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医疗市场现状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互联网医疗市场现状，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总体来看，中国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上，前期依然是传统的互联网思维占据主动权，这与美国的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但医疗服务市场是个高度复杂且受政策管制的行业，光理解微观细分市场还不能抓住大势。美国的创业者在这方面相对较为幸运，美国政策和市场的大势是有利于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医疗推动了市场对互联网医疗尤其是远程医疗的需求。这是因为价值医疗以结果来付费，这就加强了医疗机构对疗效的强调，从而催生了互联网医疗工具的使用，以加强对患者的跟踪和监测，从而及时作出干预，以控制疾病的进展。

尽管如此，根据Rock Health最新报告，投资者依旧对数字医疗在美国的发展产生了泡沫化的观感。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发现很多项目的商业图景描绘得非常好，但实现投资回报遥遥无期，比如很多健康参与（Wellness Engagement）项目。因此，美国市场的投资者更多地关注能够产生收益的项目，比如远程问诊、疾病管理和帮助医院控费的项目。

在传统互联网领域，用户转化率是营收增长的核心指标。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冲流量来转化用户购买是较为有效的增长路径，即使为了获取用户付出一定的成本也是值得的。但是，在互联网医疗领域，流量的意义非常弱。首先，用户的需求非常细分而且不可扩散。病人的需求只是冲着自己患有的疾病而去，不可能像传统电商平台那样买了电视还可以顺带买本书。其次，用户的支付主题并非自我，而是保险。这就受制于保险公司的条款限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最后，需求的迫切性和不可创造性。疾病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且是低频的消费，用户无法受到广告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国，直接针对C端的互联网医疗公司也很难取得成功。目前成功的互联网医疗公司都是直接的团体客户，他们无需也无法通过广告和一系列的促销手段来获取用户的增长。比如根据远程问诊网站Teladoc的最新IPO文件，其主要客户来自雇主、保险公司和医疗系统，一共有4000个客户和1000万会员。

从上述对美国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是从简单的互联网思维逐步回归到传统的B端大客户营销模式。

中国市场目前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还主要停留在传统的互联网思维上，着力点仍在从C端获取用户。这与中国的市场现状有很大的关联。作为世界上自费比例较高的医疗体系，中国的医疗服务有很大的一块营收来自用户自付部分，因此，C端的用户有一定的自付习惯。不过，自付主要集中在对药品和器械的费用，医疗服务费用的自付比例并不高。其次，中国的医保体系是以保基本为核心，而且自身控费能力弱，没有能力去制约医院并对企业缴纳的医保进行动态费率的管理，这也导致雇主和医保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进行疗效管理，从而控制医疗费用。所以，团体采购医疗服务的模式无从展开，也被迫只能进入C端。

既然要从C端而且也只能从C端获取用户，对互联网医疗的理解就又重新回到了冲流量获取用户的思维上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市场分析一而再地将打车模式或者其他O2O模式与互联网医疗来进行类比，大众也一味地去纠缠，是互联网的医疗化还是医疗的互联网化。

本质上来说，互联网对任何一个行业带来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效率。在这点上，无论何种模式都是一致的。但与其他消费领域相比，互联网医疗领域有其特殊性。消费领域的支付链条短，非常容易重构。从产品或服务到用户手中，无需经过多个支付体系。而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用户的看病是由医生提供服务、药店提供药品，保险提供赔付。这其中涉及到复杂的限制性条款，用户会因为自付比例而希望调整，保险则希望能控制费用。没有任何一种消费像医疗消费这样繁琐而复杂。

医保和商保是为了覆盖个人的健康风险而产生的，在为个人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应该对医疗机构进行制约。如果没有支付方的制约，单体的个人是没有能力去挑战医疗机构的，只能被动接受医疗机构的一切条件，这显然是每个病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加进了支付方，个人的支付意愿又受制于支付方的政策限制，医疗服务的赔付将受到很大的制约。当支付者和消费者不是同一主体，医疗的支付路径模式变得非常独特。这种独特的支付模式决定了互联网医疗又不可能从C端入手，因为用户的支付意愿不仅仅取决于自身。

所以，市场对互联网医疗的认知困境源于中国医疗体系自身的难点。正是中国医疗体系的控费能力薄弱导致互联网医疗只能从C端入手，而正是医疗服务受制于支付方的赔付体系导致个人支付的意愿很弱，导致C端市场无法发展。在这样的两难市场下，如果从互联网进入医疗领域，就会面临巨大的支付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回报的危机。如果从医疗进入互联网，路径依赖相当强，互联网成为服务方扩张的工具，对病人和支付方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因此，互联网化的医疗和医疗的互联网化都无法真正发展成为互联网医疗。

篇2

药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药品销售的渠道也不断多样化与多元化。互联网药品销售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与发展。通过互联网进行药品销售，在提高了销售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成本，对于增强药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美、欧、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互联网销售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而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产业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不断的完善与发展。

一、国外互联网药品销售市场现状及模式

美国是互联网药品销售产业兴起的主要国家之一。如今美国网上药店约有一千多家，同时关于医疗保健的网页店铺已近两万多个。在国家政策与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医药商品销售交易平台。根据相关调查显示，约有百分之六十的美国网民通过互联网咨询医疗问题或通过网络购买所需药品。美国互联网药品销售已逐渐成为了其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部分国家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业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且具有规范的技术支持与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但是一些国家对于互联网销售采取了一定的制约措施，例如英国制定了多个互联网药品销售的标准，只有在符合这些标准时才可以进行合法的销售处方与非处方药品。德国对于互联网药品销售的主体，仅仅限定除了药房，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得在互联网上进行药品的销售。瑞士约有百分之十六的药品销售额是通过互联网完成与实现的。在意大利，其国家药师协会网站会提供药店的信息和相关症状与药品信息，在网站上注册的药师可通过该网站进行药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日本学习欧洲的互联网药品销售经济模式，逐步建立起了以第三方药品互联网销售平台为主的发展模式。

二、国内互联网药品销售市场现状

2005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为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业发展提供了初步的网络药品行业规则与标准，为互联网药品的销售行为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该规定允许符合相关规定的药品企业通过规定审批程序申请加入互联网药品交易平台，进行部分特定非处方药的销售与相关病情的咨询。国家商务部在《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中，提出了“发展基于信息化的新型电子支付和电子结算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构建全国药品市场数据、电子监管等信息平台，引导产业发展，实现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共享和反馈追溯机制”。根据中国网上药店理事会的有关统计，2013年我国网络医药的销售额已达到了四十多亿人民币，由此可见，如今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已逐渐发展，同时引起了药品销售企业的高度重视，因为在信息化的今天，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互联网销售平台将会是一个前景广阔、利润丰厚的交易市场，能够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为企业带来不菲的经济利益。相对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其互联网月销售额就超过了近两亿多，因此，我国目前的互联网药品销售市场正处于开拓与起始阶段。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13年12月，通过申请并注册，获得互联网药品信息咨询服务的企业共4682 家，但是享有在互联网上销售药品资格的企业共计有两千多家。

三、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模式分析

如今，我国联网药品销售包含B to B、B to C 和第三方交易平台三种主要的模式。

1、B to B 模式

主要是指企业相互之间以及企业和医药卫生机构之间借助网络的药品销售平台，取得良好效果的网站之一是上海医药商务网。B to B 模式下的互联网药品销售企业必须具备《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实践中具备两证的企业比较少，因为涉及到网络与药品的特殊性，审批程序较为严格。在此种模式下的药品，既存在普通商品特性的同时，又具有其独特性。由于药品的特殊性，为了保障药品质量与药效，必须在生产、保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必须以严格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作为支撑。此种模式，在我国目前的市场中表现的比较活跃。

2、 B to C 模式

是指药品企业采用在网上做广告、打宣传的方式来吸引网络顾客，从而增加药品的销售量的模式。比如北京金象大药房的网上销售平台。由于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模式处于初级阶段，各项基础设施、监督措施等不健全，我国法律法规对于网络药品销售企业的资质、管理制度、医疗设备等有着具体、严格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制约了B to C 模式在医药行业的发展空间。同时我国医药网络信息系统尚未统一、科学建立，导致消费者能在互联网中使用医保卡购药，在一定程度上给消费者带来了不便。

3、第三方交易平台模式

此种互联网药品交易模式主要分为集中采购和政府采购两种，比如：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网。通过这种模式，政府可以通过诸多信息对于网络药品企业进行有效、及时的监督，充分保障了互联网药品销售企业发展的规范化与合法化。但由于我国药品市场地域性较强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三方交易平台的规模化发展。

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完善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

1、建立统一的信息传递标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网络信息技术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统一的信息传递标准，能够实现信息在企业、医疗机构，药品监督机关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为网络药品销售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同时有利于监督机关实施有效的监督。

2、改变药品市场消费观念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我国网络药品销售市场的发展尚不健全，人们对于网络销售的药品的信任度不是很高。政府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与制度，支持网络药店以及公益型医疗网站的建设与宣传，为人们提供药品信息、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咨询，使人们对于网络药品销售有一个正确、明确的认识，增加对于网络药品销售市场的认可度。

3、提供更多的支付方式

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市场的支付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数为网银付款或者支付宝。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互联网药品销售的支付方式有医保卡、医疗保险、保险公司等多种方式。方便了网络购药顾客的同时，促进了互联网药品销售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因此，增加药品网络销售支付方式是加快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

4、创建高效的经营模式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医药行业完全可以运用互联网思维，引入了新的经营模式“O2O模式”，O2O模式与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同，它能够在线上对产品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提供全天候的咨询服务，以及按病找药、代客寻药、配伍禁忌、健康手机报、微博、微信等众多贴心小服务，让用户体验到高质量的服务。同时，线下用户订购的药品，系统会自动安排给就近药店，药店的执业药师会根据订单配药并严格密封，再交由专职配送员私密送货上门，确保药品的安全及用户的隐私，在满足用户及时用药的同时还可以大大提升医药经营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互联网药品销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完善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市场，尤其是其在我国正处于形成发展阶段，需要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支持，才能逐渐市场化与规模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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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互联网药品销售的现状及模式

2.1国内互联网药品销售现状2005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实施，给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允许有药品销售资质的企业申报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可通过网络销售非处方药[3]。国家商务部在《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中，提出了“发展基于信息化的新型电子支付和电子结算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构建全国药品市场数据、电子监管等信息平台，引导产业发展，实现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全过程的信息共享和反馈追溯机制”。中国网上药店理事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网上医药交易规模突破了40亿元人民币，网络销售市场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得到了企业的重视。但我国目前仅有少数网站的药品销售额超过千万元人民币，而美国大型的网络零售药店单月销售额就超过2亿元人民币，这样看来，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2.2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互联网药品销售模式近年我国的药品流通行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全国药品流通领域的法律框架和监管体制已基本建立，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覆盖城乡的药品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已申请并可进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企业共计4682家，可进行互联网药品销售服务的企业共计213家。因此，随着我国现代医药物流、网上药店以及第三方医药物流等新型药品流通方式的不断发展，现代流通模式在整体医药销售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目前，我国的互联网药品销售包含BtoB、BtoC和第三方交易平台这3种模式。其中BtoB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医药卫生机构之间的互联网药品销售模式，其典型的网站是上海医药集团建立的网络采购信息平台——上海医药商务网；BtoC是指企业通过网站进行宣传和销售医药商品的销售模式，其最典型的网站是北京金象大药房的网上销售平台；第三方交易平台则包含集中采购和政府采购两种形式，最典型的网站是占国内互联网药品交易份额一半以上的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网。

3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模式分析

3.1BtoB模式药品既有普通商品的特性，又有其特殊性。为保证药品流通、使用的安全，对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如库房面积、温度、设备设施、信息系统和药品批号等都要制定严格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5]。BtoB模式下的互联网药品销售企业必须具备《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目前，已获得两证可进行BtoB交易的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不多，其中多以企业自主批发的形式进行销售。虽然国家对BtoB互联网药品交易模式审批较为谨慎，但对通过审批的企业从事互联网销售活动一直予以大力支持，所以，这种模式也是目前我国互联网药品销售3种模式中最活跃的1种。3.2BtoC模式《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对从事销售的企业资质、人员资质及相关管理制度和医疗设施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时还要求“医疗机构不得采用邮售、互联网交易、柜台开架自选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这些限制降低了BtoC模式在医药行业的发展空间，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医药信息系统没有采用统一的信息通信与共享技术标准。医院、医疗保障机构、药品生产、销售企业不能通过互联网连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处方药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与药品销售相关的信息不能在企业系统和医疗机构的系统中互联互通。让消费者感到不便的是，由于不能通过互联网在医院与销售企业之间进行处方传递，导致消费者只能凭纸质处方到药房自行购药；由于医疗卫生监管机构、医院、社会医疗保障机构和销售企业间未能实现网络互联互通，导致消费者不能在互联网中使用医保卡购药。3.3第三方交易平台模式第三方交易平台主要被应用于集中采购和政府采购中，通过这种形式可为企业和医疗机构搭建一个功能先进、渠道畅通、信息安全、便于政府监管的医药电子商务网络平台。但应看到，地域性强且有不同的法规是我国药品市场的基本特征[6]。没有时空限制的网上订单对于具有互联网药品销售资质的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协调地域性的差异成为第三方交易平台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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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市场潜力

2016年全国两会已经圆满落下帷幕，医改话题再次成为两会的热点议题之一。两会期间，关于医改的主要议题有大病医保、分级诊疗、医养结合、互联网医疗等几个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到“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目标。业内专家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将重“医”轻“防”的观念进行转变，对慢性病进行有效的管理。

之所以要强调对慢性病进行有效的管理，是因为慢性病已经成为全球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每年以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为首的慢性病，致死人数占据了所有死亡人数的85%。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是25.2%，患病人数约2.5亿人；糖尿病患病率为9.7%，患者约为1亿人。去掉糖尿病高血压并发症因素，这两部分人群就接近3亿人，而这个庞大的人群，知晓率和就医率并不高，治疗达标的更是只有很一小部分。以糖尿病为例，中国的糖尿病患者50%没有意识到自身患病，其中有一半人没有接受治疗，其中有一半人不能坚持治疗，而坚持治疗的患者中只有一半可以达标。

慢性病的医疗费用支出更是惊人，据统计，2015年中国医疗卫生费用达到39517亿元，慢病患者的医疗费用高达28000亿元，慢病在我国疾病负担中所占比例超过70%，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慢性疾病的患病率和致残率的大幅攀升、医疗资源消耗、患病人群年轻化等问题越加显现，引发市场寻求更完备、更高效、更有效的手段来防止这一现状的进一步恶化。药厂、医疗器械厂，以及BAT等互联网公司各路英豪纷纷磨拳擦掌，都试图以“互联网+”的手段和速度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2015年阿里健康携手卫宁软件、腾讯注资挂号网、益佰制药携手掌上药店、春雨医生等移动互联网医疗平台受资本市场热捧，互联网的战火在医疗健康领域愈演愈烈。中国平安、泰康人寿等商业保险公司也推出了互联网健康管理产品。

易观智库分析师姜昕蔚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目前互联网医疗慢病管理切入点有两个，主要都是围绕慢病的自我管理，一方面有管理工具型APP，另一方面是可穿戴设备。

在慢病管理APP方面，糖尿病作为人数众多，并且需要时常通过饮食、健身等方式调节的慢性病，已经成为慢病管理的重要切入口，在糖尿病的管理方面已经有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以糖尿病管理APP糖医生为例，易观智库《中国移动慢病管理市场年度盘点2015》中指出，目前糖医生已经形成主要以“服务立体化+服务流程化+监测仪器智能化+患患沟通趣味化”的立体化医学服务体系，具体通过线上线下服务对接实现立体化服务，通过对健康到患病状态的多元化用户预防与控制的结合，实现服务的流程化；通过“糖+”与主流医疗器械的结合，在为用户节省重新购买智能血糖仪成本的同时，实现了监测仪器的智能化；通过低糖美食分享、公益活动等患者与患者沟通方式，加强患者与患者间联系，增加患者抗糖意志，实现患患沟通的趣味化。

互联网慢病管理生态

易观智库分析师姜昕蔚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慢病是一个长期的生意，对于病人来说是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和健身人群很相似，从吃住行购物等各个方面渗透到用户的生活中，慢病管理的生态基本围绕慢病患者的生活状态展开，包括生活状态记录、饮食、运动、药物、知识获取等等。”糖医生创始人徐峰认为，慢病管理生态的建立，需要多方的协作，包括医院、社保体系、互联网企业、硬件科技企业甚至保险企业等等，从患者的生活状态延伸到整个社会生态。

对于健康管理或者慢病管理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健康档案，这是慢病管理的第一步。互联网的介入，能够帮助患者轻松建立一个完整的个人健康档案信息，包括住院病历、化验信息、体检机构的体检数据、以及各种智能硬件采集上来的健康数据等等。糖医生创始人徐峰认为，通过互联网或者大数据，能够很轻易的将个人信息汇集到一起，形成一套可延续、可转移的个人健康档案，进而让慢病管理实现各系统之间的无缝衔接。

慢病管理需要医院或者医生资源的协作。姜昕蔚认为，中国慢病患者目前的构成是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知识获取能力低，所以完全自我管理难度大，在这种环境下连接医生，让医生指导自我管理是目前比较常见的解决方案。徐峰认为，慢病管理无疑需要医护人员的协作，但是目前我国医疗资源分配过于集中，导致基层缺医少药，这些都需要移动医疗来解决。通过互联网帮助医生多点执业、帮助患者辅助决策，通过医药电商帮助患者解决用药问题等等。

易观智库《中国移动慢病管理市场年度盘点2015》认为，目前我国慢病管理市场处在探索期，互联网医疗沉陷领域细分化趋势，资本大量涌入，移动慢病管理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对于互联网概念的企业来说，前期的盈利是一大问题，姜昕蔚告诉《中国经济信息》记者：“慢病服务需要O2O，而O2O又是行业比较成熟的一个表现，慢病管理才刚刚起步，仍处在用户培育过程中，目前并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如果说要盈利的话，一个比较快的赢利点就是药物，如果获得了药物社保通路，慢病管理的盈利速度会大大提升，但难度相对较大。”

问题与机会并存

慢病管理虽然已经成为资本的宠儿，但是在市场启动期，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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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医疗刚性需求的不断扩大，互联网医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据易观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4年，在政策、技术、需求的推动下，中国互联网医疗总体市场以31.1%的复合增长率稳步发展，至2014年，互联网医疗总体市场规模达11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8%。预计未来两年仍然高速增长，2017年受在线医疗增速放缓的影响，互联网医疗整体增速放缓（见图1）。

2014年，我国网民规模为6.5亿，普及率达48%;手机网民为5.6亿，占比86%，因此，互联网医疗逐渐以移动医疗为主成为必然。从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构成数据来看，移动医疗占总体市场规模的比重从2011年的17.0%增长到2014年的26.4%，2011～2014年移动医疗以51.8%的发展速度远超在线医疗25.9%的发展速度。预计至2017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对医疗健康各个环节的逐渐渗透，移动医疗的占比将超过在线医疗，达到55.0%。因此，移动医疗将会是互联网医疗未来的重点方向。

从产业链来看，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产业已经整合了移动医疗服务商、医疗设备制造商、IT巨头、风险资本、移动运营商、应用开发商、数据公司和保险企业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以在线医疗和可穿戴设备为主的产业格局。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产品开发的加快和企业经营实力与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互联网医疗产业链将向纵深方向发展。

从竞争来看，互联网医疗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抢滩”，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苹果、谷歌、三星分别推出了各自的智能健康平台，百度、阿里、腾讯也通过投资或并购的形式入主国内知名在线医疗平台。但是整体来看，上述巨头的相关布局更多的属于战略卡位，而在底层数据的收集环节仍处于各自为战的探索阶段，互联网医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大数据的分析和利用上。未来，随着市场参与者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和利用能力变化，竞争格局也会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过程中。

驱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国家不断出台互联网医疗相关利好政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传感器技术的进步、用户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以及巨额资本的不断涌入，互联网医疗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国家政策利好。在政策层面，国家今年以来频频出台医疗相关政策，推动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的重塑。2015年1月12日，卫计委《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医师合理流动，放宽条件、简化注册审批程序，探索实行备案管理或区域注册，优化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环境。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5省区远程医疗政策试点，为推广应用远程医疗提供实践基础和经验借鉴。同月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工作总结和2015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确定了2015医疗改革的七个方面。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规划要求，开展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服务，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应用，逐步转变服务模式。5月7日国务院出台的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推动医药电商发展。8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意见，9日国务院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5年工作重点。在政策的刺激下，我国互联网行业与医疗行业的融合势在必行。从国家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中，可见多点执业、医药分开、网售处方药、加快发展商业保险等信号已经十分明确。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的春天就要来临。

技术相关因素的推动。4G和Wifi技术发展，使终端设备更加快速地连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迅速发展，使快速地从实时数据流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成为可能;网络和智能手机等硬件的普及，使得互联网医疗可覆盖人群大幅提升，同时加速保守的医生群体的观念转变;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可穿戴设备更加智能化;机器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也将为人类带来更加智能化的服务。这些因素为医疗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使得远程医疗、慢性病监测、在线医疗、移动医疗等成为可能，从而改变现有的医疗服务模式。

用户需求的推动。医疗资源不均衡导致看病难、挂号难问题凸显，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导火索;中国老龄化人口增多，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造成医疗资源出现严重短缺;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升高，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大大增强，对冶未病有了明确需求;药品链条信息的不透明导致看病成本居高不下，以药养医的状况依然持续。

BAT等重量级选手参与及资本的推动：BAT、京东、360、小米等大体量公司凭借敏锐的嗅觉快速进军移动医疗领域，使得互联网医疗炙手可热，大量创业者涌入该领域;短短三个月之间，挂号网1亿美元、丁香园7000万美元、春雨医生5000万美元三起融资，引发了业内对互联网医疗的热切关注，互联网医疗领域热钱涌动，使得互联网医疗迎来爆发。

互联网医疗发展趋势

计算机世界研究院认为，未来互联网医疗将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重度垂直将成为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重度垂直，是指企业通过自建，或整合某个细分疾病领域的一系列完整的医疗服务链条，从而达到消费者可以在一个企业的平台上获取一站式完整闭环医疗服务的商业模式。任何一个互联网医疗的商业模式都存在于两个维度所构成的四个方向之中，这两个维度，一是在病种类别上，是做大而全，还是做垂直细分;二是在整个服务链条上，是做独立环节，还是做重度整合。四个方向是：重度-大而全，重度-垂直，独立环节-大而全，独立环节-垂直。由于医疗服务需求的“纵向”衍生性存在，我们认为像网购电商那样大而全的模式在互联网医疗领域不成立。“重度垂直”将是大势所趋，但“独立环节-大而全”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将依然存在。我们认为最终互联网行业将发展为“一全多垂”的行业生态。结合到病种细分方向，我们认为具备七大要素的病种方向，更适合重度垂直，即：治不好（慢性）、必须治（致命、痛苦）、高单价、高频次、多环节、重时效、基数大。而具备这七大要素的病种有糖尿病、肝病、心脏病、肿瘤、尿毒症等，它们有可能最先实现重度垂直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重问诊模式”产品将更有发展潜力。目前市面上，“轻问诊模式”的产品较多，但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对于患者而言，使用频率低，对医生无依赖，对软件的信任感低;对于医生而言，没有患者数据，学术价值低，且比较随意。“重问诊模式”的产品让就医问诊变得更垂直、高效，在预约挂号、导诊就诊、看数据等方面可一键解决。对于医院而言，“重问诊模式”有利于科学安排资源，减少运营压力;对于患者而言，可以减少就医时间与费用;对于医生而言，可以提升自我价值，减少医患矛盾。

个性化医疗将是未来健康的重要趋势。互联网医疗重视精准医疗、个性化医疗。通过建立每个人的健康档案，为他们提供更精准、更匹配的医疗服务，进而达到预防、预测的目标。精准医疗的核心是把人群细分，对病人个体化的行为和数据进行精准的解读，给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大量的医疗数据。通过精准医疗，可提高治疗的有效性、进一步降低不必要的药物的副作用、节约医疗的费用。此外，大数据时代的医疗模式会有比较大的明显变化，即从简单诊疗发展到疾病的预测、疾病的预警，再到积极参与管理，最后到个体化治疗。未来每个人都有配套的终端，完全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对自己身体体征生命的相关信息进行筛查、收集，然后相关信息会传递到健康顾问家庭医生那里，可以进一步得到相关疾病回馈以及健康指导。未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基因测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因人而医”时代将会来临。个性化医疗将在现在互联网医疗的基础上，由生理数据层面，深入到基因层面，实现真正的精准医疗。

健康管理将随时随地。随着移动医疗产业的成熟发展，随身健康管理将逐步兴起。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随身健康管理可使专家服务大量人群，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得专业的内容服务。随身健康管理类似一个临床诊疗的过程，可以跟随个人，提高健康水平、降低意外风险和医疗支出，也能缓解医疗机构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患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具有心脏病突发风险的高危人群，随时随地进行健康管理将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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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的2016：一个供给侧的视角

作为一个被资本强力催长的分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虽然，中国医疗市场的变革正在展开，市场的需求也远高于供给，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远未到达爆发的时点。在欠缺成熟催化剂的前提下，目前被资本强力推高的公司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模式可持续性挑战，2016势必将成为互联网医疗涅重生之年。

医疗市场的走势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医疗市场未来的走势。鉴于中国长期的老龄化和医疗服务需求的高涨，套用供给理论可能更适合作为医疗市场分析的框架。供给理论强调改善供给能力来调整需求，好的供给自然能带来需求，通过降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加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供给侧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市场优化产能供给，而政府在多个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励创新，更多的转向以监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在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节节上升，但有效优质的供给却始终非常匮乏。因此，相比于那些需求疲软的行业，医疗服务是供给侧改革更容易体现效果的对象。而要改革，首先是应该将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组并强化优势产能，从而进一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从市场现状来看，目前三甲医院集中了优势产能，无论是人才、技术水平还是硬件设备，三甲一应俱全，也获得了需求方的一致认可。而二级以下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则因为缺医少药，成为落后产能，需求方不认可，看病的人寥寥可数。表面看来，改善供给只要扩大三甲，淘汰基层就能实现。

但是，医疗服务有别于普通商品，其自身的供给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三甲虽然集中了优势资源，但价格高昂，浪费严重，严重耗费了支付方和病人的资金。由于小病占了医疗需求的大多数，而大病的占比毕竟只是少数；如果任何小病都涌向三甲，势必造成进一步的医疗资源浪费，导致供需失衡无法扭转，最终让病人和作为支付的医保承担高额的费用。基层作为守门人则主要以较为合理的价格为普通的小病提供服务，而占比较小的疑难杂症和重症则交给大医院去解决。

因此，在医疗服务市场，改善供给的核心是将大医院的功能定位于大病，大部分的小病还是回到基层。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是将自身服务能力差且无法吸引病人的基础医疗机构淘汰或重组，加强那些已经有较好服务能力的基础医疗机构。对于大医院来说，由于未来分流会造成其营收下降，应该以政策指引的形式让其明确自身发展的边界并做好开源节流的规划，通过深化对大病的治疗能力来增加供给纵深，并规模化地削减原本被浪费的成本。

医疗供给侧的改革

因此，医疗供给侧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合格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当前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如何加强对医生的培养并通过长期的训练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具有完整服务能力的医生成为重点。在中国专科盛行的体系下，即使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也无法为基层提供足够的合格全科医生，这也是目前制约提高供给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加大合格医生的供给才是正道，但这耗费的时间会较长，不能立竿见影。不过与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解决困境的方式相比，这是更为有效而稳健的方案。

第二，支付体系的建立。在医疗机构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服务费用的上升是大势所趋，但价格上升后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并未建立，医保的控费能力也极其粗放。如何在短期内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支付价格体系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支付标准和监管标准作为供给改革的基础是最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服务供需双方还是产品方，最终都是要依靠这个作为指引。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支付标准建立后，医疗市场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市场的调节手段也才能体现出来。

另外，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作为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在过去的10年，高端健康险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市场规模过小，无法获得大发展。未来商业健康险主要的市场将集中在中端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最为旺盛，也有能力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健康险。随着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支付方将支撑优质医疗服务的成长，也增加了供给。

第三，政府降低准入、回归监管。目前优质供给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监管错位，主要集中在准入审批而非强化监管。要加强供给，需要将准入降低，让各类机构都能进入，但需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严格控制医疗行为。监管精细化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这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也为各类辅工具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同时，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控费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

第四，各层级协同体系的建立。要加强供给，光有加强基层优质供给还远远不够，由于原先的供应体系已经被严重扭曲，各个层级之间原先的协作体系早已不通畅。如何将各个层级之间的协同体系建立起来，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还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在这点上，疗效将是一个很有利的核心指标，通过疗效考核的方式来明确各层级的合作，将有助于不同机构有着共同的动力。

当然，医生自由执业对于推动增加供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医疗供给短缺的核心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医生自由执业只能盘活存量，无法增量，最终还是解决不了短缺的问题。所以，核心还是在加大培养合格人才，但人才的进入是需要刺激的，这就不得不依赖支付方的支持，以提高医生个人的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必须伴随着监管，否则不仅控费流为空谈，也将严重损害病人和支付方的利益。最后，各层级体系的协同是完善整个供给的重要一步，否则供给无法有效，依旧是割裂的区块。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来看，医疗服务市场的改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各方都将寻找到自身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市场变革中，互联网医疗公司必须顺应市场趋势来明确自身的定位，抛弃不切实际的战略，才能抓住浪潮，否则很可能难以维系。

互联网医疗的未来分成

从供给侧来看，互联网医疗未来的机会将分为几部分：第一，医疗人才的培训。由于医疗人才培训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训更是没有前例可循，课程的研发和远程教学培训将成为一块较为稳定增长的市场。同时，各个层级医师常年的培训也都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这部分市场，政府的投入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依靠各家医疗机构的投入。因为在多点执业进而自由执业的大趋势下，医生会向更好的医疗机构流动，对人才的争夺将常态化，获得良好的训练是很多处于上升通道的医生所渴望获取的。多层级的医疗机构的协同对医生的要求明显变高了，这些都绕不开长期的培训。

第二，配合监管体系的发展。随着标准化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医疗行为监管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在精细化监管建设的过程中，各类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的工具都将获得运用，比如现在逐渐获得市场关注的合理用药系统和未来的PBM等都将是监管不可或缺的帮手。

第三，各层级之间的合作带来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机会。随着各层级医疗机构协作的加强，远程问诊和远程监测都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但远程医疗的发展更多的将是为各类医疗合作体提供协同，而非独立第三方的单独发展，远程问诊的辅角色将日益加强。当然，目前中国整体医疗市场扭曲较为严重，中短期内获得成功的远程医疗公司将是那些能拥有庞大的线下重资产的公司，而非单纯的互联网公司。这一点与美国的发展以及行业投资人早期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也使得远程医疗领域更多的成为一个巨头之间的游戏，而非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所能运营的。

而移动医疗的发展更将紧密围绕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缺乏价值医疗的赔付标准，移动医疗在中国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只能成为各个医疗机构更有效地去管理和服务病人的工具，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来为医疗服务提供延伸和诊断辅助。由于主要支付方的医保很难作为采购方来采购移动医疗的服务，而商保发展又过于缓慢，移动医疗在中短期内的发展更多侧重于技术类服务，而非整体。

第四，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的规模性扩张。在支付、监管和多层级合作的体系下，远端的存储和传输将获得极大的增量，无论是为一家医院单独定制的还是为医疗合作体共同打造的，都离不开云计算。同时，为了加强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和更好地提高临床医疗水平，数据分析将不可或缺，拥有大数据并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好数据分析，这在未来将是具有专业化能力公司的角逐之地。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如果要真正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模式，必须顺应市场趋势，任何纯粹基于互联网思维来做医疗服务的都将不可持续。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基础医疗的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其进行重组和关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想在中期就能有收获的公司必须暂时绕开体制，在体制外构建一个线下的重资产模式，才能在一个区域提供一个可能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因此，未来两年，能够在这一市场存活和发展的首先是拥有线下重资产的大体量公司，光拥有巨额现金依旧很难在这一市场立足。尽管目前有多家公司试图通过成为商业健康险的渠道来获得营收，但互联网医疗公司本身是无法通过成为保险渠道来成长为巨头的。

其次，市场趋势带动下的大量细分市场都有机会，但对于大体量的公司来说都不适合，而是那些在细分领域长期深耕且专注的公司。无论是数据分析，或是合理用药和未来的PBM公司，都是需要长期专注才能成功的，但这些市场未来尽管体量会很大，但市场仍会长期分散，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大体量公司。

总之，增加优质有效的供给是未来医疗服务的长期趋势，如何围绕这一趋势去获取发展动力将是所有医疗服务公司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互联网的工具性属性将有助于市场的推进，但如何成功的在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所在。

是什么让王杉们“瞧不上”移动医疗？

此前，原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与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的一场对话成了移动医疗甚至整个医疗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相比朋友圈的热闹，当时现场的观众却只有一个感受：鸡同鸭讲。这场看似激烈的对话，其实是两个不同领域内的大佬在谈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从气势上看，王杉也以压倒性的发言时间，成为现场当之无愧的男一号。整场对话也传递出一种信号：站在公立医院的角度，互联网医疗公司目前还没有和他们平等对谈的资格。

真正让大医院院长“看不上”互联网医疗的原因是什么？是医疗质量，是商业模式，还是医疗资源的所有者与索取者之间强烈的不对等地位？其实回头来看，这种姑且可以用“封闭”或者“偏见”来形容的态度，多多少少都与院长们的知识储备有关。

院长心中的互联网、

大数据和移动医疗

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外界的观念往往并没有那么容易影响到他。在菁英阶层里，这种模式更加典型。

大型公立医院院长无疑是菁英阶层中的菁英阶层。在对话中，王杉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从业经历，尤其是与互联网、大数据有关的经历。看得出来，他对IBM在医疗大数据的整体解决方案是认可的，并且认为这将是未来医疗发展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于院长们来说，IBM正在做的这些事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对医疗行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一覆盖云存储、云计算的领域才是与医疗行业真正对等的阵营。

在张锐为数不多的发言内容中，其中一点确实说中了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院长对于信息化和互联网的理解：“传统的医疗是以医疗作为主体的，无论是工作还是自己的IT系统都会往塔尖走。”

实际上，无论是院内的信息化工作，还是在和信息科的对接上，院长们也在进行着一次体验式的改革。当几个医院一起开会的时候，院长们拿出手机，通过业务或者管理的信息系统就可以看到自己医院的运营状况，或者某个病人的信息。

对于院长们来说，这是一种最直接的体验，真正能感觉到移动技术和信息化带来的好处。而现在广义上的移动医疗，尤其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平台，没有给院长带来任何体验。起码，没有任何正面的体验。

院长的价值判断：

投入与产出

面对张锐半玩笑式的邀请，王杉的回应也很直接：“你把我的价值只限于‘给你用’，我可能还有更大的价值。”更大的价值在哪里，委婉点说是给移动医疗“出主意”，再直接点说：这个游戏得让医院制定规则。

这样“霸道总裁式”的回应并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大型公立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扮演着总裁的角色。他们每天所要面对的是医院里“医、教、研”几条线，时刻惦记着人才、资金，总是在进行价值的判断。不难理解，王杉在对话一开始就抛出的那几个问题：医疗质量、患者安全、人才培养，以及围绕这一切投入的管理成本。

这些原本就不是移动医疗所能解决的，但是确实是医疗行为中必须涉及的部分。谈到这样的问题，是处于院长这个位置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是价值的博弈。

互联网企业如何冲破医院的“壁垒”，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就似乎真的成了医院的问题。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当移动医疗这个行业根本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壁垒”挂在嘴边，认定有人在人为地设置障碍，略显有些“矫情”。

而对这个问题，王杉的回答也很明确：“（互联网公司）真的没有拿出什么现在已经成熟的、医院必须买的东西。你给到了医院什么，医院就必须买你的服务？”

回到最后，还是价值的判断和交换。在医院看来，他们的价值是明确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院仍然是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而大学医院更是“产供销一体化”。这时候有人想来分一杯羹，医院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医生资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要“给你用”，凭什么？

目前公立医院院长们对于外界，尤其是移动医疗创业者来说，正逐渐形成一种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刻板印象。假如从这种思维格局里跳出来看，不难发现，院长们对移动医疗的不屑一顾并不是因为它是“新鲜”的，而是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这一行业能给医院带来的价值判断的。

篇7

当前医疗市场最大的扭曲行为，是本应成为医疗体系金字塔尖的公立三甲医院们，成了不管大病小病都可以直接蜂拥而入的基础医疗提供者。

如果我们把医疗这个产品分为价格、服务和水平三个维度，就可以发现三甲医院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被人为扭曲为低价格、差服务。很难说清究竟低价格和差服务究竟谁是因谁是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当前中国三甲医院的医护人员工作强度，不可能提供患者心目中那种既费时间又费钱的优质服务。

近十多年来，很难让患者、医生和政府满意的医疗体系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假设我们认为三甲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高服务差，那么民营医院本该可以实现相同价格下更好的服务，或相同服务下更好的价格，可惜扭曲的体系创造出了更为扭曲的结果，医患矛盾比十年前显著恶化。

莆田系医院提供了与三甲医院价格相仿的医疗服务，但整体医疗水平非常低，不仅差到高水平的医生不愿意和莆田系沾上关系，连莆田系老板也不希望自己的医院被贴上莆田系的标签，很多员工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为莆田系医院工作。

私立医院能够吸引高水平的医生加盟，提供与三甲医院相仿的高水平医疗，但是和睦家等医院的价格远远超出三甲医院，价格不太贵的深圳港大医院则两年就亏掉10亿元。单个病人享受的医护人员服务增多，自然感觉更舒心，但这样的高成本不是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能够承担。

这就是高度管制下扭曲的医疗体系现状。没错，是有数量众多的病人哭喊着医疗费用太高，可惜在国家不增加投入补贴医保的前提下，被搞成基础服务提供者的三甲医院的价格已经被扭曲压低。低价格、差服务的结果可以看成一种国家强制福利。本该是整个医疗体系中承担各种难题的金字塔尖，被强扭成了基础医疗服务主力军，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导致三甲之外的基层医院全面萎缩，还为试图扭转局面的新入行者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篇8

“我们必须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针对患者需求，以移动互联网思维对医院进行解构和重塑，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

在9月19日第二届西门子杯MBA医疗健康商业创新大赛上，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教授受邀作为嘉宾演讲谈创新，会后《问健康画报》、《医药地理》及丁香园相关记者就“互联网+医疗”对段涛院长进行了一次专访。段涛表示：“互联网+”要触及医院的核心，要以互联网为核心，患者为中心。

互联网+医疗是革命性的创新

自从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后，互联网+医院成为热点。很多人号称要创建智慧医院，打造互联网医院。但事实上，大多数医院做的只是医院+互联网应用而已，并没有触及核心。

“‘医疗+互联网’与‘互联网+医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大多数的医疗机构做的都是‘医疗+互联网’，就是说这些传统的医疗模式（商业模式或运营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顺势而为进行移动互联网化，对管理和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效率和服务，但这种做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医疗的现状。 段涛，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院长，上海市产前诊断中心主任。个人研究方向：（1）子痫前期；（2）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3）成人疾病的胎儿起源。

而‘互联网+医疗’则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针对患者需求，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以移动互联网思维对医院进行解构和重塑，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它就类似于网络电商与传统零售商之间的区别，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医疗模式（商业模式或运营模式）发生了真正的变革。一般来说，传统的医疗行为和模式若没有太大改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医疗领域现状的。”

一妇婴的数字平台领域

在拥抱互联网的道路上，针对产科及新生儿科这样的特殊科室，段涛按照两个轴线安排所有事情――第一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第二是以患者为中心。在就诊过程中，医院的门诊流程可以完全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进行支付，其中包括预约、挂号、诊间支付、医保实时结算、电子报告、账单查询等服务功能，大大简化了就诊流程。“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改变，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解决了公立医院就诊需要在各个环节和部门大排长队的问题。”

同时，与其他医疗机构利用微信支付不同的是，一妇婴的支付方式有两大特色――诊间支付与医保实时结算。患者在进行相关支付之前可以预先通过微信向院内账户充入一定的金额，之后每次支付的自费部分就会自动从该账户余额中扣除，同时医保患者也可以通过诊间支付的模式完成医保的实时结算，大大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而对于患者微信充值余额的管理，一妇婴则实现了“当日退”，患者无需操心充值余额的退费问题。

另外，目前一妇婴有很多场景直播应用都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手段来实现的。比如，一些准爸爸因工作原因或其他原因，可能无法去医院陪产，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痛点，一妇婴专门设计了相关的微信应用，只要患者及其家属允许，分娩直播过程及宝宝的检查化验报告都能进行传送展现；万一孩子早产入住NICU，还可以通过微信使家属了解早产宝宝的体重、奶量、照片和视频。

采用SPO管理 保证产科质量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与医院管理者，产科的质量不是口头说说就能解决的，就此，段涛及其团队制定了一套产科质控体系，利用SPO（Structure组织架构，Process过程，Outcome结果）管理以保证产科质量。同时，一妇婴在开展任何一个新技术时都需要坚持“制度先行、规范先行、培训先行”三大原则。另外，段涛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一妇婴会启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妇产科专科模拟实训中心，中心将配置与真正产房和手术室一模一样的模拟环境，高仿真的模拟病人。“其中会包括模拟生孩子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一种不利情况，我们将安排大家在模拟病人身上进行团队演练，直到配合完美为止。这样方能让所有医生及护士在遇到类似的真实情况时能应对自如。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犯错的空间和概率就会很小。”

Q&A

《问健康画报》：上海的公立医院中，“一妇婴”走在互联网医疗的前端，您为什么会大规模地运用互联网呢？

A：首先，我们需要提高效率，用移动互联网去改变我们的管理和服务；第二，与我们医院患者的特点有关，我们医院的患者75%是40岁以下，75%以上一年复诊3次以上，若我们还是照搬过去传统的诊疗服务模式，患者及家属就会有所不满，我们必须选择去积极拥抱互联网；当然，我本人对互联网也很感兴趣，我觉得相比其他方式，运用互联网的效果会更好更快一些。

《问健康画报》：现在有很多民营妇产医院在不断崛起，您是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的？作为一名管理者，会担心人才流失的风险吗？

A：我倒是乐见其成。我认为不论是在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只要病人满意，客户满意，那就够了。所以，要体现以患者为中心，只要患者满意开心，去哪家医院都没有问题。我们有信心这个市场足够大，只有整个行业好起来，整个生态才会好，如果行业不好，那我们肯定也不见得多好。

篇9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公司说擅长的补贴模式，能否最后拿下医疗和移动健康市场?对于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之间的补贴大战，对于电商购物和支付补贴领域的大战，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药品和与之关联的健康服务领域，补贴模式还能否调动起患者的积极性呢?况且这背后还有医院和医药市场、患者等好几个难题需要攻克。

对于移动医疗领域的互联网颠覆而言，主要是存在这个几个点。

一个是病情诊治的移动化，也就是患者可以通过智能移动终端直接和医生对接，获得专业的诊治建议;一个是医院流程的互联网化，也就是说将医院的挂号、门诊、检查和取药的手续全部互联网化，当然这其中需要和医院做十分密切的配合;还有一种就是医药电商模式了，从2014年的春季，中信21世纪拿到第一张“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试点资格证”，到9月份6部委联合发文放开管制，这个医药电商市场就开始沸腾了。

目前国内医药电商规模约42亿，仅占国内OTC药品市场的1.68%，占比整个医药市场仅0.035%。因此，门诊领域的部分处方药放量将是电商扩张的主要动因。

相对而言，如果从产业流程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实医疗领域也有部分服务是标准化的，还有部分服务是非标准化的。例如，医院的挂号、取号、预约和检查等服务是标准化的，进行移动化的布局阻力也是最小的，因为这个是程序性的事项。但是，一旦涉及到了具体的病情诊治和处方药的购买、支付，那么这个流程就不那么标准化了，而且会遇到主要的麻烦。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逻辑很简单，医生给病人诊治并开具药品之后，部分处方药是可以在网上公开销售的，那么用户就可以扫描药品清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线上的药品购买，而且还可以获得互联网公司的补贴。对于用户而言，提高了效率，获得了优惠，对于医院而言，也减轻了药品配送和管理的压力，对于医药电商领域的参与者而言，也获得了涉足这一市场的切入点。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首先，对于医院而言，开放药品清单市场是一个较大的门槛，因为医院也是有一个现金流的，而药品销售和医药服务是主要的来源之一(以药养医模式)。一旦这个药品销售的入口被互联网公司所掌控了，那么医院在整个环节中就只剩下给客户面对面的诊治服务了，从整个医院集团的利益考虑而言，或许是一种损害。就和银行被零售化的移动支付所后台化是差不多的逻辑，一旦医院的前端挂号、检查服务被互联网化，后端的医药配送也被互联网化，那么医院就成为了一个医疗诊治的线下服务场景，但是自身的环节已经被分离。

从实际的运营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此前，阿里健康的“处方电子化平台”在河北和杭州试运行。这亦是中国第一个将医院的电子处方单分流出来的平台。这对于医疗市场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今以后一头独大的医院售药现状将被改变，药店行业将增加市场空间。但药店、医药商业公司多位人士似乎并不领情。如果没有政府的合作医院和强力推行，恐怕线下的医院不会买移动医疗的账。

其次，对于医疗电商而言，目前在移动医疗行业的参与环节主要是处方药的线上销售，通过医院分流出来的处方药名单进行线上的竞争和推介。患者将处方单上传至该处方平台后，如果选择药店拿药，线上合作的、有该药物的药店开始抢单。

篇10

在功能手机时代，日本曾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互联网发展大国，由日本首创的运营商――SP模式、二维码、手机钱包等移动互联网服务，曾经深刻影响了世界。

作者认为，日本是全世界移动互联网最成熟的市场之一，日本市场的经验教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产业链各方少走许多弯路。如果抛下成见多看看日本，会发现我们的信息通信行业和日本有许多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