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1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部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1)

Vt=St／Yt(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2

我国农村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显著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陈旧的制度、僵化的观念、政府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方面。

一是二元结构体制使得规模经营难以实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建立了农村和城市分割的体制，实行“二元化”管理。国外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化体制逐渐会向一元化经济过渡，但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矛盾相当突出，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障、财政分配等都向城市倾斜，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使得农村规模经营难以实现。

二是农村投入少，产业化经营基础薄弱。国家对农村投入少，农村地区交通落后、地理位置偏僻、各类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农业抗灾能力弱，使得农业经济得不到有利的发展条件。以湖南省为例，2007年湖南省汽车、电话、自来水收益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18个百分点，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使得农村发展产业化经济条件不足。

三是政府缺乏对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科学规划和指导。农业经济发展是一项漫长而系统的工作，需要进行统一科学规划和战略指导。但是很多当地农村政府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效益，忽视整体利益，与其他地区雷同项目较多、不注重生产环境保护，进而导致环境污染、同行业间恶性竞争。有些地方盲目发展，重生产，轻销售，农产品标准化和质量化没有保障，市场信息指导滞后，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屡屡受挫。

四是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决定农民综合素质的基础，其他素质的提升必须建立在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之上。第一，从教育程度上来讲，我国的大部分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全文盲和半文盲的概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第二，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水平尚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尽管在高等院校连年扩招的教育政策的推动下，受教育人数和教育程度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处于中小学教育水平的农村人口占据大部分。第三，广大农民没有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由于自身思想观念的落后，不鼓励子女上学，而只贪图眼前的利益，诱使子女从农、经商、打工，从而为我国的义务教育扫盲工作带来极大的阻碍，最终导致农村积蓄的后背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呈现巨大的滑坡。以湖南为例，在本次接受调查的5000多农户中文盲人数占据7.6%，小学程度占据32.3%，初中程度占据40.2%，高中以上仅有19.9%，由此可见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尚处于偏低的状态。

二、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测评

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过程中，本文选择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为指标作为主要研究指标。标准差主要是指样本内变数变异程度的度量，是离差平方和平均后的方根。标准差的计算公式为：

σ=

标准差是反映一组数据变化程度的绝对指标，标准差的数值大小与这组数据本身高度水平相关。而小瓶平均水平高低和计量单位不同的营销，则需要计算出标准差系数，标准差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Vδ=

本文选取湖南省14个农村从2010到2014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来分析湖南省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

三、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形成原因――以湖南省为例

笔者以湖南省的农村为例，探讨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区域差异，确定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农业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是人们社会生产的原料、能源来源以及生产布局的场所。湖南省环长株潭城市群农业自然资源丰厚，一直是湖南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区域。湘南地区，郴州有色金属资源丰富，永州水能资源和木材资料丰富湘西地区水能力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以及旅游资源丰富。

二是区位条件。影响农村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区位条件的优越和城镇的辐射作用。长株潭城市沿湘江分布，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纵横连接。湘南地区处于湖南南大门，交通便捷。湘西地区位于湖南西北部，有连绵山脉，地区整体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三是劳动力条件。人作为社会经济和生产活动的主要操纵者，人口的数量、素质、劳动力迁移等情况都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湖南省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现实，全省农村劳动力总计2564.83万人，其中男劳动力占51.3%，女劳动力占48.7%。农村劳动力资源呈现分布不均衡、年龄偏向老龄化、文化素质偏低等问题。

四是科技条件。农村中农民从事着各行各业的劳动，然而在科技素质方面，所掌握的科学技能较低。而缺乏技能专长是当前农村各行各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在我国的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中，绝大部分农民没有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先进的、正规的农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而只是依靠祖祖辈辈通过言传身教下来的技术维持，在技术和观念上没有更新，与当前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不适应。

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应对措施

如何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区域差异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国家政府机关需全面落实惠农惠民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改革。从减轻农民赋税入手，切实减少农民负担，完善农业保险和补偿机制，激励农民脱贫致富。

二是大力发展现代化高科技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设备，开发有实力、有品牌效应的农产品，从而引导农业向现代化、旅游化、绿色化的生态农业前进。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3

中图分类号： D57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6.04.024

对外开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国策，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开放发展之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入，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重构的的脚步也在进一步加深。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带动下，较好地实现了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全球的配置，使地方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接受来自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党的十以来，中国经济乃至地方经济面临新的形势，呈现“经济新常态”，站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应积极主动实行开放战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实现互利共赢。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三五”发展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从国家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应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因此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尤其是东部沿海地方已具备了量的积累，理应在提升开放发展的质量上多做有益的探索，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实现均衡发展，进而形成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站在新的起点上，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进行探索，将有益于我们发现并分析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问题，找出进一步深入开放发展的短板，为补齐短板提供对策参考，实现以开发促发展质量提升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论文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重在揭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探究在开放发展的量与质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问题。所以论文摈弃了研究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这类研究国内外已经如数家珍，而是探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内在机理和联系并选择江浙地区的城市为例经实证分析可以探讨开放发展量大质低的问题，尤其是在广义的开放环境中，越来越大的内贸市场促使产品从量到质的必然转变，从价格优势到品牌优势的必然追求，这在当前棉铃开放型经济新形势下，更具有咨政价值。

一、文献综述

（一）开放型经济内涵及水平测度

国外对于开放型经济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有比较成熟的观点：认为开放型经济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贸易、投资、金融等环节的对外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经济交流、国际技术合作、国际金融市场共建等方面的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国外学者在开放型经济体发展水平测度方面的应用研究很多，小岛清（1987）[1] ，Sebastin（1998）[2] 利用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额比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切口越来越小，但基本选择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指标的高低来研究。例如Katrin Rabitsch（2012）[3] 在研究开放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结构和贸易的作用、Philippe Bacchetta（2014）[4]在研究一个不断增长的半开放型经济的最优汇率政策（中国）时，选择了上述指标来反映开放型经济的水平。

国内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研究起步较晚，并倾向于基础性的研究。对于开放型经济的内涵有多种表述，李贯歧（1995）[5] 提出开放型经济是相对于封闭性经济而言。刘桂斌（1998）[6] 则将开放型经济表述为自主选择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发展本国经济的体制。郑吉昌（2003）[7] 认为开放型经济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模式。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一类是运用计量模型对省市、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例如谢守红（2003）[8]通过洛伦兹曲线对比分析了广东省21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傅钧文（2005）[9] 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分析了上海市的开放发展水平，何悦（2013）[10]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重庆与内陆8省的开放发展水平，王晓亮和王英（2013）[11] 通过熵值法比较分析了沿海7个省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并认为应考虑开放的结构和效益。另一类文献的研究是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行不断地拓展，例如曾海鹰和任登鸿（2007）[12]建立了对内开放度、对外开放度和旅游开放度三个层面的指标体系。肖俊夫等（2009）[13] 构建了开放程度、开放结构和开放支撑三个层面的22个指标体系。陈子曦（2010）[14] 建立了开放基础、开放程度和开放潜力三个层面的13个指标体系。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通过采用各种计量模型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值。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时期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许多学者在开放的效益方面有了不少突破，使得指标体系更加丰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会发现，有些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指标有明显的倾斜性，例如外贸依存度很高但是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比例偏低，而计算得到的综合得分没有体现这样的特点。因此本文研究的角度在于开放型经济内各个层面发展的均衡性，通过各个相关指标的关联性研究来反映，而这类文献研究比较少。

（二）研究对象的指标选择与机理分析

笔者认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挖掘本地的潜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实现资源、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从而带动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这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存在对本国或地区资源、能源的消耗，环境的影响，以及规模效应递减等瓶颈，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效益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的必要条件。因此研究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量与质的均衡关系能更为合理的评价区域经济的开放发展水平。

以江浙地区的城市作为对象来研究是基于江苏、浙江两省是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是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地区，具有良好的开放发展的经济基础、政策基础以及已经积累的开放基础，即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了量的积累。但同时笔者也发现，浙江外向型经济在遭遇滑坡后，对国内开放（内贸市场）的规模和效益水平均较低，与江苏相比有不小的差距，浙江产品在外贸缩水的情况下，还无法以品牌产品的优势保持国外和国内市场的份额，这需要在更多的研究中找到对策。

笔者选择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开放效益这三个层面来比较分析。在具体指标选择上参考了王洪庆（2015）[15] 、何计文（2016）[16] 、谢婷婷（2016）[17] 等的指标体系，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使用的指标详见表1。

其中第一个层面开放规模可以由以下指标来反映：外贸依存度可以用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际商品市场的依赖程度；用内贸依存度来反映区域经济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规模；用外资依存度来考察区域经济外资利用规模。第二个层面开放结构可以用来表征的指标有：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来反映高端产品出口结构；用外商投资第三产业的比重来衡量外商投资结构。第三个层面开放效益可以用来衡量开放发展的成果和质量的指标：用内外贸易占地区产值比值来反映贸易经济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用外资企业的利润贡献度来反映外资的经济效益。

二、实证分析――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比较分析

（一）对象解释

选择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市，一是三个城市人均GDP比较接近在10000元上下，经济基础差不多；二是三个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型经济相对较发达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基础，如今面临开放型经济发展转型和质的提升；三是三者地理位置与环境较为相似，没有港口城市的特殊优势，又靠近周边大城市；四是三个城市都有各自在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有工业经济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导产业。因此，在三个城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在区域层面上剖析如何由外向主导向开放型质量提升进行转变。

（二）开放规模的比较分析

1. 内外贸规模

从绍兴、嘉兴、常州三地的外贸规模来看，嘉兴外贸依存度较高61.8%，常州最低仅为36%，也就是常州的出口额对地区GDP的比重为三分之一左右。从图1来看，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贸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尤其是绍兴增长幅度较大。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缩水的现象比较明显，各地都有所下滑，绍兴的外贸依存度也由75%下降到不足50%。因此，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外贸规模都有显著缩小，而且有继续缓慢缩小的趋势。

（数据来源：绍兴、嘉兴、常州历年统计年鉴）（下同）

注释：指标单位涉及美元统计的均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平均价格进行转换。（下同）

而内贸规模则相反，绍兴、嘉兴、常州内贸规模在2009年以后都有不同幅度的扩大。做为开放型经济区域，与本地市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额市场贸易往来增多，效益提高，也是开放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国外市场的缩水和不确定因素增加，更多依赖国内市场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补足，更是未来开放发展的主要支撑市场。 总的来看，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绍兴和常州大，绍兴的内贸规模较小，潜力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图2）

从三个地区各自内外贸依存度的比较来看，（图3-图5） 外贸规模也不断地缩小，内贸规模在缓慢的增加，绍兴外贸规模略高于内贸规模，嘉兴由于外贸依存度较高2015年仍有55%所以高于内贸12个百分点，而常州2014年内贸规模已经超越了外贸。所以，相对绍兴和常州而言，嘉兴的内外贸规模较高（内外贸依存之和为97.54%），绍兴和常州比较接近在70%到80%之间。

2. 外商投资规模

绍兴和嘉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的变化基本同步，由于浙江和江苏两地在对外吸引资本政策上的差异，2007年之前常州与嘉绍在入世之后外商投资规模上走势有所不同，但自2007年后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符合金融危机前国外资本和热钱总是先于市场反应流动的规律。2012年后嘉兴的外资依存度有缓慢回升，2014年为4.57%，而绍兴的外资依存仍在缓慢下降，2014年不足1%，与嘉兴和常州差距比较大。（图6）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嘉兴的开放规模相对较高，绍兴在外商投资规模上是短板，同时内贸的规模也有待提高。

（三）开放结构的比较分析

开放结构的优化是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而结构的优化一般认为是产品结构的高端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等方面。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开放结构时，选择用出口产品种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产品的结构。从绍兴和常州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来看，差距比较大，常州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10%左右但仍然高于绍兴12个百分点。（图7）由于两地主导产业的不同，绍兴的出口商品以轻纺产品、化纤原料为主，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力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和尖端人才，实行创新创业弯道超车的战略，提前绍兴进入产业的转型期，因此开放经济的结构优化比较明显。绍兴出口产品上的结构性劣势，正式代表了浙江开放经济的痛点，在量到质的转型中，尤其是部分经济主体由外贸转战内贸市场的时候，遇到了贴牌到品牌的考验，品牌品质是占领内贸市场的主要利器。

由于各市对出口产品的种类统计有所差异，嘉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列入统计项目，而绍兴和常州对实际利用外资中三次产业没有列入统计项目，因此考察嘉兴开放结构可以从实际利用外资中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加反映出开放结构在不断地优化升级，2014年嘉兴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达30%以上。（图8）

（四）开放效益的比较分析

1. 贸易经济贡献度

一个地区的贸易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体现了该地区开放发展的效益，从内外贸对经济的贡献来看绍兴的贸易经济效益较高尤其是2009年之后一直高于嘉兴和常州，2014年达到70.6%，嘉兴的贸易规模大于绍兴和常州，但贸易效益不及绍兴，常州贸易效益低于绍兴15个百分点。（图9） 这与绍兴第三产业占比较常州低有关，常州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接近50%，2014年也高于绍兴4.4%。（2014年常州第三产业占比48%，绍兴43.6%）同时绍兴的贸易效益较高也反映了绍兴对贸易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收贸易环境的影响也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绍兴贸易经济的质量（含金量）将较大程度影响地方经济的质量。

2. 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

考察开放经济效益还可以用外资企业的经营效益来反映，外资企业经营效益直接体现在企业的利润上，通过绍兴、嘉兴、常州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比较可以发现，绍兴的外资企业利润贡献较低，基本维持在20%的水平，嘉兴和常州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嘉兴下降幅度较大为20%，但嘉兴和常州仍然高于绍兴13个百分点。绍兴外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因此在统计规模以上（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时，占比较大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并未统计在内，同时，绍兴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的稳定性也说明绍兴规模以上的工业外企业在2009年金融危机中抗风险能力较强。2012年，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绍兴、常州外资效益增长乏力，嘉兴略有下降。（图10）

（五）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关联性分析

1. 分析方法

为了考察某一区域开放型经济中开放规模、开放结构和开放效益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变化是否具有同步性，笔者选择采用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由邓聚龙①创立的灰色系统理论和分析方法是计算产业与产业间关联性度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研究一个多层次复杂系统内部各因素相互关联程度的有效工具。灰色关联分析主要是根据参考序列曲线与比较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两个序列关联性的大小。如果曲线越相似，则关联度就越高，序列发展趋势越同步。一般以0.6作为临界值来判断。

2. 开放规模与效益的关联分析

（1）数据选择与设定

设定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或贸易经济贡献率）为参考序列Xa（t）（或Xb（t），t为时间2006-2014。外贸依存度、内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为比较序列X1（t），X2（t），X3（t）。

（2）无量刚化处理

为了使不同的数据序列具有统一性和可比性，采用初值化算子对参考序列数据和比较序列数据进行无量刚化处理，即每个序列的数据均除以序列的第一个数据。得到标准化序列ya，yb，y1，……，y3。

（3）绝对差值计算

将每个时间点标准化后的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数据的绝对差计算出来得到yφi（t）=|yφ（t）-yi（t）|（φ=a，b；i=1，2，3），并计算绝对值序列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4）关联系数计算

rφi（t）=[ωmaxyφi（t）+minyφi（t）]/[yφi（t）+ωmaxyφi（t）]（通常令ω=0.5）

关联度Rφi（t）=关联系数rφi（t）的均值

（5）结果分析

从结果来看，绍兴的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之间的关联性较低，除了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与内贸依存度关联度达到0.6，其他开放规模各指标序列与效益指标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均低于临界值0.6，说明贸易经济贡献率与开放规模各指标的曲线拟合度较低，也就是说开放规模的大小并没有与开放效益的高低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

嘉兴内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贡献率关联度均大于0.6，所以嘉兴的开放规模与效益之间呈现一定的同步变化特征。常州的开放规模与效益关联度较高，尤其是外资和外贸依存度与贸易经济关联度大于0.7，呈现了较好的同步性。因此总来看，外资依存度与外资企业利润贡献率三个城市都低于临界值，说明外资规模与外资的效益关联性较低，外资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并没有同步提高，而外资规模缩小时，效益也没有同步下降。

3. 开放规模与结构的关联性分析

设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参考序列Xc（t），用上述相同的计量过程获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与外贸、内贸、外资依存度之间的关联度。（表4）

从关联分析结果来看，内贸依存度与开放结构有较好的同步变化特征，但内贸的规模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与本应联系较为密切的外贸、外资规模却关联度都低于临界值，所以出口产品的高端化水平与开放的规模大小并无同步变化的特征。但是反过来，也说明出口产品的结构高端化，不仅有利于国外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也有利于发展内贸市场，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或者风险较大时，外贸与内贸之间的转换与互补将得以实现，地区的综合开放水平才能得到有效提高。

三、结论

笔者旨在阐述区域层面开放型经济的规模与结构、效益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绍兴、嘉兴、常州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分别从规模、结构和效益三个方面对三个地区做了横向的比较分析，发现绍兴的开放规模低于嘉兴、常州，开放结构与常州也存在较大差距；绍兴的贸易经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较大，但外资经济的效益却较低，与嘉兴和常州差距较大。

其次对开放规模、结构和效益之间的关联度做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开放的规模与结构之间关联性较低，当内外贸、外资规模扩大时，开放结构并没有呈现同步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开放规模与开放效益的关联度嘉兴、常州较高，说明开放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同时，开放效益呈现同步提升和下降的趋势。

因此，在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时，一是要以本地主要的产业为基础，首先使得区域内产业结构得以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开放结构的优化；二是开放经济从量变到质的提升是经历经济新常态时期必须面临的挑战，在继续扩大开放规模的同时，要以效益的增长为根本，引进优质的外资资本，落地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提高开放经济对地方经济质量增长的贡献度；三是随着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关联性也不断增强，受到区域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在日渐深入，开放型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需通过提升开放质量进一步提高，才能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故要实现从依赖价格竞争到品质竞争的转变；四是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痛点，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聚焦的力量来解决三十年贴牌外贸面临的困境，从不需要自我品牌，跑量就可以达到规模效应，到现在必须以创新和品牌为核心的开放发展理念，纵深内贸市场，做精外贸市场。为此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来探索出一条高水平开放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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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4

关键词:时序立体数据表 全局主成分分析 雷达图

在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中,三峡库区被称为“渝东北翼”,它包括11个区县,幅员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41.1%;2007年末常住人口847.0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30.01%(重庆统计年鉴2008),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偏小,农业人口多,投入产出偏低,贫困人口集中,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短板”, 因此分析研究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动态发展状况,对破解发展失衡,搞好城乡统筹,协调区域发展,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张婕、苏维词,2009;冯维波、彭丽,2009)。本文应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达图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

变量、样本的选取及研究方法

(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三峡库区的实际和特点,本文选取12个指标作为变量来刻画,它们是: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4: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5:地方财政收入(万元);X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7: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8: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张);X9: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个);X10: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11: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元);X12:人口城镇化率。

(二)样本的选取

变量确定后,选取2003年、2005年、2007年三峡库区所包括的万州区、梁平县、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忠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共11个区县的12个指标值的动态数据为样本(重庆统计年鉴2008、2006、2004),构成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时序立体数据表。

(三)研究方法

对已构成的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子空间,该子空间保证了系统分析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进而对整个系统进行比较和评估,解决了采用横截面数据,不能动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弥补了采用单一统计指标分析问题,无法全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的缺陷。这种分析方法就是全局主成分分析,然后用雷达图的方法对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给以更直观、更清楚的刻画。

实证分析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对上述时序立体数据表进行主成分分析,把多个指标转换成较少的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得到统一的主成分公因子,提取立体表的绝大部分信息,从而对样本进行分析、评价。

1.多重共线性检验。调用SPSS的“Data Reduction”中的“Factor”过程进行主成分分析(张文彤,2002),计算出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并对是否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行KMO检验和巴列特球度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见表1。

2.主成分分析。以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80%为原则提取主成分,在SPSS软件中计算结果为提取前三个主成

分Z1,Z2,Z3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65%,分析过程从略;其中Z1贡献率是66.04%,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Z2贡献率是11.72%,是从人均经济占有量方面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Z3贡献率是9.90%,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卫生因子;这样用三个主成分就能反映原始变量的87.65。

由SPSS软件计算所得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构成三个主成分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各区县的主成分得分(略),它们从三个方面综合反映了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水平,但是单独使用某个主成分,并不能对各区县经济动态发展水平做出综合评价,因此本文以Z1,Z2,Z3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求和构成衡量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Y=0.6604Z1+0.1172Z2+0.0990Z3并计算Y值,如表2所示。

从表2看到:2003、2005、2007年综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万州区、开县和垫江县,其中万州区领先优势明显,各项指标也排在前列,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在190亿元以上,是三峡库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忠县的名次发生了位次变化,由2003年的第8名到2005年的第7名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这是由于该县从承接“一圈”,传递“两翼”,建设三峡库区生态经济核心产业带出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与“一圈”全方位对接,借“一圈”发展之势,实施工业强县,实现了全县经济社会在三峡库区率先加快发展。 相反2007年综合得分排第7名的云阳,在2003年和2005年都排在第3名,是由于这几年别的区县抓住机遇得到快速的发展,使得原来基础较好的云阳落后了。

城口县、巫山县、巫溪县综合得分排在最后,这几个县都属于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农业经济成分较大,综合经济实力弱,工业经济比较落后,对GDP贡献较小。

(二)雷达图分析

1.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在综合得分值的基础上,绘制综合得分雷达图。其步骤如下:首先作一个圆,并把圆周分为11等分;其次,连结圆心和各分点得到11条辐射状的半径,即为11个区县的坐标轴。然后,将各区县2007年的综合得分值映射到相应坐标轴上,再把坐标轴上对应的点依次连接起来,得到11边形,即为平面表示的11维雷达图(见图1)(付、方德英,2007)。它清楚地反映出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动态发展的“姿态”。

2.雷达图分析。从雷达图1看到,闭环上点的位置越靠外,则该区县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靠内,则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这样雷达图清晰地给出了各个区县在三峡库区区域经济对比中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在图1中,万州区相应点的位置最靠外,表明该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它在三峡库区的中心地位突出,其综合得分值遥遥领先,与其它区县形成较大的落差;其次是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它们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与本区域的万州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缩小差距,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最靠内的是巫溪县、巫山县两个县,其经济发展落后,需要高度关注,加以积极的帮扶,使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结论

第一,三峡库区区域经济近年来得到了稳步发展,特别是万州区、忠县等区县发展更快,他们在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助推”的作用。

第二,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的统筹性,要加快开县、垫江县、忠县、梁平县的发展,缩小与万州区及主城各区的差距,逐步形成三峡库区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并且把三峡库区的发展与“一圈”建设统筹协调起来,通过优先发展“一圈”,增强对三峡库区的反哺能力,并加强对三峡库区优势产业发展的扶持,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在加快三峡库区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依据三峡库区的自身特色,充分发挥长江水道大通道优势,增强要素聚散能力,发展通道经济,发展壮大现代绿色农业、生态旅游业、盐气化工、新型材料等支柱产业,形成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

这样在重庆市“一圈”“火车头”的带动下,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实现“提速提档”、“做特做优”,尽快达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实现重庆市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婕,苏维词.基于产业集群的万州区产业专型研究[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1)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5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部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6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部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7

县域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通常说来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最能折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苏北地区5个省辖市，24个县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根据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特点，充分考虑资料的可得性及客观性，建立体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人才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五方面内容共1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

一是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指标（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二是确定因子变量。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来确定主因子的个数。三是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够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四是计算各县、市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

二、数据处理和分析

根据spssl6.0运行结果，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情况如表2所示。kmo给出了抽样充足度的检验，是用来比较相关系数数值和偏相关系数是否适中的指标，其值越接近1，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bartlett检验用来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时是否是单位阵，如果结论是不拒绝假设，则表示各个变量是各自独立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此时的kmo值为0.771，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bartlett球形检验sig.的取值是.000，表示拒绝该假设。

三、确定公共因子和载荷矩阵

对上述选取的18个指标，运用软件分析可得到18个指标的相关矩阵及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3）。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选出三个主因子。计算结果为：旋转前的3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个公共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61.998%，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9.586%，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9.092%。

由于计算原始指标的初始载荷矩阵发现各个因子的典型代表指标不是很突出，其实际意义难以得到合理解释。故需对因子进行旋转，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经过25轮正交旋转，因子旋转不改变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旋转后的3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主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53.582%，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35.653%，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18.281%。

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1主因子在x4、x6、x7、x8、x9、x10、x11、x14、x15指标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依次是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统称之为县域经济实力因子；第2主因子在x14上载荷较高，这指标是反映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称之为县域经济活力因子；因此我们第3主因子在x17指标上载荷较高，称之为县域经济环境因子。

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县域经济可持续实力因子f1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37.811%，故其权重为0.37811；县域经济可持续活力因子f2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的35.653%，故其权重为0.35653；县域经济可持续环境因子f3的权重同理为0.18281，3大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贡献率为80.677%，分别计算各个县、市的综合因子得分并排序，得到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f=（37.811*f1+35.653*f2+18.281*f3）/80.677

从总得分来看，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淮安市排在前4名，得分为正。其中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的得分又遥遥领先于第4名淮安市，领先幅度分别在1.1和0.9分以上。从因子来看，盐城市是29个县、市中唯一3个主因子得分均为正的城市，可以说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各方面发展都十分均衡。连云港市除了在第3 因子得分不甚理想、其余因子得分均较高，尤其是在第2因子得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而第2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开放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来与连云港市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而徐州市在权重最高的第1因子得分极高，领先于盐城市2分左右，由于在第2因子上的落后，也使徐州市在总分上稍稍逊色于连云港市，但是还是能见徐州市经济实力的优势（见表4）。

苏北县域经济之间产业结构、产业构成都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要充分考虑原有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充分利用县域资源、地缘、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项目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特色经济，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工艺，注重增加科技含量，由过去的初级加工向深度加工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又依靠区域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各县主导产业之间形成互补、联动。这种基于不发达县域之间的集群可以有效地培育县域工业基础，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是苏北县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统一市场的必由出路，也是苏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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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8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科教兴国”战略，目前我国教育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硕果，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我们不能“水中望月”，不能过分乐观，还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着区域间的严重不均衡性。为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中国的31个地区，对这些地区未接受过教育以及接受过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为研究对象，研究该地区受过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关分析得到各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然后运用回归法做出回归分析。本文使用SPSS软件，对《中国统计年鉴》[1]的数据进行整理，并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

一、数据分析

我们对受教育程度与人均GDP之间进行了相关性的分析，运用SPSS软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调查发现：人均GDP与接受过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存在着正相关，通过软件计算得出相关系数分别为0.152、0.836和0.832。而人均GDP与未接受过教育和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 404和-0. 775。以上数据表明：接受过高中及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偏大，具有显著性，有正相关关系。基于“一叶知秋”的道理，我们可以推论出，如果接受高中和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那么人均GDP值也就越大。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如果人口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人力对社会经济的生产总值贡献也就越大。而接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偏小，具有显著性，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同样地，接受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大，人均GDP就越少，一个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就相对较低。通过上述的相关分析，推论出教育的发展水平及教育程度对人均GDP有重大影响，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育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想进一步研究接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是否更与人均GDP有关，而那些接受中等教育或初级教育的人群与人均GDP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种研究假设存在着偶然性，也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着那些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却依然能带动经济发展，对一个地区的GDP起到一定的贡献作用。虽然有此种情况会出现，但这样的偶然实例毕竟是少数，研究大样本，通过整体的特征值得出的结论还是具有可靠性的。运用多元回归方法中的逐步回归方法，通过软件模型计算得出R2等于0. 726，说明变量“大专以上所占比例”可以解释变量“人均GDP”72.6%的变异性。显著性概率小于5%，通过发差分析表可以知道回归方程有意义。该方程为“Y=2935. 401 + 201288. 5X”。X指该地区接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Y指该地区人均GDP。该模型的相关系数为0. 85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地区总体教育水平越高，人均GDP一定会有较大影响。同时，受过高等教育水平越高，对该地区的人均GDP可以起到显著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从系数的绝对值上看，高等教育水平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而也验证了某一位学者曾说过的，经济是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供求函数，经济发展阶段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2]。

二、现状分析

基于笔者的研究，不难发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很高的，工业水平较高，其高等教育发展程度高，高等教育规模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其他地区要相对高些。中等发达地区多分布在我国的中部地区，很多是老工业基地，也是大型国有骨干企业的集中分布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全国工业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农业经济也有较好的基础，是全国“粮仓”的集中地带；文化教育发展程度较高，其中一些省份的高等教育水平甚至还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些地区也存在着问题，传统思想文化的积淀和影响很深，加上国家投资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斜，在经济上拉大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而对于我国的欠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而这里的高等教育水平也是最为薄弱的。针对三个层级的区域要有针对性的发展措施，不能同一对待，而应因地制宜。

三、对策分析

造成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同的症结，在于教育的落后，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滞后。只有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才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才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对此，针对不同地区的高等教育做如下建议：

首先，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应对外支援，帮助欠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实行对口支援、资源共享、学生交流，师资共勉等措施。虽然目前已有部分学校实行了对口支援及学生交流等项目，但是只局限与部分985或211的院校，影响范围甚小。

其次，对于中等发达地区及欠发达地区，应逐步建立自己的特色高等教育领域，不能一味的效仿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或是照搬国外的模式，只有使自己的优势更加明显，走特色之路，使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上去，才是根本。

第三，加大对中等发达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的学校及教师的财力投入。由于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致使不同地区的教师岗位薪酬也大相径庭，由此产生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工资水平的差异也是造成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水平不同及城市发展水平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仅仅一味的加大高等教育资金的保障是不可取的，不能“拿完钱“，就“草草了事”，而应监督管理，按照管理学中“投入―产出”的模式，对高等教育的成果进行验收，这样的投入才是事半功倍。

第四，重视高等教育这一学科的研究。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以高等教育的运行形态和发展基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应用性的教育科学。现在部分地区的学校并未设立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使得学校的职责划分不明，工作缺乏指导与方针，管理缺乏规范与技巧，没有按照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客观规律进行，才使得高校出现专业化缺乏的局面。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9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优惠政策的倾斜，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部分优质生产要素，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区域一跃成为无可非议的“增加极”。但是，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渐取消以及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态势并没有得到缓解。近几年，虽然很多欠发达省份的人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就绝对数量来说仍然与发达省份存在巨大落差，各种优质生产要素仍然趋向或活跃在经济发达区域。很明显，目前吸引要素集中的因子已经从优惠政策等外生变量转化为制度效率等内生变量。这种制度效率因子在发达区域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内化为一种全社会的行为“习惯”，它能够有效减少各种行为之间的摩擦和内耗，成为吸引优质要素和决定经济发展态势的关键。

本文将利用201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来比较各地区在制度效率方面的差异，并据此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制度效率各因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影响方向和相关系数，总结分析欠发达地区制度效率低下的表现和根源，并提出相应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一）制度与制度效率

Williamson（1975）等人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该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继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之后，诺思提出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且还有助于降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型费用（North and Wallis，1994）。至于制度经济学如何应用于中国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很多学者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如探讨我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方式和弊端以及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杨瑞龙，1993）；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杨友才，2010）等。

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诺思最早建立了实证模型，依据交易成本不同来判断制度效率高低。并且，他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交易费用和制度效率并不一定就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特殊性。其后，韦森（2001）把制度看作是“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结合，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

国内一些学者往往借用经济学中常见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将制度的运作看作是一种产品，通过衡量其成本和收益的高低来判断制度效率。如林毅夫（1994）认为，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袁庆明（2002）也提到，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界定、设计、组织等成本和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组织、维持、实施等费用；制度收益则指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的程度。

（二）制度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交通成本急速下降、要素流动性不断加大、技术低成本快速扩散、政策普惠化明显、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根源已经从资源禀赋、区位要素、优惠政策、技术差异等外生变量中陆续抽离并趋于收敛，而应归结于某种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于内部化的因子，其核心就是制度效率的高低。完善的、低运行成本的制度可以提高整个社会运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绩效。如果制度缺失、不完善或者自身运行效率太低，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过于繁琐，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太高，人们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整个区域陷入低效率运行状态，势必会阻碍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区域制度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提供制度的效率。首先，政府的行政效率。规范的、有效率的政府是推动社会降低运行成本，进入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新加坡等国的政府调控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和验证。其次，政府所供给的制度效率。如果政府所制定的规则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保障，有效保护产权，为经济主体提供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那么制度就是有效率的。两者的关系在于，只要前者是有效率的，并且有着不断改善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就会通过政府不断地试错、纠错，以及积极调整，最终会保证供给制度的高效性。如果前者就是低效的，那么也意味着自身并不具备改善供给效率的能力。同时政府所供给的制度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到其行政效率。

欠发达区域低制度效率的表现

制度效率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决定性因素。制度的低效率导致对生产要素使用的低效率，使得优质要素流出，区域竞争力降低。制度效率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发展成本低，社会风险低。很多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多种约束，如知识存量约束、技术约束、意识形态约束、权利约束等，这些约束共同影响了其制度竞争力和制度效率的提高。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社会运行模式会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低效率的制度会得到保留而有效率的制度得不到实施，即传统的社会制度运行模式还存在着较大惯性，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模糊甚至错位，既得利益群体所主导的格局导致制度运行的路径依赖严重，具体表现为：

（一）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及暗箱操作

目前仍然存在众多的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项目审批、能源、运输和重要物资的分配与人事任命对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这些都会造成企业过多的寻租活动，带来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企业运行效率的低下。除此之外，暗箱操作现象大量存在，各种行为不能公开透明，绩效无法量化。无论是在微观的企事业单位内部还是在宏观的城市管理层面，各项事务都较难规范化、制度化、量化处理，信息闭塞，缺乏民主和监督，不能对经济行为形成良好的激励。

（二）各部门行政效率极低

和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省份非常明显的差别在于行政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国际上将政府从业人员人数占地区总人数的比重在1%～3%作为判断政府机构是否精干和高效的重要标准。但是这一指标在我国很多地区达到5%，甚至10%。很多落后地区多次表面上试图努力，但始终摆脱不了政府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除此之外，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过高，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公车、接待、考察等个人消费，以及向下的设租和向上的寻租上。同时，行政手续复杂、程序繁琐也严重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效率和日常生活。

（三）民众的改革意识缺乏

很多欠发达地区的民众长期陷于这种低效制度，并已经习以为常、思维僵化，甚至没意识到自身的某些行为会继续助长这种情况恶化。比如说，大部分东北地区的民众一旦涉及到办理与政府公共服务相关的业务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寻求相关政府部门熟人的帮助，这种“人情思维”在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在这种氛围下，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工作人员都严重缺乏服务意识和市场化意识，普遍的人为设置关卡和障碍，造成全社会成员彼此成本和精力的内耗。

假说和验证

制度效率体现在制度安排对于区域人均财富的影响上，本文仅试图以几个简单的指标对该问题进行验证。

本文假设：第一，各省区的制度效率与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政府消费水平与制度效率水平正相关。因为政府消费指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的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第三，政府工作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与制度效率负相关。第四，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之比与制度效率负相关。第五，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与制度效率负相关。

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其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其次，以各省份的人均GDP（RG）表示该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次，从数据的可考核性、可操作性、易得性角度出发，本文选用了四个指标表示该地区制度效率的高低，分别是：各省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ZX）、政府行政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ZR）、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ZC）、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ZG）。

由于以上五个指标测度单位不同，根据需要，对原始值采用阀值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Ii=（Xi-Xmin）/（Xmax-Xmin）

其中，Ii 为每列第i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Xi为每列指标的原始值，Xmax、Xmin分别为参加比较的同列指标中的最大原始值和最小原始值。处理后得到的数据见表1。

根据已经选定的指标体系，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RG为因变量，ZG、ZX、 ZC、ZR为自变量，根据系数表中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RG=0.797+0.602ZX-0.365ZR

-0.717ZC-0.540ZG

首先，ZX的系数为正，说明ZX和RG正相关；ZR、ZC、ZG的符号为负，这说明这三者和RG负相关。其次，回归方程检验：F=39.432，在F值分布表中，F0.05（4，26）=2.74，小于F值39.432，这说明了a=0.05的水平下，回归方程是有显著意义的。复相关系数R=0.932，表明方程的总体相关性很高。根据F=t2计算出的各指标的F值见表2。

F0.05（1，26）=4.22，上表中只有ZR的F值小于4.22，说明变量ZR对RG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都有显著影响。

该总体方程以及ZX、ZC、ZG等变量都可以通过检验，说明ZX、ZC、ZG都对RG存在显著影响。ZX的系数为正，说明ZX和RG正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602，即ZX增加1%，RG会相应增加0.602%；ZC的系数为负，说明ZC和RG负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717，即ZC下降1%，RG会相应增加0.717%；ZG的系数为负， ZG和RG负相关，且影响系数为0.540，ZG下降1%，RG会相应增加0.540%。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各省政府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政府行政人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地方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都是决定制度效率的因子，进而都会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其中，除了政府行政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之外，各指标与制度效率都有严格的正或负相关关系，政府行政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例与制度效率并不是严格的负相关关系。因为政府行政人员的比例并不是越低越好，因为比例过低即人员严重缺乏的话反而不能为民众提供更全面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范围。

高效率的制度是有效减少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低效率的制度并不必然被高效率的制度所取代。欠发达地区的低效率运行仍然顽固根植于其体制内部，说明对低效率制度的改革异常艰难。提高制度效率的途径主要有：

（一）地方政府权力限定

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政府宏观发展目标与企业微观决策行为的有机藕合。政府行为的选择应谨慎，明确权力界限，权力过大或过小都不能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首先，必须对地方政府的权力予以适当约束，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制度安排不偏离效率的轨道。其次，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逐渐清晰两者的边界，同时也要适当为民间的制度创新提供空间。政府应通过各种制度改革致力于提高民众的利益，而不是利用权力在现有的资源分配内与民争利，从而导致出现制度悖论。

（二）克服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

制度改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一种制度是否高效都会长期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安排。发达地区往往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资本流动性增强，交易成本降低，社会风险分散，制度效率较高。而欠发达区域则往往沿着效率低下的路径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状态下难以自拔。当落后区域固执于一个制度框架时，则无法摆脱其所限定的政府职能、意识形态、市场化程度、产权结构等制度因子的影响，改革与创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和范式下进行。只有打破这种制度惯性，勇于承担转变所需要的成本和阵痛，实质性的制度效率提高才有可能。

（三）社会提供可置信的承诺

诺斯（1994）写道：“一个社会可得的技术潜力之所以不能实现，在于其游戏规则所暗含的激励结构未能有效地促进生产性努力”。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就是界定良好的产权制度、强有力的法治制度、高度的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这些都能保证社会可以提供可置信的承诺，帮助经济主体建立合理明确的交易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把阻碍市场各经济主体之间安全交易的摩擦系数降至最低，建立起与高效率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信用结构和体系。

（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政府的制度效率改革包括两部分，作为制度的重要供给者所提供的制度产品的效率提高，以及政府自身的行政效率提高。欠发达区域政府行政效率极低是导致较高社会摩擦和内耗的重要原因。首先，应推进行政方式改革，提高政府效能，加强服务意识，全面推行政务公开。二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环节和繁琐的行政干预，降低民众的社会活动成本。三是改善行政执法，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的大量干预。最后需要改变对外排斥的区域内部保护方式，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五）制度系统优化

单独在某一领域或行业内的制度改革并不足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需要的是各领域范围的制度改革相互协调配套及结构合理，提升制度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功能，力争发挥制度的最佳绩效。避免出现彼此之间的“不适应”，甚至是冲突，否则制度系统的改革还会成为阻碍。除此之外，还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匹配。非正式制度，如行为习惯、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制度改革的灵活性。因此，欲破解经济发展的制度效率瓶颈，制度整体领域内的种种完善和合理架构也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Oliver E.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7.NO.3.Nov.1981.

2.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著姜建强，罗长远译.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8）

4.杨友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J].制度经济学研究，2010（2）

5.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1

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袁庆明.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J].江苏社会科学，2002（4）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例10

引言

近年来，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过分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粗犷型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度和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因此，对循环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对促进我国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估计法相结合以解决单独运用某一方法产生的主观性过强和只能得出排序结果的不足。并把循环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作为成熟阶段的标杆，来客观评价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阶段。

一、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二、研究方法

（一）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步骤包括：指标无量纲化处理、专家打分构造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由于本文改进了传统打分方法，故合理省略了其中一致性检验的过程。

1.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量纲各不相同，所以先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到区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属于横向比较，而且涉及到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故选用阈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首先对各指标进行分类处理，经过阈值法处理过后的正向指标的值均在0～1之间，逆向指标的值均在-1～0之间，处理后的指标都将是“越大越好”。

2.专家打分。本文运用专家打分法是在比较打分法的思路基础上的改进[8]。经检验，传统的1/9～9打分法在处理含有较多指标的矩阵时，容易得出指标权重相差多个数量级的问题，因此采用数字1对应9来代替用1/9对应9，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3.判断矩阵的构建。从“9”层的指标开始，依次与下面各层次的指标两两比较。本文采用的比较原则为：重要性相同的指标间相比较用5表示，第m个指标相对于第n个指标的重要程度（如式（1）所示）：

amn=5+（第m个指标层数-第n个指标层数） （1）

由于判断矩阵中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指标自己与自己相比的结果，故都为5。再根据公式（1）首先计算对角线上方的元素。再根据公式（1）可知，anm与amn之和为10。

4.计算权重。根据层次分析法的权重确定原理，计算出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为对应指标的权重。将准则层和目标层下共6个判断矩阵分别应用Matlab软件进行处理，计算出各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a，wb，wc，…，wk，即为指标xa，xb，xc，...，xk对应的判断权重。然后计算指标层中各个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重要性，即指标总权重WAi。设准则层B中指标i对于准则层B的权重为WBi，准则层B对于目标层A的权重为WAB，则指标总权重WAi如式：

WAi=WAB×WBi （2）

（二）模糊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bj= Wj×Vj （3）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是以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地方省市统计年鉴为数据基础，对我国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级区域。其中，西藏自治区的部分数据无法获得，本文采用青海省的数据代替。

（二）区域评价结果

本文有五位专家进行打分，根据上文中权重的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各组指标权重，并将5组权重结果加权平均，得到各指标权重及归一化权重结果。将各指标无量纲化的数值与其权重加权之后，得到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及发展水平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循环经济发展处于第一阶段，即发展指数高于1的地区共有8个，分别是北京、天津、浙江、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重庆。这之中除了重庆外的7个地区均位于我国三大经济圈内。并且这8个地区都具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技术设备先进等共同特点。发展处于第四阶段共有4个地区，分别是宁夏、西藏、新疆和青海。这些地区主要位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口密度低、发展经济的方式多依赖于能源资源的消耗，污染物处理水平落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第二、第三阶段的地区共有19个，占总数的60%以上，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及东北部地区。可以看出，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受地域因素的影响很大，并且大多数地区发展处于中间水平。此外，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从东至西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逐级递减的阶梯性现象。

（三）发展阶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