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市场论文例1

旅游商品是我国旅游业中最为疲敝的部分。旅游业发达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往往占到旅游总收入的40%至60%，国际平均水平也有30%。而我国旅游商品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长期徘徊在20%左右，其绩效堪忧。我国旅游商品却辗转于“零团费”与“纯玩团”的困局，其前景亦堪忧。对我国旅游商品市场进行科学、理性的事件解析与对策研究，似已成为攸关旅游业发展的大问题。SCP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双向动态的行为主义理论，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理论范式。本文拟在这一理论范式的认识框架内，对我国旅游商品市场作初步解析，发掘其症结。

创意产业：旅游商品的理论市场结构

在旅游商品产业出现之前，主要由土特产充任自发的旅游商品。对自发旅游商品的“模仿创新”在创制自觉的旅游商品的同时，创制了旅游商品产业。在一系列“模仿创新”引发的思维和行为定势背后，隐藏着对旅游商品理论市场结构的认知欠缺。新产业组织理论突出市场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市场结构是由需求、技术等基本条件决定的外生变量。故此，对旅游商品市场结构的探讨需由解析其需求与技术入手。旅游商品是因对旅游者的旅游价值观及旅游场域（Tourismfields）具有配景作用，而获得附加价值(valueadded)的商品，要研讨旅游商品的需求与技术，就要先研讨旅游者的旅游价值观和旅游场域。

在人类学的视域中，旅游与日常生活是“纯洁/污染”的象征模式；在社会学的视域中，旅游是对日常生活“好恶交织”的反应和体现；在心理学的视域中，旅游是“逆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集体表象；在史学的视域中，旅游是脱离不发达的生产力对人的规定性，追寻自由、发达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中，旅游是旅游者对自己的“占有欲、权力欲和创造欲”如何在“自然、自我和他人”中获得满足的思与练的同一体。反映在价值观上，旅游价值观是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资源，它往往表现出一种针对日常生活价值观的“大倒置”。

场域的概念主要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实践社会学，它有3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词：场域（fields）、性情(habitus)、资本(capitals)。旅游场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旅游者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向旅游地渗透，并通过建构文化资本来支配旅游地的一种自我表达；它是以旅游地为言说中心的精神与身体性情在历史中形成的结构化的位置空间，共时性是这一结构的特点。

逆向选择的价值观和共时性的文化构制，造成了旅游商品“既赞成X，又赞成非X，既反对X，又反对非X”的多元对话的悖论式的市场需求。这一需求模式，实质上是全球化、现代性的旅游价值判断体系的产物，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细分市场，是旅游者在比“熟人社会”广阔得多的社会空间里进行交往与表达的工具。土特产与旅游商品的关系，就如同民族服饰与时装，民间故事与电影，在那些“越土越成功”的事例背后，实际隐藏着后现代主义“超越真实”理论和经济学“大规模定制”理论在消费社会建构起来的高度精密的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一个相当新的学术、政策和产业范畴，新技术、高智力和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它的核心特征。创意产业提供了将投资、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诸领域的创造性内生到一条利润链上来的新技术。创意产业要求旅游商品从区域经济演化为行业经济，从景观的附属物演化为景观的生产者。由于市场结构是由需求、技术等基本条件决定的外生变量，所以，融入创意产业是旅游商品发展的必由之路。

内部性经济：中国旅游区的特殊市场结构

我国绝大部分旅游区产生和存在于社区之中，且社区的人居生态往往本身就是旅游景观。社区天然具有的产权关联，羼入人居生态景观化形成的有机产权，使旅游区的产权格局高度复杂。这些旅游区市场化的过程存在两种基本的模式：政府推进型模式。政府推进是中国旅游区市场化的主要动力。中国的现代旅游业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随着经济改革，为了获取外汇等目标，由政府以行政力推进的。这一模式有制度、法律、经济、文化和产业形态等方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产生了产业主体“政企不分”的问题。其基本特质是持续保持对旅游企业的行政控制。社区推进型模式。主要是在一些政府无力或无意直接经营的地方，以社区集体经济的形式进行的市场化，其初始动力无疑是社区福利。因为存在企业与社区的“嵌入”关系，这一模式往往固守在“内部人控制”的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范里安认为，经营行为的效用有“消费/产出”和“消费/投入”两种体察模式。如果存在产权模糊，利益相关者便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资本投入，更无法独立主张自己的资本投入，必然集中关注“消费/产出”，即私人的收益。中国旅游区市场化的特定模式强化了其集中关注“消费/产出”的基本规范。具体表现为行政控制的诉求和社区福利的诉求对经营行为的渗透。决策者经营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由产出中转化出来的私人收益而不是社会收益。这一微观经济特征与主要考虑生产的私人成本而不是社会成本的“外部性经济”相对应，可以称为“内部性经济”。内部性经济是中国旅游区模糊的社会共同体产权的产物。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我国的旅游区主要是在社会资本的平台上运行的经济。

内部性经济成为中国旅游商品市场症结的原因

商品市场论文例2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我国民法学界认为,这种经济关系或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就是商品经济关系或市场经济关系,而这种商品经济关系则反映为社会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乃商品经济社会基本法,因此要正确认识民商法的性质和品格特征,必须首先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法所要反映和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但对市场经济的特质和民商法应当具有的品格,学术界并无系统之探究。20 世纪80 年代,我国着名民法学家江平先生在其所着的《资本主义民商法概论》中曾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证券经济的观点;至90 年代后半期,我国理论界逐步有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是信用经济的说法;但系统探究市场经济特质和民商法品格的文章尚未见到。本文的学术价值就在于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对市场经济的特质进行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对民商法的品格作了全面论说,以期就民商立法的目标和理论思路提供整体的把握与参考。

直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才比较普遍地称之为市场经济。接着曾经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又说是信用经济。那么,还应当说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呢?

市场经济还有哪些特性呢? 我们不禁设想: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究竟具有何种特性? 市场经济又究竟具有哪些特质? 如果对这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认真讨论并取得比较全面清楚的认识的话,肯定难以构建出科学的民商法法律体系,我们将难以把握由市场经济决定的民商法的应有品格,民商法将难以体现其应当具有的精神和生命力,也将难以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应有的科学调整作用。本文着意探讨的即是由市场经济特质所决定的民商法所应当具有的品格。推荐阅读：如何写好教育硕士毕业论文的方法

商品市场论文例3

一、目前季节性旅游市场餐饮经营存在的问题:

1、因经营的条件所制，难以办理《卫生许可证》。这些旅游胜地由于受自然、生活等环境的制约，再加上经营设备简陋，经营周期短，经营地址不固定等因素，按照卫生部门要求，不具备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条件，因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不予颁发《卫生许可证》。

2、因有关前置手续的制约，为办理营业执照造成难度。季节性强的旅游胜地经营的大部分是商业、餐饮业。在对餐饮业的监管上，由于办理《营业执照》前需要经营者提供卫生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经营人员《健康证》，而绝大多数经营者全年只能经营3至5个月时间，再加上经营的从业人员不稳定，正因为如此，从卫生部门要求获取不到办证的资格，工商部门就无法办理办注册登记手续，经营者就领不到《营业执照》。

3、对工商部门日常监管工作造成困难。工商机关对旅游市场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严把市场准入关。因大部分经营者的前置许可不够条件，因而就造成了无序进入或违法经营（无照经营）长期存在，给工商部门日常监管造成了许多不便。同时也制约着旅游市场的发展和游客对本地区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的信誉度。

4、经营的饮食质量无法保证。在“三证”尚不健全、监管难以深入、各职能部门职权不及时到位的情况下，经营者经营的饮食质量就难以保证，万一发生饮食方面不安全问题时就无法查处，形成部门之间相互扯皮，当地政府以经营的商户属于卫生、工商、公安为理由推辞，卫生部门以没办《卫生许可证》为由不参与处理，工商部门没办营业执照处罚难以介入等问题，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将导致游客不满意，经营者意见大的问题。

二、监管的方法：

1、配合卫生部门办理临时《卫生合格证》。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应本着确保游客食品安全，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对景区餐饮业的管理，应由景区管委会协调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联手，形成监管合力。对不符合办理《卫生许可证》条件可以协调卫生部门尝试核发临时《卫生合格证》的办法，以解决前置许可的问题。

2、办理确不具备条件的，实行实名登记制。对办不下《卫生许可证》的，采取实名登记制的办法：一是经营者出摊经营前出示本人身份证有效证件并予以复印，详细登记经营者出摊位置、名牌号；二是登记经营者详细地址，起码知道经营者是什么地方人，万一出了问题，就能及时联系；三是由工商部门对采集到的经营者相关信息进行建档保存、备查。

3、签订食品安全合同，责任到人。在经营前，由卫生、工商部门对经营者签订有关食品安全责任合同书，合同上必须载明有关各负责任承诺等事项，应负的责任范围。

4、建立市场查巡制。实行实名管理以后，对经营者在日常监管中具有以下4个作用：

（1）实行实名管理制以后，明确了双方间的连带责任。经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签订食品安全生产经营合同书以后，明确了经营者在经营中各种事项，达到的标准，如发生不安全事故时所负的责任，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经营者不得规范各自的经营行为，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商品市场论文例4

当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大型超市不仅在服务与管理上差强人意，也给城市交通、土地资源带来了不小压力。消费者对购物的环境、服务的质量、商场的软硬件设施以及消费的方式与渠道，要求越来越高，他们越来越无法满足商品超市现有的服务与环境，越来越无法仅满足于物美价廉这种最基本的需求。按照传统模式去实现商品流通已快走到尽头，探索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零售商品流通新模式迫在眉睫。

国内零售商品市场存在问题

降低成本与提高服务的矛盾

为了降低成本，有些商家将大型商场超市设在地下室。这样的商场往往空气污浊、喧闹嘈杂，众多消费者簇拥在一起更加重了氧气的消耗，没有潜水员的功夫是不能在下面作长时间潜伏的，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则成为人们逃生的主要障碍。对于这样的超市商场，许多年长体弱的消费者只好敬而远之、拒绝消费了。

为了降低成本，许多商家招聘年轻的员工，在薪酬以及培训、福利保障上所做的投资甚少，导致员工整体素质的低下。当消费者需要对一种商品的几十个不同厂家、不同品牌、不同价格和包装进行选择时，只能凭借广告的印象和以往的经验去操作，常常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产品，也经常错过许多刚上市的新品和好东西。

商场选址与政府管制的矛盾

商场选址对于商家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对于专业产品如建材、五金、花卉园艺等产品市场，尚可设置在城市边缘地带。但是对于经营城市快速、日用消费品的大型超市设置在城市边缘地带目前尚不符国情。在我国的城市中，人口居住集中，汽车的普及尚待时日，人们的购物消费多数还集中在步行范围内或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从沃尔玛与家乐福的对垒中，之所以让家乐福先拔了头筹，沃尔玛也是输在了选址上。商场的选址有时却是商家难以左右的事，在城市繁华地段开设大型商场超市已开始受到政府的约束和限制。比如有些大城市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在内环线以内将大卖场的数量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随着中国零售业的全面开放，大型外资商业集团将逐步把触角伸向国内二级城市，以提高门店数量和网点密度，发挥物流的规模经济性。

商场软环境建设与商家心理的矛盾

即便是购物环境良好的一些大型购物中心，从货柜、购物车到店面的装修陈设，似乎完美无缺。精明的商家对于硬件设施往往舍得投资，但是却很少在软环境上下功夫。尤其是对于商场内的环境设置，过分嘈杂的音乐和促销声，使消费者无法在一个舒适的购物空间选购商品，对商场而言，这应该是亟待解决的内容。

现代化服务理念与传统模式的矛盾

可以经常看到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大型超市门口，许多消费者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地往回搬东西的热闹场景。对于商家而言，他们也许只是看到这繁荣的商业景象，看到销售额的上升，一切都再好、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去超市购物却不是件轻松的事，在经历了长途跋涉、簇拥购物、排队打卡等历程后，最艰苦的一关就是怎么把满筐的货物送回家。对于商家而言，商品离开了商场就算完成了对客户的责任了，自己只能是产品的提供者，而没有更多的义务去帮助消费者解决他们购买商品以后遇到的更多问题。有些商家推出一些让利、抽奖、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却无意当中给消费者增添了过多的负担。

上述分析似乎是在有意挑刺，可不要小看这一点点服务不周造成的失误，或许眼下，在消费者尚未找到更好的消费方式、更好的消费场所之前，他们只好无奈地接受这种服务。但是一旦有人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更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就会立刻选择新的消费方式。

现代零售商品流通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其实，零售商品流通和服务的新模式已经开始在一些城市与地区初露端倪，在此我们选择几个业内最富代表性的典型企业加以分析，这些企业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为开创零售商品流通和服务的新模式做出了示范和表率。

大型加盟连锁经营模式

来自德国的OBI欧倍德集团是欧洲最大的建材零售商，它成功地实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化加盟连锁运营体系。在OBI的大型连锁超市购物，你会体验到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建筑物宏伟气派，购物环境极其开阔、优雅，宽敞的玻璃馆建筑、高档的仓储作业设施、品类齐全的货品，从建筑材料、装饰用品、五金工具到花卉园艺产品，数万多种商品一应俱全。商场的背景音乐也是刻意安排的《神秘园的歌声》，优美的环境、幽雅的音乐，徜徉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即使不挑选任何商品，也让人流连忘返。OBI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先进的、巨型超市的经营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与国际同步的家居装饰时尚。从OBI模式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极其重视舒适购物环境的营造，既重视硬件投入，也重视软环境建设，既重视商场内部环境，也重视商场外部环境；运用先进的商场管理方法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仓储与零售作业区的合二为一，既提高了土地资源的效用，又给顾客带来气势如泓的视觉冲击；一体化的组织、大规模的经营和一站式的购物，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凭借国别间完全对接的全球采购系统和大批量采购运作，将低价作为其长期的价格战略；“全球性支援、属地化管理”使OBI的国际化标准和当地市场与人文习惯实现真正的融合；通过加盟连锁优化经营管理机制，将管理权与产权分离，形成规模经济与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既突出大集团的规模经营优势，又发挥大集团所不具备的市场快速应变能力；导入DIY时尚消费理念。DIY即“DoItYourself”，从最大限度地方便消费者自己动手着眼，将商家提供的各种产品、零部件或设计方案按消费者意愿进行优化组合，以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实现商品的双向流通，既引进国外产品，也利用OBI在国际市场的营销网络，为中国产品的国际化，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

城市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服务模式

本文以杭州祐康公司为代表介绍城市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服务模式。杭州祐康公司是在电子商务、城市物流、连锁便利一体化的快速消费品经营领域极为成功的企业。该企业是国家科技部确立的“十五”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示范单位，年销售额过亿元，现已成为杭州著名的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食品配送服务的品牌。通过96188网站和订购热线96188，为城市居民消费者提供365天24小时全天侯服务。禀承“消除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宗旨，依托祐康网络遍布杭州老城区的直属配送站点和公司联锁配送便利站点，形成高效、便捷的城市物流配送网络体系，彻底消除了城市居民排队购物肩扛手提的烦恼，让客户足不出户实现购物。

以祐康为代表的城市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服务模式，体现了“准时、快捷、便利、安全”的服务理念和“提供城市快速消费品的网络销售及配送服务”经营战略。其技术平台采用基于internet技术为核心的网络平台，包括客户服务中心、呼叫中心及配送调度中心来处理客户订单，协调、指挥、调度配送业务的开展，以及处理在线支付问题。它集成电信、互联网多种介质构成终端界面，实现最简便的操作。城市居民以其最为习惯的操作方式接触网站平台，可以通过网络、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短信等多种形式灵活订购商品。为了提供便捷、及时的配送服务，祐康采用了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的城市连锁配送服务网络，它包括城市中心仓库、城市中心店、社区服务店和连锁便利店等，既可按照传统连锁超市一样进行零售服务，亦可在电子商务系统调配下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采用“公司送货上门”、“供方送货上门”和“顾客自提”等零活多样的配送方式。这样就可构建起一个协同化、立体化的电子商务环境，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购物渠道。

商品零售直销模式

这种商品直销模式以安利、玫琳凯、天狮三大公司为代表，三大直销公司中当首推安利公司，其产品有日用品、营养品、美容化妆品等，该公司在美国从事直销业已近50年，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领导地位的直销售公司之一。安利公司始终坚持诚信和企业持久发展的方针，以店铺加营业代表的经营方式，用优质的产品，脚踏实地的做好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这三大直销公司作为现代商品零售直销业的优秀代表，具有许多共同特点：

商品市场论文例5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流通业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1）有利于流通产业的重组整合，为加快现代流通业发展提供机遇；（2）有利于国内新兴物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流通业的现代化进程；（3）有利于流通企业，特别是国有流通企业的改组、改造，为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提供机遇；（4）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加快新型宏观流通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机遇；（5）有利于扩大国家调控商品市场的空间，为我国产品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

加入WTO后，我国流通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不利因素有：（1）由于我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必然会丧失一部分国内市场；（2）商品流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流通企业将可能被外资并购；（3）对我国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管理水平和效率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对于应对战略，他们认为：（1）实施“以全面提高商品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我国流通业的国际化、现代化进程的中期战略；（2）实施国有流通资本有进有退战略；（3）实施流通企业集团化、连锁化发展战略。

对于应对措施，他们认为：（1）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有组织地采取应对各种挑战的措施；（2）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同时不失时机地加大走出去的步伐；（3）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4）树立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识，积极推进流通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重组，深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流通企业生力军。

对外商进入中国零售市场走势分析，有人认为，“重点对峙、三分天下、立足中小、稳住农村”。所谓重点对峙，即从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来看，今后的竞争，主要集中在重点地区、重点城市和重点业态。所谓三分天下，即国内连锁超市将形成外资连锁、国企连锁、民营连锁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基本局面。所谓立足中小，即从中国零售业发展前景和自身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看，本土商业总体上应立足于中小城市，占领中小城市市场。所谓稳住农村，即农村市场外资难以占领，国内商业能够站稳，并有发展空间。

有人认为，入世后我国市场竞争将发生十大变化：（1）市场竞争由国内的局部的，不完整的竞争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变为国际市场的国内化；（2）市场竞争将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3）市场竞争将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流通能力的竞争；（4）市场竞争将由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5）市场竞争将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6）市场竞争将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的竞争；（7）市场竞争将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8）市场竞争将由价格战、广告战等单一形式的竞争转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层次的竞争；（9）市场竞争将由对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对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10）市场竞争将由完全决定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竞争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竞争。

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经济文化现象，但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和商业文化的创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提出来、重视，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曾一度形成“商业文化热”。

1988年有人首倡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指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流通领域各行各业、各个过程、各类商品所创造、反映、传播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分为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4个组成部分。

商品文化是指商品的设计、生产、装潢及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文化价值，它侧重于研究商品的文化特色、审美功能、时代感和适应性、市场形象和社会功能等；

营销文化是指以文化观念为前提，以切近人的心理需要、精神气质、审美趣味为原则的营销哲理、营销艺术。它侧重于研究具有文化品格的营销手段，以消费者、社会利益为中心的营销原则，以竞争意识相统一为核心的营销力等；

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商业活动中，调节商业从业人员之间，商业从业人员与社会各消费领域、消费层次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首先原则和惯例，它侧重于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商业活动中的规范、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等；

商业环境文化是与指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商业主体以感染力、驱逐力、约束力的各种文化背景的总和，它侧重研究商业建筑的文化意蕴、经商的社会心理环境、城市环境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的人的文化素质等。

这一时期以商业文化、商业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有：1989年、1991年首届和第二届商业文化研讨会，以及96’商业道德国际研讨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商业经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许多商科院所先后建立了商学（贸易经济学）本科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进行了商业经济（产业）学、流通经济（产业）学、贸易经济学、商学等教材建设，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贸易经济这一学科，并不断地完善她。

（一）从未停顿的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角度而言，贸易思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经济学科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科建设处于一种持续低迷疲软状态，研究队伍、水平和情趣不断处于跌势，这里有教育部调整学科专业目录的客观影响，也有对该学科的主观认识的原因。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认为：（1）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2）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报告提出了构建贸易经济学科的3点设想：

（1）贸易经济学科学化。贸易经济学所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是因为具备特定的其它学科无法取代的研究对象，即它是一门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交换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也可以将其概括为“关系论”、“规律论”。“关系论”认为，缘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贸易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过程既受普遍经济规律的影响，同时更受交换过程特有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贸易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

（2）贸易经济学经济学化。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除研究对象清楚外，还应有属于本学科的一整套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贸易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是由本学科所特有的一些核心范畴来支撑的，它们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石，应始终不渝地重视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来对流通实践进行描述、分析、解释。该学科的核心范畴应由下列内容组成：①交换；②市场；③流通；④贸易；⑤商业。

（3）贸易经济学的中国化。贸易经济学是不能引进的，因为西方经济体系中没有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贸易经济学发展要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一门本土化的应用经济学。其中国化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继承原来的；二是要借鉴西方的；三是要吸收实践的。贸易经济学还就应注意研究“过渡”问题，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系列流通实践问题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

在中国商品流通论坛第30次会议上，会议一致同意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的建议：（1）将一级学科中的“应用经济学”改为“商学”或“商科学”；（2）将二级学科中的“国际贸易”改为“贸易经济学”；（3）一级学科为“商学”在二级学科中设立“贸易经济学（含内贸与外贸）、服务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市场管理学（含工商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消费经济学，并建议将此建议提交国家教育部。

（二）商学研究的取向

有人认为，当前商业经济领域应当特别关注的难题有5个方面：（1）对多主体参与的商品流通过程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企业大量介入流通，当前商品流通过程多主体参与（生产企业、商业企业、消费群体）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应当对商品脱离生产领域到进入消费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正确认识商业“生产”的全过程及各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价值和相互关系。（2）对商业活动服务性质和服务价值的研究。商业生产的直接产品是为商品交换所提供的服务，而服务的价值一方面是商业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得到市场的认同，对商业服务的性质及其市场价值的认定是商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3）对商业生产力组织和效益问题的研究。（4）重视高科技发展对商业组织和流通方式的影响；（5）重视对流通产业竞争与规制的研究。有人认为，应把流通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去。有人认为，商贸院校应保留贸易经济专业。

（三）商科教育的比较研究

1998年《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2002年7月《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续）――21世纪高等商科人才培养的研究》先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14所院校参加）、比较系统的中外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20多年是我国商业改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理论成果最丰盛的时期，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商业理论新著问世，仅举例说明：

――2002年出版的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商业理论创新丛书》，第一批主要有：《交换经济论》、《商业制度创新论》、《国家经济安全与流通》、《物流系统论》、《商品分销体系建立与创新》、《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政府采购制度创新》、《商业产业组织创新》、《网络营销》、《市场失败与企业失败》。有三个特点：

（1）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填补了社会对商业理论研究的不足，以商业通则和国际惯例为指导，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商品流通的特点、规律和存在形式，针对我国商品流通、商业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设想和对策；

（2）在观点、体系和结构上有所突破，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商业现象做出了一些新解释；

（3）丛书的作者都是经济学博士，甚至是同学科全国学术带头人，即使个别刚走出校门的博士，也是研究生的姣姣者，学术研究颇丰，他们各有所长，形成本书丛书的作者群体，使丛书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2001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商业理论前沿》、《中国商业理论前沿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涉及加入WTO与中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电子商务与流通革命、商业模式及其价值评估、商业增长问题研究、商业制度创新研究、特许连锁经营研究、零售业态问题研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物品定价理论、信用消费问题研究、商品市场反垄断理论研究。专著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专”都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二是“新”，许多问题都是近两年来商业理论界与实际部门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热门话题；三是增加了有关价格、旅游、消费方面的内容；四是以阐明作者的看法和观点为主。

――2001年7月丁孝智《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了自1919年至1992年以来70年跨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特别是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

――2001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规范》，分别论述了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与规范问题，各部分既独立成文，又浑然一体，较好地体现了由“三规”构成的城市商业数量、形态、形象三足支撑的关系。

总之，20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还对商业劳动的性质、商誉、商业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粮食等农产品流通、民族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餐饮服务经济、消费和消费经济、会展经济、期货市场、租赁、消费信贷、假日消费、旅游与餐饮、电子商务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20多年来，中国商业经济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但由于篇幅有限，许多成果没有介绍。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许多在当时属于新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又被新的观点所覆盖。同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即使已综述的观点也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学界商界同行予以修正和补充。

展望21世纪的商业理论研究，我们清醒地看到：我国流通产业正面临着进入WTO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商业理论还有许多难点、热点问题需要去探索，如商业基础理论研究、商业现代化、业态结构调整与创新、现代物流与配送、电子商务、流通产业贡献率、商业企业改革与创新、商业行业协会及制度、西方商业理论、贸易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商业领域重大对策等。在最近几年，流通理论界应重点研究以下十大问题：

（1）国有控股商业企业产权制度深入改革；

（2）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重要性，现状和规律；

（3）商品流通企业的信息化；

（4）评估城市流通渠道合理化的指标体系；

（5）商品分销渠道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6）中小商业企业现状评价及其发展对策；

（7）农工、工商、商商一体化以及农村流通与城市流通互动；

（8）流通领域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制度建设；

商品市场论文例6

本次论坛在商务部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支持下，由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政府、中国市场杂志社联合主办，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丘市光彩市场协办。

论坛由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市场杂志社社长王波主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周林燕致开幕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丁俊发、国家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城市商业处处长李党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显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商丘市副市长江文玉、商丘市梁园区区长孟庆勇等数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同时，来自全国数十家商品交易市场和流通企业的近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新闻社、河南经济报等多家媒体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关注与报道。

在论坛上，专家们围绕“十二五”时期商品交易市场如何转方式促发展这一主旨，详细介绍了我国流通业的现状、发展规划、政策措施，以及商品交易市场整顿、规范和发展情况，并就商品交易市场转方式促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商品交易市场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政府对商品交易市场的激励、支持及规范政策；农产品市场管理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建设等十项主要议题展开研讨。其中，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丁俊发在主旨演讲中，对“十二五”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基本估价，并指出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必须快中求变。专家们深信，“十二五”时期，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将会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发展。

本次论坛的召开，受到了参会嘉宾和代表们的高度肯定，并对本次论坛的召开将对我国商品交易市场在新时期的发展产生的示范与推动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商丘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文玉评价说，这次论坛体现出规格高、内容新、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商丘的发展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希望参会的商丘代表能倍加珍惜，认真吸取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虚心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和发展理念，支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方式转变，大胆尝试、勇于探索，并以此为契机，努力把重要机遇期转化为黄金发展期。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代表，中国市场杂志社社长王波表示，中国市场杂志社一直致力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每年的商品交易市场论坛始终秉承主题鲜明，内容新颖，层次高端的原则，不仅为业者提供有形联络，信息交流的机会，也为业者提供了商品交易市场建立、发展和改革中的创新理念、前瞻事业、路径探索等思想盛宴。他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仍将处于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机遇仍将大于挑战，希望各位代表立足于本区域，结合各自市场的特点，抓住机遇，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论坛圆满结束后，专家们与部分参会代表共同参观了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等当地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就此调研并积极交流了市场发展经验。

开幕辞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周林燕

“十二五”商品交易市场转方式促发展论坛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召开的，本次论坛的转方式，意指两个：一是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二是商品交易市场研究方式侧重点的转变，即由过去更侧重于对商品交易市场硬实力，主要是硬件设施的研究，向新形势下加强商品交易市场软实力的研究转变，以构建诚信、公平、平等为主线的市场文化，建立和谐、有序、愉悦为主导的市场管理秩序，推动市场与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主题，突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与商业创意的融合。

本次论坛恰逢其时，主题鲜明，话题重大，意义深远。当今世界，全球经济正处在重新思考，重新设定，重新构建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流通领域尤其批发市场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最精彩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培育和改造提升，传统市场的模式不断提升，但仍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中国批发市场面对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变迁和现代流通方式的冲击，必须进行功能再造，经营方式转型和制度创新，从而增强其生存发展的能力和提升其综合竞争力。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开始的首年，在新时期总结批发市场发展历程中的先进经验和不足，重新认识其经济地位，构建其在经济发展中其自身的格局，深化和促进其在各方面的改革，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对于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后将联合各方面的力量继续关注和支持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关注我国物流业的发展。

专家演讲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 丁俊发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年交易额亿元市场数、摊位数，营业面积与成交额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商品交易市场仍将处于较快上升区间，但受GDP回落的影响，增速也会有所回落。

除此之外，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产地型、集散型、销地型商品交易市场同步发展；东部沿海与大中城市仍是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主战场，但结构会发生变化，今后5年至10年，中西部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速度将明显加快；由于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商品交易市场正处于全面升级时期，经营品牌化、管理信息化、结算电子化、摊商企业化、功能多元化将成为必然趋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将得到高度重视；把经营商品与经营品牌、经营服务并举，把市场融入供应链；商品交易市场将成为国家商品批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下，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要快中求变，但如何变？可以参考以下七种模式。

一是政府主导全面改造升级模式。典型案例很多，如武汉、重庆、绍兴、顺德、烟台等。二是政府主导，一市一特色专业市场提升模式。最典型的是浙江省，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海宁皮革城等。三是东货西进模式。比如广东，已在重庆打造“广东商贸城”，在西安打造“广东陶瓷城”等。四是批发市场全国连锁模式。五是电子商务批发市场模式。这已成为当前商品交易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六是总部基地、产业基地、供应链集成模式。浙江义乌、河北白沟、山东寿光等都是如此。七是商贸、物流共建模式。如广东惠州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乌鲁木齐国际物流港等。

党中央、国务院对商品交易市场给予了特别关注，有一系列的明确要求。即将出台的国内贸易“十二五”规划也对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与规范十分重视，特别是鲜活农产品交易市场更为关心。我们相信，“十二五”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将会有一个更健康的发展。

国家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城市商业处处长 李党会

我国商品交易市场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场所。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增加值可以成为越来越多的市场转型升级的一个方向。

当前，欧债危机加剧，我国也受到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商务部一直在加大拓进口转出口的工作力度，同时也积极支持延长贸易增值链，鼓励外贸企业或外向型市场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加大产业设计和研发，以及品牌联营的市场营销。一些地方启动了市场强省，市场兴市的战略。产业、市场、物流的良性循环，市场群成为富民一方的有力支撑。

如何有效地科学地促进消费，使中国真正走上发展型的道路，是商务部门也是我们各级政府“十二五”期间工作的着力点。巩固、规范、改造、提升现有商品交易市场，确保商品交易市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物尽其用，也是其中重要的工作内容。

“十二五”期间，商务部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以规划发展为引领。商务部制定了一个总体规划和三个部级的专项规划，这些规划将对商品交易市场的布局和功能提升带来巨大影响。二是要构建商品交易市场与现代物流的连接纽带。三是继续加大对农产品市场的公益性政策支持和投入。四是继续完善商品交易市场的重点研习制度，同时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研究出台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加强对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规划指导，推动商品交易市场改善经营环境，创新和完善市场管理制度，提升商品交易市场的品牌建设等。

此外，提高品牌加工，推广适合商品交易市场的融资模式，更加注重商品交易市场走出去，把服务贸易作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平台，培育一批市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全球化的骨干市场和重要依托，倡导以信息化和绿色低碳为重点，规范和灵活推动电子商务等，力争开拓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新局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市场经济监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显华

工商部门与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责是市场监管，根本目的是服务发展，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把监管与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在“十二五”的新的发展背景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以下工作：

支持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监管，继续营造诚信守约的市场经营环境。信用对消费者来说十分重要，信用分类监管，意义重大，效果明显。它有利于整合有限的监管力量，增强市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市场监管效率，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它是推进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信用分类监管，会促进商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也是市场监管部门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打击违法违章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打击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是我们的重要职责。

推进“12315”进市场，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12315”，简单的说，就是消费者申诉举报系统。通过“12315”进市场，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遇到什么问题，不用出市场，就能把消费纠纷解决在市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加强网络商品交易市场监管，努力构建网络市场长效监管机制。要把好网络商品关，规范商品经营秩序，网络上的违法行为也要依法查处，强化市场管理，对网络消费行为要延长检查监控，及时受理对网络消费行为的投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通过加强市场监管，规范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兴洲

近年来，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加快了新一轮的建设步伐，很多地方在构建现代农产品批发市场时进行了大的实践和探索，第一个大的变化趋势是中心城市的批发市场普遍进入了新一轮的提档升级阶段；第二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空间布局的调整和优化趋势明显，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大型批发市场外移并重新整合；第三个趋势是销地型和集散地型批发市场成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主体且发展势头迅猛；第四个趋势是知名农产品批发市场携品牌优势和管理优势以及雄厚的资本优势以多种方式在全国快速扩展和布局，形成全国批发市场网络体系；第五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不断增强服务功能，探索服务管理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向整合产业链的功能发展；第六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逐渐向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发展；第七个趋势是中西部地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第八个趋势是农产品批发市场逐步成为扩展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

“十二五”期间，商品交易市场要转方式促发展，而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势在必行。虽然这30年来，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而言还是以数量扩张为主，以粗犷型的、跑马圈地式的市场模式发展为主。所以“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

一、整体上数量扩张要向质的提升转变，粗犷式的经营向集约式的经营转变，提高管理能力，转变发展方式；二、农产品批发市场要为两头服务，上游为农民增收服务，下游为居民用更低的成本消费农产品服务，也就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效率的问题；三、农产品功能的提升和延伸，形成整个产业，成为整合农产品产业链的重要载体；四、提高组织化程度，调整市场经营结构，培植和孵化一批有实力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商；五、强化信息系统建设，完善流通功能；六、绿色低碳的市场发展。

市场代表

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 乔彬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不断重视，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对农批市场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商务部连续多年实施的“双百市场工程”和农产品现代流通试点项目的推进，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整体水平和市场功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商品市场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2001702

0 前言

纵向市场圈定是用来描述控制了关键投入品的纵向一体化厂商排斥独立厂商(非一体化内的厂商)适当的获得该关键投入品的通道(Ordover et al.1990, Rey and Tirole, 2006)。早期的市场圈定理论认为纵向一体化使一体化厂商拒绝与其上游或下游的竞争对手交易,从而破坏了竞争。然而,这一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受到严厉批评,尤其是以Bork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Bork(1978)提出一个垄断厂商不会将其垄断力量从一个市场延伸到另一个市场,因为只有一个最终产品市场只有一种垄断租金可供挖掘,因而如果进行纵向一体化的动机不是提高效率,则纵向一体化不能获得更多利润。芝加哥学派进一步指出,在上下游市场都存在多家企业的情况下,尽管纵向一体化会使垄断厂商减少或停止向下游独立竞争对手供应投入品,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市场圈定。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引起了学术上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基于严格博弈理论的新纵向市场圈定理论。

1 纵向市场圈定理论的发展

1.1 Salinger(1988)模型

Bork(1978)的观点之一是一体化的厂商没有退出中间产品市场的激励,从而纵向一体化不会改变厂商的行为。Salinger(1988)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对两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一,纵向一体化后,一体化的厂商是否会退出中间产品市场。第二,纵向一体化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通过对一个上下游市场均是古诺寡头特征模型的分析认为:首先,纵向一体化会导致一体化厂商退出中间产品市场,并进行纵向市场圈定,只给一体化内部的下游厂商提供中间产品。第二,Salinger证明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因为受两方面的影响而有可能上升也有可能下降。一方面,纵向一体化会致使上游市场上供应商的独立性较弱以及导致中间产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一体化厂商最终产品的产出增加,从而致使下游独立的竞争对手的产出下降,而这又导致中间产品的需求和价格下降。纵向一体化的这些影响以及其消除双重加成的作用,使得最终产品价格的升降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对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Salinger模型的缺陷在于将上下游两厂商之间的合并当作是既定的,从而没有提供一个解释厂商纵向一体化动机的完整理论。之后学者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有所改进,并且试图证明纵向一体化和纵向圈定都是均衡行为。

1.2 OSS模型

Ordover、Saloner和Salop(1990)构建了一个上下游市场均为双寡头的市场模型,上游市场的两个厂商U1和U2通过伯川德竞争向下游市场的两个厂商D1和D2销售同质化的中间产品,D1和D2将中间产品转化成差异化的最终消费品销售给消费者,且二者在价格上展开竞争。博弈分为四个阶段,作者推导出主要结论的关键部分在于第二阶段中间产品价格的决定。一体化厂商U1-D1承诺其所收取的价格为c,因中间产品市场是伯川德竞争,非一体化的上游厂商U2将其中间产品的价格定得比c稍低。因此,通过c的变化,一体化的厂商能够操控其对竞争对手D2的边际成本。文章证明了一体化的U1-D1将会设定一个c使D2在选择是否与U2一体化是无差异的。这样,非一体化厂商D2面临的中间产品价格比D1高而利润比D1低,一体化厂商进行了不完全的纵向市场圈定。

OSS模型提出了一个在博弈理论框架下将将纵向一体化与市场圈定相联系的理论,但文章的缺陷在于其主要结论依赖于假设伯川德竞争环境下一体化厂商能够承诺一个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价格,而这一假设受到了众多其它研究者的批评。并且,如果市场是古诺竞争而非伯川德竞争时,文章中关于市场圈定的结论将不成立,同时,对于厂商策略空间的变化,均衡结果也不稳定。

1.3 Rey and Tirole (2006)模型

作者通过合约理论对纵向一体化和市场圈定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文章认为,纵向一体化使上游瓶颈市场上的厂商恢复其未被完全开发的市场势力而非延伸市场势力,原因在于上游瓶颈市场上的主导厂商面临承诺问题,即当上游厂商在与某个下游厂商签订向其提供关键投入品的合约后,有激励再向其它下游厂商提供该投入品。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会降低已签订合约的下游厂商的利润,而该下游厂商能够理性的预期到这一点,其所愿意支付给上游瓶颈厂商的费用就会下降,从而上游厂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会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纵向一体化能够将一体化的上游厂商与非一体化下游厂商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内部化,进而解决机会主义行为给上游厂商所带来的承诺问题。

1.4 关于被动信念猜想

从合约理论角度来解释纵向市场圈定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Hart and Tirole (1990)以后,O'brien and Shaffer(1992)和Rey and Tirole(1996)作出了“被动信念”的假设:如果下游竞争性的零售商中,有一个零售商接受上游制造商的一份非预期合约,那么就不会修改自己关于竞争对手所接受的合约的看法,Rey and Tirole证明了在被动信念下,下游零售商的数目越多,上游制造商能够获得的利润就越少,承诺问题越严重。

“被动信念”猜想在下游竞争性零售商向上游瓶颈厂商订购投入品的古诺结构下是合理的,但是在伯川德竞争以及当合约存在外部性时,“被动信念”猜想就显得说服力不足了。

与竞争性的下游厂商所签订的合约间存在策略依赖性有两方面的涵义。首先,从技术层面上,这产生了非凹性,从而“被动信念”下的纯策略均衡不复存在,因为上游厂商从多方背离中的所得大于从单方面背离时的各方所得。Rey and Tirole(2004)证明了当合约的交叉弹性大于直接需求弹性的1/2时,O'Brien and Shaffer(1992)通过双方背离所得出的惟一合约均衡在多方背离情况下不复存在。第二,下游厂商可以预测到,若上游厂商给他提供的是非均衡合约,则上游厂商有激励改变与其它下游厂商的合约,因此“被动信念”不再合理。Rey and Tirole(2004)证明,在线性需求下,虽被动信念均衡不存在,但变动信念 均衡存在,且变动信念均衡时,虽上游厂商获益大于下游厂商持被动信念时可获得的利润,但上游厂商仍没有完全开发其市场势力。

1.5 上游厂商竞标的情形

当合约并不是由上游垄断厂商提出下游竞争性厂商竞买时,情况又有所不同。Segal and Whinston(2003)和Martimort and Stole(2003)研究了当由竞争性的下游厂商提出合约,上游厂商最后选择向下游厂商提供多少投入品的竞标博弈,博弈均衡结果是竞争性的。若由下游厂商最终决定所购数量且所提出的合约是公开的,下游厂商通过弹性合约,即所购数量根据竞争对手合约的变化而调整,能够使自己不受到其它竞争对手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然而,Marx and Shaffer(2004)提出即使合约是公开的,下游厂商间竞争性的并列关系并不会出现而是出现市场圈定,原因在于:在存在两个并列的下游厂商的均衡时,对于供应商而言,供应给一个下游厂商和供应给两个下游厂商之间是无差异的,但是,对于单个下游厂商而言,若是市场圈定则获利更大,因而可能出现市场圈定的结果。

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方向

虽然关于纵向市场圈定的理论在近年来又来较大的发展,但为了更好的界定市场圈定,为反垄断提供依据,市场圈定理论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当前的理论主要讨论的是市场圈定的反竞争效应,对于其保护效率的作用只是一个附带考虑因素,这两方面的综合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

第二,目前,纵向市场圈定中对知识产权与对其它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呈现出明显区别,知识产权方面的市场圈定一般法律上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在其它领域的市场圈定均被认为有损于社会福利。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各个领域统一的基本模型,提供在各个领域中市场圈定是利还是弊的统一原则导向。

第三,在纵向圈定理论研究中,都只考虑了厂商的瓶颈性质是外生的情形,对于瓶颈厂商内生的问题则考虑较少。比如,在电信或互联网市场上,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是通过其所连接的平台运营商媒介而进行的,因而瓶颈厂商是内生的,厂商是否是瓶颈依赖于下游厂商竞争消费者的结果,这种瓶颈厂商性质依赖于竞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基于开发或保护市场势力的纵向市场圈定理论,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模型由简单走向复杂,从研究垄断的上游厂商和竞争性下游厂商的市场结构,到研究垄断的下游厂商和竞争性上游厂商的市场结构,再到研究上下游均为寡头的市场结构;从合约之间没有外部性时的研究到合约之间存在外部性时的研究;从公开交易到隐性合约下的研究;从被动信念下的均衡研究到变动信念下的均衡研究;从上游提出合约下游竞标模式到下游提出合约上游决定提供多少投入品的模式等等。研究的假设逐渐放松,范围逐渐拓宽。尽管如此,这一领域仍有许多方面没有涉及,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既可以在原有理论上不断加以完善,也可以开拓真空地带,发展新的理论。

参考文献

[1]Bork, R. (1978). Antitrust Paradox. Basic Books, New York.

[2]Hart, O and J. Tirole (1990).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Market Foreclosu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 1990: 205286.

[3]Marx, L., Shaffer, G. (2004). Upfront Payments and Exclusion in Downstream Markets. Mimeo.

[4]O'Brien, DanielP., Greg Shaffer (1992). Vertical Control with Bilateral Contrac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3(3): 299308.

[5]Ordover J. A., Saloner G., Salop S. C(1990). Equilibrium Vertical Forecl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1): 127142.

[6]Rey, P. and J. Tirolr (2006). A Primer on Foreclosure,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3. M. Armstrong and R. H. Porter (eds). New York: NorthHolland.

[7]Rey, P., Vergé, T. (2004). Bilateral Control with Vertical Contrac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5 (4): 728746.

[8]Salinger, M. A. (1988). Vertical Mergers and Market Foreclos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 (2): 345356.

[9]Segal, I.,Whinston, M.D. (2003). Robust Predictions for Bilateral Contracting with Externalities.Econometrica 71 (3): 757791.

商品市场论文例8

1．长尾理论的引入。长尾（TheLongTail）这一概念是由“连线”杂志主编ChrisAnderson在2004最早提出。长尾理论认为（图1），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成本和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长尾市场也称之为“利基市场”。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中给利基下的定义为：利基是更窄地确定某些群体，这是一个小市场并且它的需要没有被服务好，或者说“有获取利益的基础”。

2．形成长尾市场和长尾效应的必要条件。确定长尾市场是合理应用长尾理论的前提，由上面安德鲁对长尾理论的描述和菲利普•科特勒对利基市场的界定，文章认为长尾市场包括以下2个必要条件：市场符合长尾的分布特征；存在利基市场。形成长尾效应的必要条件。安德森在书中还指出了长尾理论不可或缺的六个条件，本文对其进行了归纳包括3个主要因素：长尾市场、利基产品和高效的搜索器。长尾市场主要是确定符合长尾分布的市场并且存在“可获取利益”的利基市场。利基产品的特点有三个：品类丰富；价格低廉；能有效的满足利基市场的需求。高效的搜索器可以帮助消费者找到适合他们特殊需求和兴趣的利基产品。

3．对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长尾理论自提出来后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图书、旅游、流通、教育等领域。因此演变出来了各式各样的长尾，例如适合小型网站营销推广的内容长尾，网络供应商重视的网络渠道长尾，很多大型实体公司为满足不同消费者创建的品牌长尾等。本文主要从“区域”和“产品”两个维度对家电网购进行分析。在区域的视角下，分析了当前家电网购消费群体的主要分布情况，介绍了家电网购的长尾地区人口的分布情况、消费者购买行为、网购进入这些地区的困难等情况，对区域长尾的潜力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产品的视角下，本分做出了自有品牌是最好的利基产品的判断，并证明了自有品牌有利基产品的特性，并举例说明了自有品牌可能出现长尾趋势，最后对自有品牌商品的优点和可能出现的难点进行了阐述。

二、从“区域”和“产品”两个维度对国内家电网购市场分析

（一）从“区域”视角下分析家电网购市场

1．区域网购呈现出长尾分布的特征。由图2可知，我国网购消费者分布十分不均匀，网购消费者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其次是沿海的一线城市。而网购消费排名前六名的区域（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占据市场份额的52％，可以发现我国网购消费以呈现明显的长尾分布特征。图2资料来源：2010年1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调研获得。

2．网购长尾区域存在利基市场。由上图可知家电网购消费的头部地区主要广州、江苏、北京、上海这四个一线城市及浙江和山东两个省，而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网购的长尾地区。这些区域主要包括我国的部分一线城市以及全部的二、三、四线城市，占据了我国家电消费80％以上的市场，而无疑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群体是长尾区域家电消费的主体。由于消费能力有限，这些区域的家电零售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存在着产品种类不全、价格偏高和服务不全等问题，这些地区的消费者渴望一线城市的消费环境，有时可能会到大城市购买大型家电，于一线城市相比，这里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二、三，甚至四线的城市有着很大的消费潜力潜力，相对于接近饱和的一线地区，长尾利基市场更有投资价值。

3．网购区域长尾存在的优点和困难。通过长尾市场的两个必要条件判断，网购消费群体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长尾分布的特征，并且存在着潜在的利基市场，所以可以认为存在着以区域为基础的长尾市场。长尾理论揭示了尾部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把家电连锁网店的目标市场定位在网购消费分布的长尾区域。这样定位优点如下：网购区域长尾大部分是二、三、四线城市，这些区域的家电消费主要被各个区域家电零售企业瓜分，家电连锁企业在这些区域市场份额较小，2007年全国家电零售市场规模大约为4000亿元人民币，而全国家电连锁企业占据20％的市场份额，也就意味着80％的市场还在区域家电零售企业的手中。因此，定位在网购消费的长尾地区发展潜力巨大，不但会减小对家电连锁实体店的冲击而且可能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这样的市场定位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困难，麦卡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与一线城市相比，中国二、三、四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还不成熟，因此培育消费者市场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产品”视角下分析国内家电零售市场

1．自有品牌商品符合利基产品的特征。安德森认为利基产品都应远多于热门商品，且随着生产技术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普及。本文认为利基产品可以归纳为三个特征：能满足利基市场的需求、品类极为丰富、价格低廉。自有品牌是最好的利基产品。首先，与制造商相比，家电零售企业更接近消费者，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心里和需求特点变化等，因此家电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能更容易的满足各个利基市场的需求。其次，自有品牌产品由于能满足不同利基市场的需求品类丰富程度未来一定会大大超过传统家电制造商。目前，在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大卖场当中，50％的产品都是零售商的自有品牌，而在英国这个比例占到了60％以上。最后，家电连锁商可以通过与生产能力过剩的制造商进行合作来生产自有品牌商品，有时只需向定制商支付加工费即可，商品开发成本较低，另外家电零售商的购物现场本事就是很好的宣传载体，可以节省促销费用，因此自有商品的价格低廉。

2.自有品牌有长尾效应的发展趋势。根据PLMA在2007年的调查，在美国51％的人经常消费自有品牌，而5年前只有36％。而且受访者有1/3表示与前一年相比更愿意购买自由品牌商品，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零售业需求曲线正在逐渐扁平化，热门商品流行度相对降低，而非主流的自有品牌流行度逐渐提高，已经出现了长尾效应的趋势。而我国家电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还处于初始期，未来发展中的长尾效应不可忽视，潜力巨大。

3．以自有品牌为利基产品的优点和困难。从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自有品牌已经具备作为利基产品的条件，为了更好的抓住利基市场，本文把产品定位为网店的自有品牌商品优点明显，它可以避免因产品的同质化导致的残酷价格战，而且可以通过自有品牌满足各个利基市场消费者需求，可能增加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形成家电连锁新的利润增长点。但是以自有品牌为利基产品对家电连锁网店有一定的挑战，如何了解不同利基市场的需求，并尽快生产出消费者需要并且能接受的自有品牌目前困扰着很多零售商。

三、基于家电网购市场长尾特征环境下的市场定位

1．基于市场特征的竞争策略定位。当前网上家电商城竞争激烈，与家电连锁网店相比，网上商城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不仅有着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同时其产品的价格也很具有竞争力。如果家电连锁网店比新兴网上商城“硬拼”，不但前期成本投入巨大，回报微薄，而且会对本身的实体店产生影响。基于长尾市场的特征，把家电连锁网店的竞争策略定位为：市场补缺者的位置。在“区域”分析中发现国内家电网购市场在整个家电零售总量的比重不到20％，网购消费的长尾区域才是真正有潜力的市场。因此，把家电连锁网店定位为市场的不缺者，不仅能降低网店对自身实体的影响，而且可能会达到扩大企业市场份额的作用，同时也避免了与网上商城直接竞争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

2．基于市场特征的产品定位。文章提出了以自有品牌商品为主的产品定位，对家电连锁企业意义重大。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家电网购产品品类长尾趋势必然会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未来家电市场自有品牌商品的市场份额可能接近或超过50％，而一些发达国家的零售市场已经出现了长尾效应的趋势，发展自有品牌对未来家电零售的意义重大，而家电连锁企业新兴的网上商城不同，有大量的实体店更容易了解不同利基市场消费者，并且与国内制造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家电连锁企业网店发展自由品牌有着先天的优势。本文建议：一方面家电连锁企业应该加强与长尾地区消费者的直接沟通，能及时的了解不同利基市场的消费者的动态和偏好。另一方面提升家电连锁企业自有品牌的研发能力，生产出大量满足不同利基市场的自有品牌商品，扩大网店的品类数量。

3．基于市场特征的消费者定位。在网购消费“区域”分析中，本文发现网购消费的“区域”长尾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并且降低了网店给企业自身带来的冲击。所以，本文的消费者定位为：网购消费分布的长尾地区，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二、三、四县城市。

商品市场论文例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进行了。，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体系，高积累下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商品市场论文例10

一、前言

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是体育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育产业中商业价值较大的部分，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商业性赛事已成为竞赛市场的一个重要内容。商业性赛事的兴起，给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在活跃国内竞赛市场、加强竞赛与国际惯例接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解决竞赛资金不足、满足人们欣赏高水平比赛的需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商业性赛事还处在一个兴起发展阶段，实践上我们的经营管理水平还不高，理论上的研究则更为不足，理论的滞后势必影响实践的发展，因此，要提高我国商业性赛事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必要对其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对商业性赛事经营管理的研究也在丰富体育经营管理学科理论、丰富课堂教学、指导社会体育管理专业方向学生进行教学实践，并为进一步进行体育经营管理理论研究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图书馆、网络、体育行政机关等信息渠道，查阅有关商业性赛事的论文、期刊、政策法规文件以及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市场经济理论、相关体育法律、法规及管理学等方面的资料，为论证课题提供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2、实地考察法。根据研究进度按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提供的2003-2005年度商业性赛事信息，选择有代表性的赛事活动，进行了调研。

3、专家访谈法。对有关政府部门行政决策人员、比赛的经营管理者及专家学者进行了走访、座谈听取意见。

三、结果与分析

1、商业性赛事概念界定

商业性赛事即赛事举办者以赢利为目的，同时满足社会体育竞技观赏需求而举办的比赛。如各种职业联赛、各种商业比赛、大奖赛、巡回赛等。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职业体育比赛首开先河，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市场及市场化的管理运作方式。

2、商业性赛事产品的价值及分类

（1）商业性赛事产品的价值。商业性赛事也是竞赛表演，是以竞技运动为手段，以比赛为形式，以提高竞技成绩、培养选拔人才或者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可以满足社会体育文化需求，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商业性赛事与其他产品一样，也有价值，从生产的角度看，商业性赛事就是组织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运动员及教练员在台前幕后洒下无数汗水，多方劳动的结晶。使用价值是产品的核心，赛事产品的使用价值首先体现在他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上，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使观众得到娱乐、刺激和文化享受。其次，商业性赛事还能对社会组织和企业起到宣传作用，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其他活动所无法具备的特殊价值。正是赛事产品独有的使用价值，不但为商业性赛事的市场运作营造了生存发展空间，还使体育组织通过对体育资源的有偿转让，实现了组织比赛和培养运动员的价值补偿。

（2）商业性赛事产品的分类。要分析商业性赛事产品的经济特性，必须明确商业性赛事向社会提供了什么样的产品。在现阶段，商业性赛事所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指无形资产形态的产品组合，这种组合可以分为核心产品和衍生产品。①核心产品。就是运动竞赛和竞技表演的服务过程，是通过运动员的赛场表现、运动员、运动会的名气、运动比赛的结果、运动竞赛的赛场氛围等表现出来的。

②衍生产品。是指在商业性赛事生产过程中，依托核心产品再生的新产品，也就是利用核心产品的特点、价值和意义等满足市场需求，将这些特性商业化，从而派生的一种无形产品。如商业性赛事的冠名权、冠杯权；会徽、吉祥物等标志特许使用权；电视转播权；场地广告牌使用许可权等。核心产品可以独立存在，而衍生产品必须依附于核心产品，离开了核心产品，衍生产品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也没有被提供的可能。 转贴于

3、商业性赛事活动市场化的本质及基本特征

（1）商业性赛事活动市场化的本质。从市场经济角度讲，商业性赛事的市场化是一个商品交换的过程。运动会组织者是商品生产者，通过组织运动员进行高水平竞技体育表演为公众提供一种具有特殊观赏价值的服务产品。同时，商业性赛事的筹备和举办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必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因此，商业性赛事拥有了巨大的无形资产，具有极高的商业媒介价值。实现商业性赛事的商业媒介价值的主要渠道包括：门票；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征收赛场内外各种形式的广告费；征收赛场界定区域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租让费和由于赛事而增加利润的专利费；出售比赛冠名权；比赛指定器材、用品的特许费；各种保险的利润分成；发行体育；发行具有捐资面值的纪念邮票和纪念币；征收印有运动会名称、会徽、吉祥物、标志商品的专利费；接受财团、企业、个人的捐赠与赞助等等。

因此，所谓商业性赛事的市场化，其本质就是赛事组织者通过采用各种手段，对赛事的各种服务产品和无形资产进行营销活动，使商业性赛事的观赏价值、商业媒介价值等通过市场实现其商品价值的过程。

（2）商业性赛事市场化的基本特征。①以商业性赛事的观赏价值为基础，以赛事的市场价值为判断标准。商业性赛事的观赏价值与市场价值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商业性赛事的观赏价值是基础，它决定了商业性赛事的市场价值能否实现和实现程度的高低。同时商业性赛事的市场化也会促使商业性赛事的组织者尽可能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换言之，商业性赛事的观赏价值如何是由市场决定的，是不以商业性赛事的组织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②商业性赛事具有过程不可复制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使得每一场商业性赛事都是一个独特的“产品”，使人“常看常新”，即每一次比赛都是一个全新的“生产”过程，“生产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开发利用其商业价值，以期收回成本并赢利。

③商业性赛事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商业性赛事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即时性特点，商业性赛事的无形资产如赛事冠名权、广告权、电视转播权、各类标志的特许使用权等一般也都有特定的时限。这就要求商业性赛事的经营开发者必须及早对商业性赛事的开发进行策划和准备，最大限度地挖掘商业性赛事的商业价值。

④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商业性赛事的主要产品是服务产品和无形资产，其价格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赛事组织者必须对商业性赛事自身的商业价值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实现商业性赛事商业价值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 杜利军.国外体育产业的发展［J］.国外体育动态，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