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1

2007年，因三家中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相继成立私人银行部，开展私人银行业务，而被银行业称为中国“私人银行元年”。今年，国内的主要商业银行，如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也陆续开展了这一业务。可见，私人银行业务将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竞争的又一个重点。与业界的趋之若鹜相比，目前国内并没有针对私人银行业务出台专门的监管法规。那么，私人银行业务这一金融创新有哪些特点，其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出现这些风险的原因是什么，现有的针对理财业务的监管制度是否适用于私人银行业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完善我国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促进业务的稳健发展。

一、私人银行业务的特点

私人银行(privatebanking)的发展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它通过客户经理向拥有高额净资产的私人客户及其家庭提供以财富管理为核心的、高质量、专业化金融及相关服务获取收入。私人银行业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客户的特殊性。其目标客户群不是一般大众客户，而是高额净资产客户(HNWIs)；二是服务多元化、个性化。私人银行提供了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三是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易导致利益冲突。由于银行无法完全掌握客户的准确信息和客户无法了解私人银行业务的相关信息，存在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产生；四是服务期限长、私密性高；五是账户复杂、交易金额巨大。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业务不是同一个范畴，私人银行业务更为广泛，包括投资、融资、保险、咨询顾问等多项业务在内，跨多部门、多业务领域；而理财是纵向的，理财服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内容，所以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规范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81-05

一、引言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银行监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资本充足率成为各国银行监管的核心指标和国际标准；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将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由制度建设推向了逐步实施阶段。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了各界对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的反思，并导致《巴塞尔协议Ⅲ》的迅速出台。我国也提出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等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措施。杨柳等[1]提出，高的资本充足率一方面为银行的实力和支付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经营成本。过高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往往会使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效率降低，失去发展活力以及核心竞争力降低等。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何影响？有多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对增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绩效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局对资本充足率实施更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我国的银行业面临着危机与挑战，我国银行应及时调整经营模式，走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陆晶晶[2]提出中间业务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因其不占用银行资产、不受存贷利率影响、风险小、服务形式多等优势，成为银行收益新的增长点和银行未来重点发展业务。目前，我国各个银行逐渐意识到非利息收入的重要性，纷纷积极开拓非利息收入市场。李浩然和马晓娇[3]通过比较发现，一部分学者认为发展非利息收入有利于稳定银行收入，降低银行风险，而有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发展非利息收入是否能够达到风险分散效应，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模式调整过程中需要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综上所述，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于银行的绩效都有一定的影响，分析研究这两个因素，可以为我国银行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加快调整银行的业务方向，从而有益于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分别从资本监管或者非利息收入某个单一的角度来分析其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资本监管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吴玮[4]研究发现在实施资本监管后，银行对贷款加强监管，使不良贷款率降低。另外，资本监管还有利于银行业务的转型，银行会减缓扩张贷款业务，这使得银行利润主要来源大大缩水，因此银行不得不重视中间业务的发展，特别是非利息收入。王文佳[5]认为近几年我国银行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在监管压力下，资本监管对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没有形成有效约束，但对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有较好的监管效果。许友传[6]在对57家银行有关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监管压力对我国银行业资本调整和风险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尽管监管压力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明显的影响，但对核心资本率变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蒋莉[7]认为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占非利息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对我国16家银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和银行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手续费佣金收入相关性比较显著，其他非利息收入跟银行绩效的相关性不显著。娄迎春[8]通过实证分析法对银行绩效与非利息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阶段银行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认为主要是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收入中占比小，非利息收入每笔业务平均承担的费用过高所致。王珊珊[9]通过考察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段玉琴[10]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非利息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增加银行的收益，但对国有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如股份制银行明显；另外非利息收入能够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稳定银行收入。尹超[11]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得出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会对其经营绩效产生正影响。通过发展非利息业务提高银行的资本收益率是一个合理的途径。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很少考虑外部因素即资本监管和内部因素即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综合影响。另外，在考虑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时，主要集中研究盈利水平或者风险水平的某一方面，而较少从盈利和风险综合平衡的角度去考察银行的绩效。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各商业银行年报。选取了其中10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2007―2014年度的数据，涵盖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两大主要的商业银行类型。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样本银行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绩效的综合影响，而不是不同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所以本文考虑采用变截距模型，如公式1。

（三）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整体业务收入比例作为衡量银行非利息收益的指标（NIR），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资本监管的核心指标，而采用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同时，选取银行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解释如表1。

其中，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作为衡量银行绩效的指标，综合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同时，参考窦尔翔等[12]的计算RAROC的方法，即假设ROC等于ROE，分别取各银行的移动标准差（3期移动平均）作为计算RAROC的分母，以权益收益率（ROE）作为分子，从而计算出各银行在2008―2013年度各年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的值。本文构建了以下指标，以反映经过风险调整的银行盈利能力，见公式2。

RAROCi，t=ROEi，t/σROEi，t （2）

其中，σROEi，t表示银行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权益收益率的移动标准差，RAROCi，t表示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表5是样本银行CAR、NIR、ROE和RAROC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从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状况较好，样本银行中的资本充足率（CAR）都达到了巴塞尔协议中最低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平均值达到11.84%。

2.我国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银行业收入的比例（NIR）相对不高。样本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均值为17.2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均值来看，国有银行中的中国银行的占比最大，比值为31.58%，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从中央银行分得了国际结算业务这一有竞争力的非利息业务的缘由。非国有控股银行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最大的是招商银行，达到19.90%，浦发银行占比最小，为9.62%。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非利息收入占比差距较大，非利息业务发展不平衡。

3.样本银行经过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平均为12.90%，银行权益收益率（ROE）相对较低。权益收益率是上市银行重要的盈利性指标，样本银行ROE均值仅为18.62%，上市银行整体绩效水平偏低。RO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在非国有控股银行，浦发银行的ROE值最大，为30.03%，华夏银行的ROE值最小，为11.20%，说明非国有控股银行之间绩效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分析可知，按RAROC和ROE均值排名在前五的上市商业银存在差异。按RAROC排名，排在第一名的是兴业银行，达到22.49%；而按ROE排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招商银行，ROE值为21.94%；都排名在前五名的只有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这说明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银行绩效指标跟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纯绩收益效指标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也说明了考虑风险的必要性。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计算ROE时的净利润没有像计算RAROC时的经济资本那样考虑是否真实反映了银行当中存在的不同风险。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于考虑风险的RAROC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解释变量，银行规模即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的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利用EViews 5.1软件对前文公式（1）的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中可以看出该回归结果通过了F检验的显著性检验。CAR的系数通过T检验，并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充足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直观反映出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但是同时影响的程度比较小，从上面的结果中可以看出，CAR系数为正，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资本充足率的提升，提高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以上回归结果说明，随着新巴塞尔协议对CAR要求的提高，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强，银行对贷款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为信贷业务提供了正向的激励：资本监管制度实施之后，资本成为了上市商业银行的稀缺资源，银行不敢轻易放贷，从而不仅减少了不良贷款业务降低不良贷款成本，也提高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资本监管对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回归结果中，非利息收入占比与银行的收益系数为正，即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提升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增加了收益。但是，由于T检验的不显著，说明非利息收入占比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该结果与蒋莉[7]的研究结论一致。当前银行界的非利息收入波动性比较大，我国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内部构成因素还不够完善以及非利息收入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受非利息业务成本因素的影响。以上原因可能致使其与银行绩效关系不显著。

从表6中还可以发现，所选择的控制变量能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资产总额自然对数（Y1）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是显著的，说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显著的受到资产规模影响。Y1的系数为正，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跟银行的资本规模呈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Y2）的系数也为正，对银行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但T检验不显著；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自然对数（Y3）系数为负，但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不显著。

（二）基于不考虑风险的RO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采用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公式（1）中的RAROC，探讨CAR、NIR等变量对其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中，回归的结果表明该模型调整的拟合优度只有0.124452，相比前面用RAROC的评估方法，调整的拟合优度达到0.323832，拟合优度相对较低，模型比较不理想。同时，回归结果表明，没有通过F检验，CAR、NIR、Y3对ROE的解释并不显著，没通过t检验的显著性检验，用ROE的模型没有比RAROC的模型好，也表明了RAROC相比ROE是一个更好的绩效指标。

值得关注的一点，在此次模型检验中，资本充足率（CAR）的系数为负数，也就是说资本充足率（CAR）跟权益收益率（ROE）负相关，ROE的提高，并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和利润。相反的，在上面的模型中，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提高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RAROC），提高银行绩效。这主要是由于在计算ROE时只反映了绩效当中的收益因素，没考虑风险因素。相反，RAROC考虑了风险因素，解决了ROE指标存在的单一问题，这表明运用RAROC绩效评价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风险，通过风险调整测算的RAROC指标更能准确说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情况，增强了其绩效评估的有效性。

五、结论

本文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角度，综合考虑资本监管和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RAROC综合反映绩效中的收益和风险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调整后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与纯收益指标ROE不相关。随着资本监管制度的实施，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不仅使得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有所下降，还降低了银行信贷业务的扩张速度，使银行主要营业收入――利息收入缩水，但同时也促使银行从粗犷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降低了经营风险。因此，我国监管部门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

另外，模型中非利息收入与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关系。从参考的文献中，可以发现蒋莉[7]和娄迎春[8]也得出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绩效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结论。但是当他们考虑细分不同类型非利息收入时，却可以发现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份额对银行的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业务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其发展还未能够构成规模经济，不能为商业银行绩效带来显著效应，提高银行绩效。商业银行管理层应加强对非利息业务的拓展，加强银行自身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 杨柳，潘焕学，胡彦君，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联性研究[J].金融经济（理论版），2014（16）：74-79.

[2] 陆晶晶.多目标行业贷款组合优化模型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 李浩然，马晓娇. 非利息收入与银行经营绩效的研究综述[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10）：104-106.

[4] 吴玮. 资本监管与银行贷款影响机制及原因分析[J].上海金融，2011（5）：60-64.

[5] 王文佳. 资本监管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调整与资产风险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6] 许友传.资本约束下的银行资本调整与风险行为[J].经济评论，2011（1）：79-86.

[7] 蒋莉. 非利息收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D].江苏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8] 娄迎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J].经济师，2008（4）：240-241.

[9] 王珊珊.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与绩效关系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3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国际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业银行维系的传统存贷利差盈利的模式已被冲破，其金融业务系统中的表外业务得到了飞速发展。西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占银行总收入的比重增加较快，表外业务已与资产、负债业务并列成为商业银行的第三大支柱。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尚处起步阶段,由于表外业务的特殊性，加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还不够完善与健全，监管手段缺少刚性要求显得比较乏力，因此，容易出现不公平竞争和诸多风险。因此，加强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商业银行发展表外业务的必要性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所给出的标准，银行表外业务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表外业务是指虽然未列入银行资产负债表，但仍然与表内所标明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并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有可能转化为表内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的金融经营活动，也被称为或有资产业务、或有负债业务。广义的表外业务既包括狭义的表外业务，又包括资金结算、信托、业务咨询等低风险的相关经营活动。所以广义概念的表外业务一般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反映，但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所有的业务。

随着国内信息技术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金融管理政策的变化，银行业对自身业务范国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将重点金融业务放在表外业务上，由此带来银行的盈利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在营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银行资金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法码。国际上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更高，一般占到银行50%以上的收入。实际上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表外业务经营的数量值的大小，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优化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结构、拓宽资金业务领域；有利于创新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点，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利于增加银行资产流动性与可控性，有效地降低或避免商业银行投资；有利于扩展客户数量，提升商业银行的金融市场竞争能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现状

商业银行传统存贷款利差的逐步减少的趋势，使得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等现代高新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的扩大，给予商业银行在结算工具、结算程序、结算方式和结算速度方面得到跨越式的提升。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有了新的提高。然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障碍，如：商业银行创新表外业务产品的设计能力偏低。相当一部分表外业务的支付结算方式、银行卡发行或类业务基本上是应用传统的运行手段。相反，当前国际上许多跨国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迅速以智能与科技相结合，开拓投融资咨询管理、基金托管、金融衍生工具类业务。这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应用与发展有待提高。国内商业银行所开设的表外业务未能成为银行资金收入的重要资源。显露为表外业务所占的资金份额相对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左10%-20%之间，与国际银行表外业务达到50%以上的水平相距甚远。国内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呈不均衡态势。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国内不同银行、不同地区银行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见表1）。

数据来源：由我国四大商业银行2006-2010年年报整理而来。

三、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1、表外业务风险监管成本问题

表外业务在给商业银行带来可观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风险系数。目前我国信贷规模与领域实行严格控制，由此部分金融机构纷纷利用大幅开发理财产品提高资金收益，促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迅速呈现分极化的发展趋势，尤其在票据融资业务项目中表现突出。商业银行在表内贷款总体受到限制的状况下，加大表外银票资产的拓展力度是商业银行采取的普遍做法，得到的是存款规模大幅扩大。由于对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要求相对较弱，导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是为了减少或规避监管成本而存在。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成本问题是普遍关注的热点，如果一味地强调减低表外业务风险监管成本，将会给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监管、发展和创新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2、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立法问题

目前，我国对金融业安全问题高度重视，一般沿袭传统行政管理的方式，现行商业银行相关法规与制度较为完善，如存贷业务、支付结算类业务方面，以2001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为主，相关金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可涉及。然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规范性文件体系中，独立地、专门地针对银行表外业务的法律与法规较少，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原则上规定，侧重于某一管理方向的宏观要求，而在银行表外业务实践中监管的可操作性不强，没有统一的、完善的规范化监管标准，这样客观上无法对表外业务的实施有效的指导和规范。

3、表外业务立法与国际接轨问题

我国现行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立法主要是针对国内金融业发展现状下制定的，对解决我国国内金融监管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从2007年起，新会计准则由上市银行开始执行，对其他商业银行的要求也较高。国内颁发的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和国际会计准则相似，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加以借鉴。但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立法与国际接轨存在较大差异，由于在监管内容与方式上，监管手段与工具上，不能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因此，国内商业银行拓展国际表外业务时，许多国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交往时，往往存在一定的不适应与障碍，无法融入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大环境。

四、加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监管的建议

1、规范市场准入标准

由于表外业务的类别较多，复杂性较高，所以在对其设定市场准入时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建立不同的标准。对于无风险的业务，如、咨询、支付结算等业务不应设置复杂的附加条件，只需要加以备案登记就可以允许其进入市场。另对风险较高、操作程序较为复杂的资金融通、担保承兑等业务，可以设立不同的风险评判等级，再向相关机构进行申请，得到审批之后进入市场。对于衍生产品这类形式复杂风险隐藏性较强的业务，可以严格按照《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设立准入程序，由高级别的监管机构进行审批，保证准入门槛能有效地对银行表外业务风险进行控制。

2、强化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为了缩小与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必须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管制。首先，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应当包括操作风险，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机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事实上都隐藏于操作环节而有可能导致银行承担大量的风险并遭受损失。所以操作风险理所应当地该纳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范围之内。《新巴塞尔协议》初步确定操作风险的单独资本要求是20%，笔者认为这一比例有些偏高，超出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因此我国在操作比例的具体比例上可以适当放宽。其次，适当借鉴他国做法，分类管理不同的表外业务。由于表外业务的种类和范围均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其监管也必须加以区别，以不同的标准和机制去制约表外业务可能产生的风险。

3、改善表外业务信息披露

《商业银行法》第61条和62条中规定商业银行应定期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以及其他财务报表的资料。这是规范商业银行向监管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不是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巴塞尔资本协议写入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每年对财务变动等重大事件至少披露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提高银行操作的透明度，遏制腐败和集团犯罪的发生。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和时间等方面对表外业务信息披露加以规范。除了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强制信息披露以外，商业银行对表外业务也应自愿进行信息披露。这样做增强了表外业务的透明度，更易于监督和风险防范；同时信息批露可以帮助企业树立形象，有利于社会对其综合经营实力的客观评价，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只有银行定期资本水平和风险状况方面的准确信息，市场参与者才能准确判断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4、开展银行内部风险评级

根据巴塞尔银行委员会的要求，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为了使商业银行具有更高的自主性，以前的直接监管都逐渐演化为间接监管，但是为了达到监管的目标，银行在权限得到自主的前提下必须建立自身内部风险评级，主动的预防和控制表外业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银行内部风险评级可通过自评互评聘请金融专家实施评估。

5、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结合

为了提高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应当完善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程序，增加监管的频率和实效。还要以事前监控为主要监管模式，而非现在的事后监管模式，只有平时对资本充足率进行适时持续的监管才能有效地对风险进行遏制，所以为了保证控制风险，资本充足率监管应当包含以上所说内容，才能真正起到监管支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焕志.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风险及法律规制.大连海事大学，硕士论文，20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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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园.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及风险管理[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3

[4]张丽华.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及管理[J].金融与保险，2004,11

[5]张怡.论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监管法律制度及其完善.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8:17-26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4

Abstract：Since th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is deepening,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develop quickly.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operations in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improvement of supervision in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eign exchange operation.

Key Words：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oreign exchange，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2-0034-03

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存款类机构（如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证券类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保险类机构以及其他类机构（如金融租赁公司等）。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方式灵活、业务种类繁多、服务范围广泛，在外汇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时间普遍较短，相关法制建设滞后，行业自律管理尚不健全，隐藏的外汇风险不容忽视。因此，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监管十分必要。

一、 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现状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经营范畴

根据《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外汇信托存款、外汇信托放款等16种外汇业务。保险公司外汇业务主要包括外汇保险业务和自身外汇收支业务。证券公司外汇业务包括外币有价证券的经纪业务、外币资产管理业务、外汇同业拆借业务等，其中，绝大多数证券公司以外币有价证券的经纪业务（即B股经纪业务）为主。自1992年B股市场建立后，境内外投资者通过境内证券公司，以美元（上海）和港元（深圳）计价交易境内公司股票。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可以开展即期结售汇业务。

（二）现行的外汇监管法规和监管现状

目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法规依据主要有2008年修订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1993年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以及补充规定、《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2003年）、《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办法》等。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我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的职责，分别由外管局、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行使。总体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主要包括相关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管理、开展外汇业务所涉及到的账户及汇兑管理等方面。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业综合经营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带来了挑战

始于1994年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有效抑制了国内转轨时期不成熟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中的内在风险，但从长期看，金融体系发展遵循市场化规律，因而具有综合经营的趋势。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银、证、保在相关业务领域的融合都有了较大进展。

在综合经营的条件下，仍是分业监管模式，市场准入、合规性监管、风险性监管的职责被割裂行使，形成了多头监管和监管空白并存的局面，降低了监管效率。目前，外汇局要求中资金融机构报送外汇资产负债表，即包括证券、保险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均应及时、准确、完整报送。此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要求向外汇局报送客户的外汇收支及账户变动情况，但是，向外管部门报送的报表资料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统计数据和外汇账户备案情况。由于经营风险和外汇收支风险不能截然分离，靠这些业务信息进行日常监管，很难了解到外汇业务的经营状况，更谈不上达到防控风险、维护稳定的金融监管目标。

（二）现行监管体制约束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正常发展

一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国际收支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外汇管理政策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很多政策制定的背景是当时外汇资源稀缺，目的是防止逃汇、套汇。这些政策，一方面对外汇资金运用限制过严，滞后于新业务、新产品的市场需要，难以跟上外汇金融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难以识别、防范异常资金跨境流动，不能完全满足监测、预警的需要。

二是法律法规缺失且相关条款界定不明确，无法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只有保险行业在2002年了《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3年了《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等。而对证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迄今未专门的外汇管理规定，一般只是通过发出部门文件的形式对其业务进行管理，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管局在进行外汇业务管理时，只能将这些文件作为办理依据。比如：在为证券公司办理外汇业务准入时，所依据的是：《关于下发和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

（三）外汇监管部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投入较少

由于监管能力受到相应的资源约束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相对较少，外汇监管部门习惯于将监管力量更多地投入在银行类金融机构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顾及。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不到位，导致监管部门不能识别和判断其外汇业务经营中的风险，也不能分析其业务的各项经营指标，从而无法全方位监测跨境资金的流动并实施预警。

三、构建高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体系

从微观经济学“效用理论”的一般原理出发，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两个目标是金融稳定（S）和金融效率（E）。在其他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为了取得相同程度的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所需支付的成本是一定的，即两目标的相对价格不变，所以金融监管的效用函数为U=U（s， e）①。同时，由于一国的金融监管能力受到相应的资源约束，因而这些资源约束将在经济模型上反映为监管预算线。这里，我们使用简单的效用模型假设，假定金融监管的预算约束线符合一般商品预算线的性质，即B＝PsS+PeE。显而易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金融监管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在两个基本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金融监管的最优化（见图1）。

依据上述基本模型，经过静态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发展的原则应是在监管水平约束下的适度推进；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就是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监管的最优化。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银、证、保分业监管框架形成时间不久，短期内将各监管职能再统一到一个机构下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监管模式，采取功能型与机构型监管相结合，建立外汇局牵头的类伞形监管框架比较切合实际（见图2）。

（一）全面梳理相关法规，加强法制建设

一是根据现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实际发展状况和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修订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制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原则框架。二是对已出台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全面清理整合，细化操作措施，明确违规罚则。三是广泛征集法律层面、银行业金融机构层面、非银行金融机构层面以及相关监管层等多方人士的意见，针对不同类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运作特点，制定专门的监管法规制度。尤其应加快出台证券、信托公司等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加强对其外汇收支的合规性监管。四是在上述外汇业务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应明确相关行业监管方与外汇局的职责划分，同时也应明确外汇局各分支局的监管内容和重点，以利于其对同级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二）构建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体系

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内容，应全面反映其外汇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情况，主要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资本金数额、代客业务种类和规模、自有外汇资金投资种类和规模、购汇支付规模及用途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定期将上述信息数据以报表的形式报送所在地外汇局，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账户收支纳入“国家外汇管理账户系统”进行管理。监管人员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报送的监管报表和业务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分析，通过建立预警指标，排查异常交易主体和行为。尽快出台非现场监管操作规程，重点对风险状况进行持续监控和动态分析，及时预警，并相机采取监管措施。注重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现场监管充分利用非现场监管的数据资源，同时，通过现场监管，对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监测，进而分析问题的根源，对外汇形势进行研判和预警。

（三）建立健全非银行金融机构自律机制

建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督促完善内控管理，切实提高内控机制的功效，为实施有效外部监管奠定良好基础。

（四）建立外汇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由外汇局牵头召集保监、证监、银监等监管机构，研究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中涉及国际收支平衡、系统性风险等重大问题。

（五）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政策的情况进行考核

参照《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对所有开办外汇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定考核办法。考核内容包括业务合规、数据质量、内控内管和其他四个大项；考核办法应涵盖差错记录、证据保全、差错确认、考核扣分、汇总评级等方面；考核结果将影响到该机构的市场准入等方面。

注：

①沿用效用理论的一般原理，我们假定，金融监管所追求的两个主要目标（即金融稳定和金融效率）的关系符合一般商品性质，U=U（s, e）满足一般效用函数。

参考文献：

[1]白宏宇，张荔.百年来的金融监管：理论演化、实践变迁及前景展望[J].国际金融研究，2000，（1）.

[2]白钦先.20世纪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和展望[J].金融与保险，2000，（8）.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5

整个实习分为三个阶段：首月，在市分行会计部综合科和结算科，从阅读会计制度汇编和分析财务报表着手，重点了解建设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会计核算相关流程和运行模式，以及对公支付结算业务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流程；次月，在渝中支行公司部和个银部，从了解各种主要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流程出发，重点领会建行各项内控制度在具体业务流程设计中的体现和运用，尤其关注信贷业务流程和各个环节风险的控制措施；最后月余时间，分别在观音岩分理处和渝中支行营业部，通过对记帐、复核、交换、信贷、出纳、个人理财、银保、银证等柜台相关岗位业务的学习，更为直接的观察到各种业务的工作流程尤其会计核算，以及建行基层分支机构日常运营情况，更在成功转型的观音岩分理处体会到了有效的制度带来的秩序与效率。期间，还先后参加了局机关年中工作会议及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三大模块等方面的培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对银行监管工作有了初步的轮廓。

实习期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从“两房”托管到巨人雷曼轰然倒下，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迅速席卷全球。虽然得益于银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所倡导和指引的逆周期建设，使得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对次贷危机的“免疫”。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无国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亦难完全独善其身：四大行投资次贷亏损，更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运营环境骤然变差；当前，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和宏观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都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可小觑。张瑞敏的成功秘籍是“向失败学习、向成功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检查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镜子。因此，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如何失灵，以及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思考就一直贯穿在实习过程中。

虽然关于此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例如超前消费的长期积累、金融领域激励制度的扭曲、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欺诈、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等等，但是各国监管当局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在我看来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过度相信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的思维下，没有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平衡。监管机构不但没有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使得金融衍生品不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而且缺乏对创新产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的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缺乏全面严格监管的激励，因为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会提高服从成本，从而降低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将部分业务向某些监管宽松的地区转移（本人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规制、管制或者监管竞争，只不过研究是环境保护领域）。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也日益转向多元化经营，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监管理论在近些年出现了新的发展，以对抗银行与存款者之间，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信息披露制度在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正式确立。同时，监管合同理论出现，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一种存在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合同关系，这是一种隐形关系，包括银行和存款者，银行与监管者，监管者与社会三种关系，合理的合同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完善银行监管，反之，则会加重或者产生系统性风险，破坏银行监管。银行监管的经济利益问题也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有效监管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实践中，这些理论问题呈现出新的趋势。

一、世界银行业监管理论的发展

（一）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再到目标监管的转化

即从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块状监管到对不同金融机构相同业务的条状监管再到对经营结果的目标性监管。这个过程也是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的转变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银行监管真空地带，防止风险监管部门推诿责任，减少银行业潜在风险。

（二）安全性监管向有效性监管的转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各国银行监管的重点在于建立安全的金融体系，各国纷纷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构建本国的安全网，七十年代末，各国开始进行金融改革，将安全性监管转向以有效性监管为重点，兼顾安全性监管。如，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7年制定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相关规定，银行业有效性监管的前提是：监管机构设定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具有履行其责任与目标的独立性和充足的人、财、物、信息保证、法律支持等。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基础。外部监管的力量、作用、影响、监管的程度远不如银行机构的内部控制。同时，银行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也逐渐受到各国普遍重视。

（三）监管全球化的趋势

“由于全球一体化的速度加快，世界各国之间金融市场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密切。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西方金融监管理论逐渐注重金融监管的国家化，注重国与国之间在金融监管上的合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技术的更新与广泛应用，在促进金融创新，加速资本自由化，推动国际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金融危机更容易在各国之间蔓延与转嫁，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机、BCCI事件等，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要防范金融危机，仅从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入手是远远不够的，监管全球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地位的加强，会员国的增多就是最好的证明，国际间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也成为各国制定本国监管政策的重要依据与基本标准。

（四）监管市场化的趋势

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加速使得银行业综合业务不断发展，出现了跨国市场的融合，这就使得原来由一国政府对本国银行业实施的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风险，提高了监管的成本，势必从整体上加大兼容监管的难度，使得市场监管变得尤为重要。实践证明，市场监管正在帮助并部分替代政府监管，监管市场化成为世界监管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许多国家便纷纷取消政府的严格监管制度，越来越重视发挥市场力量，例如，美、日、韩等国相继进行了包括利率自由化、放宽业务范围限制等在内的放松管制的改革，以增强市场在实现监管目标中的作用。但是，这并非是完全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思路下，平衡市场与政府的监管作用，银行监管不是替代市场监管，而是强化市场机制的宏观手段，同时，市场监管也不是取代政府监管，而是市场监管的微观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即实现政府监管制度的优化，又加强市场的导向性，最终提高监管效率，降低金融风险，实现监管的有效性。

（五）监管体制统一化趋势

这也是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化向部分混业化及完全混业化转变的趋势，但是这并非是否认分业模式，在一些国家里，分业的监管模式依然存在并适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英国的大卫T·卢埃林教授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3种形式，并且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指定专业监管机构即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在数目上呈现出减少趋势，各国金融监管的组织机构正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又一次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监管体制统一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六）注重风险性监管

风险性监管是相对于合规性监管而言的，从监管内容看，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正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补偿与处罚的监管方式，是指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风险性监管则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是指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集中、流动性、内部控制等所实施的监管，是一种持续性银行监管。“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二、我国银行监管体制的转变

“银行业监管体制，是指国家对银行业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宏观调控手段、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各国确立了各自不同的银行业监管体制。”金融监管结构的变迁是个急剧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国银行战略研究部副总经理宗良在2010年2月27日举行的“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优化设计研究”会议上指出，我国在危机中的损失最小，不代表监管水平最高；被我国长期以来效法的英、美等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值得反思，西班牙、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金融危机是层级递进的，银行监管要努力跟上金融产品的发展。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的监管体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银行监管制度和结构领域有很多问题尚无透彻的理论研究，比如说，监管制度的事前评价体系；政府监管和市场自律的关系；监管的边界问题；多头监管、过度监管、监管真空、监管合作以及监管制度优化问题；对银行监管机构的再监管问题；银行监管的适用性；银行监管的测度问题；监管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关系；金融创新的监管问题等。因此，专家学者对于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提出了诸多质疑，同时，针对目前整体的金融监管体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学派，要求通过对金融监管体制的修改，促使银行监管体制的转变。这些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监管制度，忽略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别，即典型的单一监管模式，该模式是不同的金融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均由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单一监管在监管目标和手段上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可以大大降低成本投入，有利于取得规模效益，防止监管真空和交叉监管现象，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使监管机构更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责。但是，单一监管模式下，金融机构缺乏竞争，不能体现不同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之间的差别。监管机构难以形成集中明确的监管目标和采取正确合理的监管方法，且易导致，这也是我国取消单一监管模式的原因。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7

实习期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从“两房”托管到巨人雷曼轰然倒下，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迅速席卷全球。虽然得益于银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所倡导和指引的逆周期建设，使得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对次贷危机的“免疫”。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无国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亦难完全独善其身：四大行投资次贷亏损，更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运营环境骤然变差；当前，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和宏观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都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可小觑。张瑞敏的成功秘籍是“向失败学习、向成功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检查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镜子。因此，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如何失灵，以及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思考就一直贯穿在实习过程中。

虽然关于此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例如超前消费的长期积累、金融领域激励制度的扭曲、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欺诈、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等等，但是各国监管当局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在我看来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过度相信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的思维下，没有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平衡。监管机构不但没有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使得金融衍生品不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而且缺乏对创新产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的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缺乏全面严格监管的激励，因为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会提高服从成本，从而降低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将部分业务向某些监管宽松的地区转移（本人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规制、管制或者监管竞争，只不过研究是环境保护领域）。

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九成以上，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通过实习期间对国际上银行监管理论的新发展，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国外银行监管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历史现状的学习，结合对建行内控制度，尤其是相关高风险业务的工作流程以及主要风险环节措施的了解；我意识到，当前银行监管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予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新的银行监管理念和技术的运用，虽然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重市场准入管理到重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到以风险监管为中心，重外部监管到强调银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理念要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尚需完善非现场监管技术、风险识别技术以及信用衍生品监管技术上。其次，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当前人行和银监在监管主体职责上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而随着金融控股公司，银保、银证以及外资银行进入，混业经营已经出现并必将成为金融业发展趋势，传统金融子市场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因此，跨部门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更好和更紧密地监管协调和合作势在必行。其三，提高信息供给质量。信息是决定监管有效性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目前存在信息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披露不统一（如会计制度的差异，是否上市），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信息质量不高将直接影响直接监管，以及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和大众传媒等非正式渠道监管的有效性。第四，矫枉不能过正，也不能因噎废食。当前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人们更关注的是金融安全，但不能因此弱化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的盈利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效率与稳定并重，在二者的平衡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强大自己和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机会。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稳定的长远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在自身特色的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这是一家银行的成败和是否能够长生不衰的根本。

【1】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4-0071-02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银行业的稳定与否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但是，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使世界各国的银行机构都受到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既没能及时地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措手不及，这也反映出面对国际性的金融大危机时，各国对银行业的监管仍然缺乏应对危机的经验，长期以来建立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未能跟上银行创新的步伐。

1 银行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1.1 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理论

银行是典型的负债经营，其高负债性决定了银行本身具有的极不稳定性；银行资产与负债的流动性难以灵活配合；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存款人难以准确评估个别银行的财务状况，不能将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与经营出现困难的银行区别开来，一旦存款人对银行的安全产生不信任，就会提走在银行的存款，由此形成的银行挤兑可能蔓延到经营良好的银行机构，进而造成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即个人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的行为产生。

1.2 公共利益理论

金融监管通常发生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监管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社会公众的利益是高度分散化的，这就决定了只能由国家授权的机构来履行这一职责，因此称为公共利益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失灵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监管的需求，通过监管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损失。银行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监管克服市场失灵，促进银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使公共利益达到最大化。按照公共利益学说的观点，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市场的公共物品特性、自然垄断，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及金融风险等导致金融市场失灵，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体系进行外部监管。

1.3 金融监管失灵理论

在公共利益理论盛行时期，就有人质疑监管者的“道德”和“能力”，因此，提出了管制俘获说、管制供求说和管制寻租说三种理论学说。

管制俘获说认为随着被管制的行业对立法和行政的程序逐渐熟悉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被管制行业反过来会控制和主导管制机构，从而为自己带来更高的收益。

管制供求说认为管制措施是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需求方面，管制能够提供多种收益，如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的生产，等等。在金融领域具体表现为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范围的限制、规定利率上限等。在供给方面，政府提供管制的行为也不是按照“公共利益”来提品，政府在支持某项管制时要考虑这一行为是否有助于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因此，需求管制的产业，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也必须为实现政府的特定政治目的而付出相应的代价。

管制寻租说认为由于在金融监管中同样存在着寻租现象，即以非生产方式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通过行政或法律的手段，采用阻碍市场要素在市场间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的办法来获得经济利益的行为，这也使得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受到破坏，降低了金融效率。

2 我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存在着一个逐步发展的探索过程，由于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的发展时期，金融市场化发展程度不高，银行监管体制建设仍不完善。因此，对银行业的监管工作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银行监管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现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规章，法律的效率低下，法律法规针对的对象常常过于局限在银行开展的具体业务上，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规范和限制，没有从监管质量出发，监管效率受到影响。并且，监管法律的整个体系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的地方，各监管部门往往站在自身角度制定监管规则并去推动执行，并没有考虑到整体的国民经济利益。位于法律体系第二层次的行政法规和管理规章并没有有效地起到补充《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基本法律的作用。

2.2 监管部门监管理念滞后

目前我国银行管理当局所实行的还是合规性监管，这种监管方法侧重对商业银行执行法规政策情况的监管，但是随着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形势，合规性监管不断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缺陷：合规性监管对市场反应不够灵敏、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滞后。目前金融发达的国家普遍采用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这种监管方法注重银行本身的风险控制程序和管理水平，能够及时反映银行经营状况，预测潜在的风险。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基础还比较差，财务数据的采集、加工及分析利用还不够，加之我国信息技术在监管工作中的利用还不强，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不能及时预警和处理有问题的银行，从而出现成本高与效率低的现象。

2.3 监管与当前银行经营国际化趋势不相适应

从监管法律体系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监管当局并没有做好银行跨国经营的法律监管准备。有些监管法律制度还没有办法坚持与国际通用的原则相一致，这势必会使中国银行监管与国际银行监管存在差异。与此同时，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也会使本国商业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外的商业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这种差异无疑限制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种不适应还表现在对进入我国经营的外资银行的监管上，同时，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一年只有两次非现场监管，这种监管力度对于当今日益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也是不相适应的。

3 后金融危机时代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对策

3.1 完善监管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监管现状存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不相对应的问题。立法机关应当树立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概念，避免行政法律规章的相互重叠。同时还要树立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注意把握全局，科学规划，对于已制定的文件规章，要充分重视其修订和废止工作。制定监管规章要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避免监管只局限于具体业务上。完善监管法律体系，加强有关法律和规章之间的相互协调，对不同法规存在的矛盾和模糊的规定要及时澄清修正，以免在实际操作中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对于我国银行业在监管法律制度中存在诸多的空白和缺失，要及时加以填补和修正。在国际监管合作方面，我国应当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监管合作，尤其是法律体系层面，一方面完善我国自身的监管法律制度，使其尽快并且合理的与国际市场规则对接，另一方面也要积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与重要的经济伙伴以较为稳定的法律的形式实现制度化常规化的监管合作，适应新的金融发展形势。

3.2 确立重视安全兼顾效率的监管目标

我国银行业监管目标选择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配置银行业经营安全性与效率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强调银行经营的高效率，会扩大银行经营的风险，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进而会波及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运行，强调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又可能导致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下，竞争力下降。因此，配置合理的安全与效率目标是银行业监管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银行体系和社会经济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下，保持银行业经营的收益最大化，是银行业经营风险与收益的最佳平衡点。本文认为，安全性目标与效率性目标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追求安全性不一定就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追求效率也不一定就必然不能兼顾安全目标的实现，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反向关系，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安全的经营环境有利于银行高效率的更好发展，银行经营的高效率和良好的竞争力又能保证银行体系的更加安全。为此，我国的银行业监管目标应始终以强调安全性作为首要目标，在保证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前提下，效率目标可以通过不断挖掘银行自身的经营潜力和提高监管的行政效率来重视效率目标的实现。

3.3 建立激励相容的银行监管体制

由于存在着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监管机构与银行之间存在着某种委托关系，由于人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的行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又难以观察到这种偏离，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为解决“人问题”，委托人需要做的是如何能够根据观察到的不完全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具体到银行监管的激励相容体制，就是要使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和银行的“目标函数”尽可能的保持一致，即将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融合进监管当局的监管目标之中，使银行的行为符合监管当局的要求，减少监管成本，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可以将预先承诺制引入到银行的监管之中，预先承诺制满足了激励相容的条件，银行会告诉监管者对未来损失的真实估计，因为如果银行低估了损失，就会冒着违背预先承诺制而被处罚的危险，这样做的成本很大而且会使监管者干预自身的业务；而高估损失则意味着更高的资本充足性要求，这也是银行不愿意的，这样就很好的解决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信息及利益不对称的矛盾。

参考文献：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9

 

 

一、《指引》中对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的疏漏和制度性缺陷 

 

由于当前我国 金融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银监会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出资本范围要求。银行集团其它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在其法定权限内，则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必然存在疏漏。这种分业监管特点在《指引》中表现明显：第一，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要求只是对银行业务提出的。具体表现在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在去年10月份征求意见稿中是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的，虽然在这次修订中笼统说按照资本充足率有关监管规定执行，但根据银监会权限，实质上依然是只能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第二，对银行集团中非银行金融业务资本要求的现实效果难以预料。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规定对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但对其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具体措施是通过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来解决。这种方法的现实效果却难以预料。虽然监管三会在2004年以备忘录的形式试图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是，由于监管机构的 法律 地位及自身目标，使这次尝试发挥的现实效果十分有限。第三，无法对银行集团中非金融产业投资提出资本要求。在对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中非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后可保证集团层面的资本状况处于监管范围，但我国目前对其附属机构非金融产业资本投资的资本要求没有监管，也没有法律约束，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银行集团经营范围大多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业务，甚至涉及非金融业务。也就是说，我国银行控股公司业务是异质的。在对银行集团进行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时，异质性银行集团资本要求审慎监管标准不一致。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银行是以资本充足率、对保险是以偿付能力、对证券是以净资本、对基金公司是以净值为最基本的风险监管指标。并表后集团层面的资本如何评估以及资本计提采取方法,大额风险暴露、风险集中度、流动性比例等审慎监管指标的监控等,在《指引》中只是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对非银行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在现实背景下却无能为力。在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的背景下，银监会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出资本范围要求。银行集团其它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在其法定权限内，必需求助于其他监管机构的配合。但监管机构的配合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的效果 自然 很难以完善。上文曾提及三家金融监管机构于2004年联合《我国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条理》，强调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监管分工，提出信息沟通的具体形式是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是，由于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及自身目标，使“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现实效果十分有限。毕竟这种安排不是法律框架下的制度设计。

二、完善我国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制度性缺陷的对策建议 

 

1．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 

参照国际经验，应明确银行集团的主要监管部门和监管协调机构是银监会,并对主监管人的职能、权力进行规范。包括：审批银行集团的业务范围、跨行业子公司及银行控股公司的设立；对银行集团及并表范围内的境内外附属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获取其各类信息，并根据规定实施处罚。 

2．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 

银行业务监管论文例10

银监会在《暂行办法》中定义了两种理财业务：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业务。其中理财顾问业务简单地讲就是咨询业务，即为客户提供咨询业务，这在之后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逐渐被边缘化。因为在中国国情之下，很少有储户会为银行客户经理的咨询付费。储户接触最多的商业银行理财实质上是第二类，即综合理财业务，也就是购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因为对储户（理财产品购买者）来讲，这是投资，而不是成本，而此种投资的收益率是远高于储蓄的。

但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须基于一定的法律基础，比如物权法、合同法、信托法。但银行的理财产品业务的开展是银监会的命令，即基于部门规章，其是否有更高位阶的法律依据，是否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历史沿革和法律关系来进行梳理。

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历史沿革

我国现行的金融经营体制和格局最初的来源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确立了我国四大金融业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最高原则，在此之后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及后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是体现并巩固了这一最高原则。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作为金融四大支柱业态都具有自己的业务范围，被各领域的法律严格限制在“一亩三分地”。如《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三条就规定“商业银行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该法为部门的变通操作预留了一个空间，该法在该条中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收尾。该条将银行的业务限制在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三类业务之中。

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天生有其逐利而逃避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倾向，特别是在其很容易就能获得收益的情形之下。因此，银行业如何挖掘其庞大客户群—“储户”的价值，成了银行从业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

银行的存贷款业务的来源需要实实在在资本的支持，特别是在存款准备金制度、资本管理制度的框架内，银行的突破较为困难，因此将目光转向中间业务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基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被挖掘了出来，银行作为独立法人满足委托关系的主体资格要求，储户（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同样可行。

因此，一种新的业务被银行开发出来：商业银行接受储户的委托募集资金，银行再作为单一委托人以该资金设立信托计划（SPV），以信托计划的名义进入债权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甚至是黄金市场，因为信托是唯一一个可以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领域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