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1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021-16

一、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包含了有用性和稀缺两个特征，是一个经济范畴的问题。首先，它向人类提供了各种物品和服务，具有重要且不易替代的经济服务价值；其次，这种服务是稀缺的。但是这种价值又往往被经济体系所忽视，因为这种价值不同于普通的商品，要受到物种丰裕程度、多样性结构、基因遗传等自然属性，以及气候变迁和人类需求等外部因素制约，实现由物量属性到货币化的转化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所以国民经济体系往往会忽略它的存在，结果是，我们很难通过市场完全展示这些经济价值，更不能利用经济手段做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优化选择。然而，气候变迁再次引致生态服务急剧退化，又进一步加大了我们的认识难度。所以，需要尽快建立完善的生物多样性货币化价值识别体系。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于，首先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类生物多样性中识别出有益于人类的物理属性，然后运用经济手段识别其经济属性，再利用经济价值评估体系展示这些经济价值，最后采取措施对这些生物多样性加以保护。其中，生物多样性热点保护区又是问题的核心与重点。围绕这些内容，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并从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国外研究

国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其中，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研究“热点”。20世纪90年代，从不同区位空间、生态结构、时间跨度、生态系统层次、保护手段等视角深入探索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理论演进至今，已经取得了如下贡献：认识到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了气候变迁，从而引起生境破碎，造成生物多样性结构与功能改变，令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揭示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会逆向加剧气候变迁，改善生物多样性则是“双赢”路径；通过指标评估、模型模拟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建立了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为框架的生态价值评价体系，认为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迁能力十分脆弱；提出在生物“热点地区”建立优先保护区和利用生物“碳封存”和“碳捕捉”等措施缓解气候变迁。存在的不足是：很少考虑到多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叠加后果，较少涉及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之间的经济判断，相应保护对策缺乏有效的经济手段。

20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特点有：从研究目的看，主要基于偏好方法为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价值判断和理论指导；从研究重点看，注重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成本效益、服务价值、补偿对策和保护对策的效果评价，也认识到气候变迁引起的经济损失，但对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关注不够；从研究趋势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正在演变为一支独立的学科。尤其是，TEEB的生态价值的识别、展示和捕获三步法备受关注。这种方法首先通过甄别哪些生态服务有用且具有保护价值，然后通过评估展示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最后通过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将生态价值纳入决策之中，实现了生态价值体现和保护管理的有机地统一。从研究应用看，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提出适度管制下的市场化保护思路，并就保护对策的实施效果做了经济评估。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整个体系依然纷繁复杂，观点纷呈。从保护管理的逻辑前提看，存在“福利均衡”、“不确定性”“外部性”、“不可逆性”、“社会公正”、“产权交易”等研究视角纷争；从关注重点看，生态经济学派注重价格或成本替代分析，认为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生态价值总量可以超过GDP。环境经济学派则坚持在GDP框架内，使用支付意愿和边际分析等方法计算生态价值。期权价值论者认为重视不确定性的生态预期价值可容易避免决策的不可逆性。伦理经济学派强调了保护的伦理判断。

（二）国内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研究气候变迁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缔结《生物多样性公约》后，不少问题获得了有益的探讨，如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生物多样性内涵，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生态保护等。具体来说，国内主要研究了下列问题：关于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方面，认识到气候变迁已成为驱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尤其会对农业造成显著影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现状方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但是因为过度消耗造而面临耗竭，因为市场力量和气候变迁而加速丧失和形成结构失衡；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方面，认识到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国家生态安全的基石和生产力，提出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经济评价体系以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从技术性角度提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基因库、繁殖基地等对策。但是对“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则存在激烈争论。从经济体制角度提出以“外部性”和“产权”为理论基础的处罚、税收、许可证、资源租等政府规制保护管理机制，以及以“信用”和“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债券、碳汇、期权交易等市场交易激励机制，提出同时改善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双赢”模式；关于区域发展研究方面，生态脆弱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有待于在气候变迁背景下构建一个内嵌生态服务价值于经济体系，兼顾当前与期权价值的一体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理论框架，为决策实践提供合理的理论指导。目前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生物多样价值识别研究不多，主要理论观点包括：西部地区对气候变迁的影响力认识不到位，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济价值，研究缺乏全局识别意识。在决策上则表现为：重视气候变迁对人的影响，忽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将生态服务价值内生化于地方经济体系，造成企业支付意愿与政府补偿要求相互错位；重视生物的局部性工程建设，忽视整体生态发展规划。结果导致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始终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无法使保护管理渐次演变为一个自觉自发的过程。相关研究同时认为，西部地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只要积极应对“气候变迁+经济社会”造成的双重影响，通过甄别对人类有用且需要保护的生物多样性（价值识别），并将其现期和期权价值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价值展示），最终运用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等手段保护这些价值（价值捕获），形成政府规制下的适度市场化激励多元化保护框架，就可能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和延缓气候变迁。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已经从不同学科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评估、价值补偿和保护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在系统性、全面性和学科协同性方面亟待加强，尤其需要强化研究气候变迁中生态脆弱区生物多样的经济价值识别问题。根据TEEB框架，这种识别具体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生物识别（生物物理结构、过程和功能）和价值识别两部分。

二、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的理论体系

（一）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演进

在2007年3月C8+5国家波茨坦环境部长会议上，德国提出一项关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经济意义”的提议，并作为《波茨坦倡议》的一部分。2007年6月在海利根达姆的G8+5峰会上，该提议获得通过并开启“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研究计划。TEEB从诞生到现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TEEB诞生到2008年5月，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期报告，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积极开发合适的能够估计和量化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退化的方法。第二阶段自2009年9月到2010年10月，主要是完成了生态与经济基础报告（简称TEEB D0）和国家及国际政策决策者（TEEB D1）、本地和区域管理者（TEEB D2）、企业（TEEB D3）、消费者与大众（TEEB D4）等四份最终用户报告，发表了《气候变化问题最新进展新情况》报告，强调了自然资本投资内在的货币价值，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了完整的TEEB报告。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将生态和经济整合到不同生态服务评估中，为各类生态服务推荐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让国家、企业和个人了解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代价以及避免损失发生的成本与效益，从风险管理、机会成本、商业影响等角度为改善生物多样性的各类经济活动提供咨询和工具，为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决策者制定行动指南。第三阶段就是自2010年10月至今，主要为TEEB推广阶段。目前，TEEB已逐渐被许多国家接受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已有德国、荷兰、英国、捷克、西班牙等国启动了TEEB国家进程。

（二）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研究体系

TEEB研究为传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方法、技术和标准体系。其研究目的在于：考虑如何将生态与环境整合到不同情境下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为各类情景分析提供合适的价值评估方法；通过估算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经济代价和避免损失发生的成本与收益，设计符合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决策者的行动指南，以实现可持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目的；从风险管理、商业影响力等角度，为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活动提供领先的信息和工具；帮助人类认识人类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的双向影响，最终实现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目标。TEEB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开始反思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经济价值以及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威胁，认识到当前生态补偿不足现状，考虑反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事项；通过研究贫困对生态系统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系，揭示出贫困是导致忽视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通过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建立了各种估计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的经济方法，用以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成本与收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视为自然资本投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成本、保护成本与效益问题，从全球、国家、企业角度提出相应指导建议；开始关注伦理和公平、自然过程、人类行为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等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建立了包含物理、定性、定量和货币等四位一体的“金字塔”式生态系统经济评估体系；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市场和新政策，主张生态保护益处分享；提出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贴、通过生态补偿和市场机制来奖励生态保护行为等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内容，TEEB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包含价值识别、展示与捕获等三个步骤，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有机地融合于经济体系的分析框架，目前正在被国际社会认可和采纳。在TEEB中，第一步价值识别是基于对人类的有用性经济价值判断，确定生态系统、物种和生态多样性等层面的服务价值范围；第二步价值展示是基于经济价值角度，使用经验分析方法判断生物多样的经济价值的存量与流量变化，以便为支持决策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服务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第三步价值捕获是决策者根据前两个步骤的分析结果，利用经济激励措施和价格杠杆，引导社会各个层面自觉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三个步骤之中，价值识别是基础和导向标，具有奠基和引领后者的功能，强调了生物多样价值的经济属性，突出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已有的研究显示，由于生物多样性结构复杂、非市场化程度极高、公共产品属性突出、受外部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TEEB目前尚无法做到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识别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即使在一国范围内的全面分析也相当困难，但在识别特定外因条件下特殊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的单个或几个生态服务价值时，效果比较理想。TEEB的三个步骤框架通过经济学方法评估并量化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有助于决策者及其他人士（如企业）做出正确决策。TEEB主张通过激励措施和价格信号，将生态系统的价值纳入决策之中，有机地统一了生态补偿、环境补贴、税收减免、环保产品和生态市场等保护决策，兼顾了实现保护行为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分析气候变迁条件下我国西部地区多样价值的识别问题就是对TEEB研究成功经验的传承，也是对其研究内容和视野的进一步深入拓展。在气候变迁条件下，TEEB的价值识别对生态保护发挥着重要的铺垫作用（见图1）。价值识别既要识别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哪些经济价值，还要考虑气候变迁引起了哪些经济价值发生了变化？究竟发生什么性质的变化？在此工作基础上，价值展示才能根据价值识别的结果，利用各种评估方法评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数量变化，价值捕获才能依据价值识别和展示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展开各种正向激励和逆向抑制保护决策，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由此可见，价值识别具有开源引流的基石作用。

根据TEEB价值体系，价值识别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从生物特性角度，识别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哪些生态服务，并理清某些外部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是从经济价值角度识别哪些生态服务可以被纳入到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经济价值因外部条件发生变迁将发生什么变化。在气候变迁条件下，我们首先要识别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气候变迁对这些生态服务产生的影响，然后识别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构成以及气候变迁对其产生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相应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

三、气候变迁条件下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生物识别

生物多样性是指对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物种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由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十分复杂，需要根据它们纷繁复杂的生物特性，采取合理的识别技术来筛选稀缺且有用的生态服务，进而识别其可以纳入经济体系的经济价值。所以，我们首先要充分识别它能给人类提供哪些生态服务，因哪些原因而产生变迁。TEEB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分为支持功能、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等类型。这些服务功能正在因人类过度利用而不断弱化，更令人担忧的是，气候变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服务的急剧退化。

（一）气候变迁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影响

当前的全球气候变迁特征具体表现为：全球气候日益变暖很可能是在自然变化趋冷的背景下由人类活动的显著影响而出现的反自然变化趋势（详见图2）。从空间分布看，北半球增温比南半球明显，高纬度比低纬度明显。冰川加剧融化，海平面逐步上升。据IPCC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13：自然科学基础》显示，1901-201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19厘米，过去10年间，冰川融化速度比上世纪90年代加快了数倍；全球年降水量增加，区域降水格局变化有差异。自然灾害频发。1980-2012年间，全球发生各类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约21000起，而大部分又是由气候变迁造成的。

气候变迁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物多样性，这些影响主要包括：

首先，气候变暖造成物种灭绝数量加剧。自1800年全球气候变暖以来，全球动物灭绝速度日益加剧且快于自然演化过程（见图3）。据估计，目前世界物种灭绝速率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每年，甚至每天有大量动物或植物灭绝。如果未来全球平均升温幅度超过3.5℃（相对于1980-1999年），则有高达40%-70%的物种可能灭绝。

其次，气候变暖影响到物种分布。气候变迁打破了物种分布具有的内在稳定性，具体表现为：气温变化引起物种迁移、生物入侵危害以及流行性疾病的空间位移。气候变迁也引起了物种入侵，对入侵地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的威胁，导致植物病害分布范围改变、植物病害增加，相应增加相关的产业维护成本，也使相关产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尤其会影响到农、林、牧、副业等产业产品质量，从而增加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

再次，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全球变暖和降雨量的变化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大气CO2浓度影响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也加重了病虫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危及粮食安全问题，特别像我国西部地区这样的处于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和缺乏应对手段的欠发达地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自然和经济挑战。气候变迁尤其对占全球粮食产量85%以上的小麦、玉米、稻米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粮农组织（FAO）网站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伴随着气候变暖趋势明显，全球三大粮食产量增幅有明显下降趋势。

我们以Y1、Y2、Y3分别代表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产量，以X1代表全球气温，X2代表全球CO2排放量，建立粮食产量与气候的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进验证气候变化与农作物之间是否存在明确关联性。其中，小麦、玉米、水稻气温数据通过归并和整理世界粮农组织（FAO）网站各国粮食产量数据而获得，CO2排放量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估计结果如下表1。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全球小麦产量与全球大气平均温度正相关，与全球CO2浓度正相关，随着气温的升高，对全球小麦生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CO2排放浓度加大，也有利于小麦的整体生产。全球玉米产量与大气平均温度正相关，与CO2浓度负相关。根据预测，玉米的产量在未来10年内呈增长趋势，但有趋于减缓的趋势。全球稻米产量与大气平均温度正相关，与全球CO2浓度负相关，但是全球稻米产量增长速度正在逐渐增加，主要原因是水稻种植从低纬度向高纬度推移的结果，这种变迁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粮食生产的经济布局。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迁是相互影响的。气候变迁也引起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迁的逆向作用，因此气候变暖对其自身具有双重的加速作用。此外，气候变化不仅改变物候期，而且影响到地区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目前，全球大约有80%物种的物候期每10年提前或延后了2.3-5.1天，这将会影响地区旅游业格局和收入，而带菌生物的传染病传播爆发和寄生虫生长速度加快也将增加对人类健康维护医疗成本。

（二）气候变迁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影响

气候变迁同样成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突出因素。首先，气候变迁引起中国大量物种灭绝。《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列入的濒危动物则达到258种，濒危植物有188种。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已扩大到35个，保护成本逐年上升。之所以造成如此多的濒危物种，气候变迁就是一个主因。其次，气候变迁导致物种分布空域发生变化，加重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成本。最后，气候变迁也影响到我国农林牧业生产的空间分布。近些年，我国气温呈现升高趋势，有利于北方秋播和临冬播种的作物生长发育。伴随着气温升高，我国冬小麦的种植面积从南向北逐步扩大，由北纬36°扩展到北纬39°。未来50年，一年一熟制大约向北推移200-300公里，一年二熟和一年三熟制将向北推移500公里左右。但是气候变迁也让我国水灾和旱灾频繁，病虫害频发，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1951-2013年全国农业年均受灾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31%左右，其中水、旱灾受灾面积合计占到总受灾面积的79.8%，病虫害损失大约为农业总产值的20%-25%。

按照总价值体系框架，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也包括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但西部地区贫困和经济欠发达特征造成了西部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直接通过市场识别的价值比重偏低，非市场价值部分比重偏高现状，致使大量生态服务价值被忽略，从而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十分脆弱且需要亟待保护与保护极为不力的鲜明对比。所以，该评估体系还不完全适合西部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识别。但是仍然有必要从理论上理清其中的价值内涵，以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体系。

首先，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市场价值也包括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两个方面。一方面，直接价值又包括真实价值和虚拟价值两大类。其中，真实价值主要包括农牧产品、野生动物皮毛、野生中药材、自然保护区旅游观光等通过市场交易体现的市场价值，虚拟价值包括西部原生态生物多样性所蕴含的期权价值。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虽然丰富，但是极其脆弱且适应性差，一旦退化或消失就很难逆转，所以它的生态服务价值就显得更加珍贵。然而，气候变迁进一步促使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现出个别数量型增长与整体质量型下降的态势，成为我国公布濒危物种最多的地区。所以，这些特征决定了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退化的不可逆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也就决定了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的相对经济价值必然高于其他地区。但更不幸的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居民收入水平位偏低，客观上决定了支付意愿低于发达地区，也低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的实际预期价值，由此又导致大量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仅仅被纳入到了间接价值或非市场价值之中，甚至非指定保护价值范畴之中，从而大大增加了西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种种风险。另一方面，间接价值同样包括真实价值和虚拟价值两部分。真实价值是指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成本。虚拟价值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修复、以及避讳、重置成本的总和。限于西部地区经济文化欠发达、生物多样性市场化程度极低、生态脆弱性高等因素，这部分价值一般不宜识别、也很容易被忽视，往往造成大量生物多样性价值无法通过市场识别，因此价值评估和管理也被严重扭曲，最终形成生物多样性退化迅速与保护修复缓慢的巨大反差窘境。所以，通过有效价值识别手段，尽早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有利于国家从经济体制上统筹规划生物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财政税收体系以及市场体系杠杆的作用更有效地保护西部生物多样性。

其次，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非市场价值包括显示性偏好和描述性偏好两个方面。其中，显示性偏好主要有享乐价值和旅行成本。在西部地区，针对生物多样性的享乐价值主要包括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欣赏、特有性极高的珍惜动植物观赏、以娱乐性为主的服务于休闲、体育竞赛等活动价值。旅行成本主要包括游客在西部旅途中产生的景点门票、交通食宿费用等开支。描述性偏好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或然行为、选择模式、联合选择，该部分价值主要是无法通过替代和或然归纳和演绎而评估的出来的价值，以及服务价值多元化条件下，所做出的归一化或联合价值选择；第二部分联合价值，包含了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等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基于上述“供给服务”的价值体系展开对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显然，这些研究还不能完全满足西部地区生多样性的价值识别要求，需要进一步借鉴和使用更为合理的新评估体系。

2.TEEB框架体系下的生物多样价值识别体系

根据TEEB分类，生物多样性各种服务价值包括供给、文化、调节、生境等服务的经济价值。其中，供给价值一般包括食物、原材料、新鲜水、医药资源的价值；文化价值则包括娱乐消遣、旅游观光、精神体验、审美欣赏等经济价值；至于调节价值，则包括当地气候和空气质量、碳捕集与封存、极端气候、土壤侵蚀与肥力、废水处理、授粉、生态控制而产生的经济成本。此外，生境价值包括物种丰裕度、遗传多样性所产生的价值变化量。不仅生态服务丰富多元化，而且生物多样性的服务跨越了不同的生物层面、地缘政治维度、价值评估机构，受到经济机制、政策和市场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建立一个万能包罗万象的模型来评估这一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规范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的研究框架，建立包含正规体系（如法律、税收、保险和市场规则）和非正规体系（如习性、消费和观念）的评估框架。

按照TEEB的价值分析框架，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包含指定和非指定价值。除了全国共性的生态服务价值之外，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指定价值主要包括对西部地区有用、稀缺和濒危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这些价值不一定与其他区域相同，因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所独有的生态服务价值，可能对西部地区十分重要，但对其他地区可能价值不明显或未必有价值，反言之，其他地方有价值的生物多样性也可能对西部地区未必有价值，比如物种入侵就是如此。非指定价值是指那些对西部地区非稀缺、暂时没有发现其使用价值的生物多样。

根据TEEB框架，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同样包括供给价值、文化价值、调节价值和生境价值四个方面。

第一，供给价值包括食物、原材料等经济价值。食物是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可分为粮食、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纯净水等经济价值。其中，西部地区是小麦、玉米、水稻的主产地，盛产牛羊肉，也是是全国主要奶制品生产基地，主产大白菜、辣椒、土豆、西红柿、苹果、梨、猕猴桃、板栗、石榴、柿子等果蔬产品。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大气和水污染程度相对较轻，产品的性价比高，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新鲜水源聚集地。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还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生物性原材料，如皮毛制品、中药材等。另外，西部地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也催生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医疗技术和医药产品，为西部地区的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经济价值一般与市场的关系密切，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货币化价值，所以大多数都被纳入了国民经济体系之中。

第二，文化价值包括娱乐消遣、观光旅游、审美欣赏。其中，西部地区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娱乐消遣价值主要有乡村农家乐、果园和花卉基地等休闲式娱乐活动场所的生态消遣活动，比如农家乐、垂钓、游泳、餐饮、喂养动物、果园采摘、花卉观赏等。而观光旅游价值主要是在一些自然风景区、生物保护区的自然风景服务价值。审美欣赏则主要是参观园林、动植物园，以及欣赏一些生物工艺制品给我们视觉听感官和心情带来愉悦的心理价值。在这些价值中，娱乐消遣、观光旅游价值可以通过旅游和交易体现其经济价值，而审美欣赏的经济价值则不容易直接通过市场来体现。

第三，调节价值包括气候和空气调节、环境改善、非消耗服务、生态控制。其中，生物多样性的气候和空气调节价值主要有调节气温和降水、空气净化、抵御极端天气、碳捕集与封存等，这些服务功能尤其是对地处干旱、半干旱、生态十分脆弱的西北地区十分重要。而环境改善则主要包括生物分解和固定污染物的状况。至于非消耗服务，一般包括生物水源净化和涵养、传粉等价值。生态控制则具体包括自然保护区、生物保护基地、生境廊道的价值。在调节价值中，只有通过财政和人力资源投入的经济价值才能包含在国民经济体系之内，而其调节价值需要借助其他价值方法加以评估。

第四，生境服务价值是指物种栖息地的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等的存在价值，包括必需的物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价值。生境虽然不能为人类提供直接生态服务，但是生境好坏却决定了物种的丰裕程度、分布结构、隐蔽场所结构以及遗传多样性等，也决定了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质量、程度等。因此生境服务价值也是价值识别主要组成部分。生境服务识别具体包括：水平、时间、垂直结构三个方面。水平结构价值包括物种丰裕度、隐蔽场所、生境选择所产生的经济福利，其中隐蔽场所主要包括生物的逃遁、越冬、休眠、休息、繁殖场所。时间结构包括生物周期循环引起的价值变迁和生物多样性的期权价值等。垂直结构包括对遗传多样性、基因保护等所支付的成本和费用。

（三）气候变迁条件下西部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变化识别

由于气候变迁已经引起生物多样性结构、变迁过程和结构等生态服务的变化，显然也对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有负有正。根据TEEB框架，笔者认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西部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总体经济价值功能日益弱化，致使经济价值总量呈现下降趋势。从局部角度来看，气候变迁对不同时空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影响有所不同，有正有负。但是从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整体生态服务价值来看，气候变暖、干旱、极端天气、引起、酸雨等已经造成西部地区的畜牧和养殖业产品质量下降、土壤维护费用增加、作物种植养护成本持续上升、保护区、基因库、养殖基地等生态保护费用不断增加，从而抑制了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的总体经济价值，也造成西部生物多样的经济价值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整体下降。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2

1．生物多样性的涵义

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diversity或biodiversity）是指生命有机体及其借以存在的生态复合体的多样性和变异体，确切地说，生物多样性是所有生物种类，种内遗传变异和它们生存环境的总称，包括不同种类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拥有的基因，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2]，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3]。遗传多样性，即指所有遗传信息的总和,它包含在动植物和微生物个体的基因内；物种多样性，即生命机体的变化和多样化；生态系统多样性，即栖息地、生物群落和生物圈内生态过程的多样性[4~6]；景观多样性指的是由不同类型的景观要素或生态系统构成的景观在空间结构、功能机制和动态方面的多样性或变异性[7]。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核以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最重要因素和人类生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8]。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有着巨大的价值，傅伯杰等（2001）认为生物多样性的具有利用价值及内在价值，将生物多样性的利用价值分为直接利用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利用价值就是指为人类消费提供的那部分的生物资源价值。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于其维持生物圈的功能[7]。1995—1997年王健民等在《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提出生物多样性总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价值、潜在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四个方面，并进行了评估约为40万亿元（如表1）[9]。

从表1可见，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联系的间接使用价值，占其总价值的约95％。这一部分价值也正是生态旅游存在并大行其道的资源基础。例如，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是自然生态环境——以景观多样性为基础；生态旅游欣赏的对象是自然景观、自然植被、自然中重要的动植物类群、特定的物种、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以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为欣赏对象。

表1中国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初步评估结果

价值类别

价值（元）

直接使用价值

产品及加工品年净价值

1.02×1012

直接服务价值

0.78×1012

小计

1.80×1012

间接使用价值

有机质生产价值

23.3×1012

CO2固定价值

3.27×1012

O2释放价值

3.11×1012

营养物质循环与贮存价值

0.32×1012

土壤保护价值

6.64×1012

涵养水源价值

0.27×1012

净化污染物价值

0.40×1012

小计

37.31×1012

潜在使用价值

选择使用价值

0.09×1012

保留使用价值

0.13×1012

小计

0.22×1012

合计

39.33×1012

摘自《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1998。

2．森林旅游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森林旅游就是以良好的森林自然生态环境为主体，利用森林生物的多样性、多功能，辅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经过科学保护和适应开发，为旅游者提供游览、休闲、度假、保健疗养、文化娱乐和科学教育等旅游服务。[12]

生物多样性不仅为森林旅游提供基础资源——生物资源，又为森林旅游提供美学价值，为此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森林旅游得以持续、成功发展的根本所在。但是随着森林旅游的无序、盲目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我国数次森林资源清查的资料显示，第一次森林资源清查（1973～1976）时，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指数为100；第三次森林资源清查（1984～1988）时，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指数为133.73；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1994～1998）时，我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指数为178.63，增长了1.9倍[8][10]。森林旅游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由于森林生物多样性存在不确知性(Uncertainly-Known)的特性，人们还不清楚森林中到底有多少物种，加上森林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资源或一个系统，本身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11]。所以，人们还不能确切评估森林旅游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大小，大部分专家是采用定性的方法来评价。

经营者以自然景观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的森林旅游，目的是使经营者自己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必然生态系统提供更多的能流和物流，对系统内的生物种类组成、种群数量比例和土壤的外部形态等产生一定的影响。[13]据韩也良(1991)研究，旅游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对山体和植被的直接破坏，往往是其基本建筑面积的几倍和几十倍。[14]森林旅游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森林生物个体的影响。大量涌入的游客的活动使动植物的繁殖习性变得紊乱，使个体的生命周期扰甚至阻断，影响到物种种群的繁衍进程，改变种群结构，严重的会造成物种的灭绝。

（2）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影响。反复的旅游践踏会破坏土壤物理结构，降低土壤层厚度，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地力衰退，从而破坏动植物生活的基础环境。另外，旅游活动在自然环境中造成大量的垃圾堆放，会导致景区土壤化学性质的改变，并阻塞空气和光线，从而造成土壤营养状态的改变，使生态系统受到损害。特别是不可降解甚至有毒物质的产生，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严重。

（3）对森林景观多样性的影响。旅游设施建设过程中大量伐除植物，改变了植被覆盖率或植被结构性质，造成景观破碎度加大，导致景观多样性的降低[7]。

（4）频繁的旅游交通为外来种入侵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便利，另外，大面积建筑物或公路阻隔了两个生境之间物种交换，从而影响到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3．旅游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森林旅游活动的开展，其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严峻考验，而且旅游手段越现代化、旅游密度越高，产生的负作用就越大[15][16]。由于政府过去对环境问题的不重视以及对游客教育的忽视，使得生物多样性迅速衰减，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刻不容缓。

3．1保护措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可分为以物种为中心和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两种保护途径[17]，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从物种保护开始的，但经验表明，单一的物种保护很少能够达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18]。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设法保护物种的生存环境——生态系统和景观。在对森林生态旅游区规划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物种生存环境的保护。比如，在较大范围的自然区域内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应注意规划出的游览区和游径区域一旦有较大强度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状态相比较)，是否会影响已建立的自然区域内自然保护区网作用的发挥。要求坚持对保护区网外缓冲带以内区域(包括核心保护区、生境走廊、内缓冲带)的严格保护，应将人类活动都限制在外缓冲带及以外的范围内，以免由于人类活动区的不科学规划，造成区域内物种基因、能量、物质流通渠道的损坏，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与破坏；其二，应建立相应的物种监测体系，对每个物种建立档案，以便于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实施。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旅游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1)将森林旅游区分为中心活动区和生态缓冲区两部分。在生态缓冲区内严禁破坏森林资源。

(2)采用高设计标准使园内建筑物风格与周围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相协调。

(3)把对环境影响大的不适宜商业活动及设施集中到中心活动区或敏感环境区域外。

(4)在上马娱乐项目时要考虑到生态效应，使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

(5)对旅游者普及生态教育，自觉以生态意识贯穿整个旅游活动，并且能够自觉保护旅游资源。

(6)设立醒目而生动有趣的保护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标识牌。

(7)将垃圾分类别(玻璃、塑料、纸品、易拉罐)收集，统一处理。

3．2应处理好的问题

虽然森林旅游对森林生物多样性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森林旅游割离开来，而应该借助森林旅游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通过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促进森林旅游的持续发展。所以在进行森林旅游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森林旅游应同保护生物多样性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等多种形式，向游人传播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的科学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以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之效果。为此，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经营者可以在森林旅游地建立动植物标本档案，供游客参观。还可在森林旅游区设置一些解释大自然奥秘、保护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标牌等教育标志。还可通过发放环保宣传单、导游员生动解说等，让游客在愉悦中增强环保意识，使森林旅游区成为提高人们环境意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天然大课堂。

2．依据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开展森林旅游，维护生物生存环境。大部分森林是无效旅游资源，游客一般集中在旅游线路附近，因此应该考虑旅游资源的环境承载力。所谓旅游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旅游资源质量的前提下，某地区的自然环境所承受的最大限度的旅游活动量[19]。根据旅游环境承载力来控制游客量，可以避免对资源的过度利用，避免开发经营后“人满为患”对生物资源造成破坏。因此，旅游环境承载力应加强研究，加强管理监控，采用景区分流、价格分流等有效的人员分流方法，严格控制超容量吸引游人，进行科学管理，提高旅游科学文化品位和生态经济效益，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

4．讨论

对于森林旅游区而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维护其自身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如何分析生物多样性与其环境的关系，如何找出影响生物多样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如何找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素，不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是对森林旅游区的经营，同样是迫切需要在经营与设计中解决的问题。把保护与经济发展，把保护与持续利用目标相结合，使保护成为一种积极手段。

参考文献：

1．邵琪伟.在河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的讲话.旅游调研.2005,(10)

2．陈灵芝.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对策.见：钱迎倩，马克平主编.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原理与方法.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3~15

3．马克平，试论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生物多样性，1993，1（1）：20~22

4．McNeelyJA,MillerKRetal.Conservingtheworld.Biologicaldiversity.Gland,Switzerland,1990

5．SouleME.Conservation:tacticsforaconstantcrisis.Science,1991,253:744~750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3

中图分类号：S7185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168（2012）06-0044-05

收稿日期：

2012-10-09；修回日期：2012-12-20

作者简介：华朝朗（1973-），男，贵州金沙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工作。

人类的生存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以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但长期以来，人类已经习惯于无偿地从大自然获取一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肆意掠夺导致的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对于任何东西，只有明确其价值特别是货币价值，人们才会去珍惜、善加利用。森林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1]。森林除了直接为人类提供食品、医药、工农业生产原料、景观娱乐等，更重要的是维持生命物质的生物地化循环与水文循环、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环境、维持生物物种与遗传多样性、维持地球生命系统等，森林所起的这些作用即是其生态服务功能[2]。森林是对人类影响最重大、最直接、最关键的生态系统。研究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经济价值，对于保护森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怒江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是云南省重点林区之一，保存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又是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其生态区位极为关键，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森林的生态安全屏障作用显著。

1研究区域概况

怒江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25°33′～28°23′N、东经98°39′～99°39′E，国土面积为14703万 hm2，国境线总长44947 km，是滇西北重要边防屏障。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延部分，滇西北横断山脉纵谷地带，濒临欧亚与印支两大板块的结合部。境内地势由巍峨高耸的山脉与深邃湍流的江河构成，海拔高差大，最高海拔5 128m，最低海拔仅738 m，相对高度约4 390m，是典型的横断山与江河深切的高山峡谷地貌。全州东临迪庆州、大理州，南连保山市，西与缅甸毗邻，北与接壤。气候属于低纬高原的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沿江从南到北，气温随纬度的差异而变化，南部炎热，中部温暖，北部寒冷；从河谷到山顶，随海拔增高，气温依次递减，江边炎热，半山温暖，高山寒冷。州内江河密集，水资源丰富，纵横交错的江河使全州形成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主要河流有怒江、澜沧江和独龙江，分属怒江、澜沧江、伊洛瓦底江三大水系。土壤依海拔由高到低分布着暗棕壤、棕壤、黄壤、黄红壤、红壤、赤红壤。怒江州地处泛北极植物区系和古热带植物区系的交汇地带，带来了植物分布区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怒江州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寒、温、热3个气候带兼备的物种基因库。已知高等植物有200余科、1 000余属、3 600多种。怒江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森林覆盖率达730%。高山针叶林带的铁杉林、云杉林、冷杉林是森林资源的主体。

截至2010年末，怒江州总人口535万人，人口密度为363人/km2。2010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GDP）为5476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54亿元，人均GDP为10 266元，全州财政收入为584亿元，财政支出为340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005元[4]。

据2007年怒江州森林资源调查资料，全州共有森林9691万 hm2，其中纯林6982万 hm2，混交林2519万 hm2，竹林068万 hm2，乔木经济林122万 hm2。森林活立木总蓄积为16 61528万 m3。

2研究方法

21评估指标体系

依照全面性、代表性和简明性原则，结合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选择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6项13个指标[5-9]评估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表1）。

表1怒江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指标体系

Tab1Nujiang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指标类别指 标

涵养水源调节水量、净化水质

保育土壤森林固土、森林保肥

固碳释氧固碳价值、释放氧气

林木营养积累林木营养积累N、P、K

净化环境提供负离子、吸收二氧化硫、吸收氟化物、吸收氮氧化物、阻滞降尘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

林 业 调 查 规 划第37卷第6期华朝朗，等：怒江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22评估采用的数据及来源

1）近期完成的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

2）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

3）国家权威部门及当地实际的社会公共数据（表2）。

23评估方法

按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理论和方法，采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5]，从

物质量和价值量2个方面对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估。

表2社会公共数据[5]

Tab2Social public data

项目 单 价名 称单 价

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688元/t固碳费用1 000元/t

磷酸二铵含氮量1400%制造氧气费用1 000元/t

磷酸二铵含磷量1501%二氧化硫治理费用120元/kg

氯化钾含钾量5000%氟化物治理费用115元/kg

磷酸二铵价格3 300元/t氮氧化物治理费用105元/kg

氯化钾价格3 200元/t降尘清理费用025元/kg

森林涵养水源包括调节水量和净化水质2个指标。物质量评估采用降水储存量法[10，11]，即用森林的蓄水效益来确定其涵养水分的功能；调节水量价值评估采用替代工程法，净化水质价值评估采用当地自来水价格推算。

森林保育土壤的功能包括森林固土和保肥2个指标。固土量采用不同森林与无林地土壤侵蚀模数的差值求算；森林固土价值根据蓄水成本，采用减少淤积泥沙的方法进行计算；森林保肥价值根据N、P、K肥市场价格计算。

森林固碳释氧选用固碳、释氧2个指标。采用材积源生物量法，即利用森林资源调查获得的蓄积生长量推算生物量[12]，相关参数取值参见有关文献[13-16]及其测算值；价值量采用市场固碳和制造氧气价格计算。

选取林木N、P、K积累指标来反映功能。采用林木生长量推算林木的N、P、K物质含量，再根据N、P、K肥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

选取提供负离子、吸收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滞尘指标来反映森林净化大气环境功能。根据不同森林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的能力[17]计算森林净化大气环境物质量，再根据其市场价值及污染物治理费用估算其价值。

选取森林年生物物种资源保育价值来反映生物多样性价值。物种保育价值计算按Shannon-Wiener指数计算方法，共划分为8个等级。

3评估结果

31涵养水源

经估算，怒江州森林年调节水量为3558亿 m3，价值为24479亿元/a，年净化水质价值为5693亿元，每年涵养水源的价值合计为30172亿元（表3）。

表3怒江州森林涵养水源量及价值

Tab3Nujiang forest water resource quantity and value

调节水量/（108m3·a-1）调节水量价值/（108元·a-1）净化水质价值/（108元·a-1）涵养水源的价值/（108元·a-1）

355824479569330172

32保育土壤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固土量13 27715万t，年固土价值为2316亿元，年保肥价值为31488亿元，年森林保育土壤价值合计为33803亿元（表4）。

33固碳释氧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吸收CO2 62387万 t，固碳17013万 t，固碳价值为1701亿元；全州森林生态系统年释放氧气45546万 t，价值为4555亿元；全州森林生态系统年固碳释氧价值为6256亿元（表5）。

34林木营养积累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积累的营养物质分别为固

表4怒江州森林的保育土壤量及价值

Tab4Nujiang forest soil conservation volume and value

132771523166456184919073273773148833803

表5怒江州森林的固碳释氧量及价值

Tab5Nujiang forest carbon fixation and oxygen releasing value

氮量221万 t、固磷量017万 t、固钾量152万 t；积累营养物质的价值合计为657亿元（表6）。

表6怒江州森林的营养物质积累量及价值

Tab6Nujiang forest nutrients accumulation and value

221017152657

35净化大气环境

经估算，全州森林年提供负离子139×1025个，价值为20 84082万元；年吸收SO2 1571万t，价值为18 85041万元；年吸收氟化物021万t，价值为24077万元；年吸收氮氧化物058万 t，价值60644万元；年阻滞降尘2 27824万 t，价值为569 55937万元。怒江州森林净化空气的价值合计为6101亿元/a（表7）。

表7怒江州森林净化环境量及价值

Tab7Nujiang forest cleaning of environment volume and value

提供负离子吸收SO2吸收HF吸收NOx滞尘

价值合计/（104元·a-1）

139×101720840821571188504102124077058606442278245695593761009781

36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按所掌握的部分动物的统计资料计算，怒江州

Shannon-Wiener指数为462，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指数值为801，兰坪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指数值为472。全州森林生态系统的年生物物种资源保育价值为35093亿元/a。

37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

每年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总价值（生态产值）为1 12083亿元/a。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25093亿元/a，占3131%；保育土壤价值为33803亿元/a，占3016%；水源涵养价值为30172亿元/a，占2692%；固碳释氧价值为6256亿元/a，占558%；净化大气环境价值为6101亿元/a，占544%；积累营养物质价值为657亿元/a，占059%（表8）。

表8怒江州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汇总

Tab8Nujiang forest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summary

类 别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 计

价值/（108元·a-1）30172 33803 6256 657 6101 35093 112083

比例/%2692 3016 558 0595443131 10000

4讨论和建议

评估结果表明，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中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最大，保育土壤价值和涵养水源价值分别居第二、三位，排在第四、五、六位的是固碳释氧价值、净化大气环境价值、积累营养物质价值。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怒江州森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保育土壤和水源涵养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其中水源涵养、保育土壤价值合计达到63975亿元/a，占总价值的5708%，显示了森林对于山高、坡陡、谷深的怒江州在保水保土方面的重大作用。怒江州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目前开展的考察工作还很有限，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尚未摸清，不少生物物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仍有待调查，很多新物种有待发现，因此全州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际价值应高于本次估值。

据中国林科院近期的评估，全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年价值约为10万亿元，单位面积森林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约为552万元/（hm2·a）[9]。另据赵元藩等对云南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云南省单位面积林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677万元/（hm2·a）[18]，而怒江州单位面积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1156万元/（hm2·a），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9倍，云南省平均水平的171倍。可见，怒江州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远远高于全国和云南省的平均水平。有必要在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中，探索研究按照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高低，实行差异化的补偿标准。

怒江州地处云南西部边境，境内担当立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怒山（碧罗雪山）、澜沧江、云岭等四山三江相间排列，3/4以上的国土面积坡度在25°以上，生态极其脆弱，同时又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重要的生态区位，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决定了全州森林以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土壤、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生态服务功能和保障国土生态安全为主。怒江州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相当于全州2010年GDP的2048倍，突出反映了怒江州资源富集与贫困长期交织的特殊性，也是云南乃至我国西部部分地区生态良好与经济落后相伴的典型缩影，需要全社会提高对生态产品的认识，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体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文华，李飞中国森林资源研究[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

[2]郭浩，王兵，马向前，等中国油松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J]中国科学C辑200838（6）：565-572

[3]李文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云南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5]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

[6]余新晓，鲁绍伟，靳芳，等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J]生态学报，2005，25（8）：2096-2102

[7]赵军，杨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J]2007，27（1）：346-356

[8]王兵，李少宁，郭浩江西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J]江西科学，2007，25（5）：553-559

[9]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项目组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10]李金昌生态价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11]赵同谦，欧阳志云，郑华，等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04，19（4）：481-491

[12]赵敏，周广胜基于森林资源清查资料的生物量估算模式及其发展趋势[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8）：1468-1472

[13]国家林业局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造林项目碳汇计量与监测指南 [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

[14]方精云，刘国华，徐嵩龄我国森林植被的生物量和净生产量[J]生态学报，1996，16（5）：497-508

[15]冯宗炜，王效科，吴刚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4

2森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类型

参考普遍认同的MA报告，同时结合第1节的分析以及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的需要，可以把生态系统服务分为调节、文化和支持三大类型。支持服务是森林生态系统得以存在的根本，是森林提供调节和文化服务的基础。对支持服务的探讨更多的是在生态学和环境保护学范畴内展开，所以讨论支持服务中的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比经济价值更有意义。支持服务中的初级生产则兼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由该过程产出的木材和非木质林产品具有消耗性使用价值。调节服务中的子类型，例如固定二氧化碳、水文调节和农田防护等，间接为人类提供福利，属于间接使用价值。文化服务中的森林游憩和精神宗教价值属于非消耗性使用价值，科教价值大体上属于非消耗性使用价值，因为科教活动以非消耗性使用为主。根据是否具有市场价格、是否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是另外一种分类方法。此时，可以把森林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划归“市场价值”，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划归“非市场价值”。在这种分类方法中，产品的“市场价值”与服务的“非市场价值”之和相当于分类系统中的总价值。

3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与要素

目前国内外对生态（效益）补偿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具有代表性的一般都是从环境或生态经济学角度给出，例如Wunder提出的PES定义，李文华等对生态补偿概念和内涵的解析。综合国内外研究，本研究认为可以把生态补偿理解为：为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应，而向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支付现金或提供物质、技术和优惠政策等作为奖励，或者向破坏者收费用以补偿和修复生态系统的一种基于利益关系调节的经济刺激手段或制度安排。这是从较宽泛角度的理解，包括激励和惩罚2个方面。因此，可以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看作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它包括供应者、购买者、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等要素，这些要素缺一不可。1）供应者一般是林权所有人或者实际占有者，在土地私有制国家一般指私有林地所有人。在中国，北方主要是国有林区；南方为集体林区，经过林权改革，个人林权所有者比例已经增大。2）交易对象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某一种或者几种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其载体是特定林地和地上森林植被构成的生态系统。交易对象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它们的边界有时不甚清晰，但其载体具有清晰的边界和权属关系，这是实现交易的前提。3）购买者通常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当然也可以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等，或者多种组织的联合体。4）交易价格即补偿标准。为便于实践操作，一般按森林面积逐年支付，元／（hm2•年）。

4“理性”决策下的机会成本

本节中“理性”是指经济学“理性人”概念中的“理性”。现实中经常存在2个决策单位，一是政府（整体长远利益的代表），二是经营者（私人、局部利益的代表）。“理性政府”决策目标是整体长远利最益大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认识的提高，优先考虑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渐成为世界潮流，例如现有植被是天然林的，要求维持自然状态；是人工林的，要求尽量经营混交林、延长轮伐期和实行择伐。“理性人”（经营者）决策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从生产成本、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等因素出发，通常选择经营人工纯林，缩短轮伐期，实行皆伐。对同一林分而言，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最大化不可能同时实现，必然有所取舍。为示区别，称政府选择的经营模式为“经营模式Ⅰ”，经营者选择的为“经营模式Ⅱ”。2种经营模式获得的服务价值存在差异。假定现有植被为天然林，长方形的高度示意单位面积天然林和人工林ES流量价值的相对大小。一般情况下，人工林每年单位面积的ES价值低于天然林，因为：人工林的物种多样性显著降低于天然林；群落结构相对单一使人工林保持水土、养分循环等方面的价值低于天然林。此外，为保持人工林的稳定性和林木的较快生长，通常需要投入一定量的农药、化肥，这些物质进入环境后容易污染水体、破坏大自然食物链。当选择经营模式Ⅰ时，意味着保留天然林，公众可以获得高于人工林的ES价值，高出部分用图2中的Δ表示，显然它是一个差值。Δ也可以解释为选择经营模式Ⅱ时（表现为皆伐天然林后持续营造和经营人工纯林），公众因选择的改变而引起的ES价值的损失。使了流量的概念，并且关注不同森林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原因是：1）正如消费者入住酒店时，付费购买的是所需的服务（按时间计费，视为“流量”），不是酒店的资产（“存量”），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交易的是生态系统供应的服务“流”，很少涉及到生态系统本身的交易（或者说森林资产“存量”的买卖）。2）当某一块土地林地使用价值属性不变（现实中，受法律法规的约束，林地不能随意转变为其他用途的土地），而地上植被面临不同选择时，损失的是一个差值，不是生态系统服务全部。天然林和人工林经营决策“博弈”的例子，天然林和人工林都可以提供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和固定二氧化碳等服务，所不同的是数量和质量。因此，实践中应当分析、界定和评估“流量”价值，用流量价值作为制定补偿标准的参考依据。当面临林地用途不变、地上森林类型可能发生变化的情景时，应正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发生的得失，并根据经济学中机会成本的定义，选择最大的差值作为该情景下补偿标准的参考。例如，假定在我国亚热带林区拟通过生态补偿防止某片天然阔叶林（流量价值为ES0）转变为人工林，当地最流行的人工林是马尾松林和杉木林，同等立地条件下流量价值分别为ES1和ES2，则Δ＝max（ES0－ES1，ES0－ES2）。进一步，可以得出：1）对于公益林，评估其ES总流量价值；2）对于商品林中的天然林（即天然商品林），评估天然与潜在转变的人工林类型的ES总流量价值之差。而一般情况下商品林中的人工林生态价值不高，一般不予生态补偿。

5评估原则与指标

5．1评估原则

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及其载体的基本特征，参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和绿色GDP核算等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4项评估原则：

1）评估对象应是可以给人类带来福利的，虽然属于非市场价值，但是具有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价值的ES。这些ES是生态系统自身过程和功能的结果，但不等同于过程和功能本身。

2）评估对象的载体（指具体的森林实体）应具有明确的时空范围和权属关系；

3）评估对象的流量可以计量；

4）根据生态补偿的定义，评估对象应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5．2指标筛选

根据5．1的4个原则，参考MA中ES的分类，以及1、2和3节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补偿概念和价值类型等的界定，对常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分析和筛选情况见表1。总体上，由于调节服务的物理量可测，价值评估的方法多样，因此这部分指标均可采用。文化服务指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的主观影响较大，因此这部分指标不适合。支持服务属于为人类提供各种福利的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不是结果，例如物质循环过程可以改善森林生态系统输出水分的水质，就生态补偿而言，需要评估的是具有一定质量和一定输出水量的价值，而不是该生态系统过程，因此支持服务包括的指标也不适用于面向生态补偿的价值评估，但较为特殊、需要讨论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5.2.1同时满足前述4项原则的有：

1）传粉。

指某一森林中传粉昆虫发挥的作用。传粉使特定经济植物正常完成开花结果，出产经济物品，使人们从中获益。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评估其价值。2）调节气候。森林植被的存在改变了地球下垫面性质、影响光辐射，森林还可以调节水、气循环，森林这些都会影响气候，作用于人居环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例如：一定面积的城市森林可以减轻热岛效应，可以用生产近似法、替代成本法评估。

3）农田防护。

主要是人工林，例如我国北方地区的农田林网，在夏季可以减轻干热风的危害，保障作物稳产、高产。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评估。

4）净化大气。

森林植物可以吸附大气中的有害物质。一般使用替代成本法评估该种价值。

5）控制土壤侵蚀和保留营养元素。

控制土壤侵蚀是森林保持水土和涵养水源2种功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植被的存在可以减轻降水对土壤直接冲击；森林植物通过与土壤的相互作用使森林土壤保持较强蓄水能力，森林枯落物也具有较强蓄水能力，这些都可以减弱地表径流，从而减少被水流带走的表土量。可以用避免损失成本法、替代成本法评估。

6）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

在旱季森林缓慢释放土壤中的水分进入水系，在雨季森林对地表径流的形成有一定的消减作用，森林植被通过蒸腾作用消耗土壤水分，这些作用共同形成调节水文循环、调节流域水量的作用。降水在进入森林生态系统后，其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可以因一些生化反应而降解，或者被植物吸收、被森林土壤过滤，从而得到净化。同样可以用替代的思路评估森林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的经济价值。

7）固定CO2和释放O2。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固定在生物量之中，同时释放O2。可以用替代成本法评估。固定CO2价值也可以用碳税法来评估。

5.2.2不能同时满足4项评估原则的指标有：

1）森林游憩。

该项价值属于非消耗性直接使用价值，属于“市场价值”类型，不属于“公共物品”。而且，受交通、地形等因素限制，不是所有森林都具有游憩价值。

2）精神与宗教。

精神与宗教属于历史、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其载体通常是一个具有一定区域分布的、完整的生态系统（例如神山和圣地），不宜割裂，因此不适合用单位面积价值描述其价值，也不适合评估流量价值。

3）科教价值。

科教价值取决于人类认知水平、重视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按流量评估。

4）土壤形成。

土壤的形成需要自然和生物作用的漫长过程，不宜按年为单位计量流量。

5）养分循环。

养分循环是生态系统的内部反应过程，相应于人类利用而言属于中间过程。

6）初级生产。

初级生产是生态系统自身得以维持的根本，是一个生物化学过程，该过程的产出物流通于市场后成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生态系统产品（木材和果实等），因此不应入选。

5.2.3需要讨论的是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

生物多样性一般包括3个层次：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3个层次的多样性都具有使用价值，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属于“市场价值”类型，体现在高价值的基因、物种和森林生态系统（森林景观）的开发利用和产品、产权的交易等社会经济活动中，可以用市场定价法、条件价值法、旅行费用法等传统的价值评价方法进行估计；另一方面，3个层次的多样性又都具有从人类精神、情感上定义的存在价值的特征，属于“非市场价值”，一般采用支付意愿调查或者基于特定人群（例如专家评审团）打分的方法等进行评估。根据前述原则，须在生态效益补偿研究中评估“非市场价值”涉及的内容。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森林生态补偿具有市场交易行为特征，但是其内涵和目标决定交易对象通常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流”，不是木材、食品、草药等森林生态系统产品“流”，也几乎不涉及森林资产（存量）的买卖。用“元／（hm2•年）”表征服务“流”的价值（即流量价值）较为直观，符合补偿金按面积逐年发放的实际。在常见价值评价指标中，适用于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制定的有8种：传粉、调节气候、农田防护、净化大气、控制土壤侵蚀与保留营养元素、调节水量和改善水质、固定CO2与释放O2，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特指“非市场价值”涵盖的内容）。需注意，在具体评估实践中选择某一项、某几项或者全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取决于对象的自然特征和功能。因此要求研究者对森林特征和功能有清晰的认识。森林的消失与加快气候变化、增加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生物灭绝等关系密切，保护森林，尤其是天然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林地不容易转变为其他用途（比如农用地和建筑用地等），但是经常面临森林类型的改变，这与林地和林木的权属关系相关。集体林权改革完成以后，天然商品林的林权所有者有权选择皆伐天然林、经营人工林，如果准备用生态补偿政策鼓励林权所有人持续经营天然林，避免皆伐天然林，可以用需要保护的森林和潜在转变的森林类型供应的ES流量价值的差作为补偿标准的参考值。

6．2讨论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5

代际公平正义是指每一代人都应遵循合理、正当的尺度，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有与共享。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当代人有责任偿还前代人欠下的“自然债”，解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共有、共享方面的难题；二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足够的空间，以及健康、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和共享；三是不能一味地关照后代人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共享这一权利，而过分地“自我牺牲”，放弃自身合理正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结果使当代人在贫困中挣扎。这就要求当代人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保持资源与物种的多样性，优化环境，保证后代人有同样的拥有和享受的机会。同时，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尽可能在坚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时间上的永续性的基础上，最大地促进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生态文明中的种际公平正义

种际公平正义，主要指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一样同等地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有使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自然环境的权利。其最主要的要求在于共存和共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敬畏生命，坚持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要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资源，保障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和条件；再次，要创设优良的环境，保护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最后，要与自然界（包括其他物种）之间建立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以共谋、共创为要求的代内公平正义，是代际公平正义与种际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人首先要对自身、对身边的乃至于不同地域的人的主体性高度尊重与确证，以公平正义的维度去考量多个主体性的互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才有能力与条件把这种公平正义推展到同一时空中存在的其他物种、延伸到不同时空下的后代人，推向更高的层次；以共有、共享为要求的代际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求，它内在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始终，是代内公平正义的发展与延伸；以共存、共生为要求的种际公平正义，是重要补充，也是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

二、公平正义视域下生态文明所蕴

含的价值转向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探讨生态文明内在所蕴含的价值转向，也是挖掘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关注考察生态文明在目的旨归上和发展进程中所涵盖的公平正义，以此丰富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从单一性价值转向多样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物质的生产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经济价值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更含有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它不仅仅关注经济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即地球上任何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生态文明旨在关顾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从人对于自然界价值的认识层面考察，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已充分得到彰显。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却长期地被忽视。公平正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把目光放在经济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环境价值，即看到人也是一个生命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外，自然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也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得以确证。

（二）从主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实践观，构建起“主———客———主”的新路径。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体与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包括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以及由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都结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彰显。一方面，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联结成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联系，而是多向度的互动与作用，主体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都要受到他人主体性的制约。因此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每个个体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共同的环境负责，通过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建立平等的互动的实践交往，构筑和谐美好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进行价值判断时已不再只能以单个的主体、或者少数的主体为衡量标准，而把多个主体、由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也纳入考量视野，更关注公共性价值。加之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特征，即环境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破坏共同的生存环境、侵犯了其他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也决定了由对于个体的、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整体的、多数人的公共性价值。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6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81-05

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那么，在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看来是一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一般看来，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是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方式、政治上层建筑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尽管它所反映或表征的对象十分丰富，但作为高度抽象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可能那么具体和直接，而是以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为中介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主要以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直接对象。这就形成了探究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理意义。

一、政治价值的表现形态

从价值论角度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对于政治价值，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作出不同的诠释。这些不同的诠释之间是并不矛盾的，相反还丰富着人们对政治价值表现形态多样化的理解。一般看来，哲学和人文学科喜欢将价值主要理解为理念、观念、思想理论形态等，于是更多地讨论政治价值的内涵、价值生成的基础和根据、价值演绎的逻辑、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等问题。而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学科更喜欢将价值理解为某种制度形态、体制状况或者政策形态、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等，于是更多地讨论政治价值的制度表现、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型塑等问题。

如果将不同学科的理解结合起来，人们可以将政治价值归结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理念和思想理论形态。相对而言，这一形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它的涵盖范围比较大，因此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尽管这种普适性也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原有状况、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的综合作用，人们对同一理念内涵的理解也会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一般说来理念层面的理解常常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至少在符号或概念运用方面有共通性。第二。制度或体制形态。政治价值的有效性或有用性通常并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形态上，更主要的是它能转化为一定的制度或体制形态，这种制度或体制形态给人们的正常活动创设出良好的规则和秩序，从而使人们在体会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体认到某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如果说理念层面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的话，制度层面的东西则更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即便是同一个理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条件下，或者说在不同的国情下，也完全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制度或体制形态。第三。行为规则、规训要求或行动命令形态。它们表现得最为具象，表现为无数具体的操作要求。

仅以“民主”来说，就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展示其价值内涵的丰富性。首先，民主价值可以表现为某种理念和精神，如人民当家作主，民有、民治、民享等，它们有很大的通用性。其次，民主价值又可能表现为某些制度形态，这里亦可称之为模式，这些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再次。民主价值还可能表现为某些方式方法，它们就更形态多样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排斥民主理念和精神的基本性和普适性，也不能因为民主理念和精神的基本性和普适性就忽视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漠视民主形态中客观存在的谱系中每个节点所具有的意义，也不能任意照搬某种民主模式，甚至将其看作百灵百验的唯一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价值实际上体现着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最初又是人们依据政治活动中各种人事、活动、关系、形态等跟自身的利害关系之认知与对待而体现出来的，这种认知和对待最初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属性。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的世代传承和确认，它们更多地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仿佛具有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发展到了客观精神，最后走向绝对精神一样的意义。这时，政治价值中就拥有了历史绝对性和时代相对性相统一的成分。这种成分也通过上述三种形态表现出来。于是，政治价值表现形态的状况，大致决定或制约着意识形态反映形式的基本状况。

二、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我们要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首先就要认识政治价值本身的涵义。就其本体而言，政治价值表征着一定的客体属性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大小或作用多少，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客体属性对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满足需要的持久程度、共享程度等等，只不过主要是从政治的意义和视角来考量和权衡的，所以人们称之为政治价值。这里所说的客体，可以指人、事件、活动、关系等，它们的属性和状况都可以构成对一定社会主体的需求是否具有满足关系的特征。所以，政治价值本身就有着两种状况的表现，一是表现为实体性价值。如人们经常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讨论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解放等：二是表现为某种价值关系、意义状态或社会关系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人们通常关注某种具体事件、活动、人员状况等具有的政治意义或政治作用。即便是对意识形态的考量也可以了解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究竟如何，例如那些十分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是低微的，而那些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则是显著的。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们讨论政治价值的时候，主要是将它们看作是客观存在的本体论范畴的东西，但在人们在讨论政治价值观的时候，由于政治价值观是对政治价值内涵和功能所形成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于是人们就认为政治价值观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一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作为某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对政治价值进行着有差别的反映，即这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价值两者之间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政治价值总是表现为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甚至呈等级序列的一系列价值，在这些众多的价值中有一些作用特别明显、意义特别显著、地位特别重要的价值，它们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核心价值”，在认识论上被人们以相关的概念或称谓加以标识。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就是“仁”，而“义”、“礼”、“智”、“信”等则是说明“仁”的次一级的核心价值，它们各自又有一些再次一级的价值在表征着自身的内涵。人们在认知上对核心价值及其价值的关系进行认识与反映。就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但这种核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的反映存在着从正确到错误这样一种阈域，或者对核心价值的反映存在着领域宽广和程度深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体系。这种核心价值观体系可能就像拉卡托斯所称谓的“科学研究纲领”及其理论“硬核”一样，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也就好像是理论“硬核”。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和代表核心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定的意识形态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核心价值，本身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关系又是复杂的。第一，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表征一定的政治价值的，而政治价值又是反映一定的利益的，所以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又是表征和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最根本利益的。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应该充分体现和反映时代主题和核心价值，反映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体广大成员的最根本利益。就这一意义来说，意识形态和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跟政治价值紧密相连，更何况意识形态的最初产生就是为了解决阶级利益所遭遇的问题，失去了利益表达和价值表征作用，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第二，意识形态表征和反映政治价值与最根本利益的程度和状况又是有分别的。这里就存在由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真实性两端构成的某种复杂谱系。一些完全虚假的意识形态跟共同体最广大成员的最根本利益毫无关联，也无所谓表征一定的政治价值，相反倒是表征着某些负价值和负能量的东西，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毫无政治价值可言的，就如“”中以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一套意识形态那样。在正常的状况下，意识形态能够表征相应阶级和人们的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境中，意识形态发挥着社会沟通和团结凝聚的功能。但即便在这种正常情况下，意识形态同时又总是扮演着表征社会公共利益的角色，这种公共利益常常与人们具体的特殊利益相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就是说。意识形态表征政治价值的状况又有其复杂性，那些能够超越眼前利益而追求公共利益与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会被人们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而只顾眼前利益的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短视的。简而言之，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反映和表达根本利益和核心政治价值，同时，意识形态具有生成和再生产价值观的功能，一旦意识形态无法正确反映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它所生成或再造的价值观，哪怕被标榜为核心价值观，也是无法征服人心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对一定政治价值和根本利益的反映，而政治价值又区分成基本价值、核心价值等，这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如何反映政治价值和政治价值观及其体系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如何认识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共同价值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对此问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基本价值是指一些基础性的、带有最大公约数意蕴或起“底线”作用的价值，它具有客观性和外在性，尽管它也会遭到挑战，但至少在名义上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需论证的，它也被人们称为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是指社会成员因奋斗目标一致性而形成的价值认同，共同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价值是指在所有的价值中起统领作用的价值，而核心价值观是在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最核心、最中枢地位和起着主导、支配作用的价值观。

总之，从一定意义说，意识形态是充分反映核心利益、表征核心价值，以及生产、分配、扩散、再生产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机制与系统。但意识形态对利益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大量通过价值这一中介而实现的。而对价值的认知及其凝炼，就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又是多种多样的，不仅表现为对人、事、物、活动、关系等的价值观，如政治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管理价值观、宗教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而且区分为个体价值观和共同体价值观。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上层建筑，它总是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某种把持和凝炼。换言之。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在价值体系中起主导性作用、居于中心地位的那部分意识形态观念（或可称“核心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它应该是受制于客观物质基础——利益关系特别是核心利益的，并且是依靠社会制度支撑和维系的。

三、意识形态的表现类别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当然也是对客观存在的政治价值的某种反映，只是这种反映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或者虚假的。而即便是正确的意识形态，它们在反映政治价值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类别，依其主体的不同一般可分成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类。它们在表征政治价值特别是核心政治价值方面的特点和能量是不同的。

其一，国家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国家所提倡和推行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和价值追求、行动准则、是非标准等的总和。国家意识形态一般能最集中和最明确地反映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信奉和确认的核心政治价值，并且这种集中反映可以通过理论形态、制度和公共政策以及行为规范与方式等三方面的丰富形态得以全方位展现。国家意识形态所反映和提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往往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容易得到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和信奉。就一般情况看，国家意识形态总是体现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实施教育影响的目的是促成政治一体化，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国家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乃至通识教育等都是其重要和基础性的内容。国家意识形态扩散影响的途径和媒介主要有主流媒体、学校、社会公共组织等。

其二，政党意识形态。它是政党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理论主张和是非标准，也是政党利益的一种理论表现。它又可区分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和非执政党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在表征与反映核心政治价值的时候，通常最初是通过理论形态即通过理论抽象和意义凝炼的方式对政治价值进行反映，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并且大力宣扬这种政治价值观，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散效度依政党的性质和能力状况而有所区别。执政党所宣扬的政治价值观亦即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手段使其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扩散空间和渗透能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而得以体现。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理论形态得以表现，它无法通过大量的合法途径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自然更无法转化为制度形态、公共政策形态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在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可以进入学校，如在1949年之前在学校中开展了“党化”教育；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融为一体，两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和媒介状况基本一致。而西方国家的情况则不一样，政党意识形态未必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即便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也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或途径才可能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更不可能轻易进入各类学校。因此大部分国家的学校不搞“党化”教育，在两党（或多党）制下，学校也很难保持党化教育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于是它们就抓住了教育中最稳定、最持续的内容，即对学生的人格、德行和个性发展、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这些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教育大量通过政党领袖、传媒、选举竞选、人际交往等途径与方式进行。

三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指社会中众多企业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公众所奉行和实际指导他们言行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少量的理论观点等。一般来看，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联系通常表现得不大直接，也主要不是通过理论形态的样式去反映和表征某些利益，而是大量通过直观的、感性的生活方式，礼俗性活动及其规则，以及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等方式来表征自身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偏好。如果信奉某些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社会成员人数占大多数，人们就可能将其研判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跟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纷争和思想冲突。也就是说，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核心政治价值的关系比较微妙，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问题，但存在着传播扩散问题。各种意识形态会运用各种媒介和途径，千方百计地影响社会公众。它们可以通过在主流媒介植入各种广告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商业网站开展宣传，可以通过宗教形式扩大影响，还可以借助时尚甚至流言来扩展影响，等等。于是，形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中交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冲淡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着积极健康的成分，它们可能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成分。同样，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可能顺利地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四、政治价值诸形态和意识形态诸类别的转化

以上所作的一切分析，实际上主要是关心意识形态表现形态的丰富和影响力的提升问题，其中既关心政治价值的三种表现形态相互间的转化问题，更关心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的转化问题。

首先，根据政治价值三种表现形态的分析，意识形态应该注意自己表现形态的多样化。这里当然不是指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转化为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是指意识形态本身已经转化成某种实体制度形态，而是指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思想理论观点应该有效地成为制度的精神和行动的指南，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信条。例如，就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来说，如何将一定的思想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良好的制度建构和制度精神，又将良好的制度形态的意识形态有效地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活动秩序，还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换言之，意识形态应该有其丰富的表现形态，它可以表现为观念状态的理论、理念等，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制度精神和制度形态，还可以表现为行为规则、活动秩序和行为方式。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能通过理论形态得以表现，使自己永远驻留在观念领域的话，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只有将最初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顺利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形态甚至转化为广大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这样的意识形态才是最牢靠的。

其次，就意识形态的三种主要表现类别看，如何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有机转化，是目前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任何社会总是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类别（起码三种甚至更多种）的意识形态，指望将意识形态完全统合到某一种类别或某一种表现形态中去的企图往往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多种意识形态中又可能存在着某种同一性、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内容，这种内容可能表现在利益的关联性方面，还可能表现在一些社会价值观念的分享性、共通性方面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如果缺乏这种基础，那么政治整合或政治认同将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没有同一性就不存在转化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分离成几个毫不相关甚至相互冲突的类别，那么这种社会状况是比较危险的。因此，注意将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有效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它们真正成为统合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观念、制度认同意识、活动规则理解和遵从的指南，是当前思想文化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再次，我们也要充分考量这种转化所存在的困难以及转化需要的基础和条件。不难看到，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形成社会共识。现今的社会分层以及利益分化，使得核心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传递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遭到不同的境遇，或者说，在各种不同阶层中，流行着不同的、主要被这一阶层的大多数成员所确认的主流价值观，这种阶层主流价值观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价值观有时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有人指出：在今日中国，巨大的利益分化将会无可阻挡地造成主流人群与统治阶层的价值分化。我们生活在同样的国度，却仿佛身处不同的世界。不仅如此，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不但有转型时期价值建设的匆忙不及，还有精英与大众价值分化的现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统合的多样性问题。在多样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上，西方社会习惯于将多样化理解为稳定之源，或者认为不平衡是有序之源。但东方社会习惯于将一元化理解为稳定之源，从而对多样化产生一定的担忧甚至恐惧。已有学者将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看作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国外却有学者并不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某种“社会胶合剂”，甚至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某种价值观或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或者即使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复杂的工业社会的稳定要求并依靠对特定价值观与规范的一种共识。只要我们社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同样很容易来自价值观和信仰的多样性，个人与团体之间不断增加的分歧、反对态度可能被变成政治行动共识。@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人们不能阻止或者抱怨这种发展趋势，而只能顺应甚至迎合这种趋势。在这种顺应过程中，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合理功能，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②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其中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将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7

关键词 ：绿色经济：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国家之一，加强保护尤为重要而紧迫。早在1993年，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率先完成公约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1994年完成《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章可循。2010年，中国成立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由25个成员部门组成，审议通过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成为一段时期内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2011年6月，国务院决定把“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导“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并于2012年6月，召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应看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矛盾，一些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受到不同程度威胁，生物多样性总体下降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多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为特征的损耗式经济，常常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并威胁生态安全。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而言，绿色经济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使用能源与资源为特点的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和发展形态。2011年，UNEP在《绿色经济报告》中将绿色经济定义为一种可以提高社会公平和人类福祉，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

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绿色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实行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将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资源，每个地区都有各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些资源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衣食住行物资和良好的栖息环境，还能为发展绿色经济作出重要贡献。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体现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巨大的基因库，包含着大量具有重大价值的物种和种质资源。生物多样性对一个区域实现绿色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其价值上。已有研究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分类方式不一，国内认同度较高的分类方式是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可以通过消费获得，如食品、林产品、林副产品、药材等。间接使用价值可以通过无成本获得，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生态系统功能和文化、精神价值上。非使用价值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的遗产价值及存在价值。遗产价值是确保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于后代的可利用性；存在价值是指人们通过生物多样性获取知识等（图1）。

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使用价值是绿色经济发展中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使用价值，将为绿色发展提供生态、文化、社会基础，影响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并远超过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直接使用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等这些非使用价值虽不能直接在经济体系中有所体现，却能够丰富绿色经济的内涵，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维持绿色经济的平衡与稳定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带动区域发展方式改变

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多集中于山地、喀斯特地区、草原、高原、沼泽以及近海海洋等地区。由于区位因素、发展阶段落后等原因，这些地区往往远离市场，尽管有附加值潜力较高的生态、农、林产品，但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仍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加快实现从抢救性保护战略向持续性保护战略转变，采取有力行动恢复和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保护一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当地产业，就是保护生产力。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最大效用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有助于全面提升区域气候调节、生态旅游、文化价值、干扰调节、水量调节、水源涵养、控制流失、土壤形成、养分循环等多方面生态承载能力。基于生物多样性的这些间接使用价值，还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非资源型绿色产业，比如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基于生物多样性的绿色产业，有利于拓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培育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绿色经济发展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绿色经济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从经济技术手段、发展理念上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实现路径，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有绿色经济作为支撑。

绿色经济发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绿色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带动生物技术不断创新突破，为生物多样性的保育提供了技术支撑。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逐渐发现一些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物种，如杂交水稻的成功就是来自野生稻，优良品种的发现同时减轻了生物资源利用的压力。从另一角度，生物技术也为生物多样性的迁地和就地保护，特别是遗传资源的保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植物优良种质的器官、组织、细胞、原生质，甚至胚胎或精子体都可在超低温（-196℃）下加以保存，技术的发展可保证一旦需要时它们能够再生成完整的植株。分子标记技术可以在基因层面更精确地估计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可以看出，在生物多样性受到高度威胁的当下，绿色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动力。

绿色经济发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良性环境

绿色经济不仅代表国民经济的绿色发展，也意味着绿色制度、产业、观念方面的发展与创新。绿色经济将生态优化和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而中国日益受到威胁的生物多样性恰恰需要这种外部环境来加强保护。在资源和能源的使用上，绿色经济体制下将优先采用低碳和高效的清洁能源，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也间接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绿色经济理念也有利于生态文化的养成，有利于唤醒社会公众转变消费观念，以及带动公众选择绿色产品、节约资源能源等更多的生态保护行为，实现从无度索取向主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性改变。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实践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与绿色经济关系密切，生物多样性为绿色经济发展和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生物多性资源的保护也离不开绿色经济的支持，二者互为支撑、协同发展。目前，国内外不断涌现区域绿色经济与生物多样性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以实践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可行之径。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实践

亚马逊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拥有全球保存最为完整的原始森林，是巴西最大的自然财富。亚马逊地区的居民早巳充分意识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重要性，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森林资源为支撑。在利益的驱使下，当地印地安人长期占用农地和滥伐森林，对亚马逊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为保护亚马逊生物多样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于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将林区划分为生态保护区和可开拓的耕地或牧区，利于当地资源适度开发生态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对摆脱印地安人贫穷落后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分析了林区的生态和经济因素后，为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经济，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巴西政府利用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生物产业，于2002年在亚马逊建立生物技术中心，实现了资源保护、开发与共享。

滇西北老君山绿色产业与保护模式

滇西北地区是全球十个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老君山处于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区，人口居住分散，经济水平落后。长期以来，当地居民过度砍伐树木及采摘天然药草，破坏了森林资源结构，使得很多珍稀药用植物濒临灭绝。

为了保护老君山的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一些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民间组织在老君山地区投资建立了绿色产业试点。通过资助的方式，一方面改进栽培方式，开展羊肚菌等高寒林产品试点种植，并迅速将试点扩大到整个老君山地区；另一方面对当地居民进行培训，提升人们对药用植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指导居民发展小规模药用植物人工养殖，以此维持生计，增加经济收益。同时，为减少旅游对生物资源的破坏，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示范基地，在帮助当地居民摆脱传统发展方式的同时，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及环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对策探讨

尽管目前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但为了更好地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今后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地区经济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问题。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把保护生物多样性作为规划编制、项目实施重点考虑的因素，明确各类经济建设活动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和措施。发挥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比较优势，开展生物多样性与绿色经济发展试点示范，合理选择、延接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产业链条，适度发展生物医药、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推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即由资源型、粗放型、传统型经济形态向生态型、循环型、低碳型的绿色经济转变。

加强生物生境保护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保护，通过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科学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完善管护设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能力建设，做好监测、评估与资源收储。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做好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更有效地利用城市和乡村的土地资源，为野生物种延续提供足够空间，谨慎开发土地资源，避免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通过有效保护生物生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资源，可以恢复、重建、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完善配套政策制度体系

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经济最重要的环节，政府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中将发挥主导作用，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把发展绿色经济跟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联系起来，将技术创新作为解决传统经济和生态环境不可调和的重要突破口，寻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实行鼓励发展绿色经济的财税政策，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加强对绿色企业的信贷支持，促进绿色企业的发展。不断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活动中。对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贫困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机制。

重视宣传、交流与国际合作

加强宣传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加强相关保护知识的培训，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区域发展中的主流化，推动建立社区共管的良性发展模式。积极培养与绿色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支持相关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实现技术资源优势互补，提高保护和发展水平。

主要

参考文献

[1]彭斯震，孙新章，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主要挑战和战略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 (3)：1-4．

[2]李克强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环境保护，2012 (13)：10-12.

[3]张颖，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研究[J]．林业经济，2001(3)：37-42.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8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3（c）-0-02

自然保护区是受到人类特定保护的自然区域，是保护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式。上世纪后期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蓬勃发展，我国自然保护区也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艾比湖湿地划定为自然保护区并批准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区管理机构，其类型为湿地、荒漠植被及野生生物混合类型。2002年保护区被列入“中国重要湿地”名录。目前保护区在生物资源的科学保护以及合理开发利用方面还缺乏理论指导，特别是在保护区生态质量评价方面仍然需要分析研究。该文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以多样性、代表性、自然性等方面对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进行评价，为提出合理保护和开发措施奠定基础。

1 艾比湖自然保护区概况

艾比湖位于天山北侧新疆西部，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境内，在行政区划分上地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博乐市和阿拉山口口岸区，总面积2670.85 km2，其中艾比湖水域[1]面积为683.81 km2。艾比湖为准噶尔盆地最低洼地，也是新疆仅次于吐鲁番艾丁湖的第二低点，湖面海拔189 m。年平均气温6～8 ℃，年均降水量90.9 mm，年蒸发量3790 mm，年平均大风天数达165 d。区内典型的地带性土壤为灰漠土、灰棕土和风沙土。艾比湖湖底平坦，属浅水湖；目前平均水深1.4 m，最深3 m。保护区内目前的各种脊椎动物有167种，其中两栖动物1目2科4种（蟾蜍科、蛙科），爬行动物2目6科7属10种，哺乳动物6目12科32种，鸟类有16目28科111种，鱼类2科10种。野生维管植物131科755属3552种，种子植物53科191属[1]。

2 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

自然保护区综合评价由生态评价、社会经济评价以及有效管理评价三部分组成。其中，生态评价是综合评价的主体[2]。

根据目前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的有关研究，结合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确立一套比较完整并且简单易操作的艾比湖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系统。

2.1 评价指标选择

根据科学性、代表性、独立性以及可操纵性等原则，确定以下七项为评价标准：（1）多样性：是评价自然保护区价值最重要标准，包括生境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多样性程度与保护区中生物种群的数量和类型成正比；（2）代表性：主要指保护对象对于所要保护的那种类型是否有代表性，分布范围越大，代表性越强。（3）稀有性：是自然保护区评价中比较直观的概念，由于从常规到稀有是连续分布，因此很难精确测定保护区生态系统稀有程度；（4）自然性：就是指人类对保护区的干扰程度，人类干扰度越低，自然性就越高；（5）面积适宜性：即保护区物种所需的适宜生境面积。面积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能有效保护生物物种极其生存环境；（6）稳定性：环境改变对生境、物种以及群落的影响程度；（7）人类干扰性：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破坏[3]。

2.2 评价标准

参照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评价标准、原则以及指标体系确定依据，结合艾比湖自然保护区特征及现状，选取多样性、代表性、稀有性、自然性、面积适宜性、稳定性以及人类干扰等七项指标，根据各指标的不同影响力赋予不同的分值并且将各个指标分为四个等级[3]（表1）。

2.3 生态评价结果与分析

根据各指标不同的影响力赋予评价值，利用加权平均数进行计算保护区评价值。评价设计满分值为100，选择7个评价指标，总分值为七个评价指标即14个分指标之和。自然生态系统类生态区生态评价计算公式[4]：

式中，Q为生态评价综合分值，A、B、C、D、E、F、G分别代表了多样性、代表性、稀有性、自然性、面积适宜性、稳定性以及人类干扰七项评价指标。

自然生态系统类保护区生态评价可能的分值分布为20.5-100。分值越大，保护区优先保护等级越高（表2）。

艾比湖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值为75.4，根据表1划分依据以及表2中评价赋值，艾比湖自然保护区质量等级良好，应列入国家B级优先生态保护区域加以特别保护。

3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 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艾比湖自然保护区质量等级良好，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是一个集生态保护、生态恢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但是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当前艾比湖自然保护区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可能使当地环境不受破坏，保持其原始性及自然性。艾比湖及湖滨地带处在阿拉山口大风通道，处于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带，虽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生态环境仍然很脆弱，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个别生物种群濒临灭绝，极易受各种自然力和人为活动影响。而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必然会发生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采取适当的人为措施，扩大珍稀、濒临灭绝树种数量十分迫切。

3.2 对策建议

为了有效保护保护区珍稀生物资源，确保艾比湖生态系统稳定，该文提出以下6个建议：（1）认真做好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维护保护区及周边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2）合理配置保护区内的水资源，以水定位，搞好水土平衡有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资源，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效益；（3）保护区内加强天然草场管理，严禁自由放牧；（4）加强与科研单位、高校等合作，研究湿地生态系统内部生物物种的内在规律，找出生态系统演变的规律，寻求人工促进的科学方法维护生态平衡；（5）积极进行湿地建群植物及珍稀濒危植物繁育、更新、复壮技术的研究；（6）加强对保护区的科学管理，对保护区进行功能分区，不同功能分区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核心区要严格保护，旅游、教学等活动要限制在试验区内。

参考文献

[1] 陈蜀江，侯平，李文华，等.新疆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M].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 宋秀杰，赵彤润.松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评价[J].环境科学，1997，18（4）：76-78.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9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网络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与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式与机制，形成舆论引导与利益引导、政策引导、理论引导的统一与互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与方法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

网络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有了根本改变，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就必须充分把握住网络生存方式与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给多样混杂的网络思潮以正确价值指引，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思潮与精神家园，为网络化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中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相比之下要把握并遵照“规律性”却要困难得多，一是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根本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二是网络文化自身的虚拟性、多样性、开放性、多变性，也不断对主旋律宣传的方式方法提出新的要求。能否真正把握住网络传播规律、切合网络文化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真正占领网络文化阵地，能否最终实现对多样价值的引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法论探索

(1)对话方式。一是“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根据唯物史观的揭示，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具有滞后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超越、引领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强大逻辑能量，体现自身在多样价值中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比较优势，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要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方式，实现反省和超越自身的“理论自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趋圆融与严密、日臻科学与完善。“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包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新发展对话；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话：与西方国家建设经验和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对话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网络化生存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体系内外的知识、价值系统对话无处不在。通过不断地沟通、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开放知识信息、多样价值系统中，不断实现自身理论自觉，发挥整合其他文化价值的强大力量。

二是“信念教育体系”建构中的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构建网络受众信念体系的过程，必然是摒弃了单项度的刚性灌输方式，必然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过程。包括多样价值环境中对人世的探求、对人世活动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对话；对道德信念、道德人格追寻中的对话：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公共性价值渴望和呼唤中的对话；对人的尊严和主体性高扬中的对话；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进行反思中的对话。在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尽管人的社会性、生活的现实性被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的。在多样价值混杂的网络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与信念的对话有其独特魅力，因为这种对话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重视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向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先进性。通过对话的方式，切合网络受众主体性不断提升和价值性需要，进入受众自主的价值世界，为广大受众营造精神家园、提供价值指引，进而建构网络文化中为网络受众所广泛接纳的科学信念体系。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

(2)阵地文化建构方式。阵地文化建构的第一步是阵地资料管理，它是指网上意识形态数据库的管理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具有强大的存储、检索和互动功能的信息与传播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论体系通过专业网站、网页、栏目或消息报道等形式链接到网络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阵地资料的建设与管理。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强化阵地意识，加强自身阵地建设，不断开发和完善适应网络文化环境的技术模式、软件模式、资料模式和教育模式，构建丰富、全面、即时、灵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阵地资料。

阵地资料管理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并以之为出发点实现对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整合与引领。建基于阵地资料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培育，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网络受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信念；另一方面，又要倡导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合理解决网络受众的现实生活难题与切身利益需要，科学解释现实社会道德问题，有效解决多样社会下的人们价值冲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价值导向与精神动力作用。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本数字化建设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起来，既重视引领人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又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与生命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建构的阵地文化，是多样性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也是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先进文化、科学文化，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凝聚与整合其他文化形态的巨大能量。

(3)“网语体系”运用方式。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话语方式与言语表达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方式最集中、最直观的揭示。网络作为现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它对人的精神价值世界的深刻影响的途径之一就出于网络对人的语言环境 的改变。马克思说：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网络语言是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以网络生活为主题创造出的“键盘语言”，是网络文化下的社会思潮的载体，是网络时代网络受众“新的言语”形式。

网络语言生成于网络多样价值的环境中，是网络时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与话语形式。它的前卫性、叛逆性、简约性、直观感性化，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网络受众求新、求异的个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理解和批评的率真性情。网络语言出现与兴起，很大程度冲击着传统规范化、样板化的思想教育的话语体系，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冲击与挑战。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对其他价值的引领，将无法回避网络语言兴起带来的挑战。网络语言就其性质而言是中性的，它给思想教育带来冲击与挑战的同时，也为现代人的思想解放、主体性发展、个性创造提供了沃土。网络境遇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应对之策，恰恰在于如何使中性的网络语言为自身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直面“话语权”挑战，一方面要把握网络语言的规律与趋势，对个性张扬的网络语言以科学有效的引领与规范：另—方面又要汲取与借鉴网络语言的积极因素，开发并运用自身的“网语体系”，通过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与表达形式，找准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己的“网语体系”，使其有效融入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交往话语”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也是复杂而艰巨的难题，它不仅需要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而且还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1.经济基础支撑。马克思说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人们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必然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复杂利益关系、多样思想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它所代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因此，只有不断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2.价值事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价值事实基础上的，后者对前者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为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着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扩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基础，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多样文化中的整合力与引领作用。

生态多样性的价值例10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就文化的蕴涵看,文化的核心是思想道德,思想道德的内核是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思维方式,有怎么样的价值观念就有怎样的文化模式,也就规定着一个民族发展的情态、势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历史逻辑而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人是未完成的存在,也是非特定化的存在”,人的价值观念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养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辩证地也就诉求于和谐文化繁荣、发展,现实的实践路径也就是文化和谐之路。

核心价值诉求于文化的历史塑造:价值观念在文化辩证统一发展中得以形成。文化与自然相区别,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成果,内在地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辩证统一: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人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结、民族情感等内心活动。人类也就在这精神文化指引下形成行为方式、制度模式、风俗习惯,也就在价值观念与理性的规范下改造于客观世界。在这辩证统一中,文化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发展,是人类自觉地走向真善美的长过程。因为,人只有价值意义的保持,才有对未来的预期,进而以预期的理想为标准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制度模式、发扬自己的风俗,才会在一定社会秩序下展开对世界的物质改造以造就物质文明。至于文化自身,是改造自然界的人类一切成果,其存在着、发展着,也就是教化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及至人的价值观念。

就此,特定文化环境造就特定价值观念,核心价值体系的树立既是适应先进文化前进的要求,也是先进文化的表现。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曾经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虽然其意强调人的性恶与法制,但也强调礼义的教育功能。当然,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的本质要求文化的环境应是良性的文化条件,也就是其适应性的文化应是以先进文化为主导的多样文化客观存在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对人自身来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注重主流文化的建构,以先进文化为主导条件求得良好的文化生态来塑造人的内在品格,历史地审视与前瞻,人们历史地更加成为“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体,其依托的必然是共同的文化环境及其优化、和谐。

文化环境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向及其路径就是和谐文化与文化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共识,其对应的文化环境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时代性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以和谐意识、和谐行为方式为自己的特征,能够以群体的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社会发展,并彰显共同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和谐文化是一种状态与文化样态,其实践只能是文化本身多样态的和谐,也只有在多样态的文化和谐情景之下,在多样态的文化相互统一、吸收、促进的过程中,各种价值观才能进行相互比较、磨合而造就一种时代的价值共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其一,文化要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中达成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传统文化是历史上曾经创造和拥有过的文化,文化传统是现存在社会上的传统文化遗存。生成文化传统的传统文化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以君国、身家利益为上,以家庭为中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文化虽然内涵文化优良传统,但终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而造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和谐文化应是适应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要求,体现公民社会的特征,以人民、国家、社会、集体、他人利益为先,遵纪守法的文化。

其二,文化要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地吸纳世界文明的过程中拓展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是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会造就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就在于内在多样化的包容与吸纳。今天的中华民族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占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只有在学习别人合理的先进的文化才能塑造一种符合世界潮流的先进文化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文化只有符合时代潮流才能成就真正和谐并被认同。

其三,文化要在多样化的生态存在中促成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生态的自然存在,文化有史以来就是多样化的存在。当今,“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局限和片面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化也就更加表现其自然的多样性存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存在总有其合理的因素,文化多样性地生态存在,也就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前后的扬弃与更替,并显现自我生机与活力。

其四,文化要在形式的时代变革中展现和谐以实践核心价值体系。市场是有购买力的需求,随着社会发展,生产效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水平也日益提高,而且,人们在心身需要之下,吃穿住行医娱等需求更显现出多样性、多层性。对此,文化生活的满足也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而实现多样化。

概而言之,核心价值体系是时代主流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路途理当从文化发展规律中探索,实践方向理应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一致,实践内容理应从构建和谐文化之中诉求,进而实践逻辑推演之路径又是文化的多维和谐。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