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1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 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2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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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3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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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4

2009年首都卫生系统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落实《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实施方案》，首都卫生系统要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作为卫生事业发展的新契机，抓住扩内需、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给首都卫生事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按照中央和卫生部、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为动力，全力推进卫生工作。推动卫生事业发展，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善民生的题中之意，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2009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积极推进、全面实施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市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认真贯彻落实2009年1月份卫生部等六部委印发的《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意见》和召开的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会议精神，积极组织制定和实施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方案，通过建立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统一平台，实现药品六组归一、同城同价，改善本市药品市场环境，提高药品企业市场集中度，保障药品质量安全，为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奠定基础，确保国家基本药物和符合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层必备药品在医疗机构的配备和使用率。

2、制定和完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医疗服务要素准入制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研究制定并适时*市区域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促进医疗机构属地化管理。积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首都医疗市场。开展对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扶持政策的研究，制定《关于推进专科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意见》。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实施统一的医疗机构准入规定，统一的监管政策，统一的医疗机构运营评价体系和医疗机构质量考核标准体系；统一的医疗保障政策。加强医疗机构准入和校验管理，建立医疗机构退出机制等清理整顿医疗机构的长效机制，净化首都医疗市场。从便民、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效率角度出发改革和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促进急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体效率的发挥。制定并实施《*市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临床新技术、专项技术准入的标准和程序，建立医疗技术准入评估专家库和登记备案制度。制定并试行《*市医院和医师手术分级标准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不同级别医院和不同职称医师分级手术标准，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师执业行为。根据综合医院科室设置标准，在全市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完善儿科建设，满足儿童就诊需要。制定标准，推动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和精神心理科。

3、完善医院管理和评价机制。继续开展对医院管理的考核评价和专项巡查工作，在医院管理年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体系，加强质控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建立急诊、重症监护质控中心。强化落实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核心制度，研究完善科学、客观的医疗护理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医学影像专业工作规范，积极探索医学影像资源共享问题，全面推进二级以上医院部分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推行医疗机构成本核算体系和制度，研究公立医院的价格体系改革和财政补贴机制改革，建立补贴预算经常化机制。进一步加强门、急诊服务工作，研究设计符合医院管理要求和群众就诊需求的标准服务流程，促进就诊区域的合理布局。研究推广门诊层级就诊工作经验，提高医疗服务运转效率，进一步推广复诊预约和挂号预约工作，方便患者就医，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立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评估管理体系，研究建立公立医院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科学界定公立医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研究探讨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立院长任职资格、岗位职责、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教育培训、激励约束和问责奖惩机制。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和运行管理体制。

4、加快发展基层卫生服务。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区卫服务机构运行机制，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水平和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研究制定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支出项目与标准的指导性意见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务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指导意见。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营项目成本测算研究，开展收支两条线政策效果评估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薪酬增长与激励机制研究。探索首诊服务新模式。加强慢性病社区管理，从适宜技术入手，强化培训，提高慢病有效管理率。规范健康档案的管理，制定*市社区健康档案管理和使用办法，开展对健康档案工作效果的评价。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岗位练兵，探索建立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学习训练的长效机制。创建*市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站)。制定和完善示范中心和站标准，在全市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站)创建活动，在全市创建60家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和30家社区卫生服务示范站。加大社区卫生服务宣传和绩效考核力度。完善市级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逐步建立基层医疗机构和上层医院的协作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卫生体系装备管理制度，实施基本装备安全运行规范。强化镇村两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农村居民常见病、多发病70%的问题在乡镇得到解决。加强乡村医生服务绩效考核与管理，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落实考核制度，确保为群众提供适宜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充分发挥政府补助资金的效率。开展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成效区县巡展活动，做好初级卫生保健终末期评估准备。建立农民健康管理新模式。完成政府投入的农民免费健康体检和体质综合评估工作，完善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开展慢病防治和健康干预措施。落实财政对参合人员补助增长机制，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筹资和补偿水平。参合人员在乡镇卫生院门诊及住院就医补偿比例普遍达到住院50%、门诊30%的阶段工作目标，住院补偿封顶线达到18万元，进一步减轻农村居民医药费负担。规范新农合稽查制度，加强基金监管，督促指导新农合各定点医疗机构规范服务与管理，建立新农合考核评价制度。开展医师多地点执业的相关政策研究，制定有关制度，促进医疗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鼓励有资质的人员在社区开办诊所或个体行医。研究制定适宜于*地区的基本医疗服务包。

(二)实施《健康*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2018年)》，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工作

1、实施《健康*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2018年)》。为进一步改善全市居民的主要健康指标，全面提升市民的健康素质，把*建设成为拥有一流“健康环境、健康人群、健康服务”的国际化大都市，市政府提出用健康促进的策略应对慢性病的挑战，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动员市民参与健康行动、政府提供健康保障等措施延长全市居民健康寿命。由市卫生局牵头并商有关部门已完成《健康*人——全民健康促进十年行动规划(2009—2018年)的起草工作，目前规划已上报市政府。经市政府会议讨论通过后将实施。按照规划要求，2009年将启动实施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食、控烟、健身、保护牙齿、保护视力、知己健康、恶性肿瘤防治、母婴健康等九大行动。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市性健康评价体系和区域卫生状况评价体系，从2010年起，每年一次“*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和区域分报告”。

2、建立以医院为基础的慢病发病和死亡报告系统，开展健康、疾病管理和患病风险评估，并依照慢病管理的要求进行随访和干预。继续在18区县试点社区进行慢病及其行为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和慢病病人及高危人群的管理和干预效果评价，推行高血压、糖尿病等管理规范。在社区、学校、机关、企业、乡镇启动眼病、口腔疾病、高血压等慢病管理和初级保健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对本市40岁至60岁的妇女进行乳腺癌免费筛查，对25岁至65岁的妇女进行子宫颈癌免费筛查。免费为新生儿进行先天性疾病筛查、为0—6岁儿童进行健康体检。稳步推进健康促进学校工作。继续开展7—9岁儿童免费窝沟封闭防龋工作。组织落实好*市政府关于免费为中小学生进行健康体检的政策。继续加强全市妇幼、儿童、老年、精神疾病防治体系建设。启动建设*健康教育中心工作。

3、进一步抓好重大传染病防控和精神卫生等工作。加强传染病监测与预警。继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之后，在全市一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展发热、腹泻、皮疹、黄疸、结膜红肿五种症状监测和报告制度。建立*地区疾病预防预警分析报告体系，编制年度、季度疾病预防趋势报告，适时预警信息和建立国内外和我市传染病疫情动态制度。开展立克次体病流行状况和鼠疫自然疫源地调查工作。以流感样病例和病原学监测为重点，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流感样病例监测点覆盖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继续落实好为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中小学生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加强肠道传染病防控工作。进一步强化肠道门诊监测与症状监测。在全市医疗机构中，开展《细菌性痢疾诊断标准》和《感染性腹泻诊断标准》的培训和推广。开展手足口病病原学研究，对EV71感染及时预警。加强艾滋病防控工作，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切实抓好结核病防治工作。大力推行“肺结核病人家庭成员督导管理制度”，开展“*市结核病防治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全市结防系统联网，加强对网络报告肺结核病人追踪核实。加强免疫预防工作。全面落实扩大免疫规划实施方案，加强免疫预防规范化门诊建设，规范冷链配置，2009年全市免疫预防门诊要全部达到规范标准。加强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提高接种率，消灭免疫空白。继续做好完善免疫接种信息化系统建设，实现与国家对接。建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处置、调查诊断与应急体系，制定*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实施细则。做好乙肝疫苗初中学生纳入计划免疫接种工作。深入贯彻《*市精神卫生条例》，推进精神疾病防治工作。启动*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落实对精神疾病患者访视服务管理工作。向贫困精神病人提供免费药物，不断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首都社会和谐稳定。

4、进一步加强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以首都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卫生保障、政府监管职能调整和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为中心，强化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采供血等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加强卫生监督体系建设和改革。加快区县卫生监督机构办公用房建设。研究制定区县卫生监督机构派出机构建设标准，尽快完善卫生监督体系网底建设。根据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职责划转到市卫生局的新形势，进一步调整、理顺卫生监督机构职责。巩固和提升餐饮卫生水平。强化餐饮业食品卫生等级评定的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全市范围的餐饮业卫生等级区县互查和现场升降级活动。制定*市连锁餐饮企业卫生管理办法，打造*市“全A连锁餐饮企业”。开展打击餐饮业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等活动，查找并消除餐饮业食品安全隐患。加强对学生营养餐、工地食堂等食物中毒高风险环节的管理，严防食物中毒的发生。在社会送餐企业等重点餐饮单位推行HACCP管理体系，鼓励其通过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认证。加强饮水卫生的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水质卫生监督、监测体系。对市政自来水厂、自备水源、二次供水、农村水厂等供水设施设立50个24小时动态监测点，形成自动监测网，并按季节对监测点的水质进行监测。制定相关卫生管理规范，加强对全市现存的1000多个污染隐患大的制售饮用水站的管理。切实解决部分供水单位无证供水问题。进一步加强医疗执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积分管理社会公示制度，定期向社会公示医疗机构积分情况，逐步形成医疗行业信誉参考体系。巩固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成果。继续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监督。加强职业卫生监督。严肃查处严重危害劳动者健康的违法行为。加强公共场所量化分级工作。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工作。年底前对辖区内100%的游泳场所、50%的住宿场所、50%的沐浴场所实施量化分级管理。

5、进一步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继续巩固强化全市居民灭蟑工作，完善全市家庭病媒生物密度监测体系，降低重点地区病媒生物密度。做好《*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修改的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各项规定，继续巩固和推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深化东城区、西城区全国健康城区建设试点工作，继续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区和国家卫生镇工作。深化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创建100个健康社区、100个健康促进示范村和40个爱国卫生红旗单位。继续开展*市卫生村创建活动，完成10万座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和农村改水项目，开展1000场农村健康知识讲座。

(三)全面贯彻落实《关于促进首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

1、推进中医药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实施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与中医特色指标考核挂钩制度。制定允许公立医院名中医师到社区、农村多地点执业的管理办法及实施方案；开展在药品零售企业举办中医坐堂医诊疗的试点工作；推进城区二级中医院向专科专病医院转型，打造首都中医药专科专病品牌医院。

2、加强社区、农村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启动全市中医类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回归扎根”工程。全面开展社区中医类全科医师培训工作，开展社区农村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培训。扩大社区“中医治未病”试点单位，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中医药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三进工程。

3、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启动“首都名医研修院”建设，办好“名医大讲堂”，开展全市中医药从业人员中医“四部经典”网络学习教育，举办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修班，研究制定师承教育与学位挂钩管理办法。

4、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举办首届中医药文化展，启动中医药传统文化进教材试点工作，推动中医养生“一操两法”进校园、进社区。启动燕京学派研究与建设项目，加快我市中医药抢救性师承工作及民间验方收集与整理工程，积极推进中医药世界非物质遗产申报工作。

5、积极推动中医药对外交流。启动“世界中医药*论坛”，组织好首届“多伦多—*中医药展览会暨学术研讨会”，打造首都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对外交流品牌。

(四)进一步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为首都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保障

1、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卫生人才培养体系，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人才保障。建立以区域医疗中心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基础的农村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强化区域医疗中心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开展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岗位培训。加强对我市七个山区、半山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定向培养医学生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关于为*农村山区、半山区定向培养卫生人才的实施意见》，逐步建立农村卫生人才补充的有效机制。深化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工作，在全科医师骨干、社区护士骨干和防保人员骨干培训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康复、口腔、B超、放射等专业的骨干人员脱产培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师资队伍和培训基地建设。通过试点探索建立大医院对社区卫生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

2、全面推进专科医师培训工作，提高临床医师的医疗水平。进一步扩大普通专科医师培训覆盖面。2009年*市三级医院及各区县所属二级医院的所有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临床专业毕业生都要参加普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新入职大学毕业生全面实行规范化培训制度。将专科医师培训纳入医师定期考核和职务聘任体系，探索建立我市专科医师培训与医师定期考核和职务聘任挂钩的机制。探索开展亚专科培训工作。

3、加强对继续医学教育的规范管理和指导。加强医务人员和医院管理者传染病防治培训工作，将传染病防治培训纳入继续教育必修项目。医务人员每年参加各类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并与职称晋升挂钩。对各医疗单位医务人员和医院管理者传染病防治培训工作进行评估。以灾害医学培训为重点，继续加强急诊急救人才的培养。加强卫生职业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整合优质医学教育资源，积极争取成立*市高等卫生职业学校。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5

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带动生技/健康行业需求快速增加

生技/健康行业需求有其特殊性。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决定了对于健康消费的巨大支付能力，这就决定了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人们会优先满足健康需求。从我国GDP与人均收入增长和人均卫生费用增长来看，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速度总是略高于人均收入增长。据国家统计局和卫生部统计，相较于1980年的水平，2007年我国GDP（绝对数）增长了54倍，达到24.6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增长超过28倍，到2007年人均达到13,786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也增长了21倍，到2007年人均达到4,140元。2007年卫生总费用比1980年增长了76倍，达到了10,966亿元；人均卫生费用则比1980年增长了51倍，达到828元。

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总值的4.81%，这个比例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生技/健康行业需求将会保持一个高增长态势。

人口老龄化长期支撑生技/健康行业的发展

生技/健康行业需求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人们在生命周期的老年阶段对生技/健康的需求要大于青少年阶段。单就用药方面来说，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测算，老年人人均用药是青年人均用药费用的3.7倍。按照国际通行的人口老龄化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数的7%以上），早在2000年，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国家。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46%，而根据相关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至少占总人口的29.6%。光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生技/健康产业需求增长加速效应就非常巨大。

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将在未来持续释放

从2007年开始，我国医疗改革开始进入加速改革阶段。《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2007年7月正式出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目标是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全国铺开，逐步覆盖全体城镇非从业居民。这项制度加上早期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998年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普及和完善，“全民医保”――到“十一五”末期，覆盖我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将基本形成，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

这种医改方案实际上是要形成多种制度交叉并进的复合结构。主要包括四大体系、八项机制和两项基本制度。所谓四大体系，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这些恰恰是2000年上一轮医改中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并举”思路的延续。按照方案设想，这四大体系要力求在2020年实现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全面覆盖。同时，方案还提出应完善八项机制，以此保证市场环境中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良性运转，包括医疗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筹资投入、监管机制、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定价机制和立法保障等。与此相对应，方案还提出建立两项基本制度，即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立医院管理制度的设想。虽然最终的具体方案没有决定，但各方在提高政府的财政投入已达成共识，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对医疗保障体系进行补贴。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估计，光是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政策带来的市场需求至少有1,000亿左右。

技术创新是生技/健康行业跻身“朝阳产业”的根本动力

我国生技/健康行业的“官、产、学”一体化的创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生技/健康产业往往成为一些创新企业“孵化器”重点支持的高科技产业之一，整个行业正在由仿制与引进向引进与自主创新前进的阶段；国内形成了上海以张江为核心形成辐射华东地区的生物医药研发区域和北京以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为基础的生物医药的研究外包领域的两大特色创新体系。自主创新也涌现了一些成果，比如在新药领域，2007年由百泰药业生产的“泰欣生”成为我国第一个被批准的基因工程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克隆领域，2007年9月14日，世界首例转基因克隆兔在我国诞生；中医药方面，2007年6月，军事医学科学院以“专利许可”方式与英国植物制药公司Phytopharm签订了一类创新中药“NJS”的合作协议，中医药国际化走出了新型道路；在产业化应用领域，2007年12月17日，第四军医大学宣布了我国第一个活体“人造皮肤”正式应用于临床。此外，由中国生物技术外包联盟（ABO）发起成立，并吸收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太平洋美诺克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两家京外企业的北方抗体产业联盟，仅成立半年，联盟首席科学家陈志南便研制出我国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体类药物，也是全球首个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单抗导向同位素药物――美妥昔单抗体注射液（碘[131I]），并且成功地转让给成都的华神集团，该药在上市后半年获得了3000万元的销售业绩，成为产业化最快、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技术创新已经使我国生技/健康行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产业，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国民经济新的快速升级的增长产业之一。

总之，在上述四大因素的推动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预测：未来5年如果GDP按照年均8%的增长，卫生总支出占GDP总值的6%（2007年卫生总支出/GDP=4.81%，数据来源：卫生部），则生技/健康行业总体年均增长12%以上；未来10年如果GDP按照年均8%增长，卫生总支出的GDP占比达到10%，则生技/健康行业总体年均增长16%以上。由此可见，未来5-10年中国生技/健康行业的需求将会迅速增长，这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

生技/健康行业VC/PE投资机会与风险

前文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了生技/健康行业的需求增长动力与发展前景，下面就我国生技/健康产业的现状特征分析VC/PE介入的机会与风险。

体制改革和行业集中度低为VC/PE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

总体而言，我国生技/健康行业现在还处在一个“大产业、小企业”的发展阶段。据卫生部统计，我国现在有各类医药工业企业4,000多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据80%以上，医院19,847家、卫生院40,678家、门诊部197,664家、妇幼保健院3,051家、专科疾病防治院1,365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586家、医学科研机构248家。在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中，产业集中度很低，其中不乏一些有成长潜力的投资对象。

从2003年起，我国卫生医疗领域改革广泛进入政府和公众关注视野，到2007年进入加速改革的关键阶段。我们预计未来10年，将会初步形成我国卫生医疗行业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结构，奠定基本的产业结构。“医、药”关系的理顺与相关研发、制药、医疗、医疗器械、流通、医疗服务等市场的监管和宏观调控完善，相关的准公共产品市场放开，OTC（非处方药）市场的快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给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这个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可以说，生技/健康行业是中国未来VC/PE投资的一个重要金矿。

产业创新对资本的需求提供了VC/PE介入良机

生技/健康行业具有产业创新前期资本需求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传统资金来源如地方政府资金、银行贷款和主板资本市场难解企业资金之渴：部门和政府资金“僧多粥少”，银行小额贷款和对担保的苛求无法满足企业不断成长的需求，主板资本市场门槛太高难以涉足。中小型生物医药企业融资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VC/PE投资的特点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与吸引力。

另外，我国生技/健康行业总体技术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比如医疗器械领域，全国17.5万家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的医疗仪器和设备中，有1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产品，有60%是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产品。我国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医疗设备远远不足，很多乡镇卫生院连一般检测设备都没有，依然依靠听诊器、血压计和注射针“老三件”作为防治疾病的主要器械。中低端医疗设备市场规模，约占整体市场规模的75%，远高于全球45%的水平。中国高端医疗设备的市场大多是飞利浦、通用电气和西门子3家巨头的产品。我国医疗器械的功能正在从单纯诊断、治疗和化验，向诊断、治疗、检验、分析、康复、理疗、保健、强身等多功能方面延伸。这也就预示着它们需要更新换代，而在这个过程中，将会保证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的快速增长。如果全国1.3万家县级以上的医院，都能基本达到日本1980年医院医疗仪器设备标准（每100张床位为人民币80万元），那么，我国医疗器械设备市场的增量空间超过240亿元。现阶段国内也出现了迈瑞等少数几家企业涉足这个行业，未来发展还有很大想象空间。

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的政策风险

自1997年以来我国医药领域刮起了一股降价旋风，国家通过降价令20次下调相关药品价格，特别是2006年的降价幅度和规模都达新的纪录，这些强制降价措施在规范市场的同时也对相关企业与相关产品盈利产生了不少冲击。使得2006年成为医药行业的一个发展低谷。

流通领域也开始“阳光采购”试点，2006年10月广东省初步建立了医疗机构采购药品网上限价竞价阳光采购，使得“大路货”类药品面临激烈的竞争，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特色的、专科类或疗效好的独家专利药品受影响较小。

还有一系列的治理商业贿赂恢复通用名制度、药房托管、药品注册新政与GMP认证标准等等一系列政策调控。

2008年大部制改革后药监局等归并到卫生部统一管理，将大大加强生技/健康领域宏观调控的整体能力。不可否认，这些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在理顺整个行业秩序、完善行业发展环境的同时，肯定会给相关企业带来政策风险，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行业兼并整合浪潮，而这在给VC/PE投资者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加大一些政策风险。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6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7-05

一、健康旅游的定义

Goodrich（1994）将健康旅游定义为旅游设施或旅游目的地充分设计和利用除常规的旅游活动之外的保健设施与服务来吸引游客。这些保健服务包括在饭店或度假区里接受有资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医疗检查、特别的饮食设计、多种维生素治疗、针灸、瑜伽、水疗、针对各种疾病的特殊治疗、草药、肌肉拓展和放松技巧、美容等。 Borman（2004）和Jonathan（1994）定义健康旅游是常规旅游与医疗保健服务设施相结合的旅游产品。 Finnicum和Zeiger（1996）从健康旅游的五个层面（身体、智力、社会、精神、环境）来解释健康旅游的含义。 Mueller和Kaufmann（2001）认为健康旅游是指因为以维持和促进健康为目的的人们的旅行和停留所引发的所有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Ross（2001）将健康旅游界定为旅游者出于健康理由从居住地到目的地进行治疗的相关活动。 Eleni A和Panagiotis Th（2003）指出健康旅游是介于医疗（系统的医疗设施设备）和旅游（多元化的休闲导向的）之间的产品，用来描述一系列以健康为目的的度假机会。 Smith和Puczko（2009），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界定健康旅游是可以使旅游者生命、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旅游方式，涵盖医疗、卫生、美容、体育/健身、冒险等。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提出把消费者对保健和养生的需求与旅行、休闲和娱乐这些旅游产品结合起来就是健康旅游。

这些定义的视角各不相同，所提出的健康旅游的范围和相关旅游产品的类型也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也还未达到统一，但都着眼于旅游者的健康、保健目的。

二、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

健康旅游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Spa旅游，相关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并且相关产业也一直都比较兴旺。后来，随着对健康旅游的认识不断加深，健康旅游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Sonja Sibila Lee（2006）提出，健康旅游产品包括：①室内室外的健身运动；②健康食物；③放松项目，如Spa、按摩、药物治疗；④健康休闲文化活动等使自己或家人更安康的游览方式。

时尚旅游（2006）将健康旅游分为保健旅游、美容旅游和医疗旅游，但因为一些相关研究将美容旅游作为医疗旅游的一个部分，因此，本文在时尚旅游的分类基础上，将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归结到保健旅游和医疗旅游两个方面：

（一）保健旅游（Wellness tourism）

保健旅游的概念兴起于西方，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旅游形式，也可联系到养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用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保健旅游。如温泉、瑜伽、香料、武术、太极和气功等，利用其有利的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打出健康、健身、保健等口号来招徕旅游者。同时，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联合起来发展健康保健旅游，如奥地利联合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开展了一个欧洲健康旅游的项目，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高品质健康旅游目的地。

虽然保健旅游发展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多，主要形式也多集中在以Spa为主的保健旅游方面。

Jonathan N. Goodrich和Grace E. Goodrich（1987）探讨了保健旅游的概念，并基于涉及旅游者、旅行商、医生（包括两个中医）的调查初步探讨了保健旅游的发展和未来研究领域的建议。

Goodrich（1990—1991）对加勒比地区（覆盖牙买加、巴哈马、维京群岛等14个国家）的健康旅游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对该地区旅游保健设施和服务进行了调查及分析。

Mueller H和Kaufmann E.L（2001）以酒店调查为基础，将健康旅游市场分成：健康需求客户；特殊需求客户；寻求治疗的客户；侧重于娱乐和其他需求的客户等四类，并对相应客户的特征和对酒店产品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国际Spa协会200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定量分析消费者趋势以及对Spa 产业的影响，指出东方或亚洲健康项目将继续非常受欢迎。

奥地利经济和劳动部（2002）对英国的健康旅游市场专门做了研究， 为奥地利的健康旅游供应商提供市场信息和数据。

加拿大Spa协会（2004）对加拿大的温泉旅游现状进行了统计调查，预测了未来10年的健康旅游产业一些发展趋势，指出古代处方和产品将越来越受欢迎。

Spa Finder（2004）全球最大的Spa度假旅行批发商，就Spa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其中包括Spa产品的变化、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等。

Anna G.A（2005）对保健旅游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阻碍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以及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性促成了保健旅游的兴起，但接待地的各种限制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保健旅游的发展有不少障碍，这些问题要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等来解决。

Hunter Jones P（2005）通过对英国癌症病人旅游倾向的实证调查研究，探讨癌症与旅游之间的联系，发现癌症病人也有旅游需求，他们会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对旅游产品有不同的需求。由于身体易疲劳、经济条件限制、自信心缺乏，他们一般会选择短距离、包价旅游产品，目的地也集中在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

Murat Sayilia等（2007）指出温泉旅游在健康旅游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土耳其有众多的温泉资源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普通疾病，其中坎加尔鱼温泉以其天然的鱼医生治疗牛皮癣而闻名。作者主要对坎加尔鱼温泉做了社会经济调查，对104名旅游者进行了调查，对其特征和对目的地的感知特点做了分析，并对土耳其未来健康旅游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Adrian K和Adam R（2008）分析了1949—2006年波兰温泉Spa的发展，并对这一时期Spa与健康旅游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

Smith M和Puczko L（2009）对健康旅游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界定，探讨了推动健康旅游的动机和需要，描述了健康旅游的发展历史，并对健康旅游的管理和营销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预测。同时，研究了很多相关的实际案例，内容涵盖了温泉、医疗健康、生活教练、冥想、节日、朝圣和瑜伽等多个方面。如，对俄罗斯、葡萄牙的维达古、巴西的佩德拉斯的Spa资源对保健旅游的促进进行了分析。

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从健康与旅游间的理论联系、健康与旅游间的矛盾以及健康旅游者的动机与经历等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对健康旅游进行了分析。

（二）医疗旅游（Medicine tourism）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Gupta（2004）定义医疗旅游是指与旅游业合作为病患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该过程通常在私营医疗服务部门进行，但涉及旅游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医疗旅游者可以在进行医疗手术或治疗的同时进行旅游活动。Connell（2006）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旅游度假的同时获得医疗、牙科和外科服务的远距离旅游。获得的治疗不仅包含美容和牙科服务，也包括要求复杂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外科手术。

医疗旅游是健康旅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分，借助旅游产品的快速、方便，旅游者可以接受到比他们在居住地质量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感受异地的风情，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旅游的作用、市场分析、地区和个案分析等方面。

（1）医疗旅游的作用

Ramirezde Arellano（2007）指出医疗旅游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产生外汇收益，使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并且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Bookman（2007）指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国外医疗旅游者提供专门的医疗设施和服务，医疗旅游在全球经济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David Reisman（2010）提出医疗旅游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等待时间、不同的服务方式把休闲旅游和医疗手术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能够使病患在可负担的成本下获得高质量的治疗。比如病患可以前往墨西哥、 印度和泰国接受心脏导管手术，前往匈牙利、 波兰和马来西亚看牙医。同时，书中还提到医生和医院的流动，比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可以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医院可以通过开设附属医院的方式到迪拜、 菲律宾、 哥斯达黎加等地治疗当地患者。

（2）医疗旅游的市场分析

Awadzi和Panda（2006）强调应制定适当的指导和认证程序来确保医疗旅游者权益的重要性。

Smith和Forgione（2007）提出寻求国外医疗服务的医疗旅游者做出相关决定的影响因素的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确定选择目的地的决定因素，其中国别特征，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管理政策等影响较大。第二阶段，确定影响具体卫生医疗机构的因素，其中成本、医院评审、质量的护理和医生培训影响着卫生医疗机构的选择。

Caballero Danell和Mugomba（2007）从电子媒体、报纸、期刊、杂志和学术材料收集到医疗旅游市场的相关信息，提出进入该市场需要进行包括消费者利益、品牌、法律框架、基础设施、产品、目标市场、沟通渠道、运营商、中介机构和社会问题的分析。

Heung，Kucukusta，and Song（2010）提出了医疗旅游的概念模型，分析了该行业的供应和需求的全貌。

（3）地区和个案分析

Chacko（2006）指出印度医疗旅游业的主要吸引力是其低成本。此外，印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名医生及护士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同时英语使用广泛，沟通不成问题。

Tata（2007）详细分析了亚太国家医疗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Leng（2007）和Yap（2007）分析了马来西亚政府推广医疗旅游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指出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印尼、新加坡、日本和西亚国家，价格优势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34家私家医院在马来西亚从事健康旅游，其中很多均得到国际组织的标准化（ISO）认证。

Singh（2008）统计出哥伦比亚、新加坡、印度、泰国、文莱、古巴、中国香港、匈牙利、以色列、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目的地；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土耳其正在把自身打造成医疗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在美容旅游方面。

Singh（2008）分析了亚洲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国家情况，如泰国、新加坡等。

RNCOS（2008）分析亚洲国家利用低成本的医疗设施，极少的等待时间、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使得亚洲国家医疗旅游迅速发展，并指出亚洲五个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是泰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正在成为新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根据Cohen（2008）的研究，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泰国很多一流的医院在国际上获得名声，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病人。这些医院外观看起来像高档酒店，环境舒适，医疗设备和技术先进，设有专门针对医疗旅游者的治疗区域和设施，员工服务意识强，医生与患者间关系融洽，大多数相关医院得到青年商会（JCI）的认证。同时指出太多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和中东旅游者人数也在大幅增加，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其价格优势。泰国的医疗费用比新加坡便宜50%，比香港便宜3倍，比欧洲和美国便宜5～10倍。

Ye，Yuen，Qiu和Zhang（2008）采用推力和拉力的动机理论研究来香港的医疗旅游者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医疗旅游者主要关注医疗的问题，而不是目的地的特征，指出医疗旅游者的主要动机包括医疗质量、促销活动、友好程度、成本和声誉等。

Chew GingLee（2010）研究了国际旅游业中卫生保健部门的作用和新加坡的卫生保健状况对其国际旅游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卫生保健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是正面的。不过，短期而言，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当前的新加坡政府正努力使其成为领先的医疗中心，使其就长远而言，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JiYunYu和TaeGyouKo（2011）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旅游者在未来济州岛医疗旅游中可能感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来比较了三个地方旅游者在感知因素的组成、旅游的便利性、医疗旅游首选产品、成本等方面的感知差异。

Vincent C. S. Heung，Deniz Kucukusta和Haiyan Song（2011）对影响香港医疗旅游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有代表性的私人和公共医院、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分析出政策法规、政府支持、成本、容量问题和当地社区的医疗需求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提出了解除这些障碍的几种策略建议，如新的促销活动政策，政府对投资医疗旅游市场的鼓励活动，接待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医疗旅游产品等。

William Bies和Lefteris Zacharia（2011）指出海外医疗旅游虽然能减少开支、节省时间，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同时作者用ANP模型分析了是否应该发展医疗旅游以及用何种形式发展更好。

Farhad Moghimehfar和Mohammad Hossein Nasr-Esfahani（2011）以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生育医疗旅游为例分析了在医疗旅游目的地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 Awadzi、Panda、Burkett、Tan、Barclay、Balaban、Marano、Birch Vu、Karmali Stoklossa和Sharma等学者开始关注医疗旅游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当地医疗资源的占用，影响当地居民的医疗活动；②当地居民医疗成本上升；③传染性影响。

三、结论

健康旅游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经过近30 年的探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产品形态、消费动机、市场营销等都得到了发展，但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研究的内容长久以来主要集中于Spa 旅游，近年来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使健康旅游涉及保健、养生、医疗和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中，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医疗旅游产品不断受到欢迎，相关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健康旅游行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具体来说，从研究的广度上来讲，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①健康旅游的定义；②健康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分类；③健康旅游兴起的原因分析；④健康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分析；⑤具体旅游目的地健康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如，加拿大、土耳其、波兰、日本等地区的温泉Spa旅游，泰国、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印度等地区的医疗与美容旅游）；⑥健康旅游的影响分析，特别是健康旅游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从研究的深度上来讲：①虽然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不少，但目前理论界对其的理解还未达到统一；②由于健康旅游近年才兴起，因此相关基础性研究的数据有限；③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的健康旅游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如：①健康旅游概念和产品的界定，这不仅影响理论研究，还影响相关数据的收集；②健康旅游设施或目的地研究；③健康旅游市场调研；④健康旅游实证调查；⑤健康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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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mith M & PuczkoL.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M]. Oxford： Elsevier， 2009.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7

在大力倡导全民健身形式下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消遣娱乐、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消除大脑疲劳感，使疲惫的身体得到积极休息，恢复体力，精力充沛地再投入到生产劳动中，也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脑力、体力消耗的补偿方式，而且这些活动提供给人们一个摆脱必然性的束缚，可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可以得到发挥自己爱好、兴趣和才能的机会，为自身的充分发展提供条件。

根据零点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城市居民的健康消费调查显示，5城市居民年平均运动花费为654.49元，北京人又以880元高居榜首。如果按照北京市人口1000万来计算，则北京市一年的健身市场消费就达88亿元。群众消费结构的调整必然对体育消费产生新的需求，为北京运动休闲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在北京成立，从具体操作和实施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还需进一步完善。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现有会员企业单位的经营场所共计2530个。其中运动健身1417个、生态观光345个、休闲餐饮552个、保健服务164个、科普教育14个、体育休闲产品生产厂家38个。这些运动、保健、休闲、观光、旅游、饮食、购物等单位场所，如能统筹规划，集体运作，完整配套，全面服务，既可以全面展开为人民大众的健康事业服务，又可以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一、集观赏、健身、娱乐一体的“运动休闲市场”

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需求消费和精神享受的提高，力求全面开拓人的体能和智能，对健康的理解也愈加全面深刻。北京运动休闲研究会可以提供以观赏各种体育比赛为主的“观赏型市场”，以健身、娱乐为主的“参与型市场”，以集观赏、健身、娱乐为一体的“体育旅游市场”。

二、提供生活愉悦、精神舒畅的“运动休闲场所”

21世纪的城市体育理念必须转向满足国人的强健、发展的需要，满足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倡导快乐，健康第一”，要通过多种愉快而健康的身心活动来促进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加，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人们有了运动休闲的可能性。北京运动休闲研究会提供的场所，可以使人们在休闲中放松心情、沟通情感、释放压抑、消除疲劳、发展个性、增强体力和活力，成为城市人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活需要。

三、展开医疗体育保健的“运动休闲行动”

卫生部资料：2000年部分城市前五位主要疾病死亡原因构成中就有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三项属于慢性病，而这三项就占总体疾病死亡原因的63.40％。显然，慢性病已取代传染病成为人类生命的最大敌人。它主要包括：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一系列不能传染的疾病。根据对1998年全球疾病负担的估计：慢性病占43％，中国占60％。根据WTO报告,2005年全球总死亡人数为5800万，其中近3500万人死于慢性病，而中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了750万。引起慢性病的后天因素主要有四个：烟、酒、不健康的饮食结构和习惯、少运动。

医疗体育是一种医疗性质的体育活动，即从医疗的目的出发，利用体育的手段，通过患者自身特殊的身体练习，以达到防病、治病，促进身体健康和各种功能的恢复，加速疾病痊愈的效果。这种以体育为医疗手段的方法，也称体育医疗，简称体疗。医疗体育能有效地调理亚健康、治疗慢性病。

四、“运动休闲行动”的综合构思

1.实行会员优惠制

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企业单位各运动场所对会员实行会员优惠，班车接送，定点小区、公司服务，提高场馆的利用率。

2.利用现有场馆资源

举办周末或节假日的运动休闲会，召开各类型（家庭型、单位型、新婚型）的中小型运动会或趣味项目比赛，设立县级奖、区级奖、市级奖等，达到休闲、健身一体的健康运动模式。3.利用医疗体育调理亚健康、治疗慢性病

(1)运用健康体检中心的诊断检查，判断结果，设计方案，参加运动，对症治疗，休闲健身。例如：①青少年驼背。体格体检检查，确定驼背度数，检查骨骼肌肉情况，判断是需医疗手术还是医疗体育矫正，设计医疗体育实施方案，分别参加运动健身场所的肌肉力量姿势的锻炼，SPA、足疗馆、松骨按摩中心的肢体关节的保健等，体格体检检测结果。②肥胖症。体检检查，诊断肥胖原因，确定减肥方案，分别参加运动健身场所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的锻炼，休闲餐饮的营养饮食调理等，体格体检检测结果。

目前北京体育休闲产业协会运动休闲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中国青少年形体健康检测标准化与干预》课题正在进行，其调查结果显示：八成多青少年表现出形体姿态不良，走路时探颈、驼背、窝肩等。接下来便是医疗体育的干预，矫正躯干身型，锻炼肌肉力量，松解僵硬肢体，培养正确姿势等。

(2)举办运动休闲健身节、健身周、健身季。利用度假村、温泉、运动健身等场所，开展亚健康康复、慢性病调理、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健康饮食方法、运动休闲健康身心的理念等。

参考文献:

[1]学生在网站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8

然而在新医改方案出台的刺激下，医疗健康行业成为如今投资最热门的行业之一，似乎迎来“最好的时代”。自2009年二季度起，医疗健康行业获得风险投资总额1.32亿美元，占同期中国风险投资总额的20％。vivo ventures以250万美元认购李氏大药厂6.79％股份、软银赛富投资南通联科药业2500万美元、鼎桥投资注资归真堂7650万元、达晨创投增资晨光生物4900万元、火箭资本5300万港元入股龙发制药……而在桂林三金药业、保龄宝、奇正藏药陆续IP0之后，国药控股更是成功在香港上市，并因发行5.457亿股而成为2009年医药板块的“大事件”。

这一系列投资、上市，无疑昭示了资本对医疗健康行业的“再度认可”。

但资本市场的逐利并不意味着医疗健康行业整体“解冻”。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获得资本青睐的公司大都来自医药与医疗器械两个细分领域。这两个细分领域如同两把锐利之剑将寒冰破开，展露着医疗健康行业的“春天”。

“寒冬”之后，尽管料峭依然，但寒冰之下的资本已经开始暗涌。融资、并购、IPO、PIPE，资本正在通过每一条路径进入医疗健康产业。

相较于其他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有着较为稳定的抗风险能力。只是由于对投资人员的专业性要求很高，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商业运作经验以及风险控制能力，因此医疗健康投资在中国发展得一直很缓慢。“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资本的避风港和全球经济亮点。医疗健康产业更是因其抗周期性而成为亮点中的亮点。”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基金合伙人陈立实如是说。

未来十年高速发展

目前全球股票市值中，与医疗健康产业相关的股票市值约占总市值的13％左右，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医疗健康产业已经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医疗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与一个国家的GDP成正比，即GDP越高，医疗健康产业的投入就越多，医药、器械等细分领域的投入也会增加。”美国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施毅表示，“因此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

以美国为例，医疗服务、医药生产、健康管理等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5％，而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产业增加值也占到国家GDP的10％以上。然而在中国，该产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也决定了中国医疗健康行业在未来至少10年之内仍然会高速发展。”施毅表示。

当新一轮医改方案面世后，资本就没有停止过对医疗健康市场的关注。“从目前中国医改的内容可以看出，医改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医保。”陈立实表示，“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虽然医改并没有直接有利于新药研发等的政策，但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政府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与新药研发相关的领域中，这非常具有代表意义。”而美国风险投资基金Vivo Ventures医学博士赵晋也有相同的看法：“尽管医改对于投资人、企业的具体支持仍然比较少，但是却能够给企业一定的指导方向，整个行业是机会与挑战并存。”

医疗健康产业在受到医改与市场的双重影响下，整体市场出现了细分化，风险投资人对于这种情况也十分乐见。“市场的细分化才能成就巨大的公司。”施毅表示，“每一个细分领域中的机会都是我们要发掘的，不过从市场规模上来讲，仍然是医药大于器械，器械大于诊断。”

虽然前景被认可，但位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至今依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严重。“很多分散的小公司缺乏有生命力的产品，质量也不过关，它们的存活都是通过商业手段维持，这样的企业妨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好的医药企业也不能够正常进入市场。”施毅表示。

第二是中国医药产业的研发投入不足，不仅限制了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导致了国内医药企业只能够通过大量的仿制药寻找生存空间。第i则是跨国医药企业产品对国内产品形成竞争威胁。由于药品进口关税降低、价值跨国医药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加大，都迫使国内医药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

医药的壁垒与风险

医药与医疗器械处于整体行业市场规模中之首，因此也备受资本的青睐。

刚刚募集了一支总额30亿元、专注于医疗行业投资的建银医疗基金，就非常看好医药行业。建银国际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胡章宏博士表示，医药行业的竞争壁垒非常高，一般的竞争者很难进入。“首先是政策性的壁垒。中国对医药行业的准入、生产经营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应法规以加强对医药行业的监管。不论是医药生产企业还是医药经营企业都需要获得许可证方能运作。”胡章宏博士表示。

其次是资金壁垒。医药行业是高投入行业，其新产品开发具有资金投入高、项目研发及审批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药品生产使用的厂房设施需要专门设计，药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重要仪器设备需要依赖进口，费用昂贵；而且产品销售渠道复杂、环节多、资金周转偏慢。“因此，该行业的新进入者通常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胡章宏博士表示，“再加上医药研发的技术壁垒。”

“不过，建银国际在这些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竞争优势，也是我们专注于医疗行业投资的主要原因。”胡章宏博士说道。

医药研发能够拥有足够宽的“护城河”来阻断竞争者，还源自国内一些非常高质量的研究机构在做着不懈努力；随着一些海外学者、技术人员回到中国推动新药研发、政府投入很多研发资金大力支持，中国新药研发领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目前中国医药领域还是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因此仍然具有投资风险。“这个行业的风险主要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也是不可控的风险。”陈立实表示，新药研发的风险首先是技术风险，这一点在中国及外国都是一样。想要降低这个风险，主要还是需要依靠团队。“富达亚洲通常会寻找非常有经验的团队进行研究，这些人在国外积累了相当多的研发经验，也在失败中学会了很多教训，他们将这些经验教训利用到研发中，是能够降低技术风险的。”陈立实认为。

对于投资了药明康德、诺凡麦等企业的富达亚洲来说，陈立实认为要关注两种医药企业

的风险：第一种是以研发为主的医药公司，它们的风险在于技术风险和产品注册的风险，如何避免技术风险，以及如何度过漫长的产品注册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种是以药品销售为导向的企业，尽管它们有一些药品具有注册风险，但是这种企业的风险更多来自于市场，由于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中，能否建立有效的销售团队、形成良好激励机制就是风险所在。

若要减少投资风险，企业团队永远都排在首位。“对于新药研发企业，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团队是否有过研发的经验，其次是他们所从事的研发技术平台。我们不是看其某一种新药，而是要看通过其技术平台能不能衍生出多种新药产品，毕竟单种产品非常不容易规模化。”胡章宏博士认为。而富达亚洲在投资时，除了考虑团队及产品外，还会考虑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资金支持。由于新药研发的周期很漫长，所以在投资这样的企业时，富达亚洲希望能够做一个多种资金与资源组成的投资组合，比如政府资金的支持、投资者的专业资源等，有了这样一种综合的资源和资金支持，新药研发公司才能够走得更远。

器械的潜力与隐忧

医疗器械市场近年来加速扩张的趋势，已经引起资本的关注。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国内医疗器械行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同比增长15％，相比较于2001年，医疗器械行业产值仅为药品产值的20％，到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33％左右。

“在中国，医疗器械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被充分发展的领域。在全球医疗器械市场格局中，美国占40％以上，欧洲大约占30％，而中国仅占全球市场的2％。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医疗器械的行业规模还远远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陈立实认为医疗器械的发展潜力很大。

“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是资本关注医疗器械的首要原因。”陈立实表示，富达亚洲风险投资基金看好医疗器械领域还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医疗器械企业的发展还都处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尽管中国市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海归们创办的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向着产品的研发方面发展，通过产品的创新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众多企业中具有一定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的还是非常少，因此在投资这样一家企业后，短期时间内很难出现同质化或者过多的竞争者。”其次，陈立实表示，“在中国本土企业中，医疗器械是在生产制造中占比例比较大的行业，因此中国很多企业有潜力走进国际市场，比如迈瑞、威高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的研发在国内占领市场份额。”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9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B

一、绪论

近几年来IT行业发展迅速，人们日益体会到移动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方便和益处，随着人们对移动设备的推广和使用，IT行业逐渐地发展成熟，IT技术逐渐地渗透到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各个领域，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应用，各个行业的App也随之应运而生，医疗App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至今医疗App的大体框架已基本形成。

在国外医疗健康类的App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据皮尤网络和美国生活项目调查显示部分智能手机用户都安装了一款有关健康类的App应用，并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1年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了管制范围，而对于国内刚兴起的医疗健康类App的管制，中国政府有望跟进[1]。

国内医疗App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发展势头比较好的App应用软件如丁香园、快速问医生、好大夫在线等，这些较为知名的健康类App凭借着对国内市场的准确定位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同的健康类App主要的运营方向也不尽相同，市场上的医疗健康类App提供的功能以医疗查询、疾病查询、就医信息、症状自查居多，这些功能极大的方便了患者就医以及自身的保健。但随着App的广泛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出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而本文正是对此类App如何去更好的应用以及应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希望通过对医疗健康类APP应用的研究和分析让更多人了解医疗健康类APP应用，为医疗APP市场分析人员提供可靠的分析方向，进而满足医疗卫生中多元化的需求。

二、医疗健康类App在国内出现的问题

1.医疗App市场鱼龙混杂，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2]

虽然现在患者能够通过移动App接受一些治疗方案，但是这些治疗方案是否真的能使患者康复，这还是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健康咨询与简单问诊类的App层出不穷、他们有的通过网络的回复、图片等方式对患者进行诊断，一方面从手机输入症状，患者所描述的信息可能并不完整而且他们所描述的信息有可能并不准确。另一方面通过手机问诊时医患之间并没有彼此之间的信任。而这两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对医疗APP的审核缺乏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

2.医疗App行业应用发展环境并不规范

目前国内医疗App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将医疗健康类的App纳入国家的监管范围，并且国内的医疗行业并没有完全的开放，大多数的医院并不愿意共享患者和医生的私人信息，以致各地的App厂商与卫生机构的合作仅仅局限于地方区域。

3.医疗健康类App应用具有局限性

目前手机App应用功能普遍都有“手机问诊”类功能，通过手机问诊但能否做到确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手机用户的所描述的一些症状可能只是“标准化”的症状，而在医学上一些细微的差异都可能是不同症状引起的[3]。除此之外医疗健康类App使用的对象范围具有局限性。目前医疗健康类的App使用人群一般为青年人，老年人使用甚少，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老年人患病的症状可能是由多种疾病引起的，使用“手机问诊”功能造成误诊的几率远大于青年人，另一方面智能手机的使用在中国起步较晚，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并不太熟悉。

4.医疗App应用中的数据的质量和真实性无法保证

医疗健康类的App并没有纳入政府的监管，当使用医疗健康类App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时并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有效的维权。对于医疗健康研究模糊的领域，一些健康类的App谎称一些食物或保健品能够预防某些疾病，更有甚的是现在医疗App很多疑难解答来自于一些普通网站的搜索，其解答的内容良莠不齐，可信度很低。

三、App应用分析

1.医疗健康类App并不能替代常规的就诊

医疗App中的就诊咨询服务只能帮助患者了解大概的病情，对于疾病的确诊与治疗还需要去医院就医，因为对于现今App的功能还无法对患者进行临床测验，只能通过患者的描述提供诊疗方案，但患者的描述往往是不全面、不科学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和急诊病患者更要慎重的使用App中的“手机问诊”服务。

2.移动数据库的建立可使App更加“智能化”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医疗App误诊的事件，使医疗健康类App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促使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患者对自己的病症描述不清，患者的病症是由多种疾病的并发症引起的，但从App本身来说，它对患者的“诊治”太过“标准化”，对于一些个体化的差异的诊治不够“智能”。而如何才能使App的诊治更加“智能”呢？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移动病情数据库，通过以往手机App用户的问诊，积累一些常见疾病的数据资料，当再次有这样的患者询问时便可以从以往积累的“经验”中向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

3.医生信用评价体系的建立可更好的促进App的发展[4]

如今App的市场鱼龙混杂，支撑App的医生团队更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环境下唯有建立一个医生信用评价体系才能使医疗App体制更加的完善，就像“淘宝”中买家买到商品后对卖家商品的评价一样，通过“好评”建立卖家的信用级数，通过这样的体系从而使医疗健康类App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首先，医疗APP终究是为人们的医疗健康服务的工具，它终究不能代替医院医疗中的全部工作，只有协调好医务人员、患者、移动健康类APP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发挥医疗健康类APP在医疗中的作用。其次，技术的发展始终要以人为本，而脱离人们的需求去谈技术的开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现实的。医疗健康类APP也是如此，它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是开发的原因和动力。医疗App使医疗资源得到了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我们通过医疗健康类App得到更多的医疗资源。未来的App通过建立一个良好的医生信用体系使患者使用移动App终端便可得到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并且未来的App趋向于“智能化”它不仅可以作为医生传输信息的工具，而且可以通过检索移动数据库进行“智能”的分析与判断，给患者一个合理有效的诊疗方案。

[参 考 文 献]

[1]五大趋势预测[J].中国信息界（e医疗），2013（12）：49-51

健康医疗市场调研例10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181-02

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地方党委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商业健康保险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幸福。大力发展商业健康(医疗)保险，并把商业医保与社会医保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而且有利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

1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健康保险业务量迅速增长。十六大以来，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高于30%。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75.66亿元，同比增长20.28%。2007年健康险保费收入为384.2亿元。健康险在人身险总保费收入的占比由1999年的4.2%增至2006年的8.8% 。在业务总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健康保险市场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06年，近100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各类健康保险业务，其中包括：人保健康、平安健康等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形成了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竞争格局，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近10亿元，市场份额提升较快。另外，健康保险的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已提供健康保险产品近千种，分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四大类，并开始向居民的健康管理等服务领域延伸。目前虽然产品仍然以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导，但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健康保障功能进一步显现。

2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整体规模小。与国外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情况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普及率很低。美国参加各种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口占85%。我国台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率高达96%。2006年我国人均商业健康保险费支出还不到30元,是美国2001年的1/90；2006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深度仅为0.293%,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二是产品单一、同质性严重、市场供求矛盾突出。虽然目前市场上健康险产品近千种,但基本上表现为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保险产品,或者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并且集中在定额给付型的疾病保险产品,短期(如一年期)的产品居多。补偿性的医疗费用保险产品如个人住院费用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险产品少；长期保障的产品少。而这些恰恰是老百姓所需要的。这样,市场上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公众对健康保险需求迫切,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三是保险费率偏高,保障程度偏低。老百姓生活确实需要商业健康保险,但事实上它与老百姓的距离却很远。对老百姓而言,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偏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缺乏精算所需的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费用率等基础数据, 由于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疾病发病率和医疗费用率有很大不同,而且数据变化很快,监管部门要想制定出一张统一的、全国性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难度很大，因此国内至今没有一张统一、科学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保险公司为了避免收不抵支在产品定价上偏于保守,而高高在上的价格难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以摊薄风险降低单位保费,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从保障效果来看, 保障程度偏低。对于重疾险,保险公司往往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制定出非常苛刻的理赔条件。与普通人对于疾病保险的直观理解不同,市面上的重大疾病保险并非只要得了保险合同上规定的疾病就可以得到赔偿,事实上要获得赔付,不仅要得规定的病,还要按规定的方法诊断与治疗,甚至还要按规定的症状去生病。在很多情况下,当满足了保险合同的赔付条件,患者已经濒临垂死的境地,从而让疾病保险的保险目的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而健康保险的另一大类型-费用报销型保险,往往是一年期的短期险种,续保审察严格,并且有投保年龄上限,因而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医疗保障需要。四是保险条款不严谨、不完善,管理的随意性大,实务操作不规范、缺乏统一标准。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专业化经营。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基本上采取附加于人寿保险业务由寿险公司统一经营的模式,缺乏专业性。完全用寿险、财产险的经营理念和组织来经营医疗险,造成产品开发、流程设计、风险评估、风险监控、专业培训和市场营销的系统偏差。

3 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几点建议

3.1 营造宽松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给予商业健康保险应有的社会地位。国家应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并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财税政策支持。国家财税部门应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商业健康保险的快速发展。一是应允许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享受以下税收优惠：保费收入免征营业税，利润免征所得税。二是应允许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投保人，其缴纳的保费和获取的保险金享受以下税收优惠：若企业团体投保的保费支出部分，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列入成本，在税前列支；个人缴纳的保费部分，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且个人获取的医疗保险金也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保险公司应定期运用典型赔付案例，积极宣传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普及健康保险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保险意识，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与亲和力，使政府重视，政策支持，企业欢迎，百姓拥护。政府在健康医疗保险市场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①积极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覆盖面，使广大职工真正享有医疗保障。②加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这是规范医疗行为、防范道德风险的关键。③对药品生产流通环节进行监控，从源头上治理“回扣促销”等不正之风，使患者既享受到较廉价的药品，同时又保证用药安全。

3.2 注重市场调研，把握市场需求，重视产品开发战略

为使推出的健康险产品能够被市场所接受，保险公司必须注重市场调研，掌握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年龄群体对商业健康险的需求状况，并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力确定目标市场。在险种开发方面，对于低收入、无保障的人群提供低价格、宽范围、低保障的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

3.3 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强化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如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保险人在开展健康险业务的同时，应切实加强对健康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和储备一批医疗管理人才，建立起一支复合型的健康险专业人才队伍。

3.4 保险公司应加强医保合作，积极探索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有效合作途径

在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中,医疗服务提供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探索建立医保双方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保险公司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建立有效合作关系,增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风险控制意识,使保险公司在保证被保险人获得良好医疗保障服务的同时,能够有效控制经营风险。在实务中,医保双方主要有如下合作途径:(1)选择定点医院。保险公司可就健康保险保障范围内的医疗收费标准、医疗服务质量等内容,在各医院之间进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机制,从中遴选出若干服务规范、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并与之签订合作协议。保户来此就医,只要属于保险范围内的病种,可不先缴费,而是事后由医院凭相关证据与保险公司结算,以切断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现金流”。如果非特殊原因,定点医院超过预先约定的费用标准,保险公司就要从付给医院的费用中扣减超过部分。如果节省了费用,医院则可以从保险公司拿到额外奖金。(2)选择合同医生。目前,医疗费用无从控制,其中较大原因乃是病人就医是一种随机性极强的无权选择,缺乏引导性。所以,保险公司有必要在定点医院中再选择合同医生,为费用控制装上“双保险”。(3)相机审查医疗服务。即保险公司可委派资深医师对定点医院和合同医生进行随机抽查,此举意在加强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协调管理,审核医院或医生所提供的施治方案和用药在医疗上是否必需和适当,以把好核赔关。(4)大力推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建设。在针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管理内容上,保险公司应积极推动定点医院的电子化建设,由从初级的病历调阅、治疗调查等手工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通过网络化来实现费用控制和医疗服务协调管理,从而形成管理式医疗。(5)保险公司通过参股或控股等方式,参与医疗机构管理,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统一体。总之,有效的医保合作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保户“四赢”的局面: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保障的难题,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医院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3.5 积极探索新型管理控制体系

一是建立专业的精算体系,注重积累精算数据,加强精算评估,科学厘订产品费率,防范产品开发风险;二是建立专门的核保核赔体系,制定和实施健康保险核保核赔管理制度,加快研发和推广健康保险专用的核保核赔管理手册等专业技术工具。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