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定义例1

在媒体形态上，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包括网络和手机两大部分。在1998 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上，第一次将网络媒体视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种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体。近几年来，手机媒体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了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

何谓新媒体

当下我们日常用语中所指的“媒体”其实指信息载体的输出终端。传统媒体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三大类。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实验室”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是基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等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新PDA、MP4等设备为终端的媒体。”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理解新媒体：首先，新媒体是一个时间概念，即刚刚出现并即将走向成熟的媒体新形态；其次，新媒体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既包含了以往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所具有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裂变式传播”能力；最后，新媒体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我们不能机械地定义新媒体，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新媒体的内容也将更为广泛。

“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遭遇挑战

虽然被称为一种“主义”，但“后现代”的明确内涵为何却至今没有定论。或者说，它的批判和颠覆精神注定了它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内涵。大致来说，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大特征：首先，否认整体性和同一性，提倡碎片化与相对性；其次，对现代性的精神内核进行“消解”，反理性，崇尚人文精神；再次，消解主体性，推崇自主性和主体间性；最后，反对中心与真理，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新媒体充满了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与超越，新媒体传播因此也显现出典型“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依旧是传统媒体，也正是因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后现代”式的超越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本身也正面临着挑战。

1.“自媒体化”——动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力图突破权威和同一性的束缚，使事物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在新媒体传播角度，这种对相对性的崇尚主要体现在对媒介信息传播主导权的瓦解上。这种瓦解以新媒体使用者的“自媒体化”为表征。在传统媒介的“独白式”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具有鲜明的角色划分。新媒体的出现使传播的主客体出现了新变化，即传播主体由单一的讲述者、灌输者向讲述与被讲述、灌输与被灌输二元角色转变；传播客体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倾听者的同时，有可能马上转变为第二次传播的传播主体。这样，新媒体完成了对传播权“碎片化”分解。

“自媒体化”虽然满足了传播者个人强烈的信息传播欲求，却在无形中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媒体主导权。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都以传统媒体为渠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量的不对称很容易使虚假信息、伪造信息、恶意煽动信息未经证实就在大众中传播。这一方面影响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效果。

首先，“自媒体化”使大众掌握了信息传播主动权，那些大众最关心最敏感的事件经新媒体传播后都会将影响放大到极致。近几年，新媒体频频曝出政府官员的负面新闻，如贵州习水官员嫖宿案等一系列公职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揭露，一次次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大众因为对某些政府官员不法行为的不满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任的成见。

其次，当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垄断的话语权重新夺回到人们手中时，人们也许无法保证自身信息传播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新媒体信息渠道因为“自媒体化”而变得多元，但传播者个人的媒介素养又参差不齐，造成了新媒体信息总量严重饱和而信息的准确性却无从考证。例如今年3月网络上热议的“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女生沈禾被副校长裸身跳楼身亡”事件，经过死者同学联名证实后被认定为虚假信息。

2.对“星腥性”的热衷——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对整个社会风尚的引领具有不可撼动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目的之一，就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指导作用，引导大众接收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信息。反观新媒体，由于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控制难、监督难、管理难”几乎成了新媒体的代名词。由于传统媒体缺少“交互性”，人们被压抑的主体选择需求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极大释放。久而久之，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重新在新媒体环境下滋长，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新媒体平台上大众对星闻八卦、血腥暴力、黄色信息的过度关注和大众对“恶搞”的热衷，都撼动了传统媒体所极力提倡的社会主义伦理，同时危害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可以说，新媒体传播对“星腥性”与“恶搞”的热衷，是对中国当代社会伦理价值的蓄意颠覆。它不仅消解着我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同时对我国的社会伦理进行了后现代的解构。但是，这种解构的过程本身也伴随着风险，首先就是对社会犯罪的诱发。2008年，有新媒体研究者曾进行过新媒体传播引发犯罪的社会调查，他们在对500名犯罪人员进行的调查中看到：由媒体信息传播引发犯罪行为的前三位是手机、电脑和电视，分别占25%、21%和20%。据统计，仅在2008年我国的至少有上千个。除此之外，明星八卦、名流隐私、血腥暴力等新闻充斥着网络，“虐猫”、“B哥日记”等变态低俗的视频疯传网络。这一方面反映了网站建设者利用不良信息拨人眼球来赚取点击率的逐利心理，另一方面反映了大众道德标准的日渐低下。

3.“交互性”与“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

后现代主义强调“主体间性”，看重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而新媒体传播正是“主体间性”在传播领域的鲜明代表。这种对“主体间性”的看重体现在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上。网络尤其是Web2.0应用技术的出现，使传统媒介难以实现的传播主客体之间即时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双向传播形式——“交互式”传播。博客（Blog）、微博客、社交网络（SNS）、维客写作（WIKI）等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应用，都体现着Web2.0时代网络传播的交互性。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不仅可以获取事件的具体信息，还可以通过转载和评论参与事件的整个传播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和信息传播可以同步进行。

但是，这种传播的交互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激起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平台得到更迅速有效的传播。新媒体平台是大众交流的窗口，只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去精英化”才能够实现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

首先，“去精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受众范围要大幅扩展。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原理的受众都以学生、学者和政府人员等特殊群体为主，使用的术语和抽象词汇较多，很难被一般大众所接受。其次，“去精英化”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平民化”。网络是一种更为平民化、娱乐化的传播媒介，网民不再满足于枯燥的“灌输式”传播，渴望接受更为生动、新颖的传播形式。虽然“去精英化”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但实现它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形式的改革要经历多次实践，而改革也是对传统的一种考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去精英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过程。

4.“去中心”“非本质”——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消解

1972年，麦克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能够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这种理论的提出，以媒介信息传播权的垄断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也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府通过主流媒体渠道消息，调节信息的曝光频率，使信息传播的热点与政府的行政意见保持一致，有利于党和政府发挥在文化方面的先进性作用。

具体来说，在两会召开期间，政府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会提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以供分析、讨论，并寻求最后的解决。而媒体记者首先从会上获悉这些议题内容，然后结合实际的问题及相关案例，迅速采访并制作成新闻，面向公众出去，继而获得公众反馈，以形成舆论力量，促使问题解决，推动社会发展。

但是，新媒体传播是否遵循这样的路径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早在新媒体成形之初，它就开始了“去中心”的进程。“去中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媒体信息“把关人”的隐藏直至消失。把关人是传播内容的重要调控者，被认为是传播的“中心”。新媒体使受众的主动性得到提升，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中心”。但新媒体平台上进行的信息传播门槛极低，任何人几乎都能在任何时候信息，影响了其真实性与公信力。

新媒体除了呈现“去中心”趋势，还呈现“非本质”倾向。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就是大众对传统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加强。这一方面来自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信息量上的极端不对称，另一方面来自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声音=政府声音”的成见。这种“非本质”倾向的核心内容是“真相不只有一个”，当政府声音呈现“一边倒”时，人们会在头脑中自动闪现出信息被政府控制的成见，进而转向新媒体寻求事件的最新进展，甚至更愿意相信新媒体提供的信息。新媒体的“非本质”倾向为“恶意势力”、“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打开的信息缺口。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张倩红委员针对现在中国青年存在的问题，呼吁国家要谨防西方社会以新媒体为载体，推进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她指出：在2011年，无论是从中东国家的政权更替到英国的社会骚乱，参与的人员大部分是属于青年人群。某些国外媒体、国内不法势力、一些不谙世事的“愤青”也在新媒体上极力煽动不良情绪。新媒体对多元化、不确定性的推崇，有可能对大众造成误导，同时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威胁。

虽然新媒体传播呈现出诸多“后现代主义”特征，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仍然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媒体带来的各种挑战。只有迎难而上，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2

作者徐，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杭州 310018）

现代传媒的政治社会功能是多重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其间从微观视角阐释传媒透过个体而创生社会价值，进而间接考察其政治社会功能的研究路径，如强调传媒提供给个体认知事物的方式，①是个人感官延伸，因而影响着人们“组合和行动的尺度与形态”；②与从宏观视角阐释传媒的公共性，进而直接审视其政治社会功能的研究路径，如强调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③塑造公共舆论的责任，④两者间似乎相去甚远。然而从中观的社会行动视角，考察现代传媒的公共治理效用，则可将前两者的考察视角相对调和，将传媒的个性与公共性取向适当结合，进而勾勒现代传媒公共治理功能建构的模式与路径。本文即以这种社会行动视角，考察杭州市民主促民生的传媒经验，论释现代传媒公共治理功能建构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一、作为公共治理重要维度的现代传媒：规范性意义探讨

现代传媒具有多重的功能向度。然而，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其功能不仅限于满足个体消费价值的商业化、娱乐化取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信息，导引公众交往，促成社会公共行动，进而以民主化的方式，推进民生事业发展。这便是公共治理过程中传媒与民主、民生事业发展，三者间可以期待的一种良性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中有对传媒的规范性要求：即，对民主责任的承担与对民生事业的关注。

（一）民主责任承担：公共治理过程中传媒与民主的相关性

公共治理是多重社会主体，包括社会公众，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论证、决策与管理的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公共治理的实质是集体行动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化。现代传媒的公共治理功能首先显现在传媒的民主责任承担的规范性特征之上。传媒与民主的相关性是在传媒的民主责任承担的治理框架内生成。

作为现代现象的民主，⑤在很多论者看来，天然与报纸、杂志、广播网络、电影等现代传媒的发展正向相关。⑥20世纪以来，广播、电视等电讯传媒介入人们的政治社会过程，使政治选举、宣传、动员等获得便捷的工具；而当下以电脑、信息技术为核心构成的网络传媒方式则更带来民主参与更直接的路径。⑦这些政治社会的实践使人们在工具性意义上认识到传媒与民主政治的关联性。

然而，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是在其民主责任承担的治理框架内与民主密切关联的。这种责任承担首先呈现于现代传媒建构起开放的、言论交往的空间，进而导向参与治理的社会行动。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阐述和自由辩论”。⑧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正是在人们相互之间的言论交往的公共行动中，使人们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阐述和辩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的过程，进而建构起传媒与民主的相关性的。民主无论是被理解为者之间的“社会契约”，⑨还是被理解为凝聚“公意”的社会过程，⑩其根本立足点在于平等而自由的主体间的一致与共识，而这必须以主体间自由地了解、阐述与辩论为根据。当传媒导引人们以正直、诚实的良心，自由而平等地相互交往，进而为公共治理的社会行动中的一致与共识提供正当性源泉；此种意义上，传媒堪称是民主的社会行动的动力。

其次，传媒的民主责任承担仍表现于上述言论与交往的社会行动过程中，传媒行动所固守的价值取向之上。这些取向包括：1）信息公正透明；2）守望社会伦理道义；3）证成公共性的民意诉求。公共治理的过程是要以社会为主体，以社会公众的意愿为核心，在公共行动的过程中实现公共事务的善治。传媒社会行动坚守稳定的价值内核，是公共治理在社会过程中展开，公共事务在公意中实现善治的重要前提。而这些价值取向，也是传媒与民主关联的关键要素。

（二）民生事业关注：公共治理过程中传媒与民生的相关性

公共治理是治权从国家政治场域向社会生活场域下移的过程；是将生活世界中社会公众的需求满足，定格为公共事务的主题论证、决策实施的核心依据的过程。因此，社会民生议题的公共化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层面，即，在基层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促使多重的社会主体共同行使治权，以社会公共行动界定民生需求，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其治理功能便自然显现于对社会民生事业关注的规范性特征之上；传媒与民生也正因此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相互关联。

民生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存在、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B11民生成为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价值取向，有深层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据：“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B12因此，应然层面上，民生是政治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政治社会实践中，并非所有时代，民生都得到应有的重视；现代传媒并非自始便与民生事业相关。只有在公共治理的时代，传媒才完成了其自身从传统媒介的精英化向现代传媒的大众化的嬗变，并拓展其民主民生的功能：1）从传统文字、印刷传媒到现代广电、信息网络传媒，现代传媒已摆脱一元化的精英、权力控制，走向社会主体构成多重性，以及主体价值偏好多元化；B132）主体构成多重性与价值偏好多元化，在传媒市场化、大众化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放大，使复杂的社会民生现象与多元的公众民生诉求成为现代传媒关注的重要命题。B143）现代传媒的民生关注与现代公共治理进程中民生议题的公共化两相交汇，致使现代传媒嵌入公共治理的社会过程，并承担起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的治理功能。

因此，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行动的过程：以传媒为独特的社会行动空间，导引人们相互了解、辩论、形成观点，进而激活民主参与的行动，直至促成社会生活场域民生议题的论证与实施的公共化。这种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传媒既是社会个体的感官延伸与社会认知的途径，也是公共性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而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则规定了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所建构的社会行动的外在形式与实质性内涵，从而将它与单纯的娱乐、商业化传媒、和政治统治工具化的传媒区别开来（如表1）。新世纪以来，杭州以传媒作为建构民主行动的场域，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的进程，正是现代传媒的公共治理功能建构的实践性探索。

二、以现代传媒建构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杭州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

以现代传媒促进民生，并在民生事业发展进程中促成民主性的公共价值实现，建构现代传媒与民主、民生三者间良性的逻辑关联，这是杭州新千年以来以民主促民生的城市公共治理经验。考察此种经验，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

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现代传媒，以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为其规范性特征。这首先意味着现代传媒实体化功能创新，亦即超越其工具化的传播功能，而将传媒嵌入政治社会的制度规则、组织系统之中，以传媒建构实体化的社会行动，进而使传媒演进为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新千年以来，杭州市在推进社会公众多层面参与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的实践中，积极探索这种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并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建构传媒的公共治理功能。

新世纪以来，杭州市以建设“生活品质之城”为发展目标：满足社会民生需求，提升民生幸福，是核心的价值选择。此种目标下，以多维度的公众交往与参与的过程，推进民生事业发展，是杭州公共治理的核心行动机制。而这一行动机制中，现代传媒是导引杭州市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的重要场域：在民生事业的各个方面，以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与媒体界等“四界联动”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化的、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组织形式，以交往互动、协同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模式，推进民生事业的发展。

杭州民生实践中，传媒的基本功能承担是作为信息服务的载体，使民生事业发展有充分的信息依据。同时，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更嵌入在杭州民生实践的民主过程之中，并经由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其“基本服务延伸”的功能：B15即建构其作为市民与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相互交往、沟通的平台功能；强调经由传媒平台，政府在有关民生事业的决策与行动中，能够问计、问需、问情、问绩于民；并使传媒演进为公共治理的制度性构成要素，成为民生事业发展进程中公众民主参与的社会行动场域。

杭州作为社会行动场域的媒体实体化功能创新的具体形式包括：（1）正式制度化的公众服务电话热线：如12345市长热线电话，96345便民服务热线，96666效能监督电话等，以电话为媒介开通民生诉求向行政系统表达的通道；（2）非正式、具有内在制度B16特征的民意的传媒征集与表达：如，实行网络投票，城市发展中很多重要的民生项目在中国杭州政府门户网、杭州网、生活品质网等网络开设民意投票窗口；手机短信投票，公开特定的短信接收平台，对特定的民生项目接收公众的意愿表达等；（3）非正式、具有内在制度特征，以传媒建构民生决策的透明政府：如，有关民生决策的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网络直播，涉及民生决策事项的网络官民对话等；（4）促进协商的新的组织形式与社会集体行动模式：如都市快报的“民主促民生圆桌会议”，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民生交流谈话节目《我们圆桌会》，杭州网的“杭网议事厅”等网络平台等，都以不同途径，使市民、专家学者、相关行政部门及民生项目建设主体，以新的组合方式，形成不同的社会集体行动的格局，促成官民之间，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人士等相互之间对特定民生项目的对话交流与协同行动。

（二）嵌入治理过程的传媒中的社会行动：传媒推进民生实践的功能取向

经由上述各种实体化功能创新形式，杭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实践中，现代传媒嵌入在治理的社会行动之中，并呈现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的规范性特征，建构了现代传媒公共治理的功能取向。

1.传媒行动引领社会民生的意义创设。民生由人们对社会生活意义的界定而始，社会民生意义的内涵创设，是公共价值实现之始。然而，“……意义是为主体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主体的关注和参与，意义就不会存在”。B17建构公众参与民生意义界定的交往过程，使主流的社会民生意义得以证成，至关重要。杭州民主促民生实践，始终以传媒导引的公共行动促成社会公众对民生意义的关注，使公众以传媒为平台，参与、交往，创设社会民生意义。

对于杭州，界定民生意义就是探讨城市生活品质内涵，形成公众理解与认同；传媒是达成这一目标的行动场域。报纸、期刊，如杭州日报、钱江晚报、《杭州》杂志等，成为杭州人提炼民生诉求、探讨民生意义、推进民生发展的行动空间。学习型社区、和谐创业、杭州城市环境等众多社会民生主题，都通过这些传媒，并结合短信接收平台、热线电话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并证成意义取向。而“生活品质网”与“生活品质视厅”，则是杭州展示健康、向上的民生态度、界定社会民生意义的网络平台：市民文化、城市价值、历史文化传承、生活细节中的优雅等杭州人的民生风貌都得以整合提炼。

2.传媒行动促成民生事业的公共行动。杭州经验中传媒的公共价值还呈现在对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行动的组织、协调与推动上。现代社会实践结构的变迁，致使个人在流动、分工的社会情境中，面对在“去集体化”、“去组织化”，以及个人生活碎片化的风险。B18民生实践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即在于组织公共行动，在公众的协调合作之中推进民生事业发展。而杭州则以传媒组织、协调公共行动，推进民生事业发展；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杭网议事厅”网络平台的民生行动。

“杭网议事厅”由杭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杭报集团等主办，杭州网承办的杭州市民主促民生网络互动平台；是国内首个由党委、政府和媒体联办，兼顾民生项目的“办事”与“议事”的网络频道。“杭网议事厅”设置问计于民、网上服务、民生恳谈、新闻等十余个栏目。“杭网议事厅”使得党委、政府、传媒、学者专家、普通市民联接成一个公共行动的互动网络，在众多的民生议题上，如杭州市的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延安路的综合整治、大学生创业、外来打工者的精神家园建设等，各方主体可以共同参与、表达诉求、申述观点，使得公众的民生诉求能够得到关注，使政府的民生决策能够符合民生实际的需要，使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行动得以协调、展开。

3.传媒行动成就民生事业的理性协商。公共治理是要使社会资源与利益在公众的参与过程中，实现公平合理的配置。然而，公众参与民生事业的过程，也将带来非理性的利益冲突，进而带来公共治理的困境。对于公众参与的公共治理过程而言，重要的是要有促成理性协商的公共性价值实现的行动机制。B19杭州以传媒作为理性的公共运用与公共协商平台，在民生利益冲突过程中建构共识，使利益冲突转化为利益协调，进而使传媒演进为理性协商的公共性价值实现的空间。

这具体表现在：利用传媒推出“以民主促民生”栏目，使传媒成为多重社会行动主体的沟通平台，提供主体间理性协商、民主互动的路径。这些栏目如：杭州日报的《市民议事广场》、杭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的“市民议事厅”、杭州市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民意晒场”、杭州网的“民生在线”等。它们直接介入社会公众民生实践中的利益冲突：资源配置的分歧、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争端等，导引理性协商；同时保持中立，守护社会良知，倡导社会民生常识，进而使公众在理性中形成一致与共识，实现民生善治。以2007年杭州市旧危房改造工程，光复路148号五楼三住户分卫生间的事件为例；光复路148号是五层筒子楼，工程改造中每层增建两个卫生间，以改善每层住户原公用一个卫生间的状况。五层三住户却因卫生间分配引起冲突：各方因通风、采光、距离远近等理由，不能形成共识的分配方案。三住户所在社区多方努力无果。2008年2月16日，杭州日报推出首篇报道，呼吁公众参与讨论分配方案。此后，杭州报业和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介入，开辟专栏，组织网上讨论，全面追踪，并为市民出主意、提意见而提供热线电话、短信、网络投票等渠道。连续三周媒体介入，公众借助媒体提供理性方案，促成三家协商，并理性和解。

三、传媒行动与民主民生：公共治理传媒之维建构的杭州经验

杭州市经由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使传媒能够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发展，进而使传媒成为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实现传媒的公共价值，促进了民主、民生的共同发展，其中经验值得阐释。

（一）传媒行动之于民主民生的正效应：杭州的成功经验

1.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场域效应。场域“是指各种由各种位置所构成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和网络……”。B20政治社会的过程是由不同位置上的社会行动者，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建构起的政治社会行动场域间的互动过程，如政治权力场域、市场权力场域、社会权力场域等；而这些场域之间则形成社会意义与价值取向的争夺态势，进而决定着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方式。以此考察杭州市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治理过程，传媒作为社会公众表述、界定社会民生意义的行动空间，发挥社会权力的场域效应：经由“四界联动”，在多重主体介入的过程中，在传媒的场域中所证成的社会民生意义，导向党政系统的政治权力场域的民生决策，使社会资源以公众期许的方式流动，使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显现民主性特征。

2.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社会交往效应。传媒促进社会资源以公众期许的方式流动，仍然与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社会交往效应相联系。首先，社会生活的意义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社会行动者有其自身的行动理性，在理性的行动者之间建构共通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则必须建构有效的社会交往模式；B21杭州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过程，正显现以传媒交往建构生活意义的效应。其次，交往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各有自利倾向以及社会偏好的社会个体，之所以能够采取一致的公共行动，是因为共同参与、社会交往，在社会主体间建构起理性的正义感与责任感，B22使他们更易于相互理解、妥协与协商，进而采取公共行动。而杭州市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则正是将传媒作为独特的交往场域，使理解、协商成为可能，使民主与民生的公共行动更具有效率。

3.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治理效应。立基于传媒意义创设的场域效应，及其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的社会行动效应，杭州市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承载了公共治理的效应。治理是多重社会主体介入公共事物发展的进程中，多方协同互动、平等合作，进而实现公共事物的善治过程。B23杭州市以现代传媒作为民生实践的民主化行动场域：创设意义与促成社会交往；并使这一场域直接介入民主民生的公共治理过程之中，推动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一过程中，媒体既是一个中立的社会行动者与社会公众、党政机关、专家学者等形成互动；同时也是众多社会主体平等互动、协同合作的互动空间；公共治理的多重参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效用从中生成。

（二）传媒行动之于民主民生效应的局限性：杭州实践的限度

尽管杭州市经由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承载民主民生的治理功能；然而，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杭州的传媒实践仍然有其限度。

1.噪音与强音：场域效应的限度。传媒作为建构社会民生意义的场域，最为重要的是守望社会伦理道义，证成真实的民意诉求，以公开、公正的信息为基础，建构具有公共性的理性表述的空间；亦即，要引导理性的公共运用，摒弃社会民生意义的大众与精英操纵。B24前者在媒体空间中往往表现为非理性的“噪音”，后者表现为强势行动者利益导向的“强音”；两者都将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真正的社会民生需求，影响符合公共性需求的社会民生意义的创设，因此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必须有过滤强音与噪音的制度机制。而从目前杭州市民主民生的实践来看，四界联动的实践过程对于社会民生的意义创设尽管富于成效，传媒作为一个意义创设的场域尽管具有其实体化功能创新的成就，然而，在杭州市民主民生的实践中，传媒场域仍有待健全过滤“噪音”与“强音”的有效行动机制。

2.公众交往能力的鸿沟：交往效应的限度。传媒作为公共交往场域，创设社会民生意义，证成理性共识、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承载社会治理功能，必须以传媒场域中社会公众平等的交往能力的运用为前提。B25这种平等的交往能力，一面体现于公众的媒介素质，即鉴别、运用传媒信息，参与传媒行动等过程的个人能力；B26另一面体现于赋予公众实际参与媒体行动的路径与条件等方面。对于杭州市而言，尽管传媒作为一种民主民生的制度性要素的功能已得以确立，然而，社会公众之间接近传媒、利用传媒参与民生活动的交往能力仍存在巨大鸿沟，对于社会公众的平等的传媒交往能力的建构，即在公众的媒介素质提升，和给公众以传媒行动参与民生事业创设更好的条件与路径等方面，仍有待改进。

3.制度化的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不足：治理效应的限度。治理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化规则体系相互衔接而促成的，多重社会主体协同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B27这种持续的互动既表现在不同的行动场域中社会主体间持续的互动交往；也表现在各种行动场域中为主体间互动提供保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间精切的互动衔接。以治理的这一标准来审视杭州传媒民主行动促民生的治理实践，可见杭州实践目前更多的是前一类型的互动；而后一种类型的互动，即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间的互动衔接仍有待整合提炼：如，如何将网络投票、官民对话等媒体行动纳入常规化的决策系统，如何使公众介入民生实践常态化等，仍需要较为复杂的制度化规则改进。这些无疑制约着传媒行动的治理效应。

四、总结与探讨

杭州市以现代传媒促民主民生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于民生事业发展的民主化推进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很多借鉴。立足杭州经验，可以探讨建构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之维的机理与路径。

（一）以传媒行动建构合作治理网络：现代传媒嵌入公共治理的内在机理

整个20世纪，等级制、层级化的官僚制是政府提供社会民生服务的主流组织模式。在官僚制内部，信息与社会资源纵向流动，经由等级制的行政命令传递，传动整齐划一的专业化科层行动。在这种官僚科层制的层级化结构中，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模式是行政主导型的模式，社会公众的民生诉求，无法即时性地传达到民生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去，公众社会行动并未被导向民生事业实践过程。民生事业的公共治理模式不可能成为实践的选择。

新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力结构的分散化、组织界限的扩张与相互渗透，社会问题的全球化与地方化情境并存，社会人群的多元性、流动性增强，整齐划一的官僚科层制“一方治百病的模式就必须让位给那些个性化的特制模式”，日益复杂的社会情境强迫公共机构探索各种新的治理模式；B28而在这些治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强调政府与多元的社会组织系统与社会公众协同合作、结成平等伙伴关系的社会行动网络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B29公共治理成为民生实践的主流模式。杭州市适应地方性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激活民生事业发展的民主行动，推进杭州民生实践的公共治理：在传媒的独特场域中促成社会民生意义的界定、社会交往与公共行动的协调、社会民生问题的理性协商。这一过程最关键处是经由传媒行动建构起社会合作治理的行动网络：社会民生不仅是政府单方的决策与资源配置的行动，而是在传媒场域中经由“四界联动”、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完成；此中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结成互动的理性行动网络，确保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因此，杭州的民生实践中，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发展的传媒行动，在根本上是一种建构社会合作治理网络的要素，嵌入在城市公共治理的过程之中。杭州经验所证成的传媒促民主民生的模式的精髓即在于此。

（二）传媒场域的行动、参与、网络：建构公共治理现代传媒之维的路径

基于传媒承载治理功能的杭州经验，可以总结建构公共治理现代传媒之维的若干路径。1）以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场域的公共行动。使传媒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必须超越传媒工具化、消极性的信息传播功能，建构传媒实体化、积极性的社会行动功能，使传媒在特定的时空中演进为社会行动场域，嵌入到现实政治社会的组织、制度与行动系统之中。2）吸纳社会公众参与，激活传媒民生事业关注的场域效应。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以及其作为公共行动的场域建构，根本而言在于其创造吸纳社会公众参与的条件与路径，从而传媒成为社会行动与交往的“公共能量场”，B30进而演绎其民生意义界定，民生事业推进的功能。在此，创设多元化的传媒场域的公众参与的路径，提升公众的传媒素质至关重要。3）以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巩固传媒的嵌入功能，建构合作行动网络。现代传媒作为社会行动与公众参与的独立场域，其治理功能是透过其对现实的政治社会过程的嵌入而实现的；而这种嵌入又是经由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各种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而建立的。因此探索这种衔接，尤其是将传媒行动引向正式的行政决策与实施过程的制度规则创新，至关重要。而建构传媒嵌入功能的核心目标，是要建构公共治理的合作行动的网络；因此，促成多方主体平等参与、协同行动、合作交往的制度规则创新也必不可少。当传媒场域的公共行动与现实的政治社会行动透过规则体系创新相互联接，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在传媒行动中得以协调、展开，传媒场域中的“噪音”与“强音”便可以剔除，传媒行动的治理效应便得以拓展。

注释：

①〔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②〔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3页。

③B24〔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7、280~291页。

④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⑤〔美〕查尔斯・蒂利著：《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27页。

⑥Lipset, Seymour Martin,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Mar., 1959, pp.69-105.

⑦徐：《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41~47页。

⑧〔美〕亨德里克・房龙著：《宽容》，迮卫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55页。

⑨〔英〕约翰・洛克著：《政府论》，瞿菊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7~80页。

⑩〔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70页。

B11孙中山著：《三民主义》，岳麓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B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

B13章辉美：《传媒与社会变迁》，《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第123~125页。

B14朱寿桐：《民生新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232页。

B15王国平主编：《培养社会复合主体研究与实践》，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B16〔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

B17〔法〕阿莱克斯・穆奇艾利著：《传通影响力》，朱嘉宁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B18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第109~115页。

B19B25〔美〕 詹姆斯・博曼著：《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92~94页。

B20布迪厄著：《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强世功译，《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B21〔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33页。

B22〔美〕卡罗尔・佩特曼著：《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4~25页。

B23B27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2~70、5页。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3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成熟和迅速普及。“新媒体”这一概念不仅在学术文章中出现的频率与日俱增。而且逐渐融人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时髦名词。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新媒体”，不仅普通使用者难下定义，就是专家学者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造成理解和交流上的诸多障碍。因此很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

大相径庭的新媒体定义

一般认为，所谓新媒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我们平时见到的已经用于公共通信方面的除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对于新媒体较为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但是，这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国内外还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新媒体的定义，了解它们将有助于对新媒体的定义加以重新建构。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个相对的概念。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

阳光卫视的执行主席兼集团行政总裁吴征给出的新媒体的定义是：是一种既超越了电视媒体的广度。又超越了印刷媒体的深度的媒体，而且由于其高度的互动性、个人性和感知方式的多样性。它具备了从前任何媒体都不曾具备的力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若干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新媒体有过一个定义，即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美国俄裔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认为。新媒体将不再是任何一种特殊意义的媒体，而不过是一种与传统媒体形式没有关联的一组数字信息，但这些信息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应的媒体形式展示出来。

康涅狄格州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文・克罗斯比的定义为：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收者融合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事实上，上述定义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都有各自的强调重点。但无疑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定义所必须依据的新媒体的特点。因此，在给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新媒体的特点。

新媒体的特点

形式逻辑告诉我们，所谓定义，就是通过归纳出概念对象的特有属性，通过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方式，从而使该概念对象和其他类似对象区别开来的一种揭露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方法。其中，内涵定义就是要揭示这个概念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外延定义则是要划定该概念所指的范围。从以上提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定义一个对象概念，关键在于抓住它的特性，或者说是要理清它的特点，抓住它的本质特征。我们通过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比较，就不难发现，新媒体作为新型的传播形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交互性。传统的大众媒介都是单向式传播。媒体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报纸写什么，读者就只能读什么；广播说什么，听众就只能听什么；电视播什么，观众就只能看什么，受众很少能主动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根本无法和媒体互动。而新媒体则不同，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因特网具有连接网上任何用户、共享网上信息资源的功能，用户之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广泛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交互式的双向交流。

个性化。由于计算机网络把单向的传播变为双向乃至多方位的交流，通过联机网络，只要拥有一台信息处理机和一台调制解调器的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提供者或报道者。这样新闻报道便成了个人行为，即所谓“人人即媒体”，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与收阅的个人化。

复合性。以往的传统媒体传递的信息符号较为单一，而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包含文字、声音、图像。还包含视频、音频、动画等，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图文声一体化。

集成性。集成性充分体现了新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特点。它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于一体。如：计算机网络媒介＝电子报纸＋电子杂志＋交互式电视＋交互式广播＋电子图书馆＋……其形式的多样化是前所未有的。

新媒体定义的重构

对于“新媒体”一词的认识，既可以从语义学的角度来探索，也可以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新”一般用来描述与传统的、旧的、落后的、不同的事物或者更先进的和最近出现的事物。而“媒体”一词，按照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的界定，它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信息传递所借助的具体媒介，如报纸、电视等：第二层含义是指信息的机构。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即是能够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或者说是这些方式得以实现的技术形式(如电视机、报纸、影片等)。可见，“媒体”一词越来越被专有化、特指化。从而“新媒体”的含义也被用来仅仅指新的信息载体，而不再涉及媒体机构。

从形式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看，其内涵指20世纪后期在世界科学技术发生巨大进步的背景下，在社会信息传播领域内出现的、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能够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的、与传统媒体迥然不同的新型媒体。就其外延而言，新媒体主要包括光纤电缆通信网、都市型双向传播有线电视网、图文电视、电子计算机通信网、大型电脑数据库通信系统、通信卫星和卫星直播电视系统、高清晰度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和多媒体信息互动平台、多媒体技术即利用数字技术播放的广播网等等。

可见，无论新媒体具体指的是什么、如何对它加以定义，本质上它无非是一个中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因而可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出现于传统媒体之后的各类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统称，主要指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时地、交互地承载和传递各种个性化、多媒化复合信息的中介。其中。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指电脑的发明、互联网的出现即HITP

协议的发明，它们是新媒体兴起的首发阵容。但是随着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兴起，数字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卫星通信技术’、宽带技术及手机无线服务平台，成了新媒体出现的最基本的科技基础。发展新媒体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快、更好地相互交流、获取信息。它的出现使得以往种种阻隔人们沟通的障碍得到了革命性的清除，人类从此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和互动关系。

新媒体――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以它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抢占了广阔的受众市场，它突破了传统媒体受时空等的限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接收信息的新平台，而且为实现信息的交互提供了可能。然而，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社会的双重影响和对传统媒体的双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新媒体在为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怎样控制信息有序流动问题。由于以新媒体为工作的信息传播自由度非常高，信息控制就成了一个难题。例如，有时我们在网络上阅读新闻时会发现，虽然有众多的链接和海量的信息，但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无论什么信息都有可能畅通无阻地在网上，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辨真伪。很多时候，当我们看遍了这些信息后并未感到有多少收获，因为除了网上信息参差不齐外，网络的相互抄袭现象也非常严重。正由于网络把关人的缺失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怎样保护个人隐私问题。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私生活同时也被置于摄像头的监控之下。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个人隐私，传统上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方新闻理论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列为传统媒体不得涉足的三大，严加保护。但是自从新媒体横空出世以后，个人隐私的保护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一些与公共事务无关、只涉及私密生活的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而且不断加以放大，最后常常使当事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很受伤”，如台湾的“璩美凤事件”、香港的“艳照门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得不让人惊叹新媒体的可怕与可恨，也使得当代社会中如何保护人们的隐私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4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0―0028―03

媒体技术观是指人们对媒体技术的看法和观点,它是随着媒体技术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回顾媒体技术的发展历程,先后出现了“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实在”等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不断冲击人类思维的时代,我们亟须对媒体技术观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解析不同时期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系统阐述后现代视域中的媒体技术的特点和影响,以期发掘出隐藏于技术背后的新理念,逐步实现媒体技术与人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探讨教育技术学科中技术与人的关系。

一 后现代主义概述

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开始由发达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渐成气候,到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并波及到我国。后现代主义原是一种以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当解构主义加入后现代主义行列之后,它逐步发展为一种遍及哲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在全球颇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它被概括为一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泛指19世纪以来所有对现性展开批判和超越的哲学流派或思潮。自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一部分哲学流派不满于“现代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分离或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展开对现性的批判与超越。这些流派主要有: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总之,凡重视非理性价值,体现以人为尺度的哲学流派均可视为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总言之,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1]它以存在论代替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用模拟取代了现实。后现代思维方式则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这与肇始于笛卡尔的,以肯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了宣明的对照。[2]本文则主要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结合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对不同时期的媒体技术观展开相关论述。

二 媒体技术与媒体技术观

媒体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媒体形式随之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人类对媒体技术的认知也见仁见智,不同时期各种媒体技术观层出不穷。

1 媒体技术的嬗变

媒体作为储存、提供和应用信息的工具,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在古代,图画和手稿的发展,以及借助它们对文本进行储存和复制,可以看做是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媒体发展的一个更显著的跨越是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文本和图画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19世纪留声机的发明以及照相、投影和动画的发展为信息的传递创造了新的可能。20世纪60年代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电子时代预言式地宣告了“现代”思想的破产,电子“后现代”已经来临。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至80年代,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今的媒体凭借着世界性的计算机链接,正通过无线电、电视和网络使通信加速。计算机网络的茁壮成长已经形成了一张用于人类交流的巨大的网,它能提供生动的资源,有力的工具和交流的平台,这种新的电气语言形成了瞬息的反馈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产生了一门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2 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和“虚拟现实”

(1) 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

随着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大众媒介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到媒体技术的地位和内容。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他的观念里,轮子或者文字都是媒介,因为轮子是人脚的延伸,文字是人的语言在其他载体上(石头、羊皮、纸)上的延伸,它们能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帮助我们将信息传播得更远更久。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涉及非常广泛,它和传统的媒介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外,他在书中还指出:“‘媒介即是讯息’大概可以靠指出以下的事实来阐明: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3]“媒介即讯息”的理论提示人们在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到媒介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问题。此观点主要侧重媒介自身的影响和产生的社会后果,突破了人们对媒介的狭隘的认识,把媒介的概念的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对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类使用工具的性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2) 媒体等同

20世纪90年代,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的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经过大量实验得出如下结论:人们对电脑是很礼貌的;人们对待用女声说话的电脑和用男声说话的电脑是不一样的;屏幕上放大的人脸可以侵入私人空间;屏幕上的动作和现实中的动作一样可以影响人的生理反应。在他们主编的《媒体等同:人们该如何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电脑、电视和新媒体》一书中全面向我们证明了人和电视、电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此研究表明媒体被看成了真实的人和地点,适用于社会关系和交往的那些规则决定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而不是如何使用类似于锤子或汽车之类工具的那些规则在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暗示着媒体不单纯是工具硬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成员,与人类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我们与媒体之间有着交往和互动。所以,个人与计算机、电视和新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就如同显示生活中的一样。[4]换句话说,新媒体所塑造的“存在”已经与现实中的“真实”拉近了距离,该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人――机关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媒体技术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3) 虚拟现实

近些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符号系统,不断在大众媒体或数码科技的模型或符码中制造事实,这正是虚拟性的体现,是一种“虚拟现实”,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事实。虚拟现实是指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5]它是当今计算机网络所表现出的一种现象和功能。“虚拟”一词的当代用法来自软件工程,后来变成了任何一种计算机现象,从计算机网络上的虚拟邮件到虚拟工作组,到虚拟图书馆甚至虚拟大学。在每种情况下,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美国电影《骇客帝国(The Matrix)》所虚构的那个程序和机器控制的世界,也许就是对未来社会绝好的形象化隐喻。当然这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三 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审视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已经折射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子”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隐含着那么一种“虚拟即实在”的倾向,这正符合眼下的新潮流。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时代即将变革的本质,新媒介将使异常成为常规。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人类社会迎来了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媒体无疑使得麦克卢汉的格言“媒介即讯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麦克卢汉在40年前就创造了“地球村”、“信息时代”这样的词汇,其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还是有部分的重叠。当然,就后现代思潮的基础而言,常把麦克卢汉的早期作品,和那些流行文化作者的作品比较,其中包括巴特和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主要研究媒介的结构,而很少涉足媒介的实质)。这些说法所内含的意义是,麦克卢汉是个原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媒介的探索率先讨论了后现代的观点。麦克卢汉的媒体技术观强调了社会的分裂性、多元性和由拟像(或脱离概念化的符号)所主导的消费文化的崛起。[6]

2 “媒体等同”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交往理性”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提倡主体哲学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关注可以达到沟通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内心层面上。哲学的研究焦点因此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如上文所述,人和电视、电脑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媒体等同”的理念强调了人和媒体的交互,笔者认为此观点正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折。

那么,我们如何和媒体进行交互呢?在实际使用媒体的过程中,作为存在者的人此时变成媒体空间的“主角”,他们在那里会将虚拟空间里的人和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实在”进行交往活动。媒体技术所塑造的虚拟空间其实是“拟”而不“虚”的,人们在虚拟情境里,可以自由交互和通信,自发形成彼此需要的关系,他们会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去合作和竞争,构筑一个理想的社区。此时他们既是虚拟的角色又是现实中的人,他们往往与媒体进行着“真实”的交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的规范、伦理携带到网上,使网上行为具备现实生活的仿真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将现实与媒体相联系的。电脑桌面并非真正的桌子,而我们却把它当作书桌,那样,我们可以放置很多东西。当我们用鼠标把一个废弃不用的文件拖入屏幕上的垃圾箱图符时,我们已经把图符当作一个虚拟的垃圾箱使用。而那些当垃圾倒掉的比特文件也不是真正的(写在纸上)文件,但实际上,它们却起着文件的作用。这些足以见得,其实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媒体空间之间有着紧密的交往关系,人们在不自觉中便已经沉浸于媒体之中。马克•波斯特曾经说过:“模拟飞行的电脑游戏与伊拉克的空战简直是一回事。”[7]

3“虚拟现实”实现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论’转移”

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它致力于发展一种外周景象,以便让我们体悟并言说各种存在的隐含的背景,即各种存在在其中成为真实的和有意义的世界或境域。[8] 换言之,存在论与我们对事物存在的认识有关,而与事物本身无涉。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泛指的是一切的人和物,而“存在”,则指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它表现为存在者的出现,显露为某种现象,把东西摆出来。对于人这一特定的存在者,他的存在就是他的生存的方式,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存在。[9]可见,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问题触及了世界或事物显现的背景。

所谓存在论转移,是指我们在认识实在方面的改变。它是一种发生在我们世界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知识和感觉所根植的整个背景的变化,甚至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之前,各种事物就已经改变了。通俗地讲,存在论转移就是指发生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的数据搜索功能可以一下子找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在几纳秒的时间内,微处理器便能吞吐大量的数据;构建网络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教学。这些实践足以证明,我们将计算机引入生活以后,世界本身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由此,可以说计算机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

谈论“虚拟现实”,不是指稍纵即逝的幻觉,而是研究人类生命和思想层面上意义深远的转移,即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使命本来就是要询问存在者之存在,或者进一步说,它追问的是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所谓存在的根据,海德格尔指的是决定存在者的“生成、消亡和持存中的某种可知的东西”。[10]虚拟现实创造了一种实在的新型关系,它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在人工形式下再造我们的世界。虚拟现实系统可利用网络空间来表现物理空间,甚至在传送实况过程中,我们能体验到遥在,同时,支撑着网络世界的数据,却将用户从驱动其躯体的内部生物能中拉走,进入虚拟的实在情境中。参与的观念已经深入到虚拟性的核心中,并且用户已成为在互联网运作的媒介。麦克卢汉关于人类的想法,即人类的感官或多或少地与各个媒介有联系,他也建议过“用户是所有媒介的内容”。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曾经提出:“从延伸和代替手臂的棍棒演变到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对实在进行摹仿、倍增、多重使用和改进。”[11]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存在论优先于认识论,批判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它致力消解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在后现代的视域里,媒体技术实现了人与媒体的交往,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暗示着人和媒体的和谐与协调。至此,我们可以系统地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理解具有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与媒体的关系,具体归纳为表1:

现今生活中,人类不仅要学会应用媒体技术,更应充分注意到媒体技术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媒体的身影随处可见,媒体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理论的不断充实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对媒体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成熟,教育技术也会在研究人与媒体技术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由于人类历史是一条自我意识之路,所以随着对媒体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我们也将会增加对我们自我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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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8]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5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多元化的发展让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多元文化交际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使用新媒体新技术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需要我们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新媒体素养，才能真正实现对自身工作、学习、生活的全方面帮助。

一、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基本内涵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用各种媒介信息服务于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媒介素养是指公众接触、解读、使用媒介的素质和修养，包括三个环节：接触媒介、获取信息；解读媒介、批判地接受媒介信息；利用媒介工作和生活，通过媒介发出声音并维护自己的利益。媒介素养教育是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大众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中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通过以上对媒介素养及其教育的研究，笔者认为，新媒体是指以网络和手机为主的媒体传播方式，它具有开放性、虚拟性、即时性、交互性等特点。要求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工具时具备良好的素质和修养，能在信息泛滥、价值多元的环境下，正确解读新媒体、批判地接受新媒体中的相关信息，为自己所用，而不是随波逐流。大学生新媒体素养是指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下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媒体信息，通过了解、认知、筛选等手段，能做出理性判断，运用新媒体信息服务自我服务社会的一种素质和修养。

二、多元文化环境与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关系

重视对当代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新媒体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对协调好社会的诸多矛盾，培养合格、有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显得尤为重要，应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1）新媒体素养需要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活动来建构。新媒体素养中辨别大众传媒信息的真伪并且判断其价值的能力，需要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活动来建构。因为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素养的提升。对大学生来说，了解和认识与本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价值，就能在接受新媒体信息时辨别真伪、去伪存真，批判性地接纳。（2）多元文化教育有助于新媒体素养的强化和提升。我们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活动来让大学生了解外来文化，有助于扩大大学生的视野，丰富多元文化的知识，从而较好地帮助大学生把握多种文化的实质，吸取其精髓。在面对琳琅满目的新媒体信息时，就会做到头脑清醒，认真甄别、过滤，不为诱惑所动，从而到达提升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

三、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现状调查与原因分析

1.对新媒体的认知理解不全面不深

入。新媒体的文化是鱼目混珠的。它在传播正统文化的同时，也掺杂着平庸的通俗文化，乃至低俗文化、垃圾文化。面对此种情况下，大学生需认识到新媒体文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但还不能充分理解较为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大学生能意识到新媒体对他们自身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但往往忽视新媒体在价值观等深层次问题上的影响。

2.对新媒体的评判能力不足。实质

上，任何媒体都是特定阶级和利益群体表达并传播其意识形态的工具，新媒体亦是如此。因此，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生需对新媒体的表象特征和建构能力有足够的判断和警惕。在调查中发现，大学生表示支持媒体自由独立而少政府调控，走媒体市场化路线的观念，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并在以后思想教育工作中加以正确引导的。这也说明了，在长期西方文化的渗透下，大学生追从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思想有所增加。表现出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较弱，在新媒体的评估判断上能力不够。

3.盲目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今3G网络、博客、微博、微信、虚拟社区、MSN、BBS、QQ等平台，给大学生提高了一个广阔的参与平台。然而在新媒体信息的涉猎、传播上处理能力不足，如散布虚假地震消息，引起地区乃至社会的恐慌和不稳定，这在新媒体中表现出较弱的是非判断能力。虽然，网络媒体的出现降低了受众的参与门槛，扩大了大学生媒体参与的空间，但他们中有的大学生的媒体素养缺乏，为所欲为，将“上网虽自由，发言需谨慎”抛在脑后，没有将新媒体的传播与自己所需相关的信息结合起来，并加以有效利用，出现了一个人较弱的媒体消费能力。

四、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提升途径

1.以多元文化教育为主线，加强大学生对新媒体的认知理解。（1）开设多元文化课程，营造良好的新媒体环境。在现行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除有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中西方多元文化交际》专业课程外，其他专业学生几乎没有从课题上涉猎多元文化的相关知识，而是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来知晓，这就会导致有误导或误解的情况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在不受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对大学生实施正统的中国优秀文化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让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等不偏离正确轨道，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新媒体环境。（2）充分利用校园资源，加强大学生与外籍人员的交流。学校应通过团学活动，社会实践等形式，加深学生对多元文化的了解，才能真正做到“去其糟粕”、“洋为我用”。通过活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开设“外语角”的交流活动，强化在校大学生与外籍教师、留学生、外来学术交流团体等的交流，加深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多元文化知识，提升大学生新媒体素养。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为核心，助推大学生对新媒体作出正确评估判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战略任务，并鲜明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并不是四个部分的简单拼凑，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只有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四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及相互关系，才能更加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信心和决心。（1）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辩证看待新媒体问题。在新媒体传播中，出现了大量虚假、不良信息甚至低俗、媚俗的外来文化，造成信息的泛滥，让受众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辩证看待新媒体中所出现的问题，清楚明白：“没有需求，低俗甚至媚俗文化就没了市场”的道理。（2）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坚定的人生信念。总书记《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理想信念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兴衰成败，理想信念教育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下认真审视和正确判断一部分大学生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薄，社会主义信心不够坚定和各种错误思潮的问题，消除他们在这些大学生中的影响力，从而坚定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3）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媒体的发展。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将有价值、有意义的讯息为我所用，并在此过程中，能推动新媒体的发展。如随着网络媒体中以前出现的“神马都是浮云！”、“给力！”、“肿么了（怎么了）”到“元芳，你怎么看？”、“伤不起”再到“高富帅”、“白富美”、“屌丝”等等。这充分说明，随着网络媒体信息的发展，新媒体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新媒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4）以社会主义荣辱观规范大学生对待新媒体的行为。近年来，在新媒体中，有少数大学生通过编发、转发不良甚至不利于和谐稳定的微博、微信等讯息，受到公安机关处罚，受到网友唾弃，这不仅不利于新媒体的发展，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说明了这部分大学生在获取新媒体信息或在使用新媒体这一工具时，没有经过仔细的思索、加工和筛选，随心所欲地想当然行事。这是对社会、对自身的不负责任做法，是对新媒体的判断不准确，需要对大学生在运用新媒体过程规范其行为。以文明使用新媒体为荣，以破坏新媒体环境为耻，增强大学生营造社会大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以思想品德教育为主要内容，帮助大学生正确传播新媒体信息。总书记曾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来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多元文化环境下对大学生开展思想品德教育，仍然重要。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它提示我们，教育的根本对象是人、根本目的是人，根本任务是育人。必须强调的是，进一步指出了要“立德树人”，这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这一根本问题。（1）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思想道德教育，抵御外来低俗媚俗文化。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时，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究其原因在于道德导引的错位。在此情况下，要以中国悠久历史中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进取精神，高尚的爱国情操，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引导大学生自尊、自信、自强。在面对新媒体时，不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特征来确定、诠释媒介讯息的涵义，并对媒介施以影响，提高对新媒体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2）坚持以公民教育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传播新媒体的健康信息。公民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讲究公共卫生，尊重他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公德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行为规范，又是维护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秩序所必须的。作为当代大学生，通过新媒体来接受新事物，了解新鲜事，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维护新媒体的正常运转，需要良好的公德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提升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

总之，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大学生利用新媒体，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外来负面、低俗甚至媚俗文化等信息的免疫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规范自身使用新媒体行为，才能在有效利用新媒体时帮助大学生成长与进步，真正实现新媒体素养的提升。

参 考 文 献

[1]Potter W.J.Argument for the Need for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dia Literature[J].American Behavi0ral scientist.2004（48）：266～272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6

1.新媒体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优势

新媒体具有的交互式大数据与云计算、主体的自主性与参与性、信息来源的全球化与即时性、内容的数字化与交互性等特点，决定了新媒体以极广的普及面和极高的使用率，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主观思维和生活方式。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新媒体平台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拓展了空间和领域；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传播增强了超时空性和无障碍性；新媒体文化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学生可以通过新媒体自主学习各类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各种平台发表观点，参与讨论，改变在传统教育方式下理论灌输和被动学习的方式。

2.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自媒体形式的转变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显示，在数量庞大的中国网民中，年龄在10～19岁和20～29岁的分别占网民总数的24.5%和30.7%，在网民的职业分布中，学生占到了25.1%，是网民数最多的群体。在大学校园里，几乎每位学生都有QQ号、计算机上网账号、微博、博客或相对私密的微信圈，这一切说明新媒体已成为当前大学生获取和交流信息最便捷、常用和重要的手段，他们正通过迅速发展的新媒体将自己变成自媒体，置身“云端”获取个人需要的信息，并发表各自的见解。

二、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1.新媒体对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提出了挑战

新媒体时代，为各种信息的大量传播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并悄悄改变了过去以课堂讲授为主的说教式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新媒体的大量运用一方面推动了大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使得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因搜索资料的手段先进而得以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因海量信息的比对筛选和已有成型资料的帮助而明显增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高人指点”而更加灵活有效；另一方面也给大学生的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具体现为知识点获取的繁多和易得，造成大学生对核心理念印象不深，对关乎根本立场的大是大非问题因参考过多的个性意见而滋生模糊认识，“拿来主义”式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学习习惯，导致认识不够深入而容易随波逐流。

2.新媒体成为不良思潮传播的媒介

各种信息肆意传播，限制越来越小，一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各种思潮也通过新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它们有些与我国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和冲击，传统教育方式下单一的思想内容受到挑战，世界变得多元化，这就要求教育者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教育内容。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些不同的思想形态冲击，不能适应大学生的需要，在教育方式上不与时俱进，其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必然很难得到保证。

3.新媒体对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

新媒体条件下，时间、空间已经不是大学生进行交流的障碍，网络的虚拟性更使大学生在虚拟的环境中畅所欲言，他们利用新媒体来张扬个性，表达情感。久而久之，容易造成他们价值观的随意性，使其思想变得混乱。网上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宣传，都容易造成大学生在认识上的错误，而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正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其价值观则可能走向错误的方向，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应对策略

1.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权

首先，根据当下信息传播特点搭建好教育服务网络平台，将不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陈旧信息传播方式升级改造，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加强校园媒体资源整合，推动全媒体融合发展。一方面，要发挥高校宣传教育优势和特色，拓宽核心价值观教育信息来源，加强正面宣传，彰显时代精神，引领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利用高校富集的人力资源不断提高新媒体应用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促进媒体融合与转型升级，通过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自媒体新业务，做大做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媒体传播交流平台。

2.学校应提高教师的新媒体应用能力

学校应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做出努力，如在校园网站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种论坛、社区中展开积极讨论，给大学生指明方向，同时还要提高教师对新媒体的应用能力。大学生对新媒体较为了解，十分期待教师能够以最新的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如果教师对新媒体认识不够，不但在一些前沿问题上难以和大学生保持一致，还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带来不利的影响。

3.大学生要正确对待新媒体，自觉树立核心价值观

在思政教育过程中，大学生要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利用新媒体获取各种信息时，应提高甄别能力，自觉规避各种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完成学业，成长成才。总之，新媒体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但同样也存在许多挑战。新形势下，只有政府、高校、大学生共同努力，积极面对，才能使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良好效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新一代的人才。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7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传播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树立中国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社会的发展，媒介对于人们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无法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探索马克思的传播思想，进而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发挥传播媒介的有效作用，在实践层面上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

1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

媒介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密不可分，媒介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能否落到实处。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环境自由，各种思潮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媒介教育由于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更加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弱化

市场经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为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市场经济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对各自利益的谋求和维护，必然会对社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和选择呈多样化，进而带来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多元化道德价值取向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情况，这种多元化的道德价值取向冲击着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动摇着原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高过其他层面的追求时，社会精神生活匮乏，人与人、人民与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变得紧张。市场经济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强大的冲击，使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压力之下作出妥协和调整。

1.2 我国媒介教育的现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及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是努力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提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发展媒介素养教育，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当前复杂的媒介环境，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公民媒介素养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媒介成为一种工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媒介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因此，要保持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就需要积极提高国民的媒介素养，强化媒介认知、批判和运用能力，抵御外砦幕的不良影响，这对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3 媒介教育的缺失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极影响

当今国际环境全方位开放，中西方文化处于相互冲击和融合之中，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主流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失去了强大的凝聚力量。党的十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号召，这是需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智慧和力量并长期奋斗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大众媒介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媒体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和规模传递海量的信息。如何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效信息、正确解读信息内涵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理性吸收就变得尤为重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每个公民都成了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主体，这也对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未实现普及，国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普遍偏低，人们对于流传在网络中的信息难辨真假，在不加证实的情况下往往跟风转发，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原则

2.1 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总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两部分主要内容，一部分是关于对新闻本源、新闻本质等诸多新闻传播领域基本问题的看法。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新闻专业教育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弘扬和谐、文明的时代主旋律，树立诚信、友善的先进典型，凝聚社会正能量。

2.2 遵循传播的内在规律

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因其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影响国家生活、政府形象、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的重要因素，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阵地。所有阶级和政党都希望利用自己的舆论阵地，开展新闻宣传。新闻媒体同时作为新闻、信息的聚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是体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第一功能，是传播新闻舆论引领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

近来，主流媒体加强与新媒体的互动，及时从新媒体中获取舆论动向。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人们思想活动发生深刻变化，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主流意识形态，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中又对社会主义核心体系进一步凝练和发展，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 大众传播媒介功能异化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当我们观望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深刻改变着社会交往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同时，忧虑相伴而生。一旦这些急遽发展的科学技术闯进活，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那么一种新的异化也就产生了。即文化的媒介化。也可以说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作为现代技术发展的产物，给文化的生产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成长空间和传播手段，并改善着大众文化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但科学技术的不断渗透，又使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一种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失去了更多的审美性与人文关怀。文化的技术化使工具理性充斥着文化领域中的价值理性。文化的工具性充斥着文化本身应该固有的价值理性。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

3.1 保障物质与精神交往相统一

在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里所体现的观点中，不仅物质交往决定和影响精神交往，精神交往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物质交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精神交往和精神生产有着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恩格斯认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除了要重要物质交往对精神交往的作用，还要重视人类精神活动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重视精神交往的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

3.2 迎合宣传对象的心理需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文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的创新，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目前各阶层如政府、媒体、企业和学校创办的文化活动都以唱响时代主旋律为己任，成为宣传先进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先进的价值观念以及先进文化的代表，如果深入人心首先必须要实现话语转换。如果没有及时转换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即使各种文化传播通过载体和形式的创新只能获取传播范围的广泛，但不一定会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衡量传播效果的首要标准就是人们是否接受，是否转换为大众的话语甚至是形成相对应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要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才能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认同的基础。

3.3 推进新媒体互动中达成价值共识

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必须与r俱进，不断创新。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实现传播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传播形式以人民为主体；传播内容以事实为依据的自上而下的宣传方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更为科学传播方式――互动传播。

在中国，党政权力组织拥有权利、媒体等主场优势。如果不能发挥好主场优势极可能转变为主场劣势。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主动应用媒体、报刊公开信息，这可以适当扭转主场劣势，让群众言论自由，并对于一些言论和评论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还可以让民众在互动中达成价值观共识。网络是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也可以起到让民众发泄不良情绪的这样一种作用。

我们不能让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大众文化毒害人们的价值观念，要避免传播方式的单向化、庸俗化及流行化；也不能使得传播内容由于极高的复制率使其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否则，我们在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过程中会让公众产生逆反心理，而背离最初的理想效果越来越远。因势利导，有效规避各个因素对传播活动的负面影响，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大众化过程中起到有效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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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8

关键词 社交媒体 新闻 真实性

社交媒体作为web2.0的产物，自2008年成为了互联网中的热门话题，在学界也如同巨石击浪，引起反响。安东尼·梅菲尔2007年在《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一书中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他还把社交媒体的特点概括为：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单向式传播，社交媒体允许受众撰写、分享、评价、讨论和相互沟通，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莱文森认为存在三种媒体：1.传统媒体，即电视、报纸、杂志之类的媒体，它们是空间和时间定位不变的媒介，突出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和专业人士的生产。2.新媒体，主要是指电子邮件、亚逊网上书店、报刊网络版、留言板和聊天室等。是按照使用者方便的时间去使用，而不是按照媒介确定的时间表去使用。3.新新媒体，即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这种媒体将消费者重新定义为了生产者，脱离了自上而下的控制，每一个人都有了表达的机会。莱文森所提出的三点，可以看出媒介的一种渐变，那就是传播主体地位的天平已经明显地从大众传媒的一方偏向了受众。如果把社交媒体上的所有交互信息比作一个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是相当庞大、复杂的，在一个个用户名和“马甲”的背后，基本上会有很少的个人或者集体会对社交媒体中产生的信息和话语负责。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真实是新闻传播的本质要求。社交媒体的速度快和多角度呈现使得它成为了大多数人首要选择的信息了解渠道，它的时效性确实让大众传播媒介无可匹敌。在2013年4月20日发生的芦山地震中，几乎在震后的几十秒内，就有人在微博了消息。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在几分钟内就了微博对地震的时间、地点、震级等信息进行了详细报道。在这种媒介语境下，可以对所有的新闻事件进行低成本的即时直播。但是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快”并不意味着“好”。时效性和真实性是新闻的一对矛盾体，社交媒体的信息过程简便快捷，但是，却有很少的用户会去求证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社交媒体的今后发展中会成为越来越大的考验。

一、社交媒体中新闻失真的原因

1、交互性特点使信息和传播更容易

交互性是社交媒体基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点。交互性即指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传播。社交媒体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让人们进行线上互动，让受众参与新闻报道，媒介对受众不仅仅是单向传播渠道，而成为了受众与媒体、受众与受众之间传播交流的平台。如果把社交媒体比作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人都有话筒，都能够“发声”。

但这样一种极为开放的平台，也给很多不实消息和谣言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传播途径。一方面，有的用户为了增加关注度，蓄意炮制一些虚假的耸人听闻的信息，来获得大量的评论或转发。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指的并不完全是用户有意制造或者导演新闻的情况，而是有一种叫“公民新闻”的现象出现。“公民新闻”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伴随着web2.0的到来而兴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非专业的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体、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控的新近发生的信息。简而言之，就是“来自业余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手新闻报道”。“公民新闻”的出现丰富了新闻传播活动，拓宽了新闻源的宽度，活跃了新闻的市场。但是作为“公民新闻”传播的主体，业余的新闻工作者毕竟不是专业的大众传播媒介，他们并不代表权威的信息。因为缺乏职业新闻伦理指导或因为的手段极为简单（动一动鼠标就可以），“公民新闻”缺少一个重要的新闻传播环节，那就是对新闻真实性的求证。因此，社交媒体过于活跃的背后，隐藏了许多用户“有意”或“无意”的虚假新闻。

2、“消费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盛行

“消费”并不是指传统政治经济学里所指的对物品的需求和满足。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认为消费构成当下的社会逻辑是在消费社会里，生活的一切都成了消费，这种消费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更体现在文化含义上来体现个人身份，而且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是它们的象征符号意义。“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媒介往往通过半真半假的方式，来建构虚假的社会现实。“消费主义”在社交媒体中的蔓延是相当迅速和深入的。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消费文化尽管在大众当中盛行，但是人们在媒介渠道上并没有取得控制权，也就是说，议程设置的主导仍然掌握在传统媒体手中。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一起“狂欢”起来，传统媒体手中议程设置的指挥棒一下子旁落了，传统媒体似乎也进入了这个“圈子”，它们也在逐渐成为社交媒体的用户，也一起加入了“消费主义”的盛宴。当所有人和媒介都成了一幅面孔，不再去讨论标志着教化、引导、规范的社会道理伦理、价值观念的时候，社交媒体就成了虚情假意的消息的沃土，整个传播环境就会充斥着欺骗和作假。

3、“把关人”的缺失

张国良在《传播学原理》中认为：所谓“把关人”，即采集、制作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人。事实上，在大众传播的各种媒体之中，不论是报纸还是广播，不论是电视还是网络，都存在着“把关人”。“把关人”可以是记者、编辑，也可以是媒体负责人，或者是政府的宣传部门。而网络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更是需要“把关人”对传播信息进行过滤和监控。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虚假新闻甚至谣言的出现，为广大受众提供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与传统媒体的严格把关不同，社交媒体因为它的用户广以及门槛低基本上很少有审查程序。的信息,包括新闻站点、专业信息站点、公司站点、组织站点、个人网页和电子邮件等或发送的新闻的出口都无须新闻出版部门的审批,新闻出版部门也不可能对此一一审批。这种去信息的中心化的情况使得在传统媒体中掌握信息“生杀大权”的把关被解构了。

二、规避新闻失真的对策

1、强化传媒工作者职业规范

《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第一条规定：“真实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路透社制定的《采编人员手册》也规定：在我们的报道中，准确性高于一切，切勿歪曲事实，切勿加入不公正的感情色彩，切勿为了一个个引人瞩目的导语或生动的短语而失去平衡，记者在搜集材料时必须核对每项事实，编辑必须对报道前后不一或未注明出处的争议说法提出质疑。记者和编辑必须确保报道的意思和平衡不因使用不精确的语言而受到损害。

中国新闻界一向推崇新闻媒介的社会责任，无论是早期梁启超提出的“监督政府、导向国民”，还是徐宝璜提出的“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倡道德”，都在倡导新闻媒介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高度信息化、全媒体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体对个人乃至社会产生了愈加深远的影响，其社会功能及责任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肯定。而传递真实的事实，无疑是其功能和责任中的首要组成部分。

2、加强政府监管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政府部门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落实治理措施，才能切实保证社交媒体内容的安全。我国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些观点会认为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监管是对舆论自由的干涉。实则不然，即便是放在社会的实境中，再民主的国家也需要有效的法律法规的支撑。其中，加强相关部门对网络虚假新闻的监督,确立更加有效的网络监管途径，是减少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的必要手段。

3、加强制度建设

在传媒内部,稿件应该严格执行送审流程，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一般要把写出来的新闻稿件（剪辑出的粗片）拿给被采访者,让被采访者对稿件（片子）的内容进行核实。对于一些重要的稿件或片子,要根据其重要性酌情送有关部门审核。媒体的审稿人、记者、制片、责编等,在审稿过程中,要对创作者进行有关的采访从而确保新闻的真实。媒介的中层、高层主管要切实担负起保证新闻真实性的责任,对事实不确凿或涉嫌新闻造假的稿件,要敢于压稿,并在认真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教育或处理。

参考文献

①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新华出版社，1998

②郑保卫：《新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③刘琼，《中国网络新闻可信度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9

新媒体发展迅猛，形式多样。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在全世界普遍应用，在时间、空间上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交流方式。从最初的无纸化办公的革命，信息传输和浏览的便捷，再到语音和视频的技术突破。

新媒体是工具，既传递正能量又能散播负面效应。新媒体也是国家之间斗争的武器，伴随着互联网发展的历史，世界也充满了变数。西方国家把新媒体变成他国政权的利器。在非洲北部、在中东、在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利用新媒体技术干涉他国内政，动摇他国政权，发动了一系列导致他国内乱的活动。除此之外，西方国家还利用新媒体技术向他国硬性输出价值观。价值观的迥异是人们行为趋向的根本区别，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行为。西方的价值观会导致所谓“自由”的混乱，的价值观会导致反人类的灾难，中国“和为贵”的价值观会带来世界的和平。西方国家的价值渗透，根本目的是牵制他人，从思想上改变对社会、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认识，从而成为顺从于西方价值观的附庸。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利用新媒体发表自己歪曲的价值观和信仰，蛊惑煽动信仰不坚定的人们。在新媒体时代，人人是传播者也是受传者，信息、思想能够随时互动交流。在个体与群体的交流中，很容易出现个性化和群体化的价值认同。“风俗在无数代人的相互承接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风气，并对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发生影响。”[1]

新媒体有利于信仰重建

新媒体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有利于思想整合。新媒体具有两重性，当主导作用占上风时，思想会自然而然达到高度统一；当不占主导时，则会出现思想混乱、复杂多样。在中国发展新媒体必须要适应中国国情，既要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权，又要积极引导新媒体的舆论方向。在新媒体时代，面对许许多多的信息诱惑和不同价值观的挑衅，许多新生代的新媒体应用者并没有走向极端，而始终奉行着中国传统的美德。改革开放并没有失去我们的文化和道德，新媒体的发展更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波云诡谲。新媒体的发展也要有一定的文化土壤，中国的文化赋予了新媒体新的内涵，这种内涵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思想的统一和信仰的重建。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充分梳理自己的思想，在多变的世界中坚定中国的自信。

新媒体要传播正能量，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了健康的文化土壤，新媒体的成长就不会走偏。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中异军突起，令世人瞩目。改革开放带来了成就，同时也存在脆弱的地方。尤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协调的。虽然我们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却时时侵蚀着人们的欲望，动摇着人们的价值观。

新媒体发展有利于树立国家信心，民族信仰，制度自信。在国家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新媒体的水平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我国连续举办了多次国际互联网大会，多次世界媒体峰会，在国际互联网技术和媒体传播方面完全和世界融合。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APEC峰会、G20峰会，参与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等。我国还成功推行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新媒体必将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系列的国际行为，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自信的大国。国家的自信来自我们道路的正确和制度的优越，来源于我们不断地改革开放和深化。新媒体在国家制度优越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反过来又会推动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的建设。因此，社会主义信仰就是我们民族的信仰，如果失去了这个信仰，我们就会重回灾难的深渊，就会，再次丧权辱国，重蹈覆辙。

新媒体环境下坚定社会主义信仰

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社会主义信仰的培育与建设。社会主义信仰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性基础上的感知、分享，是信任和尊重，是社会主义公民自身满足的自信和奉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信仰对象 ， 集信念、情感、态度和行为于一体的统一体， 其核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信无疑。新媒体复杂的环境下，虽然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信仰某种程度的弱化，但不能成为我们背离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和道路的理由。只有坚定、有效地树立社会主义信仰、贯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才能享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新形势下，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提高大众的参与度，让全社会共同参与理想、道德和信仰的重塑。

社交媒体的定义例10

挑战一：NGO公益慈善信息容易被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所掩盖

社交媒体的出现大量丰富了人们摄取信息的选择，其多元的传播渠道带来了相对丰富且五花八门的传播内容。海量的传播内容分散了受众的注意力。同时，受众群在遇到强迫信息曝光的情况下，容易排斥和抗拒信息，最简单而直接的表现在对于充斥广告的网站、看电视遇到广告会选择换台回避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NGO传播的信息很容易就被其他的无效信息所覆盖，甚至容易因为别的强迫信息而造成负面的情绪影响，最终造成社交媒体的无效使用。据调查，在国内的大中城市，人们每天面对的广告信息达到了1000余条，面对如此庞杂的广告信息，受众如何从中获得深度或是正确的传播信息呢?公益平台的品牌传播、捐助或公益慈善活动的宣传，如何从信息丛中跳脱出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有效地聚焦主导人群，是NGO使用社交媒体传播所面临的首要挑战。

挑战二：社交平台信息认证机制不足，可信度受到质疑

社交媒体的传播门槛较低，人人都能够利用这个平台进行传播。原本是信息接受者的受众跃上传播平台之后，都可以将自己的感受、见闻、臆测进行传播。信息来源的信度和信息内容的公正性及平衡报道，都不受控制。传播信息者，非但不需要是新闻专业，更不用是行业或领域专业，人人皆可抒发己见，而其他的受众对于这些信息也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真实性也在不断地再次传播过程中流失或者遭到篡改，造成信息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传统谨慎的发言模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推动力度弱。正确有效，能够受到关注且容易传播的信息是传播面临的一大问题。

挑战三：社交媒体受众犬儒性，以放大镜检视所有失误

韩寒曾说过：“我不喜欢使用微博，使用微博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人人都是好人，但如果人人都是好人，现在的社会不会是这样。”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网络的分身(Avatar)，在生活中无法满足的，便会在网络上寻求补足。因此，对于公理正义的追求、对于道德礼法的规范，乃至于对于所有大小缺失的强烈批评喊打，是社交不可避免的弊病。受众期盼在自由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平台上发出理性的声音，道德的声音，构建人们向往的理想化却不现实的世界。这种犬儒的特性容易和社交平台的群性产生连接，造成人人都可以是警察、是法官，以“人肉搜索”的方式，对所有不公进行网络私刑，却缺少了程序正义和理性判断。社交媒体为大众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交流的渠道，但网络情绪不该越界。人们在社交媒体里正义却在现实社会里懦弱。以“郭美美事件”来说，只要在网络上已成定案，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也极大。因此，NGO如何经由媒体管理、危机管理将公理正义的期望转为正面帮助NGO的力量，也是使用社交媒体的一大课题。

挑战四：社交媒体信息讲求快速，传播面临片面性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是一大特点，近年各项大型活动都在流行网络直播，微博直播的形式。各界名人也都利用微博的即时互动性来进行微访谈、微白板等活动。以微博为例，每则140个字节的信息，每天各个受众不断的评论和转发相当容易造成信息的流失。另外，新媒体传播信息的接收主体人群多为年轻一族，年龄在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由于受网络电子运用知识的限制，对社交媒体的关注与应用不多。年轻群体对于信息的接受要求广度而非深度，社交媒体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因此，信息接受的片面性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如何在可能接受片面信息的群体中，有效、精准、快速的打中人群的关注点，同时避免受众对片面信息的曲解是NGO面临的挑战之一。

面对各项挑战，NGO需要有效的运用策略，才能使社交媒体成为对于公益慈善传播有效的平台。具体来说，NGO使用社交媒体传播，有以下四个策略重点：

1　合作性：互补双赢

NGO与社交媒体的合作应该从单纯的使用平台，提升到特性定制，有目标性的合作。这样一来，除了提升社会影响力和NGO的信息辨识度外，更能使NGO的信息有深度的进行传播。

以开心网为例，目前国内已经有18家公益机构成为其合作伙伴。NGO真正地被开心网重视起来起源于一个“玻璃女孩”小嘉宁的故事。小嘉宁在一岁的时候，就患上了“全身型幼儿类风湿”，她的全身关节被破坏，几乎成了传说中的“玻璃娃娃”，一碰就有可能造成骨折的危险。为了治病，小嘉宁的家已经欠债累累，面临停药的困境。这个帖子在开心网上受到近万人的关注，还引起网友热议在网上捐款资助。开心网从中意识到，借助于这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益机构，开心网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平台。开心网作为NGO的维护和宣传推广的平台，为公益机构提供了稳定、通畅的网络平台的同时也起到与NGO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对于NGO和社交媒体来说，共同打造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平台将会帮助双方达到公益与舆论的“双赢”的发展态势。然而，NGO在与社交媒体合作加强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越来越多的同质性团队加入到社交媒体中，如果不在合作的同时思考如何进行特色传播，成为市场跟随者的后果，就是传播平台未能发挥预期成效，合作依然无法将社交媒体的特性得到体现，造成再一次的媒体浪费。

2　持续性：制造亮点

NGO制造亮点不是简单的噱头，

而是有意义的创意才能让公益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的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并保持长久的被关注。有创意和意义的公益活动才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支持者从“声援”到“动员”直至行动起来。NGO作为长久性公益慈善的载体，除了每个活动期间的宣传要有明确的预热一升温一高潮一保温的过程以外，还需要不断地制造话题和焦点让受众群关注和讨论。

NGO多是为广大受众发出声音的，什么样的声音最贴合民意，NGO在这方面要保持灵敏的嗅觉，才能找到真正吸引人的点子，并能够让大家自愿地参与其中。以“科学松鼠会”为例，作为一个普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公益团体，运用各种社交媒体进行整合，已持续包覆式的线上线下活动，有趣、活跃的科学传播方式(如：阅读沙龙，达文西行走中队，科学嘉年华等)，有创意的活动迅速赢得了数十万国内外科学爱好者的口碑。事实上，把科学这样严肃的领域以幽默感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已是足够的亮点了，松鼠会以更多的创新活动让科学流行了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大众参与。

3　互动性：倾听反馈

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在于人人都同时为媒体和受众，这样的特色要求互动交流，不同于传统媒体简单的单向传播，社交媒体要求更多点对点，人到人，用户对用户的沟通交流。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交流的特性，社交媒体能够更有“人味儿”，更加直接。NGO与支持者在社交媒体(如人人网，开心网，微博等)平台上的互动，要注意避免信息真实性在反复被传播的过程中的流失外，更要注意保持点对点的倾听和反馈，这种富有“人味儿”的互动，能有效的进行深度的传播。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中转的媒介将NGO与支持者的沟通距离大大缩短，信息直接、快速、真实地在双方交流中被认可，人们的参与度也会大大提高。

网络的特性决定了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平等关系，传统媒体不再是受众接收信息的唯一途径，而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相互交换信息，发出更多的声音，对传播者起到一定的影响力。美国一家服装公司(American AppareI)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回应用户在twitter上的留言，并与顾客在twitter上直接沟通交流。AA服装公司的粉丝会在自己的blog中提到喜欢这家公司或者他们的产品，还会把twitter作为他们文章分享给这家公司的管道。公司在账号中收到一条来自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拍摄他妻子穿AA品牌衣服的孕妇照片，并将其作为AA服装宣传的广告创意，以体珊衣服的舒适可爱的特质，并成为公司在线广告效果最好的宣传之一。信息量不断的增加和支持者及时的反馈，对于NGO来说是一个学习思考和积累信息资本的过程，支持者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在打开眼界的同时也为公益事业积累了更多的激发创意的灵感。当然，对支持者的关心并给予鼓励和支持，能够持续有效地维系NGO与支持者的关系，这样才能把NGO致力于公益慈善的事业经营的更长远。

4　名人效应：借势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