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经济论文例1

一、问题的提出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针对经济流量和存量进行核算的一种传统统计方法，在全球内得到应用。然而，随着资源环境面临的考验，其弊端逐渐显现，其核心指标GDP只能反映经济结果，没有计人资源和环境代价，因而不能回答资源、环境能否持续支撑经济发展问题。为此，联合国等5家国际组织共同研发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框架。

SEEA的基本思想是运用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等理论，在SNA基础上，将资源环境因素纳人核算体系，建立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全面刻画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作为众多资源之一，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W)正在研究之中；与此类似的还有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的核算体系也在同步研究。

SEEAW将以怎样的指标描述水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核算结果又以怎样的指标简明地向社会展示或颁布，最终形成怎样的指标体系加人到核算体系之中，是目前鱼待探讨的重要内容。

二、水资源核算体系(SEEAW)及其核算账户

水资源核算体系(SEEAW)是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卫星子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核算体系。SEEAW由5个账户组成，主要包括水的供给使用账户、排放账户、混合经济账户、水资产账户和水质账户。前3个属于“流量”账户，后2个属于“存量”账户。流量账户中的供给使用账户、排放账户，主要描述经济生产过程中，与水有关的实物流量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流动情况，如水生产供应业(经济体)向其他经济体—造纸行业(或纺织行业或电力行业)流人了多少水；再如，服务业、建筑业、食品生产业等各个经济体，当年向废污水处理业流入了多少废污水量。水资产账户、水质账户，主要描述特定时间点的实物存量，如核算年的年底地表水存量、地下水存量以及存量的质量等。但是，供给使用账户和排放账户描述的仅仅是实物量，没有经济价值量，而混合经济账户重点反映了价值量。

三、SEEAW的指标体系设置

如上所述，通过5个账户构成SEEAW核算体系的总体框架。但是，框架不能构成完整的核算体系，必须要在框架之下以5个账户为基础，设置一系列必要的指标，才能形成完整的核算体系，并具备实用性。

通过对海河流域试点进行2005年度的具体核算，认为SEEAW作为统计核算工具，应该配备由两类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一类是过程性指标，另一类是结论性指标。

3.1过程性指标

过程性指标大都出现在5个账户之中。

所谓过程性指标，是指按照核算基本框架要求，针对5个账户在核算全程中不同环节上所涉及到的各个指标。

供给使用账户的使用表，主要描述水实物的去向。表中所涉及的过程性指标包括：水资源进人农业、渔业、牲畜饲养业、发电业、食品业、服务业各个经济体的数量指标，进人城镇生活、农村生活、城镇环境、农村环境各个部门的水量指标。更细致的指标还包括以上各个经济行业年度使用的河流水量、水库水量、湖泊水量、浅层地下水量、深层地下水量、自来水量、废污水回用量等指标。

供给使用账户的供给表，主要描述水实物的来源。表中所涉及的过程性指标包括：自来水、再生水来源于哪些行业及数量指标。自来水来源于水的生产企业(自来水公司)，其指标为年供自来水量。再生水也单一，来源于废污水处理业，指标为年供再生水量。复杂的过程指标是进人环境的废污水，其来源于农业、渔业、牲畜饲养业、发电业、食品业、服务业等，其指标来源于这些经济体多少水量。排放账户涉及的指标除了水的排放以外，还包括各经济体的COD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等，还包括以上各类实物排放于水域(内陆水域、海域)指标以及排人污水厂指标和人河量指标等。

混合账户所涉及的指标与供给使用账户类似，不同之处在于供给使用表的指标反映的是实物量，而混合账户指标反映的是经济价值量。

两个存量账户包括资产账户和水质账户。涉及的过程性指标相对于3个流量账户比较简单，包括山区、平原等不同类型区的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也包括河流水、水库水、湖泊水、地下水的水质指标等。

3.2结论性指标

（1）账户内的结论性指标：供给使用账户中的结论性指标包括地表水资源的实物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和总产出量指标，地下水资源的实物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和总产出量指标，以及各类水总的实物中间使用量、最终使用量和总产出指标。如，海河流域2005年核算后该类结论性指标的具体数据。

排放账户中的结论性指标包括农业退水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污水排放量以及以上3个门类的COD,氨氮排放量等。海河流域2005年这些指标的具体数值。

混合账户中的结论性指标包含总产出、GDP以及水行业所产生的GDP等指标。比如，2005年海河流域经济总产出57138亿元，GDP25750亿元。另外，还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出、GDP指标。从海河流域2005年水行业产生GDP看，数值相对很小，证明水利提供的水产品大部分充当了经济生产过程里的中间投入，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水利工程属于基础设施、水利属于公益性事业的特征。

资产账户和水质账户也存在相应的结论性指标。

(2)账户外的结论性指标：账户外的结论性指标是指在账户核算基础上，进一步计算而得出的概括性指标，目的在于简明地为水资源管理者和经济发展战略决策部门提供技术参考。

3.3指标体系

过程性指标与结论性指标组合在一起可以形成SEEAW的指标体系，过程性指标主要作用是建立水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水资源为纽带，建立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描述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结论性指标的作用是为决策部门提供综合结论数据。

四、有待于引入的核心指标

正如前面所说，SNA的核心指标GDP不能回答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因此引发了SEEA的诞生和SEEAW的出现。SEEA的宗旨是核算环保型的绿色经济指标，需要从纯经济的GDP中扣除资源减少价值量和环境退化价值量，形成绿色GDP，即EDP。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2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也不可替代的环境要素。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2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我国的水资源浪费和水污染十分严重，使得水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七大重点流域有机污染普遍，各流域干流有57，7，的断面为三类水质，21，6，为四类水质，6，9，为五类水质，13，8，为五类以上水质，主要湖泊富养营化问题突出，城市地下水50，以上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水质90，不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仍将是我国水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要解决日益严峻的人水之争，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除了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法律的协凋、平衡与保障更是不可缺少，在新的形式下，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及其对水资源保护的意义

循环经济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后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和倡导。循环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其基本内涵是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要求首先是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讲求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以减少资源的投入，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其次是对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体现回收再使用和循环利用的原则，达到废弃物的资源化，最后是对不能循环再生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使其不对环境带来污染。具体到水资源的保护，是指在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中。尽量减少水资源的利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对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循环经济将水资源保护从传统的“末端治理”引向“源头治理”、“污染预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水资源日益短缺、水污染日益严重的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难题，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建设节水型社会，目前，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只有60，，发达国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90，以上，我国万元GDP用水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先进国家的8倍。若2030年和2050年全国废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80，和95，，则污水再生量将达到680亿m3—850亿m3和1000亿一1450亿m3，将大大缓解未来我国水资源紧张状况并改善环境。因此，要有效保护水资源，应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穿于水资源保护立法，让其成为被社会普遍接受、有效运转的制度。为我国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二，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

基于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水的法律保护，我国亦不例外。现有有关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法律、法规众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有水法律(4件，《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洪法》)、行政法规(20件)、地方性法规(160多件)和水利部等部门规章(90件)、地方政府规章(170多件)和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水法规体系，为水资源的保护管理及水利法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各项水事活动基本实现有法可依。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缓解我国的水资源危机，2008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再次修订(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在加大政府责任、明确违法界限，强化有关制度、关注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做好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及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刚性规定，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多的处罚手段和权力，使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工作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总览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仍能发现其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水型社会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之符合，不完善

首先。作为循环经济基本法的《循环经济法》尚未出台。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然而，《循环经济法》从2005年开始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2007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法》(草案)进行了初审，但至今仍未出台。《循环经济法》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它的缺失导致难以形成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大背景，使得建没节水型社会所需的各类社会资源如法律保障、政策扶持等都难于获取。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次。已有法律、法规缺乏循环经济理念。现行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除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立法上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一条为了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外，其它法律、法规在立法理念上仍停留在“末端治理”的阶段，没有更多地从“源头治理”出发，对于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等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制度规定较少。因此多年来，我国水短缺、水污染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二)相关基本制度之缺失

循环经济是一种反传统的经济模式，具有典型的建构性，循环经济理念下的水资源保护需要相应的基本制度作支撑，然而我国目前与循环经济相契合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制度尚不完善或缺失。

首先，目前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减量化，因此，节水是水资源保护的首要环节，但我国有关节水的法律制度还比较薄弱，《水法》等国家和地方已颁布的法律文件，虽然对节水有所规定，然而对于浪费水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偏重于末端治理，对于从源头节水和减少水资源浪费规定甚少，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节水标准体系不健全，如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其他一些耗水量较大的行业尚无节水标准，服务业、农业领域也还没有制定节水标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在城市建设规划中，虽然进行了城市的供水及排水规划，但在污水再生利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划，由于相关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以及没有按照市场化进行运作，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污水集中处理滞后和中水利用率低的现象，使水资源危机日益严重。

其次，与循环经济配套的一系列水资源保护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例如。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当然，新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大了违法排污处罚力度、扩大了处罚对象、提高了处罚标准，这将提高生产者的排污成本，对排污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同时，我国目前尚未开征水资源税，并未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人经济成本，企业运作的外部经济，仍然是导致水资源大量浪费和污染的关键因素。

(三)水之源管理体制之缺陷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对水资源污染控制采取分级和分部门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首先，现行的流域管理机构，其性质和权限都不足以实现综合统一管理，并且相应的配套法规不健全，流域管理机构的权限划分，流域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适用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十分不利于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水污染的全面系统防治，其次，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对水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四)公众参与之不足

虽然《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一些对水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其中涉及到对非持续消费的节制和对绿色消费的倡导，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规范消费活动和行为的法规。绿色消费是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消费的行为规范，而我国的绿色消费起步较晚，还没有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在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仍未摆脱“天赐之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节水和对水的再生利用意识还比较淡薄。同时，公众参与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法定渠道还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进程。

三，完善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依法落实科学发展观

1，构建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针对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岌岌可危的客观情况。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成果。先行出台《循环经济法》，对建立循环型社会遵循的宗旨及基本原则、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的原则以及对国家、企业和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责任予以规定。在此基础上。加快制定循环经济的单行法规和标准，如废旧家电、电子产品、废旧轮胎、建筑废物、包装废物，、农业废物等资源化利用的法规和规章，对资源的回收、再生利用作出特殊的规定，加快完善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如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标准和涉及循环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从而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制大背景。

2，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水资源保护单行法规与标准。修订《水法》、《水土保持法》等单行法规的部分内容，在循环经济的理念下，突出“源头治理”，节约用水，同时，根据建立循环型和节水型社会的要求，制定水资源再生利用的专门法规，例如制订《资源再生利用管理条例》、《污水再生利用管理办法》等，专项立法应对污水处理主体的市场准入制度、运营机制及相关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建立健全各行业节约用水的国家、地方标准体系。制定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人标准。依法规范企业与个人节约用水、污水再生利用的法定义务，明确浪费水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环境经济下的水资源保护

1，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制度。首先，要完善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规划制度。污水再生利用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之中，其次，城市节约用水要真正落实“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节水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水用水单位必须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和管水制度到位。最后。要尽快完善有关推行节水技术的配套优惠政策和措施，健全节约用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2，建立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资金制度。基金的收入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环境税费及企业和个人捐赠，对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行财政支持，对科研单位和企业在水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给予资金倾斜，使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研究开发资金风险社会化，有利于节水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推广。

3，健全水资源税费制度。目前。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存在收费项目不全和收费标准偏低等问题，排污费低于治理成本，使排污者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低价购买合法排污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应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较大幅度地提高收费标准，使排污收费切实起到预防和控制水污染的作用。同时。应将水资源税作为环境税之一。尽快开征。以缓解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总之，采取国家实行环境税，地方实行排污收费的“双轨制”，将水资源的环境价值计入经济成本，有利于遏制水资源浪费和减缓水环境污染。

(三)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环境行政执法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3

1、水资源贫乏，供需矛盾加剧制约经济发展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2200M3，人均水资源居世界第119位，世界人均水资源8800M3，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为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个国家之一，据专家预言，2010年后我国将进入严重缺水期，2030年我国人口达16亿，水资源缺口400~500亿M3，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工业用水、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大，水资源供需之间的矛盾显现，造成工业生产停滞、城市供水限时、、、、、据统计：8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236座，缺水量1200万M3/d，9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300座，缺水量1600万M3/d，2000年代全国缺水城市450座，缺水量2000万M3/d。加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业人口约占70%，而在广大农村节约用水观念普遍不强，农业用水利用率相当低，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型干旱导致广大农村农作物减产绝收、农村饮水困难、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是农村实现小康社会，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桎梏。

2、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

我国水资源与人口、土地、经济发展组合状况不理想，我国降雨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降雨量南方比较充沛，年平均降雨超过1000mm，而北方内陆地区降雨量少，年平均降雨量少于400mm，这种降雨分布的区域性差异导致水资源分布南北不均衡，北方资源性缺水严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6.5%，但水资源占全国的81%；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而水量仅占19%，其中西北内陆河地区资源性缺水更严重，这种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衡造成北方资源性缺水严重。

我国降雨受典型季风气候影响，全年降雨在年内时间分布极不平衡，降雨呈明显的季节性，其中70~80%降雨集中在汛期的6、7、8月内，汛期降雨强度大、雨量太过集中，往往地表径流汇聚而引发洪涝灾害，当降雨集中的汛期过后，工农业用水量依然巨大，因水量大部份都集中在了汛期，水资源集中期偏离农业用水集中期，水资源供需矛盾显现，季节性缺水严重，降雨的季节性造成灾害的季节性，大洪之后又遇大旱，汛期抗洪汛后抗旱，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3、流域内、流域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

我国目前水资源的开发极不合理，局部流域内上游不顾下游，左岸不顾右岸，拦河修坝截流，在上游对水资源进行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水资源在上下游，左右岸分配利用不合理，严重影响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流域之间，水资源丰富的流域，用水浪费严重，水利用率低，而在水资源贫乏的流域却是河流断水，水库干涸，无水可用，连最基本的生态环境用水都无法保障，流域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不合理。建议国家加强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保证水资源在流域内、流域之间的合理配置，综合考虑流域内、流域之间的用水需求，科学配置、合理调度，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污染严重形成水质性缺水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农业污水排放量逐年加大，近年来全国污水排放量达600亿T，其中绝大部分未作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全国700多条河流中，有近50河段水域污染严重，水污染严重形成水质性缺水，生活水资源总量因河湖水源污染而不断减少。

5、各种用水需求不合理，导致生态破坏

我国北方的高纬度地区由于长时间的持续干旱，用水相当紧张，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生态环境用水濒临枯绝，如果这样无休止的挤占生态环境用水，不合理的配置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比例，必然会对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导致植被覆盖率减少、自然绿洲萎缩、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严重，目前我国沙化面积已扩展到174.3万KM2，占全国面积的18.2%，而且年扩展速度呈增加的趋势，由20世纪70年代的1560KM2增加到90年代末的3436KM2。

目前我国有些缺水区，为了保证当地的生产、生活需要，对地下水开采过度，全国超采地下水约74亿M3，形成了160多个地下水超采区，导致地下水位降低海水倒灌，地面下沉，地下水盐碱化严重。

二、科学合理协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基础

我国水资源贫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用水总量也在不断加大，水资源供需矛盾曾加剧趋势，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科学利用势在必行，只有实现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即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又不能开发过度，即要服从于经济又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在水资源的合理开发限度内促进经济发展。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对水资源的开发应立足长远，不仅要为当前经济发展服务，还应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不能对水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应充份考虑子孙后代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我们对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科学利用，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高度发展，物资产品才会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才会不断增强，因而我们应大力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并非速度越快越好，应控制好这个度，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超过水资源的的承载力，水资源开发过度必将导致生态系统造受破坏，经济发展会出大问题，经济发展会倒退，会出现回过头来搞治理，因而经济发展速度一定要合理，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3、协调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基础，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目的，我们应积极协调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育目发展，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经济发展一定不能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如果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力，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大力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能制约经济发展，科学协调好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诣发展。

三、综合保障措施

我国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科学规划、合理应用，采取综合措施充分缓解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有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

1、行政措施

国家应积极加强宏观调控，运用行政手段来合理引导，调整国家工农业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立健全适合我国水资源现状的产业结构模式，我国目前单位产值工业耗水少于农业耗水，国家可以适当提高工业比重，在经济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降低水资源需求总量，减轻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对于工业、农业结构内部进行产业转化，鼓励农民向节水型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渔业、林业、牧业等低耗水型农业，节约宝贵的水资源；对工业企业中高耗水低产出，强制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对工业项目进行政审批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应考虑环境生态效益，科学分析当地的水资源情况，对于超过水资源承载力的项目不充许上马，国家应积极加强宏观调控，实现水资源供需的总体平衡。

2、法律措施

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宣传，提高全民节水意识，积极参予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依靠法制节水，节约宝贵的水资源，但目前我国对水资源管理法律体系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依法治水必须以法律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家应加快这方面的立法建设，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

3、工程措施

我国降雨因分的的区域性，致使地区之间水资源不平衡，相对而言南方水资源丰富北方贫泛，北方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农业干旱性缺水、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超采，水资源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为了从根本上缓和我国区域性的干旱灾害，减轻水资源供需矛盾，兴建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必须的（如：南水北调工程），以缓和北方地区的资源性缺水，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南北地区经济同时协调、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比较丰富，但降雨在时间上分布上极不衡，呈明显的季节性，季节性缺水严重，在降雨集中期因降雨强度大，降雨太过集中往往引发洪涝灾害，降雨集中期过后由于雨量希少而引起旱灾，为缓解这种季节性旱灾，应在流域内兴建小型灌溉工程，在降雨集中期蓄水用于降雨集中期过后灌溉之用，除水害兴水利，同时还可以结合发电、养殖开展多种经营，活跃地方经济。

4、技术措施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4

二、土地价值核算对水利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影响

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的主导单位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并且针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能够通过水利工程相关的补偿性措施来进行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过渡或转让，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对于土地拥有绝对的主宰权，所以并不会对水利工程的整体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在我国水利工程中，多元开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形式，这样一来项目产权就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针对水电行业我国已经在政策上进行了全面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水利工程项目进行具体收购，就逐渐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我国现有的国民经济体制下，通常都是通过影子价格来对土地价值进行量化衡量，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价值是针对土地资源进行评价的唯一衡量标准，但是却忽视了土地本身价值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土地核算将会对水利工程经济评价，造成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如果针对土地本身的资源价值进行具体全面的考虑，将会得出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经济评价结论。所以在针对土地资源进行经济价值核对的过程中，要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形式的工程项目经济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经济评价结果更加符合真实情况，并且更加全面系统。否则如果进行片面的土地价值核对，将会对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造成强烈的结果冲击，从而不能够对项目进行客观分析。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5

通讯作者：应瑞瑶，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资源与环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1YJA790192)；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CXZZ11_0684)；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内资助项目(编号：G201003)。

①“Growth Drag”在国内被译为“增长尾效”或“增长阻力”。其值等于没有自然资源约束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有自然资源约束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额，两者间差额越大，增长尾效或阻力越大。

摘要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关键词面板VAR模型；水资源；农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1-016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26

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处于战略地位。作为一种日益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其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1]。近年来，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美国学者Lester R. Brown指出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动摇世界粮食安全后，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加之中国供水总量的不足，未来中国的农业用水形势颇为严峻[3]。因此，如何在保持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水资源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现阶段，关于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集中考察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这类文献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EKC）以及脱钩分析方法。刘渝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农业用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农业用水由递增转为递减的阀值点为人均GDP 665 元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43 元[4]。于法稳借鉴脱钩理论，对中国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中国大部分省份水资源利用压力普遍偏大[5]；另一类文献则反方向研究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Paul M.Romer。他将自然资源引入到索洛模型中，提出了“Growth Drag”的经典概念①，用来考察由于资源限制使得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6]。在此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谢书玲等计算得出水资源对中国1981-2002年整体经济的“增长阻力”为0.139 7%，即由于水资源的匮乏，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1981-2002年间平均每年降低了0.139 7个百分点 [7]。具体到农业领域，王学渊等的研究表明，水资源对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的“增长阻力”为0.112 1%，到2050年，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增长率将由于水资源的短缺而比目前降低482%[3]。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显然可以发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作用关系：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影响着水资源消耗量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投入要素的大量增加，水资源消耗量加大成为必然结果。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临界值后，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水资源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水资源也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正如新增长理论指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消耗水资源，但是由于水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水资源的消耗必然会对下一阶段农业经济的投入和发展速度产生影响。然而，现有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双向影响机制，这会导致模型出现严重的变量内生性偏差，从而使研究结果出现偏误，误导政策建议。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变量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一是利用联立方程组分别估计以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经济增长为因变量的两个方程；二是运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作用机制。彭水军的研究指出，相比于联立方程方法，VAR模型可以较少地受既有理论的约束，同时也可以较为方便地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 [8]。鉴于此，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并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和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为相关研究和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和数据

1.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方法最早见于HoltzEakin的研究，由于其放松了传统VAR模型需要较大样本观测值的要求，目前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9]。本研究构建的面板VAR模型如下：

yi,t=α0+∑[DD(]k[]j=1[DD)]αjyi,t-j+ηi+i+εi,t（1）

上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包含两个向量，分别是水资源（waterit）和农业经济增长（gdpit）。同时考虑到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在模型的设定中引入了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的变量ηi，表示可能遗漏的和地区特征相关的因素（例如区位、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i表征时间效应，用来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1.2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除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地区1998-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借鉴王学渊等以及刘瑜等的研究，本文以农业用水总量表征水资源，其中1998-2001年的农业水资源数据来自于《中国水资源公报》，2002-2009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农业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上，本研究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示。同时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将各年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折算为1998年可比价，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最后，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用水总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各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和水资源演化的关系未必会遵循同一经验规律，因此，本文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考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12个省（市、自治区）。

2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的思路主要包括四步：①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面板数据的稳定性，为协整分析奠定基础；②进行协整分析，以检验水资源是否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③如果确立了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检验；④对变量进行面板VAR分析，以考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影响关系。

2.1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等五种方法。考虑到各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lngdp）和水资源（lnwater）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是非平稳的（尽管有些检验方法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并不影响总体效果），而当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均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2面板协整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Pedroni提出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造出7个统计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10]。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所有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东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Panel v统计量和Panel 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Pedroni的Monte Carlo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着更好的性质，Panel PP和Group PP统计量次之，其他则最差，所以Panel v和Panel 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结论没有影响。因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3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协整关系只反映变量之间在长期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明确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向。因此，本文运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建立基于面板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间具体的因果关系方向。本文构建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如果γ1j、γ2j为零的原假设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成立，反之则不成立。

表3报告了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知，对东部地区而言，模型（2）的ECM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反向误差修正机制成立，水资源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模型（3）的ECM项系数尽管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并不是水资源变化的长期原因。因此，在长期内，东部地区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考察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可以发现，在短期内，东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同理，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

关系，长期内存在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

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2.4面板VAR估计

面板VAR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面板矩估计（GMM），说明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第二是误差项的方差分析，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大小；第三是冲击反应图，观察变量对冲击的反应情况[11]。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定量把握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因此，着重分析前两个部分。

（1）面板矩估计。面板矩估计系数的有效性要求去除面板VAR模型中的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本研究采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法去除时间效应，前向均值差分法去除地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①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均高于0，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比较滞后一

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水资源系数随着滞后期的推移而不断增大，这表明我国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②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显著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对水资源的显著影响，并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带来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但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中部地区的水资源耗费量将逐步得到控制；在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无显著影响。

（2）面板方差分解。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和度量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获得不同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各个变量波动的方差贡献率构成。表5给出了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综合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①10个预测期与20个预测期对方程分析的结果影响变化不大，说明经过10个预测期以后，系统已基本稳定；②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均主要来自于自身，两者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均在70%以上；③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30%之间，其中西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④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在12%-20%之间，其中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

3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在省级层面检验与分析了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

（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中国不同区域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差异。在东部地区，短期内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3）面板VAR模型的结果显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加强。然而，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大小却因地区而异。

（4）进一步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系统趋于稳定状态下，西部地区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则呈现出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的态势。

为了实现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未来的宏观政策应该关注于：①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本研究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水资源均是影响中国不同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中国供水总量增长缓慢，城市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②应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短期内必然出现水资源过度使用的现象，因此，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要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实施节水型的可持续农业经济增长政策，避免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对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而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则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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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Resourc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search Based on Panel VAR

PAN DanYING Ruiyao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Abstract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8 to 2009，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resourc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based on panel VAR model. The conclusions can be listed as follows:①there is longrun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resourc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stern, middle and western China; ②regardless of short term or long term, water resour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is effect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③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on water resource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the rank ordering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 TV213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近年来，由于水资源工程开发的不断壮大，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问题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我国在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改进，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期，加强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我国水资源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研究区概况

目前我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有多种表述，如惠泱河认为水资源承载力可理解为某一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该定义充分考虑了人类活动影响对水资源系统的干预和水文循环过程的影响作用，并强调了动态发展的观念。何希吾将水资源承载力定义为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这一定义将环境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一并纳入水资源承载力的范畴，从理论上而言是正确的，然而对环境规模进行界定和度量却较为困难。”

替换为：“二、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地处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总土地面积20.58万km2,常住人口为3762万人(2008年)。地势呈现南北高,中部低,且由西向东倾斜的特点。北山和秦岭把陕西分为三大自然区域: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陕南秦巴山地。全省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多年平均降水量676.4 mm,多年平均地表径流量425.8亿m3,水资源总量445亿m3,居全国各省(市、区)第19位。人均、单位面积水资源占有量分别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4%和42%,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和难以蓄存利用的现实进一步减少了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此外,工程供水能力不足、应变能力差,供需矛盾突出;用水技术与设备落后,水的有效利用率较低,水资源浪费严重;水源污染、水资源功能下降、水环境恶化;科研投入有限,水资源基础研究薄弱等也是影响水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目前陕西省工农业和城市缺水问题突出,随着人口增加、城市和工业规模增大、农灌范围扩展,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尖税。缺水将成为陕西未来发展中最大限制因素之一。

靖边县和安塞县地处陕北高原,其中靖边县地处风沙区与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过渡地带,境内有红柳河、大理河、黑河、杏子河、芦河等8条大河流,水资源总量1.23亿m3,人口密度77人・km2;安塞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境内有延河、大理河、清涧河3条水系,水资源总量1.55亿m3,人口密度56人・km2。武功县、泾阳县和岐山县地处关中平原,其中武功县境内有3条河流,均属渭河水系,水资源总量2.65亿m3,人口密度1 034人・km2;泾阳县位于泾河下游,境内有泾河、冶峪河、清峪河3条河流,水资源总量19.23亿m3,人口密度625人・km2;岐山县是全国粮棉大县、全国食品工业强县,陕西省粮油、辣椒、蔬菜、肉牛、奶畜生产基地,水资源总量1.27亿m3,人口密度548人・km2。商南县、石泉县、南郑县、镇坪县地处陕南秦巴山地,其中商南县属汉江水系丹江中游地区,蕴藏有

丰富的水力资源,水资源总量7.66亿m3,人口密度100人・km2;石泉县的生物、水力、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是陕西省蚕桑基地县,汉江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水资源总量13.25亿m3,人口密度119人・km2;南郑县境内主要河流有9条,分属汉江和嘉陵江水系,水资源总量24.4亿m3,人口密度200人・km2;镇坪县是大宁河发源地之一,境内有赵河、沿陵河、潦河等大小河流13条,水资源总量10.02亿m3,人口密度38人・km2。结果与分析

1、指标选取及数据源

根据陕西省境内9个典型县水资源现状及其利用特点,考虑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对WRCC的影响,参照全国水资源供需分析中的指标体系,选取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x1(m3・人-1)、人均水资源占有量x2(m3・人-1)、单位GDP用水量x3(m3・万元-1)、水资源开发利用率x4(%)、单位耕地水资源量x5(m3・km2)、单位面积水资源量x6(万m3・km2)、灌溉率x7(%)等7项评价指标。指标数据来源于陕西省和地市年鉴及2007年各县水资源公报。

2、WRCC的模糊评价

根据式(2),将各指标对WRCC的影响程度划分为高(Ⅰ)、中(Ⅱ)、低(Ⅲ)、极低(Ⅳ)4个等级,则各级别相对隶属度的标准值矩阵可表为:

确定各指标的标准值如表1所示。应用式(3),将评价指标的统计值与标准值数据

格式化,转化为相对隶属度矩阵R7×9:

应用模糊识别循环迭代模型式(8)和式(9),求解各县水资源WRCC的相对隶属度uhj和7个因子的贡献率a1;给定迭代计算精度ε1= ε2=0.001,初

始矩阵U4×9和贡献率向量α取值分别为:

经过12次迭代循环计算,指标贡献率迭代结果见表2,最终得到贡献率ai为:ai= (0.1848,0.3725,0.0188,0.0433,0.0397,0.3078,0.0330)。采用式(8),分别求各县WRCC识别的级别特征值: H=(1,2,3,4)×U4×9=(H1,H2,H3)。当1

三、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探讨的必要性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水资源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制约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少，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为不均。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200m3，约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北方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990m3，不到世界人均的1/8，水资源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我国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节约利用相结合，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生态环境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是一个关系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四、水资源承载力的特性

1、有限性

水资源有限性表现在水资源量上的有限及经济技术能力的约束上。具体的说包括三个方面:一定区域范围内所能获得的水资源量是有限的。包括本流域水资源量和从外流域调入的水量；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水资源利用效率是有限的；水环境容量是有限的。

2、动态性

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是因为承载力的客体和主体都是动态的，具体体现在水资源系统本身的质和量在不断的变化，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动态性是水资源的一个根本的特性。

3、不确定性

水资源系统本身受天文、气象、下垫面的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人类对自然力的认识也是有限的。以上两方面导致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和数量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可增强性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类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促使人们一方面拓宽水资源质和量的范围，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内涵，从而增强水资源的承载力。

五、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理论基础

目前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量化理论与方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本文将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理解为:某一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在维护生态与环境良性发展为前提条件下，根据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该地区水资源所能支撑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研究涉及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复合系统下的水文循环、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宏观领域到水环境容量、生态需水、生产生活耗水等微观领域，可采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综合评价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作为技术手段。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有:

1、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理论城市化地区高强度人类活动已明显改变了降雨、产流、汇流、下渗、地下水补给等自然水循环特性，产生了取水、用水、处理、排放以及回用等社会水循环过程。自然水循环以能量为驱动因子；社会水循环则以经济为驱动因子，以效益最大化来决定取水、分水、用水、排水等水循环过程。水资源作为纽带将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系统。研究城市化地区水循环，摸清在变化环境下水资源形成和转化规律以及水资源在各个环节中的作用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

2、城市化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系统交互胁迫理论[27]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具有层次结构和整体功能的复合系统，由社会经济系统、生态与环境系统和水资源系统组成。水资源子系统对生态与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起支撑作用，而且水资源系统中水资源状况的改变只能通过生态与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来体现。研究城市化进程对水资源系统、生态与环境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促进以及各个系统的互动关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分析水资源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即为水资源承载力研究。

3、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它的核心是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即:代际间发展的公平性、区际间发展的公平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间的协调性。可持续发展以生态与环境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目标是社会持续发展。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必须考虑资源合理分配和循环利用，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六、技术方法

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涉及因素众多，并且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其研究思路为:以了解城市化地区水资源循环转化过程为基础，综合分析水资源在承载力系统中作用的，以及系统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定量预测城市化进程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定性评价整个系统承载状况，最终以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和谐发展为目标，得出城市化地区水资源在不破坏生态与环境良性发展的情况下所能支撑社会经济的最大规模。

量化方法采用多目标综合分析方法和灰关联评价方法相结合。为了简化计算，将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模块之间通过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分析模块连接(图2左)。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驱动因子，以水资源为纽带，通过构建“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互动关系模型来预测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情况，并将整个系统满足可承载和可持续作为两个约束子模块来构建城市化地区水资源承载力模型。整个模型包括水资源循环转化模块、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模块、“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与环境”互动关系模块、目标综合分析模块、可持续发展综合分析模块、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可承载判断模块等六个模块(见图2)。

研究中多目标综合分析模块为总控制模块。它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核心，根据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整个系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分析调整，最终达到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而子系统模型对系统局部状态进行详细地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社会经济、水资源和生态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别采用多级灰关联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遵循科学性、独立性、代表性和完备性等原则，从各个子系统中选取可量化的变量作为指标，参照各个子系统的指标标准矩阵采用灰关联评价方法确定子系统的发展态势，最终获得整个水资源承载力系统的承载状况。水资源系统指标可选择人均水资源量、亩均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等；社会经济系统指标可选择人均耕地面积、人均GDP、城市化水平等；生态与环境指标系统指标可选择污水处理率、河流水质浓度、地下水开采系数等。

七、结束语

通过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在区域水资源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区域水资源的后续发展中，要加强水资源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与探讨，确保水资源的发展。

参考文献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7

一、关于福利经济学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福利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最早要追溯到19世纪维尔弗雷德・帕累托（Vilfredo？Pareto）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他将帕累托最优状态定义为：除了某些人的效用不变外，我们做出任何微小的变动不可能使所有人效用全都增加或全都减少的状态。随后，在20世纪初卡尔多和希克斯（Kaldor，Hicks）在帕累托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帕累托改进理论，认为任何福利政策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是有利而无害，但如果这种福利政策对某些人有利的福利水平足以补偿对另外一些人不利的情况，这种配置则就是有效率的。科普曼（KooPmans，1957）在其《论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专著中，对资源配置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资源配置方式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某个微观经济单元的资源配置方式，第二层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法瑞尔（Farrell，1957）在科普曼研究基础上又进一步将企业生产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罗宾逊，怀特曼（Robinson，Wightmans，1974）将市场效率分为配置效率和操作效率；贝恩（Bain，1981）创造性的提出了金融配置效率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沃格拉（Wurgler，2000）认为，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及其作用水平主要衡量标准，这里的资本配置效率是用资本对于GDP变化的弹性来表示。沃格拉从产业视角出发对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配置效率的结论。

二、关于金融理论中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综述

综述金融理论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金融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即主要从金融系统与经济发展关系上着手的。早期，沃特.巴杰特（Walter Baghot，1873）研究发现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大型工业项目通过向金融系统融通资本，获得快速发展，认为金融系统是促进工业革命发展的关键，他指出了“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转向高效率的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认为银行系统功能良好，就可以有效识别较好的投资项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为创新产品和创新生产成功的企业家提供所需资金，从而推动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能进一步推动生产的进步，最终会实现未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巴杰特和熊彼特的研究已经向我们展示金融系统具有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能将资金有效地转化为资本，进而作用于实体经济。随后格林和肖（J.Gurely&E.Shaw，1960）通过构建一个广义货币理论模型，试图发展了货币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并认为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格林和肖把金融结构称之为金融资源，忽视金融政策、货币资本的资源属性，总体上，格林和肖研究促进了金融资源理论的的萌芽。金融资源理论初步发展，并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德斯密斯（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资源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运行规律和制度。他通过35个国家百余年的经济数据和金融数据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上层结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改善金融运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发展水平也较高，二者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戈德斯密斯重点强调金融相关比例（FIR）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主张金融发展需要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这正是保护金融资源的重要措施，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他只做“量”的比较，而忽视了金融发展“质”的方面，即缺乏对金融资源效率方面的比较分析。麦金农和肖（Mackinnon&Shaw，1973）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为管制利率使得利率低效率，将会抑制储蓄额的增长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利率的监管，应根据市场规律，提高投资水平。同时他们还主张应减少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具体措施是取消对外汇和外贸的管制，这样不仅能纠正因严格管制而导致的价格扭曲，而且能弥补国内资金的短缺。继金融深化理论之后的金融资源理论主要贡献是对金融的本质认识的突破，放松金融深化理论的假设前提，采用先进的实证方法检验。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以莫顿（Merton）和Allen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金融功能观，认为金融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合，它是基于为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的基础之上的。此时，金融资源理论发展已经涉及到金融资源本质，金融脆弱性、金融资源的配置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学者们纷纷将目光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上。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齐（Greenwood&Jovnaovie，1990）、莱文（Levine，1993）、德米雷德斯和阿雷斯特（Demtriadesd&Arestis，1999）等人，他们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金融系统5种不同的功能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三、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综述

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2001）是国内最早对金融资源理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持续发展理论是建立在“金融是一种资源”的学说基础之上的，即金融资源学说。崔满红（2001）认为金融资源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金融自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问题即金融自身协调发展问题；二是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三是金融与文化、科技、生态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即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在研究金融资源是什么的基础之上，学者们开始普遍关注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配置目标，并开始把经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引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杨涤（2002）围绕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客体、范围、目标、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而货币和资本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制度资源则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客体，即配置对象。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要追寻时间和空间上配置最优化，并且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目标包括宏观和微观目标，杨涤还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既要重视效率，也要保持金融稳定。何风隽（2005）对我国在转轨经济时期的金融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政府配置、产权配置、价格配置的金融资源混合配置手段是实现我国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王振山教授（1999）以金融效率为主线，首次将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引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范围；系统分析了金融资源配置最优帕累托条件、金融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律和影响金融配置效率的外部因素并且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沈军（2006）从二元经济视角下对金融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从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出发，构建金融效率的理论体系，并对我国金融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金融结构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了金融功能和效率；二是金融功能观的基础是系统科学的整体观；三是金融适应效率是金融适应系统的关键；四是实现金融效率由微观向宏观效率的转化，必须需要金融系统的综合，这是最有效方法和手段。安阳（2008）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微观效率出发，认为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从1991-2007年东北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不断改善。关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上，周立、王子明、胡鞍钢（2002）选取1978―2002各地区金融与经济相关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得出：中国各个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地区金融的发展有利于该地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的增长。韩廷春、夏金霞（2006）以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作为金融发展指标，并用该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从1992年到2002年这11年间，银行结构的变化和银行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发展。因而，认为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银行体系“供给主导型”与资本市场“需求追随型”的混合阶段，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的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陈凯笛、龚谊（2009）选取人均金融资源指标，分析我国金融资源分布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得出经济发达省份金融资源对经济的贡献大，在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对经济的促进不明显。薛婷婷（2008）将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西部其他5省比较，并对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甘肃省金融资源配置水平较低，这种低水平的配置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导致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欠缺。

在已有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资源配置理论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上，其中理论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金融资源的概念、属性、以及金融资源配置对象、目标、范围、机制等，在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设置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评价体系，对国家（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对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上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微观金融配置效率方面，而忽视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检验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上，众多学者只单独对金融资源的某一方面的配置水平进行检验，如：银行信贷水平、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民间金融资产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样具有片面性。在地区研究方面，很少有人对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9.

[2]King，R.G，and R.Levine.Finanee，Entre Preneure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Joumal of Monetary Eeonomics，1993b（32）：21-23.

[3]Levine，R.&D.Renelt.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Cross一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J].Ameriean Eeonomie Review，1992（82）：27-32.

[4]薛婷婷.甘肃省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研究[D].甘肃：兰州商学院，2008.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8

关键词：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逻辑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9-0064-04

一、引言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本国乃至全球的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影响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多国人的重视，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1]。解决渔业经济发展、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从自然科学与技术角度加以研究，而且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加以探索。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以探索渔业资源与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和演进规律及其应用为使命的经济学科。然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该学科的发展尚有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构建、发展及提升。笔者曾撰文对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2]，本文在其基A上，对该学科的演进路径进行回溯，对学科的基本框架进行梳理，供同仁商榷以共同推动该学科的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及渔业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协和发展。

二、学科发展的回溯与反思

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既是渔业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溯其由来，就不能不从渔业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渔业经济学之思想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A.斯密甚至更早，而日本学者蜷川虎三1933出版的专著《水产经济学》是最早的渔业经济学专著。之后戈登・史葛（Gordon，H.Scott）在《渔业资源的最优利用经济方法》（1953）[3]及《共享资源经济理论：渔业》（1954）等论文中提出了生物经济平衡和最大经济产量（Maximum Economic Yield，MEY）的概念及其方法[4]。1961年日本学者冈本清造出版了《水产经济学》。之后，随着渔业经济的日益发展及全球渔业资源的逐步衰退，世界许多渔业国家相继将发展渔业的重点由增加捕捞强度转向渔业科学管理，渔业经济学的文献也快速增加。Н.Π.琴索联夫的《苏联渔业经济学》（1977）、李・安德森（Anderson，L.G.）（1977）的《渔业管理经济学》，洛根渥尔德与汉尼森合著的《渔业经济学》（1978）、近滕康男的《水产经济论》（1979），清光照夫、岩歧寿男著的《水产经济论》（1982）和大海厚宏、志村贤男等的《现代水产经济论》（1982）等都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著作[5]。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虽然著作数量增加、对渔业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经济学理论阐释逐步深入，但受生产力发展所限，直到目前为止，国外渔业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实质上是就是渔业资源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对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配置问题。我国学者毕定邦[6]、胡笑波[7]等人曾经在系统梳理前任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分别于1990及1995年出版了《渔业经济学》教材。然而受计划经济时代学术背景的影响，这些教材在学术体系上与全球主流经济学有较大差别。其后国内出版的渔业经济学教材至今尚未能及时系统地整合国内外学术成果，形成能够有效阐释中国乃至全球渔业产业结构、区域布局、资源分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及其背后隐藏的经济规律。概言之，从主体看，目前的渔业经济学总体来看仍然停留在以渔业资源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需要从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加以系统整理。

在渔业经济学发展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衰退问题受到了全球关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运而生，渔业资源与环境问题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起，捕捞、养殖及其相互之间、渔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经济研究成为了渔业经济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渔业资源经济研究与渔业环境经济研究逐步出现了交融趋势。

概而言之，对于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而言，要真正建立起一门学科，尚需认真总结、梳理和回答如下这些主要问题：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基本概念有哪些？建立在这些基本概念与假设基础上有哪些基本理论？在这些基本理论指导下，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哪些特有研究方法？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哪些可以借鉴到本学科中？如何将渔业资源经济学与渔业环境经济学加以系统整合而形成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体系？如此等等。

三、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逻辑架构

就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架构而言，笔者认为其架构应当包括绪论、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四个逐步递进的主要部分。对四个部分的基本构成，思考如下：

1.绪论。在绪论部分，需要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本学科与渔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渔业资源学、渔业环境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说明。

2.基本理论。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应当包括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回顾、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自然资源的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以及渔业生物经济模型等部分。其中，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自然资本理论是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们既是经济学基础在本学科中的延展，同时也为本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渔业资源与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相关经济政策的设计及经济分析提供基础。

（1）经济学基础理论回顾。经济学基础理论回顾部分既为本学科提供基础，又是本学科与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链接。尽管本学科具有自身特色，但作为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进一步延展及应用，在构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首要的是界定本学科与经济学基本理论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后面各部分的分析提供基础。其中包括对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社会福利理论、GDP核算理论、财政、货币与贸易政策等知识的简要回顾。

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在对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回顾时，作为经济学基础的延展，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必要对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基本假设进行重新界定与认识。若资源无稀缺性，也就无需节约，无需研究其开发利用的成本与收益及有效利用与配置。这一点毋庸置疑。传统的渔业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可捕捞的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和配置问题。其中主要讨论的是渔业生物资源的稀缺性，在对于水域与水生生态系统等环境资源，在传统渔业经济学中被看作是外生变量。因此，在构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时，应当对传统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作一定的延展，这种稀缺不仅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产生的相对稀缺，而是取决于渔业生物资源、渔业环境资源更新能力而产生的绝对稀缺，这种稀缺资源是这一耦合系统中的内生变量。

（2）外部性理论。所谓的外部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生产者或消费者等经济主体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产生了一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而这种有利影响所带来的利益并未被产生这一行为的经济主体自己所获得，或这种不利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并未由产生这一行为的经济主体自身所承担。外部性理论之所以应当被纳入到该学科基本理论之范畴，是因为人类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各种行为不仅会通过对渔业资源的作用而产生外部性，而且还会对水域环境造成外部性。可以说，渔业生产、水产品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外部性随处可见。如何纠正外部性带来的资源扭曲性配置，在保护好渔业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尽量提高人类福利是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将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没有外部性理论的作为基础，就不可能构建起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界定与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有关。所谓非竞争性指的是某人对一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妨碍他人同时享用该物品，也不会减少他人消费该物品的数量和质量。非排他性则指的是在技术上无法将那些不愿意为其消费行为埋单的人排除在消费该物品的受益范围之外，或者虽然在技术上可以排他，但排他成本很高而导致经济上不可行。如果一种物品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则说这种物品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物品可能具备非竞争性但不具备非排他性，或者反之，此二者均被归入混合物品，而一些物品同时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称为私人物品。

（4）产权理论。产权是一束界定所有者权利、特权以及使用资源的限制的权利[8]。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渔业资源的产权界定不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会有所差异。冰岛、新西兰等渔业管理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是否以产权理论为基础进行相关政策的设计、推进政策执行直接影响渔业资源保护之绩效[9]。要研究渔业资源及其相关的环境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就必须以产权理论为指导来进行制度设计、绩效评估。因此产权理论应当成为渔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石。

（5）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指的是“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生物资源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它具有与日俱增的稀缺性。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人类必须平衡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权益，必须实现此类稀缺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永续利用。为此，需要探讨渔业资源贴现率高低、产权配置以及资源生物特性、环境特性等对资源跨期配置、动态最优的影响及实现动态最优利用的机制与路径。这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托。

（6）自然资本理论。所谓的自然资本，又称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可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包括四个方面：（1）传统的自然自然资源；（2）环境消纳并转化废弃物的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3）自然资源的再生增殖能力；（4）生命支持系统。”[10]。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9

关键词：循环经济；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把推进循环经济作为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措施。2010年4月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了《关于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规划、投资、产业、价格、信贷、债权融资产品、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上市融资、利用国外资金等方面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然而，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地在发展循环经济实践中，必然面临如何根据本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区域的循环经济模式和推进策略的问题。为此，需要对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建立一种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以帮助各地区根据其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循环经济模式和策略。

一、国内文献关于循环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我国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文献中，较少见到以严谨的理论视角对循环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在一些著作或研究论文中，从各个角度对于循环经济影响因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从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生背景来看，资源短缺和环境保护是这一理论和实践产生的两大基本前提。如齐建国等提出：“现代循环经济是在深刻认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源与环境效率为目标，以资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为手段……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废弃物排放和环境污染最小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P1）侯渡舟等提出包括资源、环境、科学技术、资金和人在内的循环经济五要素，把科学技术、资金和人等要素考虑进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学的研究视角。[2]

第二，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一个区域实施循环经济受到区域众多因素的影响。付晓东提出，影响循环经济的区域因素有自然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因素、政府与政策法规因素等方面。[3]（P112-163）岳立等从制度、市场、技术、意识四个角度总结了甘肃省在推进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4]

第三，从循环经济模式选择及实施途径选择的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也更为具体。孙明贵等在研究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和途径时，对包括法制体系、物质基础、技术水平、产业基础等众多因素进行了分析。[5]张春兰等提出，我国在实施循环经济方面面临理论认识、制度政策和现实实践三个层次的制约因素，其中理论认识方面的制约因素具体包括认识误区、生态意识、认识能力等，制度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和法规政策，现实实践方面的制约因素包括规模经济、技术与资金、人才与管理等。[6]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影响循环经济的因素进行了概括，都有其合理性。在综合以上观点，并对这些因素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操作性的分析框架，以用于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决策分析。

二、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

研究循环经济的运行与发展，需要明确影响循环经济模式的相关因素。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影响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即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和机制性因素（见图1）。其中，直接因素包括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技术、资金等5个因素；自然禀赋、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法制等6个因素则是影响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间接因素，它们之所以被归入间接因素，是因为它们对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影响是通过对资源、环境等直接因素的影响而间接实现的。此外，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则是两种不同的机制性因素，它们对间接因素、直接因素以及循环经济模式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图1　循环经济的影响因素。

（一）影响循环经济的直接因素。

一个区域在进行循环经济模式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这些因素中，影响作用明显而且直接的是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技术、资金等5个因素。在某个具体的区域，可能是这5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对模式选择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这5个因素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资源。循环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是建立在人们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资源的存量、可利用量，资源的类型和不同资源类型的组合，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进行资源分析，除了要考虑作为自然禀赋的资源类型和总量，还应考虑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通过人均可利用资源数量的分析，可以了解一个区域的可利用资源的上限，通过经济发展规模及趋势预测资源的需求量，可以了解支撑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下限。

2.环境。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必须考虑环境的承载力。环境污染和环境压力过大是目前大部分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在我国，不同区域面临的环境问题类型和程度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有的地区工业污染严重，有的地区土地环境质量下降，这就要求在选择循环经济模式时，要在准确把握各个区域面临的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把发展循环经济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同样，对环境进行分析时，一方面要考虑环境自身的承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因素所造成的环境压力。人口数量可以被用来评估人类生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压力，经济发展规模和趋势则可用来评估人类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社会文化因素既直接包括人们的环境意识和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也间接地显示了隐藏在生产、生活方式背后的观念和意识。

3.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是关系到循环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在考虑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同时，兼顾资源的可持续供给、环境的生态安全以及经济的绿色增长，循环经济的发展才有成功的基础。一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是该区域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的现状构成了循环经济的实施基础，并影响着循环经济的推进方式。

总体而言，我国三次产业中，高能耗、高资源需求的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低能耗、低资源需求的第三产业比重过低，高科技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因此，循环经济的推进往往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在一起。在循环经济视角下，产业结构优化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提高，更要协调生态安全。因此，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三个部分：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7]根据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产业比重，逐步减少或淘汰资源浪费严重、资源再利用率低的产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遵循再生产过程对比例性的要求，追求关联产业规模适度、三次产业比例协调和增长速度稳定的均衡。产业结构生态化是参考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和循环原理，在不同产业之间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体系，以达到资源充分循环利用，减少废物和污染的产生，消除产业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逐步将整个产业结构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降低到最低限度。

4.技术。循环经济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技术密切相关。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需要相应的技术手段为支撑才可能实现。发展资源回收、再生性资源产业和环保产业，改造高消耗的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生态转型，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技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替代资源能源的开发、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减排和废弃物转化等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选择循环经济模式时，必须考虑本区域技术水平，以及发展循环经济所需技术的成本和可获得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技术”与“科学技术”当做不完全重叠的概念在使用。“技术”指的是，在实践中已经或即将得到广泛运用的实用技术，而非实验室技术；“科学技术”则侧重于基础性的研究，以及通过各种研究机构、研究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总体的科学技术水平。

从技术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前者接近于该理论所述的技术“模仿”和“复制”，后者则接近于技术“创新”。很显然，按照这种理解，“技术”的可获得性以及应用的成本，主要受该区域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

5.资金。循环经济，虽然也被称为“经济”，但在推行循环经济的初期甚至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不经济”的。高投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条件。循环经济技术比传统技术复杂得多，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对设备、原材料的要求更高，技术更新速度更快，使得企业设备更新和折旧的速度大大加快，因此，需要的资金量也大大高于传统产业。循环经济技术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发展成为一个个微观循环经济体系，由点带面形成更大范围的中观和宏观循环经济体系，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是不可能的。为此，在进行循环经济模式选择时，必须考虑本区域的资金投入能力。显然，一个地区的资金投入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受当地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和相关财政税收政策取向的影响。

（二）影响循环经济的间接因素。

资源、环境、产业结构、技术、资金等因素直接影响一个区域的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但这些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受更为复杂的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在背后影响它们的因素，也可被认为是循环经济模式选择的间接影响因素。

1.自然禀赋。自然禀赋是人类所有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础。自然禀赋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所有的直接因素，而且也影响其他间接因素。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在类型和总量上的差别，影响着资源、环境的差异，也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因素。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察，自然禀赋一般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气候资源。

2.人口。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因素是自然禀赋的一个变量。人均可利用的资源数量比资源总量更能说明人类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状况。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我国资源短缺、环境压力等普遍性特征。此外，人口也被视为一种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已经揭示了人力资源在经济和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和贡献。

3.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区域的自然禀赋、人口和人力资源、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一个区域的资源需求量、环境压力、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资金供给能力，却更直接、更主要地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4.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往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经济发展能够提供所需支持的前提下，一个区域的基础性科研水平越高，科研力量越雄厚，这个区域的技术创新和扩散的能力也就越强，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循环经济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明显的技术特征，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以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为支撑的。

5.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同样和其他间接因素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在循环经济的实践中，人们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解和认同程度构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软”环境。我国朴素的“节约”观念是符合循环经济的基本思想的，但是，不同区域由于社会文化上存在一些具体的差异，对于循环经济理念的认同程度以及对循环经济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异的。这种理念和认识上的差异不会直接影响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但会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支撑或制约作用。

6.法制因素。发展循环经济，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和推进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循环经济是新生事物，人们受习惯影响，接受较慢。法律制度具有公共选择型、强制性、权威性和见效快等特点，可以较快地推进循环经济。另一方面，循环经济需要更高的资金投入、智力投入和更多的自我约束，从而会加大人们的工作负荷。一个区域的法制状态，尤其是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完善程度将会影响循环经济模式选择和推进策略的选择。

（三）影响循环经济的机制性因素。

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借助经济发展的内力和外力的推动。

所谓内力是指市场机制，而外力则是指政府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框架，而这种制度框架的建立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有机结合。

1.政府干预。在循环经济的初始阶段，政府的推动作用是必须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循环经济的产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府作用要以市场有效发挥作用为前提，不能代替市场，而是要培育市场，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降低其交易成本。在实践中，政府部门是否具备相应的意识与能力履行这些职责，是否会出现“缺位”

或“越位”等问题，直接影响着一个区域的循环经济的发展。

2.市场机制。循环经济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正在成为制约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它考虑的是如何在既定资源存量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因此，运用市场机制发展循环经济比使用强制手段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少的管理成本。

三、结　论。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直接因素、间接因素、机制性因素的协同影响。这些因素或条件的综合，可能会起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因此，深刻剖析和正确认识这些因素的层次关系和影响作用，并有效地构建、控制这些因素，对于认识循环经济的运作机制、更好地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1]　齐建国，尤完，杨涛。现代循环经济理论与运行机制[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2]　侯渡舟，等。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循环经济要素分析[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

[3]　付晓东，循环经济与区域经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

[4]　岳立，郑周胜。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推进机制分析[J].开发研究，2007（5）。

水资源经济论文例10

自汪恕诚部长在中国水利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资源水利”的概念以后，有关“资源水利”的讨论和研究，如雨后春笋，成为水利界及相关学科关注的热门话题。汪部长指出，“资源水利”就是将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开发，科学管理。具体体现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和保护等六个方面。本文对“资源水利”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不是之处，望有关专家学者指正。 1、“资源水利”是水利发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阶段 人类的起源与水休戚相关，正因为如此，“水”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成为中国的最早文字之一。在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将“水”与“利”两字联合起来成为“水利”的是《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不过此时的“水利”只具有捕鱼、编织、捕鸟等涵义。司马迁最早明确了具有专业性质的“水利”的内涵，他在约公元前104年椆?1年完成的《史记·河渠书》著作中，加以明确，该涵义运用了几千年。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导入，人类不断为“水利”赋予新的内涵。概念逐步演变，蕴含了人类对客观认识的不断深化。 纵观水利发展的历史，经历了许多重要阶段或者模式，由于受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研究的角度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对其划分略有差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由单一目标走向多目标的协同发展，这是由水资源本身的特性、水资源开发利用产生的系列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经济环境对水的需求及人类对水资源认识程度共同决定的。人类水资源开发利用，先后经历或正在经历三个阶段，（1）原始水利阶段，以解决人类生活生存为主要目的，这在我国一些地区如老少偏地区依然存在；（2）工程水利阶段，有的学者称为工程经济水利阶段，以兴建水利工程为主要手段，解决人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水利处于这个阶段；（3）资源水利阶段，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科学管理为标志，强化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和结合，强调综合优化配置水资源；（4）更高层次的水利阶段，沈坩卿教授将之称为生态经济型的环境水利，它将水椝麠生态环境椛糜行Ы岷希撬⒄棺罾硐氲哪J健M羲〕喜砍ご又傅嘉夜⒄梗杆俑谋渌ぷ骶凸こ搪酃こ痰南质到嵌瘸龇ⅲ运ぷ魈岢隽诵碌囊螅岢隽吮洹肮こ趟蔽白试此钡恼铰圆渴穑此ぷ鞔幼⒅毓こ探ㄉ杞饩鏊试茨承矫娴奈侍猓频街厥铀试从呕渲美绰憔蒙缁峥沙中⒄沟娜嬉螅杂诟谋湮夜车乃勰睿贫】捣⒄咕哂兄匾庖濉?/P> 2、“资源水利”理论基础 “资源水利”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资源水利”能否在实践中被认可和实施，作者认为，“资源水利”具有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点，即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资源核算理论。 2.1 “资源水利”理论基础之一：系统理论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事物和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从总的情况来看，水资源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从系统理论来考察水资源开发利用效果，不能仅仅局限于水资源本身或者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且应该着眼于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更具体地说，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应该采取一体化方略。 所谓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一体化，是指将水资源放在社会— 经济— 环境所组成的复合系统中，以系统理论作为指南，用综合的系统的方法对水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高效管理。其主要思想是，水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而且是对环境有相当制约的环境资源，他对国民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福利的提高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条件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必须采取“动一发而牵全身”的系统方略。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一体化在客观实施上具有多层次性。如区域水量与水质管理的协调统一，水资源管、供、用和治理协调、水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统一，水资源地表与地下水— 降雨联调，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森林保护相统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充分考虑水资源承受能力等等。从效益上来看，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一体化最终目标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必须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其效益衡量时空尺度必须较大。如充分利用当地当地的降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