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经济学例1

中国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渔业体制建立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渔业经济学科从理论探索和改革开放实践总结中，探寻了适合于中国渔业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突出在于发展中国家渔业发展经济学和转型体制国家的渔业制度经济学的世界性贡献。

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国水产学会在青岛召开的渔业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水产专业7+2学科设置中，渔业经济作为2级学科，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渔业经济学科框架[1]。中国渔业市场经济的规范研究得以迅速发展，至今有8年。经过新一代渔业经济学者的孜孜不倦努力，已在渔业行业经济[2-4]、渔业微观经济[5]、渔业制度经济、渔业福利经济、渔业资源经济[7]、渔业技术经济、渔业经营体制、渔业生态经济、渔业环境经济、水产养殖经济、渔业国际贸易、渔业市场建设、渔业资源配置改革等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种范式方面取得了与世界渔业大国地位相称的成就，并为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渔业强国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受福建省水产学会委托，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渔业经济学科前沿与现实急迫的渔业经济问题提出探讨。

1产量增长拐点的经济学问题

我国渔业产量持续增长了60多年，期间历经三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改革开放的恢复性增长，是体制经济学在渔业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发挥生产力本能的飞跃。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确立以养为主的产业方针调整的结果。现在正面临第三次质的飞跃，其中渔业总产量增长拐点。从经济学考察:一是劳动力及成本推手。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省的渔业总产量增长的经验，当人均GDP从4000—8000美元阶段，由于渔业生产劳动特殊性，尤其是捕捞生产，入渔劳动力减少，且劳动力成本推高。

二是渔业消费品全球资源配置。欧美、日本等发达工业化国家都把渔业消费自给缺口由渔业国际贸易平衡。我国从渔业出口大国转为既是渔业重要出口国又是渔业资源重要进口国阶段。

三是健康水资源贫乏。今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水利建设，包括水资源安全，对水产用水提出警示。适宜于水产养殖的内陆水域越来越小，且让位于人饮用水和生活用水。

四是技术创新增长不能满足水产捕捞业资源衰退的增长缺口，以及水产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负外部性。

因此，增产量是调结构、保消费，渔业增产、渔民增效的物质基础，保持稳定且有一定增长量的我国水产养殖在经济学视野中挑战与机会伴生。由此引发的产量增长极限与技术创新替代是今后渔业经济研究重点之一。

2渔业市场经济下“渔民、渔业、渔村”关系新变化在实证调查中，“渔民、渔业、渔村”是一种市场经济关系逻辑[33]，有别于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二元渔业体制。研究结论是，渔民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由此带来的行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以及渔业资源配置研究对象的变化[39][21]。比如，渔用燃油补贴经济分析的争议，是补贴给渔民，还是渔船权益人，还是渔船上劳动者。像晋江、石狮市的主要捕捞渔村，外来工下海捕捞和外雇渔业劳力是否享有渔民生产者所有的权利。

“渔民、渔业、渔村”的逻辑已解构，用市场经济办法[14]，正提出现代捕捞业“渔船准入、渔具准入、渔民准入”的制度设计[34]。

3近海水产资源捕捞管理的经济问题《渔业法》中规定，水产资源捕捞实行限额捕捞，并在投入控制上“双控”。近年来，由于近海渔业资源加剧衰退，禁渔期、禁渔区、禁渔线的效果不彰显，渔民转产转业缓慢等现实，渔业资源经济学上有3种观点争论;一是继续现实主义的限额双控，削减捕捞强度。恢复或提高CPUE。二是推行个人可转让配额或生产单位配额制[43]，如学习新西兰ATQ制度。三是增殖恢复资源，平衡增殖与捕捞的经济、生态效益。从经济制度上设计增殖、养护、限捕、休渔等近海水产资源捕捞管理，由于近海水鱼类的洄游性和跨国界，水产资源的国际间谈判及渔业贸易摩擦带来经济学难点问题将持续争议。

4失海失水渔民补偿问题

虽然《物权法》规定了渔业养殖捕捞的用益物权，但还不能解决失海失水渔民补偿问题。

从制度经济学分析，渔业退出的损失，除了渔业在产损失、失海失水损失、设施损失等3部分之外，还应包括渔业劳动技能的刚性损失，海域滩涂财富增值的损失。

其次，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农民有集体土地，《渔业法》实施时也规定了滩涂、水域由渔业集体所有，但《海域法》颁布，旧法从新法原则，没有了集体所有海域。现实中有的沿海村和自然村，在解放初期，剥夺了渔霸、渔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渔农民分得了海域或桁地，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海域或桁地归集于集体大队或人民公社。

失海失水渔民补偿是近年来理论探讨的热点，大多从弱质渔业和弱势渔民方面分析，[10][12][31-32]今后将围绕这一热点问题展开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

5低碳渔业与碳汇渔业的经济学问题低碳渔业与碳汇渔业作为2010年全国渔业专家论坛主题，碳汇渔业在水产科技界和国家渔业主管部门已形成共识，但是实现碳汇渔业从经济学角度要解决碳汇价值的评价和计量，还要建立渔业碳交易平台和市场化运作规范。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离此则“空中楼阁”。而低碳渔业的经济学问题主要讨论渔业生产节能减排，渔业生态养殖节水、节能、节人力、低排放，可循环，可追溯。

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经济学分析，应深入研究，捕捞生产以柴油“石化碳”换取的“生物碳”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国际渔业贸易中“碳汇流转”本质涉及“碳贸易”，尤其是我国土地、水资源紧缺下，初级农渔产品出口的碳代价，而相反发展远洋渔业、公海渔业捕捞的产品是国内无碳经济产品。

6公共渔业资源体制问题

“公共鱼池”的渔业资源经济学已被认为哈丁悲剧，西方市场经济的主流观点是推崇华盛顿共识，在美国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托罗姆博士认为“社区管理”模式是第3条路径。

“社区管理”在近2年渔业经济专家论坛上呼声很高[7-9]。从我国渔业观察，像泰宁金湖渔业公司具有现代渔业特征的“社区管理”模式。由于“社区管理”带有互助集体性质，因此，实践中比较忌讳。但在日本、台湾渔业权制度中有这种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探索。

7渔业基层经营体制

渔业基层经营是渔业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石，现在中国渔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多样化，基层经营单位有上市的股份公司如辽渔、獐子岛，有股份有限公司，渔村更多的有渔业股份合作制、合伙经营、合作经营、私营和三资企业，还有个体和家庭承包户。从微观数量而言，水产养殖中更多的是个体和家庭承包户，这些渔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3种形式组织起来:一是农业合作社，二是渔业协会，三是公司加农户或企业带农户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在当前渔业分散经营现实中，应尊重群众的意愿，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继续探索各种有利于渔业发展的渔业基层经营体制，并及时总结，分析提高推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8水产科技创新及转化生产力的经济学问题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议上讲话提出“自主创新，支撑发展”的科技发展方针，提出了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我国渔业行政部门历来重视水产科技创新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3年，国家渔业部门设立的行业科技专项经费中，都把渔业经济核算、评价作为项目内容，表明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水产科技创新的经济学要求，前瞻性研究必须与未来水产市场需求相结合，国家公益水产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的科学研发为主体必须与“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价值创新相一致，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相结合，不但从技术经济学层面上推动水产科技创新，而且在市场经济中找准位置，发挥支撑作用。

此外，近2年对渔业保险、渔船安全、渔港经济研究开始成为热点课题。

9福建渔业经济学科展望

改革开放初期，福建渔业经济工作者，包括厦门水产学院渔业经济教师、福建省水产厅、省渔业经管站及基层渔业经管站等一批人员热诚致力于转型期渔业体制研究，探索了诸如以船核算、单船承包、鱼价放开、池塘承包、荒滩荒水开发等全国有影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一些渔业经济理论创新被国家采纳、推行与借鉴。

21世纪以来，我国已形成了上海海洋大学渔业战略研究、国际贸易研究、水产养殖及鱼塘生态经济研究等专题的渔业经济管理学科;中国海洋大学致力于渔业资源管理经济、渔民权益制度经济研究;大连海洋大学的东亚渔业关系经济、渔业贸易经济研究;浙江海洋学院的渔民组织及经营研究;广东海洋大学的南海渔业经济研究以及东海区渔政局、中国水产科学院的渔业制度经济、渔业管理经济以及水产技术经济、渔业科技创新经济学等渔业经济研究团队，学科建设，同时取得了累累硕果。我国渔业经济学科相对于水产自然学科，表征上存在着研究人员少、课题少、应用成果少，本质是知识体系不健全。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2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052-02

引言

海洋渔业资源是海洋资源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产消费活动的重要领域。2011年我国渔业经济总产值为20 858.95亿元，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 6463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3%，渔业经济价值不可小觑。如此之高的经济产值背后的推动力是我国海洋不断增强的海洋捕捞能力，不可避免会地造成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完善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实现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的现实选择。

一、海洋渔业资源的经济特性

（一）渔业资源的准公共物品特性

渔业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由于海洋中的渔业资源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个体拥有者，属于国有资产，因此渔业资源并不会排斥任何人使用它，人人都可以利用该资源，例如捕鱼、养殖等等，因此具有非排他性，但是渔业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在一个捕鱼周期内，一个人的捕鱼养殖活动会减少该地区的渔业总量，减少了其他人使用的渔业资源，因而具有竞争性。渔业资源的这种经济特性促使渔民产生“多捞多得，少捞少得”的想法，不断推动其开发渔业资源，从而不利于渔业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渔业资源作为公有资源，理性的渔民会在考虑私人成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捕捞鱼类，社会成本的多少于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这在经济学上也称作是集体选择悖论，即个人理性可能会导致集体非理性。随着渔业资源开采数量的增多，单个人收益增加，但是会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超出资源可再生的承受能力。

（二）海洋渔业资源的“囚徒困境”特性

这种集体选择悖论又能衍生出渔民的“囚徒困境”。假设一定海域范围内，只有两个渔民A和B；每个渔民的捕捞数量不受工具的限制；对于渔业资源他们分别有两种选择：在个人理性驱使下的捕捞和考虑到资源再生能力的持续性捕捞。如果都选择前者，由于捕捞数量不受限制，他们在自身理性的驱使下会过度捕捞，每个人收益只能达到1个单位；如果其中一人具有持续型发展意识而选择持续性捕捞，那么该人的收益只能为0.5，另外一人的收益将达到两个单位；如果都选择持续性捕捞，这两个人的收益均为1.5。该博弈的支付矩阵存在纳什均衡，即这两个人都选择个人理性捕捞，但最优结果是两者都选择持续性捕捞，因而此时渔民选择的结果是次优结果。

二、海洋渔业资源产权管理制度中的政府失灵

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具有外部性的公有资源，市场在其配置中已经失灵，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渔民，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不会自动退出捕捞业，解决渔业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从我国实际来看，解决渔业问题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但管制措旋也会出现失效。政府既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又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具有公益人和经纪人的双重属性。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以公权谋取自我利益的现象出现。作为产权主体履行其权利时，政府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处于同等的法律和经济地位，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因而需要界定社会产权关系一样的制度结构来界定政府的行为权利，以防止政府产权的泛化和权力的扩张，以促进转型时期政府职能的顺利转换。

三、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与农业土地产权制度的比较

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础在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是渔业资源产权合理配置问题，是产权制度问题。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导致经济当事人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要求渔业生产者有一个持续利用渔业资源的经济行为，就需要有一种制度能确保渔业生产者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渔业资源的经济收益，激励生产者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渔业资源。

相比于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农业土地产权制度相对完善。其中关于渔业资源资产使用权的流转问题还在渔业专家的激烈讨论中。我国存在大量的渔业过剩人口，单凭渔业行业自身，其对劳动力容纳能力有限，渔业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很难解决如此众多的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就迫使部分渔民最终不得不跳出渔业，离开渔村，实现异地迁移就业，也就是要走城镇化之路。这也跟农民弃田二次择业“不谋而合”，因而理清渔业和农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关系，有助于渔业资源产权制度更趋于完善，形成“制度自信”。

（一）相同点

所有权主体虚位。虽然渔业资源和土地资源在法律上都规定了所有权主体，但都存在产权国有与管理地方性的不一致性和由此带来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当国家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所有权就往往从属于经济管理管理职能和行政权力，国家产权所有者权益不能得到实现，地方积极性难以调动，对资源的管理往往流之形式。

流转都受到限制。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制度所面临的基本理论分歧之一，就是是否应允许权利持有者自由转让所持有的权利。以转让代表渔业资源使用权的个人可转让配额为例，由于配额所有权是永久有效的，且这一权利往往是无偿所有，所以配额持有者们将其有价转让就会扰乱市场秩序。虽然我国相关土地法规定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但我国农村并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当前还存着流转客体有限、流转性质不明确、流转种类的不科学性和流转程序的不规范性等问题。

资源需求具有刚性。如果把城乡居民的消费从内容上分为“吃、穿、用”和“住、行、学”等两大类六个部分的话，对居民对渔业资源的需求可以归为“吃”上，属于基本生存需求，同时由于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其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也具有刚性。

（二）不同点

历史演变过程不同。从解放初期到现在，中国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从从渔业公社（大队）的集体所有制到渔业乡（渔村）的渔船承包经营生产体制，再发展成渔船股份合作制，实际上是沿着一条产权结构不断私有化的路径在变迁。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等前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

法律上所有权主体不同。其中渔业资源资产归国家所有，而土地所有权从1982年国家统一印制《集体土地所有证》开始属于国家和集体。

供给弹性不同。相比于土地资源的供给数量缺乏弹性，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数量的因素相对较多，比如围填海工程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临近海洋的工厂排污量以及对近海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导致一些鱼类资源濒临灭绝等等。

存在的典型产权问题不同。当前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明显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价格制定问题。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存在持有人资格不明、有效期限不清等问题。对于有效时限而言，过长会损害市场的自由竞争规则，过短会不利于调动渔民养护资源的积极性。

政策建议

首先，完善的渔业法律法规是渔业资源产权制度实施的保障。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多项渔业资源保护措施以有效保护渔业资源，其中包括休渔制度、捕捞许可制度、网目尺寸限制和捕获物幼鱼比例检查、制定海洋捕捞强度的控制指标等。但是这些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基本上都属于传统的直接控制或投入控制制度，对渔业生产单位的约束力不强，从而不能有效地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渔业生产者稳定的渔业生产活动收入双重目标。

做好沿海渔民的转产转业工作，优化渔业资源产权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渔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海洋捕捞渔民率先进入了技术装备的现代化，这极大地提高了渔业捕捞能力，同时也产生了大量产生过剩劳动力。面对大量的渔业过剩人口，单凭渔业行业自身，其对劳动力容纳能力有限，这就迫使渔民弃捕上岸，进行二次择业。作为渔民转产转业的目标产业，海水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渔业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化和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同农民因放弃田地而取得农地补贴一样，选择弃捕上岸的沿海渔民也应获得一定的补贴。农民从农地中获得补贴可以以一种股权分红或租金的形式发放，也可以一次性付清。与农地不同的是，渔业是公有资源，并且渔业捕捞生产主体捕捞生产努力程度与成果存在较直接联系，呈强正相关关系，在这种条件下，其捕捞积极性和努力程度必然被强化。也就是说，当渔民投入的成本低于收入，捕捞仍是“有利可图”，渔民就很难放弃此行业。对此，政府可以采取捕捞许可回购计划，允许渔民“重操旧业”；对渔民进行相关转产转业培训，帮助其顺利转型。

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自由竞争的机制作用。目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路径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的上市流转。通过以上对海洋资源与农地资源异同分析，可以推知渔业资源同样可以采取类似制度，建立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确立所有权，并在机制完善条件下进行上市流转。这就要通过市场确定总可捕量，在市场机制下最大捕获量是在捕获收益与捕获成本相等，即利润为0时取得，此时最大可持续产量明显不能实现，出现过度捕捞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主张，在交易费用为零或交易费用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应做的事情只是明确界定和有效实施产权制度。因此，对渔业而言，政府在产权制度中应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定期确定某一海域所承受的最大捕获量，然后将其分为不同的个人可转让份额，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卖给渔业生产单位，生产单位可以将得到的份额进行流转，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0.

[2] 吴飞飞.基于产权理论的渔业制度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3

一、文献回顾：

1.国外方面：国外很很早就有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理念的萌发及实践。渔业资源具有流动性和再生性，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印第安人在观察到此特征，并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建立了适合当时发展的渔业可持续发展制度。随着社会的变迁，可持续发展制度被过度开发的制度取代。导致了渔业的衰退。加拿大科学家H.Scott gordon（1954）《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The Fishery》对海洋渔业资源中存在的过度捕捞问题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利用的原因在于渔业资源的公有性而非私有。他认为由于渔民渔业活动的无序竞争导致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使渔获量超过了资源利用的最优值，政府等组织对渔业活动进行管理。他强调对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不能仅仅集中于生物学层面，不能见物不见人，必须同时加强经济学研究。1968 年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他指出，自由竞争无法实现渔业的良性发展，由于“自由准入”的存在，没有哪个人会承担资源状况恶化的全部成本，其结果就是“搭便车”和过度开发，Hardin将此命名为“公地的悲剧”。Francis T.Christy于1973年在Scott（1955）的独占性所有权思想上提出了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简称ITQ）。该制度提出后，Moloney 和Pearse（1979）等人又对ITQ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按照他们的观点， 为避免捕捞能力的增加、过度捕捞的出现， ITQ 制度在确定渔业资源总可捕量（ TotalAllowable Catch， 简称 TAC） 的基础上， 将TAC分成若干份渔获配额， 分给渔民及相关组织， 允许他在渔获量配额范围之内自由捕捞， 当其渔获量达到配额后，禁止该渔民或组织在该年度内从事该鱼种的捕捞，同时配额作为一种财产，可以如同其他财产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或交易。

2.国内方面：中国是一个渔民众多的渔业大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我国渔船数量一直在增长。直接照搬别国的 ITQ 制度的实施有可能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我国更多学者关注于成立渔民组织。郭文路等（2001）详细介绍了我国台湾地区的渔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它对渔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高健（2006）运用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了建立渔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理性，得出我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通过市场自我调节相结合和宏观调控和双向结合的方式是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唐建业（2006）深入研究分析了我国 《渔业法》中的捕捞限额制度，就我国现实结合国外个人可转让的捕捞限额制度，对该制度在我国实行提出了设想。杨正勇（2006）从 Williamson的视角出发， 分析了我国引入个体可转让配额制度时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降低交易成本， 应当在大的渔区首先实施该制度， 同时通过转产、转业来降低捕捞渔民的数量。杨正勇（2006）深入研究渔业经济活动中信息不对称对捕捞转让配额制度的效率影响，提出了通过成立地方主导的渔民经济合作组织实现地区渔村渔民自治过程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式。杨立敏（2007）对日本的渔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形式和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得出政府、渔民合作组织和个体渔民三方之间在博弈中能够自觉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结合我国现实提出了我国渔民合作组织建设的实现途径。

二、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1980年，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委托国际自然基金保护联盟制定了《世界保护大纲》，其中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之术语。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为接受的是挪威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渔业资源产权的不清晰是导致目前渔业资源走向衰竭的主要原因，趋于“谁捕捞、谁占有”不具有明确化占有关系的财富，自由准入下的恶性竞争模式导致了海洋渔业资源的衰竭。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资源保护，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例如：严格规定资源开发工具，明令禁止使用一些渔具，同时实施了相应监管制度，例如对幼鱼比例进行检查，可惜效果却不尽人意。由于在利益的驱使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混杂的渔具的产生，增加了渔业捕捞强度，使得人们对渔业资源的利用超出了环境承载容量。因此，海洋渔业资源利用的不合理状况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寻找原因，要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ce：The Fishery.H.Scott.Gorden.Bulletion of Mathemathion Biology Vol.53，No.1/2 PP 231-252 1991.Printed in Bri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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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l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研究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老制度经济学代表有康芒斯、米且尔等，新制度经济学由科斯(Ronald Coasel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论文所开创，它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人对于这门新兴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近30年，新制度经济学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人的行为科学规律对制度进行创设，它可以使人们产生对自己行为的预期。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有效地规范秩序，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提高人的生活满意度。

一、海洋捕捞业面临的几个问题

(一)资源的衰退

浙江舟山是我国海洋捕捞最集中的地区，其海洋捕捞产量占水产总量的95％。占全国总产量的10％，全省的50％。然而伴随着巨大成绩的背后，是渔业资源的衰退，一些传统的经济鱼类，如大黄鱼、墨鱼等基本上处于衰竭状态，几乎难以恢复；小黄鱼、带鱼、鲳鱼等则出现种种退化现象严重，渔获物普遍小型化、早熟化、幼龄化，一些海洋生物发展生存空间移位，汛期混乱等现象。近几年，渔场越跑越远，渔船越造越大，渔网越拉越长，而鱼越捕越少。如：1979年，单位捕捞渔获量达每千瓦达1.5吨，1987年降到1.1吨，1990年为0.90吨，现在则为0.75吨。呈下滑的趋势。

(二)“双控”管理的失败

我国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即“双控”管理)，并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双控”的目的旨在有效控制海洋捕捞强度。但是，自1979年恢复渔政管理以来，“双控”的基数一直在不断膨胀。以舟山市为例，从1980年到2000年21年间，全市捕捞渔船从7007艘增加到9396艘，总功率从31.33万千瓦增加到146.79万千瓦，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8％和9.03％。2001年以后由于政府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出台渔船报废政策，渔船数及马力数逐步得到缩减，到2005年上半年，全市共缩减渔船1538艘，上交马力指标16.9万千瓦。“双转”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反弹之势仍不容忽视。

(三)渔民“失海”情况严重

渔民失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失海”：另一类是“隐性失海”。所谓“显性失海”是指可供渔民生产的渔场数量的绝对减少。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中韩、中日渔业协定的实施，使渔民失去相当大的传统生产渔场，其面积大约有10万平方公里，受限制渔场达26万平方公里，影响舟山市近5000艘渔船，涉及渔民2万人。二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临港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些产业用海的需求较大，与传统渔业用海发生冲突，各级政府从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海洋功能区划中将大量的渔业用海调整为其它用海，使传统渔业用海大量缩减。所谓“隐性失海”是指可供渔民生产的渔场可利用价值的相对减少。这也有两个因素，一是大量农民和工商资本进入渔业领域，与传统渔民争夺渔业资源，加剧了渔业资源的衰退。据估计，目前舟山市从事捕捞业的内陆渔民有7000多人，占全市捕捞劳动力的10％左右。二是海洋污染日益严重。据2004年《舟山市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舟山海域严重污染面积8556平方公里，重度污染1086平方公里，轻度污染1870平方公里，三项合计占舟山海域总面积的50％，严重地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导致资源急剧衰退，甚至灭绝。

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渔业相关问题与现象的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在渔业资源公有的情况下，多捕才会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虽然在捕捞上实行了许可制度，但是每艘船捕什么鱼，捕多少是政府管不了的，在资源公有的情况下，虽然渔民知道不断增加捕捞力量会导致渔业资源的衰退，但是对于自身来说却是绝对有利的。所以，捕捞船只和马力一长再长，渔业资源也随之不断衰退。

一般来说，政府是社会公益的维护者，但是也有自利的动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也有冲动去调整用海的区划；而在GDP考核的压力之下，政府倾向于上马那些立刻带来GDP增长的项目，特别是在任期开始或结束的时候表现得更加明显。很多临海产业对用海的需求很大，政府为了出政绩，往往是调整渔业用海为工业用海，导致可捕区域不断减少。

政府的管理是通过公务人员来实现的，公务人员手中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管理的权力。政府是渔业的管理者却不是渔业的利用者，这有可能会导致个别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产生寻租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官员对违规船只的放行损害的只会是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没有不仅损害反而因寻租带来收益。

长期以来，渔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比较利益冲动促使他们下海。这也是吸引农民不断进入渔业领域的主要原因。

国家渔业法规定，渔业资源及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海洋渔业的捕捞权属于一切公民、组织或其它经济实体。面对工商资本的进入，传统渔民也是无可奈何。其隐性失海更加严重。

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一：设立渔业权

众所周知，公用地悲剧是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对资源掠夺性开发。所以首先要实现渔业资源的产权化，即创设渔业权。渔业权创设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的传统渔民的权益。传统渔民历来以海为生，捕鱼是其基本的生存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捕捞的权利是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相对于后来进入渔业的大陆农民而言，其本身有自己的生存资料――土地。在此基础上将有限的渔业捕捞权利进行分配，对传统渔民来说就有失公平。

其次，进行渔业权划分。将渔业权分为公共渔业权和地域渔业权，两者大致以禁渔区为分界线，分界线以东实行许可渔业，任由工商资本和其它实体自由出入；分界线以西实行渔业权渔业。地域渔业实际就是行政区划为界线，实行属地管理，其捕捞权只能由传统渔民所有。许可渔业属于商业渔业，资本可以自由出入，只要符合国家对渔船安全、渔具渔法的相关规定即可，这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渔业权渔业属于传统渔民的生计渔业。非传统渔民是被排斥在这个市场之外的，马力配额在市场上的流转则另当别论。因

此，对渔民身份的判断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许可渔业还是渔业权渔业，其权益的实现都是以马力配额作为载体，渔船只有在拥有马力配额的情况下才能出海捕鱼。传统渔民出海捕鱼，大约是1／3盈利，1／3持平，1／3亏损。而亏损的传统渔民可以选择将配额转让给他人，这样，在不出海的情况下靠出租和出售配额也可以获得收入。另外，实行马力配额还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马力配额是以人为对象进行分配的，其获得依据是基于渔民的身份。国家现今对渔业的补贴是以渔船为单位的，而渔船只是少数富有渔民所有，多数渔民已经沦为雇工。按渔船进行补贴，则将广大贫困渔民排除在补贴之外。按马力配额进行补贴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公平。

渔业权渔业，是把传统渔民的生存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既是对传统渔民人权的一种承认与保障。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借海域资源国有的规定来随意改变海域的用途，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需要给渔民一定的补偿，某些地方“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可以作为渔民补偿的一种借鉴。

四、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二：建立渔民协会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5

渔业经济总产值的情况一直是衡量渔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之一，近些年来我国的渔业经济总产值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二）水产品产量情况

水产品是我国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之一，也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农产品。我国水产品的供应实力在海水和淡水养殖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快速的提高。据统计我国近三年的水产品产量状况基本如下：2010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同比增长了5.02%，达到5373万吨，其中，水产品中的养殖产量占71.26%的比重，为3828.84万吨，剩下28.74%的比重为捕捞产量，是1544.17万吨，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同比增长了1.74公斤，为40.06公斤。2011年全国水产品的总产量同比提高了4.28%，为5603.21万吨；其中，水产品中的养殖产量占71.80%的比重，为4023.26万吨，剩下28.20%的比重为捕捞产量，是1579.95万吨，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同比增加了3.79%，为41.59公斤。2012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同比增长了5.43%，是5907.68万吨，其中，水产品中的养殖产量同比增长了6.59%，是4288.36万吨，捕捞产量则同比增长了2.49%，是1619.32万吨，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同比增长了4.91%，为43.63公斤（数据来源：2010年-2012年中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

（三）水产品进出口情况

我国水产品的进出口总量稳步增加，其中水产品出口额一直占据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大部分比重，且呈现出平稳增长的状态。

（四）渔民收入情况

渔民收入状况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渔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我国渔民的经济收入，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有了相对的提高。特别是最近三年的渔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依据2010-2012年中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0年对全国1万户渔民家庭的收支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当年渔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9.75%，达到8963元，同比增加了797元；2011年对全国1万户渔民家庭进行收支调查时也推算出了我国渔民人均收入在持续增长，由上一年的8963元上升到了人均纯收入为10011.65元，增长率达到了11.70%，比上年增加了1048.84元；2012年同样抽取全国1万户渔民家庭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了11256元，增长率为12.43%，比上年增加了1244.44元。

（五）渔业从业人员情况

近些年我国渔业从业人员的情况基本如下：呈现出徘徊不前的不稳定现象。2010年渔业人口总数为2081.03万人，同比降低了0.16%，比2009年减少了3.53万人，在渔业人口的总数中有747.04万人为传统渔民，传统渔民的数量同比增长了0.18%，比上年增加了1.39万人，渔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是1399.21万人。2011年渔业人口总人数为2060.69万人，同比降低了0.98%，比上年减少了20.34万人，在渔业人口的总数中有730.93万人为传统渔民，传统渔民的数量同比降低了2.16%，比上年减少了16.11万人，渔业从业人员的总数是1458.50万人，同比增长了4.24%，比上年增加了59.29万人。2012年渔业人口总数是2073.81万人，同比增长了0.64%，比上年增加了13.12万人，在渔业人口总数中有723.58万人为传统渔民，传统渔民的数量同比下降了1.01%，比上年减少了7.35万人，渔业从业人员的总数量是1444.05万人，同比下降了0.99%，比上年减少14.45万人。

二、中国渔业经济发展遇到的障碍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渔业产值有了不少的增长，渔业经济取得了不断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遇到了各种障碍，主要如下：各地区渔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渔业养殖环境污染严重，渔民利益严重受损，捕捞强度大，渔业资源衰退，渔业灾情严重等。

（一）各地区渔业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部分省份之间的渔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海洋渔业产出的数据表明，我国各个地区部分省份的渔业经济发展不平衡，无论是从渔业经济产出总值来看，还是从渔业经济增加值来看都存在着差距。

（二）渔业养殖环境污染严重

随着渔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渔业养殖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主要体现在：第一，物理污染。我们人类从事的很多经济活动，比如向河流或者沿海排放废水废料，填海造地、围湖造田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河底、海岸、水温、浮游物等方面的不同转变，从而侵害了贝类、藻类在幼体阶段的浮游和鱼类的洄游，影响了它们正常的生长繁殖。第二，化学污染。主要表现为：石油污染，如2011年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便造成大面积海域的海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对渔业经济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重金属污染，比较广泛和普遍的重金属有铜、锌、镉、铅、汞、铬等，它们对水域环境的污染会使水生生物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有机物污染，此种污染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人工合成有机物进入水体和越来越多的工业废水排入水域而形成的，比如因含有大量磷酸盐而可以致使水体富营养化的洗涤剂便是有机物污染的典型代表之一，它有可能造成“赤潮”和“水华”；放射性污染，污染源除了来自核设施的排放物，还包括核试验所造成的全球性污染它不仅会造成鱼类发育迟缓，死亡率增高，而且会染色体发生畸变。

（三）渔民利益严重受损

当前我国虽然有渔政、海监、海巡等多个海上应对力量，但是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还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而且数量不充足、装备不先进，若以他们的力量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海洋权益纠纷实在比较困难，所以经常发生侵害渔民利益的严重事件。除此之外，我国领海面积广阔，有数千个岛屿。由于多种历史性和现实性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和其他相邻的国家在渔业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争议。近些年南海、东海的海上纠纷日益频繁，部分与我国东海、南海相邻的国家，非法侵犯我海洋权益，长期觊觎我国的岛屿，还扰乱我国渔民的正常作业，威胁渔民的生命安全，使我国渔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失。

（四）捕捞强度大，渔业资源衰退

我国的海洋捕捞强度已大大超过了生物资源的良性再生产能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海洋捕捞很多时候都以乌贼、黄鱼、带鱼等优质品种为主，而目前我国的优质种类产量却大幅度下降，低质品种则占据总渔获量60%-70%的比重。除此之外，我国各地区沿海城市的很多渔港码头和自然港湾有十分多的捕捞渔船和数量庞大渔民人口。近些年来，由于渔业资源是一种共享性资源以及很多人对渔业资源的有限性认识还存在着不足，造成了在经济效益的诱惑下，捕捞强度过大，我国渔民在利用渔业资源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无度、无偿、无序”的现象，造成了渔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同时，渔业资源呈现日渐衰退趋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一部分渔政船舶和渔业执法人员在渔港码头或者海上监督检查时，没有同心协力，经常顾此失彼，也给违法捕捞的渔民带来了可乘之机，使渔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五）渔业灾情严重

近年来我国的渔业灾情比较严重，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另外据我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0年由于渔业灾情的缘故，让渔业经济损失了205.24亿元，使水产品总量损失了170.05万吨，其中，死亡、失踪和重伤总人数是242人，沉船的数量是598艘，受灾情影响的养殖面积为1335.77千公顷。2011年我国全年因为严重的渔业灾情致使水产品总量损失了227.43万吨，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58.12亿元，其中，失踪、重伤和死亡人数为142人，沉船数量为646艘，受灾情影响的养殖面积高达1678.26千公顷。2012年的渔业灾情则造成水产品产量损失了138.54万吨，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37.39亿元，其中，失踪、重伤和死亡人数为164人，因受灾而沉没的船只数量是874艘，受灾情影响的养殖面积1087.78千公顷。这些渔业灾情都对我国的渔业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中国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一）协调发展各地区省份的渔业经济

协调发展各地区省份的渔业经济是我国实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要从以下方面作为突破点：第一，成立全国性的渔业经济协会。让各地区省份都可以加入该协会，并互相交流渔业经验、共同探讨渔业经济在资源紧张和环境约束下合理发展的有效途径；第二，挖掘各省份的特色渔业经济。不同地理位置的渔业资源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个性，必须有针对性地发展各省份的优势水产业，突出其渔业特色；第三，完善渔业经济发展的各项补偿条例。明确补偿和谁开发谁负责的渔业资源长效机制，整顿渔业秩序，避免不同区位和不同省份之间的恶性竞争，缩小我国各地区省份之间渔业经济发展的差距。

（二）全力保护渔业环境

渔业环境既包括了适宜水生生物生存的海洋水域，也包括了适合水生生物繁殖和生长的内陆水域。渔业环境保护的主导任务是采取措施防止、减少对渔业环境的污染，并实行休渔期制度，以维持渔业资源的正常生存繁殖。全力保护渔业环境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控制废水污染物的浓度和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明文规定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应经过有效处理再行排放或循环使用。第二，完善鱼类人工孵化场等救鱼设施。以防止在修建水坝、水闸或者其他水利设施时破坏渔业生长环境和资源。第三，妥善保护滩涂贝藻类育苗以及鱼虾类的产卵场和养殖场，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及兼顾渔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资源的保护，严厉禁止围湖、填塘造田。第四，实行严格的休渔制度。例如珠江流域就于2011年禁渔为期2个月，涉及珠江流域6省（自治区）、38个市、20个县，禁渔渔船是28573艘，渔民为14万人，禁渔江段长度5365公里。总之，要规范休渔期的各项规定，促使我国渔业环境的良性循环。

（三）保障渔民利益

保障渔民利益要从以下两方面做起：第一，积极促进渔民的就业安置。从不同的渠道筹集资金，分不同的层次和类别有针对性地对渔民提供职业技能方面的相关培训，提高适龄渔民的文化水平并积极引荐他们到渔政单位参加工作，让渔民发挥其在相关服务产业中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渔政水平，从而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坚持“尊重事实、适合发展的原则”，积极组建一些精干可靠的海上警备力量进行海上有效执法活动，在有需要的时候与相关海军进行联合行动，努力保障我国渔民利益和维护新形势与新背景下的国家渔业权益。例如，可以派遣我国相关的海监或者渔政执法部门到、南沙等岛屿周边及东海、南海等领海范围内开展正当的维权护渔巡航，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宣示的目的，而且可以有效保护渔民的合法利益，能够保证渔民在我国海域正常地作业，使他们免遭外国的非法侵犯与扣押。

（四）完善渔业法律法规政策

完善渔业经济法律法规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完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具体管理制度，比如，规定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设立标志性的界碑、完善各项防护和环卫设施等；第二，制定关于养殖水域、岛礁陆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护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并完善资源养护和陆、水域的生态环境，依法划定管理区域，明确职责。第三，进一步完善水域滩涂养殖权制度。明确和规范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作程序和要求，保障渔民在水域滩涂养殖的权利，使他们的养殖权在法律上和制度上都具有合理性，明文规定不能在水产养殖区范围内开展围湖造田或者围海造地等活动。第四，提高国际公约、协定的履约执行和他国有关重大法律制度的应对能力。对出口到国外市场的海洋捕捞产品提供合法的捕捞证件和相关的材料证明，以保证我国渔业产品出口的顺利进行，维护我国渔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积极发展休闲渔业

我国一直以来就比较重视休闲渔业的发展，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国渔业局就提出了指导性的目标政策：要在满足消费市场变化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条件优良区域的休闲渔业。发展休闲渔业是我国渔业经济向第三产业延伸思路的实践措施之一，积极地推进休闲渔业的发展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为突破点：第一，发展一批垂钓娱乐项目。完善特色城镇郊区的水产养殖场所，合理规划和布局各项配套设施，比如交通、餐饮、酒店、娱乐、钓具饵料等方面的服务，并提供优雅的休闲娱乐环境，使游客能够有效地把旅游观光与品尝海鲜风味结合起来，全力改变以前垂钓环境脏乱，服务设施不完善的现象。第二，创办一批海钓基地。有组织地建设一批游艇设备安全、服务设施优良的海上渔业垂钓基地，刺激国内外的旅游者和钓鱼爱好者前来体验休闲渔业，并有效利用海上独特的风光为海钓旅游业创造良好的垂钓场所。第三，制定休闲渔业的发展规划。选择在交通便利的重要港口和旅游区，建立鱼货直销的休闲市场，以有效地安排渔区劳动者的就业，还可以招揽不少游客，促进渔业市场的活跃发展。总之，发展休闲渔业，要从实际出发，发挥不同区域的渔业资源优势，建立不同档次不同类别的休闲渔业景区。通过发展休闲渔业，达到提高渔民收入、增强经济活力、提升渔业实力的目的。

（六）实施科技兴渔战略

海洋渔业是高收益产业，据测算，投入产出率一般为1∶5，最高可达1∶10。但如果单纯用提高捕捞能力和养殖密度的手段来提高收益率会增加资源压力甚至破坏资源，降低收益率。因此，应利用高新技术，提高渔业的科技含量，从而增加渔民收入，实现科技兴渔战略的目标。加快渔业技术研发与推广，需强化渔业科学技术支撑建设。一要增加部分科学家岗位和综合试验站。各级水产科研、技术推广部门要建立渔船渔机研发的专业机构和实验室，组织技术力量，加快渔业节能科技攻关。同时，要积极支持推动以市场和企业为主体导向、产学研共同联接的技术优化和成果转化体系，普及节能技术知识，加快捕捞、养殖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二要努力将渔业科学方面的核心技术纳入我国渔业科技的发展规划中，积极设立国家和省、市级渔业科技规划项，攻克一批关键的渔船节能难题和技术。三要加快渔业节能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建立和完善渔业生产能耗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指导、规范低碳渔业健康发展。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6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山东省地理上最大的特色优势是海洋。山东位于黄河下游，频临黄渤海，有3100多公里海岸线，占全国的1/6；沿岸分布着320余个岛屿。全省沿海岬湾相间，形成了70余处优良港湾。海洋生物资源、港口资源条件、海洋矿产资源、海水化学资源、海洋能源资源、滨海旅游资源等丰度据沿海地区前列。

山东半岛处于亚欧大陆和太平洋的交汇地带，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是新亚欧大陆桥和澳亚两条洲际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通向世界五大洲的重要出海口，也是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经济协作带的核心区域，北临以京津冀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南连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经济区，处于我国“T”形经济宏观布局中的沿海发展轴线上，是当今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

2007年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山东省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山东建成区域布局合理、比较优势突出、生态环境良好的海洋经济强省。同时，省委九届二次会议决定实施海洋经济战略。2008年1月，山东省政府部署钢铁工业向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集中在日照建设临海大型钢铁基地。2008年5月，山东省发改委、国资委拟设立总规模约500亿元的海洋产业投资基金，全力打造海上山东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海上山东”建设战略的实施

上个世纪90年初，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立足海洋资源优势，贯彻海陆并举的方针，加强海洋产业研究开发，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逐步实现“陆上一个山东，海上一个山东”的战略构想。这是我国第一个由省市提出的海洋战略。海上山东建设战略实施以来，山东海洋经济迅速崛起，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滨海地区产业具聚集能力明显增强。根据国家新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体系，2007年海洋生产总值4618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5%，占全省生产总值（GDP）的17.8%。海洋产业已发展到渔业、油气、造船、运输、旅游、化工、药物等20余个门类，其中，海洋盐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渔业的增加值均位居全国首位。青岛港外贸吞吐量多年来保持全国沿海港口第二位，进口铁矿石居世界港口第一位，进口原油居全国港口第一位。

目前，山东沿海地区聚集了山东的主要优势资源和先进生产力，成为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区域。

海洋经济战略对山东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

纵观世界积极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上海洋，由海洋走上世界，走上强盛。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作为沿海地区能够得到率先发展，实际上就是借临海之便，借海洋之力。站在新起点上，山东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仍然离不开海洋。

海洋经济战略的确立，就是山东又好又快发展的新亮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党中央将开发海洋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山东省委、省政府去年召开了高规格的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一体两翼”区域发展和海洋经济战略，将海洋经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提出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全省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到2020年，海洋产业增加值达到10000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达到15%以上。

当前山东海洋经济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政策环境，具备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良好基础。我们将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稳中求进，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

怎么打造海洋经济优势

我们将加强海洋发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探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将海洋经济作为推动山东经济新一轮发展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带动全省“新、特、优”经济发展。明确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突出产业发展的重点，在巩固传统海洋产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船舶工业、海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技术产业等。优化海洋产业布局，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和海洋功能区划的要求，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山东海洋经济特色区域和特色产业体系。有计划地实施一批海洋大项目，带动沿海地区和全省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必须处理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保护好海洋资源和环境。海域、海岸带、海岸线和土地一样，是不可再生资源，只有坚持科学开发，才能实现可持续利用，避免造成历史性遗憾。目前，我省在《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正在编制全省近岸海域保护和使用规划，以岸线保护与合理利用为重点，明确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探索科学用海的新路子，指导我省近岸海域资源科学适度利用，不断提高海域和海岸线的科学化、集约化利用水平，为实施海洋经济战略服务。现在，山东的海洋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和谐海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90%的近岸海域水质达到国家一、二类标准，海洋经济与海洋资源、海洋环境的关系日趋协调。

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产业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7

科技力量是国内各行业发展的强大助力，是推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渔业经济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要素之一，其发展情况将会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我国水域辽阔，是世界上渔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丰富的渔业资源为我国渔业经济的有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我国渔业经济在内销层面和国际贸易层面均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渔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令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1]。

1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

1.1渔业经济总产值

渔业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情况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渔业经济总产值是渔业经济发展情况的体现，从渔业经济总产值出发，对渔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判断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结合2015—2017年的实际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渔业产值为11328.7亿元，而渔业经济总产值包括渔业产值、渔业工业产值、渔业建筑业产值和渔业流通以及服务业产值，2015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2019.94亿元。2016年国内渔业产值为12002.91亿元，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3662.29亿元。2017年国内渔业产值为12313.85亿元，而渔业经济总产值高达24761.33亿元。虽然渔业经济总产值为多项产值的集合，但仅对2015—2017年的渔业经济总产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渔业经济总产值不断增长。

1.2水产品产量

水产品作为对渔业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农产品，针对水产品的产量进行分析有利于规划渔业经济发展。为与渔业经济总产值的相关数据产生一定联系，针对水产品的数据分析将围绕2015—2017年的数据进行。结合《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可以看出，2015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达到6699万t，比2014年增长了3.69％。2016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较2015年增长了3.01％，实际总产量达到了6901万t。2017年我国水产品的产量比2016年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总产量为6445万t，实际产量降低了6.61％。虽然我国水产品产量在2015—2016年增加，但受相关因素的影响，2017年的水产品产量有所降低。为了稳定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情况，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水产品产量进行管理[2]。

1.3生态资源环境

根据相关数据可知，我国2017年的水产品产量较2016年略微减少。就国内渔业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虽然渔业经济仍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但是国内渔业基于自然资源、廉价人力资源得以发展，出现过度捕捞的情况后，后续水产品产量将难以维系国内渔业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主要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在利用渔业资源获取经济利益时，没有意识到渔业资源的有限性，相关捕捞工作的开展没有受到严格管理。其次，随着社会发展，城镇化建设与工业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导致国内各地区水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域污染给国内水产品的养殖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部分区域因水污染程度较深，导致当地的水产品养殖业出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4]。

2我国渔业经济面临的问题

2.1渔业养殖结构单一

依靠科技力量，当前国内相关捕捞工作的开展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但过度捕捞情况时有发生。过度捕捞会导致渔业资源减少，水域内的生态结构遭到破坏。渔业资源是渔业经济发展的根本，渔业资源减少会对渔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从国内渔业养殖存在的问题来看，受国内市场、海外市场需求的影响，渔业养殖以贝藻类为主。仅在20世纪末，我国贝藻类养殖规模就比之前扩大了5倍，但鱼虾的养殖规模一直维持在同一水平。这表明国内渔业养殖结构单一，给我国渔业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阻碍。

2.2深加工发展滞后

目前，国内水产品深加工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掌握程度不足，且多数水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加工设备老化比较严重，这表明国内水产品深加工行业的发展滞后。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仍有不少社会民众认为渔业养殖工作主要是积累渔业资源后进行捕捞，进而加工为食物进行售卖。这样传统的认知极大地限制了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也使渔业资源的利用率长期处在较低水平且停滞不前。结合实际统计数据对此进行验证后可知，捕捞、养殖作为渔业的第一产业，目前其产值在渔业总产值中占54％；渔业深加工是第二产业，其产值在渔业总产值中占32％，这一比例较低，说明国内渔业深加工发展滞后[5]。

2.3竞争力不强

国内水产品深加工发展处在滞后状态，导致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绝大多数为粗加工品和半成品，而其他国家出口的水产品绝大多数为深加工产品。仅从水产品加工水平存在的差异来看，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存在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不仅如此，分析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种类可知，我国对外销售的水产品种类单一。这主要是因为国内渔业养殖技术亦处在滞后阶段，导致我国渔业养殖工作缺乏先进技术的支持，在实际养殖过程中极易出现疾病，给渔业养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影响了我国水产品的产量，造成我国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

3渔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优化产业结构

为了将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在渔业生产中，首先，应针对渔业市场的特点建立市场预警机制，进而基于市场预警机制为相关企业、渔民提供必要的市场参考信息，引导相关企业、渔民结合市场的需求开展养殖工作，进而推动渔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其次，针对现阶段国内渔业养殖结构单一的问题，相关工作人员应结合先进的技术对渔业养殖结构进行相关调整，进而扩大国内渔业养殖规模。在扩大渔业养殖范围的同时为渔民传授先进养殖技术，是确保养殖范围扩大的重要前提。在市场预警机制、渔业养殖范围不断扩大、渔民掌握先进养殖技术的前提下，有利于实现渔业产业结构优化[6]。

3.2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

水产品深加工的有效落实能够有效助力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水产品深加工能够有效提高我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水产品深加工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持，因此促进国内渔业与科研机构紧密联系是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的前提。渔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能够促进渔业转型为高科技渔业，对大力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进而使水产品因深加工工作的开展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7-8]。

3.3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

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就是加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为了让相关保护措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统合相关政策十分必要。相关审批政策是现阶段必须实施的一项管理措施，将其应用于实践中能够有效减少过度捕捞等不良现象[9-10]。为了确保海洋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实施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非常有必要。在海域使用审批政策与海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海洋资源能够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

4结束语

虽然渔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整体发展，但是为了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目标，在促进国内渔业经济的发展时，应当重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渔业资源、海洋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同时统合必要的政策，引导渔业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能够让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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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译丹，祖岫杰，刘艳辉，等.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建议［J］.现代农业科技，2015（18）：314，316.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8

A Humble opinion on research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fisheriesBAO Teligenbaiyi1， ZHENG Jihui2(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Dalian 116023， China; 2.The Training Centre， Dalian OceanFishery Group of Corporation， Dalian 116113， China)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is a type of theoryand strategy to develop fisheries and to pursue harmony amongaquatic eco-environment， fishery economy and fishing communi-ty. This conception dates back to traditional theory of fisheries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shows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indicator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y， but reveals lack of re-search strength and persistence， and academic depth and widthis quite limit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mainly concentrateon macro-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concept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results concern-ing micro-research， theory research， positive research， assess-ment system， and actual survey are comparatively fewer andweaker. The further research shall focus on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pt， system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 renovation ofstrategy and methods，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 and positiveresearch and advanced research.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theoretical is-sues; system of indicators; strategy and methods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渔业管理理论“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献中，中译“可持续发展”①，“可”字表示“期望”或有“经过努力能够达到”之意。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起草并经有关国际组织②审定公布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80)。

然而，在国际社会中率先提出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是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她在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可持续发展概念最初向林业、渔业领域渗透并得到应用，之后很快向农业、开发和生物圈扩展。

其实，虽然可持续发展概念来源于生态学，但是从传统的渔业管理理论中也能探寻到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M. B. Schaefer(1957)在其论文《商业性海洋渔业管理的资源解析学和经济学角度的若干考察》中所提倡的MSY理论就是水产品可持续利用的渔业管理③理论。该理论可由Schaefer的逻辑斯蒂增殖模型(亦称剩余产量模型)所导出:在单位时间(通常以年份为单位)里的资源生物的加入量、个体增重量和自然死亡量统称为自然增加量(亦称剩余产量)，则自然增加量与捕捞努力量呈抛物线的函数关系(见图1)。如果只许捕捞与自然增加量相当的部分资源生物，那么资源量水准将维持原有状态。

每年如此进行下去，可以获得此意义上的持续产量SY(sustainable yield)。当投入增至超过该SY曲线顶点处的最大持续产量MSY(maximum sustainableyield)所对应的捕捞努力量点时，则反而将导致SY的减少，并陷入再生产下降型的滥捕状态。可见，MSY是从生物学角度推算出的最适产量，它只考虑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生产率。从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属性来看，MSY还有一些维度上的缺憾，然而具有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图1　Schaefer生产曲线

渔业经济管理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孕育和滋养，以及后来对其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渔业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要求水域生态环境、渔业经济、渔村社会协调发展的渔业发展理论和战略。传统的观点把渔业经济增长等同于渔村社会发展，这种片面的观点导致在渔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水域环境污染、渔业资源衰退、渔区人口膨胀、渔民贫富分化、渔村社会动荡。故而，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现代渔业建设及其管理中必须实施的战略。

二、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及其述评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二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三是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均归入渔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分析对象领域。

1.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开始研究可持续渔业的概念及其发展问题。仓田亨(1997)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与环境和谐且其经营可持续的渔业。[1]此定义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不过，定义项中的“经营可持续”又是何意尚未阐明，或许还应追加揭示“可持续经营”的内涵。片冈千贺之(2000)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认为可持续渔业是“资源管理”加之“社会经济性”的一个概念。[2]此观点具有一定的扩展性，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有路昌彦(2004)认为，可持续渔业是指同时满足资源可持续性和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的渔业。[3]18此定义亦强调其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然而，还是有待于揭示“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经营体”的内涵。总之，日本学者对可持续渔业概念的阐释基本上是相近或一致的，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其定义方式非常简洁而明确。

在中国早期触及“渔业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是关青(1996)，认为渔业经济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以传统产品为龙头转向以市场商品为龙头、从单纯的资源开采型转向资源增殖保护为“可持续发展”型。[4]此观点可以看成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初步阐释，强调的是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在文章中提及或使用过“持续渔业”或“渔业可持续发展”等词语，然而，不少文章并不是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展开的。

杨宁生(2001)认为，可持续发展渔业就是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水域和渔业生物资源，以及不断调整技术和产业运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确保获得持续满足当代及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而且社会能够接受的一种发展形式。[5]此定义综合性较强，不仅强调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强调了社会属性。韩兴勇等(2004)认为，渔业要持续发展，必须使渔业与环境、人类的需求与产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相适应，保持经济与生态、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6]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科技属性。杨林(2007)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技术上应用得当，构成生态环境健康、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生产集约经营、社会稳定的综合发展格局，达到改善渔民的福利事业、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7]此观点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然而疏漏了经济属性。再者，因“永续利用”和“持续利用”为同义词，故还有待于揭示定义项中的“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的内涵。金世昌(2008)认为，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渔业资源和渔业产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能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危害的发展。[8]杨正勇(2008)认为，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人类发展捕捞业过程中，在经济层面上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公平配置，在生态层面上重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殖，在社会层面上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平和社会参与水平的发展。[9]上述两个定义虽然分析对象不同，但是均强调了其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后者又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总之，中国学者对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的阐释，其语言表述过于烦琐，文字表达过于冗长，其中部分定义引申于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定义。

2.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研究杨建毅(2004)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管理4个方面提出了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在每一个子系统中设立具体的指标，对浙江海洋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估，其结果表明，过强的捕捞能力、过度的捕捞产量、污染的海洋环境对浙江省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严重影响。[10]此研究具体指标的设置比较合理，但是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规范性，并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张红智(2010)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学理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农业、林业以及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现有研究成果，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治理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概念性框架。同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发展目标等理论问题以及组织建设、程序确定、数据与知识、宣传和沟通、能力建设等实际问题。[11]此研究关于海洋捕捞业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对规范，且具有普适性，但是也疏漏了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属性，即整个指标体系缺乏科技维度。

3.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研究 有路昌彦(2004)基于其“可持续渔业”定义，给出日本可持续渔业构建条件:对渔业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源可持续性是必不可少的，而资源可持续性意味着要在最大持续产量(MSY)以内进行捕捞作业。

为了资源可持续性，捕捞限制等资源管理、渔场养护、海岸资源的种苗放流等栽培渔业受到重视;对渔业经营体可持续性而言，所必需的是渔民经营所成立的资源水准的维持、利润为正的捕捞限制以及一定的水产品进口限制或价格政策。[3]207-211此研究给出了可持续渔业成立的一般性设想，具有较高的普适性。

刘军(2006)基于辽宁渔业的发展状况，指出近海捕捞过度、远洋捕捞受限、近岸海洋污染、养殖病害严重等影响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对此提出增强危机感、改革管理体制、调整渔业结构、发展渔业二产三产、推进渔业现代化等发展建议。[12]陈生熬等(2007)基于塔里木河流域淡水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指出养殖业水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无序、品种种质退化、病害暴发流行、科技含量偏低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布局养殖结构、实施良种工程、加强病害防治体系建设、规范养殖生产行为等对策。[13]崔玉阁等(2007)首先从海洋生物资源的丰富性、有利于海水养殖的环境要素两个方面阐释了大连发展海洋渔业的条件;其次，指出大连海洋渔业在辽宁省地位的重要性，分析其动态发展和结构变化;最后，提出调整、优化海水增养殖业结构和布局，继续控制近海捕捞强度，提高公海大洋性渔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渔业产业化，加强渔业支撑体系建设等可持续发展对策。[14]上述研究均从产业经营角度研究了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尚缺乏全局性观点和视角。

王雪(2008)在概述辽宁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部分功能区的基础上，分析了辽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并指出近海海域污染严重、渔业资源量减少、养殖技术滞后、远洋渔业受限、渔业发展空间面临转移等问题。进而，提出基于结构调整推进渔业现代化、促进渔业第三产业、实施“科技兴渔”战略、优化海洋产业、加强功能区建设修复渔业资源等方策。[15]此研究视阈比较开阔，但很多方策尚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刘超等(2010)利用SWOT分析方法，从丰富资源、优惠政策、渔业基础、港口资源视阈对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进行评估，从开发混乱、科技薄弱、条件恶劣、频繁纠纷视阈对其劣势进行评估，从政府重视、休闲渔业、水产品畅销视阈指出其机遇，从周边国家、资源衰退、金融危机视阈指出其挑战，并提出了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对策。[16]此研究的优势、劣势分析均疏漏了分析对象的客观性，从而出现一些不妥之处。

三、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后续课题“渔业可持续发展”曾经一时在学界和业界备受关注而兴起“研究热”或作为开场白的“枕词”使用，而近年已趋向收敛之势。笔者不禁要问: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是否已经构建好?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从研究述评可以找出其答案均为“否”。况且，基础研究成果甚少，尤其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那么，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在中国总是要回应政界的呼声吗?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要提醒诸位同行的是:渔业经济管理研究同样为发展学科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此为出发点)，更应该为发展经济服务(此为落脚点)。可见，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一个常青课题。基于此，对于其后续课题提出几点管见，谨供同行参考。

(1)澄清概念本质属性。在先行研究中，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亦有海洋捕捞业可持续发展、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内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体形式，其本质属性不尽相同，定义表述多种多样且严谨性有待提升。因而，对现有渔业可持续发展相关概念进行凝练和界定并使之升华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概念，是亟待解决的后续课题。笔者认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要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科技属性，还应有治理属性。其中，自然属性应强调环境系统、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经济属性应强调净利益最大化;社会属性应强调生活品质;科技属性应强调更清洁、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接近“零排放”的工艺方法;治理属性应强调政府行为方式、调节机制和法权关系。只有澄清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属性，才可能界定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而才可能演绎出正确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

(2)完善发展指标体系。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方面的文献却寥寥无几且体系构建不够规范。渔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理论、耗时费力且政策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其设置应当遵循“持续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精神追求原则、法治原则”[17];指标体系的维度应选取概念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科技属性、治理属性;指标体系的指标类应由表征体系行为的评价指标、分析指标、目的指标构成;指标类中具体指标的选取应考虑可测性、可比性、可得性，对指标类的数量表现、强度表现、速率表现给予直接的度量。

(3)创新战略实施方策。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方面的文献颇多，然而不少文献是不伴随其明确的定义而进行展开的，而且战略方策提出的依据基本上是存在的问题。因而，有的战略方策不仅实效性不强，还缺乏一定的创新性。值得注意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才是提出方策的“金钥匙”，而并不是“问题”本身。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勿要只停留于一个层面，否则就不能论透问题。故而，应基于渔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具有合理性、可行性、有效性、创新性的方策，同时要兼顾方策的可操作性。

(4)拓展领域推进研究。渔业可持续发展先行研究，在内容和性质上几乎集中于概念研究、宏观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层面，而着眼于评价研究、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面的相对较少且明显薄弱;在方法论上大都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而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相对较少。至今论析极少或明显薄弱的课题将是后续拓展领域，也是完善渔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主攻方向。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向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渗入，将对研究上的突破和创新起到推进作用，也将展示渔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质”与“量”相兼相容的更高境界。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9

科技创新对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技创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科技创新是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科技进步，突破资源和环境约束，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对我国来说尤其重要。对我国渔业发展而言，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建设现代渔业，促进渔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必须走低耗、节约、集约经营的道路，而利用科技创新可以使等量资源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组合，满足了现代渔业发展的需求。因此，科技创新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科技创新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向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既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也使可持续发展问题日显重要。现代渔业已成为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密集应用的行业，渔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使其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二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创新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科技创新也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技术支撑。

渔业资源经济学例10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4-0016-03

随着中韩、中日海域的重新划定，海域管理制度的变化，海洋环境的恶化，渔民失海现象增多，殷文伟[1]王春蕊[2]董晓清[3]等着力分析了失海渔民概念、就业、社会保障、转产转业等问题，这些成果饱含对渔民失水问题探究的理论成果。与渔民失海现象对应的内陆渔民失水现象研究主要体现在实地调查数据中，研究对象集中于淡水湖、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渔民群体，其失水与可持续生计问题已引起学者关注，这为巢湖流域渔民生活状况研究提供借鉴。关于巢湖流域渔民生活的研究有：易述远[4]从经济学角度探究渔民经济收入问题；陈文江[5]从生态学领域研究水域生态建设对鱼资源、渔民生产资料和生活的影响；殷滋言[6]基于环巢湖旅游开发，提出挖掘渔民生活中的旅游效应；在社会学领域，钱东方[7]、李魏[8]将巢湖的专业渔民作为调查对象中的一部分，对其收入、子女教育、健康、社会保障进行调查。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渔民失水原因进行考察，呈管窥之见。

失水渔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是因为环境、社会、资源、发展等原因可拥有创造生活来源的人均占有水资源数量较少，这也是目前在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对渔民的一种较为宽泛的界定。在巢湖流域因为失水路径不一，分成如下几种：

1 资源型失水

历史上，巢湖渔业盛况在典籍记载中有所反映。明朝诗人曹祖庆的《登牛山望巢湖》：“山椒列酒荫松萝，遥听渔舟矣乃歌，帆樯几道凌空渡，烟火千门向晚多”；清朝诗人周大泉的《湖口晚望》：“渔市家家火，欧村树树烟，晚风吹正紧，好泊渡湖船”；清朝诗人潘尔侯的《月夜泛湖》：“长湖一望水如天，沽酒乘舟破晓烟。渔火依依明远屿，雁声历历度前川”等，有对渔民生活、渔村晚唱、渔民收获的描写，也有对“米贵圩淹破，只靠湖中鱼作}”生活的记忆。但是，近人诗中有“点点渔舟出”，“夹岸农渔笑语喧”，却对壮观的打渔场景记载少，如今沿湖家家户户打渔的场景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而成为历史的记载和辈辈相传的回忆。鱼儿变少让人不禁想起20世纪的一句家乡话：“50年代淘米浇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

随着巢湖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大量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染使得巢湖水环境承受巨大压力，加上围湖造田后农业种植的过量施肥，农业面源污染严重，巢湖一度成为“三河三湖”重点治理工程之一。接踵而来的是水土流失，水位上升，目前巢湖现代淤积速大大超过地质史上的古代淤积，以南淝河、派河、杭埠河、兆河、裕溪河河口三角洲地带为最，甚至有专家担忧巢湖在1 000a后将在枯水期沦为沼泽。

水质变坏，生物多样性逐渐减少，生物系统功能退化，鱼类饵料场和产卵场生态条件恶化。再加上1962-1968年巢湖的建闸使得洄游鱼类的洄游通道完全阻塞，纳苗期失去长江水倒灌机会而不能“灌江纳苗”，鱼类种群缺少补充，造成鱼群结构简单化、鱼类个体小型化与食性单一化。渔获量变少，从巢湖的定居性凶猛肉食性翘嘴红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有900t，而到了80年代就已经下降到了200t，原来巢湖三珍的螃蟹基本绝迹。

由于水域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减少，鱼产品单一化等原因形成的资源枯竭型失水渔民，渔民生活难以为继，其过程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以缓慢的速度进行。

2 建设型失水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围湖造田与大力建设巢湖沿岸，产业结构转型导致对原生态第一产业区域的强势入侵而孕育了建设性失水渔民。

随着国家大江大河建设项目的推动，围湖造田，发展农业经济，沿湖以渔业为辅的渔民逐渐转为农民甚至市民，以渔业为主的渔民逐渐转为以渔业为辅的渔民，这一趋势最远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曹操在巢湖西岸滩涂地筑堰为田，进行屯田；孙权在巢湖一带利用险关水域，构筑东兴堤以遏湖水，阻水为田，历经宋朝和明清的广为开垦。解放后。人口增加，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沿湖人民自发有组织对湖泊进行围垦，随之而来的湖区面积缩小，圩田增多，土地收益逐渐超越了渔业的收获，渔民逐步退出了渔业领域变成农民。其身份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长久的历史进程，在沿湖的大王、董村、鲍圩等北岸村庄表现较为明显，如今基本上家家都有开垦地，采取的是“又渔又耕”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沿湖地区以逐步从农业村庄向现代城镇社会过渡，推动了环巢湖新一轮建设进程。以1988―2008年为例，耕地面积减少333.36km2，建设用地增加了365.40km2。虽然耕地的变化面积最大，但是从变化率和动态度所反映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度上看，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最快，变化率和动态度分别达到36.2%和2.01，远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且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来自于耕地的减少，耕地、林地、草地、水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减少，水域面积从1 288.23km2减至2008年1 265.21km2，近30a的年增长率为-1.28%[9]。

随着滨湖大道建设、沿岸绿道和层级公路建设占用了原有的沿湖的草滩和湿地，代之而起的人工湿地，破坏了原有沿湖村民自家鱼塘，形成了因经济社会发展而被逐渐淘汰的失水渔民群体。同时，历届政府对渔民进行了规范化管理，禁止酷渔滥捕，规范渔业执照和渔民燃油补贴，界定渔民，一方面增加专业渔民的收入，也将环湖小镇非正规化、季节性的渔民排除出水域。

3 政策型失水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性，我国自1995年起在黄海、东海2大海区，自1999年起在南海施行2～3个月的禁渔期，这3大海区连续实行伏季休渔制度至今，为缓解过多渔船和过大捕捞强度对渔业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遏制海洋渔业资源衰退势头，增加主要经济鱼类的资源量，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中国开始对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在《渔业法》和农业部令等相关文件精神指导下，为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巢湖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巢湖流域和地方政府对巢湖休渔期、禁渔期、禁渔区等明确规定；今年的最长时间禁渔达到6个月，主要包括巢湖主体水域、滩涂及各通湖河流河口水域，重点保护巢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孤山、马尾河口、南淝河口、杭埠河口、东口门等水生生物集中分布区和鱼类重要繁殖区。受禁渔政策影响，渔民无法进行春禁捕鱼活动，其收入被切断，专业渔民的生活在春禁捕鱼期就成了问题，其也成为因政策而导致的临时性失水渔民。这部分渔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引起关注。

在生态强省战略指导下，合肥着力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巢湖流域成为“十二五”期间合肥构筑“1331”市域空间新格局的重要一环。渔民是生活于该流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区域生态利益和环境与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政策层面高度重视，客观上推动了渔民的失水进程。201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关于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建村[2013]99号）》在解决以船为家渔民最基本的安全住房前提下，要求各级政府加强水域生态保护，合理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及后续管理。安徽省政府印发《关于解决捕捞渔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皖政办〔2013〕12号），确定“1+6”政策体系，即以解决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定居问题为重点，统筹推进渔民户籍、就业、教育、医保、低保、养老及生活困难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落实。2014年底，安徽安置17 861户渔民上岸告别“水上漂”，巢湖流域又有137户渔民上岸安居。这也是继湖光新村和滨湖景城安置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渔民的生活安置，渔民从“亲水”――与水为家过渡到“离水”――与水远离的生活状态变迁。对大多数渔民来说能够明白这样做从长远来说，是“利水”的，但告别几十年的生活环境，多有内心的感伤与惋惜。

4 能动型失水

正如历史的悖论一样，机遇总与挑战并存，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小市小镇聚集效应逐渐明显。合肥的快速发展推动的人口密集化效应在逐步影响巢湖及沿湖地区。在城镇化的拉力作用下，产生了主观能动性失水渔民。在城市更好的收入、职业、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和受教育机会、气候条件等拉力吸引下，再加上农村的思想保守、生活水平低、就业机会少、教育落后等推力的推动下，开启了市民化进程。

经济人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其实在做经济分析时对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实现生产经营者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假定单个的渔民是理性的，目标是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利益诱导下完成的，也就是渔民失水转业、继续从渔、待业等补等抉择都是收益权衡的结果。当成本大于收益，渔民转业工作就难以进行，甚至出现停滞或倒退。当转业就业收益大于成本，转业工作就会顺利进行，进而带动失水渔民群体逐渐扩大化。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村民外出打工，当地渔民也利用地缘和亲缘关系外出打工，和农民一样，不拘泥于土地和水域，开启市民化进程。随着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第三产业在就业中比重明显增加，渔业作为第一产业的部分比重逐步下降，许多渔民利用环巢湖全域旅游发展的形势，加入旅游服务业等，进行就地创业。在调查中发现，勤恳的公交车司机、渔家乐饭馆的老板等主动放弃渔民工作，积极响应融入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美好新生活。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失水渔民是一个模糊性概念，它的历史演进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从现实看，他又是一个具体概念，特别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妥善处理失水渔民群体，尤其是政策性失水和建设性失水渔民群体尤为重要。基于环巢湖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背景下，加快传统的捕捞渔民向新型职业渔民、水休闲产业渔民、旅游服务型渔民转变，推动失水渔民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型，构建与“产业高地、旅游胜地、生态之城”建设融合发展的“产业渔民、休闲渔村、生态渔业”格局，重塑渔民水生态价值观，树立失水即是益水的观念，呼吁对巢湖“水渔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关注，守护失水渔民的滨水家园梦想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生态利益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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