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1

一、引言

自2009年底以来，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稳步推进，2013年2月20日“国五条”的出台，充分显示了管理当局继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决心。在这一调控背景下，除政府鼓励的公租房、廉租房、棚改房等保障房建设项目以及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建设项目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外，其他房地产开发项目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加大，各类房企不得不转向其他方式进行融资。

杨泱（2009）认为应该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减少对银行的依赖，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以及引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刘旦（2011）提出解决我国房企融资问题的两个方法：培育债券市场和大力发展房地产信托基金。刘志敏（2011）认为除传统的“自有资金+预收款+银行信贷”外，还有信托项目融资、资本市场融资、私募股权房地产基金、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和夹层融资等选项。王秀玲、李文兴（2012）也提出了相似的选择。

这些研究都是以房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区分不同实力房企融资问题的往往是针对中小房企融资进行的相关研究。杜广如等（2010）对中小房企融资渠道进行了研究，认为应该拓展证券融资、债券融资、信托融资和合作融资等渠道。王治国等（2012）从控制权、资本成本、现金流的权衡方面比较了三种中小房地产融资模式，认为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在宏观调控背景下，讨论中小房企融资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谢娜等（2009）对新形势下我国中小房企融资进行了SWOT分析，提出中小房企应走专业化道路，加强内部管理，加强合作联盟，同时不断拓宽融资渠道。王根兴等（2011）认为在当前银行贷款难度加大、房企再融资遭拒、房地产信托融资受限和预售资金监管全国蔓延的背景下，中小房企应该调整心态，制定多元化融资发展战略，探索有效的民间融资方式，建立中小房企发展基金和互担保制度，寻找合作开发，积极进行房企融资创新。

而事实上，在众多研究人员列出的各种传统和创新融资方式中，不同实力的房企通过某一方式融资成功的概率和融资成本各不相同，房地产金融市场呈现市场分割特征。这种市场分割现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调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市场主要资金来源

1、公开市场资金

公开市场资金指房企在国内外公开市场上通过发行新股、增资扩股、股权转让和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在目前宏观调控背景下，房企在国内公开市场发行新股或再融资实际上已暂停，部分实力强大的公司尝试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债券或股票进行融资。

2、银行资金

可以投向房企的银行资金包括两大类别：一类为银行贷款，当前银行可以提供给房企的贷款包括拆迁贷款、开发贷款以及其他抵质押贷款，在目前宏观调控背景下，针对房企的银行贷款要求高、审批严、额度受限；另一类为银行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在目前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理财产品不能直接或通过“银信合作”投向房企，而通过“银证信合作”等通道业务方式投向房企也逐渐被收紧。

3、信托资金

除了以前广泛被采用的“银信合作”和“银证信合作”等通道业务方式之外，信托资金也可以直接发行房地产信托产品。当前宏观调控背景下，不同信托公司发行房地产信托产品时对房企的要求不一，总体上比银行贷款要求要低，投向房企也可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如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明股实债”和带债权转换权的股权投资等方式。

4、资产管理公司资金

东方、华融、信达、长城等资产管理公司往往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为房企融资，在实际操作中，也有资产管理公司为房企提供担保以取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

5、商业运营资金

房企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有一些通用的融资方式，如项目股权融资，股东借款、建筑商垫资、商品房预售款等。

6、私募地产基金

私募地产基金近年来发展迅猛，一些基金管理机构和投资公司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成立有限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再以股权或债权方式投向房企，对房企而言，虽然融资条件较低，融资方式灵活，但融资成本也偏高。

7、民间借贷资金

民间借贷指房企向特定的个人、企业、小贷公司融资，这部分资金成本更高，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合规性风险。

三、调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市场资金需求方分类

关于房企的分类，2000年中国建设部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部长令第77号），在该份文件中，依注册资本、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时间、近3年房屋建筑累计竣工面积、连续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100%的年数、上一年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专业管理人员人数等多个指标，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分为四级（不含暂定资质）。不同资质的房企的融资可得性的确存在差异，例如在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信托融资时，往往要求融资方满足“四三二”条件，其中的“二”即指融资方至少具备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在财务统计工作中执行新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资厅评价函〔2003〕327号），在《部分非工企业大中小型划分补充标准（草案）》中依从业人数和销售额将房企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三个类别，其中从业人数200人以上，销售额1.5亿元及以上的为大型房企，从业人数100—200之间，销售额1000万—1.5亿元之间的为中型房企，从业人数100人以下，销售额10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房企。这一分类标准对于研究不同规模房企融资可得性差异意义不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商品房销售价格已经大幅上涨，目前销售额超过1.5亿元的房企比比皆是，都归于大型房企已经失去了划分类别的意义。

事实上，任何时间在从业人员、开发面积、销售金额等方面设置一定的标准来对房企进行分类，经过房地产市场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可能都会遇到分类意义不明显的问题。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拟将我国房企分为四类：超级房企，指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前30位的房企；大型房企，指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31—100名的房企和各省、计划单列市区域龙头房企；中型房企，指取得房地产二级开发资质及以上的企业中除去超级和大型房企以外的企业；小型房企，指除上述三类房企以外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另外，需要强调的时，由于保障房建设是宏观调控中的鼓励发展的一个特殊类别，本文中所指的房地产项目不包括这一类项目。

四、调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市场分割特征

1、超级房企的融资可得性分析

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前30位的超级房企可以通过上述全部渠道融入资金，相比较而言，海外公开市场股权或债权融资的主力军就是这一部分房企。银行贷款对其他房企或许很难，但对这部分房企则相当容易，只要能满足银行贷款的基本要求，如四证齐全、35%的自有资金投入，即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在目前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也更愿意对这部分房企贷款，以前贷给其他中小房企的贷款到期后，银行可能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贷款额度转移到这部分房企上来。而资产管理公司资金和民间借贷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这些超级房企而言，除非没有合适的项目满足银行贷款要求或短期资金极度紧张，否则不会融入这些资金。这一类房企也会注重信托公司融资和私募地产基金融资，其中信托公司融资更偏向于单一信托，因为相对于集合信托，单一信托在融资条件上更为灵活，融资成本也相对更低；而这类房企通过私募地产基金融资往往是基于某项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或支持本企业关联私募地产基金企业的发展等考虑。

2、大型房企的融资可得性分析

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处于30—100位之间的房企和省区龙头房企中也有一部分尝试在海外公开市场上股权或债权融资，受市场影响力和信用评级的影响，这部分房企在海外市场上通过股权融资会更困难一些，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也会高出不少。这部分房企也可以相对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贷款，但是银行贷款条件比较苛刻，难以满足这些房企的全部资金需求，因此，这部分房企对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两个渠道融资比较重视。相比较而言，信托公司对合作房企和标的项目都有一些限制条件，部分信托公司仅对综合实力排名前100或50名的房企提供融资服务，合作项目往往也要求四证齐全，房企自有资金投入不低于35%，而这部分房企往往具备一级开发资质，之所以没有从银行获得贷款，一方面受限于当前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银行房地产贷款额度，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可以采取“明股实债”的操作手法，先期以股权进入，等满足债务融资条件时，再转换成债权或由融资房企溢价将股权回购。而资产管理公司则更灵活一些，这些公司往往采取收购债权的方式为房企到期债务加息延期或在有反担保的前提下提供担保让其他资金方借款给融资房企，因此融资的核心是提供完备的担保措施，如土地使用权或在建工程抵押、上市公司股票质押、上市公司或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保证等。

3、中型房企的融资可得性分析

依前所述，中型房企具备二级或以上开发质资，理论上，只要取得四证，自有资金投入达到35%，是可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但在当前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贷款额度受限，各银行大多对发放贷款的房企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综合实力全国排名100名，省区龙头等，因此，除了区域性银行或与特定中型房企往来密切的全国性银行地区分行之外，很少有银行对这部分房企贷款。中型房企一方面只能拿出优质的项目，如四证齐全的项目，尽力从一些房地产信托额度较充裕的信托公司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在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之后，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从资产管理公司获取资金。但从整体来看，中型房企从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获得资金难以满足全部的资金需求，特别是那些急需资金拿地的中型房企，只能另觅融资途径，私募地产基金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选项。与银行贷款、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资金相比，私募地产基金融资要求相对较低，融资方式更为灵活，但融资成本则更高，有部分私募地产基金以债权方式为房企融资，综合成本已接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上限。

4、小型房企的融资可得性分析

小型房企不具备二级开发资质，同时存续的年份往往比较短，完成的商品房开发量比较小，从银行、信托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取得资金的可能性要小很多，除了项目股权融资、股东借款、建筑公司垫资、商品房预售款等一般融资途径外，从私募地产基金和民间借贷获得融资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两方面资金的综合成本非常高，往往除了合同中约定的大约相当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借款利率外，往往还会另签合同，以其他名目支付较高的融资成本。

不同实力房企从银行、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地产基金和民间借贷组织成功融资的可能性存在较大差异，而同一公司从上述途径融资的成本是逐渐上升的，同时，实力越强的公司从上述某一途径融资的成本越低，这种融资可得性的差异以及不同方式融资成本的差异是当前宏观调控背景下分割的房地产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

五、调控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市场分割的影响

1、房地产市场格局改变

（1）房地产市场集中程度提高。房地产行业具有资金密集的特征，由于实力越强的房企融资渠道更多，融资成本更低。随着宏观调控的继续，这种优势逐渐得到巩固，实力雄厚的房企在拿地、商品房建设等环节的财务成本将越来越显著地低于中小房企，这无疑会实际地提高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那些实力不强、融资无门的中小房企要么没有足够的资金拿地和开发，要么因为融资成本过高而经营压力巨大，市场留给这部分房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因此相当部分的中小房企将逐渐从房地产市场上退出。而超级房企和大型房企却凭借在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方面的优势趁势扩张，挤占中小房企退出竞争后的市场空间，这种状态的持续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提高房地产市场集中度。

（2）不同实力房企区域和业务重点分化加大。相当部分中小房企不会立即从房地产市场退出，而是首先从那些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二线城市退出，转战土地价格相对便宜、开发成本相对低廉的三、四线城市。随着国家将城镇化上升到发展战略层面，众多中小房企甚至将目光瞄准了小城镇房地产开发，这一形势发展的结果就是一、二线城市的主要开发商将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超级和大型房企，而三、四线城市和小城镇的主要开发商将是那些实力有限的中小型房企。

除了开发区域分化外，不同实力房企的业务重点也可能逐渐分化，在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二线城市，实力雄厚的超级和大型房企将继续开发住宅、商业项目，而部分实力有限的中小企房企可能瞄准容易被超级和大型房企忽略的一些细分市场，如特种工业项目、特色商业项目，这些项目属于非传统的房地产市场，在市场中所占比重较低，但只要做出特色，能被市场认可，少数中小房企还是可以凭此生存并发展的。

2、房地产金融市场格局改变

（1）超级、大型房企加快构建自身金融服务体系。由于房地产市场属于资金密集行业，为了提升自身的融资服务能力，许多超级、大型房企加快了自身金融服务体系培育。如国内房地产市场领军企业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就有珠海华润银行和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万科自身旗下的上海万丰友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于2011年涉足私募地产基金，这样一来，如果有需要，万科的关联方珠海华润银行和华润深国投信托可以为万科的地产项目提供贷款和信托资金，其旗下的万丰友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可以为其地产项目募集资金，从目前来看，这种融资服务内部化战略有效地降低了万科的融资成本，其他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对万科提供资金时，在议价能力方面会大打折扣——如果成本偏高，万科至少可以声称通过其上述关联金融机构来低成本地解决资金缺口。当然，像万科这样股东和自身实力非常雄厚，能够成功地构建自身多业态金融服务体系的房企并不多见，但近年来，国内一些实力非凡的房企都开始重视这一工作，较多的超级、大型房企已经设立了自己的私募地产基金管理企业，如金地集团设立的稳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再如复地集团旗下先后设立了智盈投资、星浩资本和共赢资本等多个地产基金管理平台。

（2）房地产金融风险向银行外转移。中国统计年鉴（2012）的数据表明，我国房地产投资主要资金来源中，银行信贷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23.1%下降到2011年的15.2%。虽然有研究表明，其他渠道中有相当部分资金也来自于银行，但在当前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中，非银行资金供给不断增加是不争的事实，如私募地产基金，据估计，2012年私募地产基金超过2000亿元。而近年来，监管当局出于控制银行风险考虑，不断收紧银行间接为房地产项目融资的各种通道，如2010年7月，通过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市场通称“银信合作”）为房企融资被银监会叫停，而2013年3月，银监会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合理控制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总额并加强管理，这意味着银行理财产品通过证券公司成立资产管理计划再通过信托公司为房企融资（市场通称“银证信合作”）的通路被大幅收窄。在此背景之下，可以预期银行资金和银行理财产品借道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间接投向房企将日益困难，这势必为其他房地产融资渠道让出市场空间。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就是房地产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外聚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海外债券市场、私募地产基金和其他民间金融机构将承担更多的房地产金融风险。

（3）房地产金融风险向中小房企和三四线城市转移。一般而言，实力越强的房企，融资机会更多，融资成本更低，超级房企和大型房企将面临更低的经营风险，同等条件下，将可获得更高的利润，对应地，中小型房企融资渠道相对较少，融资成本也高出不少，将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同等条件下可实现利润也更低。因此，虽然超级房企和大型房企融资额会比较大，但房地产金融风险却更多地向中小房企集中。与此同时，由于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准入门槛日益提高，往往只有超级和大型房企能在这些城市持续经营，中小房企则会向三四线城市转移，因此，房地产金融风险伴随着这一转移进程也向三四线城市转移。

（4）管理部门对房地产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如前所述，房地产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外转移，而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地产基金公司和其他民间金融机构业务相对灵活，各种合规、灰色或不合规的金融创新比较踊跃，有一些房地产金融活动处于目前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监管空白地带，而发改委、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经验不足，监管职能不全，因此，在较长时间内，对房地产金融监管，特别是对银行体系外的房地产金融监管面临较大的困难，需要各主管部门健全监管职能，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能力，加强监管合作，有效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六、结论

本文以对房地产市场持续的宏观调控为背景，从各种资金来源和不同实力的房企供需两方面分析了房地产金融市场分割的表现及影响。结论是：在当前房地产调控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房地产金融市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市场分割的特征，实力越强的房企融资途径越多、融资成本越低，而那些实力偏弱的房企成功获得融资的途径有限，且成本高昂。这种市场分割特点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将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实力强大的房企凭借其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优势，将逐步提高房地产市场集中度；另一方面，不同实力房企在业务区域和业态方面的差异将日益显著。这种市场分割特点对我国的房地产金融市场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一些实力强大的房企将不断培育自身金融体系，努力实现融资内部化，房地产金融风险向中小房企和三、四线城市转移。

（注：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292）和湖北经济学院横向研究项目（HX13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泱：我国房企融资结构现状及优化研究[J].当代经济，2009（14）.

[2] 刘旦：我国房企融资模式研究[J].中国房地产金融，2011（7）.

[3] 刘志敏：货币紧缩政策下的房地产融资趋势分析[J].金融经济，2011（24）.

[4] 王秀玲、李文兴：我国房地产融资创新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2（1）.

[5] 杜广如、赵君彦、赵兰霞：中小房企融资渠道研究[J].开发研究，2012（2）.

[6] 王治国、万迪昉、高艳慧：控制权、资本成本、现金流和中小企房地产融资模式[J].当代经济科学，2012（7）.

[7] 谢娜、张红：新形势下我国中小型房企融资的SWOT分析[J].中国房地产，2009（6）.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2

一般认为，风险就是一种不确定性。风险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可预测性、不利性以及和收益的对称性。

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是指因未来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进而存在于银行的交易和非交易业务中。

一般而言，引起市场风险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意外事件等，这些因素反映在市场上，就造成了市场在很短时间内的急剧波动，因此，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或操作风险等相比，往往更加复杂，更加隐蔽和突然，危害程度相当大，会引致系统性风险导致银行倒闭。商业银行市场风险有以下几类：

1，按账户类别划分：市场风险存在于银行的交易和银行账户中。交易账户主要包括因交易目的或是为规避交易账户其他项目风险而持有的可以自由交易的金融工具和商品头寸。银行账户包括除交易账户外的金融工具(包括银行运用剩余资金购买金融工具所形成的投资账户)。

2，按风险类型划分：市场风险可以分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四大部分，分别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由于我国目前银行从事股票和商品业务有限，因此其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1)利率风险：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利率的变化和资产负债的到期日或重新定价期限的不匹配给商业银行经营收益和净资产价值带来的潜在影响。利率风险按照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重新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

(2)汇率风险：是指汇率变动特别是汇率出现与预测方向相反的大幅波动，而给商业银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汇率风险也是一种典型的市场风险。

二、目前商业银行主要使用的市场风险管理工具

目前商业银行在市场风险管理中运用的工具包括：

1，风险价值法：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测度在正常的市场条件和给定的置信水平(通常是95％或99％)下，在给定的持有期间内，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因子发生变化时，某一投资组合预期可能发生的最大的损失。

风险价值通常是由银行的市场风险内部定量管理模型来估算。目前常用的VAR的基本计算方法有3种：方差一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洛法。现在，风险价值已成为计量市场风险的主要指标，也是银行采用内部模型计算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主要依据。

2，敏感性分析：是指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单个市场风险要素(如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变动可能会对银行的收益或经济价值、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

3，久期分析：衡量利率变动对银行经济价值影响的一种方法，即利率水平发生一个小幅波动，某一资产、负债及表外衍生工具及银行整体经济价值将产生的百分比变动。

4，外汇敞口分析：衡量汇率变动对银行当期收益影响的一种方法。外汇敞口主要来源于银行表内外业务中的货币错配。在外汇敞口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可能会给银行的当期收益或经济价值带来损失，从而形成汇率风险。在进行敞口分析时，银行应当分析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以及各币种敞口折成报告货币并加总轧差后形成的外汇总敞口。外汇敞口限额包括对单一币种的外汇敞口限额和外汇总敞口限额。

5，限额管理：在风险定量计量的基础上，国际商业银行主要运用限额管理方法对市场风险进行控制。

市场风险限额主要包括交易限额、风险限额及止损限额等，并可按地区、业务经营部门、资产组合、金融工具和风险类别进行分解，还可以按资产组合、金融工具和风险类别进行分解。

交易限额：是指对总交易头寸或净交易头寸设定的限额。

风险限额：是指对按照一定的计量方法所计量的市场风险设定的限额，如对内部模型计量的风险价值设定的限额VAK等。

止损限额即允许的最大损失额。通常。当某项头寸的累计损失达到或接近止损限额时。就必须对该头寸进行对冲交易或将其变现。

6，情景分析：是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结合设定的各种可能情景的发生概率，研究多种因素同时作用时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在特定情景下的压力损失。情景分析的实践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景分析和假设情景分析。

7，压力测试：是分析最不利市场情形下(在极端情况下)对银行承担的最大损失金额进行的模拟。银行应当通过压力测试来估算突发的小概率事件等极端不利情况可能对其造成的潜在损失，如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要素发生剧烈变动、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发生意外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或者几种情形同时发生的情况。压力测试应当包含定性和定量分析。

8，事后检验(Back Testing)：是指将市场风险计量方法或模型的估算结果与实际发生的损益进行比较。以检验计量方法或模型的准确性、可靠性。并据此对计量方法或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的一种方法。

三、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背景分析

(一)国际背景

1，巴塞尔资本协议和市场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的源头来自于巴塞尔资本协议。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出台，国际银行界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原则体系基本形成，但是只强调信用风险，也就是资产特别是放款部分的信用风险。一直到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再提出修正案，颁布了《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加上了对市场风险做风险计提，还要拨备资本。因此，自1996年巴塞尔资本协议通过之后，商业银行更加重视金融风险管理中的市场风险部分。

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环境日益复杂。为适应复杂多变的风险状况。1999年6月和2001年，巴塞尔委员会又先后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和第二稿。由此，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出现了显著变化――由以前单纯的信贷风险管理模式转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举。

2004年6月正式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风险的定义扩大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各种因素，基本涵盖了现阶段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并力

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加强了对市场风险的监管

市场风险的增大以及监管要求的提高，使国际商业银行不断加强对市场风险的计量与控制。国际银行业风险管控意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提升，各种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以及风险管控的模型逐渐完善，银行业市场风险管控能力才得到有效提升。比如巴黎银行成立了由首席运营官或相关顾问牵头，以风险管理部为基础的市场风险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决定相关重大事项。在市场风险限额管理上，巴黎银行主要采用4种方式：市场风险限额(包括风险价值限额体系、普通限额体系)；内部VAR，模型系统(即MRX系统)、压力测试限额管理、普通限额管理等。法国兴业银行则要求负责内控的团队与交易员一起工作，而全球支持团队主要负责风险确认模型、垒球汇报机制、信息系统管理。

(二)国内背景

1，利率和汇率的改革步伐加快

我国早在1993年明确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并先后放开了对多种利率的管制，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国债市场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等。同时，汇率改革也逐步推进。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使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汇率又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升值2.1％。利率调整的加快和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对市场风险缺乏良好管理经验的中国各主要商业银行开始面对不断增大的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

2，与市场风险监管相关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在我国商业银行面临市场风险管理水平相对较弱、专业人才缺乏的现实情况下，银监会参照新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和要求。先后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监管现场检查手册》等一系列与市场风险监管相关的规章制度，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提升了我国银行业市场风险管理意识并督促商业银行提高市场风险监管水平。

四、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现状

1，对市场风险的管理和监管起步较晚

与国际银行业日趋成熟的市场风险管理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市场风险的管理和监管方面才刚刚起步，市场风险已成为我国银行监管体系中最薄弱的领域之一，

2，市场风险意识普遍较低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利率和汇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较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控制上，对市场风险没有足够的重视。因而市场风险意识普遍较低，对风险管控的重视程度离风险防范的要求甚远。

3，市场风险管理技术及计量方法等方面有较大差距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与控制方法、工具、系统滞后或缺失。不能适应市场风险管理日益复杂化的要求。大多数商业银行对国际主流的风险价值(vAR)分析方法的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能充分运用于市场风险管理的实践。国外很多风险管理工具和理念至今尚未在国内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4，数据信息不完备

数据是市场风险管理系统的生命线，基础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做好市场风险管理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前提。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数据缺乏规范性，数据质量不高，有些甚至是明显失真的或是无效的数据，往往会导致市场风险管理失败。

5，市场风险管理体制不合理及专业人才缺乏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普遍未成立专门的市场风险管理部门，一般由风险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涉及到资金业务与非资金业务时，风险管理部门也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并且，绝大多数银行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缺乏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操作经验，难以达到市场风险管理要求的对市场风险及时识别、量化、模型化以至有效预防的目的。

五、加强我国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对策

1，树立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培育风险管理文化

银行是通过经营风险获利的金融机构，有效管理风险是立身之本。建立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文化是执行银行风险管理制度的保证。建立风险管理文化就是要倡导和强化风险意识，树立包括个个部门、各项业务、各种产品的全方位风险管理理念，推行涵盖事前预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理的全过程风险管理行为，引导和推进风险管理业务的发展。

2，建立全新的市场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一个独立、高效、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组织系统是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基础，我国商业银行应建立一个由董事会、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以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以市场风险管理的支持部门为辅助。与承担市场风险的业务经营部门紧密联系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从董事会到业务层面自上而下的每个部门都有明确的风险管理责任。近年来，大多数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都对其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人员进行了调整和设置，力争尽早成为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全面接轨的商业银行。

3，提升和改进市场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技术

我国商业银行应广泛借鉴国际银行业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和量化模型，将市场风险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同时运用到市场风险管理中去。例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VAR等方法测度市场风险；还可以开发有关市场风险管理软件以完成业务的自动化及动态分析；并且，应当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积极引进和推广全面衡量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在内的一体化分析模型，提高风险管理效率。

4，加快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信息系统是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商业银行需要进行大量的市场风险分析、计量及监测，要求对大量的业务数据和多种分析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及检验等，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是其顺利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所以。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完备、可靠的管理信息系统来支持市场风险的计量、检验和压力测试，并时时监测市场风险限额的遵守情况，提供市场风险的相关报告。

5，重视市场风险管理监督系统建设

按照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有关要求，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风险监察与控制体系，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为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监督系统，目的在于促使商业银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内部的制度、程序。确保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

6，建立有效的及时报告机制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3

除了对中国市场的看好以及资本压力之外，外资行也有着自己的算盘。

“股东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是需要回报的。”一位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表示，大致来讲，股东投入一笔资金，15%至20%的回报是一个基本的合理要求，既然这样大幅增资，至少说明股东对该行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也就是说，在这些股东面前，‘中国故事’依然是一个好故事。”

然而“前景”却未见得一定会指向“钱景”，手头宽裕之后的外资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收入为王

继去年四季度渣打和汇丰分别增资20亿和28亿人民币之后，星展等外资行今年纷纷追加资本金，其中不乏在华成立本地法人以来首次增资的外资行，而增资后的汇丰中国则以108亿元的注册资本成为目前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外资性银行。

“其实以外资行目前开展业务的程度来说，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大。”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表示，虽然中国的监管在新巴塞尔协议之下有趋严的迹象，但是与国际上，特别是亚洲某些国家相比，中国的监管算是比较开放的，“这种以规避风险为本位的监管要求，外资行是认可的，相较而言，股东回报应该是外资行考虑更多的问题。”

以星展银行为例，2011年，星展银行集团的净利首次突破30亿新元大关，创新加坡银行业界的历史高位，而大中华区对集团的收入贡献在去年增加至约30％，中国大陆则晋升为星展集团的第三大收入贡献市场，仅次于新加坡和香港，净利润更实现翻倍增长，超过5亿元人民币。

星展集团主席佘林发表示：“中国正快速成为全球主要的经济推动力之一，星展银行要成为领先亚洲的银行，必须成为中国市场的关键成员。”

而从增资的几家银行特征来看，似乎欧洲和亚洲的银行居多，美资银行偏少，“汇丰和渣打进入中国的时间久、网点多，而其他几家积极增资的外资行大概可以从文化或地域上归结为更加接近中国的银行。”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说，“我认为这也是星展银行最近两年在中国发展较好的原因之一。”

一位就职于华尔街的美资银行人士则表示，外界对于中国市场的前景是有不同声音的，就像一些投行大规模抛售中国某些银行的股票，一方面也许是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对中国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

据他所知，某家银行的中国区高层一直希望股东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曾经去总部游说过好几轮，但是最终在股东大会上还是没能通过。

占领市场

关于此次增资，摩根大通方面表示，更好地应对变换的监管环境以及提升银行的流动性，扩大分支网络以及进行人员的招募和培训。

而星展中国则计划将资金投入用于开拓网络、增聘人员、设备升级、优化个人以及企业银行网上银行平台。

“虽然大家都会这样讲，但是我认为外资行新增资金首先投入的会是贷款领域。”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称。

根据监管要求，本地法人银行单一客户授信额度上限为注册资本金的10%，单一集团授信不超过资本金的15%。

可以说，中国本地法人银行是连接摩根大通所有批发业务的全球客户战略的核心组成，增资前摩根大通40亿人民币的资本金决定其单一客户授信额度上限为4亿人民币，这样的授信额度无法满足诸如大型跨国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等主要客户的需求。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法人银行希望能够向客户提供其合理所需的授信额度支持，以满足其对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摩根大通方面表示。

这其实也是许多银行增资后资金的重点投向之一，“对于本地优质客户的争夺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竞争，也是增资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看到效果的事情”，前述欧洲外资行中国区行长表示。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4

全球旅游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旅游业是各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已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旅游业综合性强、成长性强、带动面宽、市场空间广阔，是优化城市经济结构、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旅游业也是发展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引擎。如何把旅游业做成银川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2011年4月以来，笔者参加市政协专题调研组，以“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切入点，对我市旅游产业情况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掌握大量信息资料的前提下，根据我市旅游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客观分析了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并就我市旅游业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措施提出了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供市委政府决策参考。

一、银川旅游业最近几年的主要成绩（一）银川旅游业发展不断有新思路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路走来的。“十一五”期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三个中心一个目的地”的城市建设新定位，明确了以“西北风情”和“运动休闲城市”建设作为重点的战略新目标，从而使旅游产业的发展不断引向深入。

（二）银川旅游的业绩有新增长

201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95.87万人次，同比增长2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6.48亿元，同比增长28.5%；接待入境游客1.5万人次，同比增长37.2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506.83万美元，同比增长48.72%。

今年1-5月，以门票为例，不但保持了平均百分之二十的增长速度，西部影城和黄沙古渡更有同比超过30%、40%的上佳表现。

（三）银川旅游产品呈现新业态

在镇北堡影城、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中华回乡风情园、水洞沟、黄沙古渡等，成为我市面向国际、国内中远程市场的主干景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的同时，在产品结构上，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度假休闲型产品成为我市旅游产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以颐和生态园沙漠高尔夫、西夏城自驾车营地等中高端旅游产品为代表，标志着我市\"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建设迈开步伐。会展旅游、沙地湿地生态旅游和休闲运动蓬勃发展，标志着我市旅游业正在逐步由单一产业型业态向复合型、效益型产业业态转变。

（四）银川旅游景区打造获新成果2010年，以出卖“荒凉”闻名天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继续领跑全国旅游民营企业和区市旅游业。在他们改建了售票大厅，新建了游客服务中心，开展多项民俗表演，提升服务档次等不懈努力之后，荣膺5a级景区和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殊荣。打破了过去银川没有一家5a级景区的尴尬局面，激励了银川旅游业界的创新精神，提升了银川旅游业的水平和地位。另外，银川市还荣获“2010第二届中国十大休闲城市”奖，进入了“2010中国城市榜全国网民推荐的中国旅游城市”前20名。

（五）多元化投资为银川旅游添新活力“十一五”期间，以西部影城为代表的民营景区，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同期国有景区。目前，伴随着黄河金岸的建成通车，华夏河图、长河湾国际生态旅游度假中心等一批投资规模大、起点高的生态旅游项目相继落户我市，为我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市旅游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

（六）银川旅游营销有新拓展

在旅游营销方面，始终坚持“内引、外联、远扩”的战略和“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联合宁夏旅游在重要客源市场新闻媒体制作广告，共同邀请媒体记者来银采风、踏线，改变传统促销方式，牢牢锁定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地区等重点市场，加大了在西安、太原、兰州等周边省区市场的促销，加入了中国西部帝王陵区域旅游合作联盟等。今年为共同打造西北风情旅游目的地城市，联络协调了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大景区，于3月4日成立了银川市旅游促进委员会，从体制机制上为强化银川旅游营销工作搭建了平台，提供了保障。

二、银川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银川旅游业总量还不够大、发展还不够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银川市国内游客接待平均增长量19.55%，都没有突破20%的份额。

银川旅游2006-2010年主要发展目标完成情况

银川旅游总收入占gdp的4.8%，远远低于西安的12.5%，桂林的15.18%，昆明的13.4%和扬州的13.7%，甚至也低于西部邻近的延安的8.64%和西宁的7.41%。这说明银川旅游总量不大，尚处于行业发展的自然增长阶段。分析其原因，凭实力银川可能与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的西安、桂林等城市没法比，但应该不比西宁、延安和榆林差。目前的差距之大，与我市旅游发展缓慢，重视程度不够，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不好不无关系。

（二）银川旅游要素和旅游市场发育不全首先是“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不健全。在“吃”上，缺乏在国际国内市场叫得响的品牌；景区及其周边的餐饮规模普遍较小，档次低、卫生状况差、特色不明显，农家乐仅“乐”了一张嘴；具有回族特点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专营市场尚未形成，难以吸引更多旅客，特别是穆斯林前来观光旅游。

在“住”上，行业缺乏统筹规划，高中低档次业态比例不合理。去年在银川的一些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旅游高峰期，出现“一房难求”现象。旅游饭店业普遍存在“半年闲”的窘境，淡旺季问题突出。

在“行”上，银川东线已有3个4a级和1个3a级景区，却不通公交。银川贺兰山东麓开通或加密的旅游交通线路车辆遭到民营中巴车的围堵。旅游汽车公司无场站，旅游专线全部亏损经营。

在“游”上，“有说头、少看头、没玩头”是目前银川大多数景点的通病。旅游景点作为一种产品不能吸引人、留住人，吸引不了回头客，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景区还仅仅停留在观光层面。景区文化创新能力不足，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与游客的互动参与性、娱乐性结合创意少，缺乏核心竞争力“四度”：产品差异度、品牌知名度、顾客忠诚度、市场美誉度。

在“购”上，虽然银川自古就是“塞上江南”，特产丰富，作为“购”的原材料如“五宝”或叫“新五宝”等的基础条件很好，但在旅游商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方面，一直以来缺少产业规划、产业园区和具体政策，基本处在自由发展、无序竞争、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在“娱”上，银川唯有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能让游客留下“真好玩”的赞语，其他景区文化创意缺乏，与游客互动参与性、娱乐性结合差。城市旅游产品内容单一，夜间文化生活单调，缺少娱乐性和有震撼力的演艺表演，缺乏旅游文化浓郁氛围。

其次是旅游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旅游企业没有一家产值过亿元的，旅行社尚无国内百强上榜企业，银川旅游企业整体呈现弱小散的状况；旅游市场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等未能建立，与旅游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产业要素市场未能有效培育，旅行社、酒店、景区等企业融资困难，创意人才匮乏，管理人才奇缺，“用工荒”现象突出。

（三）国有景区遭遇体制机制瓶颈国有景区（点）旅游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与民营景区相比始终处于下风。过去为鼓励创业，稳定人心，把西夏王陵景区和贺兰口岩画景区特设两个正处级事业机构，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今天看来，体制已不适应两大景区的发展需要。旅游新产品大多是创意产品，需要“短平快”，如果为搞一项创意项目，申请手续走机关程序，就难免赶不上趟，成明日黄花。现有的用人机制缺乏吸引力和灵活性，僵化的用工制度留不住人才，企业难有创新活力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调研中，国有景区齐声喊“不要钱，要政策”。看来我们的政策稀缺，体制不灵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

（四）银川大多数景区旅游资源环境堪忧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植被和景观因自治区林业厅下属单位违规建设墓地受到破坏；镇北堡影城的景观天际线受到损害；水洞沟明长城上空的高压线、周边制砖厂严重破坏原生态人类遗址景观，红山湖水资源因宁东宝丰集团发生污水泄漏事故造成严重污染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拜寺口景区农户、平吉堡农场职工迁出景区范围问题没有解决等等。

（五）银川旅游缺少总体规划和具体政策支持银川至今没有出台宏观指导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西安市2005年一次性投入200多万元编制旅游总规，并连续完成了六个配套规划，形成了一个由宏观中观到微观，由市级到区县到景点的各级规划体系。科学发展需要规划先行，否则就像西夏王陵博物馆一样，若干年后又要推倒重来。待批的银川市旅游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送审稿），尽管旅游部门作出很大努力，内容很充实，但因缺少总规参照，往往在关键处缺乏高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国发[2009]41号文件下发已一年半时间，银川却没有结合实际的具体落实文件。

银党发[2004]33号文件《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内容很好，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落实得不理想，以致“力争到2010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达到700万人次”的总目标落空。所以，旅游业发展政府主导不到位是不争的事实。

三、大力发展银川旅游业的几点建议（一）进一步增强发展银川旅游业的紧迫感旅游业是当今世界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可持续发展产业，也是关联度大、牵引性强的产业。发达国家如日本，2003年就确立“观光立国”战略，美国奥巴马总统2010年3月签署《2009年旅游促进法》，他们都从国家发展战略强调发展旅游业。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100多个。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1个旅游从业人员可以带动相关行业间接就业5.7人。随着我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大众旅游已悄然降临我们的生活。王歧山副总理今年4月讲，“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均将达每年两次旅游。中国旅游业巨大的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巨大的潜力正在逐步放大。以国发[2009]41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和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确立为标志，我国旅游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银川发展旅游，既有国家对产业性质的明确定位，又有2010年5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发[2009]41号等文件政策支持，又有回族自治区首府城市地位和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有旅游资源禀赋的优越条件。我们发展旅游不愁市场，又有资源，何不放手一搏？旅游产业是个无止境的产业，当下的我国旅游发展已进入深化阶段，其显著标志就是：旅游客源从自然性增长到竞争性增长，旅游市场从等客上门到开拓客源，现在已明显地走上了竞争客源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要认清银川旅游所处的境遇和地位，抛弃漫不经心，增强竞争意识和发展旅游的紧迫感。

（二）把银川确立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目前，我们为银川这座城市确立的旅游发展目标较多，比如“西北风情旅游目的地”、“运动休闲城市”、还有“塞上湖城、休闲之都”等等。目标多、口号多说明银川资源丰富，可塑性强，但还是太零散，缺乏高度浓缩和提炼。我们应该站在国际国内的高度，在旅游坐标中寻找银川的地位。既要有战略的眼光，又要有历史的眼光，还要有技术的眼光。我们认为把银川打造成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是合适的。目标高悬才能激励斗志，才能心无旁鹜地去追求梦想成真，才能以更高的起点、更高的规格、更严的要求来规划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事实上，银川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地位、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和塞上江南的美名，其资源禀赋足可以与之相匹配。第一，灵武恐龙化石、水洞沟古人类遗址、贺兰山岩画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这些资源不仅吸引国内游客，也同样吸引国外游客，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第二，银川旧称“宁夏城”，是“塞上江南”最精华的地段，这座移民城市厚重的文化积淀有待世人开掘。大庆可以为“铁人”王进喜建一座纪念碑式的陈列馆，银川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移民文化也是可以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第三，西夏古都也是银川独有的资源。如果我们以一种创新思路和包容精神去囊括国内外所有的西夏文化遗存，一定可以使“西夏古都”的内涵丰富起来，其震撼力远不止是观赏王陵的沧桑荒凉。第四，回族风情虽说不是唯一，但首府地位使我们尽享优越。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中心地位，把主体民族的文化展示到极致。“回族风情”这张牌不但国内客源市场大，世界穆斯林都是潜在的客源（当然，银川可供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远不止这些）。第五，从西部影城等品牌景区（点）的实绩看，银川不乏有识之士和旅游实战专家，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再加如能向外广揽人才，银川旅游产品与资源优势得到深度结合，从而实现脱胎换骨的品位提升，成功实现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是可以期待的。届时，银川旅游做到“国内响当当，国外有影响”并非空想。

（三）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责无旁贷政府主导，不仅是国家政策规定，也是国内旅游发展最成功的经验之一。近年来，由资源枯竭型城市而成功转型为旅游城市的河南焦作市、山东枣庄市，以及旅游发展取得世人瞩目成就的四川省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不遗余力地坚持政府主导战略。我市近年来旅游业虽然成果明显，但是仍属于旅游欠发达城市，这就更需要坚持政府主导战略。为此我们建议：一是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银川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以宣传、旅游、发改、财政、规划、国土、文化、交通、体育、卫生、安监等部门为成员，主要负责本市旅游发展战略与改革措施制定与组织实施，协调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重大事宜。二是尽快高起点编制银川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十二五”旅游发展专项规划，以及重点区域重点景区的规划，构建完善旅游规划体系。三是尽快出台针对性强、简练实用的支持银川市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四是以信息化建设推动银川旅游转型升级。建设集旅游信息咨询、旅游引导、旅游投诉与管理、旅游信息于一体的公共信息平台。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商业购物网点、重点景区、酒店宾馆等公共场所合理布局信息终端，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功能。开展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络预订和网上支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建旅游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全面提升旅游企业、景区和城市的旅游信息化服务水平。五是健全旅游监管体系。以发展旅游的眼光，充实旅游监管部门人员编制，成立旅游执法监察大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和旅游投诉处理，加大对旅游景区资源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对文物景区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的监管。对旅游中的各种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对队伍机制建设提供必要的人员经费保障，以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四）下大力完善银川旅游产业要素建设在“吃”上，做大做强清真餐饮品牌，以回族科学卫生健康的饮食文化营造银川吃的地方特色。其次要加强和规范旅游餐饮市场管理，建设地方特色餐饮一条街。

在“住”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我市目前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和旅游饭店业发展现状，加强发展规划，优化结构，引导不同星级饭店均衡发展，为旅游饭店项目规划、立项、论证、审核、设计等做好服务工作。落实宾馆饭店与一般工业企业同等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

在“行”上，要在出台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同时，做好城市旅游的专项规划。开通银川东线、宁东旅游区和永宁中华回乡文化园的公共交通。协调自治区交通厅，早日解决西线高家闸和东大门过河收费站“卡脖”现象。解决旅游汽车无场站问题，对亏损的景区旅游公交专线应该给予财政补贴。

在“游”上，文化是旅游的核心，也是旅游景点的灵魂。纵观银川现存的各种自然历史人文景区，其最高层面的文化分类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应该是：华夏文明、西夏遗存和回族风情。在三大文化特色的景区中，最具潜力的应该是贺兰山岩画。太阳神岩画可以作为银川旅游的标志，银川可以“岩画之都”向世人展示。只有确立了主打产品，银川旅游才有方向。深入挖掘在银川大地上的华夏文明、西夏遗存和回族风情的文化内涵，把一批地方特色的景区打造成一流的旅游产品，旅游的吸引力才会真正增强。

在“购”上，银川是“塞上江南”，物产丰富，特色资源享誉海内外。银川地方不大，但游客很少空手而回。

从吃穿用到文化艺术用品、纪念品都别具特色。建议制定出台旅游商品发展中长远规划及扶持发展政策。

从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支持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尽快建设银川旅游商品集散中心和旅游商品购物一条街。

在“娱”上，要象西部影城那样不断以新创意增强景点与游客的参与性和娱乐性。要不断推进与文化部门、高等院校和艺术团体的合作，紧密联系旅游景区，研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活跃旅游文化氛围。规划建设银川夜间文化娱乐街区，推出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丰富银川旅游夜间消费生活。

针对银川旅游文化短腿，应该整合各方力量，尤其是文化艺术界要为银川旅游宣传开展创作征集一首歌、一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乃至散文诗歌大型征文活动，继续鼓励类似《西夏乐舞》、《月上贺兰》文艺形式的创作展示；扶持诸如西夏陶艺大师李五奎等的旅游产品创作生产销售；支持西部影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北方民俗文化的转型发展。特别要珍惜银川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进一步挖掘“塞上江南、西夏古都、回族风情”三大特色文化内涵，争取把贺兰口岩画、西夏王陵和中华回乡文化园景区（点）打造成全国一流的旅游产品，整体提升银川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五）破除银川旅游发展体制和机制建立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律的行政管理体制。借鉴中卫经验，整合旅游资源，组建银川市旅游集团公司，加强统一管理。以贺兰山东麓国有景点为试点，在有效保护文物和生态资源的前提下，适度分离管理权和经营权。探索旅游景区一体化管理的路子。重点解决西夏王陵、贺兰口岩画和滚钟口景区由事业改企业，以激发活力，增强景区自我发展能力。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5

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除了股权融资、银行贷款融资和债券融资外，票据融资也将成为其重要的方式。我国票据市场在经历了1998～2000年的发展和2001年的规范整顿之后，目前逐渐进入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对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日益凸现。

一、票据融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独特优

票据是具有一定格式的、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到期由债务人无条件地支付一定金额的债务凭证，包括汇票、支票、本票。它除了具有支付、结算、汇兑、信用、流通、自动清偿等功能外，还具有短期资金（一般在6个月以内）融通的功能，即票据可以充当融资工具，促使资金在资金盈余单位与资金短缺单位之间流动，实现资金融通之目的。票据本身特有的功能，使票据融资在我国中小企业的短期资金融通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1.票据融资保证充分，可提升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促进企业之间短期资金的融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大多由于达不到商业银行贷款标准与等级，难以从银行及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各商业银行在加强风险管理后，又纷纷出现惜贷现象。这样一来，就使得资金的需求和供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票据融资则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商业银行通过对企业票据的承兑贴现将原来计划用于贷款却放不出去的资金不断输入这个较为安全的市场。商业银行在付出现金后可以拿票据向央行再贴现，或向总行以票据作抵押贷款。这样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企业的货币通路就打通了。另外，票据融资过程中还可以进一步引进银行信用，将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由金融机构介入，担任票据的保证人或付款人），从而提高商业信用，增加中小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的机会。

2.票据融资简便灵活，中小企业可以不受企业规模限制而方便地筹措资金。银行目前的信用评级标准主要是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标准设定的，存在着对中小企业的标准“歧视”，从而导致中小企业因达不到信用等级标准而不能顺利申请到贷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融资，则基本不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中小企业可轻松地“用明天的钱赚后天的钱”。持有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的中小企业若急需资金，可立即到银行办理贴现，利用贴现所得资金组织生产，从而创造高于贴现息的资金使用收益。

3.票据融资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利用票据融资，要比向银行贷款的成本低得多。如农业银行山东省德州市分行对中小企业开办全额、非全额保证金存款抵押和定期存单抵押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只要企业将一部分存款预先存入银行，就可以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这不但使中小企业解决了交易和支付问题，扣除办理汇票的手续费（我国目前汇票的手续费较低），还能从存款利息上获利。

4.票据融资可优化银企关系，实现银企双赢。采用商业汇票融资，一方面可以方便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通过办理票据业务收取手续费，还可以将贴现票据在同业银行之间办理转贴现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从而在分散商业银行风险的同时，从中获取较大的利差收益。由于票据贴现的坏帐率只有千分之五，票据放款比信用放款风险小，因此票据业务也已成为部分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中小企业票据融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问题。现行的票据，不论是银行承兑汇票，还是商业承兑汇票，都只是交易性票据。交易性票据首先是一种结算工具和支付手段，此类票据的签发和流通转让的依据只能是真实的贸易往来。但是，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不依据贸易背景签发、承兑商业汇票，一些商业银行承兑、贴现商业汇票时未真正坚持真实贸易背景原则的不合规现象屡有发生。2003年，山东省审计部门发现，虽然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履行了审查之责，跟单资料也基本齐备，但延伸追踪检查的结果表明，相当数量的票据不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这种把商业汇票作为融资性票据使用，脱离贸易背景签发、承兑的商业汇票实际上是一种短期债券。由于《票据法》尚未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且市场对这种融资性票据也没有相应的信用评级制度，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2.票据市场工具单一性问题。根据现行《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市场主体只能办理交易性票据业务，不能办理融资性票据业务。而目前在交易性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所占的比重又高达87%，商业承兑汇票所占比重仅为13%.这种近乎单一票据的市场限制了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规模和范围，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银行信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机构防范票据风险和保持票据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3.金融机构对票据业务的内控管理问题。目前，票据贴现、转贴现是卖方市场，商业银行持有票据的意愿较强。一些金融机构为扩大承兑规模，规避承兑保证金管理制度，通过对办理承兑业务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用于其缴纳承兑保证金；一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办理票据业务时存在无序竞争，故意降低票据交易跟单资料要求；有些商业银行为增加本行票据业务份额，以票据业务创新为由，降低票据交易利率，放宽承兑、贴现标准。比如：买方付息贴现业务将承兑风险和贴现风险集中在同一银行；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客观上造成收票人放松对出票（承兑）人资信状况的核查；同业间以打包和光票形式办理转贴现，实际是同业质押融资；个别银行为争得票源甚至搞逆向操作，先给予贴现资金后办理票据贴现手续，等等。这一系列违规违法的做法虽然客观上增加了银行的票据业务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量，但是，盲目扩大承兑、无序竞争的票据市场所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它所解决的问题。

4.央行对票据市场的有效调控问题。自2001年再贴现利率上调后，再贴现急骤下降。再贴现余额由2000年末的1256亿元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31亿元，央行再贴现已淡出票据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票据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传导工具作用的发挥，不利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

三、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未来政策选择

目前，承兑票据和贴现未到期汇票等渠道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多种资金来源，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提高了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益，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这一业务将是今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新方向，是商业银行发展业务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为了更好地发挥票据融资的优势，引导中小企业票据融资向更规范、有序方向发展，最终实现银企双赢之效果，近期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做出政策选择。

1.切实坚持商业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原则，加强对票据的合规性管理。坚持商业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原则，是现阶段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首选政策。票据市场的发展尽管尚处于交易性票据阶段，但企业签发、承兑商业汇票和商业银行承兑、贴现商业汇票必须合法合规，必须依据真实贸易背景。对违规票据行为，尤其是对虚构贸易背景签发、承兑、贴现商业汇票的市场主体，要通过建立通报制度、退出交易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同时，各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其分支机构的承兑授权管理，严禁发放贷款作为承兑保证金，控制承兑风险。

2.积极稳妥地发展票据市场工具，在重点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的同时，开展融资性票据的试点工作。鉴于社会信用环境现状和票据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应按照先交易性票据、后融资性票据，从以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为主、逐步推出本票（商业本票和银行本票）业务的政策安排，发展票据市场工具。现阶段，票据市场要再上一个台阶，关键在于商业承兑汇票的推广使用要有所突破，并使之逐步成为主要的票据市场工具。同时，可考虑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选择一些地区和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试办本票业务，为今后发展融资性票据摸索经验。客观地分析，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之所以禁而不绝，并大量流通于票据市场之中，是因为有市场需求：一方面企业有通过票据市场进行低成本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银行也有投资商业票据进行资产结构调整的要求。严格的禁止，导致了企业想方设法以变通方式披上商业汇票的外衣，进入商业汇票市场进行融资，而银行只要没有偿付风险，甚至会帮助企业进行变通。因此，与其让融资性票据以变通方式存在于商业汇票之中，不如增加票据市场工具，适时推出商业本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商业本票进行融资。这样的政策选择，有利于剔除商业汇票市场交易中的非真实贸易背景票据，净化现时的商业汇票业务，同时也有利于为发展融资性商业票据探索经验，推进国内票据市场由单纯的商业汇票向多样化的商业票据市场发展，最终向国际票据市场看齐、靠拢。

3.尽快建立健全区域性的统一票据市场。目前应积极利用中心城市票据业务发展迅速和制度建设逐步加强的有利时机，通过降低再贴现利率，适度增加再贴现规模，并逐步取消再贴现的规模分配办法，由市场供求决定再贴现数量，增加票据在各地区、各银行之间的流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统一的票据市场。

（1）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支持票据市场发展。首先，央行通过对票据市场参与主体实施有效的外部监管，完善汇票业务管理机制，整顿市场秩序，加大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改善市场环境，防止金融机构以降低利率等为条件的不正当竞争。其次，商业银行要加强内控，严把承兑关，保证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防范融资风险。同时，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中小企业办理承兑的条件，降低保证金比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敞开银行承兑之门，增强企业运用票据进行结算的主动性。

（2）扩大对县辖商业银行的授权，加强县域票据市场建设。结合实际，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可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商业银行要结合县域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实际，制定基层行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弹性规定，在防范票据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大力为中小企业融资和增加自身中间业务收入的双重目标。

4.加强票据融资的风险防范措施。票据融资的风险防范是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系统工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第一，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票据融资产生的风险往往数额巨大，给金融业和社会经济的各方面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是开展票据融资业务的基本保障，所有从业人员要认真学习金融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法制观念，依法用票、按章审票、循规管票。第二，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如果仅靠道德意识来约束，可能会使守信者逐渐失去信用，不守信者行为更加放肆。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登记、咨询体系和严格的监督、执行体系，对社会行为起到制约和规范的作用。对票据融资行为而言，通过资信系统查询，企业能够主动地规避与信用差的单位或个人发生业务关系；同时也敦促自己，规范操作，不被列入无信用单位或个人的黑名单内，从而减少风险的发生。第三，建立标准统一的信息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大对票据业务信息网络的建设，在一定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联网的票据业务管理系统，以电子数据来替代企业的各种信息，包括企业信用档案、银行信用档案、企业经营及资产负债情况、相关信息披露、查询查复、业务监控等信息，利用高科技手段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达到最大限度减少票据风险之目的。第四，完善票据法制建设。《票据法》制订于1995年，实施于1996年，本身缺陷较多，司法解释又不能起到更明确的作用。单就转贴现这项业务而言，《票据法》的条文明显落后，票据业潜在风险最大的业务恰恰正是转贴现交易过程。有关部门应制定落实好《票据法》实施细则，把票据市场的主要内容纳入法制化管理体系，使金融机构办理票据融资业务时按政策办事、按标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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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涛，杨娟。票据融资：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J].当代经济，2003，（9）。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6

在经济下行时期，随着违约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的升高，银行的风险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不确定性，不良资产反弹直接给银行造成了资本减计压力。

面对这场腥风血雨,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第三季度伊始便做出了抉择――惜贷。

正在发生的惜贷

不久前供需两旺的信贷市场，现在冷清了许多。银行不敢贷、企业不敢要的现状使得银行面临着日益垒高的存贷差压力。

根据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8月金融机构存贷差为157439.96亿元，9月存贷差为158464.45亿元，上升1024.49亿元。9月贷存比为65.2%，较前年同期下降了2.7个百分点。由于银行属于以负债经营为基础的风险管理部门，存贷差上升、贷存比下降表明银行系统生息资产比例下降，盈利趋于减少。

今年8、9月间，存款增长率分别达19.28%和18.79%，高于去年同期的16.52%和16.84%;而贷款增长率却背道而驰，由去年8、9月的17.02%与17.13%，降至今年的14.29%与14.48%。可见，当前银行惜贷问题已经相当突出。

银行间市场数据也印证了银行惜贷的现状。一年期和三个月期央行票据隔周发行制度的调整，进一步增加了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压力。10月28日一年期央行票据开盘便跌破3%关口,至2.95%，低于一年期存款利率的3.60%，央行票据在短短一个月内下跌幅度达到100个基点以上。央票收益率与同期限银行存款利率“倒挂”，折射出商业银行惜贷气氛的严峻程度。

全球经济衰退不但造成银行贷款风险迅速放大，并且新增贷款的风险评估难度相对比经济景气时期也要高出很多。因此，银行系统当前的惜贷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是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和风险意识增强的表现。显然不能一味指责银行捂住钱袋子不支持企业生存发展。

难兄难弟

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市场对资金的依存度尤其突出，首当其冲地遭遇银行惜贷的影响。

7、8和9月份房地产实际完成投资额分别为2688亿元、2546亿元和2847亿元，而商品房销售额分别为1896亿元、1592亿元和2065亿元。投资和销售资金回笼的累计差额达到2528亿元，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仅在今年三季度，就约有2528亿元的现金流出。

一般来说，房地产企业补充资金缺口主要有三个途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自有资金补充。显然，由于资本市场持续萧条，这条融资渠道基本已处于半停顿状态。而自有资金方面也很紧张，从全国整体情况看，从年初截至9月，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额远大于商品房销售回笼额，即房地产市场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为负。

对于商业银行来讲，衡量一个行业贷款风险系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该行业整体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为负意味着贷款面临的违约风险较高。现实也是如此，今年以来各大商业银行都不同程度地收紧了房地产开发贷款，银监会也多次强调商业银行应警惕房地产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

相比房地产市场，制造业除了要承受银行不肯贷的外在压力，更加窘迫的是自己不敢贷。

起初，这些企业认为自身面临的问题是贷款难的问题，而非发展的问题;认为外需市场仍然能够支撑企业发展，不至于出现破产。因此直到8月份，制造业企业仍然喊着闹着数落银行收紧贷款给他们发展带来的资金流动性压力。

然而，随着危机的不断蔓延，外需市场的持续萎缩，特别是今秋广交会订单消失，寒意逼人。大量制造业越来越发现问题的根本并非是企业贷款难和现金流的压力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是订单大幅下降问题。

显然对企业来讲，经营前景的日趋暗淡意味着，即便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自身也很难支付起7%左右的贷款利息，因此，在制造业市场出现了银行不敢放贷和企业不敢贷款的惨淡局面。对于许多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不贷款是死，贷款后死得更惨。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7

日本银行全球化解读

日本银行的全球化发展由来已久，但海外机构规模一直不大，影响有限。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银行抓住历史性机遇，发挥资源优势，以美国、欧洲和亚州市场为主要目标，通过一系列并购扩张活动，在全球市场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市场的主要力量。具体分析，1980年代日本银行全球化崛起是外部有利条件和内部资源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尽管从长期来看，当时日本国内市场开放度不高，监管政策严格，政府对银行提供隐性保护，银行破产率低，同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股权相对稳定，股价波动不大，银行缺乏市场竞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国际竞争力不足。但是，由于当时经济环境大好，日本银行全球化扩张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这些资源正是日本银行抓住时机，全面出击，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动因。

由于当时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高储蓄率和资本过剩。银行在日本国内市场经营前景乐观，风险承受能力较强，有实力开拓国际市场。

国内资金过剩的格局，又带来了两种结果的出现：一是国内非生产领域投资增加，资产价格高涨。据有关分析，1985～1990年间日本土地价格增长了2倍以上，新房价格接近居民年收入的10倍，股指增长率31%。这又导致银行资产规模和市值大增，通过股市融资便利，扩张加快。二是海外投资增加，日本成为最大债权国。1980年代前期以本国政府和非银行金融中介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等资产为主，后期海外银行扩张，贷款投资大增。

随着外贸顺差扩大，国际争端加剧，日本企业出口面临较多的限制，日元被迫升值，导致企业出口成本增加。为降低成本，规避出口限制，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收购增加。根据日本政府统计，1985年日本FDI为122亿美元，1989年达675亿美元，在美日资生产企业达700多家。日本外贸投资增长，银行国际业务和客户基础扩大，追随客户涌入国际市场。

同时这一期间，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对外投资收益大增。日元升值增大了日本银行和企业对外投资购买力。基于汇率分析，在外汇储备大增、日元升值和银行资金过剩的背景下，对外投资收益增幅大于日元升值增幅，日本银行积极寻求对外扩张。同时由日元升值带来的间接效应使得日本银行的资本账面值大幅增加，国际评级提高，使得银行可以获得廉价资金，海外资产快速扩张。

而在1980年代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日本银行逐渐放松管制，为日本银行在国内融资，在美国放贷，全球配置资源，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的保护支持，消除了日本银行国际化的后顾之忧。刺激其实行规模扩张战略。据统计，1984年日本银行海外资产3411亿美元，1993年达到21810亿美元。

同时在外资政策上，欧洲市场管制较严，日本银行在欧洲市场收购较少，以新设机构为主；美国市场相对宽松，美国银行为提高资本充足率，向外资银行大量出售贷款，使得日本银行得以合理的价格接手许多美国银行。其时美国市场规模虽然较大，但当时美国银行法禁止跨州经营、银行与证券保险混业经营，银行规模普遍不大，分割于不同城市，不能向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等，也为日本银行进入开展相关业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日本银行全球化衰落的根源

自1991年开始，日本银行被迫调整国际化战略，从过去的全球出击转向对美国市场的重点防御，有选择退出。1991年日本城市银行海外分行的资产下降了13%，银行总资产下降了5%，这是二战以后银行资产首年下降。

从表面来看，1990年代日本银行全球化衰退是外部市场条件变化，内部资源优势削弱的自然结果。但深入分析，日本银行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提高国际竞争力，片面追求规模最大化，未能成为当地本土化银行，是其国际化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源。

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刺激日本银行全球化的有利条件逐渐消失，日本银行业的资源优势在90年代初被削弱。

1990年以后，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对银行经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盈利能力下降，市值缩水，国际评价降低，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上升；同时日本央行实行紧缩性政策，1990年8月将再贴现率由3.75%提高至6%，市场资金紧张。随后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渐放松利率管制，实行利率自由化，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趋于一致，银行低成本资金优势消失。

而国际市场方面，1988年主要发达国家制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出统一国际监管标准，要求1990年末达到7.25%，1992年达到8%。日本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股市泡沫破灭前可以通过股市融资，泡沫破灭以后，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市值严重缩水，股市融资困难，只好通过发行次级债补足，资金成本增加，资产负债表扩张能力受限。总之，随着市场环境恶化，银行资源优势只剩下客户关系优势和政府的保护政策，但不足以弥补银行国际化扩张的成本损失，从而被迫削减海外资产和负债，调整扩张战略。

从当时日本银行业的特征来看，普遍缺乏对国际竞争力的培育提高，而单纯追求资产规模最大化而不是能力提高为目标。

在这样的思路下，当美国房地产泡沫严重的情况时，日本银行继续参与对大不动产开发商发放的银团贷款，大力支持日本企业对美国房地产投资和收购，有的甚至直接投资美国房地产，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而遭受巨额损失。

而其时日本银行在海外拓展中，人力资源管理不力，组织管理不力，创新能力不足。日本银行对海外机构沿用国内管理机制，不重视本土化经营管理，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当地市场生根开花，取得成功。

另外日本银行业在海外收购银行从属于规模最大化目标，机构整合不到位、信息传递不畅、管理失控，既不能发挥协同效应，也未能实现获取国际市场先进技术经验提高母行竞争力的目标。

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化时代

将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与1980年代日本银行全球化扩张时期的情况相比，尽管两者处于不同的时空下，国内银行竞争力相对较弱，东道国市场准入限制较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预示着我国银行业面临历史性的巨变，全球化扩张的时代来临。

中国正处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期。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在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经济一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但目前泡沫的成分不大。

同时外汇储备过剩，预防动机满足，也提出转变投资策略的要求。因此，以企业和银行主导的直接投资开始增加。政府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中国崛起实质是企业全球化的崛起。目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意义重大，包括获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消除增长瓶颈，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累积，缓解人民升值压力和央行对冲调控压力等等。

而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持续升值，也客观上为对外收购扩张提供了便利。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已升值了约4%，2007年末预计升值到5%，对外购买力大增。

中国经济正处于外贸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历史性阶段。自1994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双顺差态势，到2005年底，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外贸进出口国、 吸引外来直接投资最多的第三大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实行实行严格的结售汇制度，大量外汇盈余集中于中央银行手中，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2006年末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银行资金成本低，利差收益大，资金过剩严重。目前，国内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2.5%，扣除利息税(0.5%)和通货膨胀（06年平均1.5%），实际利率为0.5%，2006年12月通胀率达2.8%，2007年将继续上升，预示着已经进入负利率时代。而美国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5.25%，实际利率2.7%。国内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12%，存贷款利差高达3.62%。其因，一是国内储蓄率较高，加之对外双顺差，资本项目管制，市场资金过剩。二是央行实行利率管制，为防止更多投机资金进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加息负面影响，将国内利率低于美元利率的一定水平。

同时中国银行业改革上市，市值提高，资金过剩，摆脱了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同时股价飙升，市值暴涨，国际形象和评级正在提高，全球影响力处在上升期。中国工商银行市值一度超过美国花旗银行，引起全球瞩目。尽管这与国内利率水平较低、资金过剩、市场投机不无关系，但无论如何，市场预期看好为银行扩张提供了有利的资本条件。而国内银行除中国银行之外，海外机构仍然很少，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工商银行收购印尼哈林银行，拉开了银行全球化扩张序幕。

另外中国银行业同样与企业有着较深入的合作关系。尽管这种关系与日本银企相互持股的关系相比宽松，但是传统合作关系，银行掌握信息优势，积极支持企业对外扩张，追随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业全球化的挑战

目前尽管中国银行业全球化扩张的时机趋于成熟，但是仍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环境较为恶劣，发展中国家不确定性风险较大，欧美发达国家准入政策严格。这是中日两国银行全球化扩张背景面临的最大不同，也是中国银行业对外扩张的最大难点。日本银行在80年代扩张时，也曾引起欧美国家的恐慌，“日本超越美国论”尘嚣甚上。但是，与目前的“中国”版本有着本质性差异，表现在当时尚处于冷战时期，日美有着同盟关系。所谓的日本威胁主要局限在经济层面，因此美国对日本在美国的收购扩张活动政策较为宽松。而中国的威胁被认为不仅有经济层面，还有政治层面，因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除了使用通用的市场标准限制，还有政府安全审查。过去，美联储拒绝中国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设立分行，给出的理由是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不良资产过多、监管部门监管能力不足、没有反洗钱法规等。英国等其他国家参照美国。目前，随着国内银行改革完成，制度逐渐完善，上述问题已经解决，美联储对国内银行转为无条件准入限制。除了中国银行，其他银行在英美设立代表处已达10年以上，2005年工商银行在英国设立子银行。设立分行困难，收购当地银行更难。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公司失败已经表明了这点。发展中国家各项制度不成熟，政策多变，有些国家社会不稳定，不仅存在契约履行的不确定性，而且存在财产人身安全问题。

二是银行国际竞争力不足。这其中包括：一是银行本身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市场竞争力不足。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金融管制严格，市场发育不成熟有着相当的关系，同时尽管目前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但毕竟为时尚短，传统运营思想观念影响较大。二是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不当，国际化管理人才缺乏，缺乏国际施压和管理能力，并习惯性沿用国内管理方式，国际化经营水平较低。早在多年前，中行就启动了境内、外机构和境内机构间内部人才交流机制，为中行赢得了不错的人才战略储备。但由于只有人才储备，没有有效激励的机制，导致部分人才流失和资源浪费。三是跨文化整合管理能力不足。与外资机构合资或者参股外资银行，面临东西方文化理念不同的协调难题。整体收购当地银行，对银行的整合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化战略

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战略，首先必须由政府开始，从战略性高度推动银行全球化。在对外开放中，遵循对等开放、互利双赢的原则，通过双边自贸谈判和特殊互惠协定，降低国内银行走出去的障碍，改善投资环境。对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并购国内银行企业要尽快制定形成法规，消除我国外资政策相对宽松、国内对我政策相对较严的不对等现象。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内商业银行改革有着特殊意义，但是在中国市场备受全球瞩目、国内银行投资溢价高涨的情况下，引资政策应该有所调整，将开放政策与双边自贸区相结合，谋取综合利益最大化。

其次，银行制定长远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明确目标方向。综合考虑海外市场特点、准入政策以及国际业务增长潜力等因素，划分重点区域、重点业务，制定可行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以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业务潜力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为重点。从语言文化差异不大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起步，逐渐推向全球。对市场条件不成熟、准入管制较严格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参股、合资、设立子银行等多种策略，争取先入为主，熟悉市场、积累经验，为条件成熟时、收购扩张做准备。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8

去年末银行股股价的大幅上扬，为兴业银行顺利实施再融资方案奠定了基础。2012年12月初至年末收盘，中证内地银行指数已大幅上行超20%，同期上证指数上行14%，银行股以明显优势跑赢大盘，其中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A股股价同期涨幅分别为33.8%、27%、38.7%。

上述三家上市银行此前均已公布再融资方案，且均已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但仍待最后一纸批文。其中，兴业银行拟定向增发筹资约240亿，民生银行拟发行不超过200亿A股可转债，招行计划A+H配股融资350亿。

有分析认为，兴业银行再融资率先成行，主因是其定增模式是向特定对象发行，多是场外或增量资金入场，市场分流压力较小。比较而言，配股或可转债更多是存量资金的投资转换，需要更多考虑市场情况，因此，招行、民生再融资相对更为曲折，其中招行再融资方案去年4月即已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但因迟迟不得批文，招行不得已将其再融资方案有效期延长了12个月。

去年成功实施的A股银行再融资方式均为定增，包括一季度北京银行定向增发融资118亿，8月交行A股定增融资298亿，在去年的市况下，监管层对银行定增再融资模式的偏好可见其呵护市场的用心。

另有业内人士称，定增这一融资方式与巴塞尔协议提出大股东对银行补充资本应负更多责任的要求也更为吻合，定增或是今后监管层更为鼓励的再融资方式。

兴业银行董秘唐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该行随后将实施该项定向增发计划。兴业银行此前拟定的定向增发价为12.36元/股，截至12月31日收盘，该行股价为16.69元/股，人保集团、人保财险和人保寿险、中国烟草及上海正阳五大投资者入股既有超过35%浮盈。

银行股承压有限

有消息称，兴业银行再融资获批后，民生与招行再融资也可能随之提上日程，考虑到对市场可能的影响，预计监管层会视市场反应再决定其他银行再融资的批复进度。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即使银行再融资密集放行，市场承压也有限。

该人士认为，近一个月来银行股大幅上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期跌幅过大，目前涨幅虽远高于股指，但估值仍处低位，即使再融资带来调整压力，银行股也难再回到前期低点。

随着各项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企稳迹象，市场对实体经济前景也重拾信心，上市银行盈利或超出市场预期。去年前三季度，上市银行尤其股份制银行业绩表现良好，净利润平均增幅超30%，其中兴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幅达40%，有预计认为，股份制银行2012年全年业绩增幅仍能维持前三季水平。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9

(二)文献综述1．从利率角度看,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已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不存在利率管制,所以研究影子银行和利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少,而中国则不同.龙建成(2013)研究了利率变动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利率变动影响着影子银行的规模,而影子银行也可以影响到短期贷款利率[5].刘澜飚(2013)指出正规金融体系存在利率管制是我国影子银行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应提高利率水平以缓解大规模银行资金涌入影子银行系统进行套利的状况[6];而解凤敏(2014)也得到相似结论,认为影子银行是我国存在金融二元结构和利率管制背景下,金融主体为规避管制而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7].2．从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蓝虹和穆争社(2014)、Feng和Wang(2011)指出,影子银行作为由银行表外活动诱发的一种金融创新,虽然其需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整体上看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作用[8][9].Schwarts(2012)、Claessens(2012)也认为影子银行发挥了不同于传统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功能,提高了金融和经济效率,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有益的[10][11].陈剑(2012)、王晓枫(2014)在影子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得到相似结论,认为整体上影子银行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效应的,而经济增长也显著影响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但影子银行短期内的波动性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12][13].颜永嘉(2014)认为影子银行对满足社会融资需求、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同时也孕育了相当大的风险隐患[14].封思贤(2014)指出影子银行发展初期通过灵活的创新机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样化融资需求,所以应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及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等角度鼓励影子银行创新业务[15].综上所述,关于影子银行对利率变动、实体经济影响的现有观点比较零碎,大都局限于理论框架而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鲜有学者将三者同时纳入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而且以往研究中多使用的诸如VAR模型等实证方法无法反映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为克服以上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影子银行规模、利率水平以及实体经济相关指标为分析对象,尝试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系统揭示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进程、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联系.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包括影子银行规模变量、利率市场化变量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变量等,采用从2012年1月到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如下:1．影子银行规模.由于影子银行活动难以直接观察以及信息不透明导致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差,现有研究大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来测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比如部分学者借鉴李建军(2010)“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换”的研究成果来估算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16];还有一部分学者用部分可以观测到相关数据的影子银行规模来代替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测算结果由于测算口径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前文对我国影子银行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影子银行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主要参与者是传统商业银行(主要指内部影子银行业务),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未贴现票据融资又占据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大部分,且这些业务信息披露机制比较完善,相关数据已经被纳入到监管范畴,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融资的月度数据之和来代表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用SB表示.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利率市场化程度.本文采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Shibor来衡量我国利率管制或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记作RATE,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3．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变量.在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程度时,大部分学者是用GDP增长率作为观测指标,也有部分学者选取官方公布的PMI指数来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本文认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流向了中小企业,官方PMI指数主要以国企等大中型企业为调查对象,而汇丰PMI指数的调查对象主要以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主.相比较,本文选取了汇丰PMI指数这一指标作为反映影子银行所引起的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记作PMI,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信息网.4．控制变量.影子银行规模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本文采用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作为控制变量,记作LOAN,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以及减弱数据的波动,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对所有变量作一阶差分处理(对数的一阶差分可解释为百分比变化),分别记作dLNSB、dLNRATE、dLNPMI、dLNLOAN.

(二)模型设定及说明虽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时得到的结果对实际经济行为解释比较合理,但是其存在着明显缺陷,即将变量间的当期关系隐藏在随机干扰项中无法显示并且存在估计参数过多的问题,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是在VAR的基础上考虑了各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因而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并且通过加入结构性的约束来减少模型的待估参数,因此在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相互影响方面更容易被广泛接受.鉴于此,本文选用SVAR模型来分析影子银行规模、利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关系.含有多变量的p阶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可表达。这里,本文可以将公式(1)转化为更一般的“AB模型”,即Aεt＝But,其中εt为结构扰动项ut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另外,应从相关经济理论或估计结果出发来对矩阵A和B的系数设置约束条件,本文按照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的思路对此SVAR模型设置短期约束,即把A矩阵设置为下三角矩阵并且主对角线元素全为1,而把B矩阵设置为单位矩阵.又因为所有变量数据平稳是建立SVAR模型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首先借助于软件Stata12．0对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来分析所有变量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1％显著水平上,相关的4个变量都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的.另外,要选择该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此S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

(三)实证结果分析在分析SVAR模型时,应该重点关注如何使用脉冲响应函数(IRF)来刻画当一个误差项变化时或者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绘制出脉冲响应图来分析影子银行扰动项冲击的系统影响和影子银行对各扰动项冲击的动态响应.1．图1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影子银行规模dLNSB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在此作用下会立即上升,此正向效应在第1期时达到最大值,之后这种正向效应逐渐减弱,虽然在第3期和第4期之间略有回升,但是从第4期后下滑趋势明显,很快出现了负效应并在第5期达到了最低值,在这之后负效应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可以看出,dLNSB的冲击对dLNPMI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影响是不稳定的,波动较大.由此说明影子银行的发展在短期内对我国实体经济景气程度有积极推升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向负向作用.究其原因,影子银行作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补充以及社会融资的重要渠道,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短期内的融资需求,所以短期能够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但由于影子银行相对于传统融资渠道来说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会影响到金融稳定乃至经济稳定,并且国企等大型企业凭借“壳资源优势”以较低利率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转而以影子银行身份向中小企业提供高利率的资金,这样传统正规银行、国有大企业及影子银行全进入到资金套利链条中,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活力,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从影子银行融资的高利率成本负担越来越重,使得实体经济后期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为负面影响.2．图2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影子银行规模dLNSB开始大幅上升并且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随后这种正效应迅速减弱,在第3期达到了负效应的最大值,以后各期时有震荡,直到第8期仍有冲击效应存在.这表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影子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是短期内影子银行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说明短期内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经济内生合理性;而在后期,随着实体经济景气度提高,国家货币政策会比较宽松,这样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会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再之实体经济自身经营资金周转顺畅,这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对影子银行资金需求的降低.从以上两个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到,虽然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的,但从图中的走势可看出,经济增长对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影响更大.3．在图3中,给予影子银行变量dLNSB一个正冲击,对利率变量dLNRATE产生了一个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信用扩张机制使得市场的信贷供给量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但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转变为正效应,这种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收益诱使投资者主动分流银行存款,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迫使传统的正规银行体系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水平.在第3期以后,影子银行对利率的冲击效应不断震荡但会逐渐减弱,可以看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日趋完善,影子银行规模对正规银行体系利率变动的作用会越来越小.4．如图4所示,给予利率dLNRATE一个正向冲击,对影子银行规模dLNSB起到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当正规银行体系的利率升高后,人们会增加银行储蓄,从而流入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就会相对减少一些.不过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且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一直持续到第3期,原因是银行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缩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面日益趋紧,这时很需要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之后利率对影子银行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并在第4期达到负效应的最低值,这可能是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及所带来的风险使得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不到位,从而促使监管当局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和控制.随后冲击效应上下震荡但幅度变小,持续到第8期,这说明利率变动对影子银行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外资银行市场前景例10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短期内改善自身的资产结构，就必须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根据第一章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S-C-P范式分析以及第三章有关资产结构优化的数量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存在总体单一，个别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占比过大，债券资产比重较低，无风险资产的流动备付功能与资产投资功能扭曲的整体特征。在信贷资产内部，又存在过度商业竞争下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超额配置以及趋利动机下中长期放款冲动。并且在既定的信贷资产结构下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在既定的内控制度下存在着不良资产再生的内在机制。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存量资产进行重组，在原有的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实施再造，构建自身的理想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资产重组[1]的目的无非是实现管理者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相容，将资产转移给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所有者。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现有所有者主体缺位，管理者代行部分所有者职能的情况下，要实现资产重组的优化整合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

（一）存量重整，增量化解，实现不良资产的良性转化

由于历史和体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衍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作为沉淀资产，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障碍。根据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6月9日披露的标准普尔信誉评级公司估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将坏帐削减到全部贷款的5％水平，将不得不耗资5000亿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GDP的近50％。而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与GDP比差不多在26％至27%之间。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人民币资产，坏帐总额大约占GDP的四成。(纪硕鸣，2003)。由此可见，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首先必须对这部分沉淀资产进行处置。在现有情况下，必须做好存量化解和增量防范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1、从存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理清思路，重新审视和界定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途径。

目前，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建议有很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内部消化模式。即：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强化自身业务盈利性能力，通过利润冲抵不良资产所带来的损失；（2）冲抵模式：即：国有商业银行在对不良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对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政策性因素所造成的债务问题进行冲销。在冲销的资金来源上目前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三种：国有商业银行呆帐准备金、政府融资、外部参股；（3）流动模式：即：通过对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处理，来为不良资产的化解寻找出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主要有：不良资产证券化、整批出售（Bank Sales）、打包出售、债转股等；（4）分离模式：即：要求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接收，从而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结构。

在现有的资产结构下，在现有的竞争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面临着国内同行的业务竞争，而且还要面临国外同业的市场挑战。相比较于内资商业银行（主要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大量的政策性负担；相比较于外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能力、服务质量等方面显然稍逊一筹。因此，在如此“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期望国有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实现自身盈利能力的较大幅度提高，并藉此来冲销不良资产，是不现实的；至于冲销模式，在现有的金融背景下，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针对呆帐准备冲抵来说，根据现有的呆帐准备金制度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照贷款年末余额的3％计提呆帐准备。根据财务会计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呆帐准备是对未来发生的损失的预提。但现有的银行呆帐实际早已超过3%的计提边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呆帐准备对于银行不良资产变动并不敏感，计提呆帐准备来冲抵不良资产显然是杯水车薪，现实意义不大。即使将来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不良资产状况，对贷款余额进行计提，但这又回到了我们探讨的第一个建议上，所以这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对于政府融资，只能说这符合理论逻辑，因为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特别是我国政府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状况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来弥补不良资产亏损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在这种条件下，仍希冀我国政府出于制度背景考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提供国债资金弥补是不可能的；至于股份制改造，引进外部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寻找“买单人”，这显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有出入，因此，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重要的可能不是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的问题；建议三提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存量的途径；建议四给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方式。但是它给出的对策多半是国外的“泊来品”。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秉承“拿来主义”的思想运用这些措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良资产的存量化解，通过分离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可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整体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只是将风险转移给了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很好控制或者消除风险，特别是它并没有消除滋生风险的源头，因此，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至于创新不良资产流动性的证券化、整批出售、打包出售等措施，必须具备一个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这是这些措施奏效的前提。只有在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上，不良资产的流通变现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不符。另外，在资产证券化、贷款转让方面，我国尚存在一定的法律滞后。这显然又制约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债转股。这比较贴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债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又多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对象。在目前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多具备股份制和潜在上市的背景。因此，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企业的不良贷款转化为对债务企业的股权，将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现良性转变。第一：在公司股票上市流通的情况下，不良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情况不同，决定是否转让股权。第二：在公司股票未上市流通的情况下，可以享受股权的资本利得收益以及对公司进行战略重组，实现公司的价值再生。当然，债转股并不是国有商业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唯一出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债转股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或者是在经后一段时间内必须考虑和将要考虑的不良资产处理方式。这是不良资产化解的主要途径。当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决不能脱离资本市场的充分建设。只有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各种旨在创造资产流动性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被嫁接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上。

2、从增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的增量。

增量防范是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重点。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在存量化解的基础上，强化防范才能够真正的化解不良资产, 优化资产结构。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信贷资产的风险暴露是不良资产滋生的源头，如何强化信贷风险管理，防范信贷风险，是有效降低不良资产的关键。从本质上说，信贷发放前后的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信贷风险，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贷前的逆向选择以及贷后的道德风险进行防范。从理论上来看，信贷风险的防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信贷风险的预测。信贷风险的预测主要涉及的是贷前的分析调查以及贷后的风险预警。贷前的分析调查主要是要求银行信贷人员能够在事前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正确评判，并且能够对既定投资项目实施所带来的对到期财务状况和最终还款能力的影响进行预测；贷后的风险预警主要是通过事前设定一系列对企业财务状况变动进行监测的敏感性指标(如流动比例、资产负债比率、产权比率等)，来及时发现企业还款能力下降甚至丧失的迹象，能够为银行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赢得时间，从而能够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由此可见，信贷风险预测，实际上是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动态考察。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能够在动态考察中真实、全面的把握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就能够建立在一种风险可控的平台上。因此，强化信贷风险预测是商业银行风险立行的必然之路。

其二：信贷风险组合。信贷风险组合是现资理论对银行信贷工作的重要启示。通过合理的搭配风险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众所周知，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过于集中，地域过于单一，期限过于单调，不仅实际内含的风险很大，而且一旦遇到损失所面临的转换成本将很高。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者必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尽可能分散于各种贷款之间，如不同用途（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消费贷款以及不动产贷款等）、不同还款方式以及有无抵押等方面，而且在每一种贷款内部也进行相应的分散。比如不同币种，不同地区，不同期限等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信贷风险吸纳能力，构建符合自身要求的风险警戒线[2]，来指导自己的信贷组合。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检验自身贷款组合的风险集中程度，防范信贷风险。

其三：信贷风险转嫁。信贷风险转嫁是通过不同金融工具的运用将自身承受的风险合理地转嫁给其他人，来实现自身风险规避。这是套利思想在现代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因为根据现代金融市场的理论构想，在非完美市场上一旦存在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基于“博傻理论[3]”和市场均衡思想的套利行为必定存在，因此，将自己的风险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风险转嫁的策略是可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自身的信贷风险转嫁，不仅需要现有的制度框架（指衍生金融工具的国内市场有限）的突破，而且需要自身的大胆创新。只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的抓住市场的有限机会，实现自身风险的合理转嫁。

其四：信贷风险自留：信贷风险自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可赖于防范信贷风险的屏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有资本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它的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其二：国家信誉。这两块是国有商业银行吸纳风险的主要后盾。目前，我们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较低，除中国银行外，其余银行均未达到8％的国际标准（The Banker,1997）。不良资产比率较高，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张杰，2000）。因此，相比较之下，资本后盾的风险吸纳效果并没有国家信誉的政策担保效果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国家信誉担保极易酿成国有银行机构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的存在又促使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居高不下（见表1-8）。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实现商业化，首先必须打破目前的这种扭曲的风险自留机制，硬化风险约束，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

（二）战略收缩，组合再造，重塑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至于资产重组，理论上主要有三种：所有权控制型、扩张型以及收缩型。这三种资产重组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其适用的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里我们针对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的重组，比较合适的战略取舍应该是收缩型的资产重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规模经济的平衡点，出现了规模不经济。（赵旭，2001）。对此，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

1、以风险分散与利润贡献为基准，对国有商业银行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贷款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基于历史的重新分配是很难的，这里强调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对各重点行业、地区的已贷项目进行类似于中止性质的干预，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对已贷资产进行符合《商业银行法》的转让以及对不良资产的重组。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责任约束逐步硬化，内部竞争日益加剧，在对重点行业、地区以及国家重点项目的争夺上表现尤为突出。各银行对于国家重点扶植的基础设施项目（诸如：港口、铁路、机场等）超比例投放。比如福州长乐机场就集中了国有商业银行20亿贷款；对重点行业又更多倾向于上市公司。比如：蓝田股份、银广厦分别集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2.8亿、13.5亿的贷款。对于重点地区又体现出扩张性投放的趋势。这一点从第一章我们计算的地区贷款集中度上就可以看出（见表1-3）。这些过于集中的贷款一旦出现负面冲击，就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的盈利。因此，在资产组合思想以及资产重组思路的指引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组合进行再造。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调整空间有限，可选择的资产调整方式只能是进行类似于转让和不良资产重组的操作。因此，积极拓展银行间贷款转让市场，推进银团贷款进展，多样化不良资产重组思路，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重组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情况下，考虑到贷款转让中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首先在不动产抵押贷款方面进行突破。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存在一定比重的抵押资产和比较稳定预期收益流，而且在降低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努力开拓这一潜在市场，并藉此对过于集中的资产类型进行重新调配。

2、以盈利性为基准，重新配置低息资产的比重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强调商业化就必须强调盈利性。近年来的“惜贷”背景下的大额存贷差以及由此衍生的高备付金比例，一方面彰显了央行准备金付息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目标的淡泊。从表4－1中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资产利用率与国外银行相比相去甚远。由此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低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盈利能力，以利润为中心，以安全性与流动性为保障，降低存放中央银行款以及库存现金的比重，消化存贷差。

表4－1： 中美银行绩效对比表

年份

行别

ROA ROE

AU 1998

中国银行

0.014%

0.263%

5.69%

工商银行

0.112%

1.973%

5.58%

交通银行

-0.137%

-2.844%

5.28%

1999

花旗银行

2.134%

31.839%

11.03%

美洲银行

1.976%

28.133%

8.12%

资料来源：

3、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 ，强化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内部的资产市场，不仅仅涵盖的是各可营运资产的市场运作，而且涵盖的是国有商业银行2000多个营业网点的固定资产运作。对于这样一个资产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重整。

其一：突破内部资产的垄断格局，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合理收缩。

在现行的总分行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遍布国内各个地区。这一方面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垂直管理链条过于冗长，机构过于庞大，营业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市场退出机制失灵，以利润为导向的内部行政撤并压力较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机构在事实上处于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境地。这既不能体现效率，又不能形成良性的激励。内部资产市场的行政模式以及垄断格局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保护了国有银行的低效率。更重要的是垄断格局下的“寻租”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基层行处的业务导向。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行政目标诱导下，各地县支行往往背离了商业银行的“三性”要求，出现大量越权授信的现象，以致于在商业化初期，各国有商业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一点以90年代建行广州恩平支行为典型。目前，在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下，在现有的地方特别是地区以下的行政干预权限仍存保留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适度集中各地县支行的授信权限，一定程度的强化总行和一、二级分行的审批权，坚决撤除一些长期亏损的基层行处，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战略收缩。

其二：重新定位客户群体，实现各资产业务的重新整合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公业务、综合授信业务以及消费信贷业务等。这些优势实际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点。各国有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构建了自己的客户群体.

透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我们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在自身客户群的定位上存在整体趋同的现象。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细分特色，没有体现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区分度。换句话说，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歧异化业务发展战略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规模化层面上。针对以上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引入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认真审视自身的资产业务，保留并凸显自己的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主动退出一些对自身的整体风险贡献较大，不良资产发生率较高的业务；退出一些对自身利润贡献较小，耗费成本较大的业务。在风险与收益综合权衡的情况下，将市场退出机制引入内部资产市场。比如：逐步退出带有政策性扶植性质的助学贷款市场；撤消一些不能创造利润或者没有通过成本收益核算的资产业务部门。逐步放慢追求大型（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步伐，增加重点、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一种贷款质量高于市场份额，核心竞争力高于“全面开花”的经营理念，逐步并最终退出亏损业务领域，实现整体业务的集中大逆转。（戴维·罗杰斯，1999）。

二、增量分散，组合重构，实现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优化只是“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源”的问题，而“源”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上。而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从本质上说主要集中在资金的运用上，或者说是投资资产的选择上。对于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可投资产的范围。这是增量分散的外部边界；其二：如何投资。这是组合重构的实际内涵。因此，在结合第一章的现状分析、第二章的资产组合理论分析以及第三章的最优投资比例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

（一）资产结构单一背景下的可投资产范围拓展。

现有的单一的资产结构，既不利于资产风险的分散，也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弊端。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自己的资产运用空间：

1、流动性与盈利融下的货币市场拓展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货币市场的功能通常是和其自身的划分标准相一致，主要是为了创造流动性而存在。因此，根据《巴塞尔协议》，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通常是商业银行二级准备，如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短期债券、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这些资产形式在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并不陌生。之所以还要强调国有商业银行要对货币市场的金融资产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主要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很多业务在开展范围和深度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拿票据业务来说，实际上贴现的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而对于普通的商业票据银行并不能进行承兑和贴现；而且在现有的融资性票据业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央行又加大了对票据业务额度（增幅不得超过上年交易额的5％）的控制。此外，在“经营资产”的理念下，国有商业银行当前持有大量现金（狭义）资产，显然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与花旗银行24小时营运理念相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强调与流动融的货币市场工具拓展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拓展的一个思路。

2、资产多元化背景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拓展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运作，为分业模式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资产组合的广阔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在信贷风险责任逐步硬化的背景下，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的力度（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而对于债券资产的强烈需求则促使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几乎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反映在各债券品种的收益率上大幅下降。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有：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三种；而在国外债券市场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企业债券却相对有限。在当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正处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的功能转换时期，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债券品种的供给，但在我国多年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空间已相当有限的背景下，出于满足资产结构调整与资金余缺调剂需求的任何努力，必须借助于企业债券市场的拉动。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边界拓展的第二个思路。

3、基于混业经营模式下的股票市场拓展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永远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只是一个是否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市场的问题。国内的行业分割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莫过于谨慎风险监管的考虑。但是，这并不是理由。“看不见的手”范示的倡导者亚当·斯密早就提出了市场的分割有碍于市场效率的提高，更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论断。(Adam.Smith，1776)在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时候，人为地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行分割。一方面，保护的是幼稚行业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保护的是非规范市场的不规范。美国人因噎废食，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通过立法手段（《格拉斯.斯蒂可尔法》）试图抑制商业银行的股票投资冲动。但是，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人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混业经营模式上来。不可否认，这里存在着监管能力提高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是市场本身理性回归的结果。（Joao A.C.Santos,1998）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就开始了针对分业经营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比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卡抵押贷款证券、商业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机器设备抵押贷款证券等（徐昕，2000）。这主要得力于美国跨国银行的成功运作(如：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由此可见，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趋势。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的存在正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流动性和履行了监督服务的功能。这些与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并不相关。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驾驭风险与业务拓展的能力。除了防止银行存款的挤兑机制所造成的扭曲外，我们似乎难以找出限制银行介入证券业务的理由（Joao A.C.Santos,1998）。

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现有金融市场开放背景下的外部竞争压力以及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竞争优势必然会促使国内股票市场对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开放，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倒逼机制”。在目前的经济政治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初步形成，已经暗示了高层的政策意图所在。因此，基于这种背景下的银股互动创新，将有力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工程。

4、金融创新驱动下的资产二级市场拓展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评价其活力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更多的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能力。在现有政策管制以及流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银行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推进资产二级市场的形成。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问题较大的主要是消费信贷的流动性处理。国外的资产证券化一直是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推崇的对象。这对于解决银行的现金流过长所带来的风险，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增量资产的弹性结构以及盈利变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如何突破政策性的障碍，将缺乏流动性，但是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汽车消费信贷等资产形式，进行捆绑与打包处理，并委托特殊的证券化载体（SPV），进行标准化的证券运作，在严格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国有商业银行投资资产的二级流通市场。

（二）资产组合理论指导下的增量资产构建

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是本文的理论支撑，它的组合资产，分散风险，特别是组合负相关资产，分散风险的结论，是对实际投资活动的指南。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背景，笔者认为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的分散，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现有信贷资产比重的下调

信贷资产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资产。它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行业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资金配置的一个主渠道，起着调配资源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这一行业功能与建立之初的政治功能在过去的2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商业化背景要求以及大额不良资产背景下的银行挤兑风险压力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旧有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资金调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信贷资产规模、比例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重新的界定。在第三章中基于最优资产比例的数量分析，我们得出贷款资产的最优投资比例为56.69％，这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实际投资比例出入较大。且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与其信贷资产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986，并且通过了置信度为9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其信贷资产进行整合，在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合理调整信贷资产比例，将其保持在55％左右，接近于国际银行界公认的理性水平。换言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应该与其他盈利资产基本上保持在1：1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创新信贷资产品种和方式，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量身定做各种新的贷款品种，从而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结构。

2、增加证券资产的持有比重

证券投资业务是国外商业银行的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它在国外商业银行的持有比重一般维持在25％左右。它对于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改善信贷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足的弊端以及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为上市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主要围绕的中心有两点：其一化解不良资产；其二优化资产结构。在此目标下，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国债市场囤积大量资金，几乎垄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尽管市场的收益已经相当有限，但是围绕国债以及政策性金融债的申购仍然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市场行为。在综合考虑我国债券发行边界及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性质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需求，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市场供给应该说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发行具有高信用的企业债券是政策层的必然选择。2001年上市发行的数支企业债券，如：中移动、中国联通等，良好的市场效果昭示着国有商业银行债券持有结构的变动趋势。因此，在风险可承受的情况下，考虑增持企业债券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优化自身资产结构的可行之路。

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来说，尽管目前仍然是分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并不能直接涉足股市操作，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议案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一方面，提升自身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创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投资品种，优化自身的资产结构。在目前情况下的银证合作，可望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资本市场业务渠道的成功尝试。

3、提升中间业务比例，为增量资产结构调整创新渠道

中间业务是现代商业银行必争的业务。它在现代商业银行利润贡献中的比例，逐步成为评价现代商业银行市场开拓能力与市场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通常达到40％，仅次于信贷业务。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目前的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还相当低。随着近年来中央政府连续九次调低存贷利率，存贷的利差已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就必须提升自己的中间业务的利润创造能力。至于如何提升中间业务，这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这里要强调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而且能够通过中间业务的创造，来多样化自己的资产投资渠道。众所周知，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服务性业务。其自身并不能带来资产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很多中间业务本身捆绑着资产业务。比如：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但是信用卡业务所衍生的信用卡透支，其本身也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属于贷款业务。但是，这种透支本身与其他的种类的贷款相关性不大。因此，从资产组合理论上讲，它仍然具有资产分散的价值。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创新中间业务，合理实现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二者资源的整合，对于创新资产投资渠道，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显然具有外部正效应。

三、资产营运，动态管理中的资产结构优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承受以及流动有保障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强调国有商业银行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收益最大化问题。前面我们从存量和增量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以下，我们将结合“资产营运[4]”的理念分别从盈利能力，安全性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的关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树立资产营运的理念，将自己可利用的资产始终处于营运状态，那么，这个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以及资产盈利能力才是符合理性人范式下的利润最大化假设。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对资产结构的调整，毫无疑问，也要本着“资产营运”的经营理念，始终将自己的资产置于一种营运状态，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避免甚至杜绝资产闲置的现象发生。国有商业银行在目前的背景下的大量的现金资产（狭义），以及极低的资产利用效率，均是资产结构不合理的见证。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00年度的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周转率为0.0012，美国花旗银行为0.0222，美洲银行为0.0193，香港汇丰银行为0.014。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要充分认识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营运生利”的经营理念，积极通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对自身暂时闲置资产的营运处理。

（二）营运资产与安全性的关系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内生的杠杆特征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必然是与风险共舞的过程。如何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合理的控制自身的风险暴露问题，是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必须探讨的问题。

我们强调营运资产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经营理念。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既然天生要面对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以营运资产作为出发点，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才能有效地在“风险中永生”。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经营过程必然要面临诸如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清偿力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对于以上这些风险，商业银行逐步掌握一系列的风险分析技术：财务报表分析、缺口分析、久期分析、Z分析等。这些分析技术，具有各自的优势及特点，但是它们都是对于既定风险的事后分析，因而并不能很好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进行实时的反映，因此商业银行要对风险进行充分有效的管理，必须树立“营运资产，风险分散”的思想，有效的组合各种资产，以求在风险分散中保证国有商业资产结构的优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济周期风险，国有商业银行是无法规避的，因为，它属于系统性风险。对于系统性风险，营运资产的运作仍然可以有效的降低遭受风险损失的程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国内资产与外币资产的比重，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对外币资产的投资来抵消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所造成的损失；在经济繁荣时期，不动产投资热潮，可能是经济泡沫的表现，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者可以适度的将资产配置于价格敏感度较低农产品行业，寻求风险的分散。由此可见，营运资产实际上强调的是资产的有效运营对于风险的规避。

四、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对风险的控制，提供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激励

科斯定理认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谈判费用的情况下，只要产权能够无限明晰，那么无论这种财产的最先所有权属于谁，那么，它的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的（科斯，1937）。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民营”的事实，本身造就了产权界定的不清晰。这种事实上的所有者主体缺位，实际上进一步加重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的低效与扭曲。

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利益群体。一方面，它具有中央银行的国有特征，但是它不具有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另一方面，它具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求，但是它仍然必须承担一部分政策性业务。这种制度本身的不足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就隐含着委托与制度的难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Hyke）关于制度的功能定义：其一：信息功能；其二激励功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恰恰在这两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1）信息功能扭曲：由于所有者主体缺位，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代行所有者的部分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最为重要的是在现有的预算软约束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并不能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经营绩效的信号指标。这是从下到上信息反馈的失败；同时，中央银行的信贷风险强化，作为强烈的监管信号并不能很好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信贷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的“惜贷”与以前的非理性放贷如出一辙，这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对信息的吸纳以及传递出现了扭曲。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信息接收过程中利益不兼容。

（2）激励不相容：一种制度如果有着良好的激励，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管理上是成功的（斯蒂芬森，1995）。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激励机制显然存在着不相容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惜贷”与本身的上存激励是一脉相承的。国有商业银行强化内部风险控制，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下的责任终生制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在国有体制下，信贷人员的微薄工资收入需要为自己从事的风险贷款提供后续动力，这显然是强人所难，利益的不兼容，很难带动贷款业务的拓展。在现有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存依赖越来越强烈（如表1-1所示）。这种资金的营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沉重的付息压力。

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在根本上控制风险，构建合理的资产结构，必须打破现有的信息不通畅、激励不相容。而要从根本上打破信息不畅通，激励不相容，就必须打破现有模糊产权格局。

在当前情况下，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国有商业银行打破产权模糊格局的可行之路，也是必行之路。结合英国《银行家》杂志，2002年的全球200家最好的银行的评选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其余全部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不仅说明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的可行性，而且从补充资本角度，股份制经营模式也更具有现实性。因此，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了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按照“先对外，再对内”的原则，引进国际和国内两种战略投资者参股，引入公司治理机制，淡化银行内部组织机构的行政色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通过对行政性组织体制的重整和政策性业务的彻底剥离，最大限度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引入，强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色彩实现所有者主体切实到位和管理者实体的充分落实。之所以要先对外开放，这是因为转型经济再制度变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妥协与规范上均有相当大的帮助。内资的最后参与，将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和控制权的约束，最终能够带动国有商业银行的两性运作。

股份制改造本身并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产权主体的到位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强化，强化经营过程的透明度，利润中心的追逐以及风险约束的硬化。这是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的制度基础。

五、引入外部监督，规范市场机制，构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外在激励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本身是一种制度转型的产物。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当前市场背景下的“惜贷”现象，充分的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运行的不规范。这种不规范的深刻背景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更坦率的讲，就是政府干预的始终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财务公司”角色无不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浓厚的政府色彩。根据著名经济学家，ADB执行总裁Dr. Masaru Yoshitomi 的观点，亚洲银行体系的失效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大量存在(Dr. Masaru Yoshitomi and Dr. Sayuri Shirai，2002)。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减少政府的“点贷”行为，就必须引入外部监督，增加自身经营过程的透明度。一方面，要强化央行的标准化监管，比如：对资本充足的达标要求（8％），对信贷集中度的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的监督，比如：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外部信用评级制度，避免内部人控制下的“道德风险”行为。实际上，对于一个市场来说，诸如信息、法律、规则等要素是这个市场的特定基础。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那么这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不是背离市场的公平原则，就是背离了市场的效率原则，或者是二则兼有。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强化外部监督，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的实现其资产结构的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并不是仅仅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关键的就是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一方面不仅仅包括制度环境，自身产权改革的到位，而且包括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商业银行良性运行所必备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它不仅仅包括一个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而且包括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比如存在比较完善的衍生金融市场，为商业银行的规避风险提供各种适用的操作工具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企业通过兼并、合并、收购和出售等方式，实现企业资产结构的优化组合以及自身整体资产质量的提升，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充满竞争力的资产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