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经济危机例1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

世界近现代以来，曾经历过三个全球化时期，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是在1870――1913年，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走向相互融合的时期。在英国的主导下，当时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促使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降低了关税。同时采用“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为其商品和资本打开世界市场。两次产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尤其是铁路、蒸汽和内燃机、及通讯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和技术基础。1870年创立的国际金本位制度，也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第二次是在1950――1973年。这个时期，世界各地区的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增长都超过了以往。生产能力曾占世界60％的美国制造业领先优势有所衰落，日本迅速崛起。东亚“四小龙”也取得出色的增长实绩。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新科技革命已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使全球化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超过了以往。

据马丁・沃尔夫的研究，在1820――2000年间，全球各地区之间大宗商品价差缩小了92％，其中18％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政策改善所致，82％是由于运输便利所致。细分下来，1820――1914年期间，单位价格差异缩小了81％，其中72％是由于运费降低，28％是关税降低。1914――1950年期间，单位价格差异扩大了1倍。1950――2000年间，单位价格差异再次缩小了76％，其中74％受益于贸易自由化措施，26％是运费下降所致。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逐步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展延伸到金融和科技领域，形成了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全球化相对滞后的不平衡发展趋势。目前，全球化形成了世界上的三大生产网络。其中，东亚的相对优势在贸易和制造层面，欧、美的竞争优势更集中在金融和科技层面。其中，美、日、欧处在全球金融和科技全球化的领先地位。在金融领域，欧美持有东亚的金融资产主要是股权和信贷，东亚持有欧美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外汇储备资产。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同时，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了。

首先是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表1)。1997年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为900亿美元，2007年为逆差4637亿美元。其中美国1997年的经常项目逆差为1277亿美元，2007年升至7386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1997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为375亿美元，2007年升至2749亿美元。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1997年经常项目逆差为829亿美元，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为6310亿美元。

其次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失衡。有专家认为，全球资本流动方向与从前有个重要的不同：资本交易主要发生在富国之间，属于金融分散化，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的融资。1997年以来，发达国家已经从资本净流出地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地，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变成国际资本净输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金融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在金融全球化时期，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国际资本净流入美国的比重高达65％左右。

三是全球投资与储蓄的失衡，美国的储蓄率一直低于投资率，并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日本的储蓄率持续高于投资率，但二者差距变化不大；欧元区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基本接近，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储蓄超过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华尔街以及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有很强的别国储蓄动员能力并在本地金融市场上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尤其是美国在利用金融市场一体化来吸纳全球储蓄具有很大优势。这样以来，一方面导致了美国国民负储蓄，支撑了美国家庭的借贷消费、美国企业的过度借贷、美国银行的过高流动性和杠杆率、美国政府过高负债和赤字；另一方面，也造成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和发展资金流失。解决之策是需要对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行有效监管和制度约束。

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性危机之关系

随着各国金融开放、放松管制和市场结构的不断深化，金融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在加快。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欧洲外汇管制放松，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开始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无疑会显著提升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86――2006年，全球GDP年均增长3.23％，全球贸易年均增长6.48％，全球资本市场年均增长13.67％。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达3.2万亿美元。据IMF统计，1980年的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2万亿美元，与当年GDP规模基本相当。到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53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2倍，到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24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球GDP规模的3倍，2007年，全球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股市市值合计230万亿美元，是当年GDP的4.21倍。根据BIS统计，1990――2000年银行资产年均增长4.3％，2000年以来，银行资产年均增长14.3％。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存量，1998年80.3万亿美元(总市值3.23万亿美元)，2007年底为630万亿美元，2008年上半年达到766万亿美元。

在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拓展的进程中，伴随而来的是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使世界性危机尤其金融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银行危机、外汇危机等局部金融危机发生频繁。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浮动、金融动荡、资本流动加快，导致银行危机、外汇危机频发。一项研究证明，在1973至1997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共爆发了95次金融危机，其中17次是银行危机，57次是外汇危机，另外21次是双重危机。发达国家共爆发了44次，其中9次是银行危机，29次是外汇危机，6次是双重危机。而在1945至1971年的所谓“金融抑制期”，却只爆发过38次金融危机，其中仅有7次是双重危机，新兴经济体也只发生过16次外汇危机、1次双重危机，没有发生过纯粹的银行危机。而在1973至1997年间，却总共发生过139次金融危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同时也是金融危机的时代。而且相对于1914年之前的全球化而言，今天的危机频

率是当时的两倍。

二是1997年以前的世界性危机以拉美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为主。主要是由于石油危机导致石油输出国有巨额顺差，存入了西方银行。石油输入国有巨额逆差，需要向西方银行借贷融资，从而形成全球债务链。最初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主要是官方资本头寸，70年代后商业银行及私人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金额明显增多。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私人资本流入净额分别从1978年的280亿美元和40亿美元分别增加到1981年的690亿美元和710亿美元。当发达国家为了走出“滞胀”而提高利率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成本则从70年代末的5％上升到1981年的14％，从而引发了1982年的债务危机。在1981至1986年，西方商业银行的净贷款从560亿美元下降到负90亿美元。

三是1997年以后的世界性危机打击的主要是东亚、欧美、G4。1997年以来，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美国科技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等。新兴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私人资本流入净额分别从1990年的16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上升到1996年的960亿美元和3290亿美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经济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私人资本流入净额在1998年分别下降到80亿美元和1440亿美元。即使在1995和1996年积累了960亿美元和8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无济于事。1996至1998年间，西方商业银行对亚洲地区的净贷款下降了1750亿美元，接近于同期新兴市场私人资本总下降额的1840亿美元。斯蒂格利茨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经常会带来与收益不相匹配的风险，即使有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亚洲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强大的银行体系、成熟的股票市场和其他制度，仍然可能招致巨大风险”。

马丁・沃尔夫总结到：首先，资本流动管制的开放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收益有限而风险极大。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无能，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破坏。再次，应当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国而不是地区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其中包括金融监管。如果国际上没有“最后贷款人”，就必须有阻止资本外流的某些措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就对世界性危机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制度缺陷提出这样的看法，可谓是入木三分。

三、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缺陷

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缺失。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条款要求各国实行在金本位制度下可调节的固定汇率，调节只能发生在根本不平衡的情况。当时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按份额占比确定的，份额由基本投票权和GDP、贸易权重来确定，每5年调整一次。现有185个成员，24个执董。主要议题需要85％以上投票权方可通过，美国可一票否决。克鲁格认为，这种机制基本反映了经济实力，其作用是不对称的，富国不需要IMF资助，只有穷国需要。1976年牙买加协议以后，浮动汇率制度具有了合法性，国际储备货币，如美元、后来的欧元、日元等，一直存在着长周期的不稳定性波动。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大国博弈、衍生机制、战略性资源等。经济因素，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反而成为次要因素。在货币和金融不稳定波动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成为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最大受害者。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IMF没有存在的必要，新兴经济体积累国际收支顺差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自救而不是被迫救助于IMF。但更多的国家还是希望IMF能够实行改革以担当救助重任。

其次，世界贸易体系的制度缺失。WTO遵循的是一国一票、一致通过的原则，来推动并完成每一轮的贸易谈判。虽然GATT及后来的WTO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效显著，现代全球化无论在开放的广度深度还是在推进速度上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本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却举步维艰。事实上，一些大国为了本国政治选举的需要而对国际社会说不，导致那些涉及全球共同利益和穷国及弱势群体利益的进步只能被迫中断。

再次，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机制缺失。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却缺少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宏观协调机制。这就必然导致经济霸权主义、贸易利己主义和投资机会主义四处横行。大国通过主导全球规则和掌控世界舆论来维护现有秩序，外部冲击对各国经济形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如何确认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责任，全球缺少共识和协调。

四、全球治理的改革方向

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方向及路径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全球系统性风险、全球经济失衡、全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等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世界性危机的制度根源就始终存在。最终受害的是国际社会自身，尤其是发展基础十分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坚持以发展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不是从全球化，而是从发展的角度评估改革的现实需求。另一种观点是G7集团的标准观点，全球化是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要求各国扩大准入，实行法律、行政、社会安全网等改革，促进开放，实现增长。事实上，是把贸易看作评价发展的标准，而不是把发展作为评价贸易的标准。

丹尼・罗德里克认为，问题并不在贸易自由化本身是否能够带来收益，而在于贸易自由化优先战略会导致资源没有用于更紧迫的发展项目上。事实上，如今的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保护性壁垒下实现经济增长的，但现在都降低了贸易壁垒。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拒绝贸易和FDI下成功发展起来，同样没有哪个国家是仅靠开放贸易和投资就得以发展。他强调有利于发展的贸易体制不能仅仅强调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而是更要从本国国情出发。他认为，进入21世纪时，我们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当市场努力成为全球性市场的同时，为它们提供支持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国家性的。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限制，损害了效率；另一方面，生产商和投资者全球化的愿望削弱了各国经济的制度基础，损害了公平和合法性。即便在金融市场一体化了的发达国家之间，实际利率也并未均等化。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严格限制与其说是特例，不如说是规则。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民族国家起决定性作用，全球治理必须与国家偏好相一致。这需要研究制定促进一体化的规则，同时有灵活性。类似于WTO的保障条款，是免责条款。关键是如何降低短期违约的收益，否则，双方都会选择违约，打贸易战。全球化中的政治三难困境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大众政治之间，只能选择两项。如果选择一体化，就要么放弃民族国家，要么放弃大众政治。选择民族国家，就不得不在一体化和大众政治之间选择。丹尼・罗德里克认为，可以在那些全球化输家，如劳工团体、环保者与赢家，如跨国公司、出口商间建立全球治理联盟。

对于第二种观点，往往从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发达国家利益出发，更加强调开放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往往认为是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导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积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对于解决谁来承担全球失衡的调整责任问题，认为应当是新兴经济体扩大内需，因为发达国家扩大内需的空间有限。安妮・克鲁格就认为，当前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发生改变，需要大国的领导力来启动多哈回合，消除国际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曾担任过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也认为，在美国相对国力衰减时，美元的重要性是上升而不是削弱。全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最终需要一种世界货币，但这是长远以后的事情。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顺差国和逆差国进行有效的约束，资本流入间接地助长了美国次债和楼市泡沫，最终酿成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顺差国持有过度美元。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元都没有替代物。那么，维护美元和美国金融稳定，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和中国的利益。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袖。

五、全球治理结构与世界性危机

历史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说明，如果全球治理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最终会被世界性大危机或世界性大战所中断。马丁・沃尔夫认为，上一次的全球化崩溃是国际竞争、经济动荡、利益集团影响、思想斗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70――1913年全球化终止的标志性事件，是大萧条、世界金融和汇率危机。他认为，增长在发达国家是正反馈的循环，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长期发展，使增长成为经济、政治到社会的一种惯性，而最不发达国家是恶性循环。实现全球化发展的趋同而不是拉大差距，关键因素之一是国家间的融合。

许多研究都强调大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作用。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的加重是伴随着总统职位从胡佛转到罗斯福，世界经济的领导权从白厅转到白宫而来的。一个金融体系如果有两个中心，或虽只有一个中心，但领导权正处于变更之中，该体系是不会稳定的。小威廉・布朗就认为，1928――1929年的国际金本位制同1914年的国际金本位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当一次大战后世界回到金本位时，它是以伦敦和纽约为核心，而不是围绕单一中心建立其国际金融体系，这就意味着“没有中心”。如果由两国在世界经济事务中共同承担领导责任，会出现相互推诿、逃避责任。然而，美国不愿意充当世界最后贷款人与没有经验相关。如果有经验，对外贷款根据“需求模式”来分配，国内繁荣时资金流入国内，国内萧条时资金用于扩大对外贷款，形成反周期的资金和信贷方式。然而，由于美国当时没有经验，只能按“供给模式”来分配对外贷款。如果有剩余储蓄可资利用时，就同时投资国内和国外，反之，两个市场都紧缩。形成繁荣时对外贷款多、萧条时对外贷款少的顺周期模式。而对于小国，它们不具备影响重大事件结局的力量，因此，有权照顾本身私利，不必为世界公共利益而操心。虽然其削减进口、贬值货币、兑换黄金等行动助长了通缩，也很难以此来责备它们。小国意见即使正确，充其量也只是顾问，决定权总是落在有付诸实现财力的大国肩上。

对于全球治理结构改革，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假设，如果美国在1930年没有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来摧毁世界贸易结构，如果存在贴现手段，但由于没有反周期贷款，没有国际协调，大萧条仍然会发生，只是时间不会持续那么长。因此，他认为全球治理结构的积极结果，就是大国把经济交给国际经济组织，组成一个世界央行，一个世界资本市场，一个WTO。其消极结果则是大国争夺主导权，出现无力领导与不愿领导的状况并存，并对每个稳定和加强国际经济体系的计划保有否决权，同时又不谋求给出自己的具有积极建设性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欧对国际金融和货币改革都行使否决权时，就会出现经济停滞和萧条。

六、结论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2

但过往历史也昭示:经济危机过后，社会革命形势并不必然高涨，资本主义并没有在革命中被消灭;相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往往会在更大规模上得到扩张和发展。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往往呈现另一个周期性规律，即从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再到新的繁荣。以资本主义最大的三次经济危机为例:1873年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的统治，资本主义此后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的大危机，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引导下，通过一系列自我调整，资本主义形成了足以承载新繁荣的体制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凭借新科技革命优势，及时以新自由主义替换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扩张和市场占领，使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繁荣这两个规律是并存的。

马克思通过考察1873年经济危机，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双重周期。他在给丹尼尔逊信中讨论1873年危机后果时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交通发达、交往普遍和贸易扩大导致世界市场拓展所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设想。

首先，他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推动下交通发达导致世界市场扩大对资本主义摆脱危机、重新走向繁荣的巨大作用。正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将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认为它在那些现代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出现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不但为巨大的股份公司出现提供了基础，也成为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交通的极大便利在促使世界贸易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正是世界市场的这种扩展和深化，资本才真正超越了国界，得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

其次，马克思注意到，随着世界市场扩张所产生的财富增殖效应，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调整，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较大程度改变，工人阶级革命性出现衰退迹象。恩格斯早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对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有所警觉，他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指出: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尾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进一步强调: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不仅在英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在发生着。正因为如此，多次发生的危机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反而推动资本生产继续扩张和发展。

马克思晚年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交往的转嫁效应，将内部运行和积聚的矛盾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我们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设想所作的调整，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中介物世界市场之上，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

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以追求赚钱为生产的第一目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世界市场正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资本一方而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己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作为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力量和天生的国际派，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和扩张，才能生存下去。为了实现增殖目标，它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自身的己有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而。

首先，世界市场发展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基本同步，它形成了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赖以运行的现实载体。纵观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纷纷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以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宗主国一殖民地两极对立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体系。列宁指出: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 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总体特征是随着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发展极度不平衡，不但导致世界范围反对殖民掠夺的民族斗争，而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市场发展的危机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而，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使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获得30年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方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稳住了阵脚，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市场转变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平行市场。资本主义借助于新科技革命成果，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使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发达国家极力支持跨国公司在世界扩张。在世界市场的制度调整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使得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大为提高。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错失了新科技革命的良机，还导致了严重的内部动荡。总的来说，由于冷战和两大平行市场的存在，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世界市场在曲折中徘徊。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这一阶段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由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作用明显强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己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后，两大平行市场瓦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广阔空间，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一边缘结构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很多地区在世界市场中仍处于被边缘化和受排挤的位置，世界市场的发展前景仍然曲折。

其次，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发展极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极端不合理性的指示器。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发现了这种不平衡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在整体化过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建立的过程，就是两极性世界分工形成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两极性世界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海外市场，要以牺牲落后国家利益来保证自己进步。所以，资本扩张虽然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性竞争之中，为落后国家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资本主义列强又不允许落后民族和国家得到充分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不同，加上在资本国际循环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一个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后进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一个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的或边缘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国家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市场经济倾向于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在造成经济危机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南北差距的扩大。

优胜劣汰往往导致强者通吃。可以预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市场，将拉大发达与后发、中心与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那些己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经济落后国家总是会成为发达国家积累和掠夺的对象。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市场不平衡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不合理性的体现会越来越剧烈，直至再一次以大危机收场。

三、社会主义要在世界市场中确证自己的合理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开启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世界市场是体现这一进程的载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断言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人类解放，并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总的策略原则。

在当代，世界市场推动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状态，但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预期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局面并未形成，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两大事实依据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虽仍然存在，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经济危机而言，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己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反映市场信息的金融系统，例如股市、汇市、利率、期货等，即便是出现危机，也往往不再是直接源自实体经济，致使资本主义拥有了较大空间予以应对;就阶级斗争而言，资本主义己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和保证了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多数劳动者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即便是出现阶级斗争，其目标也转变为经济性质。不仅如此，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人数逐渐减少，己很难再代表雇佣劳动者这一群体。

与此同时，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发展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中国之所以需要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证明后者是更为有效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演变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而，世界历史进程还在继续，世界市场还在拓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仍然与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而，实现人类解放目标需要时间后移，推动人类解放方式需要转变，社会主义需要在和谐世界环境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要解决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了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但是它同时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代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必须体现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目前这种发展方式初露端倪:即通过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方式来实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包括空气、水、食物等。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一向是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自从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其资本主义方式过于强化利益竞争，它异化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个人的趋利动机不断得到彰显，社会生产中的诸多要素和各个领域不断被商品化和资本化。厂家、商家在完成资本积累的量变的同时，其生产和经营的目的也悄然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是为了竞争取胜，不顾一切地节减成本、最大限度地积攒财富。无序恶性竞争、资源浪费、污染与废物排放、掠夺式利用并破坏自然资源等现象频繁发生，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

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及时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树立全而、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而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它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协调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3

一、世界经济形势显著恶化

2008年全球经济呈现十大风险：(一)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二)金融危机导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同步陷入衰退；(三)转轨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慢；(四)全球股市遭遇历史性重创；(五)全球房地产泡沫破裂；(六)投机炒作导致油价大涨大落；(七)粮价上涨导致全球近10亿人挨饿；(八)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九)从全球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风险增大；(十)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导致人类生存发展面临严重威胁。在这十大风险综合影响和冲击下，2008年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由高走低大转折的一年。2009年世界经济难以迅速摆脱困境，整体形势甚或比2008年更糟，寒气更寒。主要的一些依据是：

(一)银行业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首先，作为全球金融重心的美国银行体系迄今仍未走出险境。美国银行家协会2009年1月上旬发表的报告称，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房贷市场、信用卡、商业贷款、建设贷款，甚至工业贷款都可能遭受新的损失，2009年会有更多美国银行走上不归路。其次，受美国银行体系深陷危机的影响，欧盟尤其是英国银行业也陷入困境。如英国政府多次拯救苏格兰皇家银行，2009年1月19日英国财政部又宣布1000亿英镑(合1400亿美元)的大规模救助英国银行业计划。隔日，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还表示将在一周内购买银行业有问题资产，以减轻银行业的财务压力。巴克莱银行也因财务困难于2009年1月14日宣布全球裁员2100人。英国经济和工商业研究中心预计，2009年伦敦324万名金融从业人员中将有10％的人饭碗不保。日本三井住友等六大银行预计本财年(2009年3月底结束)利润剧降近80％，日本最大银行一三菱日联集团甚至出现首次年度性亏损。显然，全球性银行体系危机风头依然很强劲。世界舆论对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要拖多久，看法不完全一致。乐观看法1年后结束，谨慎乐观的看法18个月至24个月结束，悲观预测要持续5年。尽管国际舆论对这次的银行业危机何时结束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2009年还会延续下去却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银行业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将是2009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拖累。

(二)经济衰退严重，调整需要更长时间

这次的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虚拟经济，也重创了全球实体经济，无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大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无一不受到冲击，经济都出现严重的下滑势头。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和世界媒体均认为，这次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将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经过这次衰退的沉重打击后，银行业需要重组，支离破碎的信贷体系需要重建，受损害的制造业核心需要修补，股票和货币市场的信心需要恢复，严格的监管体系需要建立。很明显，这样的经济调整客观上要求更多时间，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

(三)房地产业依然低迷，继续拖全球经济增长的后腿

带头陷入危机的美国房地产业迄今未出现回暖迹象。美国房价下跌仍未触底反弹。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金砖四国”，以及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房价也处于下跌期，房地产业迄今同样未能走出寒冬。其中尤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最为突出。房地产业的继续萧条也不利这些国家2009年的经济增长。

(四)金融创新走入死胡同

2007年以前的几年，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金融创新密不可分。宽松的信贷环境有助于刺激消费和增加企业投资。但太多的经济杠杆又酿成了金融危机的苦果，使金融创新黯然失色。这使当前的美国经济又失去另一个往日重要的推动力量。美国金融创新上的失败教训，令世界各国引以为戒，再也不敢贸然步其后尘。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已止步不前，也使全球经济缺失昔日的推动力量。

(五)消费和投资双紧缩局面今年内难以扭转

当前，由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危机仍在继续发展和深化，使全球的投资环境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首先，企业利润仍在大幅减少，使自身投资资金短缺。其次，银行倒闭风潮导致信贷市场紧缩，借贷投资困难加大。再次，经济寒气袭人，企业家对投资前景缺乏信心，对新增投资望而却步。因此，全球企业投资将继续2008年下降趋势进一步急速下滑。从消费市场方面看，房价暴跌和股价大幅缩水，使消费者收入剧减。经济衰退又导致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失业队伍急剧扩大，仅美国2009年初，失业总人数已高达650万。加上金融危机引起的社会恐慌情绪，以及未失业者对于自身工作岗位能否保得住的担心，也使消费者不得不紧缩消费。银行“惜贷”、企业“惜投”、消费者“惜开支”，使消费和投资双紧缩的局面难以摆脱，经济增长势必继续缺乏动力。

(六)国际贸易失去往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活力

2008年以前的5年里，世界贸易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撑力量。然而随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几乎每个国家的出口都在减少，世界贸易骤然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根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1月17日公布的全球43个主要国家贸易统计数据，这43个贸易大国的出口总额2008年7月达到顶峰，为1.03万亿美元，到11月猛跌了26％，降至7660亿美元，其中，美国2008年11月的出口额为961亿美元，同比猛降21％，是自1993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也普遍大幅下降。中国出口季度增长率高时曾达到34％以上，但2008年第四季度仅增4.3％。印度出口到2008年12月连降3个月，11月降幅达9.9％。韩国出口2008年11月暴挫19％，12月再下挫17.4％。根据WTO和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世界贸易额继2008年大幅下降后，2009年可能出现25年来的首次负增长。这对2009年全球经济的发展构成新的威胁。

(七)美、欧、日世界三大经济体抗经济下滑的政策余地变得越来越小

从货币政策看，降息的余地已不大。当前美国利率已降至0—0.25％区间，日本利率为0.1％，欧元区利率降至2.0％，英国利率降至1.5％，为314年来的最低。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已接近零，用降息手段刺激经济的空间已很小。从财政政策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多采取过去对付30年代大萧条的老办法——国家干预，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介入。但大力注资救市，实行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使各国政府财政赤字猛增，国库枯竭。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国债，向本国人民和外国借钱，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如据路透社今年2月1日报道，美国奥巴马新政府本财政年度将面临上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2009年预计发行的财政部新债券将高达2万亿美元。美国各州政府都在盼望奥巴马提供联邦政府紧急财政支持，并拟征苛捐杂税补赤字。显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抗危机的财力也已严重削弱。

(八)各国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要取得成效还有一个滞后期

布什政府早在2007年底就开始推出一个1600多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并接连降息。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财政部最大的一笔救市资金更高达7000亿美元。欧、日国家也相继推出规模庞大的拯救经济计划，如欧元区和英国救市资金总额已高达约2万亿美元。西方国家还同时降息，协调抗击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联合行动。但迄今成效甚微，全球经济仍在迅猛下滑。原因是这次的危机不是单纯的一种危机，而是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混合型双重危机，因而增加了抗危机的难度。另一方面，推出的拯救经济计划要取得明显成效，中间有一个滞后期。比如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工程计划的制订，项目的开工，资金的投入，到对经济起到某种促进作用，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因而短期内难取得明显效果。美、欧、日三大世界经济体目前已出笼的各种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估计要到2010年才能较大显效。

上述情况规定了2009年世界经济仍无法从2008年已陷入的困境中脱身，2009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可能是美、欧、日经济下滑最厉害的时期，经济走势的形态可能是L型或U型。据联合国2009年1月16日发表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09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均出现负增长，分别为-1％、-0.7％和-0.3％。“金砖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将继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拖累。IMF预测，2009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降至8.5％、6.3％、3.5％和3.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则降至4％以下。显然，2009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

二、我国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应处理好的十大关系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在当前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很难独善其身。实际上，我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均已遭受严重冲击，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已出现急速下滑势头，经济困难面显著增加，为此必须采取有力、有效的相应对策。中央已重拳出手，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出台了4万亿元、十项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这对于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刺激经济的计划，我国在对策层面上应处理好以下10大关系：

(一)树立坚定信心与认清当前形势的关系

坚定信心是战胜当前经济困难的必要前提，有信心才会有决心。温家宝总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一直强调“信心是最重要的”。但坚定信心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当前面对的经济形势的清晰和正确的认识上。一方面要看到这次的世界性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面很广、冲击力度重、冲击持续时间也会较长，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空前严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应做“困难可能更多更大”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我国有着战胜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例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规模已跃升世界第三位，综合国力大增，拥有比较雄厚的抗危机物质和技术基础；我国长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国家必要的引导和监督，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累了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内在动力强，发展机会多，回旋余地大；我国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8亿人口的农村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商品、技术、资金的进入，可以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我国的银行业虽然逐步商业化但有政府一定的引导和严格的监管，银行不像西方国家完全自由化的银行那样容易倒闭。国民储蓄率较高，200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外汇储备多，2008年末达1.9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资金来源比较充裕和稳定，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比较强；我国出口美、欧日的大多数商品价廉物美，在西方国家消费者由于危机的打击收入剧减的情况下仍有一定市场，我国仍能保住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我国目前经济总体情况比西方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好，对外资仍有较大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将是吸引外资头号大国。此外，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上升、作用增强、影响扩大、国际经济协调和经济合作都在加强。显然，危机中也存在不少机遇。总的来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格局没有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深层因素没有变，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并没有因这次危机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些都是我国当前抗击危机的有利因素，对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充满信心。

(二)加强国家干预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当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来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是市场经济信贷过滥和监管的缺失。因此，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已无法摆脱这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已被迫再次走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老路，大规模注资救市，不断下调利率，增加失业救济等，甚至大搞国际干预，如多国联合同时降息，召开应对危机的各种国际会议，寻求抗危机的国际协调和合作，力求抱困“过冬”。我国过去搞过计划经济，在用国家手段促经济发展上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实行更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介入，以阻止经济的过快下滑，应放在当前抗危机政策的首要位置。但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市场经济机制具有更强的竞争性。竞争会出科技成果、竞争出效益、竞争使企业更有活力，很明显，市场机制仍是利润最大化的载体。因此，从短期看我国政府应强力介入经济，推行更具扩张性的国家干预政策，以尽快摆脱当前陷入的经济困境，这是第一位的。但从较长期看，我国应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一条坦途、一条成功之路。总之，在大力加强国家干预经济的同时，要避免走过去计划经济的老路或回头路。

(三)扩大内需与促进外贸的关系

由于出口大幅下滑，2008年第四季度增长率同比降至仅4.3％。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出路必须转向依靠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消费率本来就偏低(约占GDP的35％，比多数发达国家的70％左右低得多)，现在又受到大批员工失去工作，股票财富缩水，收入预期减少等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在扩大就业、稳定物价、增加补贴、减免税收、振兴股市和完善社保体系等方面做文章，特别是要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尽快增加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这不仅是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也是释放广大人民群众消费潜力的需要。扩大投资则应强调其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重点应放在加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如铁路、公路、电力、电信、机场、能源管道等公共工程建设、改善城市建设和加强环境治理等。同时，还应强调利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拉动消费、带动地方投资和改善民生，并避免重复建设。

在主要靠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仍不能小视出口在保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2007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就已达到23.7％，仅次于消费和投资的38.6％和37.7％。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大推动力量。中国出口总额2007年已占世界比重的8.8％，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外贸总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年的近8％，已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虽然急速下滑，但全年增长17.8％，总额高达25616亿美元。因此，在保经济增长中，我国仍应高度重视利用我国有利的贸易大国地位，迎难而上，拓宽海外市场，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当前，鉴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全面萎缩，我国应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度，增加对我国商品仍有较强需求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出口。同时，需要增强出口退税额和增强对出口困难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使陷于困境的大批出口中小企业能挺过当前异常艰难的关口。

(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与保持传统优势的关系

我国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猛降至6.8％，原因是11月份进出口贸易从10月份增长17.6％急速下滑到负增长9％。外贸形势的急转直下使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纺织、玩具、来料加工等产业部门的出口受到重挫。曾经辉煌过的这些产业部门已经无力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因而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是客观形势的迫切要求。我国应把压力变成动力，趁机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首先，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投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竞争优势强的内销和出口高端产品。其二，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和企业严加监控，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限期节能减排。对市场饱和的产业、产品，实行压库限产促销，有的还要限期转产。其三，吸引那些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外资、外企到我国来发展，推进我国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其四，鼓励外资外企更多地去中西部地区发展，国家的投资也应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总之，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升级，地区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化，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尽快改变，是我国摆脱当前经济困境和今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是前进的大方向。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少，见效快，且是当前我国吸收就业岗位最多的产业部门。我国有13亿多人口，众多的人口需要工作，对于保护我国长期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是最困难时期也不宜轻言放弃，而应尽力扶持。

(五)国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与激励企业自保或抱团“过冬”的关系

当前中小企业出现财力困难是全国性问题，政府如不注资救市，许多中小企业恐怕跨不过这个坎而关门倒闭，因此，政府出台政策帮助中小企业脱困十分必要。如继续清理、减免中小企业的税收和行政性收费，融资限制松绑等。但国家除了给困难中小企业政策支持外，还应激励困难中小企业自保。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奋发图强。对企业产品进行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生产适时对路，档次更高的新产品，以拓宽市场。引导企业苦练基本功，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自身素质。还需鼓励困难的中小企业“抱团取暖”(合作或联合)或兼并重组，规模经营，以增强抗御风险的能力。

(六)鼓励企业“走出去”号慎重“抄底”的关系

由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双重危机，美、欧、日三大世界经济体中不少企业因股市暴跌、股票市值大幅缩水、信贷紧缩和市场萧条等而深陷财务危机，有的已经垮塌倒闭，有的急需外部资金的救助。诚然，趁低购入这些西方国家陷入困境企业的资产或股权，确实是我国企业收购兼并的良机，我国政府应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参与资源类如石油、铁矿、稀有金属矿等关系我国长远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国外企业并购活动。并购的方式最好采用参股、合作、合营。即把基本点主要放在“合作共赢”上，既把国外企业的优质资源融合进来，又要学习人家的全球化经营管理经验，提升和发展自己。但在市场急剧动荡、大势难以准确把握的情况下，加之我国还缺乏专业水准高、经验丰富的操作人员，因而不宜急急忙忙贸然去抄人家之底。中国平安收购欧洲富通集团后损失200多亿元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七)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特别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房贷革新政策的推行，造成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过滥，而又缺少严格的监管，终于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酿成全球性金融、经济双重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均陷入困境。但对金融创新不能“妖魔化”。2007年的前几年，金融创新使美国经济获得宽松的信贷环境，有助于刺激消费和增加企业投资，是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润滑剂。它出问题是出在监管的缺失上。我国只要趋利避害，吸取必要的教训，可以发挥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和贸易融资手段，引导民间资金进入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和农村市场；要发展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和完善信用体系，以改善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融资环境等。总之，既要吸取美国的教训，充分估计资本市场的高度风险性，防止金融过度创新带来的经济灾难，又要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推进作用，即正确处理创新和监管的关系。这对我国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是有利的。

(八)房地产“过热”与房地产“过冷”的关系

近几年，我国许多地方的房价陡升两、三倍，使广大无房户望房兴叹，不少储存货币待购房者丧失了购买力，建筑商则因少卖房子致使空置房增加。全球性经济危机是由房地产业衰败引发的，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房地产业的萧条势必冲击中国房市，使房价下跌，滞售房屋数剧增。据统计，我国库存房(包括在建房屋)总价值已高达10万亿元。房地产业过冷与过热导致“泡沫破灭”一样容易引起债务链条的断裂而爆发金融危机，从而拖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是国家需要特别加强宏观调控的产业部门。因为，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一大支柱，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产业，又是拉动许多轻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应该出手救楼市。如降低购房首付率，放宽购买二套房的房贷限制等，用扩大房屋销售量，促进房地产业市场回暖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应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和建设力度，并加快发展二手房市场和租赁市场，促使房市回到平稳健康发展的轨道。

(九)缩小失业群体与稳定社会的关系

只有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才能上台阶。失业群体的大量增加，却是社会稳定的隐患。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当前不断出现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浪潮，就是经济全面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失业群体急速扩大引起的社会动荡。因此，我国要保经济增长，必须稳定社会。而稳定社会就要尽力解决好我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被迫回乡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2008年末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为4.2％，比美国的7.2％还要低，比2007年末也只上升0.2个百分点，但实际的失业人数却多达一千多万人，四川一省回乡的农民工去年末就达一百多万人，全国农民工失业人数更高达2000多万。因而解决失业问题，缩小失业群体是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为此，要很好地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要组织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再就业，支持回乡的农民工自主创业，并鼓励企业宁可休假、暂时停产、减薪而不轻易裁员。同时，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地区，使农民工得到更多就业机会。农村地区有大量农民工。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已达2.26亿人，是我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就业形势的好转，会防止社会矛盾激化，从而稳定社会，使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了保障。

(十)保持中国自身经济稳定较快增长与救赎美国经济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协力抗击危机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自中美建交以来和我国参加WTO后，两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更使两国经济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超过3000亿美元，我国购买美国财政部国债和其他金融债券更超过万亿美元，中国已成美国最大债主，美国金融经济危机如失控，我国也会遭殃，因此拿出部分外汇救赎美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救自己。增持美国国债券、配合美国联合降息，参加G20峰会和其他有关的国际会议，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共同抗击战后这场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对外政策上的正确之举。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走协调和合作的抗危机道路，不仅有助于提高我国自身的抗危机能力，还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今年，我国在抗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仍应坚定地走这条道路。

总之，我国在抗击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已重拳出手，其他配套对策执行得当，定会战胜当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很有可能首先走出全球性的经济困境。

参考文献

[1]布拉德·塞策，2009年国际经济的几大看点[N]，上海：第一财经日报，2009—01—12。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R]，2009—01—16。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4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 历史 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 金融 危机 、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 经济 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　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5

二　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6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7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8

判断三：由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存在1:30的信用杠杆率，因此这次金融危机的“去杠杆化”过程将会相当漫长、相当复杂也相当痛苦。

判断四：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正发生方向性调整，不再购买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去救助实体经济将对正陷于困境的银行与金融机构造成重大冲击，会有更多的银行出现破产或倒闭。虽然各国政府动用巨额资金救市，但对于深陷危机的世界经济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到头来很可能还得由市场来自行化解危机，因此在现阶段，解决危机的前景仍然极其渺茫。

判断五：从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转化是一个全面性与世界性的过程，第一阶段是过度消费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二阶段是过度生产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第三阶段是过度资源供应型的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消费―生产―资源供应的因果链条将发生全面断裂。1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把整个世界经济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很难有哪个国家能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

判断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会交互作用，美国股市很可能会跌到5000点左右，全球主要股市至少还有30％以上的下跌空间。

判断七：全球主要商品市场的大熊市将持续三年以上时间，商品市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牛熊转折。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未来三年内所面临的将不是通胀威胁而是通缩危险。

判断八：黄金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黄金的保值功能将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而逐步丧失。

判断九：美元坚挺是一个暂时现象，虽然现阶段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但美元泛滥对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就危机的演进过程来看，美元的走势会呈现短期跌不深、中期涨不高、长期不看好的基本态势。

判断十：处于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之中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通道，政府救市可以阻延下降过程，但不能改变下滑趋势。中国股市的牛市不是渐行渐近而是渐行渐远，只要在大小非问题上不能找到突破性与突围性的思路，中国股市就很难走出熊市而出现反转。2009-2010年，中国经济与中国股市都将更为困难。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9

    “铁路一条线一条线地停止运营。许多工厂停产,其中包括一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得以修复的工厂”〔1〕33。列宁由此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会面临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问题〔2〕184,并强调指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3〕570的做法是错误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联经济才得以逐步恢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认为“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4〕248。在整个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尽管历任政府总在不断地试图改进和完善计划手段,但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所导致的低效率,使苏联经济始终难以摆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至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降低,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之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基本如此。然而,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表现各异,相互之间的关联作用较小,因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具有全球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但都表现为生产与需求的严重背离,只是生产与需求背离的具体表现不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突出表现为生产不足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由过去相互排斥发展到同时并存,“滞胀”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危机阶段的顽症。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东的剧变,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越南等原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起初,这些转型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产品生产滞后于需求,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仍表现为生产不足,抢购风盛行;且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只同本国经济运行相关,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完全同步。随着这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经济已日趋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经济的运行不仅受“自身周期性规律”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周期性规律”作用,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危机现象,由传统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不足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并存局面,正逐步演化为当前共同的生产过剩危机问题,包括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和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各异,有的表现为产业资本供给过剩引发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有的则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

    危机期间,由于各国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政策措施通常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因而由此引发的“滞胀”问题目前也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传导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5〕340如今,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通常始于金融、不动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然后再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引起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包括国家主权信用危机在内的经济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结果,而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刺激需求,提高购买力,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或产品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因此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这正好应验了马克思的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6〕514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处理好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关系,避免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现象的发生,就成为化解或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所在。

    二、危机根源于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但经济发展模式缺陷渐成主要成因

    理论家们不仅关注到了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而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注意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范式,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原因的理论,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的供求失衡论,保罗?斯威奇、刘易斯?科里和奥托?鲍威尔的需求不足论,保罗?马蒂克、大卫?耶菲等的供给不足论,西蒙?克拉克和罗伯特?布伦纳的供给过度论,以及多因素决定论。自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有卡尔多经济周期模型、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70年代后的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等。针对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加速增长途径论、再投资周期论、两大部类交替增长论、技术进步波浪式发展论、政治周期论、农业周期论、行为—制度论等。

世界性经济危机例10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2-0101-03

经济危机这一热门话题被全世界所关注，这不仅因为它的范围广、破坏性大，更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有助于促进本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

一、经济危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他还曾提到，虽然简单商品生产中产生了经济危机的萌芽，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中，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或战争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的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相对过剩才成为一种经常的规律性现象，才表现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自然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是偶然性的昙花一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第二，资本主义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无止境的追求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全社会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再加上没有政府的干预，这就客观导致了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对过剩”，资本家的私人劳动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性或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资本高度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种危机突出表现为虚拟经济远远脱离实体经济。大量剩余资本因实体经济衰落，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如脱缰野马般涌入金融部门。以美国为例，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90%，20世纪70年代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70%左右。金融化不断膨胀的结果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和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

当代全球社会出现了各种经济乱象，如果我们回头看20世纪，或许对我们当下有所启示。20世纪是个不安全的世纪，20世纪的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由热战转变成了冷战，而冷战中也发生了局部战争和区域冲突。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可以看出，西方先后两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着而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如果不能够在本国化解，那么想要缓解危机就要从本国转移出去，帝国主义选择以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就挑起了世界大战，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客观上都是因为自由市场不能挽救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中大规模的失业，导致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小资本家把火撒在黑人头上，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暴力充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有些国家选择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自己称这是新国家主义，而美国的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罗斯福社会主义，不管什么主义他采取的都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因为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永远都会是顺应经济周期的发展，而国家干预是要用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的逆周期调整，因此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经济危机平稳的着陆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形成了冷战格局。冷战格局的形成，实质上也是美苏两个国家在世界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市场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战争的背后都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不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噩梦，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三、经济危机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任何国家都不会是经济危机的“守夜者”和“局外人”，经济危机导致的后果是经济衰退，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都要对上层建筑做调整，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的外部条件。

自2008年美国引起的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迷，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由此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开始流行起来，自由贸易秩序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更加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提出了拥抱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利共赢的主张，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面对国际社会深刻变革和经济危机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这些倡议和战略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从国际背景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调整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复杂的局势，西欧北美缓慢复苏，发展中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缓慢。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将对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影响国际格局和力量的对比，全球正处于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中，区域之间、国家之间联系愈加紧密，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围绕地缘政治、经贸秩序、国际规则制定等展开激烈角逐。而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因素也越来越重要。

从国内背景看，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的外需下降，而我国又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从客观上导致了我们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产品滞留，与此同时，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应当保持在85%以上才能算是健康的企业。而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1年中国全部产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达不到65%，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客观地说，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困境，为了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立足国内和国际的新局势，在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经济共同体、贸易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力图与参与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一带一路”不仅是单纯的区域规划，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现，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内涵，是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新理论。

（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并没有人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由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办公厂、开拓市场、开发自然资源。过度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将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接收了大量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工业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我们向世界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我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也是世界最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很严峻，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提出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一直延续下来靠的就是生态的多样性和延续性，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答案不应该从工业本身去寻找，而应该转向农业也就是乡土社会，中国的农村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文明形式，环境污染没有那么严重，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全覆盖，这些因素为工人返乡，企业下乡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经济和乡土社会的发展。

“生态文明”战略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产生的伟大战略，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人與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只是今天的发展理念，恩格斯早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行自然规律。”深感于此，更能理解“生态文明”伟大战略的意义，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生态问题，就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和“一带一路”倡议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并对中国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两大倡议的提出和运用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王辉.“一带一路”全面优化我国发展战略环境[N].经济发展时报，2015（5）.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