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例1

(二)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在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PVAR模型分析之前，需要先对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这里的序列为面板型数据，运用传统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可能会产生效力偏低的偏误。为此，这里分别采用了LLC、ADF和Fisher－PP三种适用于面板数据序列的方法进行检验，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见表2。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与产业结构数据序列的水平值都无法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这一原假设，各序列的一阶差分检验值全部可以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序列均满足一阶单整，可运用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该期间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这里采用了Pedroni［15］和Johan-sen面板协整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中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见，除PanelPP和GroupPP－Statistic两个指标不显著外，其他指标均显著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Fisher检验值也在1%的显著度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协整关系。

(三)PVAR模型估计Chamberlain开创了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以此为基础，DouglasHoltz－Eakin、WhitneyNewey和Harvey［16］建立了如下基于个体固定效应时变系数的PVAR模型和广义距估计(GMM)法。PVAR模型拥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每个省市的金融资产结构变量HB、ST、IN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相同的基本结构，这显然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为此，这里把固定效应ηt和时间效应Φt引入模型，分别代表不同省市变量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和解释系统变量里的趋势特征，εi，t为白噪声。在有效去除模型中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干扰之后，即可采用GMM估计法来估计PVAR模型参数，具体结果见表4。根据AIC信息准则可得知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1期。由表4的估计结果可知，西部地区FN对自身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923%;对HB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448%;对ST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581%;对IN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0．025%，但并不显著。HB对FN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823%;ST对FN在10%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度为1．051%;IN对FN具有微弱的反向影响，影响度为－0．051%，并不显著。

二、面板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为了让误差项实现正交，以便克服因误差项相关而对估计效果产生影响，这里采用的方法是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由于方程顺序或内生变量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影响Cholesky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解结果，需要建立相应的置信区间来避免这一问题。为此，本文以GMM方法估计出的系数以及方差—协方差矩阵为基础，采用MonteCarlo模拟实验随机生成大量系数，重复计算变量间的冲击响应，这一过程共进行了500次，用模拟结果所获得的两个标准误差置信区间来评价变量间的冲击响应是否显著。图1给出了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PVAR正交化脉冲响应图，其中横轴为追溯期，这里共考察了6个追溯期;纵轴为其他变量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因变量的响应程度;中间一条曲线为因变量的响应函数线，外侧两条曲线为2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中第一行分别是FN对来自HB、ST、I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由图可见，当HB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随后表现为一种反向效应，这说明1993－2011年间西部地区的货币资产增长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究其原因，这或许是因为货币资产的增加意味着社会融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条件下企业缺乏动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缘故。当ST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在即期的响应值为0，之后则呈现为一种正向响应，说明证券资产结构的调整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这与证券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相符。当I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FN的即期响应值为0，之后逐渐呈现为一种反向响应，这或许与西部地区企业效益不高有关。当企业效益较差时，保险资产结构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将为更多员工投保，或为原有员工增加投保金额，这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在一定时期内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图1中第二行分别是HB、ST、IN对FN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从图中可见，当FN产生一个标准信息差冲击时，HB的响应为正向，这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货币资产结构的提升。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后，其产出效率更高，企业和居民个人将拥有更多存款和财富，其显现出来的效应就是整个社会的货币资金增加。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时，证券资产结构在即期虽然表现为一种微弱的反向响应，但很快转变为一种稳定的正向响应。说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证券资产的发展。当FN产生一个标准差冲击时，IN在即期表现为一种正向响应，之后逐渐向0收敛。说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保险资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促进效应还相对较小。为了进一步揭示各变量波动的来源，下面分别从10、20、30个预测期对HB、ST、IN和FN的预测均方误差进行分解，进一步分析HB、ST、IN和FN间冲击作用的具体构成，结果见表5。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10、20、30个预测期，FN的变动中分别有37．288%、34．513%和34．493%的比例来源于自身，来源于HB的影响分别为17．336%、17．192%和17．178%，来源于ST的影响分别为41．343%、44．947%和44．991%，来源于IN的影响分别为4．033%、3．349%和3．339%。对FN变动影响的大小顺序分别为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与此相应，FN对HB的影响分别占到32．369%、34．488%、34．492%，对ST的影响分别为29．191%、34．450%、34．492%，对IN的影响的分别为34．945%、34．498%、34．492%。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升级对证券资产结构调整、货币资产结构调整、保险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大小较为接近。

三、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Granger的研究结论，如果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变量间至少存在一个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19］。在假设变量已包含全部预测信息的前提下，Granger构建了以下检验模型。该模型主要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Hurlin和Venet认为，当检验对象为既有时间维度特征，又有截面维度特征的面板数据序列(PanelData)时，由于样本量明显增大，自由度提高，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程度会降低，基于面板数据序列为基础的模型检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20］。模型(8)假设变量Y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X的过去值相关，如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X到Y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9)假设变量X与其自身的过去值以及变量Y的过去值相关，如估计结果显示变量Y的系数和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系统中仅存在Y到X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变量X和变量Y都显著不等于0，则说明变量X和变量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X是Y的格兰杰原因，Y也是X的格兰杰原因。以上模型中，Δ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p为变量的滞后期数。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差分项显著，则说明在短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ecmt－1显著，则说明在在长期内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运用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12省市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的检验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无论是FN与HB、FN与IN，还是FN与ST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ecm均至少在5%水平显著。说明在长期内，西部地区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是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金融资产结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第二，在短期内，FN和HB、FN和ST、HB与ST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HB是FN的格兰杰原因，但FN不是HB的格兰杰原因;ST是FN的格兰杰原因，FN不是ST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短期内，IN与FN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关系，即FN不是IN的格兰杰原因，IN也不是FN的格兰杰原因。

产业结构论文例2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由图2可见，技术进步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3可见，市场需求变化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4可见，制度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

由图5可见，经济环境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6可见，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非常小，即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影响程度的变化不明显。

由图7可见，企业行为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由于我国电信企业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对其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此对其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各种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下面通过图8来对比各种因素的变化。

从以上各图表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

1993年以前，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技术进步；

1993年—1998年，制度和技术进步依然占重要地位，但制度的作用在降低，经济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企业行为的影响；

1998年—2000年，技术进步的影响超过了制度，市场需求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产业结构论文例3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产业结构论文例4

产业结构状况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产业结构的改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的产业结构则会极大的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要求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言,无论是改善产业间的比例,还是提高产业结构之质量;无论是采取以投资倾斜为主的增量调整,还是采取以资源的再配置为主的存量调整,都离不开资金,离不开金融可以说,金融是保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推动力

金融作用于产业结构的过程可简述为:金融影响储蓄投资影响资金的流量结构影响生产要素分配结构影响资金存量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即金融活动主要作用于资金分配,进而作用于其他生产要素的分配;而在资金存量与资金流量的相互作用中,它首先作用于资金流量,进而再作用于资金存量,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企业须具备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条件,金融须具备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条件,金融才能更好地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具有产业范围选择功能,金融通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一、产业结构调整中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企业条件

1.利润空间产业结构调整依赖技术进步,结构升级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也意味着以新技术改造发展原有产业产业结构升级源于科技创新引致的生产率的上升,只有生产率上升,才能保证金融资源作用于某一产业后的盈利水平金融资源的趋利本性使得那些生产率上升速度较快盈利水平上升速度较快的产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反过来,这也保证了依托其发展的金融活动具备了较之于其他金融活动更强的盈利能力及更持久的资源供给能力,实现了产业经济与金融机制的良性循环

2.资本空间产业的关联度越高,为之服务的金融资源就越有独立运作的条件与可能那些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具有很强的资金约束条件,而且它们往往又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和扩散效应,蕴含着一个由产业本身的经济技术联系而产生的巨大资金流这就为金融资源的支持提供了资金保证:一方面是依托产业关联性所产生的资金流,另一方面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运作所实现的产业发展的资金循环,使相应的金融活动得以发展

3.市场空间需求弹性高的产业能够为金融活动提供更加独立的市场运作空间产业的市场需求弹性越高,相应的金融活动可作用的市场空间也就越大比如,在我国,住房和汽车产业的市场容量十分巨大,因此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就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当然,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产业的市场空间也是不同的,总有一些发展较快的产业,相应的金融活动也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市场条件通过金融资源对这些产业的支持,有利于培育这些产业的市场需求,由此也可以看出,产业的发展与金融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

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具备的条件

现代金融工具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为相应的金融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要在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进行金融脱媒金融管制的放松和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也正是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必备条件

金融脱媒一些大型公司凭借自身优良的资信条件可以进行直接融资,从而逐步脱离银行这一信用中介比如,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目前的总规模已接近银行存款,主要发行机构就是一些重要产业中的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直接对相关产业部门提供金融资源的支持,促进了那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说,如果没有金融脱媒,一些金融资源就很难这样方便地投入到相关产业,那些产业也难以获得如此快速的成长

金融管制的放松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不仅开始涉足众多的金融领域,而且纷纷设立独立的金融机构,以满足对客户的多种金融服务需求比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汽车集团设立的财务公司,现在已能够对客户提供从购车到汽车关联消费所涉及的信贷信用卡保险甚至代客理财的全方位金融服务,直接支持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流动性更强的金融工具,满足了资金运作高效率的要求比如,在汽车产业的金融服务中,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是依赖旧车市场变现实物资产,但现在运用较多的则是汽车抵押贷款的证券化,这就大大提高了资产的流动性,丰富了支持产业发展的金融手段以上三个方面对于我国金融业如何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可以将其作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改革方向与途径参考

三、金融支持的产业范围选择

金融资源的物质载体即是其所投入的产业的物质内容,金融资源的价格构成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充分反映出各产业的相关信息因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问题所谓金融资源的产业范围选择是指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框架下,根据一定的产业准则,对金融资源的结构顺序规模进行安排,对金融资源的活动进行引导,使有限的资源通过金融市场流入某一产业,从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金融资源的选择过程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资源相对于其他生产因素具有易于分割流动性较强的特点,便于配置到优势企业中,不仅优化产业内部的资金循环(存量资本),而且能够吸引社会其他资金(流量资本)流入这一产业,对特定产业的发展起到加速作用,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效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素的分化组合与所有制部门壁垒之间的矛盾利用金融市场,通过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还有利于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金融资源的注入还有助于做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企业发展的约束创新机制的培育也需要金融资源的参与和支持,由资本意志对企业的各项行为进行表决,有利于企业各项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以自利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反之,那些没有效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无法得到资本的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这种由金融资源的产业选择所引发的优胜劣汰机制最终必然会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

四、金融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资金的运用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而产业结构反映资金分布状况金融也正是通过资金形成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1.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形成机制是指金融通过提高要素投入的绝对水平,推动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金融活动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分离为两个独立的行为,金融机构本身既不是投资者,也非储蓄者(只有小规模的直接投资和储蓄),它们通过对储蓄者和投资者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提高了储蓄与投资的总水平

2.资金导向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主要基于两点,即商业性金融的利益竞争机制和政策性金融的校正补充与倡导机制,它们共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协调发展在实现资金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过程中,商业性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金融市场资金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收益水平和资金价格进行金融活动,按照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对竞争行业的投资性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转移同时,它们也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对资金使用企业实行经济控制和监督,促进信息沟通,减少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提高投资收益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资金导向的倡导机制与矫正补充机制上一方面,政府通过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货币供应量,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一个迫使旧的产业结构发生松动淘汰改组与发展的宏观氛围,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先决条件;同时,通过区别对待的利率政策,对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鼓励或限制,或采用信贷选择政策,由中央银行根据产业政策进行信贷配给或行政指导,直接干预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引导资金投向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出面建立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私人(民间)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以及投入资金不足的重点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和贷款,实现对市场机制的矫正补充机制

3.信用催化机制信用催化机制实质是通过货币量的扩大,即信用创造,加速资本形成,促进生产中资源的节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把潜在的资源现实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总量增长适当的信用扩张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加速和催化作用,它使资金的形成机制得以突破对闲散资金的总量在信用催化机制作用下,资金投向不再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产业或项目,而往往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的前向后向和环向扩散效应的产业项目进行投资,催化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及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与调整更迭,在资金良性循环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提高

五、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金融市场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金融市场通过这些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第一,金融的信贷杠杆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筹集资金并引导资金流向的作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为主,而这种转换,不论使用增量途径还是通过存量途径来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注入,金融尤其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杠杆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仍以间接方式为主的情况,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指导下,还可以运用信贷杠杆,制定信贷政策,有目的地倾斜来调整贷款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比例,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有区别有侧重地支持某些地区某些产业和不同所有制发展在直接融资方面,证券市场作为金融资产的供给场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通性风险性期限性不断排列组合形成不同金融产品满足不同的投资者,成为现代资本形成的最佳场所,从而满足产业结构调整中快速集聚资金的要求

第二,金融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社会资源的大范围大规模流动而产业结构调整归根到底就是不同类型企业的市场进出问题,这必然涉及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合理配置无论是以银行为中心的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均具有联系面广信息灵通的优势,其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支持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使资源自动流向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并辅佐其成长,而效益差无市场生命力的企业无法得到资本甚至资源流失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这一过程最终促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因为无论是资本市场主体还是货币市场主体其经营原则决定的投资活动必然刺激市场资源向具有优势地位的产业倾斜

第三,金融市场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时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依据资源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变动,而这些变动无疑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表现出来的日趋复杂的信息结构,而金融市场的构成部分之一证券市场具有反应信息的灵敏性和传递信息的有效性,这能较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对信息的依据,并据此来引导资本的流向;同时,金融市场也能加快技术创新,而今,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正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强商业风险性极大的活动而创新性企业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资信程度低并缺乏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筹措到大量资金而资本市场则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风险投资市场,不仅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本,而且推动这些技术创新渗透到相关产业,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纳斯达克市场就是典型的例子除此以外,资本市场还促进企业重组目前,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企业结构整合,无论是收购还是重组,大多都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尤其是风险投资资本市场较好地解决知识产权的价值和企业资产价值的市场评价股权的可交易性投资风险的分散等问题,使企业重组的道路更畅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具备了取得金融支持所需的利润空间资本空间和市场空间,金融具备了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金融脱媒金融管制放松和资产证券化发展趋势,金融才能发挥产业范围选择功能,并且金融通过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和信用催化机制,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市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信息加快技术创新促进企业重组的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金融通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来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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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例5

二、山东省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的现状

1.现状。山东省近几年一直重视建设生态环境，积极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荒漠化；建设生态产业。将发展低碳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任务，将产业转型与节能减排相结合，积极完善政策体系，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各市的单位能耗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一方面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各项比例日趋协调。服务业及新兴产业等低碳产业发展迅速，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个百分点，首次突破40%，完成了预定目标；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指新材料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29.1%。另一方面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山东省能源消费格局中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山东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8.1%，达到了591万KW；余能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2.1%，达到154万KW；外电入鲁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9%，达到488亿KW。再者低碳化进度加快。全省万元能耗超额完成目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3.1%，SO2排放量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4.3%。淘汰落后产能生铁、焦炭、粗钢分别为150万吨、60万吨、40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45.7万KW。四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得以控制。森林覆被率恢复到23.5%，大气主要污染物SO2、NO2、IP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0.8%、10.9%和4.4%,湿地面积增加到178.5万HM2，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按照既定目标已全部恢复鱼类生长。第一产业发展现状。第一产业可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其发展所必须的原材料、能源、食物等，因此是国民经济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产业，它的发展状况会直接促进或制约着一个地区的发展。山东省的第一产业，近年来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特点，结构与布局越来越合理。以2012年山东省农业发展为例：2012年山东省农业内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为3960.6、107.0、2285.9、1267.1、325.1。与过去的几年比较（图1，2003-2012年山东省农业内部产值构成），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的产业结构正逐渐改变，渔业、牧业等其他类资源的优势已经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正呈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但根据数据农业在第一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过大，达到49.85%，山东省第一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调整。第二产业发展现状。各个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情况会直接决定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生产总值达到25735.73亿元，占总产值的51.46%,比全国的比例偏高，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其他相当的省份中处中游水平。从轻工业的产值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看，2012年的比重为8:17，与沿海其它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省份相比处于中间位置。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工业的调整到以工业为主再到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且其中轻工业的产值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的变化体现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程度。根据这个理论，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仍未达到成熟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求第三产业越来越快速的发展。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产业的繁荣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带来了强有力的保障，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2007-201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分别为：33.44%，33.48%，34.71%，36.61%，38.29%，39.98%。此数据显示，山东省第三产业在GD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发展速度较快，呈递增态势。在其内部结构中，结构比例日趋合理，但层次仍然偏低，发展空间较大。生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第三产业中占的比值也连续增加，但对其投资的规模仍有待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虚拟经济如房地产业、金融业、收藏业等虽然也有增加但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2.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高度化也可以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其具体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产业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它标志着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根据《2013年山东省统计年鉴》中的资料，2012年由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第二产业创造的产值占山东省工业增加值的58.8%，而其它知识密集、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如IT、金融等产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较低。由此可看出山东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还未得到改变。低碳技术相对来说较为落后。低碳技术涉及到三次产业内部的冶金、电力、石化、化工、建筑、交通等高能耗部门，具体内容包括在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开发、CO2的捕获与埋存、油气及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在低碳技术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一次能源投入经济体的转换效率即其综合能效可以达到45%，而我们只有35%。但整体仍较为落后，且发展不平衡。要在低碳的视角下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只能依靠先进的低碳技术。近几年来，山东省的创新能力指数一直徘徊于7-9位，处于第二梯队。总体成绩中等偏上，但相对于处第一梯队的京、沪、粤、苏来说，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循环经济于发展的技术还相对落后。详细来看，某些重要领域的一些关键技术、产品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生产，如高浓度有机废水治理、大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等；缺乏对省内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关键技术的一些信息的了解渠道。在具体实施节能减排时难度较大。一方面，低碳化整体水平较低，控制、治理污染的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废物资源化的程度较低。原因一是作为企业来说，大多数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主要能源以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为主，很少主动研究、采用低碳能源；二是作为政府来说，有时不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片面看重GDP的增长，而忽视了资源、环境的问题，对企业的监管不健全。成本回收存在困难。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主体一般有政府金融机构或私人企业。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主体一般是政府，并且其中对于环境的投入相对来说较少。其次，随着生产工艺的成熟、现代生产体系的形成，原材料的开采、加工的成本越来越低，使得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的成本比购买新的原材料的成本更高；再者，山东省排污企业承担的排污费与修复实际造成的污染损害所需的费用相差甚远，导致成本回收存在困难。制度方面的障碍。法律法规体系中缺少形成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内容。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但配套的法规仍然不完善，一些法规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相互还存在不协调的现象等，因此很难从制度上约束不利于环境优化、产业优化的经济行为。配套措施不完善，执法缺乏力度。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生效后有关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的制定与落实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会导致已有的法律法规出现指导性不够，缺乏法律效力，监管和执法力度弱等问题。从而出现某些企业环保思想松懈，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环境的保护。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中的环境“外部性”属于“市场失灵”的问题，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环境经济刺激制度改善。但是山东省尚未建立完善的经济激励、合理费用的机制，从而影响了产业生态化的发展。

产业结构论文例6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简单地从人均资本的视角出发，将产业的基本类型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种，并认为落后的中国只能从事前者。其实，以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为标志，产业还可以划分为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和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而将两种划分结合起来，对于正确选择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属于低知识技术含量类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有少量可能具有较高知识技术含量，但在知识技术落后的中国，能自然发展起来、具有“自生能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必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型。因此，“比较优势战略”学派鼓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实质就是鼓吹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

2、“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产业结构低级化的过程

（1）起点。在奉行“比较优势战略”之前，新中国实施的是“赶超战略”，在国家保护和扶持的条件下，只用了短短的20多年就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部门，实现了中国的初步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塑造了整体不算先进，但已具有一定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知识技术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基本上不存在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知识技术力几乎未曾积累，将全部资源用于发展低知识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不存在什么损失。但中国已经在众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中投入了大量资本，还培养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科技人才队伍，一旦放弃，巨额的存量资本和所有的高级人力资源基本上将损失殆尽，知识技术力趋于毁灭。

（2）政策导向。在国际垂直生产分工链条中，产业所属的位次是由其知识技术含量的密集度所决定的。高知识技术含量意味着高的生产率，就能获得高附加值，从而位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反之亦然。因此，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在已经建立起众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基础上转而将其放弃，却发展纯粹的低知识技术含量的产业，不仅使以前巨额资本积累化为乌有，而且在国际分工中主动放弃了高端产业或产业的高端，滑向低端产业或产业的低端。

（3）结果。一方面，实施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战略”后，资源都流向低级产业使得高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后续资金面临枯竭。没有了后端的国家扶持，又在外国企业的冲击下难以获得前端的市场哺育，高端产业很快就一败涂地，有的低端挣扎或改行、有的破产倒闭、有的被外资收购。另一方面，中国大量承接国际产业的迁移，大力发展以“两高一资”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成长为“世界装配车间”。与之配套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的技术装备来运转，而本身缺乏知识技术含量。产业的逆向变迁导致国家知识技术力迅速下降，产业结构趋于低级化。据报道，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日、德的5％左右，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二、知识技术力的缺失使资本积累难以转化为产业升级

1、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

常常有人把产品结构的变化当作产业结构升级，认为从生产衣服、鞋子到生产彩电、空调，再到生产汽车、电脑和手机，这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然而，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低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高技术的生产环节，而高技术产品生产链中有低技术的生产环节。在产品全球化生产的时代，判断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级别高低的尺度不再是产品，而是工作，是从业者的工作中知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尽管我国生产的产品结构有了很大改变，但各个产业所做的工作依然是低知识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先进性不是源于在我国的工作，而是源于进口的高技术的设备、材料和零部件，源于在国外的生产流程，产品的主要价值也没有归属于我国，而是归属于全球产业链中的外国企业。所以，在国内工作低级化的状态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很难谈得上升级。

2、“比较优势战略”下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的原因

在“比较优势战略”的指导下，中国以牺牲高端产业为代价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积累了一些货币资本，但很快陷入市场需求狭窄、外资企业竞争、生产高度过剩、市场定价权丧失和资源环境恶化的困境。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更给其致命的冲击，长期辛苦换来的以外汇储备为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积累也发生大幅缩水。随着企业生存和经济增长的日益艰难，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举国上下迫切的呼声。然而放弃高端产业容易，想重新占领却很难。因为进入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光有货币资本是远远不够的，要有打破迷信的勇气和自主发展的决心与信心，要能取得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关键物资，要有专业的研发人才、熟练的技术工人和内行的管理队伍，还要有对高技术国货的需求。然而“比较优势战略”的长期统治使得市场自发地突破这些障碍困难重重。

（1）思想观念问题。“比较优势战略”让中国自觉地接受了国际垂直分工低端的定位。多年来，高科技被涂上了神秘的光环，中国人做不好也没必要做的说法甚嚣尘上，比如按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市场换技术、自主研发不如购买外国现成技术等等。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仿佛中国人就应该低人一等，自主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好像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行为。

（2）技术装备问题。很多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需要某些关键性的技术、装备和物资，但国内一时难以提供，想要快速上马的话只有从国外进口。然而，尽管我国高度对外开放，但发达国家却在多方面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封锁中国，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极其严格。比如美国就宁可保持对华大量贸易逆差，也不允许美国企业卖给中国敏感性管制物品。发达国家自己有钱不赚，使得中国有钱也买不到技术装备，从而也就阻挠了中国建立与之竞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充分说明，知识技术差距才是国家间经济差距的根源，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维持并尽可能地扩大这种差距。

（3）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人是第一最宝贵的资源，只要有合适的人，什么物都能创造出来，也就不怕封锁，产业的前途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力资源条件。由于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货币资本，中国目前发展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相关的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包括技术队伍、管理团队和熟练技工等。一般而言，学校教育是培养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的基础，但光有学校教育还远远不够，因为其培养的只是人才的毛胚。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必须依托产业的发展。高级和专业性人力资源只有在具体的高级产业实践中才能真正养成，国家的知识技术力也是随着其高级产业的壮大而成长的，两者是相生相长的关系。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迅速，大学毕业生成倍增长。但由于多年来“比较优势战略”的冲击，民族高知识技术含量产业逐渐没落，大量发展的都是低知识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得大学生失去服务对象，出现了严重的就业难问题。各类毕业生和转业者在低知识技术含量产业中从事着学非所用的简单工作，不仅不能成长为高级产业所需要的高级和专业性人才，而且原有的知识与技术也逐渐消退，久而久之，国家整体的人力资源质量趋于下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幼稚企业根本无法同成熟的外国企业抗衡，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壮烈牺牲或退避三舍。

（4）市场需求问题。因为提升人力资源、缩小知识技术力上的差距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国产的高知识技术产品要缩小与外国同类产品在质量与成本方面的差距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要完成这个过程，企业需要巨大而持续的投入，由于“比较优势战略”反对保护和扶持，高技术国货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份额。但消费者的本性是求新求好求廉，国货既然落后于洋货，购买洋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在国货与洋货相当，甚至国货还略优于洋货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也对国货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和偏见，使得国货的市场迟迟不能打开，品牌也难以建立。这样，后进的中国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源以完成知识技术力的成长和产品的成长。同时，中国的竞争性企业普遍本小利薄，承受不了巨大而持续的投入，从而高度功利化，总是拒绝不能立竿见影得到市场回报的投资，不愿从事自主研发，因此也就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三、结语

“比较优势战略”损害了国家的知识技术力，资本积累表现为单纯的货币积累，这种纯货币性的资本积累只能继续用于已经高度过剩而危机四伏的低级产业，或者用于投机制造经济泡沫，却难以转化为健康的产业升级。中国当初退出高端产业的结果换来的不是更快资本积累下的更快产业升级，不是退一步后的进二步，而是遭遇国际金融洗劫和永远地被锁定在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毫无疑问，只有立即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回到国家保护和自主创新的路线上来，致力于知识技术力的培育与成长，中国经济才能重获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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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例7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调整[J].世界经济研究，2002，（1）：19-22.

[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变化趋势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产业结构论文例8

从福建省制造业的整体情况来看，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起来，产品缺乏自主创新，科技含量不高，例如在微电子产业领域主要是以芯片加工为主，属于产业链中的装配环节，利润率不高；纺织行业也主要是贴牌生产或者给国际服装厂家代工，这种低成本发展战略导致福建省制造业只具有生产能力但不具有研发能力，只是加工工厂而不是研发的主体，整个产品集群分布为微笑曲线的底端位置。根据数据显示，2009年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于自主创新方面的经费投入仅为36亿元，投入强度仅为0.55%，研发优势力量未得到有效发挥而且企业之间同质化竞争严重，为了赢得市场，很多企业进行低成本的恶性竞争，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尽管福建省加大了对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投入，也建立了几个部级的高新产业园区，但无论是产值、销售收入还是技术含量都远低于江苏、上海等先进省市。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区域产业结构中，不可能所有的产业都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建立一个相对完整齐全的产业体系，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格局。首先，从福建省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二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特别是工业发展相对薄弱，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相差较远。其次，产业集群发展不足。尽管目前福建省具有较大的产业集群70多个，但普遍规模较小而且层次不高，产业集群也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发展的基础上，而且产业集群内分工不明确，同质化竞争严重。而且福建省缺乏实力强、能够整合资源的大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屈指可数，福建省制造业企业平均产值仅为6700多万，大约是全国制造业企业平均产值的68%左右，例如福建省最大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冠捷公司，其企业规模和年营业收入与中国最大电子信息企业———中国普天相差甚远，后者净资产超过100亿，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亿，前者仅仅为后者的五分之一。一些国内外投资者到福建来寻求合作时，也经常难以进行很好合作或者合资的企业。

（三）市场占有率低

从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来看，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规模、发展速度等指标上，更与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很大关系。目前，福建距离先进制造业基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求。近年来，福建省主要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都在全国十强之外，与上海、江苏、浙江等先进省市的差距不断加大。而且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增长非常缓慢，2006年前后出现较长一段时期的下滑，后面缓慢回升，目前其工业品的国内市场比重占全国3%的比重，居于全国第十位。同时福建省工业品的国外市场比重也增长缓慢，大约占到4%的比重，同时期广东、浙江等省市的国际市场比重都在20%以上。另外，从行业比重来看，广东有15个行业位于国内第一，浙江也有2个，上海有1个，福建则没有一个。福建省的优势制造行业，例如皮革羽绒加工、化学纤维制造、工艺品等也仅排在全国第三至第五位。

（四）产业配套能力差

制造业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庞大的产业体系，不仅有严密的分工，还要与产业链的上下游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密切的关联度，具有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但从福建省制造业发展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的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发展速度缓慢，产业结构上主要以纺织业为主，缺乏制造业产业的上下游配套体系，产业关联度不高，很难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配套能力。而且福建省制造业的配套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水平差，难以满足大企业的配套要求。再加上人力资源和市场的限制，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壁垒，上下游产业之间缺乏流动。另外，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出于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存在重招商、重大项目而轻视配套产业做法，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制造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促进福建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机构是否合理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主要标志。福建省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不能面面俱到，要突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首先，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和亏损严重的产业，发挥优势产业的优势。福建的部分制造业优势明显，例如纺织、机械、有色金属以及石化产业，今后可以通过产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更新换代，在强化这些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在对传统产业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重点发展资源耗费少、容纳就业人口多行业；二是有利于外资进入，容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行业，帮助福建省在短时间内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经验；三是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配套产业，其产品技术性能的提升必然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四是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制造业，最终达到产业升级。其次，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福建省在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等产业上具有一定优势，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升级。今后可以依托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等高新技术产业区，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加强闽台制造业产业对接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气候、血缘和文化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具有天然的地理和人文优势。两地的制造业特点明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福建和台湾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形成产业对接。首先，福建在与台湾进行产业对接过程中，要重点选择台湾的优势产业，例如台湾电子电子工业发展较快，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福建要加强与台商在电子工业上的合作，充分利用福建的资源优势发展电子工业。再例如台湾石化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但近年来面临原材料稀缺、制造成本提高的难题，福建可以利用市场和资源优势，加强与台湾石化业的交流对接，提高产业集聚度。其次，目前福建与台湾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进驻福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今后福建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台商资源的优势，加强对台商的深度合作，建设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基地，形成特色的制造业产业群。

（三）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竞争力

制造业的竞争实质也是制造技术的竞争，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争夺的市场焦点。福建省要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就要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首先，发挥跨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福建要做好跨国公司高技术项目跟踪，特别是办好现有外商投资区，使之成为引进高技术产业的示范区和孵化基地，以此不断提升技术平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同时鼓励省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上进行合作，形成自己的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其次，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福建属于沿海省份，区位优势明显，但自然资源短缺。要想赶超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就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今后福建要在信息平台的基础上，以网络化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等多种新型制造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加工、数字化装备和数字化管理过渡，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四）加强产业集聚

产业结构论文例9

根据《山东统计年鉴》(1991—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将考察年份内山东省的人均GDP(人民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并参照美元通货膨胀率(1980—2012年均约为0．031)换算为1980年美元计价水平。然后利用插值法计算考察年份内历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数据，为比较直观的比较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之间的差异，利用两组产业结构数据绘制图1、图2、图3。1．1．1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第一产业标准相比较，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相对应，均呈现下降趋势，1990—2004年的大多数年份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低于钱纳里标准比重(1991、1995、1996年除外);其中，1990年，钱纳里第一产业比重为29．38%，山东省第一产业比重为28．1%;2005—2007年、2010—2012年山东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比重基本一致，2006年至今，在山东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其第一产业比重开始略高于钱纳里标准，其中2008年高出3．4个百分点。1．1．2山东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出，1990—2008年二者均呈现上升趋势，2009—2012年二者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钱纳里标准第二产业比重在走势上更平缓些。1990—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第二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2008年，分别高出7．22、6．53、7．85个百分点。由图2可知，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要高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工业化程度，在1995—2002年间，二者差距比较稳定，而2003—2008年，二者差距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1．1．3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山东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与钱纳里标准相比较如图3示。从图3中可以直观的看到，1990—2012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0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呈现平缓上升趋势，而2004年，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下降，之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考察年份内，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高于山东省第三产业比重，1990年、2000年和2008年，标准产业比重比山东省的比重分别高出5．84、8．51和11．43个百分点。综上可知，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山东省第一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低于钱纳里标准产业比重，可以初步得出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钱纳里三次产业结构模式作为分析产业间比例合理性的参照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该方法也存在标准结构模式是根据样本国家历史资料统计得出，未考虑各国或地区资源条件存在的差异，未确立产业间比例合理性判断规则的不足。因此，为了全面地分析和了解山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状况，该文在利用传统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的方法，阐明山东省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

1．2山东省三次产业的Hamming贴近度分析

利用有限点贴近度(Hamming贴近度)的方法比较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与山东省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sri为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模式中各产业的所占比重;sdi为山东省三次产业所占比重;Th代表实际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的Hamming贴近度，i=1，2，3次产业。一般来说，Hamming贴近度越小，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大，实际产业结构越不利用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Hamming贴近度越大，则实际产业结构和标准产业结构的差异越小，实际产业结构越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计算出Hamming贴近度，见表1所示。根据表1中数据，确立实际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判断规则，如下所述，首先找出最高贴近度(96.10)、最低贴近度(91．92)，并计算出平均贴近度为94．15，然后根据Hamming有限点贴近度方法，计算判断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的临界值，见表2。其中，94．80≈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93．41≈平均贴近度+(最高贴近度－平均贴近度)/3根据表1、表2中数据，绘制图4。由表2、图4可以判断，从总体趋势而言，1991至2003年(1993年除外，该年Th值=92．56＜93．41)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较为合理度下限93．41，表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其中1995—200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标均高于合理度下限94．8。但是2004—2009年，Th值均低于较为合理下限(93.41)，即在此期间山东省产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合理逐渐转变为不合理。考察年份内，2001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Th值为96．10，此后，山东省产业结构与标准产业结构差异变大，其中Th值2005年最低为91．9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山东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评价

评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方法很多，例如标准的“发展型式”判别法、相对比较判别方法和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判别法，其共同之处是将两个产业结构系统进行比较。该部分借鉴上述方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行分析，将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比较。为考察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引入产业结构高度值指标，考察山东省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在该指标上的差异。H=H1P1+H2P2+H3P3式中，H为产业结构高度值;P1，P2，P3分别为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H1，H2，H3分别代表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高度值，分别赋值为1、2、3。利用上述公式，并根据《山东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3年卷的统计数据，计算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并绘制图5，图5较为直观的反应出山东省与各区域产业高度值差异。由图5可知，山东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全国产业结构高度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1990—2012年的产业结构高度值，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均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90(2012)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和山东省该项指标分别为2．11(2．41)、2．09(2．38)、2．16(2．36)和2．02(2．20)。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只有1995—2003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其它考察年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09年，山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2．15和2．25，山东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1990—2012年，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值年均增长率为0．57%，该数值相比山东省年平均经济增张12．97%显得微不足道，反映出山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并没有因为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机遇而快速推进。在以上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为深入度量山东省与以上三个区域产业结构系统之间存在的差距，更为客观准确的表现该差异的演变趋势，以下进一步利用欧式距离法进行判断。欧式距离法的公式为rAB=［Σni(uAi－uBi)2］1/2;其修正公式为rAB=1－c［Σni(uAi－uBi)2］1/2，令c=1/21/2，A为判别的产业结构系统;B为参照系的产业结构系统;rAB为二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uAi为产业i在A产业系统中的比例;uBi为产业i在B产业系统中的比例。为便于比较，经过修正，将正指标(数值越大，差距越大)改为反向指标并将数值扩大100倍(数值越大，差距越小)。运用欧式距离法检验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由表3中数据可知，在1991—1995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分别由89．2、93．24和88．08增张至93．36、94．69和94．86，说明山东省与三大经济区域的差距缩小;1996—2000年，该项指标一直在94左右徘徊，说明差异达到一种比较稳定状态;而2001—2008年，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差异指标由94．12和93．24降至91．73和89．95，表明山东省与长三角和京津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差距在迅速扩大。

3山东省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根据1990—2012年产值结构，将山东产业结构与钱纳里标准结构相比较，第一产业和钱纳里标准基本相当，较为合理;但第二产业比重均高于钱纳里标准;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低于钱纳里标准;根据Hamming贴近度衡量山东省产业结构已趋于不合理。此外，比较1990—2012年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数值均呈现平缓上升的趋势，山东省的该项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但低于上述三大经济区域。山东省产业结构相当于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的国家产业结构水平，总体结构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仍存在局部结构不合理现象。具体存在问题分析如下:

3．1第一产业面临的问题

3．1．1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种植业所占比重过大，其它产业所占比重偏低。例如2010年农业内部产值结构，种植业所占比重为55．18%，林业仅占1．30%，服务业仅占4.1%，渔业为12．74%。3．1．2农产品加工不足，附加值低目前山东农产品销售仍以鲜销、鲜食为主，蔬菜加工率低，加工程度不足。水产品、畜牧产品仍停留在冷冻等初级加工的生产模式。例如，2008年，畜产品和粮食总产量分别为684．10万吨、4316．30万吨，加工率分别为50．29%、45．60%。3．1．3农产品出口层次低，市场集中，缺乏国际竞争力山东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工艺粗糙，附加值低，品种和品质结构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市场开发和产销协调工作发展缓慢。在出口农产品中，水产品、蔬菜、水果、肉食及制品、花生及制品约占78%，其中约80%销往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和东盟，出口市场集中，需求增长乏力。此外，出口的农产品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不利于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山东为苹果生产大省，但出口量却不高，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有:包装以大包装为主，未分等级，大小不均、采后保质能力差、农药残留超标等。

3．2第二产业面临的问题

3．2．1高能耗、重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山东省工业目前还停留在低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和消耗。山东地区正处于这种重化工业所占比重过高，高能耗、重污染不断加剧的阶段。山东省优势产业集中分布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2005至2010年上述行业的产值均占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并不十分突出。而且以上产业技术设备大多是从国外引进，虽然在国内具有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对外技术依赖，而引进的技术水平低，耗水、耗电，占据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的资源，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3．2．2区域主导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链断裂明显山东省的多个城市在产业定位时缺乏全局高度的协调和沟通，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区域内产业间的横向联系，制约了产业经济协作体系发育，不利于构筑基于整体优势的核心产业。譬如，青岛与济南的产业结构非常类似，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烟台、威海、日照、潍坊等城市工业结构的相似性指数在0．8左右，在40个工业行业层次上存在着低水平的工业职能同构现象;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五座城市总体规划中都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上并不都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和条件。3．2．3工业结构的层次偏低，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过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较小产业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轻工业阶段－原材料重工业阶段－一般加工组装重工业阶段－深加工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目前山东工业处于低度一般加工性原材料重工业时期，工业的发育层次相对偏低，工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采型”特点，表现为在较低层次均衡基础上的“虚高级化”特征，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在山东省工业结构中，传统的产业所占比重仍然很高。2011年，采掘业、石油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传统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3%。在装备制造业内部，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4．12%，而且由于缺乏核心知识产权，大量依靠国外技术，使得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外技术产品而言较低，附加值不高，行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仅为3．29%。另外，代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却依然发展相对落后，并没有在地区产业结构中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23558．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2．9%，该比重不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区，也远低于国内发达经济区。

3．3第三产业面临问题

3．3．1整体实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低山东省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也明显低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第三产业比重，2008年山东省第三产业的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比珠三角、长三角低9．5个百分点，比京津唐低10．2个百分点。从纵向比较看，1996—2010年，山东第三产业占的比例由32．28%上升到36．60%，仅增加了4．32个百分点，在劳动力构成中的比例由22．1%上升到31．9%增加了9.8个百分点，全国同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32．80%上升到2010年的43．10%增加了10．3个百分点。山东省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的三次产业比较。从区域内部来看，2009年山东省服务产业增加值为11543．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4．14%，远远低于国际标准水平的75%。譬如，2009年，山东服务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约为0．53万美元，而同期美国、日本、欧盟的人均生产率达到6万美元以上，不到西方国家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十分之一。尽管山东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服务产业的增加值不高，劳动生产率较低。3．3．2传统服务业仍然占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山东省服务业仍以传统的交通、商贸、餐饮住宿等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卫生和科研等知识含量高的产业比重仍然偏小。以2010年为例，山东金融业增加值为1361．45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9．4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增加值474．59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3．30%;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实现增加值262．45亿元，仅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1．82%，而与之相对应，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三个传统服务行业，2010年增加值为6899．36亿元，占全省服务业总值的48．10%。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工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山东省工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将伴随着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业的庞大需求。制造业产业链的延长、附加值的增加、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需要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面临高度化发展的山东省来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不足，已经对山东工业升级和整体经济形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综合竞争力的提高。3．3．3各地区服务业发展不均衡，且市场化程度低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山东省各地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来看，上千亿元的仅有青岛、济南、烟台和潍坊4个城市，青岛为2630．58亿元，济南为2057．90亿元，烟台为1457．48亿元，潍坊为1040．13亿元。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是莱芜，仅为177．54亿元。从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GDP比重来看，2010年，济南市最高，达到52．6%;青岛市居其次，为46．4%;德州(29．4%)、菏泽(29．2%)和东营(23．7%)三市在20%－30%之间;其余12城市均在30%－40%之间。各地市之间的最大差距达28.9个百分点。另外，在山东服务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行业垄断、行政垄断以及所有制垄断等问题。例如，山东的金融行业仍为内资银行控制市场，但是，在现有制度性进入壁垒的保护下，内资银行并未将这种时间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在电信、教育、文化、公用事业等行业行政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在现代租赁、会展和旅游等行业又存在着被国有服务企业和事业单位主宰的局面。

4结语

4．1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首先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当缩小种植业的面积，大力发展林业、海洋渔业及其相关服务业，提高其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其次依托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譬如青岛市可以依托青食、青啤、大洋、华东等制品企业，发展海洋产品、粮油农产品的精加工;烟台市可以依托张裕、龙大、鲁花、天府等驰名品牌，对葡萄、苹果、花生、大豆等经济作物深加工。最后，支持民营科技型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发展，鼓励并引导它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发专用农产品、品牌名优农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有利于开拓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4．2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低能耗、高产出的区域发展道路。优先发展具有规模优势和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循环经济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利于改变山东省高能耗、重污染工业占比重较大的局面。其次，综合各地优势产业，明确各城市产业定位，充分利用城市间产业关联度，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改变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的不利局面。譬如，依托青岛海尔、海信等企业发展多元化的优势家电制造业，充分发挥产业关联效应，推动潍坊、日照等地家电配套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依托烟台、青岛等地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基础，发展轿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利用烟台、青岛、威海海洋科研优势发展海洋医药、海洋保健品制造业;此外，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高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培育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最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区域创新体系、鼓励大中型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开放和稳定的合作关系，利用成果转让、委托开发、共建技术开发机构等，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联合科技创新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产业结构论文例10

2.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缺点

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具有上述不可替代的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他与生俱来最致命的缺点---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产业链终端的核心企业及产品的过度依赖。为了更透彻地解释这一缺点，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人们迸发出的消费激情对家用电冰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需求。于是，北京的一家大型家用冰箱企业为了加大生产量以满足市场爆炸式的需求，改变原有几乎从头到尾的生产模式，利用其上级主管单位的行政协调，让数十家中小企业放弃各自原有的产品，利用其各自所长，为冰箱厂配套生产冰箱所用的配件。这时，可以看到以原有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形成，并在建立的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这一生产经营模式的优势—集约，分工明细，且配套。这样，这个冰箱厂以极高的产量满足了北京市场并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占领了周边市场。几年后，市场逐步进入了饱和。冰箱的销售出现了滞销，并且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在这个家用冰箱企业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数十家产业链上游的产品生产企业与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一同受到了伤害。他们随着冰箱的销售数量的减少而减产，直至最终停产。到此，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致命缺点充分地暴露出来—即一个相关的产品系列结构中上游单一产品生产企业对下游终端产品企业的过度依赖性。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如下：第一，依赖性的特点表现为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不直接对市场负责，而只对终端企业的订单和质量负责。而作为中央圆心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依赖性表现为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的依赖，大多不去做深入的市场对比。第二，由于上述的特点，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产品自我研发能力。技术力量主要停留在下游终端成品对自己产品技术要求的理解。第三，这一特点还决定了下游终端成品企业对上游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原材料提出了质量和价格的要求。限制或指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对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采购队伍。第四，大多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需具备对市场的销售能力。因为所有产品销售的大部分去向或是唯一的去向是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大多或无需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因此，一旦这个产业链的终端企业或产品出现了问题，这些上游产品生产企业无力独自面对市场。本文上面阐明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诸多优势，并举例说明了这是在生产、市场及涉及到企业管理诸多要素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并也相信会有更多的生产企业将在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进程中利用其优势而做大做强。那么，在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各个企业，特别是处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而能够生存发展呢？

3.扬长避短，倚强做强

一般的说，作为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中的终端产品企业多为大而强的企业，其产品也具有相当的市场知名度。那么，作为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的上游产品各企业如何规避这个生产经营模式致命缺点，消除短板而倚强做强呢？先让我们还通过对比看一个同样是大型家电企业的例子，他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980年代中期，伊莱克斯集团在大举进行的一系列与家电相关的企业收购和重组后，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家电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综合集团。之后，伊莱克斯着手在意大利建立了以不久前收购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模式。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利用其积累了超过百年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对所建立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为核心的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的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规定了如下改革政策：第一，要求作为产业链终端的沈努西冰箱制造公司采购的冰箱的零部件不少于40%要来自伊莱克斯集团之外的生产商。这一政策看似肥水流了外人田，但客观上提高产业链终端企业的采购能力。用集团外的产品和本集团内产业链上游的企业的同类产品进行质量、价格和服务的比较，从而倒逼本集团内上游的企业了解市场，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并制定出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与此同时，产品终端企业有了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用最合理的价格保证其终端产品的质量。第二，要求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集团内各个企业，成为每一个独立核算的单一企业，只对各自企业利润负责而无需对产业链上包括终端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的产品供应保障负责。同时规定，各个企业的产品销售给本集团产业链终端企业的上限为其自身生产能力的50%，不设下限。这一政策就是说：各个企业的生产要以自身利润为中心，无需过多的承担对终端企业的责任。这样，上游企业为了各自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能够依托为沈努西加工产品的品牌优势和成熟的技能优势建立自己的市场和销售队伍及建立自己的市场知名度，同时争取更多的客户。在这一政策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生产企业实行几年后的1990年代初，欧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沈努西冰箱和其他家电一样遇到了滞销。然而，在沈努西冰箱产业链上游的各个集团内的数十家生产企业的发展没有随着沈努西冰箱的滞销而停止。而是他们经过了早几年的市场历练，把他们的产品拓展到了冰箱产业以外更宽的空间。他们中的冰箱轱辘生产企业，除了供给沈努西冰箱外，还为医院，超市，航空等公司生产手推车的轱辘。这些生产企业成长得更加成熟和强大。这一切或许都应得益于伊莱克斯管理团队当年制定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继承了中央圆心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但不是全盘的照搬。从而修正了这一生产模式自有的缺陷和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