数。④

我们所计算出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黄对我们的批评所指，不仅已考虑到女婴严重漏报，同时也对其他，如溺婴等因素加以考虑。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女婴漏报这一常见现象，我们将对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报较少的男性婴儿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统计到的男性出生数按由于死亡而从登记中漏掉的估计比例加以上调，然后再用这一调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数作为基数，依自然出生时性比例进一步上调，从而得出对总出生数的估算。这种依据出生时性别比的调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婴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数据的情况下，照样得出同样的对总出生数的估计。我们也正是依据这种方法对刘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数据加以调整的。⑤

我们在《人类的四分之一》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中国人口历史上婚内生育率，如我们所提供的死亡率数据一样，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个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婚内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已婚妇女按所观察到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在19世纪前相对稳定。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3与20世纪初台湾人口中的6．5的范围内浮动。而这一水平远低于欧洲国家历史上8至9的高水平。相对于欧洲历史上的晚婚与婚内高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与婚内较低的生育率。

首先发现历史上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欧洲的并不是我们。近30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人口学者，通过对1931年卜凯(Buck)在中国主持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重新分析，得出了当时中国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2的结论。①这个发现使他们疑惑不已。由于这个生育率的年龄模式并不是所期望的按胎次而控制生育的年龄模式，这些学者注意到“象中国这样低的婚内生育率……人口学者们通常只有在既使用一定避孕又使用人工流产的人口中才会见到。”②这一发现使中国有别于世界的其他人口。因为在那些人口中，避孕或流产等方法都是被用来按已生子女的数目来控制生育。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这些学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汇总数据和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人口学的间接估计方法，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口数据，同时以上结果也受到在中国研究界有声望专家的反对情况下，③以上这一发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为人们所忽视了。而在人口学界，尽管有学者也注意到在中亚与苏联有类似的普遍早婚同时婚内生育率低的现象，④中国的低生育率一直仍是一个谜。所以，当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了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发现时，这些结果受到人口学界同仁的欢迎。这是因为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对不同时间地区的各种微观历史人口数据直接计算所得出的。同时，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当代生育率下降有直接关系的中国控制生育历史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的证据。⑤

为了给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寻找证据，黄宗智等不加分析地依靠武雅士所提供的依据，他本人对20世纪初台湾人口及20世纪80年代初580个中国大陆老年妇女生育回顾史的研究结果。武雅士等之所以坚持高生育率的说法，有两个目的。第一，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需高死亡率来控制人口的必要。第二，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不存在婚内控制生育的行为，从而维持“中国家庭竭尽全力多生儿子”这一由来已久的对中国传统人口行为和生育文化的基本假设。⑥然而，武雅士的结果不仅有数据来源的缺陷，也有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⑥如武雅士在其2001年文中强调，“中国家庭根本不会限制他们的儿子的数目，而是竭尽全力去增大这个数目”(第134页)。

有关历史上中国人口婚内生育率的确切水平，早在近20年前武雅士就曾与人口学者辩论过。①辩论的结果是连武雅士本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认可的中国生育率不算高。②但就在作出这一改变的同时，他又对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代表性提出质疑，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得出的生育率数字未经过应有的调整，并再次表露他对此辩论所怀的真意。在批评了我们所报告的辽宁道义屯的总和婚内生育率为6．3之后，武雅士在不提供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言：“他们有可能大幅度低估了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的真实生育数至少是7．4个。迪庚生(Dickinson)依据剑阳对71位妇女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个数。”③在怀疑他人数据质量的同时，武雅士对自己所使用数据质量的局限性却不加检讨。为了强调过去中国生育率高，武雅士对自己的数字也是有选择地使用。譬如，在他引用台湾海山在20世纪30年代总和婚内生育率高达7．41与7．94时，却闭口不提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他本人所记录此人口中的生育率都远低于这个生育水平。④对于用20世纪初日本占领下台湾人口的生育率来质疑十八、十九世纪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水平是否有可比性问题，他也避而不谈。

武雅士之所以能算出所谓的高生育率，除了以上种种问题之外，还在于他计算方法上的错误。在计算婚内总和生育率时，人口学者一般都将15至19这个年龄组的生育率排除在外，而只将20至49岁已婚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加以总和。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15至19岁年龄组的已婚生育率因已婚人数少而非常的高，而将这一年龄组的生育率包括进来，会由于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育而人为地夸大总和生育率。因此，无论是我们所提供的中国人口的已婚生育率还是我们引用的欧洲历史上的总和婚内生育率，都只包括20岁以上人口的。如果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用这一标准方法进行加总，所得到的结果是，他台湾海山1906—1945年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应减少20％，而他1980—1981年在大陆调查的结果应减少18％。他的有可比性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将不再是7．4，⑤而是在与其它众多结果不相上下的4．9与6．2之间。⑥

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营养不良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已被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所否定并过时的解释。根据对当展中国家人口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由饥荒造成的严重饥饿会使女性人口暂时停经从而降低生育率，同时营养不良也会推迟女孩初潮的年龄。但超出饥饿水平以上的营养不良仅对妇女晚年的生育率略有影响。⑦寇尔在近20年前与武雅士辩论时就早已指出这一学术界的结论。历史上中国妇女初潮的年龄较迟，但即便是武雅士所认为的16或17岁，仍低于当时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对于已来月经的妇女来说，营养对她们怀孕能力及胎儿死亡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即使营养不良会影响到停经年龄，研究所得到的最早平均停经年龄是在新几内亚人口中的43．6岁。而这一年龄也远高于武雅士所接受的中国

妇女生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即38或39岁。①当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与欧洲人口的历史生育水平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他人口中最富裕，营养应该是最好的家庭，生育水平都明显低于历史上的欧洲人口。②营养不良显然不能作为一个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低于欧洲婚内生育率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高生育率，还是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贫穷和营养不良，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不仅如此，黄宗智、武雅士等学者在坚持高生育这一对中国历史人口过程解释的同时，还忽视了一个人口学所教给我们的基本原理。这便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女性人口普遍结婚并且早婚这一人口特征，即使是与较高甚至是很高的死亡率水平相结合，婚内的高生育率还是会导致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进而导致与历史不符，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本文表1中给出不同的死亡率与生育率组合所可能导致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这些计算，用黄宗智等所深信的7．5的婚内生育率与出生时期望寿命略低于30岁为假设(见表中假设Ⅱ)，中国的人口会在历史上狂飞猛涨，每30年翻一番。依此，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为1．75亿，到1800年便会增加到10亿，到1900年便会增加到70多亿。而中国当时的人口数目连这个数的1／10都不到。如我们表中假设Ⅲ的计算结果所示，在高生育率的条件下，即便是我们使用更高的死亡率假设，按照出生时人均期望寿命为23．9岁，中国人口增长的幅度也将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么低的人均期望寿命恐怕连持类似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是受死亡力量所驱动的人也难以接受。①

注：这些模拟计算旨在表明按照不同的人口参数(出生、死亡)，人口规模长期变化的趋势。这种模拟计算的假设是所使用的参数维持稳定不变。内在增长率则是指在这一假设下的人口增长率。以上假设的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8．8岁；低生育率为总和生育率等于5．5；高生育为总和生育率等于7．5；超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3．9。

如果要我们接受武雅士、黄宗智等学者所坚信的高生育率数字同时认可目前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人口总数的话，唯一使这两者同时可信的条件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要远高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各种估计。而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类大规模的死亡灾难绝没有如此频繁。诸多的有关死亡危机对人口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均已表明，短期的死亡率突然上升不足以影响高生育率人口的长期人口变化趋势。

依据近年来对历史人口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说明了那种新马尔萨斯的说法，即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口生育率与西方的一样高而中国人口过程是由死亡的力量所驱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死亡力量所驱动的过程。即使是人们最常提到的溺婴现象，所反映的也是中国家庭对人口过程的主动干预。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人口的另一行为特征便是婚内受到抑制的生育率。而这低于西方历史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不是由贫穷或营养不良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在过去妇女普遍早婚的情况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低于欧洲历史水平30—40％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已经足以保证中国人口在历史上的缓慢增长。溺女婴的行为当然对人口增长起了进一步的延缓作用。而婚内生育率与溺婴同时又都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口在必要时能调节自己。中国人口在过去无需再依靠比其他任何人口都更高的死亡率，或是在历史记录中已神秘消失了的更频繁的严重危机，来控制自己。

对中国人口体系中人主观体作用的认识也将有助于解开中国人口历史上的另一个谜。这个谜便是中国人口在近几个世纪中的变化趋势。在表2中我们给出据最新资料的中国与世界在过去1000年中的人口规模。从此表中可看出，尽管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中国人口增长在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快的，其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却是先快后慢。由此，尽管中国至今仍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300年间却有较大的浮动。18世纪时，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比例的33—39％。在1800年时，世界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而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下降到了31％，到2000年仅为22％。①今天，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只有不到一个是中国人，而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

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尔萨斯的观点，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的这种先升后降的过程是很难被解释的。这是因为，即使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可被用来可以解释19世纪的压力与20世纪末的控制，它仍无法解释18世纪中国人口的增加。如果死亡率为人口过程的驱动力的话，那么在18世纪中或是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了，或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而从表2中看不到世界人口增长放慢，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②如果我们仍坚持用马尔萨斯的死亡驱动论来解释这一切变化，那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

世界史论文例3

11届3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结束了十年推行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错误路线，开始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和实践中国发展问题。刚刚结束，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拨乱反正。变“宁要社会主义一根草，不要资本主义一棵苗”为“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变“狭隘的民族自大心理”为“宽广的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民族发展的“差距”和“落后”之处；才能引发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拟定。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开阔的眼界观察世界,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世界,既从中国看世界，更从世界看中国。1978年9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1]同年，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了，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他多次告诫全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他强调,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学会从宏观全局的角度把握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态势,敏锐地捕捉时展的新潮流。

二、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思考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呢？本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如此深刻的道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直接关系到每个民族或国家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大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早在1799年《人的使命》一书中,曾把未来的世界表述为一种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的发展没有停顿和倒退,也无须等待其他民族的推动,所有的民族都以统一的步伐,建构着共同的世界文明。的确,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今天,人类拥有着信息高速公路,我们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使地球上发生的某一重大事件达到“立刻知晓”、“家喻户晓”的效果。可是,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在统一的水平上消除了停顿和倒退。有不少的国家和民族,它们甚至可以每天收看多频道的电视,但仍然把自己保留在一个传统、落后的生存空间里。这说明,民族历史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线性正比例关系,换言之,世界历史愈进化,民族历史的发展愈取决于该民族的实践主体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

本世纪前50年人类几乎是在世界性战争中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带来了几千年文明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的悲剧,但却为后50年人类能够比较理智地行动注入了反思的“血液”。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人类因为学会了把拥有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和氢弹用于摧毁的目的,他们便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会和平地生活在一起。”[4]这说明,人类已带着战争的伤痕,注意到世界整体观念和整体利益的发展问题。战后,不少民族和国家企盼着生产力的恢复、解放和发展,并着手对原有社会体制和结构实现自觉的转型。历史开始由混沌的战争进入了社会自觉转型的大建设和大变革时代。人们发现,最先把握“自觉转型”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和国家,正是那些曾被战争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生与死的本能直接迫使它们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重新设计、重新选择、重新变革、重新创造。

历史不允许没有悲剧的精神革命,历史却为那些勇于改革的民族与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和富强的命运。战败后的日本,曾在1945年天皇的投降诏书中引用中国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语，并号召整个民族要始终充满着危机感和变革意识。日本的政治家们在国会上大声疾呼：“要么饿死，要么勒紧腰带拼命干”。正因如此,日本瞄准世界经济变迁和产业阶梯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转型速度，以致成为今日世界经济强国。在麦迪森撰写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全球第一本经济定量大比较巨著）中记载：日本GDP指数从1945年143.2（美国317.9）上升为1994年3542.3（美国1139.6）。[5]人们还发现,战后西方经济虽然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萧条,私人经济已无力再度勃兴,但却促使了资本主义国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观念的生成。在投入“自觉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少国家热衷于混合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从而加速了西方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由自由放任政策向国有化、计划化、福利国家化和经济民主化转型的改革启动。托夫勒指出,西方社会20世纪下半叶所经历的转型,实质是一场“第二次工业革命”,[6]革命的目标已不是18、19世纪那种对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批判和对工业主义观念的弘扬,而是对工业主义的宣判和超越,对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社会新体制的追求。

可以说,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社会处在社会大转型的启动时期;自80年代起,社会转型进入深层结构大变动时期,如莫里斯·斯特朗所言,“是各种结构产生急剧变化”的时期。[7]集中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工业结构的重心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变革和大建设,西方经济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和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始迈出大转型、大变革的步伐。社会学家们把此种性质的转型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转变的实质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即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向选择中,打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模式,并抓住由世界历史变革而派生的发展机遇,赶超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出现跳跃或前进,社会获得突破性发展,大都取决于该民族或国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自觉把握。如六十年、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是及时地把握了由世界新技术革命而引起的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自觉转换原有的工业体制,变进口战略为出口战略,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如韩国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50年为184.9；1960年为333.4；1970年为723.8；1980年为606.2；1990年为3945.3。[8]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突然落在时展的后面,也常常是因为没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所导致。如我国时期,我们过多地注重国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问题,盲目排外,闭关锁国,失去世界历史进程的比较眼光,其结果,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社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1966年为250.5；1967年为241.3；1968年为232.5。[9]同样,任何一个尚处在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瞄准世界历史进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自觉推进社会变革和转型,它必将获得由弱变强、由贫变富的发展主动权。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由于重视了世界发展的机遇,牢牢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以世界历史进程为坐标,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GDP指数（资料来源同上）由1978年的429.6上升为1988年的946.7和1992年的1201.5。[10]

三、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带来民族或国家的快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人类的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定了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驱动;世界历史进程代表了当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高度,一种趋势;把握了它,就会消除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自觉地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与融合,使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获得“当代”的时间意义以及“世界”的空间意义。当代人的交往伴随着最先进的传媒工具,把历史定格在世界历史的方位时,人们越来越感到,必须结束那种传统的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在许多方面（当然不是一切方面）应当从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立场进行思考和行动。尤其是,世界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朝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高度智能化,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协作的水平,促使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球性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的高度智能化、社会化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日益越出一国或数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为一个劳动和生产协作的整体。如美国的波音747巨型飞机,就是通过6个国家近3000家企业的联合制作才问世的。[11]这种社会生产的日益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国民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当今任何一个追求发展的民族或国家都应当明白如此道理：历史一旦进入世界历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受到国际大背景、大环境、大市场的制约,既然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世界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那么,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个世界大网络的牵制。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就应当敞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科学,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增强介入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始终发展的主动权和命运。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从终极意义上说，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具体过程上说，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智力进步，不断扩展生存交往的空间,冲破自然和社会的种种局限，从狭隘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世界历史概念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开始受到重视。维科认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性”是指它的普遍性,即一切民族所经过的相同历程。赫尔德将维科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世界历史尽管体现为相互更替的各个民族的命运,但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既是一个闭合的发展圆周,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一环。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是进步的,其本质特征乃是历史过程的内在否定性,各个民族历史的变革是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内在否定性环节。事实上,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因此,世界历史并不是一种单纯抽象的历史普遍性符号,也不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流动的外部方面、外在特点等等的相似,而是指隐藏在各国家或地区历史性的外部多样性之后的人类历史一致性和整体性。它体现了人类历史已经以全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而不再是狭隘的区域生活的事实。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2]

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乃是一种文明发展进程的量度,在发展的空间坐标上,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不相一致,但这种高低的差别,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总体水平,总是在那些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取平均值。因此,世界历史进程意味着：一种代表着当下人类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水平或一定高度的文明成果。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3]同时,它又是一种趋势,是世界历史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规律—趋势”;它又是一种尺度,体现着民族区域性过程的发展脱离其普世性“规律—趋势”的程度。马克思十分重视世界历史进程对不发达国家的示导性和牵引性。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4]马克思在此,不是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规范其它后进国家的工业进程,而是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将已有的历史进程向其它国家显示的别无选择的方向和必经阶段作为参照系,以便让后进国家在认识本国历史转变的方向、性质等问题上,作出清醒、全面的考虑。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自觉加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流动,它本质地反映了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社会主体能动地架构社会变革,自觉推进社会进步的特征。所谓“自觉”,即适时地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对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认识;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心与能力的持有;用历史机遇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积极引进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学技术知识和装备;主动实行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与创新等等,使自身发展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益处：

第一,它有助于瞄准发达国家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推进本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转型的中轴乃是各民族或国家间生产力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整合,是社会体制发展模型的世界范围的选择与优化。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条件。

第二,它有助于扩大民族交往的空间和内容,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地更新知识、更新思想、更新观念,大大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

第三,它有助于关注世界发展的各种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制定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全面发展的大思路和大政策。第四,它有助于提供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契机和条件。总之,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可以使民族或国家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始终保持发展的主动权和前沿地位;确保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历史进步。四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15]把握世界历史进程,是我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关键。为此,有三点值得重视：

第一，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增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也就是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它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之一。具备了它,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紧迫感,从而提高对时展应具有的高度敏锐性和洞察力。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冲击和影响，以及以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为牵引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已向我们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性和深刻性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着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种种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着我国现实改革每一步重大推进所出现的繁杂而又严峻的种种问题和考验，如果不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来理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意义，及时研究新情况，摸索新经验，总结新法则，就不可能开拓创新，战胜风险，不断前进。在领导工作中，也就必然导致视界的狭窄、方法的陈旧、能力的匮乏,最终会跟不上时展的潮流,窒息工作的活力,停止前进的步伐。一个对时代反映迟钝、感觉麻木的领导,不可能自觉开动思想机器,担负起党所赋予的重任；只有不断地改变不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变化的观念和思想,我们才能在工作中拥有一切发展的主动权。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说到底,其目的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深层次地把握时代变化发展的本质,使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从而提高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以时展的本质,以及由变化而带来的各种周围内外部环境因素、条件改变的性状为根据的。不理解这个根据,就不可能深层次理解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志反复强调,十五大报告是时代与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自觉把握时展的脉搏和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可能理解邓小平理论所蕴涵的时代精神；更不可能扛好这面旗,走好发展的路,在十五大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向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世情”与“国情”的关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必须紧紧扎根在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不可只讲“世情”,不讲“国情”,离开本国实际来谈时展进程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会从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活生生的而不是纯理念、纯概念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把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为了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把握自己特殊的历史国情,选择适合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共性只有寓于个性之中才有发展的活力,吸纳“世情”要更多地注意我国发展的特殊性、个性。这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把握中国特色,就是把握国情,把握了国情,才能依据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趋势,真正制定出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才能找出我国社会发展的薄弱点、发展不平衡性、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才能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历史创造的积极性。应当看到,“世情”与“国情”的相结合有着双向作用机制：一种是,通过世界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找出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推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一体化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另一种是,从中国国情看世界,找出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现实差距,通过发展和进步,从而对世界发挥积极的影响。当然,“世情”与“国情”相结合的关键,乃是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问题。同志说得好：“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先进民族之林。”[16]所谓创新,就是要把世界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通过学习、吸收和消化,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新技能、新经验。创新应当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目标创新、战略创新等等。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差距”与“信心”的关系。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就是要找出本民族或国家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面对差距,如果我们缺乏正确的态度,就会产生悲观失望的心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跑道上,各民族或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不可改变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世界历史发展既有静态的不平衡性,又有动态的不平衡性。静态的不平衡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差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动态的不平衡主要指发展速度的不平衡,它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差距的变动性和暂时性,也预示着后进国家具有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有的同志仅仅从静态的不平衡来看待“差距”,缺乏赶超的信心,认为世界发展是一种平衡增长关系,落后国家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也不会停步,发展的差距主要由发展起步时间决定的。历史的事实却为我们树立了如此信心：没有永远先进的国家,也没有永远不变的世界格局。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但本世纪美国、德国、日本已赶超了它。中国刚刚进行改革之时,有人曾断言,中国半个世纪也赶不上美国,可是仅仅过去20年,就有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谈论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不管语意用心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差距面前失去信心。只要有赶超的信心、决心和行动;有赶超的毅力、智慧和方法,世界上没有不可攀登的高峰。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132－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8]、[9]、[10]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04、110—111、110、110—11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7]陆象淦:《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第5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11]罗建平等:《全球战略管理》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

世界史论文例4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3)06-0115-03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1](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3](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4](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提出，开创了唯物主义解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先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动并通过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冲突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89)。随着近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86)。在这里，马克思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由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推动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文明战胜愚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在生产力的推动下，先进文明不断扩张的复杂过程。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无论对于生产力优先发展的西方民族，还是对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民族，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欧洲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通过开拓世界市场，推动着各民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全球。“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P88)“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2](P115)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一开始并不是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从总体上说，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经济单位构成的封闭型的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得以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P234)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各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导致的不平衡状态，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3-05-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世界史论文例5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是每个民族都要面对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现代西方社会在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等各个领域的优势，使很多人迷信“西方的就是现代的”，“西方的就是普遍的”，把现代西方的历史看作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并赋予其“普遍价值”、“世界文化”的世界历史规律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全球化的经济扩张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作为世界历史的制造者或者说是动实施者，现代西方国家不仅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还实现了政治、文化上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就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主体，而其他非西方社会则成为了世界历史的客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却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他们不得不服从于特定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求。进入世界历史后，他们发现自己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行动，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世界历史的时间对于主体来说是自己的时间，而对于客体来说是别人的时间，按照所谓的“世界历史时间”，作为客体的民族、国家是“落后”的、“前现代”的。西方社会的“普遍性”把非西方社会变成了“特殊”与“局部”，无视非西方社会的独立价值观与自我肯定能力，西方将“自我”的逻辑强加给“他人”，从而构成一种居高临下的“自我”对“他人”存在与发展权利正当性及合法性的根本性否定。

实际上，把西方文明和普世文明之间划上等号，是一种把特殊界定为普遍、以局部来规划整体的霸权性价值论企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特定价值观的普世性与文化的单一性与压抑性。西方是打着“普遍性”的旗号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人的“世界主义者”，种种以“解构”面目出现的新的普遍论，都是要构建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建构一个“主体之后的主体”，一种“反民族文化的全球文化”，而“世界主义者”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却从来就没有在文化认同上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这种价值领域的不平等是世界历史语境中文化认同的根源性问题，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世界意识的启蒙。

鸦片战争是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掀起的惊涛骇浪，国门洞开后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于是经历了从器物、体制到观念的效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曲折进程，中国一直在世界历史的冲击下调整自己的定位，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②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和中国文化的节节后退激起了中国具有主体意识的抵抗情绪，引发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救国图存的社会责任感。龚自珍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尖锐批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地理、政俗、科技、工艺的研究及“师夷”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觉醒。

稳定性和统一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认可与认同。它是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标志，内化在民族的灵魂中，渗入到民族的血液里，因而，文化个性与民族是生死共存的，其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是一个民族赖于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意义结构，已然在群体的思维范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深层结构中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由此来看，这个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并不是说文化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变，文化个性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社会组织在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和折射，由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决定了文化实体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内部充满张力和冲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既有文化实体内部的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又有来自外部的空间维度的“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各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无疑会导致文化个性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不意味着文化风格的丧失，相反，文化个性将时间和空间赋予的新的内容，在内部进行重新组合、重新表述，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又不失民族性格的超越自我，反而能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变化并不是它自身变成了另外一种质态的东西，而是它自身内部的不断扩充、丰富、增长和深化，用辩证法的语言讲是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完善。德国历史学家J．G．vonHerder指出，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更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埃及、中国和印度历经沧桑而依然故我，并且具有外力难以压制、更不能消灭的内在生机。”③这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中国文化特色，西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都有过论述，但西方人研究东方大都是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叙说对事象的言说”(sayingsomethingofsomething)，马克思也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④。虽然马克思说这句话的时代和环境已然过去，但它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自我言说、自我表达，不能让西方人写我们的历史，我们要自己写。因此，我们认识到自我的文化个性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他人看我们一样审视自身”，以东方人对东方的理解言说东方，用文化认同的方式表达自我，寻找合理而充分的理由将本民族的生活世界本身作为自我价值，为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做终极辩护，并用现代性的语言和材料表达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塑造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自我形象。穿越西方，透视中国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意义。

2．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他者向度。自我文化认同固然是来自于对自身历史的潜在意识，但要将这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按照自身逻辑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必然要关注到他人，而且要围绕或通过他人来重新界定自我，对他人文化的辨析与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批判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因为个体生命和集体生活的意义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才看的清楚。所以，自我和他人都需要走出各自独立、封闭的自身历史，以对方的活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世界历史语境恰好提供了一片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我”与“他人”相遇了，人们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因为它早已和我们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民族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习惯，我们就会立即开始想到我们是怎样共同享有特定的观念与习俗的。”⑤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更明确了，“我”与“我们”的范围更重合了。“自我”文化是以对“他者”文化的不断解释而作为自己存在的一种理由，所以只有在不断地对“他者”文化的解释和确认中，才能辨析自身文化的特质。认同不仅仅是对自我的定位，更是通过发现与“他者”的差异而确立“自性”的过程。

通过“他人”强化自我认同，只是文化认同他者向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认同还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与折服。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承认斗争，意味着对世界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竞争，对自我价值世界完整性的维护，对参与界定世界文化的资格与权利的争夺。文化认同反映了一种生存斗争的紧迫感和永恒性。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为物质利益所驱动，有时就是为文化而战，为自我价值而战，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人类可以蔑视强权，正视鲜血，直面死亡。为了自身的信仰、荣誉、归属感、文化认同等不能“当饭吃”的自我意识，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并把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视为自我意义的升华。这种超越功利主义、超越理性主义、超越死亡恐惧的行为，体现了文化冲突的难以调和性，也使文化认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为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并不是华丽的辞藻，它是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反思，承担着实现做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国的使命。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告诉我们，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文化认同这个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我们需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就是康德所谓的要有勇气和决心运用理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价值斗争的工具，起源于生活世界的矛盾，是对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又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3．文化认同过程的自我回归。在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特殊性，想去吸收别人的东西，把自己的个性扩大为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我，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一个在他文化的冲击下否定自我、更新自我，又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以适应时展需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认同、任何一种自我意识、任何一个强大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流动，千变万化，生生不息，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我们需要变化，但不能在变化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无所适从。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在永不停息的变动中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意志力和想象力，把握住一种在变化之上的不变，这种“不变”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而是在自我否定过程中的自我确证、自我理解、自我超越。如此看来，否定是对自我的永恒的开放性、创造性和自由的承认与肯定，文化认同的否定之否定最终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对自己独特性的自我肯定，是把一切都包容在自身的自我回归，即把所有他人的世界都吸收进来，打上自我心灵的印记。

纵观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我们并没有把外来文化仅仅当作是异己的东西，简单地加以排斥。相反，近代中国文化结构从器物西化、制度西化到观念西化变革的三部曲，表明中国是承认、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加予中国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激活中国文化的因素。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很快把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据为己有，使之内在化为生活世界的自我主张，进而以此作为反驳和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道德武器。为了“进步”，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可以变法，可以革命，但这样做决不是要否定自己，变成他人，而是要肯定自己，回到自己。正如尼采所讲的“永恒的回归”，一个有自我个性的文化体系，其真正追求的不是要模仿他人，而是不断地朝自身的回归。

文化认同的内在张力和活力就是要把“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变与不变”的冲突保持在“自我”的内在辩证法之中。

世界史论文例6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世界史论文例7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世界史论文例8

从学生学习的实际来分析，义务教育要求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必须学习世界史，以便为学生走上社会和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好知识储备，但在“应试教育”影响下，由于中考不考历史，初三的世界史教学绝大多数得不到保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一部分高一学生无初中世界史知识作基础，初、高中的世界史教材无法衔接，教师如果从新教材侧重理性分析的角度出发来教学，这就使得初中没有学过世界史的大多数学生感到“莫名其妙”，面对教师的提问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难以适应。

从课程安排的计划来解析，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是按照供试验用的适用于21世纪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有关要求新修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规定，世界近代现代史在高中二年级开设，为文科限定选修课，也就是说，从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情况出发，加大理论色彩，着重分析能力的培养，侧重于思维的启迪和开发，这很适合高二学生已完成了从经验性逻辑思维转化到理论性逻辑思维的实际，便于学生在理性思维趋向成熟的条件下，自觉地利用理论为前导来分析综合各种历史事实及有关资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而现行的教学计划则要求，高一开设《世界近代现代史》，无论是文科、理科学生都要学，这就造成了今后学理科的学生不愿在历史课上花大功夫应付着学，将来学文科的学生由于思维水平发展还没有完成向理论性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化，虽想学但受思维发展水平的条件限制，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常识，又感到要学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学习，特别是对课本中的许多思考题，常常陷入“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很难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思考”的困难境地。

从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现状来剖析，随着老教师的大量退休，高中历史教师青年人已占到80%多，与老教师相比，这些青年教师尽管好学上进给历史教学带来希望的明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动乱”的年代，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较为薄弱，而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理性分析的加强，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就是针对高中教学的特点，增大了历史资料的数量和分量，就上册27课来说援引的50多则史料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摘录就有25条之多，这些史料相当一部分由于教参没有说明来源，致使一些青年教师对其理解不知所云，更不知如何结合课文来处理，对这些思维水平层次高的“观点性材料”深感“望尘莫及”，使教学处在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遇。

明确了新教材难教的症结所在，如何从当前的教学现实出发，化难教难学为好教好学呢？也就是说，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呢？

第一，必须改变过去高一世界史教学的某些传统教法，创立适应新教材特点的教学新手段。

上面我们谈了新教材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分析略过程，如前述法国大革命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一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原来的四节变成了现在的二节，教学时间大大缩短，因此，处理教材不能总以旧课本为参照系来设计，必须从新课本的实际出发，采用新的教学手段，根据教学时间的多少合理地确定教学内容的繁简轻重，科学地安排课堂教学活动，每节课的教学任务尽量完成，不留尾巴，以免造成时间上的被动。如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在旧课本上是以整整的两章出现，新教材只安排在一节课来完成，如按过去高一世界历史教学的习惯作法来讲述，不要说是一节课，两节课也恐怕难以处理完，现在安排在一节其共性都是民族独立革命，它们有不少相同的地方，教师只要抓住了美国独立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重点讲授，然后让学生阅读“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一节，仿照老师的讲授找出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原因、经过和结果，这节课的教学任务就可顺利完成，在总结课文时教师只稍作点拨对同为独立革命的美国和拉丁美洲因受殖民统治的不同特征与影响及由此带来革命后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就会把学生的历史思维提高到理性思考的新台阶。这样用新的手段，做到教、学结合，使主导、主体地位都得到了有效地发挥，难教难学又何患之有！

第二，必须适当降低要求，从高一学生的学习实际出发，做到灵活处理教材。

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既然是按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编修的供高二文科学生限定选修的课本放在高一让文理两科学生都学习，这就告诉我们，教学时必须把针对高考的目标降到会考的水准上，不可完全“以本为本”，否则就会“欲速不达”，效果也难十分理想。事实上，新编课本本身就有相当的弹性，为教师根据自己学校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提供了变通的余地。如课文中历史资料，以上册为例来说，所引50多则资料平均一课两框，而带星号要求学生掌握的资料，在全书中只有十六段，几乎是两课一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历史资料如何处理权限都掌握在教师手中。同理，对教材内容及课中思考题和课后练习题也可视学生的学习实际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其原则是：

1.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的教学目标出发，对教材的某些章节内容给以必要的调整。如上册第一章第三节“宗教改革”部分和第二章第二节“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等篇目都可来个“删繁就简三秋树”，讲清重点，剩下部分由学生自学处理。

2.从高一学生大部分将选择理科及学生尚未完成从经验性逻辑思维向理论性逻辑思维转化的实际出发，对教材中一些难度大、理论性较强的思考题，可对学生不作要求。如上册第17页、22页、31页等难度较大基本适应文科学生的问题，可留到文、理分科后再去深入讲解和处理。

3.从历史学科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课时开设的多少不同的情况出发，对课后练习题，可采取课堂提问的方法当堂完成，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这样做，绝非是淡化高中历史课程，而是抓住及时反馈以进行效果回授来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益。事实上，历史学科不可能也不适宜要求学生付出与语、数、外等基础学科同等的学习时间和精力。

第三，理线补史，网络结构，有效地培养学生对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整体感知、整体联想和整体思维能力。

世界史论文例9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世界史论文例10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