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1

（一）传统讲课方式。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教师资源缺乏的国家，我国的教学最直接且最合理的方式无疑就是传统的讲课方式，即老师作为整个课堂的主导，学生以听课和记笔记为主的教学方式。这样的大班课程满足了我国急缺的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我国的适龄学子都能够接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传统讲课方式还保证了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角色，教师作为整个课堂的引导者，不能放弃其传授知识的主导地位，学生们对于新知识的学习应该还是要以老师的教学经验为主，因为老师相对于学生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涉猎与宏观的把控中比后者更加有经验。但是，我国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形式较为单一，老师在课堂上把整理的知识点灌输给学生，学生只能一味地单向接收信息。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会逐渐失去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无法独立的去思考问题，在大班课堂上，老师不能及时得到每一位同学们对于知识点的掌握程度的反馈，无法及时的获得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学习进度从而也不能合理地调整教学计划来适应每一位同学对知识点的接受能力。

（二）论坛式教学。论坛式教学即转换课堂。有时教师会布置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专题或者案例，将老师与同学们的角色互换，让同学们自己搜集资料做ppt展示自己对这个知识点的理解和深化，同学们通过亲自动手搜集信息，总结历史资料并在课堂上讲解并进行探索成果展示。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方式调动了同学们从案例和历史中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通过对案例的自我分析以及相关理论的收集涉猎，锻炼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总结能力，同时用案例的方法来引出相关的知识点会使学生更加容易记住知识点，将具体的案例抽象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又运用该理论具体分析其他类似的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抽象的能力。虽然ppt展示的形式很新颖，但是还有很多同学因为没有搜集资料和总结难点的经验而很难抓住这个知识点的重点，这样会浪费同学们宝贵的学习时间，老师应该在要求同学们进行转换课堂之前教会学生总结知识点的方法，同学们应该注重的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这个过程，即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三）小组讨论形式。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有一些老师为了调动同学们的参与性，实行小组讨论或辩论的方式将知识点在同学们的讨论和辩论中合理的引出来，针对一些比较热门而且有价值的现象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探讨，加深同学们对理论的理解，这样的课堂也比较生动有趣，同时也促进了同学们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的发展，锻炼了他们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从而使同学们获得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理论的学习。这样的形式保证了在课堂上的每一位同学都能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这样在一个有100多人的大课里是无法实现的，也只有小班教学的时候能实施小组讨论的形式，充分调动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参与性。

二、改革的必要性

（一）人才供需不对口。现如今，由于人们普遍的都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更注重实务，所以经济学家们都集中在了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上，这导致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上严重缺乏人才，这样会阻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应该是如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一样，他们中缺乏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不能达到均衡的状态。没有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就如同建造楼房没有建好地基一样，这样会制约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犹如空中楼阁一样岌岌可危。

（二）现论新发展。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从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现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各时期。各个时期都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成果，与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相结合，大力推崇有各时代特点的经济发展思想，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跟上时代，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联系我国实际，吸取现有经济理论发展新思路，促进经济发展进程。

（三）关注国家重点课程建设。2015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理论学习会上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可见，我国国家领导人重点关注加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学方式的改革进程，从基础教学上探索改革，转变原有的传统教学方式。

三、教学改革的方向

高校应大力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做好铺垫。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方式也应顺应时代特点，大力培养同学们的创新能力，在掌握政治经济学现有基础理论之后结合时代创新，探索出适合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有的时代特点和背景联系起来，创建一个新的教学体系，跟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方法论应该优于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实践方法论，是通过实践对事物自身逻辑的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方法论的一个体现，而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会忽视马克思方法论的介绍，但方法论应该是理解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关键前提，学会使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来理解事物、解决问题，才能有助于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且马克思的方法论不仅仅适用于政治经济学，它更是学生理解世间万物，解决生活学习工作上出现的问题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老师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前，应该向同学们介绍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应该将学生向学会运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引导，而不是仅仅记住了某个理论。在我国现有的教育中，应该加强对学生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在考试中也体现出我国还没有意识到方法论教育的重要性。现代化的发展使学生能够轻松的获得各种信息资料，可以机械地记住每一条理论，但是并不能教会学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研究某一个具体问题，这时老师的重要性便体现了出来，老师不仅仅要传授理论知识，更应该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教书”、“育人”这两个方面不能分开，老师作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应该注重“传道授业解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传授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前应该先让同学们学会马克思的方法论，树立正确的研究方法来理解整个理论体系，这时才会使教学的效率提高。

（二）强化历史背景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不能分开，每一个理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理论的产生不是无源之水，要学好整个理论系统就需要还原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从宏观的历史框架上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重点不应该是具体的概念原理，而应该从当时的背景环境中看理论的由来、发展和演化，了解为什么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产生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以及根据整个历史的进程来推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演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是《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当时马克思试图从哲学和法律等角度解释这些现象未果时，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真相，他意识到当时的人们是物质利益的关系，他从另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研究理论严重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使得很多的人意识到要改变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从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的制度，才能有效地解决资本家与工人的基本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引起如此持久的传播与研究、争论与批判，这也说明了马克思理论的科学魅力，也说明了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必要性。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应该将整个理论的阐述建立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放在整个经济思想史的长河中，教会学生能够以更加宽泛的视角和更加包容的心态去独立思考整个理论体系的由来、发展和演化。

（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践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对一个国家当时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马克思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本质进行探索的产物，这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的实践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其研究方法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向。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教育最终是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建设中去的，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前人经济建设的经验上，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就已经注意到了走“中国特色”的重要性。当时的国情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决定了中国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让这些理论经济学因地制宜，创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要创建具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决定了理论指导的来源必须是当代国人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邱海平在《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2012年的新进展及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中指出“我国要以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为背景，以我国现代历史和当代国情为基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主要对象，努力创建符合科学理论标准、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也应该贴近人们的生活，切实体现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我国经济制度的本质分析，从国民生活中探索理论的实质。

（四）优化教师资源。目前，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各高校中没有很高的关注度，其根本原因应该从教师和课程设置中找，一些教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本身并没有完整的研读过马克思的着作《资本论》，或者说研读后没有认真地去思考资本论中所讲的本质问题，导致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能充分的给同学们传达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还有一部分老师过分崇拜西方经济学，用大部分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至于教师本身已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很难从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政治经济学中与西方经济学不同思维方式的理论框架，这就更不可能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清晰客观地讲授给同学们，从源头上就导致了对政治经济学的不重视。所以，要改善高校学子们盲目追求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状，就应该强调教师资源的改革从教学内容上转变，培养出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为一体的有客观分析能力的老师。这就要求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老师要有充足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并对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分析理论框架抱有客观分析的态度。

四、现代化教学方式及优势分析

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率从2013年的45.8%上升到了2014年的47.9%。这其中也肯定不缺乏在互联网上学习的人，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促使现代化教学的改革，当然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也不例外。现如今，人们利用互联网学习的原因大致有这些：（1）互联网覆盖率逐渐提高；（2）学习的工具例如：iPad、kindle甚至是手机等都可以成为学习的便携工具；（3）学习的网站和APP种类多、功能全，像小站教育、沪江网校、新东方网校等将“互联网+一切”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4）大数据、云计算等的技术是学习资料的巨大收纳库，在各大论坛或是像chasedream.com这样的网站里，可以为同学们免费提供各种学习资料；（5）在MOOC（慕课）或BB（Blackboard Academic Suite TM）平台上有斯坦福、哈佛、清华、北大等的高校名师录制的课程视频，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接受顶尖学府的教育；（6）多媒体作为很多高校的辅助性教学手段，是一种现代化技术的合理利用，但是多媒体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方式，不能过分的依赖，教学中应该注重的是教学内容而不是教学的形式，使用多媒体一定程度上能提高老师的讲课效率，但是过分依赖于课件讲课是不行的。科技使学习更加实时、有效和节约时间，也能改善单一的教学方式，新的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使沟通更加便捷，及时有效的沟通促进师生之间的协作和交流，大量的权威资料也能开拓师生的眼界，老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新知识的接受者，学无止境不仅仅是说学生，作为学生的人生导师更应该体现终生学习的理念，利用科技之便学习同领域上不同的研究看法，集各地不同理论研究结果独立思考。并且搜索引擎和大量数据使学习资料的查询更加的方便快速和准确，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充分的利用科技带给人们的好处，适应科技时代的教学变革。

五、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建议

数字化的新媒体带来人类教学、学习、交流方式的变革，为当代教育提供了有效的传播理念和模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针对理论经济学的教学方式，各高校应该发挥创新精神，融合理论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充分利用科技的进步来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快理论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改革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综合的课程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先培养学生们分析经济问题的综合能力，要在培养学生专业化之前，先让学生充分地从不同的角度认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两大分支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者各有其优势和不足，不能以偏概全，仅以自己对某个方向的重视来评判经济学理论，需要拓宽眼界与知识范围才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它是指导我国整个国家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理论，在宏观上对我国的经济运行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有着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告诫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像密涅瓦大学和斯坦福开环教育一样，在学习的初期不要过分的追求学科的深度，先横向扩展学生的眼界，能够以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分析问题，成为一个能全面思考问题的人，再循序渐进，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的纵向深化。

（二）重视实践课程。教学的环境应该改进为从课堂教学发展到案例教学和实验教学。政治经济学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理论指导，其理论的形成依赖于这个社会和时代所有特定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应该从校园走向社会。教师应该尽可能地给同学们创造机会，带着他们近距离的接触社会经济，从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对经济现象进行透彻分析和解释，从理论基础出发，结合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在实践中教学，强化学生在理解理论基础下对实际的经济现象进行独立的分析与思考的能力。学生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者，更是探索和创造者，教师可以充分激发出学生的想像能力和创造能力，让他们也参与到科研中来，从案例和科研中教学，加强沟通强调在知识面前师生平等，共同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发扬各自所长的合作式学习。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2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

行政权力

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性行为。”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3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

行政权力

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4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资本主义长波理论的提出者，20世纪后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成果研究和解释，他恢复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系统抽象法的传统地位，并运用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来解释了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也使得政治经济学获得了新的理论发展。

曼德尔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等，其中前者为曼德尔所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解，也就着重表现在对系统抽象法继承上；后者为曼德尔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上，体现了对系统抽象法的独特运用。《晚期资本主义》论述了曼德尔的长期波动理论，并用它来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资本主义世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波动。第一部分讲述了曼德尔长波理论的主要观点：长波的关键指标―利润率、长波的历史分期、长波扩张期发生并得以持续的原因；第二部分论述了如何结合中间环节理论这一方法论正确地理解曼德尔的长波理论。

二、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原则和“系统抽象”研究方法

曼德尔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写作《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的，曼德尔力图在此书的写作中以经典作家（主要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已有理论为根据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适用于本时代的、富有生命的科学理论。曼德尔继承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他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也坚持从感性具体到理性具体再到理性抽象的系统抽象法。曼德尔以逻辑重构历史，成功地继承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他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经济矛盾的结合问题，使用系统抽象的研究方法，写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等著作，得出了不同于经典学家的理论成果。

三、曼德尔的中间环节理论

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了“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但随着现实的发展，以“理性具体”的形式抽象出来的“理性抽象”还要回到新的“感性具体”，从而不断地辩证发展。因此，曼德尔在至今未变的资本主义抽象规律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具体现实这两者间建立联系，并以前者来说明后者，也就是要完成一次新的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的过程，其关键步骤是找到有决定意义的中间环节。

为了说明这一点，曼德尔对马克思的系统抽象法基础上总结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中间环节理论：

1、深入地占有经验方面材料并精通这种材料在历史上所有的有关细节

2、分析这种材料并划分其组成的抽象因素

3、探索这些因素之间有决定意义的一般联系，这些联系说明这种材料的抽象的运动规律，换句话说，就是说明其本质

4、发现有决定性意义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对材料的本质与外表之间的媒介是有影响的

5、在具体历史的发展运动中对分析从实践和经验方面的证实

6、在无比复杂的现实中，通过对知识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实践的运用来发现新的、在经验方面有关的资料和新的联系

曼德尔所确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联结抽象与具体两者的中间环节是以下六个项目：总的资本有机构成（包括资本总额及其在这些部类中的分配情况）、永久资本在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分配情况、剩余价值率的发展、积累率的发展（生产性剩余价值与非生产性消耗掉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资本周转时间的发展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曼德尔认为这些是具有部分独立性的自主变量，各自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它们各自变化的共同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利润率的长期波动。

比如，曼德尔在讨论晚期资本主义主义的世界市场结构时就使用资本的有机构成升高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来解释。

“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结合，资本有机构成的升高，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促使外国剩余资本流入世界市场，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绝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占有本国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输出过程伴随着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的限制，而且资本会与当地官僚结合，控制外国市场。”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副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图案，这种世界体系是建筑在资本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和劳动生产力等的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上的。”

长波的收缩期由资本主义经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可以得到解释，难点在于对长波由收缩期转入扩张期，并得以持续的原因做出解释。曼德尔以外生因素即带偶然性的历史原因解释长波扩张期的发生，并以技术革命解释扩张期的延续。外生因素对利润率的作用并非直接发生的，而是要经过中间环节即曼德尔所举出的六个独立自主变量的传达、缓冲与相互作用才发生的。

四、曼德尔使用系统抽象法的缺陷

尽管曼德尔使用系统抽象法取得了众多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但在使用系统抽象法时还村有下列缺陷：

他研究的领域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间环节中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反战和积累率的发展，资本周转之间的发展都是解释生产领域的。同时，他又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但是得出的抽象结论并不是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结论，他过于注重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仅从实证的角度去解释现象，而不是寻找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抽象法确实需要有实证描述的功能，但是不是全部。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5

中图分类号：F035.3文献标识码：A

一、商品加工全过程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

关于商品的价值组成，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种价值分析方法，这就是下面的公式1。

公式1：W=c+v+m，其中w为商品的价值，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m。在经典著作中，公式1不仅从微观上分析每种商品的价值组成，而且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为此，先对商品进行分类，并给出几个概念的定义。商品（或社会产品），可分为社会最终产品与社会中间产品。

定义1：社会最终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再加工与转售、最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社会最终产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资料，它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求。另一类是劳动资料，如厂房、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从周转方式分析，劳动资料是用固定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本文中购买劳动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用c1表示。

定义2：社会中间产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还需加工（或参与加工）与转售的产品。

社会中间产品除了以原材料表现的劳动对象外，还包括、燃料、辅助材料等，其中最主要部分为劳动对象。社会中间产品是生产资料，从周转方式分析，社会中间产品是用流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社会中间产品不同于劳动资料，它的价值一次性的转移到下一阶段加工的产品中去。在本文中，购买中间产品的资本用c2表示，c=c1+c2。社会中间产品可以按加工顺序进行分类，假定社会最终产品的加工环节的顺序为n，则与它相关的中间产品加工顺序分别为1、2、…n-1，随着加工次数的增多，从初级产品变为深加工产品。如表1中，棉花是初级产品，对它加工就形成棉纱这种中间产品，对棉纱再加工，就产生了棉布这种产品，对棉布进行最后加工，形成服装这这种社会最终产品。

（说明：表中每阶段的中间产品不只1种，表中只列举劳动对象为代表）

公式2：W=c1+c2+v+m

证明：W=c+v+m（公式1）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6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7）05001008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的主旋律。当前经济运行分化趋势明显，互联网+产业、生物技术、材料技术、新型服务业发展迅猛，而一些传统高耗能产业发展低迷；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强劲，但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型省份的经济依然比较困难，形成反差巨大的“两元世界”。在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化解这些问题，需要创新思维与方法。

一、坐标系变换方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供给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2]这是党中央从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高度，主动回应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态势，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严峻挑战的新认识、新判断、新举措和新方法。“从供给侧发力”就是从主攻需求侧定位向主攻供给侧定位的历史转移，是坐标系框架的整体变换。这是通过坐标系变换实现动力转换的新方法，是推动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的基础性工作。

供给侧改革中坐标系变换方法的运用与实施：（1）从以消费端为坐标点转移到以生产端为坐标点。很多时候，不是中国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产品质量、服务跟不上。恩格斯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通过产业优化重组，建立以提高有效供给为横坐标轴和以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为纵坐标轴的坐标系，定位经济发展走势。（2）从关注生产力总量到关注生产力结构。“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尽管科学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以扩大需求量入手的片面追求GDP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遏制，存在大量的低端重复供给，先进生产力体系亟待建立，特别是生态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首要发展任务。（3）从仅关注生产力到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结构的深度调整，低端劳动向高端劳动转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创新创业普及，就业量、就业方式、劳资关系、就业者之间的关系都将发生深刻变革，劳动者的主体性、服务的自也将进一步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独立、平等。

尽管供给侧概念在西方已有多年，但并未成为破解西方经济困局的良方。中国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比较，都运用了供给侧概念，但由于内涵和实施方法不同，因此成效也不同。运用坐标系变换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包括：（1）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有效需求饱和到满足日益增长的有效需求。尽管西方供给学派也是从供给侧入手，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有效需求小于供给不可逆转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晚期，有效需求饱和的危机已经成为常态，无论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都不能创造有效需求空间。供给学派以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2]，违背经济规律，试图通过增加生产、扩大供给，人为地增加需求增量，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带来更多的产能过剩，使危机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长期经济不振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需求空间巨大而且不断生成新的需求空间，面对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是如何提高生产率，提高供给水平，满足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2]。（2）从企业家创新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西方国家近代以来所取得的工业成就主要依赖于资本推动的企业家创新所带来的企业发展活力，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大企业的研发成本大幅提升，更多的企业难以为继。而中国采取的是培植国家创新体系，以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引导，协调各创新主体，有序推进国家整体创新进程，可预见性地展望创新成果。（3）从滞涨型发达国家短期需求管理到发展型国家的长期总体发展战略。从经济统计数据不难看到，大部分西方国家已进入不可逆的滞涨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而采取的治理模式是用短期性、局部性需求管理方案解决系统性病变，失去了有效性。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期和战略机遇期，尽管各种矛盾凸显，但这些矛盾仍属于结构性和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结构调整予以化解。特别是，基于供求之间、市场与国家调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经济规律建立的发展型国家的长期总体发展战略是治理结构性矛盾的利器。

二、矩阵波秩序方法

市场经济是无数分散主体进行经济决策所形成的“秩序”。亚当・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的隐喻方法，解释了资本主义“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的必然的秩序。对此，马克思解释为，资本主义“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4]465，而作为必然秩序的“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各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4]583。不同于资本主义通过资产者之间的竞争、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的内在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一种牵动各要素的整体波变盲目的必须秩序为受支配的必然秩序。

在市场经济中，全要素可以分为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中介要素，也可以分为内因要素和外因要素，也可以根据具体内容分为人力要素、资本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动力要素、政策要素等。对于主体要素，供给侧改革强调市场主体除了投资者和职业经理人外还有普通劳动者、国家和各级政府。市场经济从亚当・斯密的10（市场主体是私人企业，国家是市场的守护者）到凯恩斯的20（市场主体是私人企业和国家，国家成为投资方和福利国家的设计者），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市场主体是私人企业、国家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实际上反映了中西方市场主体要素的不同，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是中国市场经济极其重要的主体要素，它对于激发地方济活力和协调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客体，供给侧改革强调除供给侧外，还必须注意需求侧，因为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能创造新的需求。“西方供给学派的思想方法比较绝对，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2]。西方供给学派在主客体两个方面未能动员全要素。对于中介要素，既要发挥新技术中介的高效功能，也要注重传统中介要素的积极功能。大数据开辟了全新的生产、消费、交换模式，对于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拉动作用明显，比如电商模式，但传统的实体店体验模式仍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市场潜力。

供给侧改革中全要素动员方法的运用与实施：全要素动员方法通过建立一个初始条件不确定的多元方程组，实现生产能力最大化和生产质量最优化。全要素动员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机制与模式，从生产方式看，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各种以前未被发现或被我们忽略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引入生产或创作体系。要求：“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8]除了互联网+以外，还要实现X+，就是低碳+，健康+，文化+，智能+……全面快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要素本身也是动态的和生成的。

运用全要素动员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我们重视原理，忽视环节；注重主客体，忽视中介；看重内因忽视外因；强调资本的量的要素，忽视资本存量周期、折旧周期等质的要素；注重劳动力的技能、年龄要素，忽视文化素养和跨界适应力等要素；看重劳动力现有存量和现有消费力要素，忽略未来劳动力和购买力要素；注重劳动力的团队合作，轻视劳动力分工的精细化；关心外资引入的产出要素，漠视环境要素；高估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的创新力与支配力要素，藐视普通劳动者的创新与贡献要素。全要素动员方法的实施，是把传统上被忽略的上述要素全部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通过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两方面增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9]，并且促进其相互作用，激发和动员新的要素，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

四、回归线折射方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2]。这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其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心，“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分别是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立业之本，一个是强业之路。

在此基础上，中央提出，通过“三去一降一补”（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实现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产方式转型升级、金融风险下降、经济基本面和生态持续向好。去产能就是去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造成资源浪费和流动性下降；去库存就是化解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的产品积压；去杠杆就是去除引起产能过剩和库存的经济杠杆，比如有些地方出台的首付贷，通过此杠杆诱使人们去购买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不动产；降成本就是让企业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成本，使企业把资金用于研发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通过税收的营改增制度有效减轻企业的税负；补短板就是增补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比如补扶贫开发、民生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在中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后，近年来出现“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的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依据。

回归线指的是地球上南、北纬23°26′的两条纬度圈。南北回归线分别是阳光在地球上直射点的最南和最北分界线。太阳直射线每年在以赤道为中心线的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我们可以把“三去一降一补” 和“四降一升”分别隐喻为南北回归线。“三去一降一补”北回归线就是向“有效经济、实体经济、活力经济、均衡经济、稳健经济、民生经济、可持续经济、生态经济”的回归，是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回归；南回归线“四降一升”是向“客观现实”的回归。两条回归是回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回归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回到“五大发展理念”上。同时，阳光（经济联系的战略统筹）在南北回归线来回照射，实现的“观照全局” [10]的要求。“四降一升”为“三去一降一补”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为“四降一升”提出目标和要求。此外，“三去一降一补” 和“四降一升”两条回归线之间形成了一条直射带，阳光直接照射由“去”“降”“补”“增”“升”“好”等直射点扩散的直射面，形成直射效应。“直射”意味着直击问题与直面挑战，提出直接有效的方案。反之，如果失去了回归，或者跳出回归线之外，则走向南北寒带，跌入类似于目前西方经济体的发展困境。因此，深刻指出：“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11]针对过去的经济产能过剩、杠杆过多、成本过大和忽视短板等突出问题，中央提出把这些走错的路子纠正过来就是回归方法，再结合提出的“观照全局”方法，这就形成了供给侧改革的回归线折射方法。

供给侧改革中回归线折射方法的运用与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类似于地球的赤道，既是太阳直射到达地球最短的地方，也是与南北回归线平行的中心线。光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照射过程中，必须穿越赤道，以赤道为回归中轴。这样南北回归线分别是一个本身完整的圆圈，但它的完成同样又是到另一个圆圈的推移；“形成一个漩涡运动”[12]，它向着这个漩涡的中心回归，形成二重回归，而这个中心又是在一个更高的、吞没了它的圆圈的周线上。“三去一降一补” 和“四降一升”的回归与折射中，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最终回归中心和折射的对称线。因此说，供给侧改革是一种运用直击思维、回归思维和折射思维来把握五大发展理念的新模式。

D2供给侧改革的回归线折射方法

运用回归线折射方法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市场经济存在三大市场（普通产品市场、公共产品市场（基础设施）、金融资产市场），其中第一和第二市场的运行模式是G―P―G’，第三市场是G―G’， 第三市场没有生产过程，直接产生利润。第一和第二市场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利润过低，资本就会寻找出路，挤向第三市场，形成泡沫，最后导致金融危机。在此环境下，土地、房产、石油等大宗商品也成为金融资产，共同参与金融市场的“舞蹈”。回归线折射方法就是去资本市场泡沫，特别是去虚拟经济、杠杆经济、舞蹈经济的杠杆、虚胖、虚汗，让经济回到“五大发展理念”的中轴上。

五、有限元逼近方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支点是，一个经济系统（整体）是按照一定的模式（规则、秩序）由许多成分（要素、单元）组成的结构，“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混杂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或者结构来，并进行再组织。而“调整哪些结构”以及“如何调整结构”则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要课题和难题。这些结构不仅仅是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生产力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需求结构、国际经济结构、企业家结构、房地产结构、劳动力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虚拟结构、网络结构、创新结构、杠杆结构、时空结构等，它们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

中国除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5%，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仍处于高位。欧美经济体借贷消费结构的失衡使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再次升级，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及其连锁效应，将使中国出口形势更加严峻；东亚新经济区廉价劳动力供应结构打破了中国劳动力的结构优势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俄罗斯、中东、拉美的全球大循环能源供给结构，既充分印证了世界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也将证明世界能源过剩结构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是一个大系统的复杂性结构，是一个超结构。超结构中的各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平行、交叉、对立、互补等关系。

面对超结构中的结构性调整的“两难”“多难”，如何进入超结构内部寻找它的解域，要求我们转变思维和方法，化繁为简、化整为零，“既大处着眼、登高望远，又小处着手、积微成著”[13]280，“以点带面，从线到片”[13]289，“越是复杂的工作越要抓到点子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14]，这可以被理解为化超复杂无解结构为有限元可解结构、化绝对精确的解为近似解方法，通过简单结构的有限解的子域互连近似逼近超结构的解，用有限数量的未知元去说明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

供给侧改革中有限元逼近方法的运用与实施：对于品牌结构的调整，可以“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对于创新结构，可以 “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对接”；对于农业产业结构，应实行“统筹抓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推广“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推广农业合作社成功经验，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对于创业意识结构，要求增强“机遇意识、人才意识、效率意识、拼搏意识、创新意识”；对于行动结构，需要下一番“真功夫、实功夫、苦功夫”和“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对于政策执行结构，应该 “让群众知晓政策、理解政策、配合执行好政策”；对于规划结构，则需要“扬长避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15] 。这些有限元的解域组成了超结构的解域，尽管它们是一种近似逼近解，但随着有限元的增加，将会越来越接近复杂结构的解。

运用有限元逼近方法对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由于供给侧改革及其动力“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2]，大结构中蕴含多级小结构，如果把大结构改革创新分解为无数个基本小结构的改革分方案、简单方案、真解方案，最后形成总方案、复杂方案、系统方案、近似解方案和最优化方案，改革的死结就易于打开，改革的阻力就会减小，改革的难度就会降低，改革的进程就会加快，改革的共识就会扩大。以中国能源去产能为例，2016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27%，滞涨明显，但新增发电装机却依然保持高速增长。虽然电力产能过剩的风险正在加剧，但各能源供应主体互不相让，内部互相厮杀。发改委与能源局2016年4月下旬连发三份特急文件，严控煤电产能过剩，但还有一些新火电厂正在开工建设和原电厂新上机组。这不仅把大多数火电企业逼近盈亏平衡的生死线，也加大风电、光伏的投资风险和加剧一、二级能源结构之间的冲突。运用有限元逼近方法可以把大能源结构的改革分解为多个细小结构分类改革再综合和再逼近，寻找近似解。对于火电企业而言，结构性调整已刻不容缓，只有摒弃原有“各自为政”单纯“扩张保供”的发展思路，向后“退一步”，才能进两步。而对于化解一级能源结构和二级能源结构之间的冲突，需要建立广义能源互联网，打通石油、燃煤、天然气等一级能源结构之间与电力二级能源结构之间的交互补充，并促进源―网―荷―储结构的协调，消费之前的开发、输送、储存与利用等结构之间的相互协调。

六、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自信的前提，阐释供给侧改革的思维与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尽管学术界有人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从政治的视角看经济，或者是政治权力、政治关系介入生产关系的形成理论，都没有真正从人的发展视角去看经济。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6] 。供给侧改革的思维、思想和方法创新最终是人的生产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创新。

供给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方法是以人的发展为逻辑主线，分别从五个不同方面提供供给侧改革的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坐标系变换方法”是定位或起点，“矩阵波秩序方法”是方向或总框架，“全要素动员”是动力体系，“回归线折射方法”是行动原则，“有限元逼近方法”是求解方案。它们既彼此独立，又环环相扣，贯通递进，是一个整体性解决方案。其共同特点或方法论特色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大势，瞄准当代中国问题，贯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运用中国式思维，抓住事物本质，反映时代精神。它们既是政治经济学新方法，也是哲学新思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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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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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强调 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形成合力 确保中央重大经济政策落地见效[N].人民日报，2015-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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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33.

New method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YU Naizho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PRChina）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7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当中都有有效需求理论的教学内容。一方面，依据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探讨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以消费和利率为核心范畴，在有效需求框架下对消费、储蓄、投资关系进行综合论述。

同时讲授这两门课的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这两门课程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差异？笔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向学生展示两种理论对有效需求问题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对相关问题将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概念入手，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及其外化这一中心，通过价值形式演变发展过程论证货币的产生。通过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研究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商品流通公式“W-G-W”到资本流通公式“G-W-G”的转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关键特征是货币的增殖，这是马克思分析所有现实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增殖的追逐产生了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其社会再生产图式分析社会资本运动正常循环的条件，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通过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展开。

马克思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理论前提，是把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按价值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按照使用价值分为两大部类，就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Ⅱ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Ⅱ部类），这种划分指明了产品的最终用途；按价值划分，社会总产品分为三部分，就是用于补偿全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c），第二部分是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部分（可变资本v），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三部分分别形成相应的购买力。马克思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展开研究。

（一）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

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核心问题是产品的实现问题。产品实现问题就是产品如何在价值和物质上得到补偿的问题。所谓价值补偿，指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所谓实物补偿，指社会产品价值的各个部分实现为货币形式以后，又如何转化为需要的商品。要具体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必须分别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方面考虑。

为了实现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各部分的产品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要得到补偿，就要进行三方面的交换。首先，第一部类内部（Ⅰc）的交换。第一部类提供生产资料，它需要的是生产资料，这部分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是吻合的，所以第一部类是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的。其次，第二部类内部（Ⅱv+Ⅱm）的交换。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它需要的是消费资料，这一部类可以通过内部交换解决。最后，关键是Ⅱc和Ⅰv+Ⅰm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正好是互相对称的。Ⅱc的物质形态是生活资料，但是它需要生产资料。Ⅰv+Ⅰm这一部分的物质形态是生产资料，但是它需要消费资料，只有这两部分参与产品的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因此，简单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一条件表明：只有当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以及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供给和第Ⅰ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保持相等时，两大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成为推动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因利益关系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规律强制性地使资本家阶级必然进行扩大再生产。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出交换仍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在第一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其次，在第二部类内部通过交换而实现；最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关键，它使第一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第二部类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增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服务得到满足。因此，扩大再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一个关键实现条件是：Ⅰ（v+v+m/x）=Ⅱ（c+c）（剩余价值分解为资本家消费的部分m/x，和资本家用于追加投资的部分c+v）。这个条件反映了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时候，两大部类是互相制约的，一个部类的扩大就必须有另一个部类相应地扩大以支撑。

（二）社会再生产中货币的作用

马克思说：“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1]P511总剩余价值即总利润无论是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在扩大再生产中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资本家阶级的手中。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所有剩余价值都用于非生产性消费，但同时资本家通过从货币贮藏当中取出资金支持非生产性消费，以实现这些剩余价值。整个资本家阶级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1]P371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1]P381。不同之处仅在于投入循环的货币现在包括以生产为目的的预付资本部分。“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1]P381。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的实现是由资本家的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决定的，从而资本家的利润现在取决于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三）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

马克思认为：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面发展才能解决。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产品实现的问题。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人对消费品的购买对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需求，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进行生产性消费，剩余价值进一步被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流通过程面临的产品实现问题，最终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得到解决。同样的，不但对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实现是这样，对于整个产品的实现也是这样，因为劳动力的消费是由资本家雇佣劳动力作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所花的开销派生出来的。

但是资本家阶级生产的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家不把他要购买的商品当做使用价值，而是当做扩大资本的手段。如果他看不到可以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利的机会，宁可什么都不做，以货币形式持有他的资本，从而打断流通，潜在地引发危机。也就是说，生产如果过剩，其原因不在于需求，而在于增殖。

马克思认为，一旦确认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并且从属于以货币为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占有，局部生产过剩和普遍生产过剩之间的区别便随之消失。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如果一种商品卖不出去，那么所有商品的流通将都被打乱，以致一种特定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直接意味着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从萨伊定律、市场自动出清和货币中性三个角度对古典学者发起了全面挑战，确立了一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就是有效需求，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理论体系。

（一）对储蓄等于投资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在均衡利率下，储蓄等于投资。一方面，古典学者将利率看做节制或节约的实际回报。利率越高，人们越愿意以储蓄形式持有资产，储蓄与利率正相关（S=S（r）），而储蓄的流动在资本市场上代表着可贷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投资与利率负相关（I=I（r））。利率越高，意味着资金成本越高。厂商的投资支出取决于利率和预期收益率，只有在预期收益率大于或至少等于资金成本（利率）时，厂商才愿意投资。投资支出代表在资本市场上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利率会达到均衡水平，从而储蓄会等于投资，即S（r）=I（r）。以上述假定为前提，并且由于一方面居民的全部收入不是用于消费支出就是用于储蓄，即Y=C（r）+S（r），另一方面总支出包括两部分：来自厂商的投资支出I和来自家庭的消费支出C，即E=C（r）+I（r）。所以总支出必定等于总产出，从而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在凯恩斯看来，国民收入取决于总需求，总需求取决于总支出，总支出由消费支出（C）、投资支出（I）构成，Y=AD=E=C（Y）+I（r）。这里，凯恩斯认为消费支出取决于收入，消费函数可以写成C=a+bY，式中b指边际消费倾向（0

（二）对工资价格弹性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经济中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可伸缩性。可伸缩的工资和价格将保证市场能迅速做出调整。比如，由于总需求不足，货币工资和价格将下降，这样就会恢复充分就业。工人总是愿意接受较低的货币工资，企业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以扩大商品销售量。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可以使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所以造成失业和产量减少的任何扰动必然是暂时的。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在凯恩斯看来，垄断和工会这样的刚性力量会阻碍工资和价格的调整。他相信工人处于“货币幻觉”中，即他们的行为与货币工资（W）而不是与实际工资（W/P）相关。工人会拒绝接受货币工资的削减。而这是对古典的工资率调节机制的直接否定。

（三）对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古典学者认为，供给自动创制自己的需求而不考虑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总是与货币量同比例变化。假如货币市场最初是均衡的，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会引起不均衡，货币市场的新均衡只有在价格水平上升时才能得以恢复。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支持古典学派的货币面纱观点。

凯恩斯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态度。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Md）取决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三种心理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收入水平有关。投机动机引起的货币需求与利率有关。可以把货币需求表示为收入和利率的函数。货币供给（Ms）是一个外生变量，它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够降低利率，这样投资就会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总支出，就业量与国民收入也会增加。

四、比较与评价

（一）分析危机的可能性

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与凯恩斯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希望保留货币，增加货币贮藏量。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赚钱，当其预期无利可图时，他们就持有货币，而这会导致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认为，资本家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及对未来的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1]P328。

（二）批判萨伊定律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产生于物物交换的经济中。持有这种信念的古典学者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的调节机制会有一种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趋势。这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会一直保持相等，从而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而货币只是掩盖经济中潜在的实际力量的面纱而已。

马克思从批判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普遍商品过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萨伊定律成立。李嘉图将交换行为简单地看做物物交换行为，因此，每一个销售都对应着一个购买，所以生产和投资不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只是便利交换的手段。货币和交换“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2]P288。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使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行为的媒介”[3]P572，这一分离表现为货币和交换行为分离，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样可以发挥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的作用。建立在买卖分离基础上的商品形式，以及由于价值获得一种独立于交换行为之外的具体形式而使买卖分离得以发展的货币形式，揭示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且规定了危机必然采取的形式。现代危机不但与商品和货币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不是基于物物交换经济，而是基于对古典利率理论的反对。在凯恩斯那里，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由货币市场决定的，而不是靠储蓄和投资决定。投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实际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变化，储蓄适应投资。因此，储蓄不会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在消极的需求冲击下，工资和物价水平存在刚性，其调整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通过这一论证，凯恩斯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世界中，需求创造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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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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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8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而出现并演进的。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处于经验传授和个别人的领悟为主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经济学说正是其体现。也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必须要以经济学说的研究作为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制约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体性也是其最重要的特性。当我们研究方法时，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再从主体性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总结与归纳。历史出现的经济学说，派别与种类繁多，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可能脱离开其中的派别，对所有的学说一视同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中国的劳动者，所要研究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才能应用于我国经济中产生的具体的矛盾。

(二)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意义

首先，研究的意义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我国现今的政治经济中，很多经济矛盾不断涌现，这些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从新经济体制的确立到改革到经营管理层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如今，我们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概括出其一般的规律，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说提供启发与借鉴，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与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应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明确我国现今最主要的经济矛盾，从而随之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学说。

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分析

(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演变

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着许多方法上的争论，二争论的问题虽然简单幼稚，却是系统抽象方法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这个时期最早争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为:生硬的印证和转述一些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粗浅的叙述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第二，苏联的40年代，前期是以抗击德国法西斯为主，后期主要回复战争对经济的巨大创伤，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第三，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他对教科书的原则意见。他们主要着眼点，不是现实中存在的经济矛盾，而是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如何将散见于各种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断整理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而演绎现实经济工作应该如何，是这部教科书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第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学界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在方法上，对50年代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虽然那种从经典著作出发的演绎依然存在，但从实际经济现象开始的归纳逐步加强。第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开始把改革经济体制作为研究的重点。由于改革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经济研究中的短期行为也泛滥起来，坚持传统的经济学学家似乎不能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新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学说靠拢，这本质上是在回避苏联经济中的矛盾，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化到90年代，私有化被明确提出，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停止。

(二)苏联政治经济学对苏联的影响

在苏联的走向解体过程中，其政治经济学方法处于指导地位，所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也要为苏联的解体担负起责任。由于苏联初期起就只注重从上往下的演绎的方法，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并使之绝对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长时间失调，同时背离自愿原则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苏联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政治上体现为政党行政化。苏联夺取政权后，行政集权体制成为党组织的形势，并直接由党行使国家权力或由党领导行政、军队、警察、检查、司法等全部社会管理，党组织按行政级别划分、统属，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内的封建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日趋严重。政集权体制在经济上的体现为统制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对经济的全面掌控，而且以行政的办法指挥和管理经济。在经济体制中不能明确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国家不仅行使占有权和管理权，而且已占有权取代所有权，并由国家以行政方式行使经营权，以管理权决定收益权和处置权，并不受所有权主体的监督。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缺陷

(一)归纳与演绎角度

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演绎一直远远大于归纳的作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部分是转述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不对已发生的经济矛盾进行归纳。在把这种演绎的方法运用到苏联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端。首先，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在苏联真实发生的经济矛盾，但是他们只是将之视作已经由先人规定了的经济规律的论据，而不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矛盾。

(二)特殊与一般角度的批判

在《苏联教科书中》，编写者就将苏联一国的经验直接说成世界一般性的。由于苏联人自以为是社会主义“正宗”的观念，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社会主义唯一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政治经济学家混淆了特殊与一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特殊，他们却以偏概全认为听他们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对特殊和一般的混淆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自然地把它当做蓝本，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一目标模式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新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建立了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9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

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独立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独立。穆勒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革命，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政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政治经济学。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政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政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政治，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进行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

(一)政治经济学概述

1.政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政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政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因素的影响。（3)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政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政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政治主张、政治制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政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政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政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政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政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政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政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政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政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政治观点。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政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政治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政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政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政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政治经济理论中，政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例10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

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

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

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

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

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

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

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

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

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参考文献：

[1]廖荣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2009，（2）.

[2]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