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定义的变化例1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迷；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下，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态势。于是，一些理论家便急不可耐地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时，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它并非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变化是在借鉴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要享用工人为他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攫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剩余价值规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存在，矛盾就会存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些矛盾会越来越加深，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一些调整，使资本主义仍在苟延残喘。从早期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罗斯福新政”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是在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且实施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没法消除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二、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可以说是资本的积累。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无论是184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科技革命，都使得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促使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随之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人口大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我们要明白这些主要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的，与资本主义无本质联系。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全面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它的出现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都是自发地进行的，是实践的需要。机器的改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本来是增加社会财富、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提高劳动强度、增加失业人口、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手段。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侧面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归来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最近这几年，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依靠借贷过日子，而其它被金融危机波及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子也不好过，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的魔鬼了。”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没有关系吗？难道是为了转嫁压力，为扩大他国奴役找借口？还是为了想证明马克思的幽灵从坟墓中复活了？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稍对马克思主义流行背景进行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但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就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立达在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英国学者吉登斯、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等在他们寻求出路上，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或许他们也并没有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四、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的共识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找到适合它发展的土壤，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更具有客观必然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合理化趋势，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与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人民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资本主义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它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它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定导致两极分化，而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生产资料私有制衍生出的雇佣劳动制从何谈自由；富得流油的资本家与徘徊在贫困边缘的底层人民，又何谈平等；而所谓的民主程序不正是通过财富决定的吗？所以，我们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1] 罗文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4.38-44.

[2] 李青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思想[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36-40.

[3] 徐崇温.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1.30-35.

[4] 陈奎元.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4.5-10.

[5] 陈学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J].西南大学学报，2012.6.5-17.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2.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2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要享用工人为他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攫取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剩余价值规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只要有资本主义的存在，矛盾就会存在，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这些矛盾会越来越加深，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一些调整，使资本主义仍在苟延残喘。从早期的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罗斯福新政”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是在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并且实施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没法消除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二、资本主义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并不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可以说是资本的积累。正是由于科技革命，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无论是1840年前后，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的科技革命，都使得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促使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随之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人口大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但我们要明白这些主要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出现而产生的，与资本主义无本质联系。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起决定作用下而实现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更全面的社会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它的出现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的进步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总体上都是自发地进行的，是实践的需要。机器的改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本来是增加社会财富、缩短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变成了提高劳动强度、增加失业人口、使无产阶级陷于贫困的手段。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侧面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归来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最近这几年，美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不得不依靠借贷过日子，而其它被金融危机波及到的资本主义国家日子也不好过，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正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唤出来的魔鬼了。”我们不得不思考，这真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没有关系吗？难道是为了转嫁压力，为扩大他国奴役找借口？还是为了想证明马克思的幽灵从坟墓中复活了？其中的原因，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如果我们稍对马克思主义流行背景进行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出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但如果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就会攻击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德立达在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幽灵》、英国学者吉登斯、美国学者乔姆斯基等在他们寻求出路上，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或许他们也并没有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四、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指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的共识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经济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找到适合它发展的土壤，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更具有客观必然性；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合理化趋势，产生了对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实际上，与这种社会政治民主化相适应的只能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人民群众享受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理想社会；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从直接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变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可能。

资本主义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资本主义制度，它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它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定导致两极分化，而它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生产资料私有制衍生出的雇佣劳动制从何谈自由；富得流油的资本家与徘徊在贫困边缘的底层人民，又何谈平等；而所谓的民主程序不正是通过财富决定的吗？所以，我们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1]罗文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4.38-44.

[2]李青宜.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思想[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36-40.

[3]徐崇温.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3.1.30-35.

[4]陈奎元.高校生态文明通识教育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4.5-10.

[5]陈学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J].西南大学学报，2012.6.5-1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3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76-02

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极大地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生产力内部诸要素的变化，西方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做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尤其是自战后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局面。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再用过去那种旧的思維模式去思考，也不能简单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性或实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并由此产生对当代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怀疑。为此，必要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这种发展变化并未改变其本性和实质进行再认识，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仍然摆脱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1951—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将近5%，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7.3%。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1995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美国为69%、日本为60%[1]。在第三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1971—1986年，西欧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0倍，美国增长45.5倍，日本增长106.7倍[2]。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方面也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在经济运行机制上，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干预经济制度和一套相对稳定的经济调节机构，大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按职工人数来说，约达8—11%，按营业额来说，约占5.9%，按投资额来说，则高达15—34%。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支出中的社会福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七十年代达到25%[3]，到八十年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4]。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二、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识和界定时代性质的基本方法，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每一个时代的界定，都是在具体、深入地研究了该历史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从来不把主观愿望当做现实。因此，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指导，又要在它的指导下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既要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他们所生活的年代得出的个别结论。注重从理论和时间、历史和现实的广泛结合上，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从而客观的实际影响中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4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经济全球化大潮与中国对策[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3]赵汇，吴涛.透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学术界，2005(6):157～163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迅猛发展，在经济和科技的迅速进步下各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并为其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促进了全球的经济联系使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2、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逐渐提高，资本的大量集中使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3、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科学技术迅速进步，资产阶级的国家出现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资本的出现并且迅速发展壮大、失业现象持续增加，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意识逐渐强烈。

4、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权益越发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巩固和扩张，大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在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为此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各个经济组织或利益集团的矛盾扩大。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无限扩大，这就造成了消费市场的秩序混乱，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引发社会动荡。

二、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步骤，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深入地把握其科学发展的依据和规律，这对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作用。

1、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迅猛发展，这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繁荣稳定的面貌，在市场条件的催生下又出现了产业结构的明确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垄断集团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使得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垄断资本制的矛盾不断加剧。

2、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当代资本主义根据当今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技术进步的现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使得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也社会化，这样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就这些措施来看，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3、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了延伸

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趋向社会化，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上也更具深度，这就会推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对全球的资源配制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对此我们要深入把握住这种变化的实质和趋势，这对认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1、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的股份制等各种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性问题。他们只是从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2、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西方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施高福利的社会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实施的。但从客观上来讲，这些措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繁荣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得不到应有的维护。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对于真正提高劳动阶级的社会地位，改变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还是不可能的。

四、当代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6

摘 要：本文从期权的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以及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的敏感度因子定义出发，关于期权价格的影响因素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大小作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Delta对冲以及gamma对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期权的风险敏感度因子；Delta对冲

一、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

对于不支付红利的标的资产的期权，看涨期权的价格：

c=S0N（d1）-KertN（d2）

看跌期权的价格：

p=KertN（-d2）-S0N（-d1）

其中，d1=ln（S0/K）+（r+σ2/2）TσT。

d2=ln（S0/K）+（r+σ2/2）TσT=d1-σT；

其中，S0表示标的资产现在的价格，K表示执行价格，r表示无风险利率，c表示看涨期权的价格，p表示看跌期权的价格，σ表示标的资产波动率，N（d1）表示正态分布中随机变量小于等于d1的概率，N（d2）表示随机变量小于等于d2的概率。

二、 期权的风险敏感度

影响期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标的资产价格，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到期时间，市场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各因素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下面我们首先关于这些因素对期权价格的影响的指标作一介绍，然后在Black-Scholes-Merton定价公式的基础上对这些因素影响大小，以及怎样对冲这些因素做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

（一） 期权风险敏感度指标

1、 Delta

Delta是我们进行风险对冲时的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指标，他衡量的是期权的价格随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灵敏度。Delta定义为期权价格变化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比率，这一比率越高，意味着期权价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越敏感。我们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

看涨期权：Δ=ΔcΔS，看跌期权：Δ=ΔpΔS

如果一项组合的价格不随标的资产价格变化，那么这个组合就处于delta中性。我们可以通过在期权情况下买入或卖出份标的资产使该组合处于delta中性。

2、 θ、（Theta）

一个期权组合的θ定义为，该组合价格的变化对时间变化的比率，它被定义为有价证券的时间损耗。

θ=ΠT

由于资产价格变化是不确定的，而时间减少是确定的，所以对冲资产价格变化是有意义的，而对冲时间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

3、Γ（gamma）

某种标的资产组合的gamma值，定义为该种资产组合的delta值变化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比率。该比率值较大，意味着该组合的delta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比较敏感；否则，该比值较小，意味着该组合的delta值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不敏感。

Γ=2ΠS2

4、 ν（vega）

某种标的资产的vega值定义该种资产的价格变化对于标的资产波动率变化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υ=Πσ

这一比率绝对值越大，该证券组合的价值对于波动率的变化敏感；反之，如果vega的绝对值很小，波动率的变化对证券组合的价值影响较小。

5、ρ（Rho）

Rho定义为有价证券组合的价值变化与利率变化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

ρ=Πr

它衡量证券组合的价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这一比率越大，证券组合的价值对利率变化越敏感。

（二） 期权的风险敏感度的实证分析

假设标的资产为某商品期货，现在价格为S0=3600元，执行价格为K=3600元，到期时间为115天，标的资产的价格波动率为σ=25%，市场无风险利率为r=3%

我们用Black-scholes公式计算可以得到看涨期权现在的价格为c=217元。假设期货价格上升到ST=3700，期货盈利100元，其它条件不变，我们计算得出期权的价格上升到c=277元，期权盈利为60元；如果标的资产价格下降到ST=3500，期货亏损100元，期权的价格下降到c=166元，期权亏损51元。我们看到标的资产变化价格变化了，期权的价格也跟着变化，但是期权价格的变化又并非完全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来决定。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引起期权价格变化的作用有多大呢？

1、Delta的贡献

我们由期权的定价公式以及期权Delta值的定义，可以得出在期货价格为S=3600元，K=3600元，时间为115天时，期权的Delta=0.555，因此可以认为当期货价格从3600元上升到3700元，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引起期权价格的变化，即Delta的贡献为55.5元，当期货价格从3600元下降到3500元，由标的资产价格变化而引起期权价格的变化，即Delta的贡献为-55.5元。

2、 gamma的贡献

我们在上面对Delta的分析中，已经得出标的资产价格变化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标的资产价格变化之后，Delta值也会变化，因此标的资产价格变化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会通过对Delta值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期权的价格。我们通过black-scholes公式及gamma值的定义得出当标的资产价格为S=3600元，执行价格为K=3600元，时间T=115天的gamma值为0.000782，由gamma值定义，可以得出当标的资产价格变化100元时，gamma值对价格的影响是3.9。

3、 其它部分对价格的贡献

除了上述的两个因素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标的资产价格变化100元，期权的价格对期权价格变化的影响是0.6，因此影响是比较小的。这些因素是时间，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率，以及市场率。

4、 Theta的贡献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标的资产价格S=3600，执行价格还是K=3600元，波动率还是σ=25%，利率为r=3%，时间往后退迟了一天，期权的价格从c=217.81变化到c=216.81，我们可以看出标的时间对期权价格的影响为216.81-217.81=-1.01元，这个作用非常小。

5、 vega的贡献

同样的，假设标的资产价格没有变化，执行价格，时间都没有变化，只有标的资产波动率发生了变化，从波动率为σ=25%变化到σ=26%，期权的价格从c=217.81变化到c=225.80，期权的价格变化了225.80-217.81=7.99元，这个影响也并不是很大。

6、 Rho对期权价格的贡献

最后我们来看看市场利率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有利率发生了变化，从r=3.0%变化到r=3.1%，期权的价格从c=217.81变化到c=218.37，期权的价格变化为218.37-217.81=0.56，利率对期权价格的变化也是非常小。

三、 Delta对冲及gamma对冲

从上面我们的讨论可以得出，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市场利率，时间这些因素中，只有标的资产价格对期权价格的波动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在风险对冲中，关键是要把标的资产对期权价格影响对冲掉。首先，我们应该对冲Delta，使组合处于Delta中性。

我们可以通过卖出1份期权，买进份标的资产来对冲标的资产价格对期权的影响。

当期权价格上涨了100，期权价格变化-60元，对冲盈亏为55.5元，因此对冲后组合的盈亏只为-4.5元，规避了标的资产价格的影响。另外，如果标的价格下跌100，期权获利51元，对冲头寸亏损55.5元，组合的盈亏为-4.5元，虽然不对冲会带来额外的利润，但是对冲却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除了对冲Delta风险，我们还需要调整买进（卖出）标的资产的头寸，即对冲gamma风险。

我们可以按照先对冲Delta风险使组合处于Delta中性状态，然后再来对冲gamma风险。

例如我们在标的资产价格为S=3600元，执行价格为K=3600元，卖出一手期权，买入份标的资产，然后当价格上升到S=3700时再买入0.075份标的资产，或者当价格下降到S=3500时，卖出0.080份标的资产从而对冲标的资产对期权价格的二次导影响，达到新的Delta中性。（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7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6]姜鲁鸣.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2000，(2).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8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主流观点。李琮等人是其代表。他们认为，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转变时期，仍然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黄素庵、甄炳禧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称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李景治、向文华等人也持此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90年代则呈现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当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法国学者德罗奈持此观点。他认为，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

四是社会资本主义的观点。这是高放的观点。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到社会生活，从内部关系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范围都越来越广，层次都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在逐步增长，所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比之其他名称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二、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新变化

(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参考文献】

[1]张仲秋.知识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9，(12).

[2]肖枫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3]《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J].求是，2001，(3).

[4]林德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矛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

[5]常欣欣.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2000，(8).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9

对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必然性，生产力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仍然是非常适用的，因为这一规律体现了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共性。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社会形态的更替，无不是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它使生产力冲破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它毕竟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这表明它的生产关系是有局限性的，迟早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必然会用一种更新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就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当这种生产力不与它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时，它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外壳，从而变革出与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出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来适应和包容生产力的发展，然后两者按照这一规律相互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发展。

二、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辩证法的根本内容，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条规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矛盾同样适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矛盾的双方，前者是从后者的母胎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揭示的社会规律，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之处，比如社会化大生产、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但最根本的是两者的斗争性，而且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从社会经济形态上说是要优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两者关系的正确认识。

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革命的东西结合的好坏”，“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在不忽视同资本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同时，也要树立“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既否定又继承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发展的生产力好像不是在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是一种社会大生产；同时，又不得不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隐秘的对立形式只有通过人类历史的发展才能够扬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的生产力，创造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冲突的物质条件，开创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当今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正是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随着全世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将冲破具有局限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致之后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趋同性。

三、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认为挫败了社会主义事业，认为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亡只是20世纪里的事情。从此就消除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也就挽救了资本主义自身，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那么，从现实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来看，这种结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进程的，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选择，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尤其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深化的结果。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脱胎于资本主义母胎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之后的新事物从旧事物中产生，它必然要受到旧事物千方百计的阻挠，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从旧事物的阻挠中新事物才能逐步发展起来。否定之否定规律也使用于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运动是一个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的曲折过程，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出现暂时的挫折并不奇怪，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难以避免的。

资产定义的变化例10

近年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讨论，包括近期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暴露出了思想理论界本身缺少理论依托的弱点。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似乎也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知灼见、并且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变革进程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反而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变革问题，以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价值的重新认识。

一、改良与“社会革命”

引起人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认识分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认识。从词的本意来看，意在通过变革而使不完善的事物变得更为完善的“改良”本应是一个褒义之词。不过，正因为改良之词所含有的这种价值判断，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于是，“改良”因为“改良主义”而受牵连。例如，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因为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把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良政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相对提高视为改良主义扩大群众影响的一个途径。其实，同样的逻辑(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也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对改良的客观认识。

但“改革”或“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某些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人们往往要根据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形式来予以区别。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曾经在总结他的整个思想结论时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概念：“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这里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更没有针对后世的具体社会运动来谈论“社会革命”，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角度提出一般意义的“社会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这种社会革命带有普遍意义。在此，马克思事实上明确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即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之分。从内容上看，社会革命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变革，它既包括了物质领域的生产变革，也包括了表现为法律、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指称为“社会革命”的那些变革并不是泛泛而言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方向性的变革，是以改变某种既定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为目标的变革。正是从这种明确的目的性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一种“革命”性。但从形式上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不以单一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在内容上的这种广泛性也决定了它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以突变的政治革命(它往往以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渐进变革的形式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哪一种形式占主导，但从他特别强调区分的两类变革中不难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无论是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还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的变革，显然都难以靠一次政治革命来完成，即使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它也是“或慢或快”地进行的。如果把这种渐进的变革看作是改良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改良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或过程。而且，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的变革都是在渐进的形式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渐进的变革积蓄了社会突变的力量和条件。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恰恰就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简单归之为暴力的“政治革命”为手法的。

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革命观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把19世纪末以后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试图克服或缓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继续保持其创造力的活动纳入到这种广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历史范畴中。在此，我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由两部分基本制度构成的一个整体，一是作为其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制度，二是作为建立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筝命可以是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无疑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经历了一场“渐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前提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怍为一种政治制度面临的危机。危机促进了变革的力量和因素的发展。不过，促进变革的力量和因素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其中，既有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无意识的自发变革因素(它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方式调整上)，也有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意识的变革因素(它体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而且，即使是后者本身，它也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既包括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组织力量，也包括了资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和组织。事实上，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不同的力量都意识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危机，并试图改变它。但不同的力量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显然不同，既有试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调整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的。而且，在最初以超越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力量中，也既有试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通过渐进的改良来为最终的超越积蓄力量和条件的。后者显然又与上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改革力量在方式的选择上接近，并因此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更多的相互容纳趋势。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应该说，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从结果来看，改良的力量而非政治革命的力量主导了变革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力量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

二、社会变革的动力

与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机制何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过于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动力，我们事实上忽视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内在的变革动力。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两种变革形式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力量。一种是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相联的内在市场动力机制。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它在不断地驱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变化的生产条件，并由此驱动生产的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人为的过程，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失败之处，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的变化。其中，以下三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政府的作用是这一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发的过程，后两者体现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

首先，竞争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不断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内在动力。

人们常常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为了生产和交换而不顾后果、但却有活力的制度，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而其关键就在于该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竞争和积累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断确切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变革的特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的确，不停滞的社会变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其他制度的一个基本制度特征。这一特征根源于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原则基础上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始终的、最强大的动力。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和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作为个体的资产者，他需要在不断的竞争中生存，为此他需要不断地使自己适应变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积累过程中，利润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变化的杠杆。它是一种诱惑，因为赢利的可能性是企业主进行再投资的动因；它是一种杠杆，因为投资创造带来变化。因此，马克思把积累视为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摩西和先知。竞争和积累的需要驱动了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创新，包括生产过程、企业的组织和积累的战略以及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展。同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也是以维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伴随竞争和积累的同样也有生产的动荡和破坏。不过，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破坏性与资本主义的创新机制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变化的体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旧产品、旧程序、旧体制不断地被新生事物取代的过程。产业突变“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此外，熊彼特还强调了理解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要从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某一个瞬间来判断这一过程的意义。二是承认某一个经营战略只是在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和在这个过程造成的形势中才有它的真正意义。而如果哪一天“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它就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了。也就是说，一旦它失去了这种竞争和积累的动力，它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熊彼特更为强调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经济结构的革命化意义，而马克思更为强调这种破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危机意义。

当然，如下面我们所要谈到的，20世纪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了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机制，国家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不过，这些调整的限度在于适应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广泛运用，以及与之同时福利国家之所以得到普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并不矛盾，它们适应了福特主义时代的那种高增长、高积累的模式。它们只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的要求往往只有在同时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后才是最可行同时也才可能是功能最大化的。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还是福利国家模式，一旦它们在社会积累方面的功能受到削弱，它们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动力也会相应被削弱。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有关现代福利社会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它们对社会积累的价值。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的竞争和积累机制本身也在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变化着。这不仅包括资产者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这既包括了竞争主体之间的变化，出现了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多层次的竞争；同时也包括了竞争空间的变化，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竞争)，也包括积累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后者主要显示为国家对市场的规范和控制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以及国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的服务机制的变化。这些也是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机制研究不能不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其次，阶级斗争依然是推动社会改革进程的一个有力因素。

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作用首先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进的社会变革进程似乎也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意义受到削弱，但从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变化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形式变化以及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始终能够看到阶级斗争作为一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阶级分化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激烈趋势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生产和社会关系调整的原动力。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首先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积累方式的变化，迫使资产阶级在积累的组织形式中越来越多地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作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同时，它也促使国家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更大程度地干预劳动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个最重要变化，即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变化，以及国家作为一种形式上超越具体的阶级的力量对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调控，都直接或间接是受阶级斗争的形势驱动的。如果撇开了阶级斗争的因素，人们很难解释推动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政治民主和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变化因素。

当然，应该承认，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结构显示了明显的变化趋势。尤其是新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它所造成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分化直接影响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的形式。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被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形式纳入到了合法的制度框架中，由此而促进了非暴力的改良政治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活动形式，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以及一系列政党组织的活动内容和形式都日益体现了这一特点。阶级斗争从简单的对立发展到了既有对立也有合作的形式，这促使人们从新的视角考虑阶级斗争的作用。同时，承认阶级斗争是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因素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变革都能够以阶级斗争来解释，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冲突中，阶级斗争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种族以及其他不平等因素同样是许多社会冲突中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与传统的阶级斗争的会聚使得现代社会冲突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这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再者，政府活动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

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尤其是作为国家职能集中体现的政府的作用加强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变化的一个突出因素。而政府的作用实质上是不同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变化使得政府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除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外，一些以工人阶级为主要依托的政党也日益把参与和影响政府的活动作为了主要活动领域。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在生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而政府的作用方式，包括其调整的方向、政策的选择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影响的平衡结果。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作用及平衡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具体来说，政府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即人们所说的由其惟利是图的本质所决定的不道德的一面的约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规范，尤其是通过对伴随资本主义生产集中趋势的垄断的限制政策，以及对劳动关系的规范和约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资本主义末期所表现出的无序和动荡加剧趋势。在此过程中，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赋予了原本不受或者说不愿受约束的企业。由此而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不再简单是完全自主的经济行为体，其积累的需求要受一定的社会要求的约束。其二，政府职能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无能为力之处。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赖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是其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但这种机制本身对伴随该市场机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同样有可能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政府职能加强的另一作用就体现在由国家或政府承担了对许多市场机制本身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的责任，如贫困问题、种族以及性别的不平等问题，缓和这些问题的主要责任越来越多地由政府承担了。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是其集中体现。其三，政府越来越多地作为直接的行为者参与并直接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而使得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例如，政府通过其在国家研究和开发机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对资本主义保持其创新机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作为经济的调控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日益突出的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资本主义市场的无序状态。它们成为20世纪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体现之一。

当然，政府在这些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政府的实际作用进程和结果。所以莱斯利·里普森强调要注意不同政治体系对于重大变革的吸收能力和完成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显示的正是这一进程。但无论如何，我们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显示了对改革的更大适应能力，这不仅只是就上述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竞争和积累的动力作用而言的，同时也是指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对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冲突的吸纳机制，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

三、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渐进的社会变革

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欧洲社会的变化时，不能回避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但过去人们主要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的角度看待该问题。而如果以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看待这一问题，或许能够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首先需要澄清欧洲社会民主党与欧洲资本主义变化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把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与两个进程联系起来，一是福利国家，二是民主政治。一些说法甚至直接就把福利国家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产物。其实，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秩序的变革，以及福利国家的演进历史中我们看到，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只能从20世纪调控资本主义的形成历史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而调控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时代产物，是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了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上半叶客观的历史环境。即使从思想和政治渊源的角度来看，它也是多种思想和政治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我们可鉴别出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对这一进程施加的不同影响。福利国家的出现本身事实上是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也显示了一种政治共识。其共同的基础在于认同需要政府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需要平衡不同的社会集团的需求。

当然，这些不同力量在思想和政策方面也存在不同的倾向，它们通过各国战后围绕政府的具体职能发挥、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及民主政治的斗争反映出来。一般来说，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左翼政党更为强调社会的平等，并由此更为强调变革现存的生产和社会秩序，更倾向于强调国家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控制，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再分配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更为强调基于“公平”原则的普遍主义政策。而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政党更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机会的平等，更为强调尽可能利用市场的功能，在社会政策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基于“效果”的更为严厉的资格限制政策，更为强调“对个人的激励机制”，由此强调资格限制和个人贡献。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时期里，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几乎成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象征。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它们的活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欧洲福利国家建设。

从民主政治意义上说也是如此。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最终走向改良主义道路本身就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势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选择了改良主义道路。但在参与民主政治的目标和方式上，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一个总的趋向是日益淡化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目标色彩，而进一步融入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之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由此强化了自己作为现实世界的改革者的地位，因为这种转变本身使它们成为了稳定的执政力量。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的“大政府”时代就是这种影响的最主要体现。从这一意义上说，欧洲社会民主党通过使自己融人民主政治而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资本主义，尤其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和一系列的政府的经济民主活动而改变了现代政治的议程，其直接结果就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了。

不过，在判断欧洲社会民主党以及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以德德为主要尺度。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叛同样也包含了道德的批判意义，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反对仅仅根据道德的理由来批判资本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批评了那种根据分配或出于道义的愤怒谴责资本主义的做法。“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在没落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一个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主要根据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是否适应，而不是所谓的分配或道德。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渐进的社会变革的意义(或者说对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判断的根本依据只能是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适应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是否实现了社会革命所追求的使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目的。或者说，这种变革究竟能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因素，哪些因素是不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