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例1

作者：谭旭红 杜真芝 单位：黑龙江科技学院

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的现状及问题

产权界定不明，补偿主体不清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外部性问题时，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且产权是明晰的，那么不论谁是产权的主人，通过市场都能实现最优配置。从科斯定理出发，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问题就应该从研究矿产资源的产权制度结构、产权主体等方面进行。明确补偿主体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前提，矿产资源开发过程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双重特点。一方面，在稀缺性资源的利用过程中，矿业开采能够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税收，带动矿区产业发展和矿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矿区及周边环境恶化，包括空气、土地、水、矿石废弃物等污染，水资源的洁净度受到威胁、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及采空区地表塌陷等问题。因此，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十分重要而紧迫。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实行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归属国家，国务院代表国家对矿产资源行使所有权。从形式上看，我国矿产资源产权是非常清晰的，产权结构比较合理，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矿产资源在开采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矛盾，土地国有、政府分级行使土地权利的模式造成中央政府与资源富集区政府的所有权行使权责不明，矿产资源的分配关系从属于权力关系而不是产权关系，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资源富集区为了能够从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更多利益，以弥补由于资源开发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就会过分利用其管理权限，越权审批“违法许可”招商引资，掠夺式开发，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一系列矛盾无从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法律法规不健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也要承担其民事责任。《宪法》和《民法通则》的这一规定就为矿产资源开发中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到财产、人体健康损害的公民获得赔偿提供法律依据。基于以上国家基本法，制定和出台了有关矿产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涉及矿产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补偿的法规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以及《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的若干政策指导意见》等［3］。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对开采企业因矿产资源开采给他人造成的若干政策赔偿做出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因开采而对他人造成损失的，采矿企业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是，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后，我们发现，它们仅对因采矿造成的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的补偿问题提出原则性的标准，如提出了“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赔偿”等原则，但是均没有提出统一的评估方法、赔偿标准和具体的补偿办法。例如对于《土地复垦法》中规定“谁破坏谁复垦”原则，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实施办法，但并没有使矿区复垦率提高，我国煤矿塌陷地的复垦率依然较低，分析原因，除了复垦标准要求不明确、多头执法等原因外，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补偿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缺乏统一补偿标准和赔偿办法，缺乏环境损害补偿机制，这就导致当采矿中出现生态破坏的时候采矿企业以无具体赔偿标准为由推诿，不予赔偿;而政府又没有严格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要求采矿企业进行赔偿，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成本得不到有效补偿，而矿区居民和我们的后代不得不遭受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立法，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明确补偿的主体与责任，加强矿产资源规划与开采管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是自然和经济和谐统一的过程，不仅需要经济补偿，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其生态价值补偿。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种矿产资源税费征收办法主要是偏重于补偿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或者解决资源耗竭性补偿问题，因而都是经济补偿，而缺失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制度，从而导致大量旧矿、贫矿废弃，影响了生态环境。根据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特点，应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矿山环境恢复的责任主体。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过程中，责任主体相对比较明确。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主要得益方是国家和采矿权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他们应该作为补偿者。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人民应该作为被补偿者。补偿者有责任为被补偿者提供多渠道的补偿途径，同时被补偿者有义务切实地履行监管职责，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和恢复当地的生态环境。在明确补偿主体时应区分新建矿山和废弃矿山补偿主体，新建矿山的责任主体十分明确，就是造成环境破坏的开采者，在开采的同时，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修复、治理生态环境。而对于废弃矿山，由于企业主的变更，很难明确其责任主体，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矿山开采受益者明确的废弃矿山，可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解决这部分废弃矿山的治理和恢复问题;二是对于收益人无法明确的废弃矿山，应由政府来担当治理主体，作为资源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有责任恢复及治理废弃矿山［4］。健全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可操作性我国《环境保护法》已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针对矿区土地复垦问题，《矿产资源法》、《土地复垦条例》、《水土保持法》都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谁复垦，谁受益”的原则。这些法律、法规虽然基本明确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补偿主体，但却没有明确界定破坏者的具体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复垦者享有的具体权利，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复垦者的积极性［5］。同时，对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如何补偿的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和量化运行的具体细则，这使得矿区的生态环境恢复没有形成强制要求，环境的破坏者及污染者便可以逃避责任，这样造成了目前仍然有大部分矿山生态难以恢复以及矿区开采者与群众的纠纷时常发生的困境。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矿山恢复的先进经验，完善法律、法规，使复垦政策与立法细致、明确和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明确补偿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例如，在矿区批复开采之初就应该以法律形式确定矿区生态恢复、治理的责任主体，对于开采后出现的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由矿主进行修复，国家通过建立治理基金的方式组织恢复建设。此外，应该对矿山土地复垦做出明确的程序和办法规定:在矿山开采过程中，按照开采的先后顺序将矿土堆放在一边，开采后还原土地时，再按先后顺序回填各表土层，土地还原后采矿单位才把土地移交给当地政府。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矿产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对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对策和措施建议。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等。(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矿山建设规模、开采方式、矿山地质条件及矿业活动与地质环境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按照矿山活动可能影响到的周边区域作为评估范围的原则，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特点、水文地质特征、开采范围及制约关系、矿井废水污染影响、地下水疏干范围、地下采空区影响、废石渣堆积分布范围等诸多因素，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体系，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评价体系。建立完善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标准体系。通过建立覆盖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标准体系，同时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标准的修订工作，使其能够切实满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最终做到技术标准统一明确、适用范围广的标准体系，以实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2)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支持矿产资源。运用先进的现代技术，建立矿山环境灾害预测和控制管理信息系统。转变过去传统的资源管理手段，而是建立动态的资源监测系统，定期收集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的动态信息，从而提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能力［6］。矿山开采往往引发地面塌陷、泥石流、裂隙、滑坡、地下水位变化、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尾矿坝状况、土地荒漠化、土地的荒化等人为地质环境问题，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建立地理信息系统，从而对这些人为灾害进行实时监测，有助于研究矿山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并对治理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和监督。全球定位系统可以对灾害发生地进行精确定位;遥感(RS)技术可以利用矿区的多时相遥感图像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取矿区不同时期的地貌破坏程度、塌陷区的面积、形态、矿业废弃物的类型以及分布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则可以对矿山灾害数据信息有效地进行空间分析，以便管理人员迅速掌握灾情［7］。为矿产资源开发勘探、开采、生态恢复与治理等环节提供精确的科学依据，应建立矿山环境地质灾害动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

生态价值论文例2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生态价值论文例3

第一，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基础。追本溯源，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度攫取资源带来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后果，已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阻碍。为了缓解人类与自然间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才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范畴，目的是人类的发展应保持可持续性。第二，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精神文明是人类生态文明的内在价值追求，表现为人类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和价值理念，强调摒弃人类单向征服、支配自然的错误思维，采取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性思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子。第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偶合的“个人价值取向”的精神问题，其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时展紧密相连。生态文明提倡科学认识、尊重、顺应、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漠视、糟践、滥用和盲目干预自然，以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均衡负责为宗旨，为后代人保留和创造可持续的自然物质财富，进而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相辅相成发展的新局面。

（二）生态文明建设须从主体、地域、内容、手段等方面进行多方位设计布局

在建设主体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人类的广泛参与，包括各国政府、企业、家庭、非政府组织（NGO）、混合主体等。其中，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建设的推动者和环境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是核心建设主体，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家庭是基本单元，是最广泛的参与者；非政府组织是发挥咨询和监督作用的民间组织；混合主体是多种形式其他主体的组合，也是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在建设地域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分为全球、国家、区域、地区和社区等多个层次。其中，全球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将为世界环保运动带来新的力量；全国层次以国土空间优化为重点，因地制宜以实现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区域层次和地区层次是主阵地，应结合各功能区的特点，着力推进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社区层次以推进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倡导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为重点。在建设内容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如森林生态、农田生态、水生态、荒漠生态和城镇生态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始终引领、指导各种生态系统建设，以形成可持续的生态运行模式和发展模式。在建设手段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采取意识手段、规划手段、制度手段、科技手段和资金手段。如开展对公众的宣传教育，让公众树立唯自然客观规律至上的生态文明建设观；强调政府规划和政策导向，全面论证、统筹谋划、整体布局，科学开发；加大资源、环境、生态、国土管理制度创新力度，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一体化管理服务体制和政府考核机制；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保障基本环境质量。

二、生态文明观是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态文明已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传统文明的时代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而形成了生态文明观并演变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着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对生态文明观的认识建立在对生态文明的明确把握基础之上。我们要明确生态文明不仅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也不单指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和谐思想，二是对生态与环境危机的反思，三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总结。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渊源，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理性逻辑在现实的践行中逐渐展开，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它以美国女科学家雷切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为引子，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分歧消除阶段。《寂静的春天》从被攻击到被肯定的巨大转变，其标志是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全球环境大会，对生态与环境问题取得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二是反思阶段。

从1972年联合国召开全球环境大会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对工业文明进行初步反思并加深认识，探索原因，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实践。三是生态文明观初步形成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认识到由发展理念和模式不当引起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模式来应对，进而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及一系列实践；与此同时，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新兴学科并得到迅速发展，为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打下了重要基础。四是生态文明理论形成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学者们在总结大量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各个新兴学科的科学内核，将大量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它包括生态安全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文明哲学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生态文明观的方法论、绿色人文精神等等。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延伸以及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人类对社会发展模式重新反思的成果。在历经生态危机过程中，在审视自然、精神与社会旨趣的基础上，人类逐渐以生态文明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和思考问题。生态文明观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和谐协调既是复合体发展演进的结果，又是促进复合体发展进步、生机勃勃、长盛不衰的主要动因。自古以来，渴望、追求和谐，始终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达到和谐协调状态，社会系统才能升华到新的境界并焕发生机。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公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基于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建立何种生态文明观以适合我们当前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综合中国古代传统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社会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关于生态文明价值、目标和实现方式的科学化认识与理论化概括，是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它指明人与人的发展、自然与生态的发展都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终极目的。换言之，既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又要保证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可持续生存与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需要。这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实践选择的两重目的与终极价值尺度，是以自然、人、社会和谐统一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更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的理论归旨。

三、中国共产党人是生态文明观的积极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实践推动的过程，又是理论反思的过程，体现了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多元市场主体存在的社会现实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我们在生产领域长期沿用粗放型的以资源换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精神生态失范和社会制度生态缺位的后果。今天，树立生态文明观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发展和实践要求，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生态文明观的积极践行者。

（一）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观的实践发展历程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不断发展，中国历代领导集体都对生态文明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实践。

⒈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先后提出并实施了治理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观开始形成。如针对江河水患灾害频繁，发出了大力兴修水利的号召，对淮河、黄河、海河、长江分别作出了治理的号召和批示；对南涝北旱的自然灾害问题，发出了南水北调的倡议。针对时期对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利用，第一代领导集体号召在全国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运动。

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化与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其中包括：第一，把环境保护工作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和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第二，提出环境保护是长期工程，要制度化、法制化。《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先后制定、颁布和实施，并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要一代一代永远坚持下去。这些都为我国生态治理法治化和可持续奠定了基础。

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人口资源环境观、生态与经济协调观和生态科技进步观，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发展、新亮点，体现了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⒋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生态文明”，“两型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对环境保护的体悟更加通彻，提出并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念：第一，生态文明战略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标志着生态文明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框架。第二，人与自然和谐观。提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第三，建设“两型社会”观。提出“必须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第四，生态科技创新观。提出“创新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人口健康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第五，保护环境机制观。提出推进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必须花大力气消除制度，推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治化。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充分体现出我党在新时期对生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已把生态文明建设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基本因子。

生态价值论文例4

关键词：发展的合理性；现展观的反自然性质；新人道主义价值观

Abstract:Thetwoprinciplesinmodernwesterndevelopmentvalues,“developmentisnecessarilyrational”and“weshoulddowhatwecando”,giverisetothevalueandethicalcrisisinmoderndevelopmentperspectives.Theprimarylogicofindustrialproductionandmarketeconomydeterminestheantiecologicalnatureofmoderndevelopmentvalues.Theabstracthumanisticvaluesshowoblivionofhuman,whilesustainabledevelopmentneedssupportfromvaluesthattakehumanexistenceintoaccount.

Keywords:rationalityofdevelopment;antinaturalnatureofmoderndevelopmentvalues;neohumanisticvalues

一、价值的遗忘：发展“天然合理论”

西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现展观最根本的危机是发展问题上的价值观危机。当代世界之所以会出现人的“生存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的发展模式只有动力机制（如追求无限占有、消费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自由竞争）而没有发展的自我评价机制。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即发展的技术问题），而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的目的论和价值论问题却漠不关心。社会发展的理论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得更快”的“科学”，却忽视了社会“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哲学的和伦理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1]。

现展观的“发展”概念不同于“运动”、“变化”概念，它是一个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运动和变化只是表示事物同原初状态不同，无论是位置上的不同（运动）还是性质上的不同（变化）都不具有“方向”的意义：运动和变化既可以是向这个方向上的，也可以是向另一个方向上的。方向对这些概念来说是一个外在的因素。但是，发展概念却不仅具有“与原来不同”（运动和变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方向”上的预设：它是向着某种确定方向的变化。这样，在发展概念中就内在地包含了一种价值预设：发展唯一确定的方向就是具有积极价值含义的方向,即“向上的”、“进步的”、“好的”方向。向着这个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发展，而与此相反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反发展”，即“倒退”。因此，发展就是这种确定价值的积累和向这种终极价值目标接近的变化过程。发展概念已经否定了变化方向可以逆转的循环论的“轮回史观”，确立了单向度的、直线式的、无限进展的发展观。具体地说，现展观预设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生产力的高效率、经济的高增长、消费者的高消费。

既然发展本身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那么，发展本身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只要发展就是好的；而“不发展”或“反发展”则是“天然不合理的”，天然“不好的”。因此，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基础上现展观就否定了对人的发展实践进行评价、约束和规范的必要性。

当然，传统发展模式也并非排斥一切评价。但是，它推崇的只是“技术理性的评价”（如工业生产中的生产效率的高低、经济增长和消费的指标）。这种评价只是对发展程度的评价，丝毫没有涉及作为手段的发展对人的意义问题。这种评价不仅不涉及发展的目的性价值问题，而且还排斥和遮蔽了这个问题。因此它只与“如何发展得更快”相关而同发展的目的性价值无关。为了保证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消费指标的增长，资源的挥霍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都被看成为了发展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这种“代价”不仅被看成是“必然的”，而且被看成是“必需的”。这样，物的尺度就取代了人的尺度，本来是作为手段的经济增长本身却被当成了发展的目的。其结果是：发展背离了人，经济的增长背离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西方现展观因对手段的迷恋而导致对价值的遗忘，直接导致了发展的“价值危机”：我们“做”的越来越多，而“想”的却越来越少；我们探索科学和技术的大脑越来越复杂，而我们思考价值和伦理的大脑却越来越简单。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观，地狱与天堂的界限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把无止境地追求对自然界的掠夺和对自然资源的挥霍叫做“文明”、“进步”，却没有看到这正是把人类推向悬崖峭壁的罪恶之手。在这种好坏善恶不分的情况下，我们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越接近地狱之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醒悟，那么，总会有一天，即使我们侥幸没有踏入地狱的门槛，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也会与地狱相差无几。

这种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价值缺失，直接根源于近代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当笛卡儿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哲学出发点的时候，他也就在宇宙中确立了“我”的中心地位，同时把自然界的其他存在者都看成了依赖于“我”的存在。从此，人成为主体，成为宇宙的最高存在，而一切其他存在物则被看成是人的客体或对象。人把世界对象化了；世界也只是作为人（主体）的它者（对象）而存在，是被主体按照自己的本性“规划”成的存在，是为了人而生成的存在。在这种哲学中，“人为自然界立法”，而自然界则失去了存在论的根基，成为只有依赖于主体才能获得意义的存在。既然近代主体性哲学已经把自然变为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工具，那么，人无论怎样对待自然界就都是“应当”的，即合乎道德的；对人的发展行为也就无须进行评价和规范了。

在这种行为无忌、价值缺席的境况下，我们亟须对我们的发展观和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进行哲学的反思和价值的评价，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进行伦理的约束和规范。只有如此，我们的行为才表明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生物，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用自己的智慧拯救我们人类自己。

二、背离自然：现展观的“反生态价值观”

在上述意义上，发展概念与进步概念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指向某种价值预设的，因此，发展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概念的价值预设就是生产力越来越高，经济的规模、范围越来越大，经济效率越来越高，人均消费越来越多。这种价值预设被说成是“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

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现展观是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工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制造”，而“制造”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把某些自然物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消除它与自然界整体之间的“自然联系”，然后再按照人的欲望和目的，以文化的、文明的“非自然形式”重新“组装”，其结果就是工业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这种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化自然”或“为我的自然”。支配着这个过程的逻辑，就是用人的“文化秩序”、“文明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逻辑。这是一个通过发展实践对自然界实行的“去自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中的自然秩序被打乱、消除，代替它的是一种“非自然的”、“反自然的”世界秩序。

因此，工业生产的过程是以破坏自然秩序为前提的活动过程。当人们在制造产品的实践中把自然对象从自然界的整体联系中割裂出来时，本来的自然秩序就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因此，工业生产的实践方式在本性上就是反生态的。诚然，在生产规模较小、生产力较低的条件下，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还能够消除生产实践造成的恶果。但是，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规模无限度扩大时，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将无力回天。个别的、少数的实践后果长期积累，就必然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自然平衡，造成生态灾难。可见，有限度的工业生产并非必然造成生态破坏，但如果工业生产无限度增长，造成生态系统的瘫痪就是早晚的事。

工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形式使得现代社会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成为无限度的。单就推动经济增长来说，市场经济具有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优越性。这是因为它有一种推动经济无限度增长的内驱力。这种内驱力不是来自经济外部的推动，而是来自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机制。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增长既是快速的，又是没有极限的。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具有高速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不仅对经济主体的能力进行了系统的培植，有利于人的主体能力的提高，而且也为人的主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创造了优越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自由竞争的机制都为经济的无限度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拒绝限度”——增长的无限度，是现代西方发展观的基本观念，也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特征。[2]

市场经济具有一种推动经济无限度增长的内驱力，却不具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内在机制。由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基础性的规律。劳动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实际上就是把商品的价值完全归结为劳动的价值。这样，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就被排除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之外。在经济学的计算中，自然资源被作为无价值的东西而不予考虑。这种“资源无价值”的错误假定又根源于“资源无限”的错误假定。自然界被看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仓库。既然资源无限，那么，生产多少商品以及商品的价值就与自然资源无关而只与人的劳动相关。这种经济学不可能关注资源的节约而只能关注时间的节约；它的基本规律就是节约时间的规律；时间成为这种经济学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财富”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科玉律，资源的节约始终不能成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内在机制。

通过我们对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的分析，现代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质已经昭然若揭。

三、生存的遗忘：抽象的人道价值观的危机

以法国经济学家F•佩鲁的《新发展观》为代表的发展观，强调发展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种以人为目的的发展观，对于那种“发展天然合理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因为在这种发展观中，发展本身已经不再被看成目的，而是被看成手段，人才是发展的目的。这就为对发展本身的反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价值论的基础。

但是，“发展是为了人”的口号本来就是西方传统的、抽象的人道主义的一个口号，因而它不能回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西方现展观正是以“一切都是为了人”为理由开展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都可以被冠冕堂皇地冠之以“为了人”的理由。因此，说“发展是为了人”是没有错的。但这个判断没有解决任何当代问题。因为它所说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说发展是为了人，关键是为“什么样的”人？是为了人的“什么”？它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类？是为了穷人还富人？是为了人的眼前利益还是为了人未来的长远利益？是为了人的健康的可持续的生存还是为了挥霍性享乐？这才是解决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关键所在！

“发展是为了人”的口号之所以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念。文艺复兴所张扬的人文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近代的主体性哲学更是把人的地位推向了顶峰，使人成为绝对的主体，使世界成为围绕人旋转的、没有存在论根基的世界。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正是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时代精神，为现展观所体现的“征服自然”、“改天换地”、“无限增长”、“无限进步”的价值观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因此，抽象地说“发展是为了人”和“以人为本”，是属于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观念，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存危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离开了对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发展是为了人”和“以人为本”就仍然是一个抽象的口号。

人这个物种的“可持续生存”应当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或终极价值。合理的发展，应当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之上的发展。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认为：“任何生命都把自己的生存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这是生命世界里的原则。肉体的一切机能,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目的而组成的；心灵的活动也是为了能够本能地逃脱生命的威胁,甚至是为了能够事先觉察并逃避这种危险而巧妙地形成的。”[3]同其他一切生命一样，人作为一个生物体，生存也应当成为他一切活动的最高原则或终极原则。生命是人的一切活动的载体，离开了生命，人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虽然作为人特有的生存方式的社会历史与一般生物的生存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但“活着”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始终是基本的、首要的和终极的。

从生存论的价值观出发来评价发展的合理性，对于当代面临生存困境的人类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当代人类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造成的。而我们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主要的原因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健康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的挥霍性消费。这种挥霍性消费并不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它或者是为了获得一种物质消费的，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相互攀比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为了满足“非必需”的、“非生存”的消费的发展，本身就不具有“生存的合理性”。根据生存的价值原理，个体生存的“必要消费”是必须满足的，但个体的“非生存消费”则是不必要的；在生存利益同非生存利益发生冲突的条件下，必须以牺牲“非生存利益”来保证“生存利益”，而不是相反。但是，西方现展观正是以牺牲种的生存利益来保证个体的非生存利益。这种发展观的根本缺陷就是对生存的遗忘和背离，特别是对人类种族生存的遗忘和背离。根据生存论原理，我们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个体和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本需要为目的，反对以个体的非生存利益取代人类种族的生存利益的价值取向。

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挥霍，人类已经陷入了资源匮乏和环境危机。这些危机说到底是人类的生存危机。既然是生存危机，那么这种危机的解决，也只有依赖于生存论的原理，而不能依赖于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原理。我们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贪婪和享乐，无限制地挥霍掉子孙后代用来满足他们的健康生存基本需要的自然资源。我们应当节约自然资源，把我们的生产和消费限制在满足我们的健康生存需要的限度内，以便使人类这个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持续地生存下去。

把生存论作为评价发展的合理性的终极价值尺度，要求发展必须以下面两点作为它的价值目标：

第一，发展要以保证所有个人的健康生存的需要为目的。为此，发展必须遵循“基本需求战略”，优先生产和发展那些满足人民大众健康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贫困的消除和所有人的健康生存应当成为评价发展的好坏和发展程度的价值尺度。

第二，限制那些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我们之所以必须限制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的生态系统能够承受人类对它的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少数富人的挥霍性消费和享乐而进行的生产，无疑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丧失掉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从而使人这个物种（人类）失去可持续生存的机会。

生存论的价值观应当包括个体的生存和人类物种的生存两个方面。如果说，生存的原则是生命的最高原则，那么，种的生存则是生存原则中的最高原则。在个体和种族的关系中，种族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在许多物种中，都存在着为了保存物种的延续而牺牲个体的现象。当然，一般生物并没有明确的目的。生物个体为物种的延续所作的牺牲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在生物个体表现为一种本能。

人作为生命体也不能违背一般生命的基本原则。“种族生存利益的满足”也应当成为人的最高价值原则，否则，这个物种就会灭亡。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生物本能，表现为文化的、文明的、历史的生存方式。这就为人类行为以个体利益取代物种利益提供了条件。我们看到的人都是个体的人；个体的利益是时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现实的利益。而物种的利益却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以致被文化、文明所遗忘，被个人利益所遮蔽。特别是当文明的发展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取代了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人的生存利益就完全被个体利益所取代，物种的生存利益早已退到了被人类遗忘的角落。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意识形态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在“个人本位”支配下的一切人类行为，都必然表现为对物种的生存利益的遗忘，甚至为了追求无限膨胀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惜以牺牲物种的生存利益为代价。

为了满足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贪婪追求，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资源匮乏，并使得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这正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人的种族利益的典型表现，因为足够的地球资源和稳定的生态系统是人这个物种生存的基本条件。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之所以成为人的生存的最高原则，是因为种的生存是个体生存的延续，只有保持物种的生存，才有绵延不断的个体的生存；如果失去了种的生存条件，也就意味着个体的生存失去了延续的可能性。因此，在种族的生存中就内在地包含着个体生存的持续性。要实现人的个体生存的持续性，就必须把种的生存利益的实现作为生存的最高原则。

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我们就必须超越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确立一个以人类种族生存利益为核心的新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生态价值论文例5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要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转变人们的价值观。

一、从生态文明发展史看价值导向的作用

生态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如何确定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而人的存在依靠世界观指导，具有价值导向，由世界观所决定的价值观对生态文明的形态起着重要作用。

人的价值观产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价值观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文明形态。

农业文明的出现，人们价值观开始转变从对自然的敬畏转向了不断征服自然。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然的对抗者，那个时候的思想者逐渐的产生了诸如天人合一一类的难能可贵的学说。这一时期虽然有些地区也有滥砍乱伐过度垦殖等现象，使生态失衡，但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以自我为价值中心，从自然界攫取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人类生存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危机的根本就在于人类忽视与自然的和谐，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大肆的攫取自然，工业文明的整个体系都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掠夺的基础上的。要改变人类自我中心的价值观，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文明的建立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生态文明观是崭新的文明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观提出了挑战。生态文明观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生态文明则是指文明的一个方面，即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它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而言的。生态文明更关注生态的演变，而与传统的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的文明分割有较大区别，因此使用生态文明的狭义解释，更为恰当。

生态文明的提出，使人类开始意识到人类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观不能以人类自身的眼前利益为目标，人类的功利和幸福不能逾越自然所允许的范围。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发展。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功利与幸福及其程度的界定又是由人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三、价值观对构建生态文明的意义

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其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构建的关键是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看待问题的世界观转变了，也决定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从原始社会的蒙昧，到农业社会的过度垦殖，工业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都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因此认识每一个社会阶段文明的钥匙都是价值观。

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问题是人类价值观的选择。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自然生态平衡和谐为目的？人类发展是以目前自我的财富增长的眼前利益为主，还是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光来看问题？对这俩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动。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个索取自然、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地球资源的消耗，造成局部的生态灾难。我国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是靠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实现的。中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党和政府对治理生态保护环境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兴建了大批生态智力和环境保护工程。我国的生态环境却仍旧呈现了“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好转与恶化并存”的特征。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一些地方人们的价值观念在作祟。他们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他们为了个人局部或一时的利益，不惜破坏生存环境。 一些地区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建立科学发展观，要彻底改变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旧观念；摒弃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惟一指标的做法；改变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自觉破除不合时宜，不利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是改变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只有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人们的价值观才能转变。才能从长远利益来看问题，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原来粗放的生产方式，采用集约生产方式。只有转变成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价值观，人们才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样就把呵护生态环境，建设绿色家园变成自觉行动，这样才能建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系统，创造出合乎科学发展理念的现代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生态价值论文例6

摘 要：蒙古族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传承、发扬、挖掘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有利于人们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普及生态文明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并有利于引导人们最终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动中.

关键词 ：蒙古族文化；生态教育价值；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253-03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2013年度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DBZ13047）

1 蒙古族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

所谓的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1]是工业社会之后，人类重新进行的文化选择.它摒弃“反自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主张“尊重自然”，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有学者认为，生态文化应该具备三点：第一，在认识上，将人（包括社会）看作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第二，在信仰上，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对待自然；第三，在行为上，“取之有道”，不损害自然，又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2]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从事畜牧业、狩猎业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极具特色的“逐水草而游牧”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游牧文化.用以上三点来衡量，蒙古族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

首先，在认识上，蒙古族文化将人（包括社会）看作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的核心思想是“天父地母”，认为长生天（蒙语“腾格里”指天）是“慈悲从爱的父亲”，给予世间万物及人以生命，一切可以感知的事物都是天神所造，一切不能感知的东西都是上天的安排；大地则是“喜乐好施的母亲”，繁衍了所有存在、生存的物体，抚育了人的身体，为哺育万物的慈母.可见，蒙古人把天下万物（包括自我）都视为天地的孩子，是大自然的有机构成.这样蒙古人就把自己融入大自然中，参赞天地的化育，和世间万物相互依赖、相互通融、相互促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的大生物圈.蒙古人对天、地、人及自然环境的认识与情感，包含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理念，“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其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这在蒙古民歌里也有反映，如“茫茫绿草地是我生长的摇篮”.

其次，在信仰上，蒙古族文化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永恒的苍天是万能的、至高无尚的、无时不在、无事不为的“大神”，是最高尚的善神，它赐予人类一切幸福.地是养育一切生物的神灵，为“二神”.所以，蒙古人“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这在蒙古可汗的诏书里也有体现，诏书中常常以“长生天底气力”这句话为起始，表示可汗受命于天.同时蒙古人也有对大山、丘陵、敖包、水、火、树、飞禽走兽的崇拜与祭祀.这样天地间的自然物，即使是一草一木，都被蒙古人赋予灵性，超越了原有的纯粹自然属性，或是被神格化，或是被人格化.萨满教赋予了天地万物产生、存在的理由与合理性.萨满教之后，蒙古族信奉了藏传佛教.佛教宣扬因果法则、整体观念、和谐原则，以及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认为人类只有崇尚、善待自然，自然才能善待人类，又进一步完善了蒙古人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哲学.可以说，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一直是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在行为上，蒙古族文化讲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取之有道.蒙古人重要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是和万物平等和谐相处.在对草、水资源、牲畜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利用中都有充分地体现.比如，为了恢复草原的生态功能，牧民们进行轮牧、休牧、转场等畜牧方式，将可利用的草原划分为四季营盘，这就减轻了草原和草场的人为压力，确保了牧草的生生不息和永不枯竭，成功地解决了草畜平衡、草场保护、牲畜管理等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牧民们并没有制造一个人工过程或半人工过程，干涉草场固有的生态过程，而是通过创造没有人干扰的外部条件，令其按照固有的自然生态过程进行恢复[3].这就构筑了天、地、人的复合生态系统，体现了“尽天道而与天德合”的顺应自然的协调发展观念.同时，蒙古族文化对自然的索取是取之有道的，草原游牧业是以资源的节约、保护、循环利用为其主要特征的低熵绿色产业[4]，具有明显的简约循环化特征.如，在建造蒙古包时，除木料外，毡、皮绳、毛绳等都为畜产品.这就节约了能量，限制了废品与污染物的排放，从而使草原生态环境得以保护.

蒙古人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热爱、保护草原.这在蒙古民歌里也有反映，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的身躯一样爱惜”.这在生态保护的条款中更能体现.如，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不得损坏土壤，严禁破坏草场；禁止在夏秋两季白昼下水洗浴及在江河洗手等等；放牧时，蒙古人跟随畜群播撒优良牧草种子，对草原进行补播改良.严禁没有限制的不必要的杀生，不准猎杀或杀害怀胎动物、哺乳动物和动物幼仔.宰杀时，蒙古人有念咒的祈祷仪式，同时还有一些伦理道德的禁忌规定，如“其杀所食之动物，必须缚其四肢，破胸，入手紧握其心脏；如牲畜穆斯林杀生者，则因如法杀其人”[5].对于牲畜的爱护，也有生动的描述：“在朔风凛凛的旷野里，对刚刚生下的羔羊或犊牛给予温情，正像护理一个家族成员一样而笑容满面地辛勤劳动.……有时在帐幕中与犊牛同居，曾目睹过怀抱仔畜，用牛角哺乳器的老妇的慈祥姿态，象爱护作物的农民有时对某个单一的植株表示贪恋一样，家畜更需要照管和流露的情爱.”[6]从中可见蒙古人高尚的泛伦理主义情怀和生态保护的质朴.

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性是牧民在人、家畜、自然三要素构成的生业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一种生态化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崇尚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这与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近年来，这一曾被现代文明斥之为落后、愚昧、原始的文化，倍受学者们的关注，并得到高度的评价，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游牧文化的生态特征”[7].可见，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很好地理解蒙古族文化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将其价值凸显，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宝贵的文化资本和智力资源.

2 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

在这里，笔者谈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是指通过传承、发扬、挖掘蒙古族文化，使人们明确人在生物圈中、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将其生态意识用来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并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在当下急需恢复与重建草原生态系统的今天，蒙古族文化作为生态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理念，对维护生态平衡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利于人们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20世纪中叶以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人们一直信奉“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念.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国的环境问题更为紧迫和突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里，有16个中国城市.[8]我国草地退化、沙化、碱化的面积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而且还在逐年增加，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石漠化现象.大气、土壤和水污染严重，臭氧层被耗竭与破坏，垃圾泛滥成灾，水资源缺伐.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约有7000种植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野生动物的处境更不容乐观.然而调查发现，仍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人应该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仅有8.3%的人较多地参与环境保护活动.[9]可见，人们急需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

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蒙古族文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它告诉我们：人类属于大地，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生活在地球生物圈，受到自然的制约.所以，人类必须注重与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共处.蒙古族文化让我们认识到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以及生命间及生命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它把人类行为的参考框架从人类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转移到天下万物的利益和价值上，这就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实现了由单向功利型向多元互惠型的转变.我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加强蒙古族文化的教育和宣传，能够使人们正确认知人在生物圈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纠正人们思维深处“天人对立”的错误认知；能够使人们深刻理解生态的基本规律，唤起人们对人与自然的整体关注；能够实现人们人生观、自然观以及生存发展观的生态化转变，形成科学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最终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2.2 利于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提高民族素质

造成生态环境严峻形势的原因有很多，如，无序与过度地开发自然，不当或失误地运用科技，对生命和资源不懂得珍爱与节约，等等.但这些最终都归结于人的素质不高.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全部人类体制准备与自然建立较高层次的友好关系和以稳定的内部平衡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并进行幸福的交流，那么人类就必须经历一个深刻的文化进化，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素质和能力”[10].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应当有计划地普及生态文明知识，提高民族素质.

蒙古族文化讲究利用自然要取之有道，无论是在畜牧业生产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人、草、畜有机统一起来.从整体生态系统出发，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不仅满足了蒙古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不损自然，走的是循环经济之路，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生态，爱护生态与节约资源对人的长远发展有何意义，什么是污染与生态失衡，它给人类带来哪些深重的危害.它告诉我们如何去爱鸟，爱草、树木，如何保护植被，保护爱护珍惜动物，节约用水，如何从小养成良好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习惯.通过对蒙古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普及生态文明知识，使之从小养成爱护自然、爱护生命、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情感；能够使青人们摒弃对自然的霸权主义态度，从而构建一种保护其它物种，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的生态环境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及生态道德意识；能够克服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近视和短视，使善待自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态自觉、道德自觉，并内化为人们稳定的心理结构.从而最终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层次，提高民族的生态文明素质.这合乎人的全面发展.

2.3 利于引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环境保护意识浅薄，将游牧文化与落后愚昧画上等号，憎恨草、仇视草、视草为敌.这种视草为敌的文化意识转化为行动后，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巨大的制度力量.如，“畜牧业落后论”者姚锡光，在光绪三十一年，曾断言:“游牧生活断无持久幸存之理，……恐不出五十年，游牧之风将绝境于地球上”.因此，他积极倡导“移民守边”.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仍继续清朝“蒙地汉化”的开垦政策，继续大量开垦草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影响，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草地又被大规模开垦.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破坏了草原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竭泽而渔的资源利用，超出资源的自我循环路径.最终造成了今天“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的两业俱伤局面，带来的是大自然的灾难性的破坏.

蒙古族文化认为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这是符合草原生态自然规律的.其合理地调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给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掌握蒙古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利于将其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运用到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能够有效地约束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控制人类对生态的盲目行为，避免出现人为的生态破坏活动；蒙古族文化表明，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大规模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给我们蒙古高原上的农业生产活动以警示.对其进行宣传，利于人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提出的退耕还草、还林，以及实行的严格封育；蒙古族文化的讲究节约，有利于引导人们适度地消费、节俭地生活，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的消费行为；蒙古族文化的讲究循环利用、无废利用，能够促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向节约生态资源、优质高效转变，使人们的活动更合理、更有效、更生态文明.

在现代化浪潮中，蒙古族文化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继承、发扬、挖掘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对于人们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民族素质的提高，以及引导生态文明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环境、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压力，是草原牧区的发展策略之一，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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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澍，马啸.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化研究评述[J].西域研究，2008（2）.

生态价值论文例7

二、生态伦理焕发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充满艰辛又充满创造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支撑与推动。同样，一种伦理价值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同样需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其丰厚底蕴。我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伦理的精髓思想，为当今中国生态伦理学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些理念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已渗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党的十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沉淀着传统文化浓重色彩的生态伦理价值被国人接受。专家、学者以及教育工作者再次从中华民族巨大的文化库藏中挖掘生态伦理的思想宝藏，并努力在实践中将其融入到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根植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对于祖国的热爱通过文化传承与发展而表露无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再次焕发了瑰丽的色彩。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积极奋斗、努力实践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改革创新既是一个时代的实践精神，又是一个时代的实践活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对当下中国经济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改革创新需要有生态伦理的牵引和约禁，人们的行为不能突破生态伦理的实践理性。生态伦理如此重要，如何使其获得人们认同并成为他们行为的实践原则，还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引领和推动。在改革创新的实践活动中，把生态伦理逐步纳入时代精神的培育中，成为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品格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坚守与建设生态伦理再次焕发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然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加了新的亮点。

生态价值论文例8

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种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出现,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资源是无主的、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认为自然没有价值,或者自然只有满足人的利益时,它才有工具价值。80年代我国学者在翻译借鉴西方与环境伦理学相关的主要著作时,接触了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以其独特的环境伦理思想奠定了它在环境伦理学界的地位――自然价值论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它以生态学为基础,认为价值是客观性的和多样性,价值是历史进化的,文化价值是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并且由客观的自然价值推出人类对自然的多层次的道德义务。虽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有着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和实践局限性,并不排除他的诸多思想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合理的,是可以吸收借鉴,它可以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伦理导向和理论支撑。

一、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的自然前提

任何文明都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生态文明也不例外。自然的“废墟”上难以建立起文明,自然的反作用力与文明的衰落还有极大关系,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等便是很好的例证。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将自然看做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对自然大肆地掠夺,它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远远超出了前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也超过了自然的承受力。工业文明作为威胁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文明类型,已在不可逆转地衰退下去,需要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来取代工业文明,这种新的文明类型只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反思工业文明时期所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它必须改变工业文明的严重的“反自然”的价值观,以尊重自然为前提。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我们尊重自然的重要思想借鉴。

首先,罗尔斯顿对自然价值的深入分析和详细分类,认识到自然原来具有如此丰富的价值内容。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建设生态文明不应该仅仅珍视自然的外在价值,也应该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与功利无关。应该“让鲜花开放”,不是为了人类的审美价值,而是鲜花也有自己生存的目的,它们是有内在价值,应该尊重它们的内在价值。如果我们人类的确把生命、多样化等概念视为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断追求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尊重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自然系统本身是有价值的,人类只是自然进化的晚期出现的“杰出的作品”,人类据此认为自己是自然中唯一具有价值的物种,那就太不可思议。自然系统是有价值的,是它创造了并维持了人的生命,它是人类的母亲,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改变过去人类统治自然的不正常的关系,尊重自然的系统价值,要努力维持自然系统的和谐、稳定和美丽。

从大自然利用的角度看,罗尔斯顿认为大自然不仅承载着经济价值、消遣价值、审美价值,大自然还具有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的价值、辨证的价值、生命价值、宗教价值等。这种分类可以给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启发――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不能仅仅看到大自然的经济价值,更要开阔眼界,看到自然地多种多样的其它价值。为了眼前的经济价值,却可能永久地失去它们的审美价值、塑造性格价值、历史价值等,岂不是得不偿失。

其次,罗尔斯顿是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既然价值是事物具有的属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罗尔斯顿所理解的价值属性最重要的是它的创造性,自然系统创造了人类物种和其它许许多多的物种,这种创造性也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创造是在自然价值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价值是朝向价值增值的方向进化,是不可逆的,这也可以说自然是按照自身的生态规律在进化,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在人类诞生之前,自然已经按自身的生态规律在发展和进化,在人类诞生之后,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的生态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并不能说人类的活动改变了自然的生态规律。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自然的客观性是在产生人类之前就存在了,现在和将来还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这种客观性有时会表现为一种令人恐惧的自然力,尊重了它你就会获得回报,忽视或违背了它就会遭到惩罚。过去发生的许多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违反自然规律,人为地改变自然破坏自然有关。我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要引以为戒,如果我们想继续在这个自然中继续生存下去和生活得更好,就必须了解和尊重自然的生态规律,按自然的生态规律办事。只有在尊重的自然的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如果违背自然的生态规律,则有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荡然无存。

最后,罗尔斯顿帮助我们认识到,自然的基础性意义不仅是现实的和实在的,还是哲学层面上源发性、永恒性和精神性的。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已普遍意识到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这种认识和理解可能还不完整,在人们解读自然的基础性意义时,更多还是从纯功利的立场出发,关注物质层次的意义。事实上,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现实的生活空间、生活生产资料和气候环境,它创造了人类这个物种,在它的偏爱下人类逐渐摆脱蛮荒、发展了今天连人类自己都觉得骄傲的高度文明。罗尔斯顿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时常比喻为子女与父母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后天给予,而是与生俱来,不管人类承认与否和尊重与否,它都客观地存在在那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大自然对人类的意义与其说是现实意义的,还不如说是哲学和宗教意义上。自然对人类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是永恒性,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自然的枯竭就意味着人类的灭亡,人类只要存在一天就要依赖自然一天。自然在精神上对人类的基础性意义也不容忽视,正如罗尔斯顿所言,人类与自然的结合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自然不仅是人类的生活家园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类永远无法抛弃对自然的那种强烈、已渗透到每个基因里的归属感,没有与自然的真实结合,人类永远实现不了真实的全面发展和获得充实的幸福感。

自然是人类文明的根基,脱离自然的文明将是没有前途的文明。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维护其自然前提,以尊重自然为其重要价值理念,转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具体表现为“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实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等。

二、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前提

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写道:“在结束对环境伦理的探求之前,我们至少还得提出某种由栖息于其特殊环境中的个人所实践的具有地域性的个人伦理。”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所以他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呼吁人们“要诗意地栖息于地球”。他认为环境伦理最终要落实到个人的生活中,这给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的启示――生态文明建设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的行动和生活中。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极其严重,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环境意识普遍不高,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创建其主体前提――即具有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素质的公民。生态文明不会自发地出现,它的出现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可以将这种公民称为生态公民,即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的现代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前提。生态公民是具有责任意识和良好的美德的公民,这要求生态公民主动地遵守已经确立的环境法规,积极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环境政策,以及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能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民的道德修养又取决于公民具有的基本的生态文化素质,将这种生态文化素质分为四个方面:即生态知识教养、生态伦理教养、生态审美教养和生态行为教养。

首先,关于生态知识的教养问题,也就是人们必须懂得基本的生态知识。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正是在生态科学、系统论、自组织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整个理论中贯穿的生态学知识,也是培育人们生态知识教养的重要借鉴。它让人们了解到,所有的生命形式,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微生物,也无论是生命个体、物种、还是群落,都是由网络组成,地球生态系统正是由所有生命形式长期的共同生活与进化形成的结果。人类的健康生存,也必须依赖于全球生态系统这个最大的生命网络的可持续性。由于人类只顾自己生存发展的利益,无视非人类生命生存的利益,以极端反自然的方式劫掠自然资源、破坏环境,致使全球生命网络严重破损,甚至走向瓦解,也最终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其次,应该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培育人们的生态伦理教养。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人类与自然是两个分裂对抗的领域,人类只承认自己具有内在价值,把非人类存在物当成人类可以随意征服和支配的对象。与此相反,自然价值论认为,无论是人类生命还是非人类生命,都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人类和生命物种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他们的生存利益和命运都依赖于生物圈的正常、安全、健康和持久的运行。地球生物圈不仅对于人类具有环境价值,对于所有生命物种也具有环境价值,洁净的空气不仅对人类有用,其它生命一样需要。要想维持所有生命长期健康存在的生态环境,就必须维持地球上适度的人类种群规模和起码的生物多样性,才不会导致人类因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产生威胁生物圈的生态安全问题。人类必须实现从传统的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进化,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新生态伦理观,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起码的生态伦理教养。这样才能真正使人们做到,不仅道德地对待人类自己的生态环境,对待人类后代的生态环境,也道德地对待所有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再次,生态审美教养也是作为一个生态公民需要具有的,也是是值得特别赞美和推崇的。“诗意地栖息于大地”是一种对高级的人生价值的追求。工业文明的破坏作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污染每一条江河、侵蚀每一寸土壤的严重程度,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为了追求奢侈浅薄的物质生活而宁肯牺牲高尚的环境美的生活需要,这种生活时尚也导致人类逐渐忽略生态审美的需求和欣赏能力。人们的心灵日益废度,关切物种的生态良心也日益麻木,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关心也就完全被攀比荒唐的物质享受所代替。人们知道欣赏生态美也就不会继续听任青山绿水变为荒漠浊流,就不会为了经济指标而毁灭具有生物多样性之美的大自然,就不会让珍禽异兽变为翠冠华服或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就不会为了放纵物欲的膨胀去牺牲美好、愉悦、自由、脱俗的生存享受。欣赏和维护生态美不仅是当代人的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文化素养,也是人们健康、文明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

三、努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严重的不协调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工业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不协调的状况,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前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时期,再到现在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对自然的顺从,到对自然的掠夺,再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迅猛发展,“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的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疯狂地向地球无止境地略夺各种自然资源,人们“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倘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一方”。

人类对自然的“透支”最终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头系,成为人类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人类开始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进化的结果。人不可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也不可能超越自然界的范围。人对自然界具有一种依赖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

人类的活动也影响着自然。人类在依靠自然的同时,通过自身的劳动,将自然资源变成人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自然界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为了修筑公路挖山凿洞,改变着当地的地貌。人类自觉地、有意识地改造着自然界,在为人类和自然界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人类无法控制的恶果,越来越严重和频繁的环境危机。

人与自然界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二者在对立统一中共处于同一个矛盾统一体中。“在重建人与自然被人为破坏的和谐关系时,应该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意识,也应该超越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原始同一意识。人类对于自然的终极关爱,不应该只做自然的奴隶,也不应越来越远离自然和与自然对立,应该越来越认同自然、贴近自然、与自然一体化。应该追求的是人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来不断获得自身和发展自身,实现‘人与天地共自由’的和谐境界”。人类依靠自然生活,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变革自然又必须顺应自然,人控制自然,同时又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适应又有冲突,是有冲突的和谐。

中国如何处理发展经济和资源节约的关系,是当今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处理发展经济和资源节约的关系,转变人们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重建人与自然地和谐关系的睿智之举。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正是以人和自然的和谐作为人类实践的目标的,它为转变人们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导向和理论支撑,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的伦理导向和理论支撑。它使我们认识到自然除了具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具有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我们不仅对生命个体有道德义务,而且对物种和生态系统有道德义务。我们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地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作为唯一的道德人,有责任和义务去道德地对待生命共同体中其他的生命和生命群体,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只有这样,才能“诗意地栖息在地球上”,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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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39-02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上,其内容博大精深,哲理意蕴深长。

1.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说,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员,人对自然具有根本的依赖性。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实践。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从而也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但是实践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由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

2.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实践的高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然而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己从自然界提升出来,又在能动的实践中改造着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并且能同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切的伦理的关系,体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和关心。人类对于环境的能动性表现为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与调节的统一。对于自然影响,“从20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对于社会影响,“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3],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在实践上的一致和统一。

3.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对自然规律是一个由无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由会利用到科学利用的过程。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4]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5]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发展,人反转过来影响自然的手段也增加了。地球的表面、气候、生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类必须同自然规律相一致。

二、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工具和各种绝对精明的手段,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攫取,在征服、改造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给自然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温室效应、有毒化学药品危害加剧、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野生动物大量灭绝等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由于人口剧增和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造成森林锐减、草原退化。因大片植被被毁,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风固沙作用,造成了水土流失、沙漠扩大和荒漠化,也以此导致北方许多城市每年春天的沙尘暴天气。

其二,生物多样性减少。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大量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加上人们的滥捕乱杀,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快。

其三,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我国占了八个,污浊的空气已经使很多居民难以见到晴朗的天空。水污染也非常厉害,大到江河湖海,小到溪流池塘,大多数已不同程度被工业废水、生活垃圾以及农药残留物等污染,造成饮用水紧张,鱼虾难以生存。

其四,人炸、能源短缺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人与环境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本上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形势还相当严峻。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以下几个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进一步认识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意味要彻底摆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寻求“在发展中整治生态,在生态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中去。

生态价值论文例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的发展提出以尊重自然与生态的发展规律为前提，实现人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这就要求人类通过科学的发展方案，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保持生态建设的同步发展，使人类社会必然要依靠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支持。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环境下进行一味的经济利益追求所提出的反对与批判，指出以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论为基础，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深化生态文明思想

以马克思主义的的理论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国家生态建设，具有非常显著的理论参考意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并且具有非常科学与完善的特点。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部分进行学习与认识，可以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支持。

（二）对全球生态建筑发展的价值

国际上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文明建设观点，通过生态建筑来体现城市的生态建设是非常直接的形式。目前在全球生态文明建筑的建立及建设过程中，已经较广泛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这就为全球化的生态环境优化提供了最直观形式的支持。

（三）对我国生态建筑建设的价值

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步相对世界范围来说处于较晚的状态，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全面建设速度却在进行着突飞猛进地发展状态。面对我国坚持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还需要进行生态建设方面的不断努力，以适应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与影响，并且以保持生态稳定发展为前提，进行国家的生态化建筑建设。

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下我国城市建筑现状

（一）粗放式建设模式尚在

虽然在市场经济水平发达的当今社会，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并且随着建设技术水平与先进建筑材料的研发，为建筑的建设模式提供了越来越多变的发展环境。但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模式仍然是以粗放式运作方式来实行的，并没有将有效的建筑技术与先进的建筑材料普遍的应用，为城市生态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二）生态城市建设片面追求整齐

目前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设想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保持国家与社会良好的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正确理论设想，但是在具体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对于生态化建筑的专业性因素关注较少，因此常常将注重表面的整齐外观而进行城市建筑的设计，缺乏关于生态城市目标的具体化措施，目前我国在生态城市建设的工作上还处于理论阶段，并没有真正的将生态建设落实到城市建筑的设计上来。

（三）生态建筑缺乏公民参与性

由于生态化发展目标是与全国人民切实相关的发展战略，因此需要针对城市的生态建设征求大众的意见，使生态化城市建筑的设计和实施增加大众的参与性。由于生态建筑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与国家，因此全民参与对生态建设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仅仅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努力来建设生态化城市建筑，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维护和改善的要求。

（四）生态建筑缺乏地方特色

所谓生态建筑就是要求根据本地区或城市具体的生态环境需求，进行建筑规划与建设，为保证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方向，及促进生态环境向更好的方向转变而提供支持。目前我国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其造成的主要因素是以统一的生态建筑标准来实施城市建设规划，因此需要加强对城市化生态建筑根据自身需求进行相应调整，建立以自身特点为基础的城市生态建筑。

（五）沿海地区“鬼楼”偏多

沿海地区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城市，在取得可观的经济建设成果之后，其生态城市建设的要求也是极其明显的。不过目前我国沿海城市在生态建设的规划上存在着许多不符合自身城市建设标准和需求的现象，导致规划不合理，出现了普遍的“鬼楼”现象，即盲目的开发与生态建筑的规划，使建筑成为空有其表的摆设，实用性价值偏低。

四、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下生态建筑展望

（一）以人为本，实现建筑生态化

要建立生态化的建筑就应当本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由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持人类生存环境的优化发展，使生态能够有更良好的发展和运行状态，因此在实行生态建筑的设计和规划时，必须要首先遵守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建筑的设计理念到功能效应，从城市的规划设计到建筑资源的利用开发，都应当时刻秉承以人为本的生态发展原则，为创建生态化城市及更加文明与和谐的环境提供保障。

（二）加强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公民参与度

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除了要遵从自然的发展规律外，还应当正确的对待公众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程度。生态城市建设从建筑方面来说，主要要求其建筑设计、材料、工艺、建筑功能等符合生态化和自然化的标准，要实现生态化建筑建设，还要加强公众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一方面通过建筑的生态化特点保持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人文参与使生态环境能够有良好的发展方向。

（三）加强生态建筑的国内外合作

生态化建筑的意义不仅在于建设生态化城市或者国家，更是一个与全球居民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复杂事物，生态环境的全球化特点决定了要实现生态城市建设就要加强与国外其它国家的合作，通过国际范围的生态建筑规划意见及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统一，来实现国内外共同合作，来创造生态化城市。

（四）尽量杜绝“鬼楼”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