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例1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6108

1引言

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2015年8月，淘宝便喊出了“网红经济”的口号，更是请来了网红店家专门召开研讨会，2016年，阿里也出台了投资与护持计划。[1]网红经济是以一位年轻貌美的时尚达人为形象代表，以红人的品位和眼光为主导，进行选款和视觉推广，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从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网红经济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商业化道路：海量的粉丝、强大的话题性、资本认可的商业变现能力、日益延伸的产业链……

2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网红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的生产者。在实体经济并不景气的今天，网红经济的飞速增长能否拉动GDP的健康平稳发展？会不会出现“制造业公司一年利润抵不过一个女主播三个季度的打赏收入”？就此问题，我们通过了解网红在调查总体中的普及情况以及对网红的关注度，对网红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测，同时可以让健康稳定的网红经济与实体制造业紧密结合，实现新的消费业态。

21信度分析

我们设计《网红经济发展状况调查问卷》，通过预调查数据对问卷的信度进行分析，SPSS软件运行的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网红经济发展状况调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是0764>07，信度较好即问卷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2]

22样本量的确定

调查抽样采取简单随机抽样与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蚌埠市、淮南市、滁州市的调查对象进行实地访问调查。同时，为了更广泛全面地调查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网红的认识与态度，我们也在网络上和收集问卷，确保调查的随机性和全面性。

对于纸质问卷，样本量的研究以估计简单随机抽样的样本量为基础，采用样本量的计算公式：

n=[SX（]Nz2p（1-p）[]Nd2+z2p（1-p）[SX）]=37268

其中，n为纯净样本量（纯净样本量是指去掉不合格或未回答的调查对象以后的剩余量），N为总体的数量，z为一定置信度下所对应的临界值，p为样本比例，d为抽样平均误差。

考虑到实际调查中会存在无效问卷的情况，对问卷回收率保守估计有效回答率r为080～085，得：

n0=[SX（]n[]r[SX）]≈439-467

在此基础上我们总计发放纸质问卷450份。

根据蚌埠市、淮南市、滁州市的人口数量与相应的实地调查费用，采用内曼分配法，三个城市样本量的分配情况如表2所示。

23对购买产品的满意程度

选择网上购物，就等于选择了相信卖家，当我们在拿到实物之前无法判断自己买的东西是真是假，可能到手后才发现原来物超所值，抑或是吃了大亏。我们调查了买过网红产品的110人，发现竟无一人对所购买的产品非常满意，觉得物超所值。不过觉得比较满意的人仍占到总体的40%，而525%的人觉得一般。非常不满和比较不满的人仅占总体的不到10%。基于李克特量表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对五个选项依次赋值为5、4、3、2、1，对数值进行汇总计算和建模分析。对于多项选择问题，同样地采取赋值法，数据处理时用选项的平均值作为这一问题的总体分值进行统计分析。设受访者对网红推荐或推销的产品“非常满意”的项所占比重为“X1”，“满意”为“X2”，“一般”为“X3”，“不满意”为“X4”，“非常不满意”为“X5”算出网红推荐或推销的产品满意度在评价指标的得分为“X=5X1+4X2+3X3+2X4+X5”。即X=33。从这一结果来看，网红经济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24调查建议

241健康宣传，提高自身知名度

根据调查结果，18～35岁的人群对网红了解的人还不够多。因此，网红应该通过更多的合理方式让大众了解自己，比如在网络平台一些与读者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章，加强自己的公关团队，也可以让自己与公益、正能量联系起来，改变大众潜意识里对网红的一些负面的看法，从而吸引更多的粉丝。

242要不断创新，适应经济市场潮流

调查中显示，受访者购买网红产品的欲望不强。因此建议网红从产品的企划开始，就要不断地适应市场，并走在市场的前面；从包装上、宣传上，描述出时代潮流的文化的气息，并贴近大众生活所需，不断地推陈出新是一个网红将其粉丝变现为购买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个性化、人性化的经营来吸引更庞大的消费人群做出更多的消费。

243以诚为本，提高“网红经济”的可信度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网红经济的可信度不高，这阻碍了网红经济的发展。诚信是一个经济体长久立足的基础。一个经济体不能保证最基本的诚信，它就很难长久稳定地发展。只有拥有良好的信誉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提高可信度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提高所提供a品或服务的质量，严格把控所提品和服务的质量关。

244政府提供政策支持

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政策加大对网红经济这一新经济形式的支持，鼓励市场多元化发展。电子商务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就业，“对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功不可没”，因此政府可以具体落实到加大投入、提供政策支持鼓励网红经济的发展。

3消费新业态

31财报分析

截至2017年3月15日，陌陌与欢聚时代都公布了公司的财务报表。从2016年全年来看，两公司经历了连续四个季度的稳定回升，到2016年12月，陌陌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了8110万，欢聚时代的月活跃用户达到14亿。其中第四季度中陌陌的营业收入中有64%来自网络直播，欢聚时代的营业收入中网络直播更是占到了843%。

随着财报的公布，各大媒体对网红经济的关注度也在飙升。然而繁荣的背后也产生了Y产泡沫，“网红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PAPI酱因在2016年年初的巨额融资和资产估值而被追捧，她快速走红并获得资本投入靠的是充分利用自有资源的整合式创新。但8月份罗辑思维的撤资以及因内容爆粗口被责令整治使得PAPI酱团队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出。[5]归根结底，还是“网红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

32“网红经济”的转型升级

网红经济是一种快速崛起的新生事物，全社会理当给予包容。只有在一个理念开放和商业规范的环境下，网红经济才能走得更远，才会涌现更多顺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商业形态。[6][7]相比于传统“厂家―商―零售商―消费者”的商业模式，网红经济更是开创出了“厂家―经纪公司―网红―物流―客户”的商业模式。随着移动客户端的普及，网红对客户和产品的纽带作用日趋显著。

现在网红的分类主要是美貌颜值型、才华横溢型、恶搞幽默型。不同的网络红人，其背后的经纪公司有着不同的品牌价值，这些公司利用“网红”作为专业领域的意见领袖的模式，通过聚集大量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粉丝，依托大数据分析，将具有粉丝偏好的商品传递给用户。一方面实现了传统营销所缺少的精准营销，加大了同类商品的销售，使得消费者在购物的选择上更具有竞争性。其功能类似于淘宝、京东等的“猜你喜欢”版块，有数据显示，正是由于这一板块，使得淘宝的产品销售额提高了30%。另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供应链的运作效率，省去了实体店租金、大规模“地推”广告的投入，既为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也为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8]

33与实体经济的契合

素有“小商品之城”之称的义乌市已经察觉到了将传统制造产业与市场痛点对接的商机，主动出手打通网红产业链的上下游，与资本联合“生产”网红，推动商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在 2016年4月的电商网络模特大赛上，义乌市副市长熊韬表示：希望以本次电商网络模特大赛为契机，发掘并培养具有实践能力与互联网思维并重的新时代模特，更好地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并且，义乌市政府还协助义乌工商学院开设了“网红班”。进一步地满足市场需求，推动品牌效应，实现“网红”产业变现。[9]

然而，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商业模式转型的核心是提高质量、增强效益，不能被互联网冲昏了头脑，要脚踏实地地经营着自己熟悉并擅长的领域。近两年互联网无疑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机会，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资金有“脱实向虚”的迹象，以我国的金融重地上海市为例，其2016年GDP增速为68%，首次超过全国经济增速，但工业增长仅为19%。[10]为了让“中国制造”仍能立于世界之林，在打造网红经济模式的同时，也要让网红经济依附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对于一些轻工业制造商来说，可以定向地与以服装、休闲食品和化妆品为主的美貌颜值型网红或网红经纪公司签订商品利润协议，来缓解制造业销售困难的问题。才华横溢型网红利用自己的技能与智力，开创属于自己的内容模式，形成自媒体，使得自己的智力资产与新媒体两者促成更深一步的资本化。恶搞幽默型网红们依托粉丝群为游戏外设、游戏周边和新开发的App做宣传，为这些厂商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户外主播们可以展示积极向上的户外运动，如爬山时记录沿途的风景，讲解各项球类运动的技巧等，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范围的粉丝群体，另一方面也会获得社会舆论甚至政府部门的认可与支持，从而为大众带来更多健康的娱乐和经济动力。

4结论

如今，“网红经济”已经成为中国GDP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比于传统品牌商“漫灌”式的营销方式，“网红经济”是利用新媒体传播的一种创新实践。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网络平台必须具有独立于网红的存在价值，这种价值在于其品牌和创新性，比如：向电商、电子竞技、资讯、音乐、社交等方面的开放。让健康稳定的网红经济与实体制造业紧密结合，实现新的消费业态，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基石。

参考文献：

[1]张耀铭，张路曦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1）：1-18

[2]亓莱滨，张亦辉，郑有增，等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3（22）：53-54

[3]陌陌陌陌Q4财报[EB/OL].[2017-03-07].http：//stock10jqkacomcn/usstock/20170307/c596743410shtml

[4]欢聚时布Q4及全年财报[EB/OL].[2017-03-14].http：//stock10jqkacomcn/usstock/20170314/c596863016shtml

[5]李红霞“网红经济”发展原因及趋势分析[J].鸡西大学学报，2017，17（3）：59-62

[6]王龙飞“网红经济”：一种快速崛起的消费新业态[N].山西经济日报，2016-04-16（001）.

[7]余露莹新媒体形态下商业模式的创新――以“网红经济”的兴起为例[J].媒体营销，2016，15（36）：81-82

新兴经济例2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新兴经济例3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1]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杨小凯.在“电子商务与网络决策国际会议”上的讲话[r].北京:2001.

[5] 雷宏振,赵阳.新兴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范式革命[j].江淮论坛,2001(6):9-13.

[6] 李利明,邢惠清.《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79-80.

[7] 王拓.分工经济思想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到新兴古典经济学[j].当代财经,2003(11):13-17.

[8] 于业明,王欣,王建军.新兴古典经济学述评[j].世界经济文汇,2001(2):10-12.

[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新兴经济例4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助性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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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新兴经济例5

对发达国家来说,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能帮助其缓解压力。若按当前的模式发展下去,全球经济将永久转型。特别是用市场价格衡量,十余年后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GDP将超过世界GDP总量的50%。

因此,搞清楚这种爆发式增长是否可持续非常重要。然而,答案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处理其所获得的成功的能力;二是全球经济对新兴经济体成功的适应程度。第一个方面没什么问题,第二个方面就难说了。

新兴经济体仍有继续利用赶超增长方式的空间,但必须开始着手进行结构调整,改革和制度建设也要跟上。

随着政府政策的继续实施,可以预期新兴经济体的内生国内增长引擎逐渐强化,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中流砥柱。

分配与增长同样重要。面对由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公和获得基本服务机会不均造成的内部紧张局面,新兴经济体需更好地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害国内和地区的增长动态。对这一点,新兴经济体在其政策议程中,增长战略的制定已将分配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新兴经济体能应对工业化国家经济放缓的问题,但更大的挑战在于金融部门的传导机制。目前的低利率环境正使资金蜂拥流向新兴经济体,增加了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一旦西方银行有恙,贸易信贷将大受影响,从而可能殃及国内银行。

幸运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仍拥有缓冲垫和减震器。这些国家在2008年-2009年危机发生时状况良好,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其财政和金融的灵活性已开始告急。

总体来说,新兴经济体状况良好,足以在世界因工业化国家危机而摇摆不定时游刃有余。然而,它们尚未完全与工业化国家脱钩。要达到最佳结果,仍需工业化国家能够并愿意接受新兴经济体的不断突起和壮大。这才是风险所在,可能导致一系列潜在问题。

新兴经济体高增长率的基础是知识、资金和技术流入,而这些都与开放、法制和全球化的经济密切相关。然而,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动荡频发的环境下,这一全球结构面临沉重压力。全球经济增长正向零和博弈发展,导致产生次优反应。

结果,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持续开放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政治和政策风向正变得更狭隘、更偏向国内,而国际议程和追求全球共同利益的声音越来越小。这些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越来越大,并牵涉到全球制度和治理事宜。

更大的挑战是,在一个增长速度不一致、强弱对比正发生逆转的世界中,处理日益增长和复杂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个世界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以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获得合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如果没有这些改变,全球经济只能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纳什均衡”,即一系列次优的组合。

这会带来什么?

新兴经济例6

不平衡是本次世界经济复苏的一个突出特征,主要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更为强劲的增长。

2009年,发达经济体负增长3.2%,明显低于-0.8%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没有严重恶化应该归功于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因素,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甚,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9%,印度为5.6%。

在工业产出方面,主要新兴经济体均已实现增长率转正,而这一数据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不均衡: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仅日本在2009年12月实现了5.3%的小幅增长;韩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在2009年底则都实现了10%以上的强劲增长,尤其是韩国2009年12月工业产出增长率高达34.9%;俄罗斯和印尼等国虽然出现了连续两月的工业产出正增长,但涨幅仅为1%-2%;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收缩状况,尽管程度有所减轻。

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率先复苏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已经与世界其它经济体、尤其是发达国家“脱钩”,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是“挂钩”的明证。因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状况的改善和国际贸易的正常化是新兴经济体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动力。

随着宏观经济状况的好转,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有所回升,通胀压力加大。为了救助危机,各主要政府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这些都是避免大衰退的必要举措,但更为审慎的看法认为,私人预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逆转可能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政府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逆转并且迅速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地步。

从新兴经济体近来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的CPI仍然维持在2%-6%的可控水平,并且基本上明显低于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印度与俄罗斯可能是两个例外。俄罗斯在普遍的物价回升中维持了2008年10月以来CPI下降的趋势,而由于食品价格连续加速上涨,印度2009年12月的CPI同比增长率高达14.97%,以至于1月29日印度央行将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率上调75个基点,成为金砖四国中第一个收紧货币政策的国家。

新兴经济例7

中国对外贸易鼎足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新近数据透露出的信息颇为复杂而难言乐观:多个国家一季度GDP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尽管一些经济先行指标闪现着微弱的复苏迹象。

基础尚薄弱

亚洲新兴经济体今年一季度的GDP数据,大都较去年四季度出现下滑,显示经济持续显著放缓。香港、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均出现真实GDP大幅负增长。但在一片愁云惨雾中,亦可见零星的生机若隐若现。

一些经济领先指标显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放缓。部分研究机构认为,这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减小。花旗银行的看法尤为乐观,认为亚洲经济已经触底,二季度情况将会好转。

不过,要谈复苏则为时尚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加藤隆俊(Takatoshi Kato)称,受“去杠杆化”带来的信贷创造减少和资本流动减弱的影响,新兴市场的复苏仍将继续受金融、低迷的外需和内需的限制。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曾经极大地促进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外向型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目前发达国家金融部门和私人消费决策的双重调整,不可避免地改变通过信贷来支持消费的发展模式,其进口需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依赖制造业出口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影响无疑最重。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主席基斯・马斯库斯(Keith E. Maskus)告诉《财经》记者,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很难在短期依靠美国的消费反弹来扩大出口拉动增长。

而外需下滑引致的产能过剩,难以在短时间内靠增加内需来解决。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新兴亚洲的私人部门因为传统和文化上较偏向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致使消费率(普遍占GDP的40%-60%)较发达国家为低(普遍占GDP的60%-70%)。另外,大部分新兴亚洲的人均生产总值仍处于较低水平,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收入前景恶化,使他们对消费更为谨慎。

从一季度数据看,个人消费对GDP降幅的影响,也已超过出口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打击。马来西亚和泰国的GDP分别同比大幅下滑6.2%和7.1%,其中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均超过-12个百分点。菲律宾消费支出增长也显著下滑,对GDP增速的贡献下滑至0.6个百分点。

资本流动的资金结构亦不太乐观。今年3月以来,虽有近300亿美元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但这些资金以证券和其他投资为主,更倾向于短期投资,直接投资份额相对较少。南美国家的长期性直接投资(FDI)以资源投资为主,降幅虽然明显较小,但流入的资金总量尚远小于亚洲。

“头羊”之窘

2001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GDP和工业产值一直领先于发达经济体,增幅差距在4个-5个百分点。面对此番发端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能否与发达国家“脱钩”,独力走出低迷?

瑞银证券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发现,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根据已公布的4月数据初步测算,差距将接近14个百分点;即便剔除中国等大国的影响,按未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这一差距也在10个百分点左右。

安德森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将继续低迷,“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复苏将使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状况得到更大改善。

但是,对于“金砖四国”能否早于其他国家复苏,尚存争议。

高盛高华认为,中国以外的其他三国,工业生产指标并没有明确的走势;巴西的数据显示出稳定的迹象,但印度和俄罗斯继续下降。中金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以外其他“金砖三国”近月来进出口同比降幅均达到20%左右,消费和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巴西和俄罗斯零售销售量持续呈负增长,失业率也在攀升。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和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金砖四国”面临直接投资萎缩,“成为新兴经济火车头的难度加大”。

即便“金砖四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俄罗斯很可能会拖了后腿。高盛高华认为,俄罗斯很可能要到2012年才能恢复到趋势增长率,而其他三个国家都在2011年以前完成这一过程。要使实际产出达到经济最有效率的水平,俄罗斯需等到2016年。

俄罗斯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GDP同比下降了9.5%。

俄经济发展部的分析称,投资显著减少是经济下行的主因。1月-4月,俄罗斯的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8%。根据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IET)的调查,企业此前所期望的需求及产出水平均未实现,工业部门已经做好需求继续萎缩的准备,产出和价格可能都还要下滑。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资流入收紧阀门。油价高企时代逐利而来的国际资本早已败兴而逃,金融危机更令外资望而却步。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俄利用外资额同比下降了30.3%,其中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43.0%,证券类投资同比下降了6.5%,其他类投资同比下降了24.4%。

新兴经济例8

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新兴经济例9

在刚刚结束的“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离开科技创新，中国的实体经济将必然丧失主动权。

认识我们的危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中国虽然成为了制造大国，都远远称不上制造强国。

这里不得不提到工业4.0。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项科技战略，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基于适应性、资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学（研究人和机器、环境的相互作用，使设计的机器和环境系统适合人的生理、心理等特征，达到在生产中提高效率、安全、健康和舒坦的目的）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

以西门子未来工厂为例，这家工厂24小时运转、每1秒出一个产品、合格率99.9985%、约1200名员工、5公里地下元器件运输带、磁悬浮运输带。这家工厂从建成以来，产能提高了8倍，但生产面积、员工数量都几乎没变。其生产设备和电脑可以自主处理75%的工序，只有剩余25%的工作需要人工完成。

这种生产模式效率高，成本投入低，产品质量有保障。相比之下，在我国，即使是作为智能制造领域主要行业之一的工业机器人，也只是处在以搬运和上下料机器人等中低端产品为主，那些应用于汽车制造、焊接等领域的高端工业机器人市场则主要被日本和欧美企业占据。

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成本优势、市场优势、规模优势。但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经济整体环境的改变，这些优势完全缺乏可持续性。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来说再不搞科技创新，我们与国外先进科技的差距将产生质的鸿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所以，我们要做到因势而谋。

科技创新谋转型

去年，中国人在日本疯狂消费了一阵子，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国人跑到日本去抢购电饭煲、马桶盖，当然还有各种食品、药品。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都是各大购物节、购物商场抢购的主角。有这么一个故事，去年圣诞节，在中东某高级酒店的入住率中，98%都是中国人贡献的。这说明国人不缺购买力，那么缺的是什么？

今年初，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他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不是总理说出来，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中国连圆珠笔的“头”都生产不了。从此看来，我们并不缺少需求，而是缺少更高水平的供给。

科技创新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国人的舍近求远的抢购，还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劳动生产率和国人的就业环境。前一段时间有则新闻，说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大量引入机器人，完成重复度高的装配工作，仅在中国南部一家工厂就要裁员约6万人。单从投入产出消费比来看，此举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企业利润。另一个例子是福建某科技公司，其车间原来需要1100多人，在进行了智能改造后仅需使用350人。按照测算，人少了效率却提升了约48%，而根据人工投入成本来算，即原来是1100多人创造10亿元的产值，现在是350人就可以创造这10亿元产值。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我国指出了“三步走”的创新发展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当前我国有一批握有创新技术和影响力的企业，在通信、电子商务、高铁等领域正在充当行业“领跑者”。我国经济要想实现持续的发展，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在新兴产业、新兴领域尤为重要，在这两个领域，所有国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相当于开辟了一个新的赛场。所以说，每一次科技创新、产业革命，都是一次世界性的机遇，抓住了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

时代的需要

当前中国发展再一次走进历史的关键时点：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外需严重萎缩、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丧失、老龄化趋势明显、资源环境成本提高、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等。因此在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反复提到改革创新，最近又一再强调科技创新，这些新举措都是在为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谋出路。

在未来的15年里，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正好可以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的突围。我们过去的高增长核心是人口，改革开放就是对人口造富能力的释放。我国人口出生率的高峰期在1966年到1973年，一共出生将近5亿人，随后因为计划生育，我国人口出现了断崖式的结构变化。这就意味着到2033年，这5亿人都会变成60岁以上的人口，再加上2亿的被抚养人，抚养比达5：9。我国人口红利也就结束了，这直接会导致用工短缺和劳动力成本的加速上涨。

新兴经济例10

预计世界生产总值将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3.3％和3.6％，与年初公布的数据相比略有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持续，但各国和各地区复苏的步伐却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经济则仍显疲弱。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2.6％和2.8％，西欧国家经济复苏相对缓和且不平衡，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呈衰退或低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7.3％和7.2％，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9.1％和8.9％。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预期不被看好。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则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主要得益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尽管如此，出于对本国持续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泡沫浮现以及因大量资本流入而引发汇率上升压力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国冢也正在对增长预期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