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例1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2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此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3

I.Schiller)，是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席勒认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由于这种联系，媒介提供民主论坛、监视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这些最关键的作用就常常发挥不足。

UCSD传播学系的创始人

席勒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传播学荣誉退休教授。1970年，他创办了UCSD传播学系。1999年10月，在他80岁的时候，一个以“在新全球经济中的媒介和传播”(MediaandCommunicationintheNewGlobalEconomy)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UCSD传播学系的主持下召开了。这是一个专门为庆贺席勒学术成绩而举行的会议。二十来名深受席勒思想影响的学者提交了论文(Seiter,E,1999)。

席勒在他的学术研究中重点调查了美国的传播制度和传播程序。他说明了占优势的美国政治经济是如何利用媒介来安抚国内公众，同时又对全球实行霸权的。他的研究范围有信息娱乐业的工业结构、美国文化业的全球扩张、使美国文化业不断膨胀和发展的技术原因等。他的8本著作和发表在学术性和大众化期刊上的几百篇文章，奠定了他在传播研究中和就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起作用的公共辩论中的主角地位。

席勒受训于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媒介研究，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CommunicationandAmericanEmpire)。1973年出版了《思想管理者》(TheMindManagers)。席勒在其著作中，对两种主要的倾向提出了警告：一种倾向是，在美国国内，私有势力对公共空间和公共体制的占领；另一种倾向是，在国外，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美国公司垄断着文化生活。这种批评代表了与当时媒介研究传统方法的决然分裂。通过重新引进50～60年代已经极少引起关注的对政治经济权力的争议，从而改变了媒介研究的学术议程。

20世纪80～90年代，席勒将注意力转向“信息社会”的兴起，出版了《谁知道：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500)、《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CultureInc.:TheCorporateTakeoverofPublicExpression)和其他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的论点是，新的信息技术扩展了权力之间的联系(这是他在早先的著作中批评过的)，从而使公司的权力深入到世界的新部分和生活的新领域(包括教育)中去。

他最近完成了《生活在头号国家中：一个美利坚帝国批评者的反思》(LivingintheNumberOneCountry:ReflectionsfromaCriticofAmericanEmpire)一书。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政治思想发展的部分陈述。

2000年1月29日，席勒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市逝世。席勒在传播系的同事迈克尔·科尔(MichaelCole)教授回忆道：“当我1978年来这里的时候，赫伯是心脏、灵魂，是对媒介批评研究感兴趣的学生的集合点。对传播的讨论从一个小小的博士项目变为世界级的科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赫伯特精力和决心的一个纪念碑。”(郭镇之，1999)。

本文主要介绍席勒的著作《思想管理者》及其媒介批评思想。

媒介，服从的工具

《思想管理者》如是说：“现在，全国传播业庆典活动的交响曲，是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即白宫总统办公室、麦迪逊大街公共关系和广告公司办公室的居民演奏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后，媒介控制者甚至将对资讯管理采取更加严密的组织手段。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资讯流通乃是无与伦比的权力资源。幻想这种权力的控制会销声匿迹，则是不现实的。”

通观《思想管理者》一书，对美国媒介进行尖锐批判的观点处处可见。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分析与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某些相通之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它们探讨问题的武器。

显然，秉持这种学术态度，席勒需要有勇气。1997年12月，在美国“因特网与政治”(INTERNET＆POLITICE)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晚年的席勒在接受一个名为格尔特·罗文克(GEERTLOVINK)的学者采访时承认：“至少在美国，文化研究的主流总是拒绝认可用政治经济方法探讨传播问题的正统性”(LOVINK,G,2000)。但是，席勒的政治经济分析法有助于人们了解媒介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思想管理者》这本书大量讨论了“美国媒介被大公司和政府所操纵”这个议题，而这种讨论是经验主义实证学派的人所不愿做的。

在书中，席勒批判了媒介对广告的严重依赖，。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媒介成了大公司的控制物。在美国，仅就报纸来说，收入的70%来自于广告。电视在这方面更是突出。广告业为美国媒介财政提供者。没有广告收入，美国的许多的信息通道就会干涸。而媒介对广告商的依赖，其实也就是对大公司的依赖。有事实表明，广告行业的收入来自生产大量消费品和提供消费服务的全国性大公司。广告商以及他们顶头的大公司就是这样通过控制财政渠道巧妙地控制了媒介。并且，大公司及其人的胃口永远不会满足，为了达到使媒介忠实地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目的，他们就要彻底控制所有媒介的内容。而媒介一旦被控制，无论媒介最初归属于谁，都会成为商业文化的工具。

席勒还分析说，媒介的走向集中和垄断，其基本原因也是对广告利润的追逐以及对大公司的服从。在市场里，大宗广告总是对大的媒介情有独钟的。媒介之间的残酷竞争导致了一大批小媒体被迫归顺到优势大的少数大媒体手中，从而形成了媒介的垄断。而大公司是很乐于看到媒介的垄断的。这是因为媒介越垄断，竞争就越少，大公司就越易于进行思想的控制。

占优势的媒介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和成功。《思想管理者》又指出，伴随着大公司的海外扩张，媒介也要占领全球市场。可想而知，美国媒介向海外输出思想，其基本的动力也是来自大广告和大公司。凡在美国大公司存在的地方，就有美国广告的影子，就有美国媒介的声音。在加拿大、在亚洲、在非洲，当地面临的，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日渐被美国产品所占领，而且他们的文化市场、思想市场也逐渐地为美国文化和媒介所掠夺。我们知道，席勒在稍早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里就提出了“传播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美国文化输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与文化输出有关的大众传播媒介，很多是受美国国防部和跨国公司控制的。二、美国提倡的信息自由流通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意识形态君临他国的代名词，因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事业不发达，没有什么信息可以流入美国。三、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电视节目，使一些国家的传统文化濒于灭亡。(陶涵主编，1997)

席勒有理由地说，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的束缚，它除了要受来自以上所说的大广告和大公司的经济上的控制外，还要受来自政府的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美国政府与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政府热心支持大公司对媒介的控制，在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种种方便。而且，美国政府对媒介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也越来越明显和露骨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了美国媒介不受政府控制的神圣权力，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席勒是这样认为的，美国政府深知要想控制公众就得首先操纵语言和形象，“大批知识产业劳动力的增加，使美国的媒介管理者认识到，必须对正在放松的资讯文化环境加以控制。”尤其是，美国政府为了充当全世界的领导者，它需要强大又服从的媒介来对全球人民进行有效的思想操纵，进而实现它不仅在经济上统治世界，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全球美国化”的最终目的。有鉴于美国媒介在全球的霸道，不发达国家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强烈要求。

总之，席勒认为，经济和政治的双管齐下使媒介作为“第三种权力”或“第四部门”的特征全无。美国媒介只是包括财富五百强在内的跨国大公司用以出售其产品、服务、观点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搞全球霸权的工具。

可是，新闻媒介毕竟是公众观察社会、形成思想的主要依据。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的担心，即：“美国的媒介管理者创造、筛选、精炼、主宰着我们的形象与资讯的流通，从而决定我们的信仰、态度——最后，还有我们的行为举止。”

媒介神话的破灭

那么，当媒介已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当电影制作室、光缆电视网、电视生产、唱片、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等等都被归并到时代华纳公司、迪斯尼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甘尼特报系等一小撮巨型媒体中的时候，美国的新闻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了呢?

我们能想像得到，媒介就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了。新闻报道和资讯节目被当作一种商品处理。公众所寄予的新闻媒介的抗衡、监督和筹划作用，难以实现了。电视台、报社、杂志等媒介都抛弃了全面新闻报道的原则，也都放弃了作为新闻工具的功能(帕伦蒂，1992)。

席勒说，就连在大宗广告前的时代里，曾被称为媒介的“上帝”、“衣食父母”的受众，如今也成了商品，由媒介出卖给广告客户或大公司。现在的媒介只想为他们的出资者服务。如今的媒介眼中，节目的“上座率”或“收视率”这类受众指标是否高并非最重要。它们最关心的是节目能否受到广告用户和大公司称赞，是不是能招揽广告和得到跨国大企业的财政支持。由于这样，媒介对受众质量的关注远甚于对数量的关注。能吸引有购买力的符合跨国集团口味的受众，是媒介新的评价标准。

席勒还批判了美国新闻媒介所谓的“客观性”、“中立性”的神话。《思想管理者》借《时代》杂志开山鼻祖享利·卢斯(HenryLuce)的嘴来揭开“客观性”的神话面纱。卢斯说，“所谓的新闻客观性——主张作者呈现事实而不赋予那些任何价值判断——是现代说法，而这严格来说是骗人的。这正是我必须弃绝抨击之物。所以，当我们说该死的客观性，这才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东西。”新闻媒介已经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了。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只当新闻事件的旁观者而不与资本所有者站在同一立场上，新闻媒介哪里能做到这样呢?所谓“客观性”只是媒介的自我吹捧罢了。

同时，席勒的《思想管理者》称，媒介所标榜的“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人性不变，世界亦不变”、“社会无冲突”、“媒介多元化，内容选择多样性”，也是神话(myth)，是成不了现实的。“操纵者正是利用这些迷思(myth)来解释、证明、有时甚至粉饰现状，去获取大众的支持，以维护不符合多数人长期实际利益和社会秩序。一旦操纵成功，操纵者便不再考虑其他社会安排。”

在稍后出版的《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一书中，席勒引用洛若·保卡克(LeoBogart)——美国报纸广告局前副局长的话来证明他对媒介的批评。保卡克在一本名为《美国媒介社会与它的商业文化》的书中写道：“……当代美国文化把自己彻底的市场化了。它们在市场上伺机而卖。它们所炮制生产的东西也始终根据市场的要求来度身订做的”。保卡克的解释是，美国文化生产电影、做电视节目、写书、作曲等都是按照广告用户和大公司老板所制订的规格来进行的。商业原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在无情的没完没了的商业劝服信息浪潮的冲击下，大众被迫穿进了商业的紧身衣中。大众已经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性。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做都是由广告商和大公司通过媒介所耳提面命授予的。(Schiller,H,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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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席勒在对美国媒介进行无情抨击的同时，还是对美国人民抱着希望。《思想管理者》、《公司的文化：公司取代公众表达》两本书都提醒人们说，美国人对商业文化并非照单全收。首先，美国公众正在觉悟。“产业工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有可能为了保护自己，被迫放弃现在对社会‘制度’的支持，并采取积极的批判立场”，“只要这种系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批判性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早已不相信自己在媒介上的所见所闻。他们在愤世嫉俗情绪正在强化着现状，可以用不同的刺激，形成公开反对和政治抵制”。其次，在只讲大公司言、只听政府话的巨擘媒体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媒介。这些媒介虽然弱些，不是主流，还构不成对美国商业文化帝国的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它们却在发育中。并且它们是美国民主最需要的。它们的存在使得美国媒介的活力始终没有消失。已有十来年历史“纸老虎电视”就是并非所有美国人屈服于商业媒介神像的明证。这家电视台位于纽约，身处国际性大媒介集团的包围之中。但是，这家电视台还是冲出重围，每年制作200部节目，发展了卫星频道，向全球播放不受商业侵蚀的有“独立性”的新闻(Schiller,H,1997)。

新技术?民主?

在大众传播新技术获得了大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媒介的商业化会不会有所改变?媒介有关建立民主论坛、监督政府、批评大企业的诺言是否就能很好地去履行呢?《思想管理者》是不乐观的。我们看看书中的有关论述：

“资讯丰富的及其硬体将解决我们现存的社会弊病，这种观点既浅陋，又骗人。如果认为贫民区的儿童在电脑面前，将会奇迹般地克服数代被剥夺者身上的弊病，那就太浅薄了。如果让人们用技术与技巧，去影响体制基础——这种基础仍在继续负责新工具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重点——那是在骗人。……有关新技术资讯特性、前途的中心问题依然是：新资讯技术对谁有利?它在谁的控制下被实施?……军事利益和私人的商业利益，已经主宰了新资讯技术的发展。它是目前控制著美国资源决策的集中性私营经济结构过程和机制的需要。……公司不仅牢固掌握著资讯流通权，而且垄断着打开封闭系统极为有关的数据。”

对在信息新技术时代依然没有消失的信息“有者”和“无者”的鸿沟问题，席勒1996年发表了著作《信息不平等》(informationInequality)进行深入探讨。他指出，个人被授权更多、交互性强、享有的人更多的新媒介的到来，决不就意味着新闻独占时代的终结。相反，集中的趋势还在继续。垄断组织进入了更多的领域，各式各样的媒介形式都通通为巨无霸媒介所占有。拥有20亿美元的时代华纳集团(Time?Warner)现在拥有电台、电影制作室、电视节目制作室，并且还有不少零售店专门推销在他们的电影里出现的服饰。迪斯尼集团(Disney)依然是一家巨大的媒介集团。维康(Viacom)公司拥有全球音乐电视(MTV)的所有权，该公司在出售令孩子们失去思索能力的通俗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电话公司、电脑公司也是如此，也为那些超级的媒介集团所有。对让许多人欢欣鼓舞的“全球化”，席勒也劝大家要冷静。他意味深长地说，“全球化”表面上是说，任何人都有参与的权力，如果你不参与其中，那么你就要落后或者要失去一切。实际上，“全球化”只为那些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服务，只给他们带去更大利益。超级大国和大公司利用“全球化”向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推销他们的产品以及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新技术已为大公司所操纵。由新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异化成了经济巨大和信息超强者进行霸权活动的新式武器。弱小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并不能从全球化中享受到太多的好处(Schiller,H,1997)。

我们知道，席勒并非要指责新技术。技术本身是没有什么错的。传播媒介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万维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沟通能力。新的媒介形式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到了人的生存状态。但是，新技术并没有解决世界问题以及造福全人类。因为，新技术或计算机系统完全控制在强国和大公司手中。用以丰富人类生活的神奇工具变成了奴役人类的武器。对强国政府和大公司来说，人还没有硬盘容量重要。它们没有用计算机来帮助穷国或穷人，而是用其来控制全球市场和控制核武器。它们将新技术用高价和的铁墙包围起来，使之远离穷国和穷人。正因为如此，在信息社会中，新技术不会改变信息分配贫富不均的状况，反而有两极分化趋向。大部分经济上被剥夺的人，在对新技术争夺中仍位处绝对的下风，同样的被剥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有者更有，无者更无。

当“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时，不少的专家发表了与席勒同样的担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希光在网上说：“这是否预示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落入少数媒体寡头的手中，信息全球化是否意味着全球的信息都将在媒体巨头的严格控制下流通?”他还发问，这种新旧媒体结合而形成的新的超级媒体霸王在信息的内容上和网络上究竟会有多么开放?这次合并是否意味着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和可以发表独立声音的论坛的终结?这种“富有的媒体、贫穷的民主”的局面会不会继续下去?他认为：这次合并将把对影响世界新闻、娱乐、出版的几大传媒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在媒体寡头手中；几个媒体寡头将控制着全球信息的生产和流通；这项合并无疑将会削弱媒体的独立性，对自由市场理念和全球化神话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李希光，1999)。

试想，在互联网时代，拥有最多财富的比尔·盖茨难道不会成为全球的“总思想者”和“总把关人”吗?因此，笔者认为，当媒介新技术的发展，其内容主要不是用来服务于公众，不是为建立民主论坛来发挥其作用的，而是用来取悦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强者如政府和大企业时，那么，这种工具已经开始失去了其作为一种公众机构的活力，它已经大大丧失了其作为民主机构的地位，它作为任何社会的一种重要势力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落了。席勒对新技术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

帝国文化的反对者

由于对媒介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批判，席勒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美利坚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对者(auti?US?cultural?imperialism)。

1999年，美国新闻记者大众传播教育协会(the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将“职业自由和责任奖”(theProfessionalFreedomandResponsibilityAward)授予全美杰出的文化分析学者。那些在文化历史、女权运动、传播媒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道德规范等方面作出了令人称赞的成绩的分析学者获得了这一荣耀。席勒名列其中，并被评奖者誉为“媒介的清醒的、政治的、社会的批评家”(Seiter.E,2000)。

席勒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不少美国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Altschull)就是一位席勒思想的追随者。

一位芬兰学者，也是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主席的卡尔·诺顿斯壮(KaarleNordenstreng)这样评价席勒：“赫伯特·席勒是全球范围的媒介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在这个分裂为东方、西方和南方的世界上流传很广。”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就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论坛上提起激烈辩论的时候，在界定西方媒介行业批评家的立场方面，席勒的著作非常重要(郭镇之，1999)。

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译成中文的台湾学者李金铨也十分地赞同席勒的政治经济分析。他对席勒的媒介批评观评价甚高。同时，他反而对大部分人随声附和的施拉姆(Schramm,W)和勒纳(Lerner,D)等人批评甚多，认为他们将美国媒介理想化了。

当然，对席勒，一些人的评价明显带有主流思潮的色彩。尽管那位在美国“因特网与政治”学术研讨会上采访晚年席勒的名为格尔特·罗威科的学者认为席勒对美国媒介所作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是真实的。可是，他又说，席勒否定媒介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保守论者。席勒身上有冷战时期左派的影子，像其他的反美帝国的人一样，由于对前苏联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了解不够才这样来强烈批判美利坚文化和媒介的(Lovink,G,2000)。

一位名叫吉姆·布瑞(JamiBryan)的学人在评论席勒的新作《信息不平等》时说，席勒对美国社会“信息剥夺”的控诉是很有趣的。但是，席勒在他的书中表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正如美国大公司以文化的包装向人出售其广告和商业一样，席勒在他的书中也是利用媒介批评的幌子对社会主义进行倡导。席勒的努力推荐只会招致在商业文化和帝国思想氛围中长大的美国大部分人的厌恶(Bryan,J,2000)。

显然，席勒在对美国媒介进行政治经济批判时与唯物主义站在了一起。但是，笔者认为，他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美国媒介确实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毛病，远没有达到它所自我标榜的“独立性、客观性、中立性、知识性、平衡性和真实性”的水平(帕伦蒂，1992)。普利策当年“按照公众利益来经营报纸”的梦想远没有实现。普利策寄予媒介的做“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监督社会”的“了望者”的希望，也只是纸上谈兵(巴格迪，1986)。席勒以政治经济分析法为武器批判了美国媒介的“缺陷”，剖析了美国媒介的“病情”。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批评不管言辞如何激烈，充其量只是席勒在为美国媒介找向第三世界国家或大众道歉的理由而已。

任何现象都有其“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席勒令人敬佩的地方是，他不满于实证主流研究只对“肯定”一面大唱赞歌。他把重点放在对媒介阴暗面的了解和分析上。比起那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来说，以席勒为首的批判学派独树一帜，重“破”轻“立”，尖锐有力，因而更加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

2.〔美〕本·巴格迪(1986)：《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

3.〔美〕迈克尔·帕伦蒂(1992)：《美国新闻自由》，河南人民出版社。

4.陶涵主编(1997)：《新闻学传播学新名词词典》，经济日报出版社。

5.J·赫伯特·阿特休尔(1989)：《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

6.GeertLovink(2000):InformationInequalityAninterviewwithHerbertI.Schiller,http///looksmart:3月10日。

7.JamiBryan(2000):commentaryonInformationInequalitybyHerbertI.Schiller.schiller:3月10日。

8.HerbertI.Schiller(1997):CultureInc.:ChallengingtheGlobalCulturalFactories,.schiller:2000年3月10日。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4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5

一、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背景

1.1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含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即将政治学应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它是经济学在实践中，长期发展的产物，相比单一的经济学，政治经济研究不再是孤立的考察社会经济现象，而是将社会经济看成是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一个成果展现。当代西方经济思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是为解决国家经济政治生活面临的特定困难而发挥作用，但是也带有浓厚的阶段特征和阶级特征。20世纪90年代，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主张传入我国，为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产生的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张，是在不同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互相博弈的结果。以20世纪30年代为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领域中自由主义占主导，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失灵”，国家干预的经济主张应运而生，但是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涨”现象，也证明了“政府失败”随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先后出现了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主张。我国先后提出“必要市场、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的各项主张，以期解决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类矛盾与问题。

二、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之目的、方法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但是，在新时期，全面认识并考察经济领域中的政治因素的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认为，任何政治活动的开展，都有深刻的经济动因，政治过程其实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1]，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是一门运用政治学视角来考察经济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事实证明，纯粹的进行经济学研究是片面的，例如，2013年非典肆虐，非典过后，北京某经济学学者，根据调查情况，研究非典给北京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仅从调查的数据，这位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得出结论：非典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报告一出，变传来非议，民众认为，这位学者有宣扬非典的暗示，其实不然，学者知识单纯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并没有考虑经济背景下的政治现象，融入政治因素后，非典是给我国带来巨大损失的一场灾难，因此，必须对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研究，全面的考察和认识社会经济现象。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唯物辩证法 两种方法，其中唯物辩证法具体包括矛盾分析法、科学抽象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等，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相同之处。

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主要有国际和国内两个路径，一方面，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应做到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想统一，切实结合本土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特色开展，政治经济的研究，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必须有全局观念，用世界眼观去进行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相对发达，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更加全面和成熟，需要我们积极的借鉴和吸收其合理的内涵，为我所用，促进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研究不断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腾飞。

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任何研究，如果没有实践性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 经济学的市场自由主张启示中国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的主张在西方由来已久，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2]。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促进人民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2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启示中国经济学进一步重视民生。西方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认为：不仅要坚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做好，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政府要提供公共福利，保证社会公众的利益，必须解决好就业等民生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政府必须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研究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3.3 公共选择理论启示我们政企分开，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利益的原因决定了，私人企业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动机，所以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就落在了政府的身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手”并非水火不容，要将这两只手结合起来[3]，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更加注重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全面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经济是根本，但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与经济基础，所以必须对经济学进行政治经济的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是一门以促进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为目的，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研究方法，综合国内和国际两个途径的新兴的交叉学科，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也是摆在广大学者面前的有待继续研究一个深远课题，广大学者要继续进行和推动经济学的政治经济研究，尽量避免和减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全方位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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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要在什么理论维度上复兴或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们认为，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与西方政治思潮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背景下，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以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搁置的基本理论框架。”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颠倒，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哲学出发，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的。正如张一兵先生所指认的那样，《手稿》中《导言》“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开启了一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逻辑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②正是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维度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被重新设定和重新阐释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而是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概念为例，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用“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来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由此考察相应的政治状况。这种基于对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引出了政治哲学理解中的正义、平等以及革命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思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正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超越，是奠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即资本关系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化、超历史化的社会形态。因而，同样是强调政治经济批判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又是异质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静态的（非历史的）、单纯从一个视角（非辩证的）出发理解生产方式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造成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哲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解社会历史、批判社会不合理现状、构架理想的社会形态时，总是从作为主观价值的应该出发，把理性的、抽象的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与社会批判路径。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他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式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拒斥这种美学的想象，而从“社会个人”出发，把其政治哲学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指出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观察社会正义问题的出发点。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只有从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确定个人的本质，也才能获得相应的伦理观念。而《伦敦笔记》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马克思的这种政治哲学出发点思想在《手稿》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导言》开篇就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③而马克思一说到生产，也“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④在张一兵先生看来，“社会的个人”是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从表面上看，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的个人”发展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在马克思的思路中，物质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中介，它所承载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内容。”⑤

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谓的个人是指历史性的、社会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正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来理解与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我们唯有站在同马克思相同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到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从“社会的个人”出发，也就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不正义性。

二、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对正义的关注不在于建构一种正义的理想状态，而是致力于揭示出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之正义目标的现实路径。因此，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尤其关注人在现实制度下的自由与平等。其正义思想体系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批判过程中，对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价值关系的经济学剖析中形成的。《手稿》的主体是《货币章》和《资本章》两部分。马克思从货币的讨论开始，接着解决货币向资本过渡的问题。在《资本章》的开端，马克思就指出，“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来理解货币是特别困难的”⑥，因而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企图回避这个难题，他们的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而忘记另一种规定，即不是把它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而纯粹从形式上阐述货币的关系。这样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货币关系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⑦马克思接着说，实际上，只要把商品和劳动还看作是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是这些交换价值之间彼此的交换，看作是他们之间的等同，只要考察的是形式的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而“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的。因此，他接着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⑨而所谓自由，是指如果一个人需要其他人的商品，那么他并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占有这个商品，相反，他是承认对方作为所有者而存在。也就是说，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自愿地转让财产。

马克思承认，同封建主义相比，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平等、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把自由和平等作为个人的权利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面对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独立性，人也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而，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⑩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没能够超出时代限制，这种在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自由与平等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和劳动交换的表面的自由与平等，揭露其交换的非正义。他说：“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人们能看得见的经济运动中，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资本家拿出的是货币形态的工资，工人付出的是劳动“商品”。在这一交换过程的表面，双方自愿并且平等。可是，交换双方实际上的付出和在交换结束之后的所得，实质上是很不一样的，表面的平等交换下掩盖着实质上不平等。因为在这种表面看起来公平的交换中，资本家“无偿地得到了双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

正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超出等价交换的一个余额，即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交换的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者“一无所有”，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去与资产阶级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旦离开交换领域，双方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工人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平等仅仅是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人道、自由，“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马克思创立的剥削理论，使有产阶级的公道、正义、平等、自由和利益普遍协调一类的虚伪话语顿时失去了根据。

三、“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和实质上的不正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剥削问题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和道德问题，它涉及到人的劳动异化、自由与平等、社会正义等诸多领域问题，它表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那种既对抗又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剥削下过定义，他关于剥削的一个经典的表述是：“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价值。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輴訛輥在《手稿》中，马克思说，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因而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

它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资本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輵訛輥在笔者看来，《手稿》中呈现出来的剥削内涵更多的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交换过程中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质上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对抗性”表现在此消彼长的价值分割过程中，即资本家对劳动主体（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剩余价值问题的考察，是按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崭新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他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价值着手，进而分析了货币，然后研究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而接触到资产阶级制度的“核心”即剩余价值，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本身分裂了，既是创造物质形式（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时也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在这两者中，马克思更加关注后者。他指出：“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輶訛輥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使得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巧的性质，也就成为越来越纯粹、抽象的活动。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劳动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劳动怎样形成价值的难题，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还区分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排除了物化劳动的作用，使得活劳动成为解释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说：“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輷訛輥资本正是通过占有他人的这种活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劳动”和“劳动能力”两个范畴明确地区分开来，阐明成为商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在他看来，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表现或技能。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证劳动力商品的二因素问题，并阐明劳动力商品的特珠性之所在：劳动力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质，并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从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断言剥削发生的基础就是这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工资）存在的差额，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就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輮訛輦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而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是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家必然会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以上，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必然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即“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輯訛輦。因此，工人一进入生产过程，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时间必然包括两部分，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付出的劳动（必要劳动）只是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从而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于是据此清晰地展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这种商品，该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能创造出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进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再生产劳动力价值（工资），而剩余劳动形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就是剥夺了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面纱，并第一次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提出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輰訛輦的理论，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正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颠倒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呈现出来。

四、马克思“批判正义”的当代意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7

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仍然在同样的主题上交织在一起。两者都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模式中工作，都察觉到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表述之间的一种存在着强或弱的关联，都把媒体描绘为服务于统治者而不是全社会利益。在很多方面，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争比主流传播学与批判传播学的分裂更加残酷。因为这两个阵营都想成为批判工作和民主政治的先锋队。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是伯明翰学派及批判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理查德.霍家特开创了这一中心，尽管文化研究中心一开始在理查德.霍家特的指导下开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文化研究坚决主张文化符号和文本多义，强调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地位，认为应该被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因为战后的英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转变非常明显，再加上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影、广播、电视越来越普及；到了二战后的大众传播时代，文化的主体就变成了以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为主，所以传统文化研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日益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所构成的阶级结构。

在文化研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有两次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由对于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被极大的精细化了，即文本符号表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仅仅针对阶级扩大到了包括种族和性别。到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受英国左派运动的影响，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排斥工人阶级文化思想，这种批判立场与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为继续马克思主义基本体系中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为文化作为独立、自主领域的需求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一开始，阿尔都塞是强调文化独立于经济基础，后来，他强调的文化必须与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取向上存在的差别比较明显，方法论上存在分歧。两者的差异表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坚持了现代主义传统的价值观和真理观，而文化研究则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性别、民族，而政治经济学则主要研究阶级，但是进入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第四次科学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阶级这个概念变得非常模糊，中国社会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且阶级在西方国家也越发不明显了，由于这些变化所产生的政治问题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可以明显显现出来，需要来研究。

加纳姆批判文化研究是用于文化研究而不是政治经济，认为，第一，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生产的机构，它赞美流行文化，放弃任何反对角色；第二，因为文化研究忽视了经济因素，所以它不可能理解在当今世界真实的权利、主导、压迫的结构。文化研究没有拒绝政治经济学本身，它拒绝的只是政治经济学家实行政治经济的方式。加纳姆指责文化研究把太多精力放在消费、娱乐和日常活动中，而没有对生产、劳动和制度进行太多的关注。尽管加纳姆否认政治经济学是简化论或者是简单的反映论，但是他的观点使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太简化。文化研究中没有人会否认经济关系和实践以决定性的方式形成了文化实践的领域。不过认为这只是在总体领域上。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8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9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政治经济学研究例10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