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管理论文例1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2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

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

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3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在“决策会计”领域所形成的对决策（无论是短期经营决策或长期投资决策）方案效益的评价方法是相当丰富而多样化的。但其具体运用，在决策程序中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从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把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决策系统；二是决策支持系统；三是执行与控制系统。与此相适应，管理人员也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决策人员；二是参谋人员；三是执行人员。会计人员作为信息专家，是属于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

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即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外脑”，为前者最终进行科学决策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谋”。“断”相对分开、相互协作，是现代决策体制的重要特点。这种决策体制最早是由军事科学提出来的。因为大量的战争实践和无数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不通过参谋部具体掌握各有关方面大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各种科学可行的作战方案，然后由司令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中选取在一定条件下最可行的作战方案，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参谋部的“多谋”，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善断”，没有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决胜千里。因而现代军事科学十分重视参谋机构（人员）的作用。这种由军事科学确立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来，并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决策程序中正确处理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好决策支持系统的“多谋”与决策系统的“善断”的关系。其中“多谋”体现民主化，“善断‘林现科学化。这是意味着：”善断“必须以”多谋“为基础，否则，决策的科学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任何单位决策系统的领导人，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主动、积极地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人员建言、献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讲真话，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使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关键所在。反之，如果决策系统中的领导人没有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不让决策支持系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反而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所谓科学论证来为自己的既定框框（长官意志）服务，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会产生更大的迷惑性，则这样的论证比不论证更坏。由此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不可避免。

因此，决策程序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人的道德情操，对决策的成败，比相关的技术方法重要得多。

2.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及其贯彻执行）必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

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管理会计的两大组成部分——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决策会计所定决策目标的具体化与协调化，又是对决策目标的贯彻执行落实责任与指导行为的重要规范。

也就是：预算管理首先要对按决策程序所定的决策方案进行加工、汇总，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在一定期间的全面预算，以集中反映整个企业在该时期内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为促进企业总体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具体化，为此，就要进行指标分解，形成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使它们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井以责任预算所规定的目标作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准绳；各个“责任中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责任会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剖析，从实际完成情况和预定目标的对比，评价和考核各个“责任中心”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业绩，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确保决策所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了。问题在于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实践证明：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群体行为，工作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体对预算目标的认同感就越强，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取得的效果就越差。群体动力充分发挥的最高境界是使之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即使每一个职工目标一致，通力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全力拼搏、奋勇争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能取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集体成果。要使预算管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在企业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必须遵循新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 movement）的精神，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式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式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发言权，即坚持员工本位原则，以员工满意作为顾客满意的基础和条件，以促进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的自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据此，在预算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总预算指标的分解、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下级预算执行者的独立自主精神，由过去从上而下颁发“强加性的分预算”改变为由广大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而形成“参与性分预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分预算的执行者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把所制定的有关分预算的执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借以充分调动他们完成预定目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预算的贯彻执行应当使执行者彼此之间从各自的主体地位出发，相互承诺，形成相互遵循的权、责关系，并具体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内部契约关系，以此作为各自的行为规范。从而使预算执行者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并依据一套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网络，相互予以沟通，如若发现任何“失衡”现象，即及时据以纠正，以保持组织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与动态平衡，从下而上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以上所述，是在预算管理领域，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使管理会计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鲜明体现。

[注释]

①杨时展教授曾提出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参见《杨时展论文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181.

②参见余绪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剖析》，（财会月刊》，1996年第8期。

③参见余绪缨：《纵论现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财会月刊》，1993年第6期。

④参见余绪缨：《管理会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的第1章和第10章。

⑤参见余绪缨：《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会计学专号》。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4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5

一、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格局的必要性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平安出行的需求日趋强烈。于此同时,在城市中汽车保有量的迅猛增加和道路建设速度的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交通行为人安全教育工作的严重削弱,客观上给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难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自身做起,加强队伍建设,更新执法理念,强化管理手段,改进工作作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然而,道路交通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关键是没有真正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施其责、社会全员参与、公安统一协作”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新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做了明确的阐述。强调了依托政府主导,建立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相关部门发挥好统筹、规划、协调和指导作用。可以说,国家对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新格局已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地方实际落实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笔者认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是一项牵涉面广、影响力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要考虑到管理者的因素,还要考虑到被管理者的因素。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辩证统一于人、车、路的有机联系之中。我们既要从交管部门的角度研究如何加强管理,又要从交通行为人的角度研究如何接受管理。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才会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才会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从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还是从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考虑,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并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驾协在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主体的社会团体;是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为基本职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机动车驾驶人的纽带和桥梁。驾协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服务性、中介性和自律性的特点。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她的特有功能,大体可以概括为服务、维权、协调、自律等几个方面。首先,协会通过服务可以把众多的驾驶人吸引到组织中来,既减轻了交警队的负担,又给驾驶人提供了方便;其次,协会通过编印和发放学习资料、组织和进行交法培训,既配合交警队做了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又满足了驾驶人依法维护自身安全的需求;再次,协会通过组织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既丰富了驾驶员的社会生活,又密切和改善了警民关系。特别是构建道路管理交通社会化新格局的任务提出来以后,协会应当干什么和应当怎么干,也都应该做出理性的回答。如果,每一个协会都能既做交警队的助手,又做驾驶员的朋友,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把分散和流动的机动车驾驶人组织起来,提供服务、实施教育、反映诉求、提高素质,那么,在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新格局中,驾驶员协会就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

三、发挥驾协作用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

驾协组织若想在构建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化格局中有所作为,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协会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和公信力;二是业务主管部门必须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目前,全国的驾协组织发展得很不平衡。有的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有的还处于初创阶段,有的甚至陷入了生存的危机。在协会自身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就是一句空话。协会要做强做大,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党和国家对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应有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5月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各省、市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文件。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协会工作都很重视,有的地方把“适于行业协会行使的职能委托或转移给协会”去做,有的地方还通过“延伸服务”或“绿色通道”的形式,给协会提供了方便。这些协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走上了规范化轨道。毋庸置疑,凡是搞得比较好的协会,后面都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支持。反之亦然,离开了交警队的支持,协会一天也难以生存。这里的关键是,既要全面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又要灵活机动地解决实际问题。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6

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环境卫生治理力度

对社区住宅楼进行硬化、绿化、美化、亮化。补植苗木、修剪树木花草、给小公园、小景点、花池、行道树全部升级，使老旧小区的绿化升级，为居民创造优美环境。加强旧区综合整治，清理楼道堆积物，消除安全隐患，不断加大环境治理的宣传力度，增强小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维护好现有成果，努力为广大居民群众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文明小区。

三、强化人本管理，创建民主和谐社区

进社区开展科普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咨询、文明宣传等。打造社区资源置换平台，通过多种形式挖掘社区资源的服务回馈潜力，收集反馈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为活动提供场地、设施以及相关物质保障。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丰富居民群众文化生活。为社区居民建立乒乓球及台球室、音乐厅、书画室，室及“爱心书屋”，组织“社区文化艺术节”、“消夏系列活动”、“老年秧歌赛”、“全民健身排舞大赛”等，寻找积极的社会细胞和活跃的社会要素，将其组织化、体制化、结构化，服务社区治理。承办“文明家庭”创建现场会，对涌现出的文明家庭、文明单元、文明楼宇的典型事例编印成册，大力宣扬，以家庭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和谐。还通过社区报以及各小区的图书室、活动室、墙报、板报等形式对广大居民进行思想教育，赢得广大居民对物业管理工作的信赖和支持。

四、强化共建管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思想，为中国的志愿服务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其础。志愿者关爱他人，无偿奉献，以爱心传递着人类社会的正能量。“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也随着志愿者的脚步，深入人们心灵。动员居民成立“社区志愿服务队”成为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小区开展以帮扶弱势群体、调解社区矛盾、整治环境卫生、维护社区治安等为内容的服务活动，并配合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出租屋、车棚、临建等进行摸底备案，定期组织安全消防大检查。重视加强志愿者骨干的培养，着眼提高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围绕团队建设理论与实践、项目策划与组织、志愿者规范化管理等内容，通过专家讲座、主题沙龙、拓展训练、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定期对社区志愿者组织、骨干志愿者进行培训，使他们成为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实现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健全完善激励制度。使“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当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文化深入人心。

五、突出亮点，树立创新意识

物业管理工作人员要做好工作，必须密切联系居民群众，要经常深入到基层第一线，听取居民群众的呼声，关心居民群众生活，帮助居民群众解决困难。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实行责任追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监督检查，对侵犯居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应据理力争，依法干涉，以优异的业绩和良好的形象赢得居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在日常服务中做到：微笑露一点，两情多一点；理由少一点，脾气小一点；脑筋活一点，肚量大一点；行动快一点，说话轻一点；效率高一点，嘴巴甜一点。在工作中做到：今天的事，今天办；能办的事，马上办；重要的事，优先办；复杂的事，梳理办；琐碎的事，抽空办；份外的事，协助办；个人的事，下班办；限时的事，计时办；所有的事，认真办；大事小事，按序办。要把居民群众的事情作为头等大事，认认真真、竭尽全力去做实、做细、做好。不论群众的事多么细小繁杂，都要在具体的群众保障机制上体现部门者的热心，要在居民群众帮扶上体现关怀，要在居民群众发展上体现帮助，牢记一心一意为居民群众服务的根本宗旨。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控制和管理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规定；实现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孙向军，2005）。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就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这一认识。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多方位的。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健康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思路也适用于社会成本的控制与管理。

1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涵义和实质

成本是经济学中一个普遍的经济范畴，美国会计协会与标准委员会对成本做了如下定义：“成本是为了一定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前提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事实：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构成了机会成本概念的基础。不管是国家、厂商还是个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任何资源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一般在使用资源的时候，总试图在不同的用途中去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另一方面，当我们选定了某种资源的用途，就放弃了资源用于各种用途的“机会”，放弃这些机会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在这些用途中可能得到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被放弃的收益也就成为一种“成本”。严格地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将资源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而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所能带来的最高收益，通常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而是在选择资源用途时所产生的观念上的成本。机会成本的概念对经济分析非常重要，它是用经济学的眼光对资源进行估计的成本。虽然精确计算机会成本常常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但它的大小的估计对于资源的使用方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考虑的是每一种单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而一个国家的经营需要使用许多种资源，那么，从经济分析的观点出发，国家经营的总成本就应该将所使用的所有资源的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这就是国家经营的总的机会成本。我们把如此计算出来的总成本称为国家经营的经济成本，也就是说，经济成本等于国家所有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之和。故成本控制与管理必须在效率的基础上谋求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公平。政府必须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全面衡量各经济组织产品或服务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效益，以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是以制造成本或顾客成本最小化作为成本决策的依据，此即社会成本控制。它通过运用影子价格法和机会成本法，综合考虑经济组织行为对有关各方环境的影响来实施宏观的成本控制，此时成本控制管理战略演进为一个由全体经济组织构成的整体国家与环境融为一体的开放性系统。

2社会成本增大的原因

社会成本是一国的政府、经济组织及个人发生的一切成本的总和。目前我国社会成本增大也就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

政府社会成本过大。其一是政府机构和官员有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偏好。原因有二：政府机构规模越大，则可以获得的预算越大（傅光明，2002）；政府支出的大小与官员权力大小成正向关系。其二是政府的管理效率低下。其三是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的社会损失。其四是政府官员“失节”，即造成的损失。其五是政府效率失常引起的损失。人力资源成本增长过快。其增长趋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工资的比较差异和劳动力价值的自我认识也是诱发人力成本过快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也导致劳动时间的减少，在劳动效率变化不大的状况下，致使人力资源成本升高；教育费用增长过快，合格劳动力培训成本急剧上涨，未来人力成本普遍增长。

资源价格不断攀升。这里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来源，一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有着决定性影响。2000年我国石油及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加之自身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自然资源价格飙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而治理环境的成本日益增大。

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的升高。从理论上看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多，但渠道大多不畅通。如商业银行的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股票筹资市场不规范等。科技创新是一国发展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但目前我国普遍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条件，主要在于缺乏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风险分担模式。

3社会成本控制与管理的具体对策

面对社会成本逐步增长的不利形势，我们应采取切实措施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具体对策如下：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8

在政府机关的后勤工作中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点问题：一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网、裙带关系等，导致后勤工作人员数量较多，很多人员都是身处其职，但是并未做到多少实际的工作；二是由于部分属于“关系户”，其办事效率、激情都会严重不足，就更谈不上如何为政府机关的其余职员服务；三是在后勤服务开展的预算与实际的支出不符合，往往使用的成本过高，导致出现亏损的现象；四是身处政府部门，下属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往往行贿现象严重。以上几点问题则是目前政府机关后勤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需要政府部门以及后勤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将其完成。

(二)后勤服务管理社会化的改革道路

由于上述的政府机关后勤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期服务的管理难以得到各个方面的水平提高，作为后勤部门领导以及政府机关领导，应对其进行仔细思考，考虑后勤服务工作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社会化的改革道路是目前后勤服务管理中一条光明大道，它指出了后勤服务工作前进的方向，也是后勤服务工作的风向标，需要政府部门管理层与后勤部门管理层的共同商讨决定，真正做到后勤服务管理道路改革的“社会化”。

二、进行社会化改革的优势

（一）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

伴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决定了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必须要进一步提升其社会管理水平。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管理的任务非常重，如果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化改革，就不能进一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因此，为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以加强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管理，就要对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管理进行社会化改革。社会化改革之后，能够帮助整合社会资源，进而帮助打造我国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管理，推进我国政府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的完善与发展。

（二）有利于公平竞争

进行社会化改革有利于继续挖掘市场潜力，充分利用基础设施。后勤部门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继续挖掘市场潜力，提升对内对外经营服务的能力和档次，才能促进后勤经济增长发展，才能够确保公平竞争能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拓市场，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抓好服务和经营质量是后勤工作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之一。不仅要做好为领导服务，为政府机关的服务，而且要注意提高质量的服务性转化运用到整个社会化服务群体上来，放眼市场，以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只有坚持社会化改革之路，是政府机关后勤能够取得公平竞争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有利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进行社会化改革有利于重视资源的节约，想方设法的减少资源占用和消耗，增加资源积累。后勤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益，最终目标是要体现在为高效的运转提供优质的服务和可靠的保障上面，体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上。省钱就是赚钱，节约就等于效益。经济增长也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升整体素质。后勤工作作为专业性很强工作之一，主要是利用学习时间，安排后勤人员学习相关知识，研究、探讨后勤工作的新道路。组织后勤各种技术人员参加专业的技术培训和定级考核，鼓励学员学历进修，才能够节约政府机关后勤管理服务的成本，培养各种人才才有利于其工作效率的提高。

（四）有利于

进行社会化改革有利于消除政府机关内部的腐败问题，随着社会化改革的进行，后勤管理越来越紧密、人员素质也将越来越高，严格制度与措施的制定、全体职员的监督、严格的执法，才有利于腐败的消除，还给后勤管理服务一个“干净”的环境。

三、进行社会化改革的途径

（一）更新观念，加大“大后勤”管理宣传

作为“大后勤”，既然要把它当做大事来抓，那么就必须转变旧观念，改变旧作风；就必须付诸努力实践，付诸实际行动。具体来说，做好后勤工作需要强化以下意识，首先是大局意识，所有后勤服务工作都需要树立“大后勤”思想。准确掌握住后勤工作的整个布局，准确掌握后勤服务工作的重点，顾全后勤大局，准确服务定位，不能把后勤服务的思想或工作圈固于自己单位那个小圈子内，“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思想目光短浅、没有出息，是愚昧的旧观念思想。我们做后勤工作，思路要更广阔一点。筹划工作要全盘的考虑，在工作安排、政策实行、资源配置等方面要相互配合。要积极主动地与部门沟通，密切与部门合作，发挥整体的合力。就如2008年汶川地震，凝聚着全民族精神、力量抗震救灾，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强大。我们的后勤工作，也需要举全后勤服务之力，举全职员之力，尽心尽力地为职工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其次是效率意识，慢，是很多后勤服务工作存在的通病。作风散漫，动作拖拖拉拉，不但提高使用成本，而且贻误时机，更有可能造成计划和工作的“流产”。这种对于工作慢条斯理、办事情犹如闲庭信步的态度，不仅让人生厌，而更会让人生气。古人的“兵贵神速”、今人的“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必须树立“疾慢如仇”的工作思想和作风，无论做什么后勤服务工作，必须强调一个“快”字。这个“快”字，就是效率，就是时间，就是成绩。工作要快起来，就必须制定一个反应迅速、运转飞速的计划，容不下任何一点点的延迟和停滞。后勤服务工作要强化管理服务意识，每一项工作都要有周密的计划，有时间的进度，有完成的期限，有奖惩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每项工作都落到处实。我们讲“疾慢如仇”，就是要端正后勤工作的思想作风，严厉批评工作中的拖拉现象、善于管理，对工作中的散漫作风要严格处理，毫不留情；我们讲“疾慢如仇”，就是要调整工作节奏，有计划绝不含糊，有节点不能拖延，各项工作要尽量往前赶，分秒必争。决不允许影响我们的工作进度。再次是强化服务意识，像我们经常说的，后勤管理就是后勤服务。相对于后勤工作而言，服务性的功能更强，管理就是服务的特点尤为突出。为了体现这一服务特色，社会职能管理中心综合处提炼了“给一张笑脸、捧一腔真情、送一片温暖”的工作作风标语。我们要倡导这样的后勤服务工作作风，最为关键的是要“捧一腔真情”。要带着情感去做工作，要从服务对象的角度上进行换位思考，真心实意地帮助职工解决问题。要强化服务意识，就必须将职工的满意度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将服务当做人生的追求，在服务工作中体现后勤管理，在后勤管理中实现服务工作。要从思想上尊重职工群体，感情上靠近职工群体，行动上深入职工群体，工作上想着职工群体，努力提供方便、高效、快捷、优质的后勤工作服务。搞好后勤服务，坐在办公室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彻底抛弃作风，放下领导架子，走出办公室，深入到职工当中，听一听职工需要的呼声，看一看职工面对的困难，了解一下职工心理的意愿，摸清职工真实的想法。为他们解答疑惑、为他们排除困扰、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切实为职工处理他们所想、所急、所盼的事情。最后是奉献意识，如果把政府机关比作一个家，那么后勤服务工作就是家里面的家庭主妇。这个家庭主妇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却不能产生多少惊天动地的反映。但就因为这些婆婆妈妈的琐碎家务，保证了这个家庭不会产生后顾之忧，这就是后勤工作的主要表现，也是价值体现所在。这个表现决定了后勤工作始终要站在奉献的角度，只能默默的在幕后，也决定了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的领导和职工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担当起重担，耐住寂寞。后勤服务工作涉及的大多个性问题，矛盾相对集中，工作效果与主体观念往往很难统一，容易出现问题，很难取得成绩；容易受到批评，表扬却离得很远，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拥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工作要做到不愧对组织，不愧对职员，不愧对良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我们为了职员做服务，需要心胸宽广和心态平和；“好将一点红炉雪，散做人间照夜灯”，从事大后勤工作，应该拥有这种大的境界。我们只有实在的为广大职工办事，为广大职工争取利益，让职工幼小的时候有所学习、老的时候有所住养、住宿有居室、病痛有医疗，才能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政府机关职工家属，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二）科学定位，合理“集约型”管理规划

坚持“集约型”管理，即将经济增长的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的方式。后勤工作在长期以来都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受到后勤工作的性质影响，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同的行业的后勤经济具有特殊性，在后勤工作发展中受多种制约。后勤的服务宗旨是为职工生活服务，发展后勤经济必须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利用其余的时间搞创收，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特殊性。二是后勤经济虽然拥有一定的资产，但由于起点较低，基础薄弱，资金积累量欠缺，发展的后劲不足，而且存在着点多面广，力量相对分散，形不成具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弱。三是后勤长期以来主要是为了完成行政任务，后勤服务人员很少涉及市场经营管理，懂管理、懂经济、懂经营的人才就更少，参与市场竞争的经验不足，整个后勤队伍的素质都有待提高。由于上述特点和情况，造成后勤经济发展相对艰苦、困难。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转变后勤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后勤经济发展，认真的解决存在问题和困难。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后勤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树立后勤服务工作的经济观念，这是转变后勤经济增长方式的首要目标。以往后勤服务工作更多地是强调服务和保障，很少强调经济。现在后勤工作要求既讲服务又讲经济，这才是后勤服务工作人员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建章立制，营造“制度化”管理氛围

随着后勤服务工作市场化的推进，而且后勤服务因为需求量较大、渠道相对稳定而成为国内外商家争夺的“新阵地”，后勤服务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如果后勤服务工作稍微不够谨慎，服务不尽人意，质量有所欠缺，必然会从国内外商家的竞争中失败，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后勤服务工作的道路，我们要不断加强对危机意识的处理，勇敢挑战、扎实基础、刻苦锻炼，以此，坚定向社会化道路前进的信心，并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建立好制度要求一是以服务性为基础，以经营作为主体，为机关工作者福利待遇的提升起到主导作用；二是积极推进后勤服务做工体制，引入市场机制。行政后勤工作，事无巨细，涉及到政府机关的食堂、办公楼、宿舍楼的管理，文明精神的创建，治安的综合管理，在政府机关领导者的指挥下，逐步推进政府机关后勤管理工作的制度改革。作为后勤的管理体系，一是可以把政府机关的食堂、招待、绿化机关的工作公开向社会招标，实行整体承包制度，这样不仅仅解决了在后勤管理上的一些弊端，从而提高了整体效益，比之承包以前，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其他后勤工作；二是对于政府机关的固定财产进行清理、核实和登记，建立完善的固定资产的管理制度，做到职责明确分配，产权清晰，确保国有资产的有效利用，并且保证不丢失；三是打破妨碍发展的旧观念，转变束缚人员发展的规定，去除影响人员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采取定岗、定责，实现目标化管理；四是在做到定岗、定责的基础上，克服平均主义，让每一个人的收入直接与完成的工作量挂钩。通过分配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激励分配机制，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表现的局面，做到事事有人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五是对于其他（如办公用品的采购、门卫制度、临时用工制度、维修制度）也需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四）以人为本，强化“社会化”管理领导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9

2利用信息化技术创新社会管理的现状分析

2.1社会管理创新的信息化成效

信息化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化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比如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城市管理平台，通过网络系统就可以随时掌握社会动态信息；其次提升了统筹城乡发展水平，有效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信息技术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通过为农村地区安装电话、网络等指导农村经济发展，了解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帮助农村进行社会管理。

2.2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2.2.1信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公共资源共享性差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员专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府部门开发信息资源的力度不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信息资源透明度不高，基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政府部门不愿意公开相应的信息，影响人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评价，以最近网络中出现的“多地车主向31市申请公开停车收费依据及钱款去向”为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部门给与不答复或者模糊回答的方式应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政府信息需求的要求；二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一些基础部门仍然采取的是传统的手工工作模式，比如对当地居民信息的登记管理仍然是采取手写记录，纸质档案保存的形式，这样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对基层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

2.2.2政府工作人员的水平与业务能力障碍

造成政府部门缺乏信息化社会管理创新意识缺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信息化的认识与应用能力不足产生的：首先政府工作人员认为信息化工作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将自己的工作暴露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中，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益，甚至一些政府管理者为了获取灰色收入而不愿意进行信息化建设；其次对信息化产生的价值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人员却意识不到信息化的社会价值；最后政府工作人员存在懒政现象，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学习信息化知识。

2.2.3安全问题

信息化建设的最大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做好安全问题是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重视安全问题，做好安全问题，基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职能，导致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网络技术手段通过网络渠道窃取国家重要机密或者给政府部门制造消极的影响。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还缺乏专业的人员与技能，因此在信息安全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对策

3.1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综合数据平台

政府机构要紧紧围绕创新管理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原则，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顶层设计：一是要站在全局角度对社会管理工作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论证，认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定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并且落实工作责任制度，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岗位、具体的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管理组织架构；二是大力构建信息技术设备，实现“省、市、县（区）、街道（农村）”的四级联网，并针对当前社会基础信息与上级信息对接不畅的问题，要积极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实现资源间的相互传输；三是扩大政府资源的共享，避免出现资源的充分建设。当前社会管理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网格化”管理，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实现大数据的集中管理，有效解决重复建设的社会管理模式。

3.2实现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完善互动沟通渠道

随着人们应用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网民数量逐渐递增，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通过公开信息不仅可以缓解民政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人们对政府工作的误解，还可以实现公民参政问政，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并且为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提高政府公众决策的科学性与利民性。具体措施：一是推行电子政务。政府部门要大力构建“网络政务大厅”，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站式办理，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益，比如内蒙古通过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系统，实现了政府多职能业务事项集中到社区便民服务站办理，扩大社区的代办事项，大大获得群众的赞许；二是拓展信息化的应用范围。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积极开展党务信息网上公开、项目投资网上公开、群众诉求网络上访等，实现社会管理的网络化管理。

3.3健全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提升社会管理效率

基于当前政府信息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政府部门要从加强信息安全环节入手，通过有效的技术措施和制度方式构建文明、健康的虚拟社会，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市场的监管，制定完善的网络发展规划，营造良好的网络使用氛围，整个社会要充分以“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为契机，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其次要加强对政务信息安全监管中心的建设，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社会基础信息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与评估，并且提高安全监管部门的设备与技术，防止被不法分子所侵入破坏；最后多渠道培养懂信息化技术的社会管理人才。高校要加强对社会管理专业人才的信息化教育，提高他们应用信息化进行社会管理的技能，同时政府部门在招录公务员时也要加强对其信息化技术水平的考核，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要侧重考量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社会化管理论文例10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加大了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贫富差距开始扩大，但不太明显。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居西方国家之首。（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了清晰地说明美国社会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笔者搜集了美国自1951年以来五等份分组家庭的贫富差距变化的统计资料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除了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以外（由1990年的44.3%增长到2000年的49.7%，提高了5.4个百分点），其余四组的家庭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由低到高分别下降1、2.1、1.7和0.5个百分点）。美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9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同比上升了0.4%（从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1年的11.7%）；中位家庭收入同比减少2.2%；最低的20%家庭所占社会收入的比率从上年的3.6%下降到3.5%。虽然没有高收入阶层收入变化的具体数字，但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报告指出，美国上层收入所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收入总量在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注：SeeU.S.CensusBureauWabsite(census.gov/hhes/www/img/inceovo/）.

二、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从根本上说，要归因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因素对美国社会愈益扩大的贫富鸿沟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直接、明显。

1.以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驱动力的“新经济”

早在10多年前，托夫勒就预言：“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得建立全新的市场模式、企业模式和职业活动模式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突飞猛进。这既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生产率，又通过其辐射作用推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但这种推动是以生产者拥有良好的素质和把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在今天的美国，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否拥有必要的生产技能、是否掌握信息技术，已成为影响一个人能否分享“新经济”催生的财富“蛋糕”以及所能分配到的份额大小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之间知识上的差距也就表现为收入上的差距。据统计，1992年至1998年，美国信息产业工人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年人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万美元。（注：参见刘劲松：《“数码鸿沟”对世界、亚洲和中国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

许多贫困的家庭由于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费用，无法保障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致使这些家庭中出来的非技术或低技术职工在新经济的大潮中被边缘化。而富有的家庭能够支付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高昂费用，这些家庭的孩子就能够相对容易地找到高薪工作。另外，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美式企业中，号称“资本盈利”的不分红政策日益泛滥。就这样，美国国内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在新经济时代由于对智力投资能力的不同以及企业模式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拉大。

2.飙升的股市

华尔街股市在1990年代的非理性兴旺，把贫富差距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90年代，美国的众多公司，特别是新经济的受益者——高科技公司通行向职工发放股票期权(stockoptiom)的做法，只要公司的股价上涨，这些职工就能够获得极大收益，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的90%以上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的。股市的繁荣意味着那些拥有先进知识或者高技能并获得了公司股权期权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身价陡升，而大部分人，则由于没有可以投入股市的存量资本，又不拥有可用来换取股票期权的先进知识和高技能，就只能同飙升的股市擦肩而过。

由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导致了进入股市的人们所获信息及股票收益能力的不同。这是股票市场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另一原因。当美国社会底层的40%与顶端的1%的家庭分别将他们数量迥异的资本投入到股市交易时，就分别成了股市中的大户和小户、散户。大户可以相对清晰地了解股票的真实情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股价的变化来获取利润；而小户、散户只能够根据股票交易市场所显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远看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过低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导致投资供给不足。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投资支撑起来的。"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爆发后，外来投资有撤出美国的趋势，这就要求依靠国内储蓄填补外资万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但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较低；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间阶层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最高。（注：DebraJ.Ray,Development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8,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当前美国整体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贫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会财富平均边际储蓄率的下降，无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培养。美国的新经济形态对各方面技术人才甚至普通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一方面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技术移民的最大吸收国。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质的廉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往美国，美国高素质人才并不特别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但随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经济自身周期的影响，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可能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到那时，美国自身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两极化发展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与上述因素一道影响美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较低会损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是会大大超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参见厉以宁、吴易风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页。）鉴于贫富差距对储蓄率、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取决于资本投资和工人的技能，也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就前者而言，个人技能的提高又明显受制于家庭收入的多少。由于1990年代以来美国大部分人的收入实际处于下降状态，可能直接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损害公司效率并进而损害社会效率。就后者来说，理论上，贫富差距使低收入阶层购买力下降，无力消费；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通常也远远落后于其收入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全社会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现实也表明，消费者开支的下降已经成为令人不安的经济的致命弱点，它限制了企业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注：SeeRobertB.Reich,"TheChallengesofInequality",TheTimes,May19[th],1997,p.5.）

2.两极化发展正在成为美国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过高的收入差距易于引发社会的不满和政治的不稳定。如果说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对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损害在今后年代才会逐渐显露出来，而现在还不是很明显的话，它在社会方面造成的损害近年来已经相当突出。

首先，中产阶级队伍的缩小动摇了美国社会的稳定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一度有80%的人自称自己是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美国社会中间阶层逐渐缩小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以及社会长远发展。在一个被称为“大熔炉”(meltingpot)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中产阶级向各个形形的群体提供了一个可望而又可及的奋斗目标，使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拥有共同努力的焦点。即便是身处下层的美国人也大多拥有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诉诸暴力进入中产阶级的梦想。事实上，中产阶级观念已经成了大部分美国人共同的价值观和梦想，并为美国政治带来了稳定。但现在的关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分裂，一小部分进入上层社会，一大部分跌入下层，留在中间的那一部分也在苦苦挣扎。更为不幸的是，下层的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如果说广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政体的支柱，是美国社会的“稳定器”，那么中产阶级的消失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导致美国社会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信任》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以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与该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曾经造就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存在于个体之间高度的信任——近年来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则是其中原因之一。福山在该书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问题。他说：“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及资本也能流向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破坏了本地社区；人们纷纷背井离乡，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19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这些年来，美国上演着一个熟悉的历史剧：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无情经理管理着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他们的工作提心吊胆，以往的信任被猜疑所取代。”（注：［美］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部分“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第273-208页。）其后，他又在《大分裂》一书中忧心仲忡地指出：贫富悬殊加剧，不仅导致美国广大阶层的经济、社会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也是导致对政府、国会以及现行政治机制产生严重信任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注：［美］弗郎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最后，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将有可能把美国推入危险境地。历史早给人们以警示：分配严重不均是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美国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导致美国社会危机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国目前面临的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无家可归者增多、城市骚乱和暴力犯罪严重等社会问题，都同贫富差距扩大有密切的关系。

西蒙·库兹涅茨强调，社会要有能力安置在变革中的受害者，要么帮助他们再培训，要么保证促使变革中的受益者对受害者给予补偿；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些由于变革而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通过政治或暴力手段来阻止这种变革。（注：SimonKuznets,"Economygrowthandincomeinequ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45(2),1955,pp.1-28.）在美国，通过福利国家制度，资本、劳动、政府三者之间曾经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劳动——政府三者利益的契合。使市场竞争中的“赢家”给“输家”以补偿，这不仅仅关涉伦理上的公平问题，也是政治稳定所必需。如果让输家承受太大的痛苦，他们将不会再支持这个制度。现在，三方的利益契合已经被打破。在世界各地进退自由的美国多国公司正在设法减少或停止交纳维持社会契约的捐税。有人指出，美国正在形成一种世代相传的贫困文化，一种代代传下去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注：JamesL.Nolan,TheTherapeuticState:JustifyingGovernmentatCentury''''sEnd(NewYork:NYUPress,1998),p.174.）

四、结论及启示

1.认为经济增长会自动缩小贫富差距，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则肯定是对理论的误读

美国社会1990年代的两极化发展已经昭示：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乐观且极为有害的想法。上述观点为实力雄厚的权势集团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IT精英、学者和政客积累财富、扩大权势提供了心理安慰，成为这些仅占人口少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幸运儿的意识形态。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揭示了以下这样一个简单但并非不重要的道理：经济增长虽然为民众福利增长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但并不必然会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伴随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贫富差距的缩小不仅依赖于经济总量的增长，更依赖于国家对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