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1

    和谐社会既是一个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现实社会,也是一个全面回应多元文化价值诉求、伦理意蕴浓厚的道德社会。从“实然”的伦理生态出发,深入挖掘和积极探索和谐社会“应然”的伦理意蕴,主动地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伦理生态环境,这无论是对达成和谐社会的伦理共识、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还是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等,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现状分析

    伦理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特定伦理—人文环境的总和。“所谓伦理生态是指,人生存、生活于其中的伦理环境或道德环境,这种伦理环境也可称之为人文环境。伦理生态既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关,更与当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相联。”[1]总的来说,“‘伦理生态’的基本结构,就是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文化生态”[2]。和谐社会理念的形塑及付诸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工业文明危机或“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对社会伦理生态的巨大破坏,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种“巨大破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祛魅”的“理性化”过程造成了“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道德危机或主体意义危机。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以“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ofworld)的“理性化”为主要表征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的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化、国家主义、西方化、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3],都是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不同表现。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并且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类带来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使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又称为主体意义危机或道德危机,正如艾凯所言:“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以舍弃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为代价”[3]。马克思也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4]这也是社会进步必要的“恶”,即“历史进步代价”。

    (2)“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化实践酿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伦理危机。

    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更主要的是在高昂利润的驱使下,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一生态危机实质上也是一场伦理危机或称为生态伦理危机,这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观将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权关系”,完全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和谐关系,一方面,人直接来自自然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的属性和特征;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观主导下,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自然界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6]。

    (3)伴随着“意义危机”与“生态伦理危机”,“理性化”过程也引发了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

    如果说“意义危机”与“生态伦理危机”只是伦理生态环境中的局部性危机或要素危机的话,那么,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就是一种全局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伦理—经济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突破了伦理甚至法律的界限,通过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而追求私人利益”[1]。由此造成公平与效率、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以及经济决定论与道德滑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二,伦理—政治生态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政治集团、政治组织甚至政治官僚个人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个体私利的驱使下,打着“为民族谋发展、为国家图富强”的幌子,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谋私利,以致超出了伦理的界限而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由此造成了政治腐败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7]等等。其三,伦理—文化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文明不断侵蚀、破坏甚至摧毁传统的文化积淀,切断了人类通往传统的桥梁与纽带,使人类由此“丧失了人类最可贵的否定和批判的思想,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8]。其四,伦理—社会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主—主关系)的片面化、畸形化和异化,乃至“交互主体关系”(主—主关系)变成为一种“主—客关系”,由此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伦理危机。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意蕴

    如果说以“理性化”为圭臬的“现代性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而具有“自反性”的话,那么,以弥补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或“现代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生态危机的“和谐社会”理念就只能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论建构,不能只是对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简单地“修修补补”。事实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建构,这里的“社会和谐”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诸要素的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不同生活层面之间、不同生活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生活方式或组织之间的和谐发展”[9]。这种“和谐”并非只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理想和个人道德理想”[9]。相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伦理生态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结构全新的伦理生态意蕴。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无疑为新的伦理生态确定了三大伦理关系。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2

本·阿格尔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可，并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化。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出现的生态问题以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到阿格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表现形式是以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开端．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则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特别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为起点的，当中经威廉·莱斯。最后在阿格尔那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从而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虽然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还没有表现完全出来，但是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阐述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支配者。同时资本主义专制也得到更加完善。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可以更加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否定科学技术，并没有从正面的角度直接阐述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作用，但是他们关于启蒙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统治的崩溃，为对马尔库塞和威廉·莱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分析人对自然的控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述。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进步不但没有使人得到解放．反而创造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形式．资本主义用越来越多的商品来转移人们在异化劳动中的失落感．从而控制人的需求。同时，他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异化，而被异化的自然则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在之后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把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反思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向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结果．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高生产高消费来剥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使自然界屈服于商业目的，破坏生态平衡．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对于生态危机的出路，马尔库塞认为必须把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落实到具体的方面就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使自然得到自由发展。

威廉·莱斯在继承马尔库塞的观点的同时．并对其做了新的发展。在《自然的控制》中．威廉·莱斯指出．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是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即控制自然的观念．其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成满足人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导致生产无限扩张，最终引起人的自我毁灭因此他主张把控制自然重新解释为控制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对自然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在之后的《满足的极限》中，威廉·莱斯认为人的满足不是在于消费活动而是在于生产活动，因此走出生态危机的途径是建立一种“稳态经济”，缩减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减少人的物质需求．改变人的消费方式．环节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

阿格尔借鉴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成就，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威廉·莱斯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出较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的危机和异化劳动理论作了进一步思考，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试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重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而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阿格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作为一种指导社会变革的流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一)重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必要性

阿格尔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出发点，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过程中．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发生的生态危机问题，得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生态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使工人失业、贫困化，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陷于崩溃。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爆发经济危机．从而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和对工人实行福利政策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且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又焕发了生命活力。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包括三个方面：(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从此出发，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大量的考察．得出在新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将被生态危机理论所代替．正如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指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韵经济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曲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阿格尔的意思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更不能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危机对资本主义作出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一一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路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的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节里。阿格尔把生态危机与异化消费结合起来，探讨了生态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1．生态危机的原因～异化消费

最早系统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领域中出现的异化问题做出分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虚假的需求”使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得到强制性的消费。他的“虚假的需求”指的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按广告宣传的消费和休息等都是虚假的需求。一旦人们把社会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之后，必然会出现把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导致人们为了商品而生活的现象。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分析，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只局限于生产领域忽视了消费领域的新变化，因此他主张要仔细研究消费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主张用异化消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研究路向。

在系统地吸收和发展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阿格尔对异化消费做了系统的阐述。“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经济危机，通过广告以及其他一些媒介手段，促使人们把追求消费当作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现象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曾遇到的，要么是因为广告的出现需求与商品之间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要么把人的满足完全几乎等于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不仅表现为人们对生产领域的不满，还表现为对消费领域的不满，马克思只重视前者的分析忽视了对后者的注意。事实上，这是他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从来没有只关注生产领域．而是把它与消费、流通等结合在一起考虑的。异化消费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这种消费是在外部的诱导下而进行的，是一种虚假需要的消费。第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由于生产过程高度的集中化使人们觉得缺乏自由和自我．促使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去找人生的意义。异化消费这种特征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的依据。异化消费表面上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种异化消费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异化消费导致过度生产。从而浪费自然资源、污染了环境．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与阿格尔不同的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消费现象很严重，但是并不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生态危机。阿格尔与奥康纳之所以得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同是因为两者研究的路径不同：阿格尔注重于消费危机引起的生态问题。而奥康纳注重于全球问题引发的自然异化现象。

2．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

既然异化消费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怎么能消除异化消费、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社会变革?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上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威廉·莱斯认为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从而缩小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改变人们的现行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阿格尔在对以上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做出了论述。

(1)宏观方面：阿格尔提出了一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这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人们对生产的无限增长的追逐。由于有限的生态系统，而导致人们对获取商品的期望破灭。这个社会变革过程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决定提供商品的工业生产必须缩诚规模．导致供应商品的不足。从而使人们对获取商品的期望破灭．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在思考需求方式的过程中．使人们从以往的异化消费转向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实现自由和幸福的观念．最终引发人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阿格尔认为正是由于“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使人们消除了建立在异化消费基础上的价值观．使人们对西方社会变革充满了希望。

(2)微观方面：阿格尔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落实到具体方面就是要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而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根据舒马赫的思想，通过对韦伯的科层制的批判，阿格尔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小的稳态的经济模式，主张控制过度生产，放弃原来规模大的、集中程度高的技术．转而利用小规模的技术。使庞大的工业体系得到缩减，最终使生产过程民主化和分散化取代原来的官僚化和集中化。工人只有在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民主化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使工人在劳动中真正体会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稳态的经济模式的目的是限制住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使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从而摆脱严重的生态危机。由于奥康纳与阿格尔的研究路径不同，所以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也必然不同，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的本性，所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主张把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阿格尔认为只有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美国的民粹主义反对高度集权政府和高度分权和集中的企业管理方式．这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分散化、非官僚化的观点相契合，阿格尔认为两者相结合可能导致一场社会主义变革。

三、对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阿格尔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作了探讨。

(一)可取之处

首先，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危机，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危机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种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它展现了马克思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意义，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当前人们比较关心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特别是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研究，寻求新的社会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结合当代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以批判和分析．同时他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走生态生态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是十分值得肯定。

其次．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探索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当前新的历史环境，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它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为模板，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了深刻的反思，批评片面追求生产高增长，忽视生态可能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

最后，从西方生态危机中汲取教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阿格尔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采取异化消费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带来过度生产，污染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的结果．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他主张建立小的稳态的经济模式，控制过度生产，减少人们的过度物质追求，从而达到减轻对生态的迫害．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和谐发展。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必然会面对生态危机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3

当各种公共危机事件、企业危机事件出现时，由于互联网具有信息传播快捷、参与主体互动等特性，危机信息的网络传播及网络舆情表达对组织危机响应的影响力被极大提升。网络舆情在预测危机事件发展趋势、沟通和调整危机利益相关者关系、制定危机响应方案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危机沟通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演变不仅仅是政府组织、商业机构管理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发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现有研究中对网络舆情研究都有所关注，本文通过对网络舆情演变问题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期能为危机沟通及网络舆情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一些有益思路。

1网络舆情研究:危机沟通的新课题

在危机管理的视角下，公共关系专业人员需要在危机爆发前期、中期和后期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和对话，以降低组织包括形象和声誉等方面的损失，从改善公共关系角度提出的一系列措施、策略以及其整个管理过程，被称为危机沟通(crisis communication)。有效的危机沟通致力于促进组织和目标公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评价危机沟通效能的最终落脚点是人们对危机事件的出现以及对危机响应措施的感知(perception)，这从危机沟通的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有关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危机响应策略对利益相关者(stakehoder)的感知的影响上(e. g: dean, 2004; arpan&roskos一ewoldsen, 2005}2};coombs& holladay, 2009 , jeong, 2009 )。鉴于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广域性，如果将组织的沟通对象从单纯的利益相关者扩展到更广泛的公众群体上，则可以将危机沟通过程中产生的舆情(public opinion)看做公众对危机响应感知的一种体现。舆情的主体为公众，公众的态度、意见、情绪则构成了舆情内容，其客体为各种危机事件以及其引发的相关危机信息。国外研究者在突发灾害事件的舆情调查、企业危机事件的舆情研究等方面已经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也有多位学者从舆情的视角对危机管理理论进行了研究(刘毅，2005;王来华等，2006}6};陈月生等，2006)。通过对国内外大量危机事件案例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管理者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恢复等各个危机管理阶段能否及时有效地掌握舆情信息并根据舆情信息准确及时地采取响应措施，对于危机管理的效能提升至关重要。

在互联网媒体深度介人危机事件发展的背景下，在危机沟通中利用互联网工具及相应技术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有研究已经从理论上探讨了互联网在危机沟通中的所起着作用(e. g. esrock &leichty,1999 ;kent, taylor& white, 2003)，互联网可以在多方面改善危机沟通的效果。“在危机中，网络在线群体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争论、表达各种情感的机会，也使得组织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 macleod, 2000)。涉及基于互联网的危机沟通主题的研究多是从危机处理者与危机事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角度出发的，实践操作关注了组织如何将互联网整合于危机沟通之中(taylor&kent , 2007 ) ，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网络工具进行修复形象、改善危机事件利益相关者态度等问题(e. g. taylor et al, 2001; jefferson,2006。网络工具可以提供给任何类型的组织以单向及双向的沟通平台，网络这种快速的反应方式，有助于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在有关美国“9·11”事件的危机传播研究中，greer&moreland(2003 )通过对美国联合航空及美国航空两家公司在恐怖事件中的危机传播案例分析，指出了互联网在危机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网络使公司有能力对突发事件进行快速反应，并且可以同时将组织的危机响应与不同的受众进行沟通。sifra & huertas( 2008 )指出了博客(blog)在事件发生时发挥了劝诱和提供信息的功能，并且可以在危机沟通中获取对舆情有重要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的支持。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到，危机沟通研究主要是从危机处置者向受众传递信息的角度展开，但也不乏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在互联网应用日趋普及的背景下，危机沟通中公众的网络舆情表达对危机管理决策影响越来越大，危机事件本身以及组织危机沟通过程中产生的诸如危机相关事件被媒体挖掘、曝光、沟通措施及新方案实施等刺激性信息，都会激发公众对危机信息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改变，而由此形成的网络舆情又会对危机事态的发展构成影响。网络媒体可以同传统媒体互动，推动和促成舆论的扩大，网民可以选择在自己感兴趣和关注的网络论坛、博客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进行点评和交谈，这也是网络舆情得以形成、传播的重要基础。“网络媒体环境下，公共关系强调与危机沟通中在线个体进行双向、对称的交流”( kirat,2007) 。在互联网应用普及的今天，受众的意见反馈及这种反馈对危机管理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已经在危机沟通过程中被提升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的局面要求研究者从新的视角审视危机沟通问题。

网络舆论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公众在互联网上公开表达的对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倾向性的共同意见(徐晓日，2007)。现实生活中民众的观点和情绪在网络上反映而形成的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危机管理者了解利益相关者对危机响应感知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演变过程可以理解为公众显现于网络媒体且随危机事件发展、危机响应事态变化的危机感知动态变化过程。在本质上，网络舆情则是民众与管理机构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复杂体现，其演变有其自身的特征。

综合相关文献内容，危机沟通中的网络舆情演变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a差异性:从个体角度看，由于社会公众的文化背景、认识水平和利益立场不同，人们对危机事件的观点和态度会存在差异。从群体角度看，公众针对危机事件释放的刺激性信息形成的多元的情绪、态度，随着危机事态发展，这些观点在整个网络舆情系统中保持着此消彼长的变化状态，而且往往会在“群体极化”的作用下发生分化，形成极具差异甚至对立的观点;b.时段性:在危机发展不同阶段网络舆情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危机的研究一般认为，危机可以划分为突发期、扩散期、爆发期及衰退期，一定时间区间内，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关注程度反映在相应的网络舆情上表现出从平静状态到爆发的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事态的发展，形成的网络舆情状态在逐渐平息和消逝，同时也可能存在某种震荡、反复的状态。随机性:网络舆情演变由于危机管理者、媒体、受众等多因素参与，其状态变化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由于危机事件本身的受关注度，会引发公众在网络空间的激烈讨论，使得网络舆情可能朝着任何一个方向演变，网络舆情随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会表现为网络舆情演变的随机性。

“互联网已经成为争议性事件爆发时公众表达舆情的重要场所，网民不再是无形的实体(invisible entities)，而已成为了危机管理专家需要认真对待的公众群体。在研究危机沟通的传播机制、响应策略以及效果评价时，不能忽视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公众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对危机沟通各环节的作用机制。网络舆情演变的行为是危机沟通中政府、媒介和公众为代表的危机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博弈的一种动态表征，利用网络舆情的演变行为对危机沟通进行考察是一个新研究思路。

2网络舆情演变相关问题的研究模式

在借鉴国内外危机管理、危机信息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对网络危机沟通的规律及舆情演变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现有文献中的研究主要可归为以下两类模式:

2. 1利用抽样统计方法对观测到的网络舆情数据形态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已有一些文献对社会中出现的热门话题、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变进行的量化或质化分析，此类研究模式通过获取网络论坛、新闻门户网站的实际数据，以例证的形式分析网络舆情的演变行为，利用统计方法对舆情演变的具体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秦州(2005)利用新闻事件在搜索引擎中的页面数的查询、搜索与统计结果来刻画有关某个新闻事件的网络舆情。谢海光、陈中润(2006)通过对某大学一次校园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在校园网论坛上传播过程的实证研究，提出互联网内容与舆情的热点(热度)、重点(重度)、焦点(焦度)、敏点(敏度)、频点(频度)等十个分析模式。rowe et al. ( 2008 )针对禽流感事件对来自bbc网站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相关主题帖子的回复信息内容进行分析，以获取公众对政府危机响应的评价意见。针对危机信息传播的网络舆情演变，魏玖长((2006 )通过对sina网站有关危机事件的新闻专题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出危机事件的时间演变模型分为4类:指数型、正态型、泊松型、波动型。吕莎莎(2008 ) 基于网络媒体的角度，选取inve，逆曲线增长模式和s曲线增长模式作为新闻报道统计模型以预测危机事件爆发后信息数量的发展趋势，对某大型门户网站的危机信息新闻报道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2.2利用舆论动力学(opinion dynamics)及相关仿真方法分析舆情的形成规则及演变的影响因素舆论动力学学者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并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来探讨舆论形成(public opinion formation)的机制。舆论动力学学者认为舆情演变行为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无数个体在特定时间对具体事件的意见，总是在环境与他人的互动中改变的。基于这种研究思路，由于个体在发表意见中的相互影响，可以用协同学分析舆论形成的场，hacken等人根据协同学理论建立舆论形成的随机模型。近年来有多位物理学家将统计物理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舆论研究中，sznajd在2000提出了sznajd舆论模型，其模型演化规则中考虑到了发表言论的个体态度受到临域个体态度的影响，后续的研究者不断对sznajd模型进行调整，并提出了改进的模型和演化规则。以deffuan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舆论观点离散间题进行改进，提出了连续观点有界信任( continuous bounded confidence)模型，关于舆情演变问题，舆论动力学领域已经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情作为在特定传播渠道上表现的一类舆情，也有针对其进行的动力学仿真的研究，曾祥平等(2007 )建立了一个基于元胞自动机的网络舆论激励模型，用情感倾向度和情感倾向度门限来确定元胞发表言论的状态，用情感激励描述元胞的移动规则。网络舆情系统中各主体复杂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单个主体所不具备的特征，这种涌现机制很适合运用多主体系统的建模方法(mufti一agent based modeling)，刘常星等(2009)建立了基于mufti - agent的网络舆论传播仿真模型，分析了网络舆论传播中新闻跟帖与bbs传播。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目前的一些研究都涉及到了危机沟通与舆情演变的主题，各学者研究侧重点不一，这些成果为我们研究网络舆情演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独特的视角，也为进一步深人探讨危机沟通实践问题和管理理论开启了思路。

3对进一步研究空间的展望

对于网络舆情演变规律的分析和探讨有利于进一步把握互联网危机信息传播的本质，提升危机管理的水平。现有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很大的探索空间。

a.国内外公共关系学(public relation)、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情报学(infomatics)等领域近年来有多位研究者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对危机沟通相关舆情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多数成果以实验设计及反思的形式对个案进行分材 .较少涉及对网络舆情演变机理的模型研究。危机沟通的网络舆情演变问题由于研究跨越的学科较多，属于交叉学科领域，应开展学科间的融合、借鉴，这有助于丰富危机沟通的研究视角、方法。

b.舆情演变是个体之间局部交互的复杂过程，舆论动力学的研究思路是针对个体的行为转变及舆情传播环境的特征，提出了不同的舆情演化规则，建立了相应的舆论演化模型。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到，舆论动力学的研究侧重舆论演化规则的研究，所选取的现实问题大多是常态情形中舆情变化，已有的复杂网络、多主体仿真实验较少涉及到基于现实危机情形下的舆情演变规律的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关注基于危机沟通的网线舆情演变规律，根据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将演变规则更加丰富化，将仿真应用在诸如危机事件热点生成机制、网络危机信息议程设置等现实危机管理问题中。

c.现有的危机管理研究中，对网络舆情演变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由于网络舆情是一种群体意见的自然状态，在危机情形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有时甚至会产生非常极端的情绪性舆论。网络空间出现的特有的“极化效应”、“从众效应”等传播特征对危机沟通提出新的要求。下一步研究可从舆情演变的角度研究危机管理中的网络信息传播问题，找到网络舆情演变与危机管理的结合点，围绕危机事件产生、发展及危机沟通各因素对网络舆情演变的影响进行深人研究。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4

随着全球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和突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科学地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生态政治哲学，对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科学技术在当代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为人类创造了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只满足于人对自然的无情征服，而忽视了人类滥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产生了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起的资源浪费、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从而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和生态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表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廉·莱易斯和加拿大的本·阿格尔。阿洛尔明确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菜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豪沃德·帕森斯、阿什顿、博克金和哈维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代表人物有拉比卡、詹姆斯·奥康纳、福斯特等。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的学派；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有的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同于苏俄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究竟如何认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我国学者王雨辰教授认为，“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探讨过生态问题，而又不以探讨生态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家纳入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

目前，我国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强调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一)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综合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因此，菜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二)批判生态殖民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把理论批判视野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态危机转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揭露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罪恶行径，展开了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导致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危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生态矛盾，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性产业，输送有害有毒废弃物，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变为其生态垃圾场，并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以转嫁和缓和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能在本国或局部地区解决局部的生态危机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产生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长期进行生态掠夺和剥削的结果。

(三)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行为狭隘化，人会失去行为的自主性，生产活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样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刺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和对生态的过度破坏。生态理性是社会生产目的不再以利润为动机，而是与生态保护相一致。生态理性提倡一种适可而止的需求方式，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能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适用价值的东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技术和小企业，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消费植根于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基础之上。

(四)以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就必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潜能。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资本的统治，克服劳动与劳动者的分离。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及局限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这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视闭的局限性。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阅的局限性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5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

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6

博士伦在随后的危机处理当中，就如同巴尔扎克笔下“死死护着自己钞票”的葛郎台一样，固执的坚持着自己“目光短浅”的态度而任由危机一步步的升级，这是在利益驱使下一种近乎愚蠢的表现，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葛郎台式公关”。

“葛郎台式表态”让危机真正爆发

2月下旬，国内部分媒体就“博士伦护理液可能导致角膜炎、新加坡遭遇停售”进行了相关报道，于是博士伦危机正式在中国市场掀开了序幕。

在危机爆发的三天内，是企业主动进行危机处理的最佳时刻：一方面，事件原因并没有真正清晰、明朗化，企业对危机解释的理由空间较为广泛；其次，媒体对事件保持着一种高度关注的状态，在企业面临危机的同时还存在着企业树立品牌的良好机遇；第三，消费者对事件的了解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并没有对事件进行过高的关注。就博士伦危机而言，由于在国内并没有发现相同病例，事件本身并没有波及到国内市场，危机隐患主要来源于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博士伦对此事的表态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2月20日，博士伦公司在北京发表声明：新加坡的隐形眼镜使用者角膜炎发病增加是一个个案，中国内地现在销售的润明护理液98%是本地生产，中国内地包括北京地区不会停止销售。这个声明就如同一颗炸弹，让“博士伦中国危机”迅速爆发。

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表态这也是一个完全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的表态，当然，这还是一个十分愚蠢的表态。因为，博士伦公司根本不清楚，在新加坡和香港角膜炎持续增长并在接受调查的情况下，媒体和消费者的问题关注点是在“如何维护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前提是“必须维护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可是，博士伦公司的表态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声明一经，便引起了专家、媒体和消费者的一致反对。

实际上，当产品安全危机爆发时，不管你的产品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是导致事件发生的“罪魁祸首”，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停止相关品类的继续销售，如果有相同事例在当地出现，则必须对相关产品进行回收。从事件本身而言，如果你的产品确实存在着质量问题，不停售则会带来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从而进一步扩大危机的范围和影响；而从危机公关处理角度来看，不管你的产品是否存在问题，但产品安全质疑却是危机爆发的真正成因，要想遏止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化，必须对危机源头进行处理，不切断问题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必然会推动危机的升级。

04年“巨能钙”就是一个例子，当“巨能钙”遭到有毒质疑时，其没有对“产品源头”进行控制，反而以一种“窦娥”的姿态向公众大呼“冤枉”，事件越发展，“巨能钙”的“怨声”越高，并且声称是遭“小人暗害”。“巨能钙”为替自己“洗怨”，不仅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给予调查、检测，甚至公司负责人还当着记者面大吃巨能钙。虽然，最终认定“巨能钙”确实冤枉，但在整个危机事件当中巨能公司并没有对“问题产品”停止销售，反而却做出了一系列刺激销售的行为，这种表现给消费者心中留下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形象，于是昔日的“黄金品牌”便在一轮“闹剧”当中彻底垮台。

博士伦公司对中国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表态，引起了社会公众强烈的不满，使“境外危机”转化为了“中国危机”；这种扼守既得利益的“葛郎台心理”，让博士伦公司在中国没有发现相同病例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侥幸心理并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从而使得产品危机变质成了一种“信誉危机”。

“固执的葛郎台”让危机持续升级

当“不停止销售”的声明通过媒体传递到社会公众当中后，这种不负责任的表现马上引起了专家的质疑。专家认为，虽然直接引起的眼部感染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使用镜片方法不当、对眼镜的清洁消毒方法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以及不良的用眼卫生和习惯等等，但也不排除护理液在生产、运送过程当中遭到污染甚至是产品原料存在着问题，但不论怎样不停止销售是对消费者的绝对不负责任。

可专家的声音显然没有引起博士伦公司的注意，固执的“葛郎台”一如既往的坚持着自己的态度。从2月下旬危机爆发到4月上旬，博士伦公司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不停售”行为，而就是在近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博士伦公司强硬的态度却一次次让危机持续升级。

任何企业危机爆发后，在从开始调查到结果明确的这段时间内，是企业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危险时期，当然，对于危机公关处理者来说也是一个公关处理的良好时机。因为调查时间相对较长，一方面，消费者的关注会逐渐转移，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制定危机处理计划并加以实施。但是，前提是必须具有“维护大众利益”的态度，而管理者和危机处理者也要明确企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一致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危机处理战略方向的正确性。

如果说，眼药水风波后博士伦的表态是一种“自然反应”的话，这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在以后的危机处理当中，博士伦公司却依然坚持着自己“决不在中国市场停止销售”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却导致了在整个危机处理当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不仅没有停止问题产品的销售，还一次次的用各种原因在为自己辩解，大有一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感觉。

我们知道，当企业危机爆发后，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最大原因就是各种议论和猜测，而媒体是其中的“催化剂”，要想将议论和猜测减少到最小化，根本的因素还是看你对消费者的态度是否端正。可是，博士伦公司却多次声明在中国不停止销售问题产品，而推出所谓“火线公关”的三个办法也没有能够真正消除大众的疑虑。于是，由猜测和议论所组成的大军将博士伦迅速的推倒了风口浪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博士伦行为“双重标准、双重对待”的抨击，他们认为作为外资企业的博士伦公司在新加坡、香港停止了相关产品的销售，而在国内市场却拒不停售，这明显的是“双重标准、双重对待”，是对中国消费者的绝对不尊重，这种言论的发表引起了众多消费者的声援。

这让我想起了05年雀巢奶粉的“碘超标事件”。事件饴始，雀巢公司态度显得比较强硬，甚至有些傲慢，对“碘超标”问题置之不理。而随着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雀巢不得不对此事进行表态，但其却拒绝认错，态度强硬的让人感到好笑。直到问题的原因被真正查明，傲慢雀巢不得不向中国人民低下了头。于是，针对此事众多媒体开始了对外资企业“双重标准、双重对待”的大讨伐，而经过此事后，雀巢的品牌形象也随之一落千丈。

综观整个博士伦事件，固执的“不停止销售”的决定所引发的两个事情让整个博士伦危机升级到最高潮。一是部分商家开始主动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另一个就是，公众不但对危机事件始作俑者的“润明”护理液不再信任，而对博士伦公司的其它产品甚至是隐形眼镜也产生了怀疑。

商家的主动停售是对博士伦事件及其表态的强烈回击，当然商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但从侧面却表示了对博士伦产品形象和企业信誉的质疑。固执、愚蠢却强硬的“葛郎台表态”，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而媒体则首当其冲的进行了口诛笔伐。不但持续的报道了博士伦眼药水导致角膜炎事件在全球的新动态，还明确的对其他相关产品提出了质疑。在媒体的持续关注下，博士伦的负面报道以及在事件当中不负责任的表现让众多消费者开始对博士伦品牌产生了反感。

博士伦公司一个决定引发了博士伦危机在中国市场的爆发，并推动着危机的继续升级。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随着各种信息载体对危机事件的大量传播，消费者首先会产生停止购买的行为；同时，随着危机进一步的恶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渠道商也会主动停止销售。所以，当产品危机爆发后，不管企业是否停止问题产品的销售，市场销量都会自动减少甚至是停止。在此情况下，如果企业固执的坚持“决不停售”，就将企业完全与消费者、渠道商对立了起来，不仅不会挽救市场销量的持续减少，还会进一步让危机恶化。

“葛郎台式公关” 在事实面前彻底溃败

5月15日，博士伦总公司在美国宣布在全球永久性的召回该公司生产的“润明”水凝护理液；6月9日，博士伦公司在新加坡证实，该公司生产的润明水凝护理液配方确实存在问题，可能导致眼角膜真菌感染。至此，由博士伦眼药水风波所引发的危机就此告一段落，但绝不代表危机从此结束。

此次危机不仅使得“润明”护理液遭到了致命性打击，还波及到了博士伦公司的其它产品，甚至一直在国内市场被认为是“隐形眼镜”代名词的“博士伦”品牌都受到了广泛质疑。假想，一旦博士伦品牌在国内消费者心中“彻底沦丧”的话，那么此次危机将会严重影响到整个隐形眼镜行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假想还有待调查证明。

在整个危机事件处理当中，博士伦公司显然是较为失败的。没有正面认识危机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任何企业都不可能避免危机事件的发生，关键的是如何进行处理。危机事件发生后，企业必须能够正面危机，而绝对不应该逃避，更不应该用各种没有实际依据的理由来为自己辩白。

博士伦公司在危机后，由于当时中国市场并没有发现角膜炎病例，所以，其认为如果做出“停售”或“回收”的决定会“惹火上身”，但是，不迅速切断“祸源”更会使得大火上身。而随着事件影响在国内越来越大，博士伦已经认识到了危机在中国市场的延续和升级，但仍然坚持自己“不停售”的决定无疑是一种“葛郎台心理”的表现。总之，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博士伦公司没有对危机进行正面认识，从而做出了错误决定，这是导致危机发生乃至继续升级的导火索，“葛郎台式公关”让博士伦品牌趋于隐形。

在危机公关处理当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危机当中，消费者是企业的对立群体，媒介组织既是消费者的代言人，也是信息的传播载体。所以，在危机处理时，企业必须以一种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姿态出现，坦诚面社会公众与机构，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才能缓和矛盾与对立的情绪，才能保证解决方案的顺利实施。

结尾 关于博士伦危机公关处理的三个假设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7

一、危机传播中的策略

1，内容策略

危机传播的具体内容应该从危机的诱因出发来探讨，这是因为明确诱因是指导组织对症下药解决危机的关键。同时，危机诱因影响着危机的发展状态和局势控制，也影响着不同状态下的受众心理及行为反应。一般说来，危机的诱因从内部诱因和外部诱因来进行划分。内部诱因包括：行为失误、突发意外等；外部诱因包括：自然灾害、恶性破坏、造谣、中伤等。

针对危机爆发的原因，确定危机的内容主要思路如下：

2.若危机爆发的诱因系内部诱因，即危机爆发是组织自身突发意外或者行为失误导致。危机传播的内容主要是：讲明事因、真诚致歉、表明立场、解决措施等。

3.若危机爆发是由他人蓄意破坏造成，比如、恶性收购、蓄意滋事、竞争对手恶性中伤、设下圈套等等。这种情况下的危机传播内容主要由：传达事实真相、维护自身权益、阐明事态发展、表明自身立场、积极进行危机应对、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等。

4.若危机诱因是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或由谣言散布而起，危机应对传播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事实真相、对无端的质疑、指责和批评予以否决，并用事实攻破谣言还自身清白、重申自身立场及相关处理办法及工作进度等。

以上三种内容策略是按照危机诱因不同而进行区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危机的诱因和局势错综复杂，传播的内容并不会单一而清晰，往往是以上三种策略内容组合使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局势需要及时的调整传播的具体内容。保持顺应、疏导、维权的思路就能很好的指导危机传播内容的取舍工作。对内容策略实施的过程必须要有“度”的掌控。“过犹不及”的道理非常适用于危机的传播沟通之中。过度迎合受众，会让受众产生更高的期待，在危机沟通中丧失主动权，无法对自身合理权益进行保障。过分的抗争或者反攻更易招致多方不满和抵抗，成为众矢之的，更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二、时机策略

著名的危机管理专家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我对危机最有价值的经验，可以用六个字概况：说真话、立即说”。“说真话”告诉我们危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而“立即说”指的就是传播的时机了。

很多学者都曾致力研究有关危机沟通要点，英国危机公关学家罗杰斯提出的“3T”模式――主动沟通、充分沟通和尽快沟通，得到了广泛推崇和赞誉。

主动沟通，强调危机组织应主动披露危机相关信息，取得沟通的主动权，引导危机话题，占据沟通主动位置。

充分沟通，提供高质保量的危机信息，向受众尽可能多的提供信息资料，但应避免提供无效信息，混淆视听。

尽快沟通，指抓住沟通时机，在合适的时机、运用合适的场合、选择合适的人选与受众进行沟通。3T模式，作为危机沟通工作中的行动原则，明确了危机沟通的要点也为危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具体操作指导。”

“3T模式”中有两点用以说明传播时机问题，一个是在传播过程中取得主动性，还有一个讲求传播的时效性。

速度是危机传播的关键。危机的显著特点就是突发性和破坏性。危机爆发时，组织利益相关者（危机传播直接受众）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来自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掌握第一手的信息，有利于判断危机的性质，从而采取合理处理措施。但在补救措施采取之前，应该要将掌握的信息用合理有效的方式向受众公布，这是最为明智的决定。

尽可能掌握主动权，避免被动。很多组织之所以在危机之后出现失控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在危机期间出现了“信息真空”。危机信息的缺失，使得错误的信息，迅速填补到了受众的信息空白地带。更关键的是，危机组织选择沉默的方式，本身就是消极态度的体现。为了掌握主动权，危机组织要时刻保持主动沟通的意识。一方面，用配合的态度，得到媒体和受众的初步认同和谅解；另一方面，公布相关背景信息，可以为后期全面信息披露争取时间，有利于媒体全方位的了解危机的性质，了解事态的真相，有效避免以偏概全报道现象的出现。

占据了危机传播的主动之后，危机处理者要随时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接触，及时收集整理危机传播中的各类相关信息，为成功解决危机创造有利前提条件。

危机传播的时机策略讲求的是时效性和主动性，“及早、主动的告诉受众想知道的，预知受众想知道的”将有利于危机处理节奏的把握和解决的关键。

三、良好的传播态度

良好的传播态度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正确的沟通姿态。正常的视线接触、自然的肢体动作、诚恳的微笑、舒缓的语速、平和的语调都将有助于沟通者保持冷静、坦率、正直的形象，而这也正是危机沟通管理的关键要素之一。

2、主动倾听和清晰表达。危机沟通的目的在于明确双方意愿、进行信息交换最终达成共识。有效主动的倾听能够让对方感知组织解决问题的诚意，同时疏导沟通者的怨气及抱怨。倾听是获得信息、争取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清晰表达的前提。清晰的表达指的是通过清楚、准确的表达，传达组织的立场和意见，消除误会和偏见。表达清晰、言简意赅避免造成理解偏差或断章取义。

3、善解人意的态度。危机受众特别是直接受众在危机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他们不仅希望能得到权益上的补偿更希望得到精神上的理解。组织派出的沟通代表在与受众进行沟通过程中应表现出坦诚、同情、理解的态度。运用缓和的语气及对话方式促进信任、减少摩擦和冲突。除此以外，在与危机受众沟通的过程中，还应讲究礼貌、注重细节、避免给沟通对象造成不适及反感。无论采用何种沟通技巧和方式都应自然随和、避免矫揉造作。

四、危机应对的三个关键阶段

时效性和主动性，是危机传播时机策略的首要原则。及时、快速的行动是危机应对的关键所在。然而对传播时机的把握并不在于危机的初始阶段而应贯穿于危机管理始终。诺曼・R・奥古斯丁在其著作《危机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写到：危机管理应划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危机的避免、危机管理的准备、危机的确认、危机的控制、危机的解决和从危机中获利。危机发生后，危机应对的关键环节就在危机的确认、控制及解决这三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成为了危机应对必须抓住的传播时机。

1，危机确认阶段。由于危机事件爆发，组织利益相关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利益损害、危机事件对组织内外形成一定的破坏力，舆论压力产生。这一阶段是危机应对的最关键阶段。本阶段危机传播的主要内容为：真诚道歉或表达同情（视危机诱因而定）、公布事件调查的方法和进度、成立危机公关小组并向外界公布小组成员构成及工作进度安排。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8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9

一、正确认识产品危机的危害

(一)产品危机对企业的危害。任何一个产品都无法保证自己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发生波动乃至危机。2008年石家庄三鹿集团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直接导致三鹿集团的破产;随后抽检的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三聚氰胺,乳品企业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在后期市场表现中,这些企业的品牌美誉度和市场销售量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产品,尤其核心产品是满足消费者利益的根本所在,当这个基本点垮塌后,品牌、企业形象都失去了依附,企业大厦随时可能倒塌。

(二)产品危机对行业的危害。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黑心月饼”被媒体曝光,不仅使全国20多家冠以“冠生园”名称的食品企业深受其害,也使并不景气的月饼市场遭受重创。2005年7月国产啤酒惹上的“甲醛门”事件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起全国消费者的严重关切,其影响也迅速波及到我国啤酒的出口,引发了整个啤酒行业的公关危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被揭露,对国内乳制品行业和饲料行业造成强烈冲击,一时间,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市场信心急剧下滑。由此可见,个别产品的质量危机、个别企业的信誉危机,可以影响整个行业的形象,使整个行业陷入危机。

(三)产品危机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对一个以买方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而言,任何企业都想拥有自己忠实的顾客群体。忠诚是消费者在不断的购买、实践中得出的态度总结。如果消费者亲身实践发现产品存在着质量性问题,并严重影响其利益时,无论以前产品如何,此时态度都会发生转变。消费者态度的改变,对个体而言,会造成原购买行为弱化,而新行为产生又伴随风险的上升,情感上的改变,会使内心的不协调感增强,消费者不得不重建行为平衡点。危机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改变会造成企业顾客群体变化,企业社会地位下降,这将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甚至攸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二、产品危机中影响消费者态度改变的因素

(一)产品因素。产品是企业的立市之本,是企业与消费者联系的纽带。消费者对企业形成某种认知和态度,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产品。因为购买是要解决某种需求问题,而产品正是满足需求的根本元素。产品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核心产品、有形产品、附加产品。核心产品是这个整体之本,他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核心利益的满足状态,撇开核心产品去装饰有形和附加产品,只能是舍本逐末。而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过分强调有形和附加两个层面,反而让最重要的核心产品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问题。“三聚氰胺”还让人们心有余悸,霸王旗下产品又验出致癌成分,如果产品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不能保证,那包装、品牌等有形产品,服务等附加产品又有什么价值呢?当产品发生危机,尤其核心产品出现危机后,消费者与企业联系的纽带就已扭曲变形,随之而来二者的关系将发生改变。

(二)信息沟通因素。企业形象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树立,却有可能由于危机爆发后未能与公众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而导致短时间内一落千丈。危机中信息沟通的时间、速度、及时性和公开性直接关系到危机的损害后果。有效的信息沟通能使事态发展趋于好的方向,而沟通不畅只能引起公众更多的猜疑和愤怒。当企业发生危机事件时,往往会引起广大公众和媒介的关注,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此时,事件中的公众想要合理的解释,事件外的公众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所有这些心理需要都要求企业必须提出一定的传播对策,向外界传递有关信息。满足了相关公众的心理要求,才能确保危机处理顺利进行。如果企业在这时刻意回避、隐瞒事实、封锁消息,反而会引起猜疑和反感,导致失实和不利的言论出现,从而给企业的危机处理带来更多麻烦,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所以,公布事实真相,填补公众的信息空白,让其接受客观真实的信息是一种极其明智的做法。2000年康泰克“PPA”公关危机发生后,中美史克公司立即组织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制定应对危机的立场基调,统一口径,并协调各小组工作;沟通小组迅速发出了《给医院的信》、《给客户的信》,专门开通了15条消费者热线,专门培训了数十名专职接线员,负责接听来自消费者的问讯电话,做出准确的专业回答并打消其疑虑。

(三)企业处理危机的态度因素。如果企业没有一个自律的机制、没有对消费者负责的勇气,而是唯利润至上,这种市场态度必会让企业遭遇“滑铁卢”。在前几年的婴儿奶粉“碘超标”事件中,雀巢就曾因回避和不积极受到消费者和媒体的批评;在“问题奶粉”事件中,雀巢在公关上的初始表现依然十分消极,在接到“中消协”通知的15天时间里,居然没有任何公关动作,而是等到媒体高度关注,危机扩展到全国范围,“问题奶粉”纷纷下架的时候,才站出来发表声明,最后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其实消费者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企业态度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谅解和解决。肯德基在“苏丹红事件”中就聪明多了,它主动说明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发现了苏丹红(1号)成分,并及时向消费者道歉,同时公布了解决方案。肯德基的主动、诚恳和不掩盖、不逃避的态度,在第一时间赢得了消费者和媒体的认可。

事实上,企业家的态度代表企业的态度,企业家的姿态代表企业的姿态,企业家对危机的看法,对市场的理解直接影响企业行为。企业家既然充当着企业代表的角色,危机中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此时顺应民意,就应该有消费者期望的作为。“三聚氰胺”事件中,牵连其中的十几家乳品企业负责人集体亮相,向公众道歉,并表明决心,这都是符合舆论要求的举动;“蒙牛”老总牛根生“危机处理不好,我辞职”的表态更代表企业表明了处理事件的决心。而此时,如果负责人们避而不见,言辞闪烁,公众会认为企业在回避,在躲避,这对危机的后势发展极为不利。

三、消费者态度重塑对策

三鹿奶粉事件让企业和市场再一次看到了态度的力量。消费者态度的改变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危机,对行业而言也是一场劫难。危机中的企业和行业都期待消费者态度的快速回归。

(一)企业处理危机的姿态要积极

1、产品召回。主动、迅速召回有问题的产品是防止产品危机进一步蔓延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企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负责任的形象,使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不但不会“憎恨”,反而能增添一分信任。在进行产品召回的同时,有必要在召回地点贴上召回原因等告示,让消费者看到企业的歉意和解决问题的诚意,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取得消费者的谅解。尤其在行业产品出现危机时,谁先一步动作,就比竞争对手多了一些谅解分。

2、及时主动抚慰受害者,增强沟通理解。企业出现危机,特别是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时,必须承担起责任,给予公众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补偿。面对受害者,企业应诚恳而谨慎地表明歉意,同时必须做好受害者的救治与善后处理工作,冷静倾听其意见,耐心听取受害者关于赔偿损失的要求,及时确定赔偿标准,以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三聚氰胺”事件后,曾有消费者怀疑“雅培”致婴儿结石,雅培负责人第一时间表态,无论何情况,先为有疑虑消费者买单体检,如果检出确实是产品问题,企业将积极赔偿。虽然后检验产品没有问题,但雅培企业敢于负责的态度和勇气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3、畅通信息渠道,有效传播信息。危机发生后,最关心事件的除了企业、受害者之外,还有新闻界和竞争对手。因此,危机发生后,应尽快调查事情原因,弄清真相,及早建立信息平台,召开事件说明会或新闻会,开诚布公地向大家进行事件讲解与分析,争取媒体的配合,建议其在没有得到确定结果前,中肯地对事件发展的本身进行报道。通过主动消息,企业掌握了报道的主动权,让公众了解了危机发生的具体情况及企业解决问题的措施等,避免了不必要的猜疑和误解。信息应该具体、准确,随时接受媒体和有关公众的访问,以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解决问题。有效传播信息,必须坚持迅速及时、统一口径、真诚传播,避免争论和多方位思考原则,诚心诚意才是企业面对危机,重塑态度的最好策略。

(二)发展体验营销。体验营销是指企业通过采用让目标消费者观摩、聆听、尝试、试用等方式,使其亲身体验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让消费者实际感知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和性能,从而促使消费者认知、喜好并购买的一种营销方式。这种方式以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为目标,以服务产品为平台,以有形产品为载体,拉近企业和消费者间的距离。当危机发生后,不仅要处理危机,更重要的是让消费者重拾对企业和市场的信心。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对国内乳制品造成强烈冲击,牵扯出很多知名品牌,一时间市场对民族乳品信心大减。为了挽救乳制品市场,伊利率先采取了工业旅游的方法,从消费者中抽取1,000名,到工厂进行参观,从筛选原材料到产品生产、包装等一系列工序对消费者实行透明化,打消其猜疑。此方法实施后,消费者对伊利的产品逐渐恢复信心,不久产品市场占有率就有所回升。危机后,要想稳住消费者,就要先打消其疑虑,让他能有一种途径近距离接触企业,感受到企业的努力和变化。体验营销在此种情况下优势尤为突出。

(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政府的作用。行业协会应推进从业者诚信建设,培养自律精神;定期组织会员学习,组织会员互相检查、参观、评议,相互监督;努力推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指导。

重大危机,尤其是行业危机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取代。一方面政府应监督和协助企业做好危机的处理工作,同时帮助企业协调信息沟通渠道;另一方面政府应利用其独有的公众号召力帮助行业恢复市场信心。此时,除了加大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力度,还应表明政府对市场的信心。“三聚氰胺”事件后,政府在全国范围为疑似患儿免费体检,政府官员在公共场合当众食用民族乳制产品,这些都是我国政府在产品危机处理中的积极姿态,这些作为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消费者态度的重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Heath.R.危机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1.1.

[2]诺曼·R·奥古斯丁等著.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1.

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例10

 

任何企业或组织都希望能够在安全和谐的环境中运营。然而，现代组织，尤其是电力企业这样的大型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社会上其他组织、群体与个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由于各自存在不同的利益，难免会发生纠纷和冲突。因此，在现实中，组织常常会面临这样那样的窘境，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公关危机”。任何组织在面对危机之时必须慎而又慎，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危机。电力企业在面临公关危机时应采取怎样的处理程序，如何维护企业形象，最大限度地减小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应急管理人员应该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导致电网公关危机的两类事故分析 

1.生产事故 

生产事故包括：自然灾害、设备制造质量、营运维护、人员过失、人身伤亡、劳保防护、环境保护、设备损毁等电网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危机事件，可称为“硬性”危机事件。对生产事故，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企业内部就能处理的危机事件。由于电网企业的服务公共性、电网基础性、管理垄断性，新闻往往会透过生产事故的现象挖到企业内部人的素质，反映危机事件事故本身的新闻本质，把自然性“生产事故”转化为“内部松懈、松弛、松散”的“人为事故”，而引发企业公共关系社会舆情危机，让有形生产事故变成企业无形资产的耗散。 

2.服务事故 

或称之为人员素质事故，这类事故对电网企业的损害不仅是伤皮毛，而且是动筋骨。“一人失职耗散几代人为企业付出的心血”，严重损害企业公共关系。此为企业危机管理的核心阵地。 

服务事故主要表现为：供电抢修不及时，不作为扩大停电范围；语言沟通失灵，造成客户误解；以企业的优越感忘记责任感，误导公众的言行；滥用垄断行为损害客户利益。诸如员工言行举止过错过失或者客户的误解误会都是服务事故产生的动因。服务事故的新闻投诉成为电网企业危机事件的主导元素。如2006年7月31日湖南浏阳电力局供电个别领导干部“陪酒停电”事件因客户新闻投诉转变为震动全国的丑闻。服务事故的预防是全员的主动作为。 

二、危机型公共关系的处理程序 

1.迅速反应，隔离危机 

危机一旦爆发，一定要冷静，不能慌乱。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的蔓延。这个阶段速度是关键，因为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高度发达，任何组织的公共关系危机事件都有可能被迅速传播，如不加以控制，就可能使组织遭受重创。而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可以使组织的形象和声誉损失降低；另一方面则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个阶段的具体任务为： 

第一，根据危机影响程度迅速成立应急管理小组。一般情况下，危机公关小组的组成由企业的公关部成员和企业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其任务一是负责危机的调查和调解；二是进行企业内部外部联络；三是为媒介准备材料。要千万注意的是，在危机情况下一定要把握住宣传口径的一致，作为公司的直接领导人和企业总经理千万不能随意发表言论，以免给媒体和大众落下口实。 

第二，在危机降临时，迅速将其隔离，以免蔓延、扩大。举例来说：1999年6月初，比利时和法国的一些中小学生饮用可口可乐时发生中毒，可口可乐公司迅速通知停止销售一切可口可乐的产品，以防中毒事件继续发生，为下一步危机调查和解决打下基础。 

2.全面调查，收集信息 

在危机得到初步控制之后，马上要对危机的范围、原因、后果进行全面调查。危机调查时采取适宜公关措施的基础，也是成功处理危机的关键所在。企业首先要安排调查人员深入现场了解事实，详细、全面细致地收集与危机相关的各种综合信息。以电力企业为例，调查人员要弄清楚几方面内容：本次事故是在何时、何地、何原因发生的？本次事故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损失情况如何？这次事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本次事故与电力企业有多大关系？企业要负多大的责任？是意外事故还是责任事故？本次事故企业要应对哪些公众？需要哪些外部力量来协助？ 

3.针对危机，确定策略 

在对危机事件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危机类型的不同、对象不同，企业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危机处理方案，并安排调配组织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合理分工，明确责任，落实任务。 

三、企业在危机中面对各方公众的对策 

1.与组织内部公众沟通的对策 

在危机初期，及时向企业员工宣布应急管理小组成员，表明企业对待危机的态度，并且对员工提出应对此次危机的要求。 

在危机稳定期，及时向员工通报危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有无伤亡以及企业处理此次事故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将制定的危机处理方案通告给各部门，要求全体员工统一思想、统一口径、协同行动。 

在危机抢救期，及时向员工通报造成事故的原因，协调内部力量对事故进行抢救（尽快排除故障，恢复供电等）。 

在危机处理结束后，要对危机处理工作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奖励在事故处理中表现突出的员工，处罚危机事件的责任人。 

2.与受害者沟通协调的对策 

如果此次事故造成了人员（内部员工或外部公众）的伤亡，一方面要立即进行抢救工作或进行善后处理；另一方面应立即通知家属，并尽可能提供条件，满足家属的探视要求。 

要积极倾听各方面公众的意见，并合理赔偿损失。对于受害者家属的过分要求，公关人员应宽宏大量，坚决避免在事故现场与家属发生争执或冲突。另外，与受害者方面商讨问题处理方法时也要做到有分寸的让步，尽可能避免诉诸法律。 

与受害方沟通时企业应尽可能满足受害方提出的要求，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要求。企业在委派公关人员（交涉人员）时，应尽量保持工作人员的相对稳定性，以免引起受害者的疑虑和不安。 

3.与新闻媒介沟通的对策 

（1）对待媒体要注意“先发制人”。即在危机出现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以引导舆论走向，避免出现大量谣言。这就是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的“填补信息真空策略”，也就是所说的“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原则。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在面对媒体问询时，应尽量避免保持沉默，或者发表模模糊糊的“声明”，千方百计地推诿责任，或者干脆用“无可奉告”推挡了事。 

（2）尽量保证公开透明。危机出现后，如不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会出现大量谣言。谣言如不及时、有效的控制，负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谣言的扩散可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给产品形象、企业形象以致命性打击。制服谣言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公开、透明，多提供信息。谣言止于公开透明，公开透明了，提供的信息多了，谣言就失去了藏身之处。 

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莱德贝特·李提出了处理企业危机的著名的“公开管理原则”。该原则的核心就是“公开地向报界和公众提供迅速而准确的消息”。 

（3）面对不同媒体要注意针对性。 

首先，应明确表态的目标受众是公众和媒体，而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是上级领导。所以表态内容应该针对他们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传播。具体地说，就是起码首先要让公众听得懂。涉及专业性问题时，应尽量避免使用行话、术语，要用带有感情色彩、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述，这样才能有效获取媒体、公众对企业的理解和同情。另外，不要绕圈子，不要长篇大论，应该直截了当、干脆利落。 

其次，对不同的公众要说不同的话，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内容。现在媒体在向分众化发展，不同的媒体有它侧重的受众，而不同的受众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关注程度和关注重点。要取得最大化的传播效果就需要满足这种不同的信息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所以，回答不同媒体记者提问时一定要想一想其背后的读者都是些什么人，想一想怎样说对他们才能产生效果。 

（4）面对媒体注意“统一口径”。该原则不仅对政府处理公开突发事件非常重要，对企业危机管理也至为关键。危机发生后，企业内部很容易会陷入信息混乱状态，对外发出混乱无序、互相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声音。这样会让人觉得企业内部混乱，并且容易暴露出企业内部矛盾，同时也会让媒体和公众莫衷一是，引发公众猜疑和不信任，导致一些媒体进行不准确的报道，从而引发新的危机。所以，应由企业新闻发言人或指定的新闻发言人统一管理对外信息的工作。避免出现多人表态或擅自表态的情况。 

（5）保持坦诚的姿态。态度决定一切。危机出现后坦诚的态度是最好的媒体应对策略。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会使公众产生种种猜测、怀疑，处理不好还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和炒作，要想取得公众和媒体的信任，必须采取真诚、坦率的态度。 

突发事件发生后，首先应表现出坦诚和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媒体曝光或炒作，有关企业应在第一时间主动检讨自己的不足，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自身没有责任，首先也应表示同情、关切或道歉，这样才能获得媒体的同情，最起码是不反感，让媒体没有炒作、煽情的材料。这样才有可能将事件的不利影响降低至最小程度。 

（6）面对媒体舆情应留有余地。企业危机公关的重要原则就是留有回旋余地原则。 

一是说话留有余地。出现危机后，回答提问时说话不要太绝对。如，“我们的质量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甚至批评人家造谣、诽谤等等。如一经查实质量有问题，哪怕有很小的一点问题就会非常被动。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要想恢复信任就难了。 

二是不要让企业一把手充当新闻发言人。这样容易失去回旋余地。许多公司危机媒体应对的败笔就是在第一时间把公司董事长推向了前台，直接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董事长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公司最终的回答，没有可以回旋和调整的余地。如果实在躲不过去，最高决策者也只能做些原则表态，体现企业的诚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如表明企业愿意配合、合作，给各方一个满意的交代等等之类的话。最后，如果危机进一步扩大，再考虑企业一把手出面直面问题。 

4.与上级领导（主管部门）沟通的对策 

危机（事故）发生后，应及时、主动地向上级单位进行实事求是的报告，不要文过饰非，更不要歪曲事实真相。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应定期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进度，求得上级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