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小论文例1

品德与社会是国家重视小学德育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重要工具。因此，对品德与社会的重视与否，课程上得好与坏，是德育能否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提高认识，就要从思想上重视，加强品德与社会的教学工作，让品德与社会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影响他们的心灵。作为一名教师，在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我注重了以下几点：

1.1与学生平等交流，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 例如：有的学生知道自己长大了，自己想做家务可是家长不允许。于是，有的学生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不愿意做，而是大人不上我做，那我就不做吧！”面对这种想法，我就适时引导学生去讨论怎样去争取实践的机会。

有的学生说：“我就跟他们讲道理，如果不听我就给他们写一封信说明我的想法。”

有的学生说：“我家里的人最怕我哭，我就哭，直到他们同意。”

也有的说：“我就偷偷地做，让他们瞧瞧我有能力做。”

……

我说：“确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它们。回去后，选择适合你的办法去试一试，也许就成功了。老师相信你们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老师的鼓励、同学的建议，再去实践，得到的可能会更多。

1.2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 学生的一些认识和新的道德观念在生活中是否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儿童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实践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儿童的一些正确的、善良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挫折，使学生对品德与社会教学产生怀疑。我们的教学所给予学生的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该怎么做？”，而是要让学生亲自去试一试——“你会怎么做？人们会有什么评价？”从而在生活中真正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建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教学应该向生活开放，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知行统一才能发挥品德与社会课程的重要作用。

2结合实际，让道德教育工作有特点

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因此农村的小学品德与社会教育必须面向农村，紧密结合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

首先，要利用品德与社会课加强爱农村、爱劳动的教育。现在就有许多身在农村而不爱村、不爱劳动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很好，他们学习的动力是考上大学，走出农门，离开家乡……这样的想法是偏面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家庭、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因素存在。这时如果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仅仅停留在说教上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我们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法来教育学生树立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如在教《我的劳动感受》一课时，我首先用类比法引导学生说说参与劳动的不同感受，从而教育学生要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热爱农村。

其次，要结合品德与社会课加强农业科技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含量正日益加大。我教《春天的种植》一课时，先播放VCD多媒体课件，做“农事5分钟新闻会”，对学生进行农业科技教育，再组织学生展开“种子发芽”的条件讨论。然后结合类似事例，引导学生认识科学技术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增强他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长大攀登科学高峰的自觉性。

3课堂教学，要多方位多角度地展开

农村小学在品德与社会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均采用了单一的、古老的说教式教学模式。这种以说教为主的思想品德教育在现实社会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要改变思想品德教育的现状就要改变过去的以说教为主的教学模式。经过这几年教学的不断实践，我探索出以下几种较为有效的教学模式。

3.1明理激情导行模式。 这是在传统的讲解模式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适用于品德与社会新授课中的各种课型。它是以教师为主导，通过直观演示、口头讲解、文字阅读、评价行为、激感等手段传递信息。学生通过观察感知、理解教材、动情明理、自省辨析，最后由教师评价提出行为要求。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使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道德知识或某一方面的行为方式。选用这种教学模式的时候，要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如在教《我送老师一支花》一课时，提出了“老师像红烛，无私奉献青春年华”“老师像园丁，辛勤培育现代化建设人才”“我们要尊敬老师”的观点之后，教师可推心置腹地向学生谈谈自己在教师的关怀下成长的故事，以及对教师工作的情感体验，然后让学生谈他心中的老师，使师生间产生感情上的认同和共鸣，促使学生主动地以实际行动来尊敬老师，提高了教学实效。

社会学小论文例2

一、小学社会课的性质

《小学社会教学大纲》规定小学社会课的性质是“社会常识教育”课，其教学内容包括社会生活、历史、地理以及法律常识，这体现了小学社会学科的综合性。

当前世界各地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向就是适当减少课程门类，向课程综合化方面发展。这也是素质教育发展的一种需要。过去，我国小学课程中的历史、地理的教学内容和初中历史、地理的教学内容相重复。现在实施素质教育，将小学历史、地理两门学科取消，改上小学社会课，这是为了增加学生社会生活常识，让小学生认识一些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培养他们适应社会活动的初步能力。在素质教育中，综合学科的开设不强调各门学科的体系，更加接近学生生活实际，有利于避免知识的重复，减轻学生负担。

二、小学社会课教学目的要求和素质结构

素质教育中“素质”的结构是以先天素质为基础，以社会需要素质为目标的，由以下因素组成摘要：一个中心素质，即个体的自主性；三大中介素质，即能力素质、心态素质和习惯素质；七大外显素质，即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劳动技能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和自主性素质。

小学社会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充分反映了素质教育中“素质”的基本结构。《小学社会教学大纲》规定，社会课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一些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初步了解一些家乡的、祖国的、世界的社会常识，从小培养他们观察四周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增强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以上目的和要求包括了知识、能力、思想品德诸方面素质。知识素质方面，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主要是指学生家庭、学校、家庭所在的社区及其四周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家乡的、祖国的社会常识主要是家乡、祖国的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人们生活的关系。世界的社会常识主要是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及社会风貌，以及我国和世界的关系。能力素质方面，主要提出了观察四周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社会现象复杂多样，美和丑，真和假，对于小学生只能要求他们判定自己生活中碰到的是非。而在现代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则需要根据小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渗透有关商品、效益、改革、自立等新的观念，初步培养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素质。思想品德素质方面，主要是爱国主义和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基础，要从小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情感。法制观念教育要使学生从小了解一点和他们生活有关的法律常识，培养他们的法制观念，懂得遵纪守法。

三、探索在小学社会课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的方法

（一）学习和借鉴结合。小学社会课教材是根据《小学社会教学大纲》精神编写的，是教师进行教学和实施素质教育的依据。教师应首先认真学纲，钻研教材，充分发挥小学社会课教材知识面广而又极其生动的特征，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和此同时，教师还应借鉴别人、别校、别地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例如借鉴《小学社会课教案》实例，这六本教案是由人教社社会学科教材编辑和全国各地有经验的社会课教师共同编写的。编者对教材中每一课的重点、难点以及经常碰到的新问题进行分析，同时针对不同课型及教学内容提出教学原则及教学方法。这六本教案凝聚着许多辛勤耕耘者的聪明。

我们采用学习和借鉴结合的方法，认真学纲，深钻教材，借鉴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依据本地区、本校学生的实际拟定自己最佳教学方案，使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二）使用教具和自制教具结合。直观性是小学社会课的基本特性之一，教学时教师应力求语言生动形象，运用图片、实物、模型、幻灯、电影、录相等教具，并引导学生去收集有关家乡的、祖国的、世界的有关资料，以激发学生学习喜好，提高教学效率。

小学社会课是一门新学科，直观教具较缺乏。教师应在充分使用现有教学图册、教学插图、教学挂图的同时，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直观教具。如，有的老师为教好《长城和故宫》一课，除自己录制长城和故宫的录像带外，还亲手绘制了一张大的《故宫平面图》。教学时，在放了录像后，要求学生将事先写好“天安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标签贴在《故宫平面图》上，使很多从未到过北京故宫的边疆学生也了解故宫三大殿的建筑格局。

（三）统编教材和乡土教材结合。小学社会课教学大纲规定摘要：“在社会课总课时中留出20%左右的机动时间，各地、各学校可根据本地、本校情况和形势发展，补充一些乡土教学内容。”我省现已编辑出版了《九年义务教育云南省小学乡土教材——社会》第一、二、三册，计30课。我们已将其布置在每册统编教材各单元之后，作为补充的教学内容。处理这部分内容的另一种方法是，教学前，教师找好统编教材和补充教材的结合点，互相联系进行教学。如，一位老师在上《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秦始皇和汉武帝》一课时，当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时，补充讲了《秦五尺道》的乡土历史；当讲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疆拓土时，补充讲了《庄qiāo＠①入滇》的乡土历史。教师采用将统编教材和乡土教材结合的方法，既让学生从全局了解祖国的历史，又让学生熟悉本省的史实。这样做，不仅让学生熟悉了《秦五尺道》及《庄qiāo＠①入滇》的史实，还让学生熟悉到早在二千多年前，我们云南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增强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的情感。

（四）课内和课外结合。小学社会课是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以间接经验为主，但大纲强调实践性，强调把学习书本上的社会常识和参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所以，除课堂教学外，要适当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只有课内和课外结合，才能培养学生观察社会、熟悉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素质。如，有的老师在教学《注重交通平安》一课后，让学生当一名小交警。通过社会实践，学生们将课内学到的知识应用到课外社会实践中。不仅把握了交通信号，交通标线、标志的符号，还体验当一名交通民警的辛劳和责任，深刻熟悉注重交通平安，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五）学和用结合。小学社会课使学生学到了许多知识。如，居家平安、打电话、买东西等生活常识。但要真正将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还必须做到学以致用。有的老师在教学《买东西的学问》一课后，开展“巧花一元钱”的活动。学生花一元钱到市场上买东西，知道了买菜、肉、蛋要买新鲜的，未变质的；买带包装的食品要看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买日常生活用品要注重实用、物美价廉……这样做，使学生在密切联系生活实际中学到了知识，丰富了见解，社会生活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

（六）社会课和其他学科及班队活动结合。素质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通过各个学科、各种渠道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全面实施。社会学科进行素质教育必须和其他学科，和班队活动紧密结合。如，有的老师在教学《香港和澳门》时，和少先队大队部一起在全校开展“迎接香港回归百题知识竞赛”活动，同学们不仅熟悉了香港的过去和现在，更为重要的是熟悉到腐败的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殖民者，北洋军阀政府、政府没有能力收回，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通过知识竞赛，学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学小论文例3

小学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要不断拓宽学习的渠道，也就是通过从社会、家庭、学校、自然中获得知识的学习，发挥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及家庭环境的有效功能，实现课程环境的最优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无奇不有，无时无刻不能见到、听到、想到一些事情。所以，学校要充分利用实际生活中提供的学习资源，如学生在社会中“关注食品安全共创安全家园”、“社会文明大家谈”、“到周边区看看”，让学生关注社会时事，扬真善美、抑假恶丑，提高道德水平，培养发展个体的品德。在品德与社会的学习中，家庭对学生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学校要注重与家庭的联系，发挥家庭环境对学生品德与社会学习的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如让学生学会为爸爸妈妈做事，从中体会到家人的重要性、家人对自己的关爱，让学生为家人服务，提高动手能力，促进学生健康良好的品德学习。学生大部分的学习生活是在学校进行的，所以学校要充分利用校内的资源，保证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如利用好学校的黑板报、各种主题活动等。此外，学校还可以组织开展“问候短语”等作文竞赛，要求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创一些文明用语，提高学生文明程度，建设文明校园。

（二）内容丰富化，激发学生兴趣

在品德与社会教学中，不是所有的课程学生都是感兴趣的，小学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并不是要对所有的内容都进行教学，而是要按照学生的兴趣、参加活动的积极性，选出让学生感兴趣的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综合实践活动，使教学内容变得多样化、创新化，让学生也体会到自主选择学习活动的感觉。以科技、科学为切入点，挖掘出品德与社会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如教学《科技带给我们什么》，引发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讨论，体会科学技术时时刻刻都存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带来了多少变化，辩证认识科学，学会用科学的思想认识、分析事物。以文明为切入点，挖掘出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如“对科学文明大家谈”，引发学生对文明的实践，在平时注重自己的文明用语，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促进学生讲文明、讲科学的良好习惯，建立文明校园。

（三）活动形式多样化

小学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采取多样式的组织形式。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适合于学生参加具有普及性质的活动。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学生可以一起种树，了解树木对地球的重要性，教育学生要保护树木，提倡绿色环保，节约资源。个别活动形式，开展小学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时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出学生的特长与个性。在活动中“我们一起来作画”，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积极动手，发挥想象力、创造性画一幅画，很多小学生的画中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美好的事物，内容也很丰富。

社会学小论文例4

一、小学社会科的学习形态

社会科教学活动的本质，是通过“社会学习”达到熟悉社会、理解社会、关心社会、适应社会的目标。它从知识能力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社会的新知识和新熟悉。作为“学习活动”，它不能满足于知识的量的获得，而是强调通过知识体验（或实践）提高相关的技能和熟悉。例如有关地图的教学，不能只说“知识领域”中的地图概念，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地图在实际生活中的功能，然后指导他们去利用、去制作。换句话说，社会课上理解地图，不仅仅是获得“会看”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从制作中心得、熟悉地图的实在功能。这里既反映出一种教育思想或态度，也透过不同的学习形态反映出学科的本质和教师的能力。

我们把教学中学生的活动形式称作学习形态。一般地说，学习形态着眼两个方面摘要：班级学习的组织形式和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形式。前者主要指课堂教学中的集体学习、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后者主要指现场学习（调查、参观），构成学习（手工制作、编制图表和绘画），视听觉学习（看电影、电视），讲义学习（听报告和看讲义），报告学习（写报告书和论书），戏化学习（角色扮演），对话学习（讨论）等等。在社会科学习过程中，前者和后者经常根据学习内容采取不同的组合，如集体学习＋视听觉学习，小组学习＋构成学习。选择怎样的学习形态，既要考虑客观的学习条件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也要考虑学习内容的布置和学习时间。

集体学习为使所有学生达到同样的学习目标，在同一时间、地点接受同一教材和学习新问题的教学方式，称为集体学习。这一传统的学习形态的突出特征是，一位教师面对所有学生做内容划一的讲解。优点是可以提高教学效率，也轻易把握和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摘要：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过分地强调教师意志和教科书的权威性。今天，日本的小学社会科虽说还是以集体学习为主要形式，但在课程观念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引入了小组学习和个别学习，而且非凡强调活动性课程的功能。即便还是一位教师面对三四十名学生，可是学生已经成了真正的学习的主体，教师不再扮演“权威”的角色，他们成了学生的学习向导。

小组学习其特征是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活动性质是主体的、积极的和协作的。一般多以课题、喜好或学习目标编组，讲究自愿组合的原则。这种学习形态强调发展学生的个性，要求组内成员积极、自由地交换意见，并在讨论和探究课题的过程中，培养具有社会性的学习态度；以及相互尊重人格、相互协作、主动分配和承担角色，培养负责任的社会态度。

个别学习社会科在强调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学习的同时，也重视发展有个性的学习形态。个别学习就是为适应学生个人的能力、喜好等个性差异而提倡的。在日本，个别学习多采用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等形式。但是，由于该学习形态还不能反映学生思索过程的多样性，也不能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提供帮助，因此它仅仅是个辅助的学习手段。

现场学习让学生走出课堂直接观察社会现象，查访人和人的社会生活，我们把这些参观、访问、调查和谈话等学习活动，称为现场学习。因为社会科是有关社会现象及新问题思索的学习，所以不能单纯地依靠书本知识。现场学习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用自己的行动去体验具体的事，对一切社会现象的理解，都建立在自己搜集的事实、自己提出的新问题的基础上。这是社会科学习的特征。

构成学习它是将参观、考察等获得的资料、素材，制成模型或标本、图画或图表的一种表现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将参观、调查的内容，有目的地、具体地进行归纳和整理，并用一定的技能形式表现出来的学习形态。它极易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小学低年级社会科以造型为中心，常采用制作全景画和漫画的形式；高年级多以文字和数字为中心，并将其制作成资料集和历史小报。

戏化学习让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达到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称为戏化学习。将历史人物或社会生活戏剧化，由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有助于学生如身临其境，心得社会生活，深刻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培养他们的社会合作精神和有责任感的社会态度，也可以间接地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

二、小学社会科的教材和教学内容

谈及教学活动不能没有教师、教材和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获得知识的依据是教材，而预备好的教材和能自如地驾驭教材的能力，又是教师的重要资质。那么在社会科中，好教材是个什么样子，怎样去预备好教材呢？

教师有必要解决好教材观的新问题。教科书中心主义是社会科中最要不得的东西。社会科教师必须知道，他如何制定教育目标，他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如何通过知识、概念和法则等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因此，教材是作为一定的教学内容学习的前提，其功能是向学生提示具体的素材，其价值是向学生传达教育内容。

例如，三年级“我们的生活和商店街”单元，了解社区的消费生活状况和商店街的买卖情况是教育内容。怎样理解教育内容呢？首先，从“看得见的东西”入手，如买东西的人如何挑选、如何品评，卖东西的人如何促销、如何经营。其次，通过已经直接接触、直接体验的“看得见的东西”，去探索它背后的社会存在意识和观念。此时必须有教师的高明指导，因为人们的消费愿望和目的等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既不能用教材简单地固化，也不能单纯地指望学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让学生通过鲜明的表象看到“买和卖”的社会意义，更不是看看、听听就能够理解的。这就存在着一个教师将教材的意义和界限明确意识化的过程。

教材的意识化过程，就是教材的选择和开发过程。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选择和开发教材的能力。从教学情景看，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学生差异和地域实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同一教材有着不同的教法。那么，如何选择和开发教材呢？首先，我们要着眼于好教材，其条件有4点摘要：①教材和教育内容密切关联。教材能正确地反映教育内容，并具有反映教育价值的典型内容。②符合学生和地域的实态，并能反映教学过程的文化价值和学生发展价值。③适宜学生的情感和思索，注重到学生的学习盲点，有助于帮助学生产生学习好奇心和新问题。④学习内容富有弹性，有利于学生多方面的思索，多方面探求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所谓预备好的教材，就是将教材梳理成有连贯性和发展性的学习程序摘要：发现学习新问题——解决新问题——通过学习过程生成新的看新问题的方法和思索方式——再发现新的新问题。

三、社会科实施的基本条件

1.教育思想应该具有民主的和开放的性质。社会科教育内容必须包含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信念，并尽可能地将社会意志和个人发展意愿统一起来。

2.教育目标必须是整体的和可以评价的。它应有效地承担社会科的传授功能、练习功能和养成功能的教育任务。

3.教学方式必须是弹性的和多样化的。

社会学小论文例5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了神学的误区,以独立思考代替了虔诚的偶像崇拜,从而打破了林彪、江青制造的现代迷信,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1）但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上面,而重点则放在发展上。“发展是硬道理”,“重点在建设”。依据20世纪文艺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重新调整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邓小平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突破与发展。本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认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党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后来日丹诺夫等人并未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的文艺思想,而只是片面的强调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把文艺看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具和武器,并且以行政方式粗暴地干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产生的恶果是世人尽知的。在中国,文艺从属于政治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极力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欲救中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五四”以后,文艺为民族解放服务、为救亡图存服务,几乎成了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提,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战争年代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就日益显露出来。伴随着“左”的文艺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文艺斗争,都是从文艺背离“无产阶级政治”中找到它的理论根据。这样以来,文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和死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首先就表现在他以理论家的勇气和胆识,科学地总结了近一个世纪的文艺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文艺拨正了航向。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二为”方向的确立,为文艺工作者解除了最大的精神绳索,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时代高度,重新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理论。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揭示了文化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在理论说明与具体实践中,却与提出的初衷相悖。由于毛泽东将“双百”安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因此他把“百家”变成了“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因而自然也就把自由讨论和争鸣双方的关系,变成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实际变成了一个“谁战胜谁”的过程。这样在实践上必然造成混淆政治与艺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出现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对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杜绝了一切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对内则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杜绝一切探讨真理、发展艺术的道路,从而使“百花齐放”变成百花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一言堂。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为我党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强调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并且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针对“百家”即“两家”的看法和闭关锁国的教训,他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5）邓小平充分尊重争鸣双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倡学术交流,强调各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平等地进行对话与交流。这里不存在什么批判与被批判,谁战胜谁的问题,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追求真理,既可异中求同,也可同中求异,或争鸣各方各自保留自己的不同见解。在科学研究中,邓小平认为应全方位地吸收前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外国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6）。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盲目推崇和照搬是错误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则是愚蠢的。

邓小平文艺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它继承前人,突破陈规,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生活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7）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生动感人的形象性、艺术的真实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的多样性,它不是以抽象的说教去说服读者,而是以巨大的艺术感染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概念,并以此体现人民的审美理想,进而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8）社会主义新人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新颖生动的个性。他们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普通的有着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的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个性。他们是“四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民主、文明、富强而奋斗的炎黄子孙。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必将给人民群众以美的享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操和审美能力,有力地影响着四有新人的培养。

第三,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一生的座右铭,它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艺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鼓舞教育人民,培养四有新人——这是邓小平反复阐明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观。在对作品的评价上,邓小平特别提出了“社会效果”检验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人民最高利益的所在,以“社会效果”检验,自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9）1992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鉴赏、评价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因此,“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0）邓小平还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向文化教育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这“三个面向”也是人民鉴赏、评价文艺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依据。

第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视角,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1）沿着这条康壮大道前进,文艺工作者应在三个方面上下功夫:(一)应深入人民生活、贴近生活,在丰富的生活沃土中获取创作源泉,哺育和激发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二)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想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三)应当认真钻研、吸收熔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断攀登艺术的新高峰。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如何领导文艺,能否不断地解放艺术生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生力军,并为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地和文化氛围,这是社会主义文艺能否真正走向发展繁荣之路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总结了本世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两个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第一,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由于文艺是一种复杂的个体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13）成功的正确的领导,应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4）

第二,关于反“左”防右,主要是防“左”的问题。“左”、“右”本来是党内领导政治运动使用的两个概念。早在1929年斯大林就指出:“‘右倾’和‘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的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15）中国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因此政治上“左”、“右”的倾向不时地影响到文艺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视角,对文艺上的反“左”防右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可行的意见。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邓小平说的右,主要是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搞动乱;“左”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左”的极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对于为什么主要要反“左”,邓小平根据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在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建国后,从1957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7）二是传统的习惯势力。邓小平说:“‘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18）邓小平关于在文艺领域反“左”防右,主要是反“左”的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称得上有世界重大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作品还未出现。“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19）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指引下,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中国的文学艺术必将以璀璨的成就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注〕

（1）（2）（3）（4）（5）（6）（7）（8）（9）（10）（11）（12）（13）（14）《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08、84、109、100～101、84、6、6、5、8、10、9～10、9页。

社会学小论文例6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阶级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了神学的误区，以独立思考代替了虔诚的偶像崇拜，从而打破了林彪、江青制造的现代迷信，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自觉地认识到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历史使命和光荣职责。

邓小平文艺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1）但邓小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上面，而重点则放在发展上。“发展是硬道理”，“重点在建设”。依据20世纪文艺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实践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重新调整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邓小平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突破与发展。本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认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党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后来日丹诺夫等人并未完整准确地理解列宁的文艺思想，而只是片面的强调文艺的党性和阶级性，把文艺看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具和武器，并且以行政方式粗暴地干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产生的恶果是世人尽知的。在中国，文艺从属于政治也是有历史传统的。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极力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欲救中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五四”以后，文艺为民族解放服务、为救亡图存服务，几乎成了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并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并提，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战争年代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就日益显露出来。伴随着“左”的文艺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文艺斗争，都是从文艺背离“无产阶级政治”中找到它的理论根据。这样以来，文艺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进了“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和死谷。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首先就表现在他以理论家的勇气和胆识，科学地总结了近一个世纪的文艺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辩证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文艺拨正了航向。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二为”方向的确立，为文艺工作者解除了最大的精神绳索，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改革开放的时代高度，重新解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提出了文化学术交流的理论。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揭示了文化学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在理论说明与具体实践中，却与提出的初衷相悖。由于毛泽东将“双百”安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因此他把“百家”变成了“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因而自然也就把自由讨论和争鸣双方的关系，变成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实际变成了一个“谁战胜谁”的过程。这样在实践上必然造成混淆政治与艺术、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出现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对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杜绝了一切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对内则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杜绝一切探讨真理、发展艺术的道路，从而使“百花齐放”变成百花凋零，“百家争鸣”变成万马齐喑一言堂。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在为我党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强调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提出“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并且重申:“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针对“百家”即“两家”的看法和闭关锁国的教训，他说:“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前人和古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5）邓小平充分尊重争鸣双方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提倡学术交流，强调各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平等地进行对话与交流。这里不存在什么批判与被批判，谁战胜谁的问题，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追求真理，既可异中求同，也可同中求异，或争鸣各方各自保留自己的不同见解。在科学研究中，邓小平认为应全方位地吸收前人和今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对于外国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6）。属于文化领域中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盲目推崇和照搬是错误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文化则是愚蠢的。

邓小平文艺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它继承前人，突破陈规，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生活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7）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生动感人的形象性、艺术的真实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的多样性，它不是以抽象的说教去说服读者，而是以巨大的艺术感染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和目的。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范畴概念，并以此体现人民的审美理想，进而达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邓小平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8）社会主义新人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新颖生动的个性。他们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式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普通的有着七情六欲、悲欢离合的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个性。他们是“四化”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为实现祖国统一、民主、文明、富强而奋斗的炎黄子孙。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这种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和典型性格的塑造，必将给人民群众以美的享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操和审美能力，有力地影响着四有新人的培养。

转贴于 第三，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一生的座右铭，它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既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文艺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鼓舞教育人民，培养四有新人——这是邓小平反复阐明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观。在对作品的评价上，邓小平特别提出了“社会效果”检验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人民最高利益的所在，以“社会效果”检验，自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9）1992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鉴赏、评价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因此，“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10）邓小平还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向文化教育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这“三个面向”也是人民鉴赏、评价文艺作品成就高低的重要依据。

第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邓小平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视角，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根本道路。他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的在人民的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1）沿着这条康壮大道前进，文艺工作者应在三个方面上下功夫:(一)应深入人民生活、贴近生活，在丰富的生活沃土中获取创作源泉，哺育和激发自己的艺术生命力;(二)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想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三)应当认真钻研、吸收熔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不断攀登艺术的新高峰。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党所领导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党如何领导文艺，能否不断地解放艺术生产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文艺生力军，并为文艺工作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地和文化氛围，这是社会主义文艺能否真正走向发展繁荣之路的根本保证。邓小平总结了本世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从两个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第一，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领导文艺。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由于文艺是一种复杂的个体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2）“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13）成功的正确的领导，应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14）

第二，关于反“左”防右，主要是防“左”的问题。“左”、“右”本来是党内领导政治运动使用的两个概念。早在1929年斯大林就指出:“‘右倾’和‘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的说，是党内的概念。‘右倾分子’或‘左倾分子’就是离开真正党的路线而倾向于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等非党的和无比广阔的领域，那就奇怪了。”（15）中国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因此政治上“左”、“右”的倾向不时地影响到文艺事业的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视角，对文艺上的反“左”防右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中肯的、可行的意见。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6）邓小平说的右，主要是指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搞动乱;“左”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左”的极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对于为什么主要要反“左”，邓小平根据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左”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在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建国后，从1957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17）二是传统的习惯势力。邓小平说:“‘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18）邓小平关于在文艺领域反“左”防右，主要是反“左”的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郑重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保持清醒头脑，克服各种干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称得上有世界重大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作品还未出现。“一个伟大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19）在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旗帜指引下，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中国的文学艺术必将以璀璨的成就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注〕

（1）（2）（3）（4）（5）（6）（7）（8）（9）（10）（11）（12）（13）（14）《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08、84、109、100～101、84、6、6、5、8、10、9～10、9页。

社会学小论文例7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时代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注意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而，对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它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因此小论文，选择一系列合适的指标，运用恰当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综合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二、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研究现状

联合国于1996年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指标用于帮助各国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应用“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来设计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42个指标，含社会、环境、经济、制度4个方面，其中社会指标涉及平等、健康、教育、住房、安全、人口，环境指标涉及大气、土地、海洋、海岸、淡水、生物多样性，经济指标涉及经济结构、消耗和生产模式，制度指标涉及制度框架、制度能力。

2005年，国家统计局完成了一项重点课题研究——《“和谐社会统计监测体系研究”之“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研究报告”》。2008年，佟金萍、马剑锋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的方法，在构建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计算苏锡常和谐社会的综合指数。2009年，福建设区市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课题组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生态等6大类指标和33小项指标组成。同年，胡皓、韩兆洲根据胡锦涛书记对和谐社会的阐述,同时考虑到能够从统计年鉴获得数据,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第六个维度设计了18项指标,采用主成分法对和谐指标赋权,并对广东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实证综合评价。

三、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指标的选取

对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进行综合的评价，选取的指标不仅要有城市的，还要有农村的，不仅要考虑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能源的消耗，同时要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本文正是按着这一思路选取，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小论文，选取如下20个指标（均为2007年数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X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3）；居民人均消费水平（X4）；5、农村城镇消费比（X5）；6、固定资产投资（X6）；单位煤耗量的GDP贡献（X7）；单位煤耗量的GDP贡献（X8）；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X9）；城镇单位技术人员（X10）；高等学校数（X11）；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X12）；各地区教育经费（X13）；卫生机构数（X14）；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拥有数（X15）；每万人公共交通拥有数（X16）；每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X17）；各地区农村居民住房面积（X18）；就业率（X19）；城区绿化覆盖率（X20）。

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评价方法的运用

由于缺少个别数据，故用SPSS软件进行了缺省值处理。以下分析结果都是基于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的。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根据事务本身的特性来定量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中的个体差异较大，于是根据一批样品的多个观测指标，找出能够度量样品（或度量）之间相似度的统计量，并以此为依据，采用某种聚类法（Method），将所有的样品（或变量）分别聚合到不同的类中。

本文研究的是2007年全国31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综合评价，采用快速聚类（K-means Cluster，表4-1）对31个CASE进行分类。

表4-1：聚类分析结果表

 

分类

地区

第一类：C类（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其他指标基本位于全国偏上水平）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福建、广西、重庆、云南、甘肃

第二类：B类（各类指标名列前茅，城乡和谐，唯独教育投入有所欠缺）

浙江

第三类：D类（各类指标趋于中等）

河南、湖北、广东

第四类：E类 （各类指标趋于中等偏下）

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陕西

第五类：F类（经济发展落后，科技、文化环境都有待改进）

社会学小论文例8

【Abstract】AIM:ToexpressrecombinantmouseWnt3asignalproteinwithbiologicalactivity.METHODS:Therecombinanteukaryoticexpressionplasmid,pSecTag2/HygroBWnt3a,wastransfectedintoNIH3T3cellsbyliposome,thentheexpressedproteinwasdetectedbyWesternBlot.ThesaturationdensityandthecapabilityofsuppressingapoptosisinWnt3a/NIH3T3cellswereevaluated.RESULTS:TheWnt3asignalproteinwasstablyexpressedinWnt3a/NIH3T3cells.ThesaturationdensityandthecapabilityofsuppressingapoptosisinWnt3a/NIH3T3cellsweremarkedlyincreased.CONCLOUSION:WesuccessfullyconstructtherecombinantWnt3asignalproteinwithbiologicalactivity.

【Keywords】Wnt3a;eukaryoticexpression;contactinhibition;apoptosis

【摘要】目的：表达具备生物活性的重组小鼠Wnt3a信号蛋白.方法：应用脂质体转染试剂将重组真核表达载体pSecTag2/HygroBWnt3a转染并筛选稳定表达的NIH3T3细胞，WesternBlot鉴定重组Wnt3a蛋白的表达，并对Wnt3a/NIH3T3细胞的融合密度及抗凋亡能力给予检测.结果：Wnt3a信号蛋白在Wnt3a/NIH3T3细胞中获得稳定表达，Wnt3a信号蛋白能够明显提高NIH3T3细胞的融合密度及抗凋亡能力.结论：在NIH3T3细胞中表达的重组Wnt3a信号蛋白具备生物活性.

【关键词】Wnt3a；真核表达；接触抑制；细胞凋亡

0引言

小鼠Wnt3a基因是Wnt基因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编码表达Wnt3a信号蛋白.Wnt3a信号蛋白可以激活经典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Wnt3a信号蛋白对神经干细胞表现出明显的促神经元分化的作用.我们应用基因重组的方法，从小鼠胚脑中克隆Wnt3acDNA，构建真核表达载体，通过阳离子脂质体试剂将目的基因导入NIH3T3细胞中，建立稳定表达Wnt3a信号蛋白的NIH3T3细胞株，并对其生物学活性进行初步分析.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真核表达载体pSecTag2/HygroBWnt3a由本研究室构建.NIH3T3细胞株由安徽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吴强教授惠赠.多聚赖氨酸购自博士德公司；胎牛血清及DMEM购自Gibco公司.潮霉素及LipofectamineTM2000转染试剂盒、购自Invitrogen公司.质粒小量提取试剂盒WizardPlusSVMiniprepsDNAPurificationsystem,ReverseTranscriptionSystemRTPCR试剂盒购自Promega公司；鼠抗mycmAb、鼠抗βcateninmAb购自SantaCruz公司，FITC标记的兔抗鼠二抗、TRITC标记的兔抗鼠二抗购自北京中山公司；台盼蓝购自sigma公司.其他试剂均为进口分装或国产分析纯.

1.2方法

1.2.1NIH3T3细胞的培养将冻存的NIH3T3细胞复苏后用含100g/L的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在37℃50mL/LCO2培养箱中培养，3d换液1次,传代3至4次使细胞达到良好的生长状态.

1.2.2NIH3T3细胞的转染按LipofectamineTM2000试剂说明书操作进行.转染前24h用胰蛋白酶消化贴壁的NIH3T3细胞，再以无血清及无双抗的DMEM培养基重悬，并按1×105的细胞密度接种于6孔培养板，培养24h后，当细胞生长至85%～90%融合度时，取纯化的重组质粒pSecTag2/HygroBWnt3a2μg，溶于250μL无血清的DMEM培养基中，得到A液.取3μLLipofectamineTM2000加于97μL无血清的DMEM培养基中，得到B液.将A,B液混匀，室温放置30min后加入0.8mL含100g/L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基，轻轻混匀，均匀滴加于经无血清培养基洗涤的贴壁细胞表面，于37℃50mL/LCO2培养箱中培养24h.弃去转染液，加2mL完全培养液继续培养.转染后48h，待细胞生长至接近融合时收集上清，并按1∶3的密度传代.继续培养至细胞密度达50%～70%.弃去培养液，更换浓度为600mg/L的潮霉素培养液进行筛选.转染时，设置转染空载体pSecTag2/HygroB的组和正常细胞阴性对照组.约14d后，可见有阳性克隆形成，继续扩增培养.稳定表达Wnt3a蛋白的细胞株命名为Wnt3a/NIH3T3（W/3T3），转染空载体的细胞株命名为empty/NIH3T3（E/3T3），正常细胞阴性对照组命名为control/NIH3T3（C/3T3）.

1.2.3重组Wnt3a蛋白鉴定转染48h后，分别收集C/3T3,E/3T3和W/3T3细胞各约1×106及其培养上清液.以SDS煮沸法裂解细胞并收集上清，并将其与细胞培养上清液真空冷冻干燥，浓缩至1/2体积，以鼠抗mycmAb为一抗，HRP标记的山羊抗兔IgG为二抗，使用WesternBlot方法行重组Wnt3a蛋白的鉴定.

1.2.4βcatenin的表达鉴定分别在转染后6,12,24h收集W/3T3,E/3T3及C/3T3细胞各约1×106，以SDS煮沸法裂解细胞并收集上清，以鼠抗βcateninmAb为一抗，HRP标记的山羊抗兔IgG为二抗，使用WesternBlot方法进行鉴定.

1.2.5Wnt3a/NIH3T3细胞增殖特性的鉴定以密度约1×105接种W/3T3,E/3T3及C/3T3细胞于24孔培养板，隔日观察，台盼蓝染色并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活细胞.

1.2.6Wnt3a/NIH3T3细胞抗凋亡实验以密度约1×105接种W/3T3,E/3T3及C/3T3细胞于24孔培养板，24h后台盼蓝染色并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活细胞数，同时更换含10g/L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定时观察并台盼蓝染色并使用血细胞计数板计数活细胞，计算存活细胞与原始细胞数的比值.

统计学处理：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结果

2.1重组Wnt3a蛋白在的NIH3T3细胞中获得表达WesternBlot鉴定发现转染Wnt3a基因的NIH3T3细胞裂解液中有一Mr约为45×103的特异性条带，在转染Wnt3a基因的NIH3T3细胞培养上清液、E/3T3及C/3T3细胞裂解液和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均未发现相应条带(图1).

1:W/3T3组细胞裂解液；2：W/3T3组细胞培养上清液；3：E/3T3组细胞裂解液；4：C/3T3组细胞裂解液.

图1WestemBlot鉴定Wnt3a信号蛋白的表达（略）

2.2Wnt3a/NIH3T3细胞中βcatenin的表达上调对Wnt信号通路中的重要信息分子βcatenin的表达情况进行WesternBlot鉴定，在Mr约90×103处出现特异性条带(图2)，但无时间依赖性.

1~3:培养6,12,24h.

图2各实验组βcatenin表达（略）

2.3Wnt3a/NIH3T3细胞融合密度明显增高经台盼蓝染色计数活细胞，以密度约1×105接种的E/3T3及C/3T3细胞3d后生长至融合密度，此时细胞融合密度约4.6×105，但W/3T3细胞继续生长至第6d，细胞融合密度约13×105，与另外两组相比，W/3T3细胞融合密度明显增高（P<0.01）(图3，4).

A：W/3T3；B：E/3T3；C：C/3T3.

图3各实验组细胞融合密度观察(倒置×100)（略）

2.4W/3T3细胞抗凋亡能力明显增高经台盼蓝染色计数活细胞，更换含10g/L胎牛血清的培养液48h后，E/3T3及C/3T3细胞大量凋亡，细胞数明显减少，但W/3T3细胞数无明显减少，抗凋亡能力明显提高（P<0.01）(图5，6).

图4实验组细胞数变化（略）

A：W/3T3；B：E/3T3；C：C/3T3.

图5各实验组细胞抗凋亡能力观察(倒置×100)（略）

图6实验组存活细胞比例（略）

3讨论

Wnt信号蛋白为含有23～24个保守型半胱氨酸残基,在人类的基因组中已经发现Wnt基因19种［1-2］.Wnt3a是Wnt基因家族的重要成员，其基因早在1992年就已经被发现，而且多种的真核细胞被用于它的表达，但由于其低溶解度及疏水性等特点，一直未能纯化出具备生物活性的Wnt3a信号蛋白.1998年，Shibamoto等［3］使用L细胞（鼠胸腺激酶缺陷细胞株；LMTK）作为表达细胞时，在培养上清中发现了大量具备生物活性的Wnt3a蛋白，约400μg/L.Willert等［4］所纯化的Wnt3a信号蛋白通过激活Wnt信号通路促使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分裂和自我复制，认为Wnt可能在一系列组织的自我更新中起信号作用.

βcatenin是经典的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中重要的信息分子［5］，其在Wnt信号通路关闭的情况下，βcatenin被磷酸化而迅速降解.Wnt信号通路被激活后，βcatenin在胞内大量聚集，并进入细胞核，启动下游靶基因的转录，产生生物学效应.βcatenin表达的明显上调代表Wnt信号通路被激活.实验中WesternBlot鉴定发现βcatenin表达明显上调，但没有发现与时间有依赖关系.实验中表达的重组Wnt3a信号蛋白带有myc标签，Burrus等［6］认为如果Wnt3a信号蛋白带有标签将影响其活性，甚至失活.但同样有文献［7,8］中应用的Wnt3a信号蛋白带有myc,HA等标签，而且文献中对其活性同样做了详细的描述.本实验够构建的重组Wnt3a信号蛋白具备生物学活性，但未能与野生型（wildtype）Wnt3a信号蛋白活性做详细的比较，其生物学活性的变化有待进一步分析.

Wnt3a蛋白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向神经元分化.在使用含有Wnt3a信号蛋白的条件培养液培养E11.5d的胎鼠前脑神经干细胞发现，神经干细胞大量分化成为MAP2阳性的神经元.去除Wnt3a信号蛋白后，神经干细胞恢复增殖能力，而且当条件培养液中的FGF2去除后，分化的神经元形态更为成熟［8-9］.来源于小鼠大脑皮质的神经干细胞转基因后超表达Wnt信号蛋白，即使在培养液中加入FGF2，依然大量向神经元分化，但阻断Wnt信号通路后神经元的分化被抑制［10］.

Wnt信号通路的生物学作用十分复杂，不同的Wnt基因，不同的细胞，甚至不同的细胞状态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11］.在本实验中我们采用pSecTag2/HygroBWnt3a真核表达载体，NIH3T3细胞作为表达细胞，成功表达重组Wnt3a信号蛋白，初步探讨了Wnt3a信号蛋白的生物学活性，为进一步建立用于以治疗为目的的分子移植的方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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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apkoffJ,SchryverB.Secretedint1proteinisassociatedwiththecellsurface［J］.MolCellBiol,1990,10(6):2723-2730.

［3］ShibamotoS,HiganoK,TakadaR,etal.CytoskeletalreorganizationbysolubleWnt3aproteinsignaling［J］.GenesCells,1998,3(10):659-670.

［4］WillertK,BrownJD,DanenbergE,etal.Wntproteinsarelipidmodifiedandcanactasstemcellgrowthfactors［J］.Nature,2003,423(6938):448-452.

［5］WillertK,NusseR.βcatenin:AkeymediatorofWntsignaling［J］.CurrOpinGenetDev,1998,8(1):95-102.

［6］BurrusLW,McMahonAP.BiochemicalanalysisofmurineWntproteinsrevealsbothsharedanddistinctproperties［J］.ExpCellRes,1995,220(2):363-373.

［7］FischerL,BolandG,TuanRS.Wnt3Aenhancesbonemorphogeneticprotein2mediatedchondrogenesisofmurineC3H10T1/2mesenchymalcells［J］.JBiolChem,2002,277(34):30870-3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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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小论文例9

二、建立活动基地

活动基地是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场所，应根据不同年级的年龄特点、一年四季不同的变化、活动的性质等来建立。我校的主要做法是：根据一、二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一是建立在校内的两个大花园，在学校花木管理员刘师傅的指导下，一年四季对两个大花园进行管理，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二是建立在校外的红领巾街，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定时对红领巾街进行清扫整理，培养他们热爱社会、服务社会的美好品质。三是建立在敬老院，在少先大队的组织下，定期到敬老院清扫卫生，给老人们洗脸、梳头，整理衣服，既提高他们的自理能力，又培养了尊老敬老的品质。三、四、五年级的活动基地，一是建立在了洛城街道蔬菜示范园的73号、74号棚。从建棚一开始，同学们就到这里活动，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和菜农一起劳动，一起对蔬菜进行管理，树立热爱劳动的思想，培养和劳动人民的浓厚情感。二是建立在了富士板厂，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同学们定时到板厂进行参观，并整理卫生。每次到厂，厂领导都安排技术人员给学生讲解机器的性能、制做的技术、板的销路及用途，安排同学们进行实际操作，使同学们感受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日新月异的变化。三是建立在了王明鉴烈士墓地，每到清明节等纪念节日，同学们就到这里缅怀革命先烈，祭奠革命英灵，以此激励同学们树立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远大志向。

三、制定活动方案

每学年开始，学校要制定各年级的社会实践活动计划。每次“社会实践活动方案”一般根据学校活动计划制定，但有时各班级或同学也可根据各自的活动制定，但必须上报教务处审核、备案。由于社会实践活动一般是在校外进行，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安全、组织、上级审批等，所以每次活动都要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一般包括活动目的、组织形成、活动时间、活动过程、活动评价等五大部分。活动方案关系到实践活动的每个环节，直接影响着活动质量，望慎重制定。

四、关注活动过程

活动过程是整个实践活动的最关键环节，学生的收获，学生的感受，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活动过程应主要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1.整体投入，人人参与

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要本着人人参与的原则，不管一个班、一个级部或两个、三个级部，同学们都要全体参加，不能因这样那样的问题留下一个或多个同学不参加。这样，会使他们失去锻炼的机会，打击他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给以后的学习、活动造成不良影响，还会影响到活动的评价质量。

2.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小学生是实践活动的客体，也是活动的主体，在活动过程中一定要把他们放在主体的位置上。因活动成绩的好坏，就取决于学生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低。有一次，学校安排我班参加洛城蔬菜示范园基地活动，那时示范园的大棚还在建设之中。中午放学前，我和学生说：“下午，我们到示范园参加实践活动，愿意筑墙的拿锨，愿意修竹杆的拿刀，愿意和泥的拿钗，愿意拔草的拿镰刀。”下午，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爱好，分别拿了不同的工具，在参加劳动时，很自然的分成了四组。由于适合同学们的兴趣，在工地技术员的指导下，同学们很快进了角色，和农民工叔叔们一起生龙活虎般的干了起来。真正发挥了主体作用。第二天我看同学们的实践体会时，其中有一个同学这样写到：“这次实践活动真过隐啊，累得我一晚上没睡着觉，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

3.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学生需要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类别、场所很多，如养殖厂、敬老院、烈士陵园、花木繁育基地、革命老区、军事驻地、公园、建设工地、剪纸、跳舞、义务宣传、学校周围的农场、工厂等。需要参加哪些社会实践活动，一要根据学校的特点确定，二要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身体特征，因年级、因班、因人而定，这样才能使活动取得最佳效果。如我校一、二年级实践活动基地就设在校内和学校前面的红领巾街、敬老院。他们参加这些实践活动，既培养了素质，又符合他们的身心特点。三、四、五年级的活动基地设在了工厂和蔬菜示范园大棚，这也是根据中高年级学生的实践基础知识，需要和身体特征确定的。所以，参加怎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选择，保证活动的效果和质量。

社会学小论文例10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

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由于对于此类小说的正面评价都一致认定它们的价值在于其对于社会现实的参与精神，在于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评价是着眼于题材的。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文学的或小说的现实主义，什么是它的真实性与相关的认识价值？现实主义是否是一个着眼于题材的概念？是否只要反映表现了乃至记录了现实问题，就是现实主义小说？换言之，小说作为一种虚构性的文体，应当如何获得其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及相应的认识价值？其方式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讯报道有什么不同？

说到现实主义，我们马上会想到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想到恩格斯对于巴尔扎克小说真实性与认识价值的热情洋溢的推崇。恩格斯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东西还要多。"但是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番话的？我的体会是，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象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同样到处都是；但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始终没有停留在现实的表面，而是抓住了人性的主题，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比如金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扭曲人性）。正因为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小说的现实主义在于精神而不在于题材，在于怎么写而不在于写什么（我们在谈到现实主义时，总热衷于它的"认识价值"，但即使是所谓"认识价值"，也不同于调查问卷或社会统计学的认识价值）。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的分化又必然造成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包括正、负面）。作家与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对于社会转型的看法常常相当不同。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文学家对于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相同。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各自的洞见与盲点。文学家不应当放弃自己的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物质与器物层面的发展）的设计师，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或现象记录，否则文学与文学家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就中国的情况看，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坛曾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小说（一般称之为"社会谴责小说"，实际上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相似。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已经很难说有多高了；但即使是这些小说，也没有对于社会现实问题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表层描写方面。无论是《官场现形记》还是《二十年目睹之怪形状》，其用力处都在于揭示社会转型期人性的扭曲与阴暗，所以这些小说虽然是现实主义的，在艺术形式上却大量运用了夸张、变形乃至漫画式的手法。

当前社会问题小说的误区集中地表现在违背了上述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也违背了文学反映生活、反映现实所应具有的特殊方式与角度。由于它们满足于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的记录与社会热点的追踪，因而充分暴露出小说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短处：就反映社会问题的快捷、迅速而言，它比不过通讯报道或纪实文学；而在其理性的社会分析的深刻程度方面，更难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政治学家的学术论文。那么，它的特殊性何在？特殊价值何在？在我看来，这种小说所采用的记录式反映方式，违背了小说的文体特征，是以己之短敌人之强。试问：在一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去了解各种现象层面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电视、广播与报纸以及"新闻周刊"之类的媒体不是更具有优势么？比如，在题材（包括其重大程度、新闻效应、快捷程度等）的层面上说，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二言，《南方周末》第一版上经常可见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报道，或者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的部分节目，比我见过的所有"社会问题小说"都更加精彩。当然了，最"精彩"的还是现实本身。我自己在现实中得到的经验，以及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的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信息，又远远超过了从所有媒体中获得的信息。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结果是作家想像了半天写出来的意在警世的反腐倡廉小说，其揭示的腐败程度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你说读这样的小说有个什么劲？

或许有人会说，80年代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报告文学不是风行一时么？问题是80年代中国的各种媒体还不够繁荣多样，也没有产生分化（包括类型与功能）。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杂志，电视也不普及，更没有像"焦点访谈"之类专门反映社会问题的专题节目。职是之故，80年代的小说实际上同时承担着非文学的（这里的"文学的"主要是指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文体的功能与使命，许多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效应与其说是文学效应、艺术效应，还不如说是新闻效应、政治效应。90年代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了。各种媒体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其类型与功能也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专门的新闻性媒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说对于社会问题的"独家发言人"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由于距离的丧失，此类小说的一个通病是不注意艺术技巧，语言粗糙，叙述呆板，人物形象也缺乏深度，流水账式的写法，缺乏小说艺术应有的空灵之美，被有些评论家戏称为"记者文学"。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保持应有的距离，结果不但对于社会问题的描写停留于粗浅琐碎的现象层面，而且在小说艺术上也显得极为粗糙，出现明显的非审美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小说的语言上，已经有学者批评其"太直、太满、太露"的弊端（1）。可以补充指出的是，太直、太满、太露的结果必然是太浅、太滞，缺少隽永的意味，缺乏空灵之美。其次，在叙述方式上，新现实主义小说显得机械呆板，是一种跟着写的笨拙方式（一般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到哪里，叙述就跟到哪里），缺少精心的结构与剪裁，事无巨细，如记流水账。这样由于这些小说题材本来就相似，加上艺术技巧缺乏变化，结果必然出现雷同与重复现象。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对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片面理解分不开的。这些作家总是一味地强调如何"贴近现实"，如何熟悉基层生活，但是却不适当地把这当成写好小说的充分条件，似乎只要熟悉了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好作品。他们对生活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对艺术之于生活的超越性认识不足。比如何申就说："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在生活中滚。……我是在洋楼群长大的，但我的作品却是写农村的。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时期把我那个地方的乡镇都跑了一遍。长期的基层生活，使我写起东西来对农村非常熟悉。乡镇大院的门朝哪儿开，乡长们怎么打电话，五月份乡镇在抓什么工作等等，这些东西自然的直往笔上窜。……只要深入生活，做个有心人，必然能写出好作品。"（2）

"大约在整个80年代的十年里，我跑遍了承德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小山川。……是因为有了这笔财富，知道了下面的实情，我拿起笔来写，就用不着更多的编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和事像水一样淌来，你好好把它们理顺写清楚就是了。"（3）尽管何申对于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本身没有错，但是把小说与生活划等号无异于取消了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生活是必要的，只有生活又是不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如何申说的只要深入生活就能写出好作品。生活也好，责任感也好，本身都不是艺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经验丰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能够把这种生活经验用创造性的、合乎美的规律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这种传达能力与生活积累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并不是每一个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能够写出出色的农村题材小说，关键就在生活必须经过艺术形式的转译才能成为小说。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甚至是文学理论中的ABC，可惜我们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还不明白。

但是，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决不意味着文学不能或不应介入与表现社会现实，更不是说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与意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能简单化约为它的社会认识意义或现实政治意义，没有社会认识意义的文学同样有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文学同样可

（1）周介人语，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

（2）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3）何申：《为了心中那份实情》，《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重点标记引者所加。

以反映社会现实，关键是如何反映、如何介入。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为文学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反映揭示这个转型是他们的使命。但是他们的视角应当是独特的，既不同于新闻记者，也不同于社会学家。一个精通社会分析的作家未必、甚至经常就是不能写出有审美意味的文学精品。一部把社会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只能说有社会学的意义（意义多大很可怀疑），而很难说有美学的意蕴。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解放后到80年代中期前后这一段时间或许是例外）读者不是要到小说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我总觉得，对于文学家而言，更值得描写的是转型时期人的心态，是人性的变化。或者说是社会转型在人的心理层面造成的深刻震荡（这种震荡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的震荡相比，或许是看不见的，但是却是同样深刻甚至更加深刻的），比如感性与理性、道德与历史、传统与现实等的深刻悖反。这样的文学既不是救世良方也不是施政方针，但它将是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文学杰作（如果写得好的话）。这才是作家的优势所在，也是文学的优势所在，是其他非文学文体不能比肩的。

这样的介入是一种有距离的介入，这里的距离是从美学上讲的，距离是产生美感的必要条件。审美规律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不能像社会科学家那样去审视社会、反映社会、表现社会。这是距离的第一层含义。

我说的距离的第二层含义是价值评价上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文学与主流的社会思潮在价值取向上常常出现错位乃至背离现象。在一般的情况下，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唱赞歌的声音总是占据主流，而对于历史发展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总是边缘的。尤其在一些后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因为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负面性和历史发展付出的道德代价。因为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事件与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模式。第一种是吻合与统一模式（颂歌式的作品或诅咒式的作品）：作家从历史发展角度加以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同时也是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人物一直占主流。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黄世仁）；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或二元对立模式（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而失去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物事件则是被作家赋予道德上的合理性。这样，许多伟大作家的社会历史见解常常是反主流、非理性或反历史的，有时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的作品，它们常常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的。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防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可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除了未来主义对于现代文明持歌颂态度，其余差不多全是反现代文明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西方的现代派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警惕现代化的代价。

但是对于历史发展持有反思或批判态度的作品同样要有距离意识，特别是审美表现上的距离意识。联系到中国，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态度的作品常常流于偏激狂躁、缺乏节制的道德理想主义。它的主要误区是以声撕力竭的控诉乃至诅咒抵抗当今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张炜笔下的"葡萄园"（见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显然，"葡萄园"作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乌托邦，与桃花源有类似之处，但是作者在捍卫"葡萄园"（它象征一种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纯洁人性与理想人际关系）的时候却发出了狂躁的道德宣言与失态的道德诅咒，从而使得这种捍卫失去了应有的距离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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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艰难不是分享可以渡过的

－－论所谓"分享艰难"的文学

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误区不但表现在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并因而导致小说艺术上的失败，而且它的价值取向、它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它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也都存在严重的失误。下面我们以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所谓"分享艰难"主题入手进行一些分析。（1）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期；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其主要代表作家有：谈歌、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他们的一些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编》《年底》《年前年后》《分享艰难》等等，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互助合作、共同抵抗饥荒的情景，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的"艰难"及其"分享"当然也不同于50年代和60年代，可谓此"艰难"不同于彼"艰难"，此"分享"不同于彼"分享"是也。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2·1、何谓"分享艰难"？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极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价

（1）"分享艰难"本是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醒龙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由于它也是所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为解决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问题开出的药方，所以，有评论家也把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行为者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而精疲力竭、焦头烂额。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经济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责任伦理而把信念伦理暂放一边。《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从信念上讲，他与洪塔山截然对立，从感情上讲，他根本不喜欢他。如果听从信念伦理的话，他甚至恨不得枪毙洪。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用孔太平的话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大厂》中厂长吕建国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把那位因嫖妓而被抓的河南大户郑主任设法放出来。这样作当然绝对违反了吕建国的信念伦理；但是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这位郑主任要与厂里订一千多万元的合同，这个合同能否签订，决定着工厂的生死存亡。你指望着人家的合同，就要让人家嫖娼。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用吕建国的话说："要说我心里话，我恨不得你们（指公安局，引按）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可我得为厂里两千多口子的嘴发愁啊。"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端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类人物。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作者为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中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象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象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长里搞到一千万元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2·2、艰难分享得了么？

通过以上三种人分享艰难的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种情况在目前市场经济不成熟期间是存在的（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对此作出过深刻的描写），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象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象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手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责任伦理。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同样感人的场面还很多，比如《大厂》中章荣之死，《大厂续篇》中吕建国与工人们聆听韩书记的遗嘱等）。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而是部分手中掌握了权力的人钻体制的空子进行权钱交易。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如田毛毛及其父亲、小李、章荣等等）就可以解决的（田毛毛的父亲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放洪塔山一马，但是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还会有更多的田毛毛被糟蹋，从而这种牺牲的价值就很可怀疑），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比如洪塔山卖轿车的钱可以解决两个月的工资、贺玉梅献出一万块私房钱、袁家杰在道德的感召下把技术卖给了乡镇企业可以有限地缓解厂子的财政，等等），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的困顿中。原因很简单：导致这种困顿的结构与制度依然存在，而消灭这种困顿的制度环境尚未产生。绝大多数人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选择自己的行为的，基层领导尤其如此。所以，即使是象章东民这样有才干的企业家，也只能使用非市场的或已经被扭曲的"市场手段"来发展企业，他也同样要逢迎权贵、贿赂订户，否则的话，迟早也要陷入与吕建国一样的困顿。

综上所述，这些小说揭示的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如果这些人是为自己的公司订货（从而订什么货直接与他的个人利益相关），他们还敢、还愿意这样做吗？而一旦产品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恶劣行为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秩序，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渡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

转贴于 三、道德激情切莫走火入魔

--谈歌小说《天下荒年》的价值误区

包括作家在内的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对于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型，持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远非单纯明了、非此即彼的态度。80年代知识分子那种对于改革开放的热烈而又不乏天真的憧憬、向往，已经被一种欲说还休的现实苦涩感所取代。改革的现实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而是光明与阴暗共生、进步与挫折交织。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90年代中期的社会关怀小说，在评价态度与价值取向上充满了矛盾与分裂、迷惘与痛苦。它既表现在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比如邱华栋的小说表现的知识分子面对充满欲望也充满堕落的城市时的迷惘与失落），也表现在一些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或乡镇村社为题材的小说中（如谈歌与刘醒龙的作品所表现的历史进步与道德退化的二律背反）。如果说80年代的作家们是热情洋溢地呼唤改革的理想，那么90年代的作家则是迷惘苦涩地面对改革的现实。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之间的深刻二律背反。这对于我们充分认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然而，我也注意到，在这一批小说中也有一些在我看来十分值得警惕的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或惟道德主义的取向。这种取向的主要特点是把一个时代、社会或个体的道德水准当成是评价该时代、社会或个人的最主要的乃至惟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其他标准的存在或意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曾经集中地表现在"二张"（张承志、张炜）的评论性文字中，而现在它又反映在许多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在上面对于分享艰难的文学的批评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这里我想以谈歌的《天下荒年》（《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为例作些更细致的剖析。

《天下荒年》写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然而作家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主题指向却无疑是90年代的现实。作者以苍山县的百姓与官员为例，所要说明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读完小说，读者得到的启示是：在苍山县60年代的那场饥荒中，虽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高贵的年代；而90年代的苍山县人（苍山县是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具有隐喻意义）虽然因改革开放而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裕，然而到处是抢劫杀人、盗贼成群，以致于安防盗门成风。这是一个对比；另一个对比是60年代的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廉洁奉公、公而忘私，而现在的干部则腐化堕落、私而忘公（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典型是刘春华的变节与犯罪）。

我以为作品表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转型期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无一定的启示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

第一，从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上说，作品描写的过去与现实的情况是否属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本来，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一方面似乎带有很强的纪实色彩；但另一方面它的主题显然又是要说明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通过苍山县这个特例，来说明60年代初与9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精神与道德状况。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就其普遍性问题提出质疑。我本人出生于50年代末，我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是我母亲经常对我描述情景至今栩栩如生：农村到处是倒毙路边的饿死鬼。据这部小说的描写，苍山县全县在大饥荒中只有三起盗窃案（而且其中一起是乡支书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饿死而下令发放种子粮，不能算是真正的盗窃），可见道德水准之高；然而据我的父母讲述，同时也据我通过历史史料与其他小说文本得到的了解，在那个可怕的年代，你最好不要在大街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吃东西，否则很可能被别人抢去。天哪，我到底应该相信谁？是不是苍山县是个特例，算得上是"小人国"里的圣人县？

其次，小说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它分析社会问题（注意：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修养问题，两者所需要的分析方法是非常不同的）的方法与评价历史事实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小说的问题在于把由于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一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还原为极度简单化了的道德状况，又把这种道德状况还原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用精神高于物质还是物质高于精神这样一种简单化了的道德评价来作为社会评价的尺度。虽然小说没有为过去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至上直接辩护，也没有因为今日的物质至上、"道德堕落"而全面地否定改革开放；但是小说的主题与中心显然是在惟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否定现实、美化过去。为此，小说精心地运用细节描写来制造关于过去的道德理想国的神话（农民宁可饿死也拒绝吃种子粮、市级干部玩弄了一两个异性即被枪毙等等）与关于现在的道德地狱的百丑图（关于曹迪的一段描写）。然而小说中的这些细节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症结在于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所要阐明的根本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问题。不妨让我们摘引一段在小说中具有"点睛"意义的议论：

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关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们这些年或许过于强调了物质，精神在物质面前仿佛一个受气的上不得席面的小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原子弹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勒紧裤带干出来的。我们今天会狠狠地嘲笑精神

原子弹这句曾经风传一时的豪言壮语，可是历史偏偏开了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我们先是有了精神的原子弹，才有了物质的原子弹。

于是"我"对于那个精神原子弹的时代就感到"高山仰止"，为那些"无恨无悔饿死"的人及其"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所震撼"，"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祥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因而：

不要总是指责那样一个年代吧，不要对那一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简单地理解为愚

不可及吧。或者说那一个年代有着过多的悲剧与错误，但它毕竟充满了神圣的原则与伟大的人格……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历史，我们应当珍惜那种洁净，我们应该纪

念那个物质绝对危机，精神竟绝对灿烂的年代。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面对那个时代时就只有惭愧与耻辱了：

或者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本身太高傲了，这使得它与我们现实中活得有滋有味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可悲的隔阂，因为那个年代的精神几乎处在了极致，超越了我们所能合理想象的界限，对于只重视现实而不在乎历史的当代中国人，断定它只是野史传说而不予置信，从而渐渐忘记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曾经是怎样活着的例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