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发展例1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著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著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新兴经济发展例2

二、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危机过后，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暂时性回落，世界上一些经济学家在面临该问题的出现时在增长方式转变方式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面对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也出现一些微妙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其近年来在电子软件方面发展迅速，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如日中天，但其经济发展阻力也比较明显：比如高贫困率、国内消费与储蓄之间具有较高不平衡性，主要面对的是自身经济增长，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内需等问题。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直接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这种内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情况也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出现，是我们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2．新兴经济体国家外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各成员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不断减速甚至是快速下滑，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在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后，新兴经济体国还保持着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新经济时期而进行的快速经济转型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新兴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要快速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从而解决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3．新兴经济体间激烈的竞争挑战

由于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经济竞争，这使得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了经济合作方面的矛盾。例如，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能源争夺战以及俄罗斯、巴西的能源价格战等，而最终的结果必将导致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损伤，进而阻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三、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路径

1．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构建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

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金融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不足，并且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断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做出反倾销、反补贴裁定。面对外部需求萎缩以及外资抽逃，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明显受到抑制。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必须扭转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转向依靠国内市场拉动。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针对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导致消费疲软的普遍现象，新兴经济体：首先，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外，要健全失业保障金制度通过发放失业保障金使失业者的生活有基本保障，并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其次，新兴经济体要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完善劳动力市场，推动行业、职业和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最后，通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来拉动企业投资需求。新兴经济体各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调控，优化信贷投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努力拓宽企业的投资空间，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生物技术、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投资新兴产业提供保障。

新兴经济发展例3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5-0011-02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反常变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指经济的发展不再完全依赖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而是强调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入,从而导致了全世界范围的能源技术、经济产业结构乃至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一批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

1 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概述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CO2)和二氧化硫(SO2)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其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2010年七大新兴产业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

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3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

3.1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任何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都要求有一种新兴的产业或者产业群为之作支撑,不然的话,这种模式将无法实践下去,它的发展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政策的支持。

低碳经济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煤、天然气、石油等碳基能源的消耗,同时要加强对碳中和、碳封存等技术的使用,极力倡导对风能、核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新兴绿色能源的利用。新兴产业必将朝着低碳甚至非碳消耗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必将大大降低碳的消耗,减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使人类生活对自然的破坏大大减弱。对于这些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主要有:生物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风能产业、地热能产业、氢能产业等等。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面临着传统产业的挑战和阻扰,同时对传统产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不让经济出现较大的不利变化,必须引进国家的力量,强调国家的调控。国家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规划,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做一些战略性的安排,保证新兴产业在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积极有效平稳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主要从保护新兴产业平稳发展和避免传统产业遭受大的破坏两个方面入手,比如在制定第十二五规划时应该加入对新兴产业的规划,极力推出对新兴产业的优惠、扶助政策。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划。规划将全面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业应用。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形成了产业的群体,比如,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到生产多晶硅的原料,到铸锭、切片,生产电池,到生产组件,到建立电站,有完整的产业群,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场机制的导向下,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3.2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改传统经济的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低碳消耗,而这个要求是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纯粹的摈弃高碳能源而到达到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仅仅是消费角度考虑的,而没有顾及生产方面的因素。所以应该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方面考虑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

从技术和生产力方面来说,低碳经济模式要求新兴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生态生产力也叫绿色生产力,它是指社会经济生产力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复合,生态生产力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能量循环以及信息传递的过程。产业生产力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是指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许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生态循环能力,而不应该无顾忌的发展经济、发展工业,而不注重自然和生态的发展。同时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之间不能相互抵消,产业生产力应该遵循生态规律为生态服务。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应该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历史上的产业生产力抵消了生态生产力,而是使得两个生产力共同作用。比如: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生产力计为x,生态生产力计为y,我们希望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催生的这一场新兴产业革命能够实现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即(x+y),而不是差值效应(x-y)。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

3.3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从工业发展史来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信息革命,对于以上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融合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英国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其也加大了高碳能源的利用,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历史上的“雾都”伦敦就是工业所排出的大量废气所导致的。同样的,二十世纪的“电器革命”和二十一世纪的“信息革命”使人类发展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量碳基燃料的消耗,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兴产业革命应该改变传统经济革命的作风,要朝着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进行。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新型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标准,它要求工业的发展跟生态的发展相协调,要求人类跟自然的和谐发展。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其次是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同时,要推进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总之,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必将是未来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必须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大踏步向低碳经济迈进。

4 结语

总之,我国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新兴经济发展例4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2011年11月，我国政府出台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1]如何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壮大新兴产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直接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新兴产业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发展问题，旨在促进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

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特点

我国传统生产模式下的产业过度依赖石油、煤炭等能源，这些能源不可再生，且在应用消耗的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而与传统的产业相比，新兴产业则有效降低对化石能源的消耗，逐渐摆脱工业生产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兴产业具有低碳特点，与传统生产模式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不同，新兴产业经济环保、高效节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为我国营造健康、绿色的生活空间。

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发展新兴产业的对策

未来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是资源、能源的储备较量，谁拥有丰富、大量的资源，谁就能在市场调控下占据优势。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模式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措施，我国具有前瞻性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全面贯彻低碳技术与低碳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对国家和人民都有积极的意义。

1.调整产业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更大的挑战，我国迫切需要调整与改革产业结构。为了应对能源逐渐枯竭的严峻形势，有效实现经济增长，我国要从根本着手，从产业源头减少碳污染。因此，我国应加大产业调整、改革的力度，更新耗碳量巨大、耗电能极高的陈旧设备，采用具有节能减排效用的技术与设备，严格控制污染排放。同时，我国应进一步严格控制落后产能，号召各企业单位做好执行项目开工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工作，统一并加快以低碳、高效、少污染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我国各企业单位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新形势下力求与时俱进，调整内部结构，引入环保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进而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做贡献。

2.制定低碳产业发展规划

为了有效地改善环境污染局势，缓解能源的消耗压力，我们必须全面、清晰地认识高碳经济模式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必须要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长远的低碳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各企业认识低碳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明确发展思路，确定目标任务。只有这样，我国各企业单位才能顺利地调整内部结构，为实施低碳可持续战略奠定基础。

3.大力开发低碳能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能源技术正朝多元、高效、环保、可再生的方向发展。过去我国为发展经济应用的传统能源都存在低效、高污染等问题，有的能源在开采消耗的过程中会严重破坏地质结构和生态环境，且大多数能源都不可再生，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这一局面，那么我国的经济增长将是徒劳，因为破坏了生态自然，就如同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因此，我国将大力开发新型节能减排技术，提高诸如太阳能、生物能、热能等绿色能源的利用率，以新型低碳能源代替传统能源，进而维护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4.加强国际间交流来往

要想实现技术创新，利用新型能源力量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施进程，加快新兴产业的建设脚步，就绝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始终与国际技术前沿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内，紧追国际趋势。加强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科研往来，积极吸纳、借鉴、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设备，争取到技术支持，才能进一步实现新兴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将我国的产业发展引领至国际水准。

三、结语

“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2]对于我国而言，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逐步实现向新兴产业的调整转型，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前提条件，我国应有效采取发展策略与手段，制定切实发展规划，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力度，进而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推动经济快速的发展。”[3]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作者:王嘉 单位:辽宁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新兴经济发展例5

[中图分类号]F120.4；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9-0041-06

低碳发展观念在中国的逐步确立，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确定了一个重要的方向标。低碳发展必须要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寻求发展路径，才能有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健康有效地推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果显著，挑战严峻，潜力巨大。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确定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世界各发达经济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后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这一系列的新兴产业链的形成必然能够满足人们就业等方面的需求。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处于关键时期，特别是2009年为提振经济而制定的产业规划，提出要研究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总体竞争力。未来21世纪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的打造。

一、经济和环境变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分析

（一）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分析

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反弹，但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相对缓慢使得我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矛盾突出：一是投资结构失衡，政府投资过高，社会民生投资明显不足；二是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严重，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呈现出产能 过剩、重复建设的苗头。这些都预示着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定、不平衡，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子尚未有效建立。[1]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传统工业项目产能过剩的挤压，而新型工业项目又面临技术和高风险的问题，产业发展依然严峻。中国已经迈入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入攻关阶段。

后京都时代全球绿色增长的要求强烈，在气候环境约束下，商业的全球化是否能够继续提高生产效率和扩大就业的效应将很难确定。Cap Gemini在“2016：未来供应链”报告中认为：“由于成本的不稳定和持续的供应减少，在保护能源、原材料和像水这样的资源方面，在未来供应链中的作用尤为重要。”[2]世界资源研究所认为，在气候政策和自然资源约束的前提下，一系列的附加费用将增加：到2013年将会有13%~31%的利息税减少额；2018年将会达到19%~47%，能源价格将不断上涨和有关碳的全球价格将会出现。我国正处于以投资带动和重工业化为主导的工业化中期阶段，2003年~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均超过15%，远高于中国的GDP增速，这种情况显示出中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产业比重大、能源效益过低的矛盾突出。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立

当前我国面对本轮经济危机中孕育出的产业革命浪潮，应当把握机遇，积极投身于新兴产业技术革命之中，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和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2010年，国家经济政策更加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主要集中于产业政策的规划、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科技投入和公共服务的增加等几个方面。[3]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适应科技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政策的支持将是一个可持续的长期的过程。为应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我国根据新兴产品稳定的市场需求、良好的技术效益和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确定了7方面战略新兴产业（如表1所示）。

二、低碳经济下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系数较大，产业链较长，联动开发势在必行，最终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坐标”，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截止2008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容量近三年年均增长率达到70%以上，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为15,500亿元，相当于GDP的5.17%。“十一五”期间，新材料需求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按10%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10年我国新材料市场可达6,5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方面，我国已成为世界疫苗产品的最大生产国。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2008年实现销售收入63,000亿元，占GDP比重约5%，同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基地。

（二）低碳经济下战略性新兴产业趋势分析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核心是新能源技术，包括新能源的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水电及核电等。当前，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与我国国内消费规模扩大、结构升级加快的矛盾突出。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了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前沿技术，为实现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和资金保障。“十大产业振兴调整规划”明确了各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鼓励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这将有力保证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行业正处于开发到成长阶段，低成本研发是当前我国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围绕健康产业链低成本进行投资扩张和多层次技术创新，最终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化。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全国万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01%。根据2020年单位GDP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减排目标，平均每年减排2.67～3%（见图1），其中工业、建筑和交通节能减排将是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减少CO2排放的最重要领域。201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这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节能减排的主要环节，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对实现CO2减排目标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投资偏好不同和退出机制的影响，中外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比例也不相同。2009年，本土创投及私募投资金额占总体比重的51.3%，外资占37.1%。[4]本土投资机构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提供的股权融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支持政策的出台，将会有更多的投资资金进入该领域。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评价指标与方法

（一）价值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说明

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相关要素分析和比较优势分析，其价值评价指标也主要分为能源指标、行业指标和投资指标三大类。低碳经济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关注新能源的开发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实现主要关注市场占有率、利润率、比较优势指标和相关科技指标。通过分析指标层各具体指标的经济含义，同时结合已有权威研究结论和社会常用评价标准，给出以下9个指标的理想值和参考标准（如表2所示）：

能源活动是引起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构筑低碳的能源系统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及其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产业是支撑发展的动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和碳交易、碳金融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交易平台。固定市场占有份额是指产品销售增长率与为保持该产品原有的市场占有份额所应有的增长率之差。若数值为正，表明该产品价值有所提高，反之，则有所下降。利润率反映企业和产品的价值实现状态。对比较优势指标数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计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dex, RCA）[5]。

式中EVij为j国i类商品的出口额，IVij为j国i类商品的进口额。TSCij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其取值落在-1与+1之间。由于企业财务数据的保密性，该指标的准确程度一般较低。如果假定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高度相关的话，可用市场占有率来替代利润率。[6]科技投入指标是指科技活动对产业价值推动效果的相关的评价指标。如高技术产品数及其价值比重反映工业新产品与产品结构的指标等。

（二）评价体系指标层的确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涉及大量相互关系、影响和制约的因素，各因素具有不同的量纲，缺乏统一的衡量性，同时，各因素对其价值实现的综合评价有着不同的重要性。由于指标体系各具内涵，必须将其标准化才能纳入统一的评价体系。所以，本文使用隶属函数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7]。

式中，F（i）为Xi指标归一化后的数据，M为相应指标水平的理想值，Min为各指标中的最小值。由此，利用归一化隶属函数把各指标统一到无量纲的0和1之间，便于统一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本文采用 层次分析法（AHP），并引用T. L. Saaty的1~9比率标度方法[8]对评价指标进行组合赋权。从判断矩阵出发，利用方根法计算各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并得到归一化的权重系数，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一致性指标，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具有满足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的各个分量就是各个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权重。若一致性比例小于0.1，就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中AHP权重的确定

首先，构建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检验。本文由专家意见得出各层次指标的判断矩阵，根据上述指标权重计算方法，首先构建准则层对目标层的判断矩阵：

求得特征向量：v（j ）=[0.4126，0.3275，0.2599]，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0.052＜0.1，可见，准则层对目标层判断矩阵的结果符合一致性检验。

其次，构建指标层对准则层的判断矩阵和权重。通过运用与上文相同的方法，计算每个指标相对于其所在准则层的权重，根据一致性检验，权重分配通过检验。

最后，计算各个指标对目标层的权重。将表3求出的各指标相对于所在准则层的权重vk和第一步求得的准则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v（j ），代入公式ρk=vk×v（j ），得到各个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ρk，结果如表3。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这9个方面的权重均较高，都在0.1以上，其中能耗强度和单位能源CO2排放量（0.429）最高，其他依次是贸易专业化系数、产品销售比（0.413），固定市场份额、行业贷款增长比（0.328），比较优势指标、科研指标（0.260），最后是行业价值指标（0.143）。这就要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环节统筹兼顾，抓好价值链管理的各个方面，又要重点关注能耗、低碳产业发展。

四、低碳经济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和前景

中国虽然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方面取得不小的成果，但是，面临的节能减排的挑战也是严峻的。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原煤产量已超过32.4亿吨，占一次能源比重超过70%以上；发电量中，火电占到87%；高能耗产品能耗均比先进国家耗能水平高，煤炭生产电耗高出43.2%，火电发电和供电煤耗分别高出12.4%和15.1%。煤炭消费是CO2排放的主要来源，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所以，发展低碳经济，煤炭消费的节能减排至关重要。这一方面需要非常重视借助清洁煤技术和节能改造，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要加速清洁能源的利用。“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规划当中，这将根本上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减排目标的需要，产业技术特征是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关键因素，主要发达国家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纷纷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的布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意味着一系列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各种优惠和鼓励政策的推出，这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找到了突破口。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要防止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度的风险，要在科技支撑、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的共同作用下，扫清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障碍。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出台，将带来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发展。从未来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无论是新能源、新材料还是新医药，都面临着巨大的需求，现在这方面的需求正处在培育期。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增长的对策

1.加大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力度，着力打造“低碳新兴产业链”

积极制定以节约资源、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充分重视资源生产率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排放降低的重要手段，积极引进和开发具有绿色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生态化发展。

2.以金融创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促进新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联动发展，实现新兴产业资本和战略投资、风险投资、信托投资等对接；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增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国际交易的能力；建立新型投资促进体系，支持外资以多种形式参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探索国际项目融资、无形资产融资等方式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融资渠道。

3.优化发展环境，发挥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

一是降低商务成本，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透明度，强化服务质量，以具有发展潜力的工业园区或产业基地为对象，通过土地、税收等政策集聚，营造局部的、有竞争力的政策优惠区域，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二是促进私募或创业基金成长，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化的资金保障。

4.以“创新发展、融合发展”为途径，推进重点产业发展

抓住以新能源技术为引领的科技革命潮头，以价值提升、技术提升为重要手段，发展以产业价值链高端、核心战略产业和市场化导向并重，增强市场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大产业规模；以自主创新、集成创新为手段，以研发设计及高端制造为核心，提升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含量，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推进不同产业间融合，以融合带动价值链扩展，推动产业进一步优化。

加快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依托产业基地、加大投资集聚、促进快速增长，尽快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规模基础和竞争优势。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后续涌现的新技术和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交叉产生的新兴领域和新一轮新能源技术革命先机，以产业化为抓手，强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开放式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和完善产业发展的造血功能。在体现国家战略的产业领域，突破发展民用航空、航天、核电、海洋装备等战略性产业。抓住国家能源调整、发展海洋经济和振兴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战略机遇，形成以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为核心，以资源整合为重点，集科研、开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以国有资本为引导，充分调动外资、民资的积极性，加大成套设备等领域的资本投入，以规模集聚效应体现国际竞争力。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聚焦，发挥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高增长、高就业、低消耗”的信息服务业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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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New Industries in Low-carbon Economy：Evaluation of Value Indicators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He Xionglang 1，Ma Yongkun 2，En Jia 3

（1.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China；3. Logistics Group of New Campu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新兴经济发展例6

亚洲新兴市场在1 997～1 998年金融风暴以后，普遍调整了经济及金融政策，采取了重视出口，避免过度向外举债，减少外资倚赖，并改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举措。拉美国家步入新世纪后也积极进行改革，例如巴西增强了央行独立性，更有效调控经济，加强公共财政纪律，以及减轻外债。

亚洲及拉美新兴市场这些政策的转变，令本土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企业及金融体系抵御逆境能力提升。这些新兴市场在面对危机时相对具有条件采取积极的财政及货币政策。IMF研究显示，全球新兴市场在2009年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幅度平均相当于GDP的2.5个百分点，利率平均下调幅度则达到300个基点，有助经济得以较快回稳。

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于近年多个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资本输出国。这是源于新兴市场积极推动出口，扩大了外贸盈余并累积了较大量外汇储备，包括亚洲，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

经济结构仍然失衡

应当看到的是，近几年亚洲与拉美主要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式仍未尽完善。金融海啸后国际市场再度关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其中一个失衡的重点就是，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偏重于发展生产，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消费品，而区内消费不够活跃。这导致这些经济体依赖向美国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出口。基于美国的“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难以持续，随着美欧经济调整，消费者减少债务，增加储蓄，进口需求难复旧观。这意味着新兴地区难以再循这一途径，维持快速增长。

再者，亚洲新兴市场在注重促进出口的同时，官方鼓励制造业投资措施，加之相关的基础建设带动，固定投资成为近几年区内经济另一主要增长动力。出口在拉美国家经济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但程度不如亚洲大，其中巴西出口比重只维持在GDP的10％左右，墨西哥及阿根廷的比重则在20％以上。拉美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主要在于普遍较倚赖消费，而固定投资比重则偏低。尽管这未必影响拉美新兴市场经济稳定发展，但显然无助于提升增长潜力。

以巴西为例，过去15年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平均只有17.5％，远低于中国的40％。墨西哥在2001～2006年的平均比重亦仅接近20％。据联合国资料，巴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在1 998～2008年平均增幅只有4.5％，远低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仅高于美国0.5个百分点。由于整个地区普遍并不重视提高储蓄及投资，生产力改善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

发展模式仍未突破

不同地区新兴市场经济发展仍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就亚洲方面，今后主要的策略显然是要在区内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一消费”经济圈，适度增加消费，逐渐减少倚赖欧、美需求。

至于拉美新兴市场，主要的挑战无疑是要提高投资，增加潜在增长动力。但现在看来，当地不易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如当地政府要鼓励投资，可能要降低企业税率，从而需要增加个人税项或减少一般开支以作弥补，这要取得当地居民支持仍有一定难度。另外，虽然拉美国家近几年公共财政明显改善，但因为区内过去曾多次出现金融风暴，加上部分拉美国家公共债务水平仍不低，如巴西的国债占GDP已近60％，为增加固定投资而大量举债的能力可能有限(或要付出较高利息)，也不利于本国公共财政管理。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虽然早已重视增强区域合作，但南美共同市场至今仍乏显著成效，区内相互贸易比重未见大幅增长，自2000年以来反而有所下降，区内贸易比重从2000年接近20％降至2007年的略高于10％。除了实际运作问题外，南美国家经济结构及优势相若，加上生产力改善有限，可能是区内贸易难以突破的主因。因此，虽然近几年南美经济转趋稳定，但本土投资与经贸合作缺乏突破，发展前景未见突出。

至于东欧与俄罗斯，今后的发展仍难免需要倚赖海外市场。由于俄罗斯优势明显集中于能源，即使当地发展其他产业，也较可能与此相关。这样，能源市场仍会较大程度上左右俄罗斯经济发展。

东欧方面，自冷战之后政局变革以来，与地理及文化相近的西欧融合，借助其资金与市场，成为东欧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策略。多年来以西欧国家为主干的欧盟逐步吸纳东欧新兴国家，将单一市场扩展至该地区。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将拖慢西欧中期经济增长，西欧的需求增长可能持续缓慢，资金供应亦将有限，意味着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仍需经历一段较为困难的时期。但对东欧来说，恐怕不易找到其他较佳的发展途径。现阶段东欧国家另一重任，是要汲取近几年过度扩张的教训，建立更有效的公共财政纪律，改善经济及金融管理，以便日后善用西欧资金提升区内经济建设与生产力。

新兴经济发展例7

八种典型模式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绍兴市顺应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快的新形势,创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积极实施社区股份制改造;以市场为导向,走以物业经济为主的多元发展之路;建立健全城乡结对帮扶机制,村级集体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逐年增强,资产总量持续扩大,收入构成日益多元。具体来说,绍兴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大致有以下八种典型模式:

物业经营型。综合利用本地或外地区域经济优势,通过新建、改造和购髓标准厂房、营业用房、三产设施、专业市场、民工公寓等物业设施,获得长期稳定的物业租赁收入。如绍兴县平水副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为扶持南部山区平水、王坛、稽东三镇的48个经济薄弱村,在规划建设区划出60亩土地异地集中建物业用房,按绍兴县、平水副城建管会、乡镇、村“各出四分之一”的原则分摊土地出让及建设费用,厂房所有权及收益归各行政村所有,目前经济薄弱村年收入全部超过10万元。

资源开发型。发挥当地的农业、水利、矿山、旅游等资源优势,采取股份制开发,合作联合开发、产权转让、经营使用权转让、租赁等多种形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新昌县巧英乡溪口村利用丰富的毛竹资源优势,实施毛竹低产林改造和毛竹林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进竹制品加工企业,使资源转化增值,实现利级集体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型。通过资源整合、区位辐射、龙头带动等途径,推进产业发展,加快创业增收,形成适合自身特点、符合市场要求的发展模式。如越城区东湖镇水产村依托大昌水产市场,发展水产养殖业,水产村及周边村村民800多人从事水产品产销经营,外拓湖面近15万亩,成为远近闻名的渔业专业村,2009年市场成交额达14.58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达800.48万元。

存量盘活型。通过对村属集体厂房、土地、电力设施、校舍、旧办公楼、沿街店面等实物资产的改造利用,发掘存积闲置资产潜力,使之成为能给集体带来长期因定租金收入的资产。如上虞市东关街道高泾村利用宅基地整治的有利时机,投入60余万元。拆迁改造村属闲置畜牧场,新建标准厂房2300平方米,村级集体经济每年新增租赁收入约14万元。

资本经营型。对集体现金资金总量较大的村,引导其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将村级资金直接投人效益稳定的各类投资平台,获取固定投资回报如绍兴县柯桥街道双梅、中泽等10个村共同投资入股绍兴县中国轻纺城柯东仓储有限公司6400万元,占总股本的40%,每年可增加集体收入480万元

服务配套型。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提供仓储,运销、信息中介、设备、集散场地、水电供应等有偿服务,实现服务增收,如上虞市道墟镇称海村充分发掘农户种植蔬菜的传统优势,由村集体投资建设钢棚出租给菜农,发展大棚蔬菜126亩,每年收取稳定的租赁费6.3万元,农户种植蔬菜收益每亩提高了1000多元,实现了双赢。

股份合作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支持和鼓励近郊村、城中村、同中村实施股份制改革,建立起适应城市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为集体经济发展打造“产权明晰,权责明确,运行规范,管理高效”的全新运作平台。如睹暨市店口镇店口社区由原先7个村和1个居委会合并而成,2007年社区将4400多万元集体资产量化到人,实行股份制改造,2009年可分配收益达222.77万元。

结对帮扶型。通过资金、项目、人才等的帮扶,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提高经济薄弱村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如嵊州市下王镇的9个经济薄弱村和通源乡的4个经济薄弱村,分别在市县有关部门和市级结对帮扶部门(单位)的支持下,以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共同参与水电站的建设和经营,预计建成后每村每年可增收5万元以上。同时,建立“村企结对”有效机制,为搭建“企业回报社会,城市反哺农村”搭建平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建,实现农民群众实际利益和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之举。2000年,浙江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主动提出与新昌县渡皇山村建立村企结对关系。结对以来,万丰集团已累计资助渡皇山村70余万元,帮助建造了村完全小学教学楼、通往东坞自然村的公路,安装了村自来水工程等,还为村解决了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让村民优先得到工作机会。

提升运行质量

围绕“强村富民”的目标,绍兴市抓好经济薄弱村发展,“造血”与“输血”并举、重抓“造血”功能培育,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后盾。特别是以发展集体物业经济为主要形式,以激活农村土地资源为基本动力的创新模式,推进村级集体经济主要增收途径由资源经营为主向资产经营为主转变、集体资产产权由主体模糊向主体清晰转变、发展模式由分散发展向集聚发展转变,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活力。

据统计,2003年以来,绍兴市共投入村庄整治资金99.84亿元,其中村级集体投入25.75亿元,占25.79%。通过多轮的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活动,经济薄弱村逐步消除。2005年全市5万元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1358个,占总村数的32.9%。到2009年底,全市5万元以下经济薄弱村减少到392个,占总村数的16.5%,比重比2005年下降了16.4个百分点。

新兴经济发展例8

从金砖国家来看，印度经济明显减速，GDP增长回落至近三年最低。受国际资本流向逆转、发达国家市场不景气及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印度卢比贬值，通货膨胀反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印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缩小了印度央行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印度经济的弱点还表现在财政赤字较高，经常项目逆差，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印度的信用评级，有可能导致印度下一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上涨。

巴西经过10年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状况大大好转，净债务已从2002年的占GDP的60%降到了2011年的37%，外币债务占全部公共债务的比重从40%以上降为4%，且外汇储备充足。但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特别受西班牙金融体系的影响，巴西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但巴西央行下调了利率，从2011年8月的12.5%下调至2012年6月的9%，推动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巴西经济在2012年上半年增速回升。然而信贷增长过快造成巴西资产价格上涨迅速，有人担心会出现资产泡沫。

俄罗斯2012年上半年增长好于预期，主要受益于第一季度国际能源市场价格较高。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收入大幅增长，抵消了政府在选举期间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联邦预算基本保持平衡。第二季度起，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导致俄罗斯出口和关税收入下降。据俄政府估计，油价高于115美元/桶，俄预算才能平衡。因此油价走势不利于俄经济。但俄罗斯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与投资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若俄投资环境好转，经济有望实现更快增长。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近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是世界各地区中唯一可能2012年经济增长高于2011年的地区。但最后加入金砖国家的南非因为与欧洲商品和金融市场联系密切，存在较大的风险敞口，预计增长将低于2011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经历了资本外逃、信贷紧缩，以及世界贸易急剧萎缩的打击。随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做出了强烈反应，采取了积极措施，推动了经济复苏。

然而，2012年以来的欧元区困局堪忧的前景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增长势头放缓。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水平也在上升。石油价格上涨与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到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可能。此外在西方国家，一直有舆论质疑（克鲁格曼为代表），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投资率普遍过高，效率不高。人们担心，如果再度放松政策，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也许会新增更多的产能，使结构性矛盾未来更难解决。

今天，新兴经济体很难继续成为单独拉动世界经济的力量。2008年以后的信贷宽松带来一系列后续影响，包括放贷水平过高，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和不良贷款问题，以及经济过热期的投资项目盈利能力不足等。因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缩小。此外即使各国政府扩大流动性投放，所产生的政策效果也将小于2008年，因为优质投资项目更加难以寻觅。

然而，展望未来，也有许多因素让人对新兴经济体感到乐观。

新兴经济发展例9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10-9-3

Some Suggestion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Guo Songke Liu Lingling Guan Miaoxian

（Guangzhou University Sontan College，Guangzhou Guangdong 511370）

Abstract：China，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econom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s：Emerging Economies;One Belt and One Road;Development opportunity;Policy suggestions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债危机导致众多发达国家出现经济低增长的局面，国际市场呈现低迷状态，美国经济遭受重创，欧洲等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疲软态势。而作为后发之势的新兴经济体则展示了强有力的生命力，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因此，新兴经济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新兴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加大，在为其新兴经济体发展提供发展契机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发展路径。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殊的一员，采取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并予以实施，在缩小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1.1 “新兴经济体”的提出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世界经济开始由最初的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逐渐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局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对国际关系的一次重新洗牌，发达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而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则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并非很大。发达国家成为金融危机最为直接的受害者，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停滞。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后者居上的势头。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带来政治地位的上升，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的逐渐提升，使其已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中一股新生且强劲的力量。对于这些崭露头角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现在有个专业名词，称之为“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普遍的说法是指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具有后发优势，成为新兴的潜力股。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开始拓宽本国经济发展市场，逐步将本国经济发展融进国际市场，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发展路径。这些国家作为新兴的发展力量迅速崛起，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的经济力量，逐渐有了“新兴市场”、“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称谓，这些名词从不同角度解释着新兴的发展力量的不同特征。

由此看来，“新兴经济体”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英国杂志《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将新兴经济体划分为两个梯队：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五个国家为第一梯队，也称为“金砖国家”;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为第二梯队，这些国家也被称为“新钻国家”。国内学者张宇燕等（2010）在编著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09年度报告》中提出新兴经济体可以界定为11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是“20国集团”（G20）的成员国，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南非、阿根廷、巴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统称为“E11”。“E11”这个说法符合现阶段相关学者关于界定“新兴经济体”的标准[1]。

1.2 新兴经济体发展现状

从IMF在2014年4月公布的预测数据来看，发达经济体上调经济增长速度到3.6%，而美国、欧元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分别调至2.8%、1.2%，欧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将会得以改善[2]。目前全球经济处于紧密联系的经济圈中，欧美经济的复苏必然会拉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明显受益于欧洲发达国家经济的恢复。新兴经济体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制造业为主，以中国、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在出口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从外销中受益。而处于南亚、拉美以及非洲的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有限，从发达国家需求中能够获取的收益会受到更大的限制。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新兴经济体在恢复经济建设过程中总体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前景分化态势则十分明显，有些处于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受到资金的压力比较大，有些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也会引起经济上的震荡。金融危机前处于中东欧的国家是吸引外资最多的新兴市场，但由于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外流，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总体看，新兴经济体也存在局部风险：资产经常性账户赤字较高的存在;地缘因素引起的政治不稳定;债务风险高;创新后劲不足等。尽管存在一些风险，但在金融危机恢复期间采取的恢复性措施已经明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新兴经济体逐渐采取促经济增长、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以及进一步推进经济转型的一系列措施，这类措施在近几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持续向新兴经济体偏转。值得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般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国内环境、外资吸引力、消费人群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流中，持续出现经济要素的流动，将出现“溢流”效应。在资金丰富、技术先进的国家往往会为了节约成本而寻求与劳动力丰富以及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合作，这就给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带来了发展契机。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金融以及高新技术方面的产业劣势，则可能在寻求合作中使其相关的内在机制不断得到健全、完善。

2 “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由在对中亚访问中提出来的，是依靠中国与其他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标志，以和平发展为基础，主动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在政治上互信、经济上融合、文化上相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中涉及的国家有60多个，从其国土面积来看，最大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是市场最大的两个国家，也都是亚投行的重要创始成员，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将为沿线的60多个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2.1 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拉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配套的设施建设。从2014年各国GDP来看，中国GDP总量达到99 255.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俄罗斯GDP总量是23 081.9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九;其他国家的GDP总量都有所增长[3]。中国是制造大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处于资源大国的俄罗斯需要外资的注入，中俄经济存在互补性，很多方面契合度高，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中国一贯推行友好睦邻的外交政策，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进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也是发展的契机。沿线的道路建设是打通丝绸之路的基础。中亚各国在寻求贸易，对道路建设的需求不言而喻。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将有助于带动中亚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欧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丝绸之路经济带贯穿于诸多国家，需要多个国家建立起区域合作机制，从而建立起连接亚洲以及欧洲的重要通道。

从供给端来说，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的国家，同时我国也存在建筑业以及制造业过剩的问题，需要对外转移。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财政方面比较紧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有限，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在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方面指标均远低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会促进我国建筑业的转移，将缓解建筑业等相关产业在国内市场过剩方面的问题。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支持下，对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走出去”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国内需求端的下滑，从而带动国内整个“基础设施产业链”的良性运转。采用“走出去”方式也会更有效带动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劳务的形成，迅速达到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4]。

2.2 面临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一定的挑战。

2.2.1 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合作的基础是本国的国家利益。涉及到合作问题必须要有合理的合作机制才能维持友好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就会出现意见分歧，乃至造成合作的中断。跨越国界的投资政策能否长期实施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建立合作监督机制时把所有国家的利益考虑进去并保证机制运行的合理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建立起来会有极大的挑战性。

2.2.2 国家间的信任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我国是对资源需求量高的国家，不免其他国家会有所猜忌。另外，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较低，信息的不对称也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偏差性，从而造成不信任。

2.2.3 资金缺乏问题。沿线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能投入的资本有限。在资金缺乏的状态下，会造成预计计划无法完成。这个需要所有国家加入的事情，怎样发挥好“亚投行”等机构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筹集足够的资金，确有一定的难度。

3 若干建议

3.1 中国应扮演好主“角”角色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金融危机恢复期间，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行动为世界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继续上演经济稳定增长的好戏，成为牵引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火车头”。

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起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为营造良好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和“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纽带，在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鉴于此，中国应继续扮演“主角”角色，一方面唱响新兴经济体发展后发优势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承担更多的大国义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沿线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帮助。

3.2 继续做好政策沟通、机制保障和新政策导向“功课”

利用好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的背景，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也可以实现海外投资的转移，并且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友好合作、资金融通、国家间共同利益的维护。措施如下：

3.2.1 加强国与国之间政策沟通，寻求利益共同点，致力于构建合理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了解，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国家政策的对接，为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打基础。目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我国与其他国家合作领域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寻求更多共同利益，中国应着重加强在经济发展政策、产业规划技术利用等方面的交流，挖掘更多的投资增长点。

3.2.2 着力构建海外投资机构，保障本国利益，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国际环境相比国内环境更为复杂，虽然目前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对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较低，但我国中小企业可利用资源有限，投资能力不足，对东道国环境把握不准，对市场风险分析力度不够，如果国家建立相关的投资保障机制，建立相关的风险预警机制，将会有利于保障投资企业的利益，从而更好开展国际合作。

3.2.3 强化在高新技术、金融等方面的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导向，不断拓展经济外向型发展路径。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强项，这就需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其他短板的竞争力，从而赢得更多的比较优势，以提升综合竞争力。为此，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大力促进中国企业对高新技术的采用，如环保、节能技术的推广奖励、资助政策;大力促进企业融资渠道方式多元化，如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产业;大力促进服务业与交通设施建设，如鼓励服务业劳务输出，鼓励利用现代交通便利条件增加来自外部的可贸易服务业需求等;大力扶持企业出口产品，通过国家选择主导产业，制定产业政策，引导受扶持行业内企业搞好产品升级换代和转型。

参考文献：

[1] 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国际经济评论，2010（4）.

新兴经济发展例10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