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例1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世界政治经济例2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二、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依赖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世界政治经济例3

一、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打击了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各国实力大减。美国在一战中向战争国出售各种工业品和武器,大发横财,成为一战后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一战”中通过十月革命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很大成就。亚洲日本力量不断增强,侵略野心逐渐滋长。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六年的“二战”终于结束。这场战争使世界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它留给全人类的是无比巨大的创伤和破坏。

美国在战争中损失不算太大: 1945年10月在美国纽约成立了联合国。虽然成员国不断增多,但在其成立初实际为美国所操纵,美国世界第一强国优势依然得以保持。苏联实力虽也遭到削弱,但仍得以保存,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因此,在战后的东西方世界实际只有美苏两个大国。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苏“冷战”开始,两极格局形成。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先后上台执政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缓和战略和霸权主义的维护下,苏联一跃成为与美国匹敌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大国。

在亚洲,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此后几十年间,新中国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等合法席位,中国实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二、八十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八十年代,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未受到动摇。西欧成员国不断增加,总体实力进一步强大。日本则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基础上,以11.6%相当于美国27倍,联邦德国23倍的年增长率继续发展,1987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在亚洲,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实施、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新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同许多国家恢复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开始谋求与世界大国同步,旦仍然保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苏联这一时期领导人更替频繁,政治、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在著名的“8•19”事件后,苏共丧失国家政权,苏联社会主义性质发生变化,苏联正式宣告解体,美苏对峙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世界进入新旧交替、向多极化过渡的“一超多强”局面。

三、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在欧洲,参加欧共体国家越来越多,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其成员国至2007年已达二十七个,各国力量及欧盟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是俄罗斯联邦,实力虽有所下降,但仍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拥有较大优势。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9年,亚太地区国家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组织”),加强了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实力不断增强。日本进入九十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不断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尽管如此,日本也在逐渐加强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仍旧得以保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一时期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与亚太地区和国家的合作,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些决策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麦当劳化”“迪斯尼化”“商业连锁”等风行世界,影响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同时,也引发一些新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

由此可见,世界并不是哪一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局面,不同时期各国力量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世界格局。

综合以上四个不同时期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界政治经济例4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系统。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所包含的行为主体也多种多样。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考察中，对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探讨，写下了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坚持和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方面，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论点，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对后人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中心”与“”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把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称作“中心”与“”的关系。“中心”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意即“欧洲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各殖民地”[1](P185)。“中心”与“”的关系，就是欧洲资本主义与它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存在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政治上存在的危机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根据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事实，以对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的全面揭示为基础，分析了“中心”与“”的关系。

（一）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就已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摧毁殖民地、附属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并用机器产品毁灭这些国家的手工业产品时，就强制地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以适应机器经营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显然，“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当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一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乃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落后国家和民族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地把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剥削、压迫别人的国家；一类是大多数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显然，前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是“”。列宁虽然没有使用“中心”与“”的概念，但他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这种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多数发展中民族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基本格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3]。

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明确地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欧洲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概括为“中心”与“”。1927年11月5日，他在和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在对西欧形势发表看法并提到欧洲和殖民地的政治关系时说：“欧洲和殖民地是什么呢？这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安宁’，它的更加‘不安宁’。”[1](P185)斯大林在其他一些著作和谈话中，从帝国主义这一世界体系所存在的矛盾方面对这一基本格局作了探讨。

斯大林对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是以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斯大林看来，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反映的是工人阶级采用种种手段与拥有莫大势力的“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财政寡头”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通常采用的手段，如工会和合作社、议会政党和议会斗争等等已经完全不够了”，工人阶级应该拿起新的武器，这就是革命。劳动和资本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把工人阶级引向革命。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各财政集团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争夺别国领土而发生的矛盾”。“帝国主义就是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就是为独占这些原料产地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就是为重分已经被瓜分完的世界而进行斗争，就是寻找‘阳光下的地盘’的新起财政集团和列强对死抓住既得赃物不放的老旧财政集团和列强进行特别猛烈的斗争。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而这种情况的特点又在于它使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使整个资本主义阵地削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加速到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实现”。[4](P65)

斯大林进一步分析了“中心”与“”的矛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一矛盾概括为“为数极少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民族和世界上十多亿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就在于，“帝国主义就是对极广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内十多亿居民施行最的剥削和最残忍的压迫。榨取超额利润就是这种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这一矛盾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无产者阶级的出现，本地知识分子的产生，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运动的加强”，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强，从根本上“破坏资本主义阵地，把殖民地和附属国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军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4](P66)。斯大林对“中心”与“”矛盾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帝国主义不仅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实践问题，而且还形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充分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这个时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家的无产阶级认清形势、寻求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动荡”是帝国主义时代总的特征，而在这个时代的总过程中，也有着相对的稳定时期。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并非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强大，而是孕育着更严重的混乱。斯大林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况出发，分析了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演化。

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作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摆脱或者说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生产、贸易以及财政方面的混乱状态”，而布尔什维克党则把这种情况称作“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或暂时稳定”，斯大林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说，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危机时期（我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曾一度一落千丈的生产和贸易已经开始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巩固起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暂时已经摆脱它在战后所陷入的那种混乱状态。”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状态的具体表现是：欧洲一切先进国家的生产，有的已经向前发展，向上增长，有些地方已经达到战前（1914年以前）水准的80%～90%。例如，法国的粮食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3%，德国达到68%；英国的煤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0%，法国达到107%，德国达到93%；英国的钢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98%，法国达到102%，德国达到78%；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已达到战前水准的82%，法国达到83%，德国达到81%；英国的对外贸易是入超，达到战前水准的94%，德国也是入超，法国达到战前水准的102%。“总的情况是：欧洲的战后经济危机正在消失，生产和贸易正逐渐达到战前水准。”[5](P219、220)可见，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巩固。版权所有

斯大林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的分析中，考察了“中心”与“”格局的演化。首先，他阐述了“中心”的转移问题，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状态的原因。他认为，“过去通常总是把法德英三国说成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现在已经绝对不能这样说了。”“资本主义世界财政势力的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已经从欧洲移到美国。”“这个国家在各方面，无论在生产和贸易方面或在资本积累方面，都在发展。”斯大林用具体数据证实了自己的观点。“美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战前水准，现在已经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零四。煤的产量虽然只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九十，但是这方面的差额有石油的大量增产额来弥补。而且必须指出，美国的石油产量占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钢的产量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一百四十七，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收入等于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超过战前水准百分之三十。对外贸易方面靠向欧洲各国输出而造成巨额出超，已经达到战前水准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三。全世界价值九十亿的黄金储备中大约有五十亿是在美国。北美合众国的通货是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至于资本输出，美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输出率不断增长的唯一国家。法德两国输出得极少，英国也大大地减少了自己的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暂时稳定、相对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就是“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西欧各国积欠美国的国家债款达到260亿卢布，说明“欧洲各国靠美国资本的流入（部分地靠英国资本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站稳脚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是以欧洲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5](P221-222)。

其次，斯大林在阐述“中心”转移的同时，也论述了“”力量的增长问题，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说到底，则是以加重居民的捐税负担、造成工人境遇恶化为前提的。斯大林认为，捐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导致“欧洲劳动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必然会恶化下去，而工人阶级也一定会革命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靠美国资本的帮助和以西欧各国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受到冲击，不仅有国内因素的作用，而且还有世界范围的因素的作用，即通过“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影响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还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转移内涵的深刻揭示，进一步说明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不巩固性，以及稳定中隐含着“不稳定”因素。他指出：“剥削世界的主要国家的圈子与战前时期相比，已经缩小到极点了。从前，主要的剥削者是英法德三国以及部分地包括美国，现在这个圈子已经缩小到极点了。现在世界上的主要财政剥削者，也就是世界上的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部分地包括它的帮手——英国。”这样一来，欧洲各国虽然还在继续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同时它们自己在财政上也受到美国的支配，受到美国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进行剥削的主要国家减少了，而被剥削的国家增多了。这必然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稳定造成强烈冲击。从“中心”与“”的矛盾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一些主要事实，即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殖民地国家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知识分子日益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5](P222-224)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中心”与“”格局的分析，以及从“中心”与“”的矛盾演化中，对资本主义相对稳定中孕育着“不稳定”的分析，对我们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格局的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较量充分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斯大林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虽然他的某些论述存在着缺陷，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仍然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及对立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全面持续高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短时间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社会主义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国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岌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充分显示了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及对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的角度，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格局进行了考察。

斯大林认为，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具有世界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两个特点。产生这两个特点的原因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第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扩展了影响范围和程度。第二，在经济危机扩展的进程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危机和各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不但同时发生，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破坏着整个经济。第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决定了垄断资本必然将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给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危机得以拖延。第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已爆发，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斯大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就是他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阐释的：“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P616)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的基础上，斯大林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威胁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惟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日益繁荣，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这不仅动摇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破坏和瓦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得到增长，加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其次，斯大林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是“整个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害怕苏联的存在会使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害怕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会由此而缩小。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加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通过“两种相反的趋势”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一种是“执行破坏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的政策，对苏联进行挑衅性的袭击，公开地和隐蔽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情并支持苏联，苏联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威力增长，苏联的国防力量加强，苏维埃政权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斯大林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形势角度，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的论述，在指导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他片面地看待这种对立，忽视了从并存、共处的角度去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因而致使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产生了强大的苏联在技术、人才等问题上已能自给的观念，并开始收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造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上发展缓慢的局面。

（二）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在德意日法西斯遭到严重失败、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极大削弱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得到增强。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其次，苏联社会主义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东欧一系列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主义突破一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发展，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立是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斯大林为之而振奋，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他阐述了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

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这两个平行而又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合作互助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6](P594-595)

在斯大林看来，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存在，必然使得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趋于恶化，这些国家中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大增。这样，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两个问题是：“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旧有效呢？”斯大林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6](P595)这一否定性回答，不仅抛弃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相对稳定”的正确判断，而且还否认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得比以前快的观点，否定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有着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方面的同时，也有着某些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唯物辩证法，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最后，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在世界市场已经分裂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已经开始缩小的时候，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生产的增长和减缩——一定还会存在。不过，这些国家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减缩下去。”[6](P615)

斯大林对两个平行的互相对立的市场的论述，客观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是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是，由于斯大林始终把社会主义放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位置上，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并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因而割裂了具有有机联系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简单地把两个市场与两大阵营相互对立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从而认为两个市场也是对立的、互不相干的。斯大林的这一理论认识，造成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单方面的对外开放，即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限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削弱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种与世界市场隔绝、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进程、脱离世界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总进程中进行的，从而也就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处于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日益失去发展势头的境地。（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苏联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起，就面临着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交往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坚持列宁关于“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了。社会主义会把它完全国际化”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了论述。

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论述俄共（布）党在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就阐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他指出：“第一，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第二，俄国至今还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形式和对外贸易——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这样就很难指望在经济建设方面和在国家电气化方面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斯大林很清楚这个过程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8](P87)

1923年4月，斯大林在提交给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中，进一步对各国开展经济往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出现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最近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8](P149)。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为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着物质前提，斯大林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进步过程”。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正像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与国际资本主义加强经济联系一样，是由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这一趋势决定的。

后来，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针对苏联党内外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开展经济往来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思想，明确指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西方发生经济联系，决不是取决于主观愿望，也不可以有其他选择，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无视这一客观进程，在世界经济范围之外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抛弃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斯大林还从“需要”的角度，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他说：“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9](P117-118)因此，对社会主义苏联来说，应该充分地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对苏联的“需要”，在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中，发展社会主义。

显然，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认识，是迫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社会主义世界还没有形成而做出的，因而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作为一个权宜之计，没有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因而致使他后来在实践中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放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位置上。

世界政治经济例5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世界政治经济例6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世界政治经济例7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世界政治经济例8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305-02

一、“当代”课程开设背景及其发展演变

自1985年在高校开设这门课程以来，为了适应时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几经调整，由“必修”到“选修”，逐渐成为一门综合多学科知识、自成体系的高校公共选修课程。

198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提出在大学的政治理论课程中“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帮助大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当代”这门课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并很快在全国高校范围开设了这门课程。自开设以来，该课程理论体系也不断丰富和成熟，受到了广大大学生和青年的欢迎与认可。

19发生的的影响对该课程的继续开设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环境下，有人认为开设这门课程值得考量并提出该课程体系内容“过于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而“宣传西方文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实际上，这门课程正是广大大学生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平台。该课程内容体系绝非只介绍西方国家的课程，也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且从世界政治经济总体形势视角系统讲述了战后国际社会总体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重点介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该课程从始到终所贯彻的立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见，一些人提出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

1998年以前，该课程内容体系主要是按照1993年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编写的《教学要点》来安排部署的。1998年6月后，根据、教育部关于《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的通知》（98方案）精神，新的“两课”设置方案将该课程纳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体系，课程名称改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而且该课程的体系和内容也有了新的整合调整。至此，该课程成为公共必修课之一。

2005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的通知》（即“05”方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做出了新的调整。“05”方案将“当代”课程由高校文科学生必修课改为高校文理工各类专业学生公共选修课。从此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开始实施“4+1”模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选修课程来开设。从此，“当代”这门课程迎来了自开设以来较大的调整。

二、新方案下的课程特色与性质：“变”与“不变”

在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不断推进下，尤其在“05方案”实施以来，该课程教学面临更多变数的挑战，体现出了诸多“变”与“不变”。

首先，新的方案、新课程体系赋予了“当代”这门课程更多的变化。

第一，课程性质与地位发生了变化。“98方案”将该课程确定为高校文科公共必修课之一，而“05方案”却将该课程更改为高校文理工各类专业学生的公共选修课。这种从“必修”转变为“选修”的身份转换，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而是意味着该课程性质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教学方式与方法发生了变化。作为一门“大课”授课形式的公共课程，从“必修课”转为“选修课”的这种身份转换使得该课程教学方式与方法更加多元化。只有通过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授课方式，才可能使这门“选修课”进一步满足各专业类型大学生的需求，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和达到该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目的。

第三，授课主体发生了变化。“05方案”以前的课程体系下，授课主体是高校文科大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年级学生，授课对象层次相对整齐。而新课程体系之下，授课主体变为多元化，其授课的对象不仅包括文科不同年级的大学生，也包括了大学各年级理工科学生。

其次，该课程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是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基本情况，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该课程继续保持了其诸多“不变”的一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目的不变。“当代”这门课程是一门理论与知识融于一身的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肩负着传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重要使命。也是通过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程。从内容体系安排可见，该课程要求学生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对当今国际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

第二，学习掌握这门课程的基本方法论没有变。“当代”这门课程虽然不是专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程，但学习和掌握这门课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论以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来掌握这门课程，我们才能看清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与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

第三，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授课方式没有变。由“必修课”到“选修课”的身份转换，使该课程面对的学生更为多元化，而且学生年级参差不齐，这给授课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更为科学合理结合。一方面，要求教师更为主动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学生也应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更加积极主动接收教师所带给的信息，促使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三、新方案下的教学探索：“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

在新课程体系下，“当代”课程赋予了更多的“变”与“不变”的教学理念因素。一方面该课程延续了不可替代的传统教学特征与方法，另一方面面临着新课程体系要求下的新的教学方法创新等问题。如何将这两者辩证的统一起来，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的教学方法，要牢牢把握和坚持以下几点。

1.注重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所谓教师主导作用，就是指任课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充分体现教师的引导作用。首先，授课教师要精心准备和设计好授课程序以及内容，确定重点、难点以及其他基础性知识内容。其次，作为授课教师，不能被动地接受知识更新，而是自觉地、前瞻性地查漏补缺，能够及时掌握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状况及其相关理论动态，并及时将其体现在授课内容中。

同时，要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创新能力。这仅仅体现在满足学生对新理论新知识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变得积极主动，有了学习的兴趣，他们自然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逐步形成乐于探究，努力求知的好习惯，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如他们会在课前课后主动查阅图书资料、搜集素材，还可以通过制作课件、课堂汇报、课堂讨论等创新性手段来巩固和充实所学知识。

2.强化传统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注重改革创新

“当代”课程教学任务的完成离不开传统教学方法，同时更多依赖于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来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法普遍采取的“大课”方式组织教学具有节约时间和精力的优点。但这种教学模式形式单一，手段落后，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已不适应新课程体系的教学要求。只有改变以往“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单一传统教学手段，采用多种现代化的手段，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如可以采取课堂辩论、课后阅读、课堂汇报等师生互动式教学方法，也可以采用案例式、启发式等教学手段。这可以消除学生对教师的“恐惧”，使学生畅所欲言的与同学交流、与教师探讨，形成多元化的交互式学习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3.注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当代”是一门理论性与现实性较强的课程。课程内容包括了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而且该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是战后至今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情况，其现实性特征鲜明。教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向学生分析、研究和揭示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现象的本质规律。而且要注重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理论分析方法运用到观察、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把握时展的脉搏。因此，实践教学是提高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教学有效方法。它可以使教学由浅入深、由表入里，帮助学生更生动鲜活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冯特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版[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世界政治经济例9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 发展 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 目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 企业 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Www.133229.cOM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 社会 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 政治 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 历史 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 经济 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 科学 技术的飞跃 发展 ，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 科技 ，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 时代 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 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 理论 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 金融 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世界政治经济例10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