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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票投资方法模板(10篇)

时间:2023-07-30 10:09:41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1

关键词: 股票投资;投资决策;层次分析法;逼近理想解方法

Key words: stock investment;investment decision;AHP;TOPSIS

中图分类号:C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1-0175-02

0 引言

企业投资决策,是企业决策者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划以及国家经济建设的相关方针和政策,综合考虑与投资项目有关的各类信息,采用科学分析的方法,对投资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和综合评价,选择项目最优投资方案的过程。股票投资是指投资者(法人或自然人)购买股票以获取红利及资本利得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相关配套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股票投资已经成为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渠道之一。本文的研究,以企业股票长期投资决策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股票长期投资问题的特点分析,构建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赋权模型和基于TOPSIS的综合评价模型,进而通过示例说明了方法的具体应用过程。

1 股票投资特点分析

股票投资的特点主要包括收益性、长期性和风险性:①收益性。进行股票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包括股票升值、股息和红利等在内的经济收益;②长期性。股票投资的长期性指的是,购入某项股票的同时意味着认可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认为反映该企业价值的股票价格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③风险性。股票投资的风险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经营和收益的变化,同时,股票投资的风险也受到股票市场本身波动性的影响,即使企业本身经营状况良好,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也会给股票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2 股票投资决策影响因素分析

股票投资决策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2.1 宏观经济环境 国家的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法律政策等对股票价格走势影响很大,例如,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的时候,市场总体需求量大,有助于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反之,当经济处于萧条期或衰退期的时候,整个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利润减少,股票市场也会随之萎靡;又如,当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有助于促进股票价格的上升,反之,当国家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会抑制股票价格的上升。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对整个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因此,宏观经济环境分析属于股票投资决策的外部因素。

2.2 行业状况分析 行业状况主要包括行业的政策、行业生命周期和行业竞争。行业政策是政府对该行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对行业的发展、行业结构的调整和行业的组织等产生影响;如同经济周期理论一样,任何行业或产业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到衰退期的全生命周期。一般而言,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行业,盈利能力较强,而处于初创期和衰退期的企业盈利能力则比较弱;另外,行业内的竞争强度也是影响行业业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环境中,垄断者容易获得超额利润,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各参与主体只能获得平均利润率,因此,行业竞争强度越高,该行业内企业股票价格相对较低,反之,行业竞争强度越低,企业股票价格相对较高。

2.3 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就影响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而言,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状况只是外部因素,而公司的经营状况才是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尽管短期内股票价格可能由于投资者预期等因素背离由公司经营状况决定的股票价值,但是从长期来看,股票价格必然是其价值的具体体现。公司的经营状况可以由一系列财务指标反应,主要指标包括: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2

例1:假设甲企业采用单项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1999年6月30日因股票C市价明显下跌,为避免变现损失而划转为长期持有。

股票的有关资料如下:

成本890000元

市价890000元

跌价准备40000元

账面价值850000元

在划转时,甲企业应做如下会计凭证: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5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4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上例中,划转日恰在资产负债表日(6月30日为中期报告日),此时股票c的市价正好等于其账面价值。但是,若股票C于7月26日划转为长期股权投资,而当日的股票市价为840000元,则甲企业应首先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补提跌价准备10000元。甲企业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补提跌价准备:

借:投资收益——短期投资跌价准备10000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10000

划转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4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5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如果7月26日划转时股票C市价上涨至860000元,则应做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6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4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投资收益——短期投资跌价准备10000

(2)采用类别比较法或总体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时,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的划转

如果企业采用类别比较法或总体比较法计提跌价准备时,企业只能确定某类或全部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而某一项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是无法确定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短期投资向长期投资划转就只能从总体上冲减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例2:接上例,假定7月26日股票C的市价为840000元,则无论采用类别比较法还是总体比较法,甲企业的划转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4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5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如果7月26日股票C的市价为870000元,则划转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票C870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股票C20000

贷:短期投资——股票C890000

如果7月26日股票C的市价涨至895000元,则依据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应按成本890000元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划转分录如下: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企业初始确认时即被认定可以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可转换债券等,以及没有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作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的金融资产以及持有至到期投资。自2007年沪深两市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来,上市公司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法人股都可以转化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些限售股具备了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及变现的能力。这类持有限售法人股的股东当中,大部分为控股上市公司,它们因参股其他上市公司而获得较多利益,受到股票投资者的关注。此外,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在每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要对上市公司以前年度在长期股权投资会计科目下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加以披露,并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企业股东权益的影响。股票投资者可以依据上市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这些法人股进行价值重估,挖掘出一些持有较大股权投资其价值又被市场低估的控股上市公司,选择性购入这类上市公司股票,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一、股权重估价值被市场低估的根本原因

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在原会计制度核算模式下,类似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通过持有优质上市公司的股权获得股票资本升值带来账面收益的模式难以实现,上市公司所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被投资上市公司的股权增值无法体现在其财务报表中。这是因为上市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投资的股权份额的多少,采用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即成本法或权益法进行核算,并不计算所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市价变动的“公允价值”。具体表现为:企业对被投资交易市场不具有重大影响、共同控制或控制,且在沪深证券交易市场没有上市交易、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可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在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受被投资单位盈亏的多少和其他权益份额变动的影响,在取得被投资单位分配的现金股利时,才确认投资收益。不论被投资单位的业绩高低,如果被投资单位不进行现金分红,股权的投资收益就无法体现在投资方的利润表中。反之,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控制或共同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可采用权益法核算。在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根据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份额的多少而变动。只要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动,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就要进行相应调整。在被投资单位实现盈利时,所有者权益的留存收益增加,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需要调增,确认为投资收益;发生亏损时,所有者权益的留存收益减少,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需要调减,应冲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其核心是投资方在被投资单位拥有多少净资产,被投资单位实现多少净利润、出现多少亏损、分派现金股利的高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下变动都会引起投资方净资产份额的相应变动。

但不论控股公司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进行会计核算,其所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不会因为会计核算方法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上市公司潜在的实质价值并不受影响。例如,上市公司所持有的股权如果以每股1元的价格买入,当期市场交易价值上涨为每股10元时,上市公司无论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核算,公司财务报表仍然将其长期股权投资以每股1元的价值反映,每股增值9元部分,并不计算股权资本的市场增值,因此,在原会计制度核算模式下,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上市公司所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的潜在市场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正因如此,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的潜在价值被证券市场所忽视而被低估。

二、股权分置改革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会计制度就像一根纽带,会计政策的变更将上市公司和其所投资的上市公司联系在一起。股权分置改革后,长期股权投资所具备的潜在市场价值,成为投资者分析上市公司价值的重要参考因素,自2007年以来,因会计政策的变更,证券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市公司之间互相持有股份的现象相当普遍,上市公司按控股份额的不同分为三类:

第一类,绝对控股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占被投资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达到51%以上,处于绝对控股水平,限售股流通后大规模套取现金的可能性较低。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这类控股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属于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投资方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

第二类,上市公司控股比例较大,属于相对控股水平,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此类公司属于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按照权益法进行计量和核算的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如东方集团、新希望、辽宁成大、吉林敖东等上市公司,此类公司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市价高低的变化,会对控股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相应影响。

第三类,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较小的股票投资,目的是取得股票短期差价,会计核算上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期末按股票交易价格计量,以股票收盘价作为公允价值计价入账。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影响公司的净资产。如两面针、雅戈尔、太极集团等上市公司通过沪深证券交易市场购入的股票。

上述三种类型的上市公司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持有的股权将出现在“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三个会计科目中,而且必须以公允价值入账计入资本公积。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限售法人股进入全流通领域,第一、二类控股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可以将此类持股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计入投资收益。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应将取得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投资损益;同时,将原直接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

例: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相对控股的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10.67亿元,2015年12月31日民生银行的股票收盘价为9.64元/股,201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日,东方集团如果按照原会计准则计算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0.67亿元,按现行会计准则计算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92.19亿元,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增值92.19亿元(即10.67×9.64-10.67×1),同时,东方集团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相应增加了92.19亿元。假如东方集团所持有民生银行的限售股开始流通,并出售持有民生银行股票的10%,即1.067亿股,按民生银行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每股9.64元出售,则东方集团将取得投资收益9.22亿元(即1.067/10.67×92.19),同时,“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相应减少9.22亿元,仅出售部分股权,每股收益0.55元。

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控股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价格的变动,影响着控股公司的净资产,出售时将影响控股上市公司本身的盈利,沪深股市股权的市场价值得以体现,这就意味着一批股权重估增值的上市公司将浮出水面(见表1)。

三、股权投资价值分析

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控股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持有优质上市公司的限售法人股股权,获得股权升值所带来的账面收益,使巴菲特所掌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盈利模式成为现实。笔者认为,从上市公司所拥有股权潜在增值的视角,可以动态市净率、动态市盈率两个指标分别分析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影响。

(一)市净率。市净率是指股票价格与净资产的比率。一般来说,市净率较低的股票投资价值较高,相反,则投资价值较低;它有助于投资者以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较高的资金产出。对证券投资机构而言,它能够帮助其辨别股票投资风险。每股净资产是标的股票的账面价值,它是用初始投资成本计量的,而每股市价是资产负债表日这些标的股票资产的现在价值,它是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交易的结果。例如: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类的股票市净率低于2倍,而创业板类股票的市净率远远高于2倍。这类现象,在我国沪深股票交易市场中屡见不鲜,股价的高低与其净资产不匹配,究其原因,这与股本结构、股本大小以及投资者偏好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以及投资者投资理念的不成熟。通常情况下,股价是净资产的2倍左右,对该股票投资较为安全。对发展前途有良好预期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净率可以达到2倍以上,甚至远远超过2倍。该股票股价与其净资产的关系具有密切的正相关性,更多的是体现投资者对于投资标的股票的未来预期,假如现在的投资标的股票能够在未来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那么现阶段该投资标的股票的市场需求也会增加,从而推动投资标的股票市场价格的走高。如上页表1所示,东方集团2016年3月31日的收盘价为每股6.84元,每股净资产为6.29元,计算出的市净率为1.08倍(即6.84/6.29);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计算,股权投资总溢价为92.19亿元,每股溢价5.3元,溢价后每股净资产为11.82元,溢价后的动态市净率仅为0.58倍(即6.84/11.82),投资该股票比较安全,若股价按净资产的2倍计算,该股票市价应为23.64元(即11.82×2),而该股票2016年3月31日的收盘价仅为每股6.84元,因此,该股预期具有近17元的上升空间。同样,新希望、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北京城建等上市公司潜在的股权增值对其每股净资产的贡献分别高达6.33元、22.02元、12.85元、3.38元,这类股票价值的被低估程度可见一斑。

(二)市盈率。市盈率是股票价格与股票收益的比率,用来比较不同价格的股票是否被高估或者低估。一般认为,一家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如果过高,那么该股票的价格存在泡沫,股价被高估。市盈率的高低反映了对该股票投资相对成本的高低,同样也体现了对该股票的投资风险。一般情况下,市盈率越高,表示投资该股票的风险越大,市盈率越低,则表示投资该股票的风险就越低。例如: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类的股票市盈率低于20倍,而创业板类的股票市盈率远远高于20倍。这种现象在我国沪深股票交易市场中较为常见,股价的高低与其收益不配比,究其原因,同样与股本结构、股本大小以及投资者偏好相关,反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以及投资者的不成熟。通常情况下,20倍的市盈率,表示投资该股票较为安全。具有良好预期的股票市盈率远远高于20倍以上。股价与收益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如果现在投资的品种能够在未来给投资者带来好的收益,投资者对于该投资品种的未来预期趋于乐观,它的市场需求也会增加,从而进一步推动该股票的市场价格走高。反之,投资者对于投资品种的未来预期则趋于谨慎,股票的市场价格走低。例如:东方集团2016年第一季度每股收益为0.139元,2016年12月31日收盘价为每股6.84元,计算出的市盈率为49.2倍(即6.84/0.139),表面上看投资该股票风险较大;但是,从其持有民生银行10.67万股股票中出售股份的10%,即1.607万股,若以2016年3月31日民生银行的收盘价每股6.94元计算,1.067万股的套利,将给东方集团带来近9.22万元的巨额投资收益,仅此一项公司每股收益将达到0.55元,按预期收益计算出的动态市盈率仅为9.91倍(即6.84/0.69),若股价按每股收益的20倍市盈率计算,该股票市价应为13.8元(即0.69×20),而该股票2016年3月31日的收盘价仅为每股6.84元,因此,该股票预期具有7元的上升空间。同样,新希望、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北京城建等若按10%的比例出售其所持股票,潜在的股权增值对其每股收益的影响分别高达0.63元、2.20元、1.29元、0.34元,新希望、吉林敖东、辽宁成大、北京城建一季度每股收益将分别为0.32元、0.41元、0.19元、0.11元,其动态市盈率分别为16.75倍、10.10倍、10.91倍、27.53倍,若按20倍的市盈率计算,该类股票同样预期具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该类持股对该公司业绩有着重大的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以及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控股上市公司所持有的被投资单位的限售法人股所潜藏着的巨额增值将得以实现,选择一些持有较大股权投资而其价值被市场低估的控股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可以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S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4

二、战后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

就企业的筹资方式而言,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内部利润留成的资本积累,二是包括银 行贷款、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在内的外部筹资。在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筹 资方式是以银行贷款为中心的。因为在这一时期,从外部资本市场看,证券市场尚不发达, 增资发行的成本大、难度高,同时又受到企业自有资本和准备金规模小的限制,因此通过发 行股票和债券难以筹集到大量的资金。而银行贷款则变得相对可行,手续简单、约束条件也 少。尤其是企业集团内的主银行制度,使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变得更为简易可行,交易成本很 小。总之,这一时期日本企业正处于设备投资旺盛、资金需求高速增长时期,资金需求的旺 盛、自有资本积累少与证券市场的不发达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日本企业只能选择银行借款为 主的筹资方式。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57-1974年之间主要企业的资金筹措结构中自有资金(内部 资金)所占比例较低,仅在22.7- 33.7%之间;股票和公司债券的筹资比例逐年递减:股票 比例为:1957-1959年12.0%、60-64年10.9%、65-69年3.6%、70-74年3.2%;而同 期公司债的比例分别为:6.5%、7.0%、5.4%、5.1%;而银行借款的比例基本上是 逐阶递增并占有很高的比重,1957-1974年间,四阶段所占比例分别为39.9%、33.5%、 35.8%和47.4%。

1970s中后期,企业的筹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主要依靠银行借款的间接融资方 式向银行借款、证券发行、自筹资金“三箭齐发”的筹资方式转变。与1970-1974年间相 比,1975-1979年间银行借款由41.4%下降到23.3%、股票发行由8.3%上升到10.4%、 公司债券由5.1%上升到10.7%。而内部资金却由35.7%上升到49.2%。

促使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有:(1)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减量经营的实施。1973年资本主 义世界爆发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物价暴涨、物质匮乏,迫使日本经济减速。 日本政府一改长期实施的“紧财政松金融”的政策,转而实行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官定 利率提高、银行收紧,从而带动了民间银行利率的全面提高。这样,企业间接融资的成本提 高,因而企业被迫放弃了高速扩大企业规模的战略,由原来规模经营战略转为压缩人、财、物 需求、追求效率的“减量经营”战略,企业在财务上的策略就是:压缩银行贷款、改善资本结 构、提高自有资本比率、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2)股票市场的兴起和市价发行的普及。 1970s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过剩资本的增加、股票市场日渐壮大、市价发行基本普 及。这就开通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同时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也使企业在股市直接融资 的成本比银行贷款低,从而使企业偏好于直接融资的筹资方式;(3)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 设备投资的减少。1970S中后期石油危机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转变,由原来厚重长 大的重化工业开始向轻溥短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以微电子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 革命的兴起,使固定资本的投资大为减少,资金需求增加放慢企业能从容地选择自己的筹资 方式。

经过1970s的渐变后,1980s日本的筹资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其特点是:(1)银行借款 比例急剧下降。由1975-1979年的23.3%下降到1980-1984年的15.6%,而1985- 1988年更是降低到了3.2%;(2)内部资金比例的急剧上升。由1975-1979年的49.2%上 升到1980-1984年的56.4%,1985-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了59.5%;(3)资本市场上的 直接融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80s中后期主要企业以发行股票所筹资金已占到12.3% 的比例,债券也上升到了16.4%,二者总计为28.7%,仅1989年资本市场的直接筹资总 额就达到了23万亿日元。可见直接融资已成为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

1980,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是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企业 的内部因素看,1980s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企业成功地完成了生产上的结 构性调整,低能耗、知识密集性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并使日本企业奇迹般地克服了第二次石 油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企业经过高速增长后积累起了大量的资金,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再 追求外延式的规模扩张,更注重于资金效率的运营和内涵式的增长。从外部环境看,1980s 的金融自由化对日本企业筹资方式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资本 市场制度的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资本市场制度的自由化使公募公司债券发行的条件放 宽,公司债券的发行无担保化,在国内市场引入了附带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券、外汇自由化 完全取消了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方面的限制。使企业的筹资方式走向国际化。

从高速增长时期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到1980s以股票、债券发行为主的直接融资, 这一筹资方式的转变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开通了企业通往资本市场 的通道,带来了日本股市的空前繁荣,从而使企业的经营行为与股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泡 沫经济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三、企业的股市投资行为与泡沫经济的形成

1980s的日本企业不仅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发行者,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它 们同时扮演着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角色。在日本的股票市场上法人是主要的投资者,他 们在持股结构和股票交易中所占的比重极高,这种局势造就了日本股市运行机制的特殊性: 在股票价格形成机制中,企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股票价格的高低。我们认为这是 形成“泡沫经济”最直接的原因。下面通过对企业在股市中的投资行为分析对该问题作进一 步的阐述。

根据投资目的和期限的不同,我们把企业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 两种。作为日本企业的长期股票投资具有特殊性,它是同企业间相互持股的制度联系在一 起的,其投资策略并不是为了股票投资的直接收益,而是一种策略性投资,是为了通过相互 持股维持一种企业间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因此,这一部分股票的投资长期固定,如果没有 特殊情况,无论股市价格如何变动,企业都不会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抛售,并且随着所持股 份企业股票总额的不断扩张,还要不断追加所持股票的数量,使法人间相互持股自始至终都 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这种独特的法人相互持股的背景下,股票持有者的主体是法人企 业,它持有股票市场约70%的份额。因此,同时作为发行者的法人企业足以对股票市场形 成垄断和价格操纵。因为在理论上,股市是社会资本合理配置的场所,股票的价格是在完全 竞争的市场机制下,由股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股票的价格应当能准确地反映股票在市场亡 的供求状况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股票价格作为一种信号能诱使社会资源从低效率的企 业流向高效率的企业,以使整个微观经济充满竞争和活力,社会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然而, 在日本这种法人企业持有大部分股票的社会里,整个资本市场失去了完全竞争的前提,致使 股票的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扭曲,下面我们用供求理论分析之。

首先从股票的供给方面看,法人企业是股票市场的主要发行者,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多少 完全由它们联同证券发行公司操纵,因为在当时日本的证券发行市场上,也存在着野村、大 和、日兴、山一的“四社寡占体制”:四大证券发行公司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四大发行公司通过寡头垄断支配着日本的证券发行市场,而由于作为股票发行者的法人企 业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天然利益关系,很容易使二者相互勾结起来,对证券市场进行操纵。对 发行股票的法人企业而言,希望股票能顺利卖出,以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对证券发行公司来 说,同样希望股票能顺利卖出,以获得大笔的收入,而且股票发行数量越多、股价越高, 他们所得收入和筹措资金额就越大。尤其是股票的价格是决定股票能否顺利发行的关键因 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不断上涨的前提下,股票才能销售出去,他们的目标才能实现。这样,二 者就会联合起来,通过“稳定股东工作”,法人大量购买和吸收市场上的浮动股票,提高股价, 造成股价的不断涨势,从而使股票得以顺利销售。从供给角度看,这相当于减少了实际供给 量。因为法人长期持有的部分股票作为一种策略性投资,被企业搁置起来,不再参与市场流 通,因此股票的实际供给量=股票发行总量-法人长期持股=法人短期性投资持股+个人 持股。

从需求角度看,法人企业作为投资者的角色,从市场上购回大量股票,并将一大部分作 为长期投资,永久性地退出流通市场,必然会造成一种“虚假需求”或“需求假象”。这种虚假 的需求会推动需求曲线的上移,带动股价的大幅度上涨,并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影响着个人投 资者的行为,使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成为法人投资者的追随者,进一步促使股价上涨。这样 法人企业的股票得以顺利销售,同时泡沫经济也在此过程中(当然还应当考虑到法人投资的 短期行为)逐渐滋生。这一过程可用图1来表示。如图所示OA2表示股票发行总量A1A2 表示法人长期持有股票,实际参与市场流通的股票只有OA1部分(OA1=OA2-A1A2),若按照市场的实际供求量,股市的供需均衡点应在E1点,股价应为相应的P1,但由于法人长 期持有A1A2部分的股票所造成的需求假象,使需求曲线由D1点上移到D2,均衡点由E1 移动到E2点,相应地股价也由实际需求和供给中的P1上扬到P2。

1980s日本企业筹资方式向证券市场的转变以及法人长期持股所造成的特殊的股价形 成机制,为日本经济泡沫的滋长提供了温床,但这还不足以形成泡沫经济,促使日本泡沫经 济形成的直接动力是法人企业大规模的短期股票投资。尤其是在1980s中后期,由于股市 的日益“繁荣”,企业开始把高速增长和“减量经营”中积累下来的“过剩资本”大量地投放到 股票的短期流动市场,从而掀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投资狂澜。股票的短期投资是以获得短期 投资利润为目的的,有很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但由于法人持股下的独特的股价形成机制使 法人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操纵股价,再加上法人企业在信息上的优势,使它们在股市上的短 期投机变得相对容易。因此,在空前繁荣的1980s的股市上,企业的短期投资获得了丰厚的 利润,丰厚利润的获得又引发了企业规模更大的短期股票投机。日本企业进入了“财技术” 时代,即企业把低价筹措到的资金,大规模地投放到金融资本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从事“金融 炼金术”,以获取投机性利润。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法人股票投资的股票买卖周转率上得到 实证:在1984年以前银行和事业法人的股票买卖周转率虽大致呈上升趋势,但一直很低,在 1984年分别仅为7.97%和7.91%,说明1980s中期以前法人企业的股市投资以长期投资为 主;但从1985年开始周转率骤然上升分别达到14.16%和8.28%,而到1987年居然达到 53.50%和22.14%(康焕军,1995),这说明企业已进入急风暴雨式的“财经济”时代。

“股票买卖是一种‘炼金术’,它使赚钱变得容易,从而妨碍产业资本的正常生产与经营” (孙执中,2001)。许多企业不惜牺牲本业,把大部分精力集中起来从事“金融炼金术”, 1988-1989两年,在东京证交所上市的日本企业筹资44万亿日元,其中只有30万亿日元 用于投资建设,余下的部分都投放到证券市场从事投机活动去了。而这种“财技术”所带来 的利润也成为企业的主要收益,甚至超过了本业的经常收益。1985-1989年间,在东京证 交所上市的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本业利润为1.25万亿日元,而金融收入却高达1.91万日亿 元(孙执中,2001)。日本著名的大商社丸红公司,20世纪80年代每年炒股收益高达30-50 亿日元。丰田公司的金融资产也从1980s初的5000亿日元膨胀到1989年的2.4万亿日 元。在日本特殊的股市运行机制的作用及企业疯狂地炒作下,日本经济就像一个大气泡,越 胀越大,也越容易破裂。因为当泡沫大到一定程度时,仅凭企业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支撑和抵 御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终于宣告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 长期萧条时代。

参考文献

[1]孙执中,2001:《日本泡沫经济新论》,人民出版社2001;

[2][日]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1995:《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3][日]植草益,2000:《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前沿》,锁箭译,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4][日]青木昌彦,1994:《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朱泱、汪同三译,商务印书 馆1994;

[5]张杰、郑掀起1994:《日本融东西方为一体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5

关键词:股票期权激励;Vega;投资决策;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F224,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3)06-0065-07

一、研究背景

公司管理者与股东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关系,股东委托管理者经营管理资产。但在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契约并不完全,这导致股东和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往往不一致,股东希望其持有的股权价值最大化,而管理者则希望自身效用最大化。为了使管理者关心股东利益,需要使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追求尽可能趋于一致。对此,股权激励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管理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管理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股权激励对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引导其长期行为具有较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股票期权激励是股权激励的主要方式之一,指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

中国股权激励制度推行的比较晚。在2006年之前,中国在股权激励的实践中也有一些尝试,但是发展进程相对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原《公司法》禁止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回购注销的除外)及禁止高管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这些规定极大地束缚了股权激励制度的发展。2005年12月31日,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提供了政策指引。此后,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分别于2006年1月27日和9月30日颁布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国有上市公司建立股权激励制度作出了进一步的政策指引。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上市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其中以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为最多,占到了70%以上。

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0年数据,实证分析了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投资决策的关系,发现股票期权激励会使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使他们立足于公司长期价值,从而增加长期投资。本文的创新之处是不仅发现了这样的关系,而且分析了其中的缘由,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及内生性问题下,通过引入股票期权的Vega这一因素,指出未来股价波动会增加管理者股票期权的收益,减轻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从而增加了他们对公司长远利益的追逐,增加了公司的长期投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Myers和Majluf 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产生投资不足[1]。Jensen指出管理者会利用企业现金流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这是由于他们可以从控制更多的资产中获得私人收益,由此导致了过度投资行为[2]。而Amihud和Lev则认为股东与经理在投资方面的冲突源于风险偏好的不同[3]。 Jensen和Murphy[4],Hall和Liebman[5],以及Perry和 Zenner[6]指出股权激励方案被运用得越来越多,使管理者的收入与公司的股价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从而使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方面会促使管理者更加勤勉地工作,实现公司股权价值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相对可以进行分散化投资的股东,管理者承担更多的个人职业风险,导致管理者厌恶风险,从而使管理者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但风险相对比较大的投资项目。

Core和Guay使用经Merton修正的Black-Scholes公式计算出反映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的期权价值对股票价格以及股票价格波动的敏感值Delta与Vega。Delta是指当股票价格增加(减少)1%时,期权价值增加(减少)量;Vega是指当股票价格波动性增加(减少)1%时,期权价值增加(减少)量。他们指出股票期权激励一方面通过Delta使管理者厌恶风险,另一方面也通过Vega使管理者可以在股价波动中受益,从而减少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7]。Guay发现Vega与公司规模、研发、股票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8]。Cohen,Hall和Viceira也发现了Vega与公司杠杆、股票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9]。Core和Guay[10],Aggarwal和Samwick[11] 等通过研究Delta与公司投资政策、债务政策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

Ryan和Wiggins运用联立方程检验了研发投资与高管股票期权激励的内生性关系,发现研发投资与股票期权的使用正相关,股票期权对研发投资有正的影响[12]。Kang,Kumar和Lee研究了高管人员激励与公司长期投资的内生性关系,发现在控制内部融资约束与投资机会质量的情况下,公司长期投资与股权激励在总报酬中所占的权重正相关,高管人员的激励补偿结构受到代表公司治理强度的影响[13]。王艳等的理论模型也证明了高管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是内生决定的[14]。罗富碧等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数据,发现了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但正像其文中所描述的,当时股权激励模式以业绩股票为主,更容易导致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投资决策上产生更大的非理性[15]。

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是间接地分析股权激励对管理者决策过程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研究针对不同的法律法规、公司特征等因素所应该采用的股权激励方式,以及公司绩效与股权激励或者高管持股的关系等内容,而直接研究股权激励,特别是被广泛采用的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投资决策、债务政策等方面的文章比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直接研究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并着重实证分析其中的缘由。我们提出如下两点假设:

假设1:股票价格的波动会通过Vega增加股票期权的价值,从而增加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收入,减少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从而增加公司的长期投资。

假设2:高管的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的投资决策存在内生性决定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股权激励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公司治理及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笔者通过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公告中手工收集得到。样本公司为2006年1月1日-2010年6月30日之间公布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2006年1月1日-2010年6月30日,共有160家公司公布了196份股权激励方案。其激励方式包括股票期权激励、股票激励和股票增值权激励,其中采用股票期权激励的占到了70%(表1),可见2006年以来股票期权激励已是公司最常采用的方法。采用股票期权激励的137例方案中,处于董事会预案环节的有27例,经股东大会通过的有7例,正在实施的有43例,实施完成的有5例,未实施终止的有55例。另外,行权股票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票。

在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处于实施中或已实施完成的48例中,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2010年刚开始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2)剔除ST类公司;(3)剔除B股公司;(4)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最后共有35家样本公司,时间跨度为从2006年至2009年的4年年度数据。

(二)变量定义

本文沿用Demsetz和Lehn [16]、刘任帆[17]的方法,使用资本支出与总资产的比率(CAPEX),即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与总资产的比率代表公司的投资行为。按照Guay[8]、Core和Guay[7]的方法计算了中国上市公司中高管所获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和Vega,分别为总经理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CEO_Delta)和Vega(CEO_Vega),全部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Total-Delta)和Vega(Total_Vega),以及剔除总经理以外的其他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ExCEO_Delta)和Vega(ExCEO_Vega)。

在分析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决策影响时,需要控制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其他因素,如:公司规模、投资机会、行业因素等。参照Barclay和Morellec[18];Coles,Daniel和Naveen[19] 等文献的处理方法,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见表2。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描述了资本支出与总资产的比率,总经理任期、现金年收入、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和Vega,以公司的投资决策,特别是长期投资决策往往是集体商议决定的,除了总经理,其他管理人员也会参与其中,甚至董事会相关成员、核心技术人员等也会有参与,所以我们分析了公司长期资本支出与所有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和Vega的关系。如表4第(2)列所示,Total_Delta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CAPEX有正的影响,这与上述结论是一样的,股票期权激励减少了激励对象对风险的厌恶,从而增加了公司的长期投资。

接下来,我们对总经理的Delta和Vega,以及其他激励对象的Delta和Vega同时进行回归,如表4第(3)、(4)列所示,其中第(4)列比第(3)列增加了总经理任职年限和现金收入控制变量,发现CEO_Vega依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CAPEX有正的影响,ExCEO_Vega的系数虽然为正的,但并不显著,说明总经理在公司投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主要还是行政任命,导致了下级服从上级现象的产生,而中国民营企业也由于刚发展不久,主要还是由创业时的所有者或者其亲属管理,导致了总经理权威的树立。

(五)内生性检验

股票期权激励的Delta和Vega会影响公司的长期投资,同时,公司的长期投资也会反过来通过公司绩效影响股票期权激励,从而影响Delta和Vega,所以上述回归必然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最终的结论。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Coles,Daniel和Naveen[19];Kang,Kumar和Lee[13]的处理方法,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

由表5所示,CEO_Vega依然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CAPEX有正的影响,CEO_Delta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和我们之前的结果是一致的。另外,CAPEX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股票期权激励与投资决策存在着内生决定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内生性的决定关系,股票期权激励对长期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公司的长期投资也反过来积极地影响股票期权激励。本文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及内生性条件下,通过引入股票期权的Vega,指出股价波动会增加高管人员股票期权的收益,减轻管理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从而增加他们对公司长远利益的追逐,增加公司的长期投资。

管理者会根据个人的私人利益和风险偏好选择符合其自身效用的投资、经营、负债等政策。本文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的投资决策具有内生性的决定关系。因此,公司应该根据本身的情况,使得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激励授予条件与期权行权条件及其指标等有关项目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使得股权激励方案真正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从而最大化股权激励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消除或者减轻它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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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Options Compensa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LIU Yu1,GU Feng2

(1. School of Management,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Xiangtan 411104,P. R. China;

2. Propaganda Department,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P. R.China )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26日

一、引言

中国证券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至今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存在浓厚的投机氛围,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因此规范证券市场,关键性的一步就是要引导广大投资者正确的投资理念。积极引导投资者关注公司经营业绩,培养“重投资轻投机”的投资理念,让证券市场真正发挥投资、融资作用,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因此发觉优质投资对象与评估股票投资价值是长期进行有效投资的重要前提。凭借聚类分析的方法,能更好地帮助投资者掌握和了解股票的总体特点,确定投资区间,并通过类的总体价格水平预测股票价格的变化趋势,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有利于找到优质的投资对象。

二、聚类分析在证券市场应用现状

聚类分析一般是将研究对象按其共性进行分类。它是建立在距离度量基础上的数据表现方式。其基本目的是发现变量(或样品)的自然分组方法。实际上,聚类分析就是通过事物之间不同的特征进行区分,将拥有相似特征的事物聚到一块,从而使得这一类的事物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聚类分析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指引证券投资的方法。首先聚类分析是通过对公司因素、各类股票的行业、成长性、收益性等基本层面的考虑,接着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样本股票的相似度进行评估。尽管在各个领域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但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仅仅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并不能全部反映股票的特点。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聚类分析的方法在证券投资中的应用价值,完善与丰富聚类的指标体系,从而使得该方法对广大的投资者更具有指导价值。

三、聚类分析在证券市场应用实证分析

(一)指标聚类。本文选择了30家上市公司,基于2016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信息和数据,然后选取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经营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主营收入增长率、主营利润增长率6项财务指标,利用系统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所选取的公司股票进行了分类,为股票的选择和分析提供了决策依据。

1、盈利能力指标

每股收益=净利润/期末总股本

每股收益越高,反映出行业或公司的投资收益就越高,每股的获利能力就越强。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100%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了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说明投资带来的收益就越高。

2、成长能力指标

主营收入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100%

主营收入增长率用来衡量和判断公司发展所处的阶段,以使投资者较为准确地判断该公司或行业正处于成长期、稳定期或衰退期,进而做出较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主营利润增长率=(本期主营业务利润-上期主营业务利润)/上期主营业务利润×100%

主营收入增长率和主营利润增长率同时反映了公司拓展市场规模的能力,显示了公司重点的发展方向。通常来说,主营利润持续增长且占利润总和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的公司正处于成长期。一些公司虽然年度内的利润总和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是主I业务利润却没有相应地增加,甚至还会出现大幅下降,这样的公司质量实际上并不高,或许存在着资产管理的费用即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投资者对于投资这样的公司,要提高警惕。

3、扩张能力指标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资产是每股所代表的股东权益额,它反映了每股最低限度的内在价值。

4、偿债能力指标。若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取得的现金在满足了维持正常经营活动运转所必需的支出后,不能够偿清债务,而必须向外筹借资金来偿债,就表明企业财务状况有所恶化。即便企业从外筹借到新的资金,但是债务本金的偿还,最终还是取决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二)聚类分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得出结果,见表1。(表1)从表1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各种股票的不同类别。根据选择距离的差异,我们可以使用图形对股票进行新的分类。此外,根据聚类谱系图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种股票的聚类过程及其最初分类,从而我们可以知晓各种股票的亲疏关系程度。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大致可以将30个股票样本分为以下几类,见表2。(表2)

(三)分析结果。为了更加直观地进行综合分析,我们按照聚类分析在证券市场分析中应用时的指标评价体系的选择,把相应的指标汇总成表。(表3)

从上面聚类结果可以看出:

第1类: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高,表明了该类公司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主营收入增长率与主营利润增长率较高,说明成长能力比较强;扩张能力和偿债能力是4类公司中最强的;属于高盈利、高增长性的绩优股,甚至会成长为比绩优股更优的蓝筹股。并且,该类公司的扩张能力也好,这类公司不管在资金、市场还是信誉其他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具有较强的综合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并且对市场的各种波动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此类股票是投资者实行投资的最合理选择。

第2类:属于成长能力非常强、成长性十分快的潜力股,但具有比较低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以上说明第2类公司只是在盈利能力和扩张能力方面显得较弱一点,但具有较高的主营收入增长率与主营利润增长率,尤其是主营利润增长率比较高,表明该类股票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有好的成长发展前景,比较适合进行长期性的投资。

第3类:该类扩张能力最差,其他能力较好;若要进行投资的话建议进行短期投资。

第4类:该类股票除了净资产较好之外,其他的指标都小于0,说明公司近期的经营业绩都较差,因此这类股票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应当尽量避免这一类的股票。

四、小结

由以上聚类结果及其分析可知,聚类分析能够有效地对股票的收益性、成长性等进行分析,从而有利于投资者准确地把握股票的总体特性以及预测股票的成长能力,进而使投资者及时做出最佳的投资决策,以此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这都表明了聚类分析方法在证券市场投资分析中具有有效性和实用性。

聚类分析建立的是一种长期投资理念,因此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自由化浪潮下,并且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慢慢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提倡使用这种理性的投资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做出投资判断,这样不但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规范投资行为,而且还有利于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国内金融市场秩序。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7

一、股权投资损益确认的各种不同标准及其所形成的时间性差异

(一)税法规定的确认股权投资损益的标准

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印发的《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以下简称《通知》)中,对企业股权投资所得(即股权投资损益)的确认标准作了如下规定:

1.“被投资企业分配给投资方企业的全部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包括被投资企业为投资方企业支付的与本身经营无关的任何费用),应全部视为被投资企业对投资方企业的分配支付额”。

“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配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除股票外,均应按有关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投资所得。企业取得的股票,按票面值确定投资所得”。

2.“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财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末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方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

3.“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按规定结转弥补,投资方不得调整减低其投资成本,也不得确认损失”。

上述“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做利润分配处理”,当如何理解呢?按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分配利润一般分两次进行账务处理:一是利润分配方案提出时,将应分配股利或利润从利润分配或盈余公积中转入应付股利;二是实际支付股利或利润,即以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向投资企业支付应分配的股利或利润。

(二)会计法规规定的股权投资损益的确认标准财政部新颁发的《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对于股权投资损益的确认标准作了规定:

1.企业取得股权投资时,如购入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股利,其股利部分计入应收项目,以后收到上述股利时,则冲减应收项目,不作投资收益处理。

2.企业持股期间所分得的股票股利,不论原股票投资核算形式如何,均不作投资收益确认。

3.短期投资中的股票投资,不论是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净利润或发生净亏损,均不作投资损益确认。在实现取得分派的现金股利时,也不作投资收益确认,而是按实收的现金股利冲减投资账面价值。

4.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只有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投资企业才能将本企业应得数确认为投资收益。

5.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在年终按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份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二、对税法与《企业会计制度》对股权投资损益确认标准不同形成时间性差异的分析

前已述及,根据《通知》的规定,税法上确认股权投资收益的标准只有一条,即被投资单位实际支付股利或利润时,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但在会计上,则按照股权投资的核算形式不同和取得收益的载体不同,采用不同的确认标准,加之税法不能确认损失的被投资单位年度净亏损在会计的权益法下必须确认投资损失,这就使按会计方法计算的税前利润与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以下简称纳税所得)之间,因投资损益确认标准不同而产生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一般会在以后期间内转回,因此属于时间性差异。

(一)短期投资中股票投资收益形成的时间性差异

由于短期投资中的股票投资收到股利时不确认收益,但在税法上收到股利时即应确认收益,因此会产生差异,而股利收益在投资处置时可以转回,所以这种差异属时间性差异。但是,由于短期投资持有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所以只有持有时间隔年且在前一年有股利收入的投资才产生时间性差异。

(二)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形成的时间性差异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计上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收益,这一宣告一般在年度终了后4个月左右期间内实施,即在年度股东大会、股东会或类似机构正式批准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宣告,而投资企业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一般也应在下一年度,所以只存在是否需要补征税款的纳税调整问题,不存在跨年度的时间性差异问题。当然,如果当年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当年因故不能实际支付,或者因投资企业的原因本领取,在投资企业仍存在一个时间性差异的问题。

(三)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形成的时间性差异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被投资单位年度实现净利润时,投资企业应在年终按其应享有的份额确认投资收益,而按照税法则要在年后实际收到股利或利润时才确认投资收益,这样也形成了时间性差异。值得说明的是,会计年前确认收益,税法年后确认收益,所确认的收益一般并不相等,因为正常情况下,年后实际分得的股利或利润要少于年前入账的应享有净利润份额,这二者的差额虽然从理论上讲也属于时间性差异,但在具体所得税处理上还是按永久性差异进行处理为宜。

(四)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损失形成的时间性差异

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时,被投资单位当年发生净亏损,除投资账面价值已冲减为0的情况外,投资企业必须按应分担的份额确认投资损失,但按税法规定则不能确认,这样也会产生差异。由于被投资单位的亏损可以由其在以后5年内用税前利润弥补,所以上述差异也属于时间性差异。

(五)分配股票股利形成的时间性差异

被投资单位以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投资企业在会计上不确认投资收益,但按税法规定应确认收益,这二者形成的差异中虽然也具有时间性差异性质,但如果是长期股权投资所取得的股票股利,则以按永久性差异进行处理为宜。

三、股权投资损益形成的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处理

(一)关于股权投资损益的所得税征免规定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财税字[1994] 009号文件)指出,对联营企业生产经营取得的所得,一律先就地征收所得税,然后进行分配。

2.《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从其他企业分回的已经缴纳所得税的利润,其已缴纳的税额可以在计算本企业所得税时予以调整。

3.《通知》规定,“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得的所得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投资方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

根据以上规定精神,企业投资损益形成的时间性差异中,

除计入投资企业利润的因被投资单位当年发生净亏损而确认的投资损失的情况外,只有在投资企业适用税率高于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时,才会发生因时间性差异而进行纳税调整,投资企业年终也会因投资收益产生其他方面的纳税调整,但这些调整则属永久性差异或应视同永久性差异产生的纳税调整。

(二)投资损益的纳税调整方法

1.已分回的投资收益。(1)如果投资企业适用税率不高于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①凡投资企业年终尚未确认投资收益的,或者投资企业在上年已确认收益的,均不作纳税调整;②凡投资企业已在当年确认投资收益的(包括短期投资中股票处置),则按已记收益调减纳税所得;(2)如果投资企业适用税率高于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以下将上述双方税率的差异简称为“税率差”):①凡投资企业尚未确认投资收益的,可采用“补税法”进行纳税调整,即按还原后的税前收益和“税率差”计算应补缴税款,不另调整纳税所得;②凡投资企业已确认投资收益的,可采用“扣税法”进行纳税调整,即将分回所得在被投资单位的已缴税款并入纳税所得统一计算应纳税额,再扣除所得在被投资单位的已缴税款,计算出全年应纳税额。“补税法”、“扣税法”的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来自被投资单位的税前收益=分回所得÷(1一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

应补缴税款=来自被投资单位的税前收益×(投资企业适用税率一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

尚未确认收益时,全年应纳税额(补税法)=已作其他纳税调整后的纳税所得×投资企业适用税率十应补缴税款

分回所得在被投资单位已缴税款=来自被投资单位的税前收益×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

已确认收益时,全年应纳税额(扣税法)=(已作其他纳税调整后的纳税所得十分回所得在被投资单位已缴税款)×投资企业适用税率一分回所得在被投资单位已缴税款

2.尚未分回的投资收益。企业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在应分得的股利或利润尚未实际分回时就确认收益的,不论股权投资采用哪种形式核算,也不论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就高孰低,均应在年终按尚未收到股利或利润对会计上已确认的投资收益(确认收益金额一已收到股利或利润),调整减少纳税所得。

3.投资损失。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年终确认被投资单位净亏损应分担份额记人损益后,纳税调整时应按确认的投资损失,调增纳税所

得。

4.记入应收项目的股利。企业取得股权投资时已宣告但未领取的股利,在实际收到时,如果投资企业适用税率高于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应采用“补税法”计算应补缴税款。

四、涉税股权投资损益的会计处理

(一)短期投资

1.企业收到被投资单位发放的持股期间现金股利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短期投资——X X股票”科目。

企业当年处置当年收到现金股利的股票,其账务处理与一般短期投资相同,其股权投资收益包含在处置净损益中。

2.年终,短期投资的股票投资余额中如果有当年已收到股利并且投资企业适用税率高于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的,应按照以上方法计算应补缴税款,借记“递延税款”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

3.年后,所持上年收到现金股利的股票处置对,按处置所得价款,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处置股票已提取的损失准备,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按处置股票的账面余额,贷记“短期投资——××股票”科目;按应转销的递延税款,贷记“递延税款”科目;按其差额,贷(或借)“投资收益”科目。

(二)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1.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投资企业按应分得的金额,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实际收到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应收股利”科目。

2.上述已入账的投资收益如果当年末仍末实际收到,且投资企业适用税率又高于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年终则应按规定计算应补缴税款,借记“所得税”科目,贷记“递延税款”科目。

3.年后,实际收到应收现金股利或利润时,分录与上年收回的相同,但应同时计算收到股利或利润的应缴税额,即按已提取的应补缴税款,借记“递延税款”科目;按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计算的应补缴税款,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按其差额,贷或借记“所得税”科目(如已提数与应补数相等,则不通过“所得税”科目)。如果只收回部分,则按比例计算补税。

(三)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被投资企业当年实现净利润,投资企业按其应享有的份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损益调整)”[或其他股权投资(损益调整),下同]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2.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如果投资企业适用税率高于被投资单位,应按被投资单位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提出并列入利润表的分配数中本企业应分得的金额计算应补缴税额,借记“所得税”科目,贷记“递延税款”科目。

3.年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按应得金额,借记“应收股利”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损益调整)”科目。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应收股利”科目;同时计算收到股利或利润的应补缴税款,分录与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相同。

(四)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1.被投资单位当年发生净亏损,除投资账面价值为0的情况外,投资企业按其应分担的份额,借记“投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损益调整)”科目。

2.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如果没有其他时间性差异调整,按计入当年损益的应分扭亏损份额和本单位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借记“递延税款”科目;按照税前利润加减永久性差异后计算的所得税,借记“所得税”科目;按已冲回投资损失和调整永久性差异后计算的全年应纳税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假定年底前均为预征,本计人所得税费用,下同)。

按照《制度》规定和谨慎性原则,如果预见被投资单位在规定弥补亏损期间内无足够把握弥补本年亏损的,则不应将所得税计入递延税款,而直接作为本期损益计入所得税费用。

3.以后年度,被投资企业以其实现的税前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时,除按规定在年终确认投资收益外,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假定仍没有其他时间性差异调整,应按税前利润加减永久性差异后计算的所得税,借记“所得税’科目;按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应分担的份额和投资企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贷记“递延税款”科目;按已调减投资收益和调整永久性差异后的纳税所得计算的全年应纳税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

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处理可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具体操作清参阅《制度》。

(五)股票股利和记入应收项目的股利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8

一、引言

1998年3月16日,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规定当上市公司出现财务或其他状况异常,导致投资者对该公司前景难以判定,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情形,交易所易地对其股票实施特别处理。自1998年4月22日开始,沪深证券交易所对连续出现3年亏损及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进行特别处理。作为绩差公司及问题公司的典型代表,截止到2004年5月沪深两市已经有128支ST股票(不包括已经不再属ST的),占上市公司的10%左右,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上市公司群体。由于ST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其特殊性,无论是投资者、规则制定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越来越关注它。

二、ST类股票研究的现状及本文研究的问题

1、研究现状

ST股票是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现象,因为其特殊性,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关于它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对ST股票公司本身的分析研究。OST公司主要存在的问题。秦锋(2001)认为,ST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业绩不佳、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大投资失误或未见成效、财务状况恶化和会计政策变动频繁等。ST公司扭亏途径的分析。秦锋(2001)认为,从短期角度看,借助外力实施资产重组是ST公司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从长期角度看,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增强ST公司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杨薇、王伶(2000)对ST公司三个以上年度扭亏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很多ST公司的扭亏是短期行为,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导致公司亏损的因素,被视为ST公司扭亏“法宝”的资产重组存在很多弊端,ST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之多也令人担忧;张弘、吴载德(2000)从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亏损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亏损公司的扭亏策略中,债务重组是亏损公司进一步实施扭亏的重要前提,股东的支持是资产重组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变卖增值的股权或资产则是实现扭亏的重要手段,政策特别是会计政策的变化也对亏损公司的扭亏结果形成重要影响。对ST公司财务预警及盈余管理的研究。陈静(1999)、陈瑜(2000)和陈晓、陈治鸿(2000)、张爱民等(2001)采用实证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或失败进行了预测,发现运用一些财务指标并采用一定的方法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或失败有着显著的预示效应;戴娜(2001)研究了ST公司通过资产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结论是ST公司为了摘帽存在着通过资产重组进行盈余管理,导致ST公司股票价格大大背离其真实价值。对ST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沈亿锋、张俊生(2001)对ST公司总经理的离职概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被ST处理后,其总经理与董事会的规模在统计上存在十分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以及董事会成员的持股量等变量不相关。

(2)对ST股票的市场表现研究。OST股票市场风险的研究。昌志华(1999)认为,实施ST处理对该板块的短期风险有明显的抵制作用,降低了短期系统风险比率,但是对中期风险的抑制作用不太显著;杜伟锦等(2003)对ST股票的投资风险分析的实证研究表明,ST类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投资风险远大于证券市场平均投资风险。对ST股票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程希骏等(2003)认为,ST板块通过了市场弱有效性的检验。市场对ST股票的反应。王震等(2002)研究结论是,市场对ST作出了负面的反应,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市场对被特别处理公告的反应越大,市场对ST公告的不同年份及对实施特别处理的两种情况的负面反应程度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对资产规模及上市公司时间长短反应的并不显著。

(3)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宏观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构造与完善,真正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市场化选择。韩志国、段强等(2002)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建立有效、规范的退市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王震(2000)通过对国外公司困境的研究为我国ST公司把脉认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以最小的成本来帮助投资者或债权人较早地识别困境公司,并为其摆脱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是否一致。股票市场上常常有这样的说法: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走势呈现一种此长彼消的趋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跷跷板”现象。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现象,就意味着,ST股票在证券市场上有一种意外的功能——规避风险的功能,投资者可以通过ST股票与非ST股票的买卖转换来规避它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风险。同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大盘走势对ST股票的风险进行判断,从而降低投资ST股票的风险。这样,可以给二级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简易的判断ST股票整体走势的方法。另外,如果存在“跷跷板”现象,这对以上市公司业绩为依据的投资决策理念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存在“跷跷板”现象,则ST股票与大盘走势呈现负相关关系。

假设2:如果存在“跷跷板”现象,则影响ST股票走势的因素与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相同,影响的方向相反。也就是说,ST股票并不受公司特有因素的影响,只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进而推出,ST股票整体只承受系统风险,而不承受特有风险,只不过是ST股票承担了与大盘方向相反的系统风险而已。只有这样,投资者才可能通过对ST股票与非ST股票的买卖来实现风险的规避。

三、样本

对于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是否存在“跷跷板”现象,即ST股票涨跌与大盘涨跌是否呈负相关关系。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来研究。选择自2004年3月12日至2004年4月09日止,20个连续交易日的样本作为短期走势观测期;选择自2003年9月12日至2004年4月9日止,30个交易周作为长期走势观测期。本文只以沪市作为研究对象,以ST股票的整体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进行对比,选择了沪市55只ST股票中的48只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占沪市ST股票的87.27%。本数据来源于搜狐财经网站。有关指标如下:ST平均涨跌幅=本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平均收盘价-上一个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平均收盘价。其中,本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平均收盘价=∑本交易日(或交易周)ST股票收盘价/本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数量;大盘涨跌幅=本交易日(或交易周)上证指数一上交易日(或交易周)上证指数。

四、ST股票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相关性的研究方法及分析

1、ST股票涨跌幅与上证涨跌幅走势相关性感性观察

在我们不知道ST股票涨跌幅与上证涨跌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时,可以从直观观察两者在同一时间内的走势图,感性地认识一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于是,我们利用SPSS软件勾画出了它们的20个交易日和30个交易周的走势,如图1和图2。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1)ST股票的走势曲线与大盘的走势曲线并不完全相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相符。从每一个图来看,自左至右随着时间的推移,ST股票的走势曲线与大盘的走势曲线越来越背离。从两个图的比较也可以发现短期走势(图1)中,ST股票走势曲线与大盘走势曲线较长期走势曲线(图 2)背离程度相对要小。这说明,ST股票走势与大盘走势的相符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2)在一定时期内,ST股票的走势波动幅度和频率大于大盘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这说明,ST股票的风险比大盘的风险大。

2、回归直线模型分析

假设在自变量X值给定的基础上,因变量y的取值按下述公式决定:

yi=α+βXi+εi,i=1,2,3, ……

式中,Xi是自变量,表示上证指数涨跌幅;Yi是因变量,表示ST股票指数涨跌幅;εi表示随机因素对综合指数Yi影响的总和。

(1)相关系数分析。从表1不难看出,ST股票涨跌幅与上证指数的简单相关系数,短期的为0.761,长期的为0.616,在显著水平为0.01时,都通过了统计检验,都呈现出明显线性相关关系,其相关方向为正,且短期的相关性大于长期的相关性。这表明,在股票市场中,从短期来看,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与影响ST股票走势的因素是趋同的;从长期来看,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与影响ST股票的因素是有分歧的, ST股票具有自己的独立影响因素。也就是说,ST股票在短期内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在长期内承担了较大的特有风险。

(2)线性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从短期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比长期拟合度好。这一点从ST股票与大盘走势图和点散布图上也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结果表明,单纯地根据大盘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长期走势比判断ST股票的短期走势存在更大的风险;二是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从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表3中给出的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认为回归系数同时与零假设无显著差异,上证指数涨跌与ST股票涨跌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

1、短期点分布对回归直线的偏离程度小于长期点分布对回归直线的偏离程度,短期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吻合性较大,从长期来看吻合性较小

这说明根据上证综合指数的短期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短期走势的风险小于根据上证综合指数的长期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长期走势的风险。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原因得到解释:

(1)证券市场上ST股票具有寻租效应。在主板市场上市公司进入门槛与成本相对较高,上市资格相对称缺的背景下,ST、PT公司因其“壳资源”的宝贵及重组可能拥有广阔的市场题材想像空间,成为股票市场上交易十分活跃的一个上市公司“板块”。这使得没有投资价值的ST股票在市场上可以寻租。人们在估计他们的价值时,往往参考大盘指数来进行的。

(2)投资者对投资和投机有同样的偏好。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对从投资公司得到的股利收益和从股票市场上赚取的价差的偏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虽然ST股票的投资者不能从上市公司分得股利,但是,可以利用广阔的市场题材想像空间,获得价差,从而实现其投资收益的目的。

(3)5%的涨跌幅限制及警示制度使得ST股票的风险降低。  “T”类股票实际上是停板制度的衍生品,或者说是停板制度的产物。ST是股票市场风险的一种警示形式,这使得其投资风险下降,进而使得投资者在市场上的相对投资风险与大盘相匹配。

2、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呈现不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减弱

这是因为结论1中的原因使ST股票的特有风险提前得到释放和控制,从而使短期内影响ST股票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市场风险。根据风险分散原理,就整个股票市场而言,只存在系统风险,而不存在特有风险,所以,从短期来看ST股票的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基本是相符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ST股票作为股票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言,是存在特有风险的,这是因为,这些股票之所以被ST,是因为该股票的特有风险所致,公司的基本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决定着公司的长期发展,对于其长期走势还是有其独立的影响因素的。这就导致了ST股票长期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的吻合性相对较差。所以,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对ST股票进行投资时,投资者应该注重对ST个别股票的特有风险的分析,如公司的并购、重组等。从我们对每一个ST股票的研究也发现,在某股票被ST以后,虽然短期内与大盘走势没有太大的背离,但是从长期来看,其价格呈总体下降趋势的。

3、ST股票走势的波动幅度和频率都大于大盘,且长期大于短期

说明投资ST股票要承担比大盘更大的风险,并且长期风险大于短期风险。这和昌志华、杜伟锦的结论一致。但是这风险差别远不象人们想像的那样严重。

总之,ST股票的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呈不完全正相关关系,而且,短期的走势与长期的走势相关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我们假设它们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不能成立。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影响ST股票走势的因素与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也存在关差异。短期内影响两者的因素趋同,长期内ST股票走势更多地受特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短期内ST股票承受的市场风险比长期大,承担的特有风险小;而长期则相反。这也与我们的假设二不符。所以,笔者认为ST股票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之间并不存在“跷跷板”现象,ST股票的存在也不具有市场风险规避功能。投资者在对ST股票投资时不能简单地根据大盘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整体走势,尤其是对ST股票进行长期投资时。投资者在投资于ST股票时必须对期公司的特有经营状况和政策进行分析,应注重对特有风险的防范。

参考文献:

[1]张卫东.沪市A股T类公司后续行为及监管研究[C]。上证研究.2003, (2)112—115.

[2]王震,刘力,陈超.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T)公告的信息含量与影响因素[J].北京:金融研究,2002,(9).

[3]陈静.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J].北京:会计研究,1999, (4).

[4]陈晓,陈治鸿.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预测[J].北京: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3).

[5]陈瑜.对我国证券市场ST公司预测的实证研究[J].北京:经济科学, 2000,(6).

[6]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J].北京:经济研究,1998,(5).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9

一、引言

1998年3月16日,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股票特别处理方式的通知》,规定当上市公司出现财务或其他状况异常,导致投资者对该公司前景难以判定,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的情形,交易所易地对其股票实施特别处理。自1998年4月22日开始,沪深证券交易所对连续出现3年亏损及财务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进行特别处理。作为绩差公司及问题公司的典型代表,截止到2004年5月沪深两市已经有128支st股票(不包括已经不再属st的),占上市公司的10%左右,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上市公司群体。由于st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其特殊性,无论是投资者、规则制定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越来越关注它。

二、st类股票研究的现状及本文研究的问题

1、研究现状

st股票是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现象,因为其特殊性,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关于它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对st股票公司本身的分析研究。ost公司主要存在的问题。秦锋(2001)认为,st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营业绩不佳、产业结构不合理、重大投资失误或未见成效、财务状况恶化和会计政策变动频繁等。st公司扭亏途径的分析。秦锋(2001)认为,从短期角度看,借助外力实施资产重组是st公司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从长期角度看,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增强st公司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杨薇、王伶(2000)对st公司三个以上年度扭亏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很多st公司的扭亏是短期行为,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导致公司亏损的因素,被视为st公司扭亏“法宝”的资产重组存在很多弊端,st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之多也令人担忧;张弘、吴载德(2000)从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亏损上市公司的整体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亏损公司的扭亏策略中,债务重组是亏损公司进一步实施扭亏的重要前提,股东的支持是资产重组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变卖增值的股权或资产则是实现扭亏的重要手段,政策特别是会计政策的变化也对亏损公司的扭亏结果形成重要影响。对st公司财务预警及盈余管理的研究。陈静(1999)、陈瑜(2000)和陈晓、陈治鸿(2000)、张爱民等(2001)采用实证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或失败进行了预测,发现运用一些财务指标并采用一定的方法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或失败有着显著的预示效应;戴娜(2001)研究了st公司通过资产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结论是st公司为了摘帽存在着通过资产重组进行盈余管理,导致st公司股票价格大大背离其真实价值。对st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沈亿锋、张俊生(2001)对st公司总经理的离职概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被st处理后,其总经理与董事会的规模在统计上存在十分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以及董事会成员的持股量等变量不相关。

(2)对st股票的市场表现研究。ost股票市场风险的研究。昌志华(1999)认为,实施st处理对该板块的短期风险有明显的抵制作用,降低了短期系统风险比率,但是对中期风险的抑制作用不太显著;杜伟锦等(2003)对st股票的投资风险分析的实证研究表明,st类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投资风险远大于证券市场平均投资风险。对st股票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程希骏等(2003)认为,st板块通过了市场弱有效性的检验。市场对st股票的反应。王震等(2002)研究结论是,市场对st作出了负面的反应,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市场对被特别处理公告的反应越大,市场对st公告的不同年份及对实施特别处理的两种情况的负面反应程度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对资产规模及上市公司时间长短反应的并不显著。

(3)完善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宏观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上市公司退出机制的构造与完善,真正实现对上市公司的市场化选择。韩志国、段强等(2002)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建立有效、规范的退市机制有利于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王震(2000)通过对国外公司困境的研究为我国st公司把脉认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以最小的成本来帮助投资者或债权人较早地识别困境公司,并为其摆脱困境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是否一致。股票市场上常常有这样的说法: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走势呈现一种此长彼消的趋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跷跷板”现象。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现象,就意味着,st股票在证券市场上有一种意外的功能——规避风险的功能,投资者可以通过st股票与非st股票的买卖转换来规避它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风险。同时,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大盘走势对st股票的风险进行判断,从而降低投资st股票的风险。这样,可以给二级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提供一个比较简易的判断st股票整体走势的方法。另外,如果存在“跷跷板”现象,这对以上市公司业绩为依据的投资决策理念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如果存在“跷跷板”现象,则st股票与大盘走势呈现负相关关系。

假设2:如果存在“跷跷板”现象,则影响st股票走势的因素与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相同,影响的方向相反。也就是说,st股票并不受公司特有因素的影响,只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进而推出,st股票整体只承受系统风险,而不承受特有风险,只不过是st股票承担了与大盘方向相反的系统风险而已。只有这样,投资者才可能通过对st股票与非st股票的买卖来实现风险的规避。

三、样本

对于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是否存在“跷跷板”现象,即st股票涨跌与大盘涨跌是否呈负相关关系。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来研究。选择自2004年3月12日至2004年4月09日止,20个连续交易日的样本作为短期走势观测期;选择自2003年9月12日至2004年4月9日止,30个交易周作为长期走势观测期。本文只以沪市作为研究对象,以st股票的整体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进行对比,选择了沪市55只st股票中的48只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占沪市st股票的87.27%。本数据来源于搜狐财经网站。有关指标如下:st平均涨跌幅=本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平均收盘价-上一个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平均收盘价。其中,本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平均收盘价=∑本交易日(或交易周)st股票收盘价/本交易日(或交易周)样本st股票数量;大盘涨跌幅=本交易日(或交易周)上证指数一上交易日(或交易周)上证指数。

四、st股票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相关性的研究方法及分析

1、st股票涨跌幅与上证涨跌幅走势相关性感性观察

在我们不知道st股票涨跌幅与上证涨跌幅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时,可以从直观观察两者在同一时间内的走势图,感性地认识一下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于是,我们利用spss软件勾画出了它们的20个交易日和30个交易周的走势,如图1和图2。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1)st股票的走势曲线与大盘的走势曲线并不完全相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相符。从每一个图来看,自左至右随着时间的推移,st股票的走势曲线与大盘的走势曲线越来越背离。从两个图的比较也可以发现短期走势(图1)中,st股票走势曲线与大盘走势曲线较长期走势曲线(图 2)背离程度相对要小。这说明,st股票走势与大盘走势的相符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2)在一定时期内,st股票的走势波动幅度和频率大于大盘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这说明,st股票的风险比大盘的风险大。

2、回归直线模型分析

假设在自变量x值给定的基础上,因变量y的取值按下述公式决定:

yi=α+βxi+εi,i=1,2,3, ……

式中,xi是自变量,表示上证指数涨跌幅;yi是因变量,表示st股票指数涨跌幅;εi表示随机因素对综合指数yi影响的总和。

(1)相关系数分析。从表1不难看出,st股票涨跌幅与上证指数的简单相关系数,短期的为0.761,长期的为0.616,在显著水平为0.01时,都通过了统计检验,都呈现出明显线性相关关系,其相关方向为正,且短期的相关性大于长期的相关性。这表明,在股票市场中,从短期来看,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与影响st股票走势的因素是趋同的;从长期来看,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与影响st股票的因素是有分歧的, st股票具有自己的独立影响因素。也就是说,st股票在短期内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在长期内承担了较大的特有风险。

(2)线性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从短期来看回归方程的拟合度比长期拟合度好。这一点从st股票与大盘走势图和点散布图上也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结果表明,单纯地根据大盘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长期走势比判断st股票的短期走势存在更大的风险;二是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从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表3中给出的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认为回归系数同时与零假设无显著差异,上证指数涨跌与st股票涨跌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

1、短期点分布对回归直线的偏离程度小于长期点分布对回归直线的偏离程度,短期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吻合性较大,从长期来看吻合性较小

这说明根据上证综合指数的短期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短期走势的风险小于根据上证综合指数的长期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长期走势的风险。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原因得到解释:

(1)证券市场上st股票具有寻租效应。在主板市场上市公司进入门槛与成本相对较高,上市资格相对称缺的背景下,st、pt公司因其“壳资源”的宝贵及重组可能拥有广阔的市场题材想像空间,成为股票市场上交易十分活跃的一个上市公司“板块”。这使得没有投资价值的st股票在市场上可以寻租。人们在估计他们的价值时,往往参考大盘指数来进行的。

(2)投资者对投资和投机有同样的偏好。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对从投资公司得到的股利收益和从股票市场上赚取的价差的偏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虽然st股票的投资者不能从上市公司分得股利,但是,可以利用广阔的市场题材想像空间,获得价差,从而实现其投资收益的目的。

(3)5%的涨跌幅限制及警示制度使得st股票的风险降低。 “t”类股票实际上是停板制度的衍生品,或者说是停板制度的产物。st是股票市场风险的一种警示形式,这使得其投资风险下降,进而使得投资者在市场上的相对投资风险与大盘相匹配。

2、st股票的走势与大盘的走势呈现不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减弱

这是因为结论1中的原因使st股票的特有风险提前得到释放和控制,从而使短期内影响st股票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市场风险。根据风险分散原理,就整个股票市场而言,只存在系统风险,而不存在特有风险,所以,从短期来看st股票的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基本是相符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st股票作为股票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言,是存在特有风险的,这是因为,这些股票之所以被st,是因为该股票的特有风险所致,公司的基本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决定着公司的长期发展,对于其长期走势还是有其独立的影响因素的。这就导致了st股票长期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的吻合性相对较差。所以,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对st股票进行投资时,投资者应该注重对st个别股票的特有风险的分析,如公司的并购、重组等。从我们对每一个st股票的研究也发现,在某股票被st以后,虽然短期内与大盘走势没有太大的背离,但是从长期来看,其价格呈总体下降趋势的。

3、st股票走势的波动幅度和频率都大于大盘,且长期大于短期

说明投资st股票要承担比大盘更大的风险,并且长期风险大于短期风险。这和昌志华、杜伟锦的结论一致。但是这风险差别远不象人们想像的那样严重。

总之,st股票的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呈不完全正相关关系,而且,短期的走势与长期的走势相关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下降。我们假设它们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不能成立。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影响st股票走势的因素与影响大盘走势的因素也存在关差异。短期内影响两者的因素趋同,长期内st股票走势更多地受特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短期内st股票承受的市场风险比长期大,承担的特有风险小;而长期则相反。这也与我们的假设二不符。所以,笔者认为st股票走势与上证综合指数走势之间并不存在“跷跷板”现象,st股票的存在也不具有市场风险规避功能。投资者在对st股票投资时不能简单地根据大盘走势去判断st股票的整体走势,尤其是对st股票进行长期投资时。投资者在投资于st股票时必须对期公司的特有经营状况和政策进行分析,应注重对特有风险的防范。

参考文献:

[1]张卫东.沪市a股t类公司后续行为及监管研究[c]。上证研究.2003, (2)112—115.

[2]王震,刘力,陈超.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t)公告的信息含量与影响因素[j].北京:金融研究,2002,(9).

[3]陈静.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的实证分析[j].北京:会计研究,1999, (4).

[4]陈晓,陈治鸿.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预测[j].北京: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0,(3).

[5]陈瑜.对我国证券市场st公司预测的实证研究[j].北京:经济科学, 2000,(6).

[6]何浚.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j].北京:经济研究,1998,(5).

长期股票投资方法例10

早期的一些研究仅仅是提出了IPO股票是否在公开上市后长期内表现不佳这个问题,而Ritter (1991) 则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试图进行分析解释。他从CRSP DAILY Amex-NYSE和CRSP DAILY Amex-NASDAQ数据库中选出了1975~1984年的1526只IPO股票组成了研究样本。在这篇研究论文中,他在使用事件时间序列的前提下,采用了两种投资策略来设定投资组合并计算其投资回报。一种是每月对投资组合内的股票按既定策略进行重新调整,并计算累积超额收益CAR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另一种是执行买入并持有3年的投资策略,并且用相对收益来评价IPO股票的长期表现。他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基准来调整投资组合的收益,其中最重要的是用同行业相仿公司组合和市值相仿公司组合作为基准进行调整。在论文中,他注明在这一时期,IPO股票组合的3年投资收益为34.47%,而由1526家相仿非IPO公司组成的基准样本的收益为61.86%。换句话说,IPO股票的收益明显低于那些非IPO的公司股票。并且,他还提出了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那就是在比3年更长的期限内,IPO股票是否会继续保持投资表现不佳的趋势。

Loughran (1993)在Ritter (1991)的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解决了他提出的问题,检验了1973~1988年间的NASDAQ IPO股票的6年持有期的收益。他发现NASDAQ IPO股票的收益显著低于同时期NASDAQ平均权重指数。这个结果比Ritter(1991)中报告的结果甚至还要糟糕。另外,他还对NASDAQ IPO股票的表现和在NASDAQ和NYSE中的非IPO的规模相仿公司的股票表现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NASDAQ IPO股票的表现同样低于这两个基准。综合他所做出的3项检验,他的研究成果对IPO股票在长期表现不佳的论点提供了支持。

为了验证之前的研究结果和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Loughran and Ritter (1995)检验了在1970~1990年的时间里,IPO股票的长期表现如何。除了研究目标的持续时间更长之外,他们还采用了更大的样本容量,提取了4753只在此20年间的IPO股票。因为如果拉长测量周期,他们会得到更显著的结果,但是随之而来的投资组合收益的方差也会变大,所以他们采用了3年和5年两种测量周期来保证结果更加精确。另一方面,采用两种测量周期也是为了方便进行这两种周期的对比研究。随后,他们得出结论,在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策略下,IPO股票的表现要差于那些同时期的非IPO股票。与Ritter(1991)中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并没有按照行业的标准挑选相仿公司以剔除行业效应。但是,他们分别按照公司规模和账面价值市场价值比为标准挑选了相仿公司,用来剔除规模效应和净值市值比(B/M)效应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支持存在IPO股票在长期内表现不佳现象这个观点,因此也就进一步得出了IPO股票并不是好的投资品种的结论。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就此认定这个结论并停止研究。一些学者开始试图寻找一些反例来这个论点。Brav and Gompers (1997)把Ritter (1991)和Loughran and Ritter (1995)中记载的IPO股票在长期的表现不佳归结于这些IPO股票的规模过小和没有风险投资背景。在研究中,他们用Fama-French行业投资组合、相仿规模及相仿B/M的公司股票投资组合代替了Ritter和Loughran在之前使用的相仿公司来检验Ritter (1991)和 Loughran and Ritter (1995)的研究结果是否还能成立。最后,Brav and Gompers (1997)的结论是IPO股票在长期内并没有明显地表现不佳。他们还提出用市值权重建立的投资组合再进行运算,可以在结果上减小IPO股票在长期内低于基准的表现程度。 并且如果是小规模和低B/M的IPO股票,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的表现和非IPO股票的表现是没有显著区别的。

自此之后,对于IPO股票在长期内的收益表现的研究就和怎样对长期的收益进行估值评价的问题高度地关联在了一起。Fama(1998)提出长期内的收益对于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检验是很敏感的。使用累积超额收益(CAR)和买入并持有超额收益(BHAR)两种收益的计算方法,可以产生不同的检验结果。并且,使用平均权重构成投资组合和使用市值权重构成投资组合对检验结果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正因为对于哪种计算方法是评估长期内收益的最佳方式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使得更多的研究者给出了关于IPO股票公开发行后在长期内的表现方面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却是相反的。Loughran and Ritter (2000)提出的观点,认为多因子模型对于有效市场的检验效力很低,特别是在计算中采用市值权重投资组合的收入的时候。当用这种方法检验IPO股票的长期收益时,会出现零超额收益的情况,因为那些因子会包含一部分的样本公司。当把IPO股票的收益中的这些因子去除后,会发现IPO的股票呈现收益表现低于基准的状态。

二、国际方面的证据

在一些经济学家对美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发表观点之后,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市场,以寻找更多的国际方面的证据。并且,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但是,正如在美国股票市场出现的结果一样,在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IPO股票的长期收益表现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题目。

Levis (1993)采用和Ritter (1991)相似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并且发现于1980~1988年期间在英国市场发行的712只IPO股票在3年的持有期内出现了收益表现不佳的状况。尽管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像Ritter(1991)中的那么明显,但是在统计上依然是显著的。Keloharju (1993)声明,1984~1989年,IPO股票在芬兰股票市场上,收益在3年持有期内低于芬兰市值权重指数达26.4%。这次研究所采取的样本容量只有79只IPO股票。

Loughran等人 (1994)则把IPO股票在包括美国在内的9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长期收益表现做了汇总。针对每个具体国家的研究工作则是由他们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分别完成的。结果发现,在样本内的6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用整个市场表现为基准调整过的买入并持有的收益很少甚至呈现负收益。这6个国家分别是:巴西、芬兰、德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

对于日本市场IPO股票的分析,Hwang and Jayaraman (1995)发表报告称,IPO股票并没有表现劣于非跨行业的IPO股票组合。然而,Cai and Wei (1997)却出示了相反的证据:1971~1992年,在大多数行业内,180只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IPO股票的收益表现低于与他们规模相仿的非IPO公司。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试图采取和对美国股票市场一样的方式,采用尽可能多的研究方法来评价IPO股票在国际股票市场上的长期收益表现。而与美国市场相似的是,他们发现,对于其他国家股票市场,长期内的超额收益同样对于计算方法十分的敏感。

Espenlaub等人(2000)提供了1985~1992年的588只IPO股票在英国市场上表现的研究证据。相对于5种基准,从上市开始计算的3年内采取事件时间序列的方法得到了相当明显的负超额收益。但是在5年持有期内,得到的结果却要取决于采用了何种基准进行调整。尽管如此,在采取自然日历事件序列的方法下,却没有证据表明IPO股票的长期收益不佳。

而针对加拿大的股票市场,最新的研究来自于Kooli and Suret (2004)。他们第一个对整个加拿大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而不仅仅把范围局限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他们发现,当采用市值权重的累积超额利润计算的时候,结果是显著的。但是当采用买入并持有差额利润计算,结果却是不显著的。并且,仅仅在采用平均权重构成且采取自然日历时间序列的情况下,IPO股票长期表现不佳的现象才会被观察到。因为IPO股票长期内收益表现不佳的结果并不持续显著,他们也不能做出“加拿大市场上的IPO股票在长期内收益表现不佳的现象确实存在”这个结论。

作为全欧洲最大的股票市场之一的瑞士股票市场应该会吸引到很多注意力,但实际上却很少有关于瑞士市场IPO股票的研究。其中最新的研究之一当属Drobetz (2003)。他发表称,1983~2000年,IPO股票在相当长的持有期内仅仅会相对于广泛市场指数存在显著的收益不佳。因此,他们认为,在瑞士市场上,IPO股票的长期收益表现不佳的情况是不显著甚至根本不存在的。

针对于澳大利亚市场,Da Silva Rosa等人(2003)复制了Brav and Gompers (1997)的研究方法,对333只在1991~1999年期间首次公开市场发行的股票进行了研究。与之前针对澳大利亚股票市场的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在从上市开始的两年持有期内,IPO股票并没有在收益上表现不佳。

研究者们并没有仅仅将研究的范围局限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新兴股票市场同样吸引了他们的目光。Paudyal et al (1998)分析了95只1984年1月~1995年9月期间上市的PIPO股票的表现。他们认为相对于整个市场的表现来说,不管是PIPO股票还是其他的IPO股票所带来的正或负超额收益都是不显著的。

Allen et al等人 (1999)则做了对泰国股票市场的研究工作。他们所采用的样本包含了150只1985~1992年期间上市的IPO股票。他们指出,只有把力群值从横截面分析(cross sectional analyses)剔除出去后,IPO股票才呈现出在长期内收益表现不佳的结果。并且为了反驳Ritter (1991) 和Levis (1993)中的结论,他们还指出,当采用市值权重收益作为调整基准的时候,越小规模的公司的收益表现反而越好。

三、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Mok and Hui (1998)对IPO股票在上市后1年内的表现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样本里包括了1992~199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87只A股股票和22只B股股票。他们发现在IPO股票溢价发行严重的同时,不管是A股还是B股,这些股票却在上市之后的一年内价格虚高的同时产生了持续且显著的超额收益。但是这次的研究,不管是IPO股票上市后的持有时间还是样本的截取时段都比较短,使得研究的结果并不具有代表性。

Chen等人(2000) 对于中国的IPO股票在上市后的表现做了更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们抽取了1992~199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77只A股股票和65只B股股票。他们采取了相对财富(wealth relative)和买入并持有的研究方法对IPO股票上市后3年内的表现进行了评价。因为相对于IPO股票来说,非IPO股票的数量太少,他们采取了整个市场投资组合作为基准。结果表明,不管是A股IPO股票还是B股IPO股票的长期表现都低于整个市场表现。

Chi and Padgett (2002)收集了409只1996~1997年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PIPO A股股票建立了样本。参照Ritter(1991)的方法,他们计算了买入并持有超额收益和累积超额收益。他们认为,IPO股票在上市3年内的收益表现要优于基准。同时他们还发现,上市后的前两年的年超额收益要高于第3年的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