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1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D9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1-0047-02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1]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2]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3]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4]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5]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2.转变法律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的伦理教育意识。要强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避免长期以来教师在思想上重视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而忽视法律伦理观念的传播的情况。其次要提高教师自身的法律伦理素质，使教师自身有较高的法律伦理素养，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发挥教师言传身教的作用，教师才会自觉地注重和关注学生的伦理意识培养，从而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会于整个法学教育活动中。

参考文献：

[1]喻玫，王小萍.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06，(12)：196-200.

[2]孙晓楼.法律教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9.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3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4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

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5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

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6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

[1] [2] [3] 

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7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1] [2] [3]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8

导 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最后，反映出律师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特征的律师文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并受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所规范和影响。

二、律师文化的伦理道德表现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必然受到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和影响。因此，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群体文化所追求的，除了在一般意义上要符合普遍的、传统的，同时也是全社会所公认的普适性伦理道德标准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符合仅为自己这一群体或职业所独有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需要，并以此为特征和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底线伦理”。伦理道德学说中的“底线伦理”认为：所谓的“底线伦理”，是相对于一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3）。不同的职业，都有着自己这一职业才具有的“伦理底线”，这一“伦理底线”是由从事的这一职业和由职业和自身的“角色”所决定的。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伦理底线”。律师由于其职业性质所决定，使律师的伦理道德与一般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始终处于一种互相矛盾的“悖论”旋涡之中。就律师个体而言“正义与功利、经济与道德、程序与实体、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角色身上交织着、冲突着”（4）：

“首先，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由律师的角色和职业所内在的特殊道德，它的内容必须服务于律师执业技术与法律和法律程序，因此它是一种程序伦理、技能伦理，它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

其次，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底线的道德规定，它是作为一个合格律师所必须符合的道德要求，而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指标。只要律师符合道德底线—职业的伦理要求，那么他（她）个体的利益与实质的非正义，也不受道德的苛责。

再次，律师的特殊道德与大众的一般道德存在着极大的分野。大众的道德是一种服务于实体正义的道德，对于个案来说，大众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发现真实与事实，尽可能地动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戒罪恶、发扬良善的目的；而律师的行为与伦理往往囿于程序，不能对案件表现平衡两造的公允的见解与立场，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正义，律师往往信奉‘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了委托人是对的、善的”。（5）

上述律师的道德悖论决定了律师的伦理底线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因此，反映出律师特有的伦理道德内涵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文建设，也应当以此“伦理底线”为基础，并服从于这一律师的“伦理底线”。这是我们讨论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现行律师文化理论的道德误区和危害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时，都认为律师是“手握正义之剑而来，以客观事实为最高境界”，律师应当“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是“扶正守道、仗义执言”的实践者，是“诚信本位主义者”，是“高尚道德的弘扬者”。因此，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素养和品质。似乎律师就是天使的化身，圣人的下凡，完人的再现。不少的律师也往往以这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并且将这种理想的道德伦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这是对文化，特别是律师文化这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文化认识上的道德的误区：

第一、实体意义上的正义并非是律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6）。根据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的准则，作为一个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当你为一个明知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并通过高超的职业技巧而使你的委托人免受或减受牢狱之灾时，这个律师是正直、正义或者是不正直、不正义呢？即使在普通的民事中，我们为明知不在理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在法律上足以成立，并为公正的法官所采纳而使本来不应该胜诉的案件得以胜诉时，我们又应当算是正直、正义或者不正直、不正义呢？需知：“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7），而对于民事案件而言，“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起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个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在对的一面”（8）。因此，如果将律师看成是一位追求包括个案实体正义在内的“高尚道德的弘扬者”，不但将使律师这一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抗辩技能下降到冰点，而且从对当事人负责，从“为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这一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来看，反而是一种不道德而不是道德。

第二、“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应当放在律师这一职业框架中进行考量。律师必须“诚信”，诚信是律师的基本生命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律师，不应为招揽业务而架词挑讼，欺骗委托人，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律师这一“诚信”应当是在什么框架下的“诚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想，如果一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获悉委托人基于信任而告知的，包括委托人未被发现的违法事实在内的秘密时，律师是应当积极地上报给法官和公诉人，或者是为委托人严格保密？如果从传统的，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说，基于“推诚而不欺”的道德准则，当然是应当积极上报给法官、检察官。但是，如果从律师职业角度来看，律师如果这样做的话，则就是一种对委托人信任的不“诚”，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了“守信而不疑”这一律师的职业诚信准则。其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律师这一执业群体的伦理和道德，而且将使社会对律师这一职业信赖度得以严重丧失。

第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不应成为律师所追求的素养和品质。面对瞬息万变的诉讼场景，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态，这是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但这绝对不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种化外散人的清悠和无为。著名学者孙笑侠说过：“人世上可能再没有什么职业比律师更充满矛盾的了。这尤其表现在律师的职业责任方面的多重冲突。律师一方面要面对委托人，承担市场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一方面要面对国法，承担国家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要面对职业共同体，还要承担职业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在中外律师发展历史上，这三方面都曾分别被作为诠释律师职业性质的关键词”（9）。律师正是在如何应对、平衡这三者的“绞杀”中形成了一种律师独有的“身份荣誉意识”。这种“身份荣誉意识”不仅体现在道德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市场意义的经济层面上。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地宣扬“正义”，但是，当我们的委托人或所、辩护的案件遭到明显不公正的对待（起码也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时，律师的天职要求我们的，是应当以委托人的“荣辱”为“荣辱”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这时需要我们的是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出发“仗义执言”与强权抗争，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和“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不仅是我们职业上的市场需要，而且也是我们职业上的道德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执业过程中，的确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在激烈的争辩中突然听到一方的律师发出“这是当事人的事，作为律师何必如此较真”这样的话时，作为一名律师感到的不仅是剌耳，而且还剌心。如果我们将这样浪漫般的诗意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伦理道德，作为律师应当追求的文化内容之一，就不但不具备作为一名律师的基本素养，而且背离了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因此，如果我们将上述这种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来作为我们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定位，必将导致下面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以这种背离了律师的特定职业、角色所决定的“伦理底线”的传统的、一般的、用于对社会普通成员所适用的“大众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和定位，就无法在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中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从而势必使律师文化只能成为一种口号式的宣传和包装，使律师文化坠入庸俗化的泥淖。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律师文化，而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律师的职业道德为标准的“伦理底线”作为追求和核心。这种“职业道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群体的道德，而非个人的道德”，“它是一种最低的标准，是一种被职业特征所规定的标准，而不是一种普适的标准”（10），他是一种共同的情感意识，其共同的指向是这一群体所追求和形成的共同“传统、利益、目标、荣誉、理想、义务、价值体认、思维方式、处事风格这样一些东西”（11）。尽管律师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人，也需要遵守和追求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如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尊重同行、公平竞争等等，这固然是需要的，但这都属于普通伦理道德规畴而不是律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律师的职业伦理只是对于律师的最低要求，是法定的底线。但是在这个底线之外，并不是不存在律师的值得信仰和追求的伦理目标。比如律师可以舍弃对价与经济考虑而免费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寒的当事人走出困境，律师放弃自己的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法律援助等等，但这些美德善行的表现显然已经超过了职业伦理的要求，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在律师已作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础之上尽了更高的，个人化的道德义务。但是对于一种必须符合统一化、程序化要求的律师伦理而言，它的设定的合理化基础和理念应该是一种大多数的律师所能做到的，并且符合职业逻辑的情况下必须做到的标准”（12）。因此，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只有以这种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的律师职业和角色所决定的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和追求，才能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并为律师普遍所认同、接受和付诸实践。

其次，以这种背离律师职业“伦理底线”的标准来定位律师文化和进行律师文化建设，将使律师陷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处境。律师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言行和举止均“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由于职业的不同和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这种法律职业外的视角往往是带有非理性、非程序性和非技术性的评判。加之在现实中确实有小部份律师连律师职业道德这一最起码的伦理底线都不遵守，诉讼中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对委托人吹牛加欺骗；在律师界内部同行相轻相斗，搞同业不正当竞争，更助长了社会法律职业群体外的公众对律师持有一种另类的看法而使律师的形象大大受损。我们在打赢官司时不时碰到对方当事人指责律师为什么不主持公道而偏袒自己的委托人的责难就是最好的实例和证明。由此，当律师处于“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实现程序正义，又可能因为违反实质正义和要求”所相悖的两难境地时，就难免遭到社会公众的责难和诟病，受到社会公众的不公正看法和对待。因此，我们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如果不是以突出宣扬 “在遵循程序伦理之下，尽可能地对实体正义加以维护”这一律师职业伦理底线作为基本定位，理性地将自己放在律师这一特定的角色场景中来理解和考察，既不提出脱离现实的过高道德奢望，也不脱离一般道德常理的过分宽容，而是不恰当地自我“拔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必然误导法律职业外的公众对律师的不当期望而引起误解，其结果将导致律师形象的损害。而这，是与我们建设律师文化的初衷相违背的。

四、简单结语

笔者认为，对于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职业、角色、规范”这三个基本支点作为核心和基础，即在提倡以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以突出律师特有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为核心和内容。在整个律师文化体系上，以律师职业角色为定位，，以追求程序伦理为基础，以严守律师职业道德为规范，创立一种有别于一般公众和其他职业的，具有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独有的，能够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推崇并能够付诸实践的律师文化。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在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上，起码存在着三个误区：1、体用上的误区，重形而轻神。只注重形式上包装与宣传，而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培植，使律师文化建设步入形式主义的歧途；2、道德上的误区。不适当地拔高道德标准，将适用于一般民众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这一特殊职业、法律人执业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律师文化的底蕴，从而使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走入另一歧途；2、传统承受上的误区，未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和发展连续性的特征，脱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使律师文化缺乏应有的民族特色。因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上述三个误区中的“道德误区”进行讨论，对于其他两个误区，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例，如有必要，将另文探讨。故命名为：“律师文化的道德误区”，特予说明。

注释：

（1、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3页。

（3）何怀宏著《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页；

（4）（5）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6）田文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载《律师文摘》2004年第4期??首语；

（7、8）参见《辩护的伦理道德》一文的编者按，《律师文摘》总第7辑第60页；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9

导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最后，反映出律师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特征的律师文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传统，并受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所规范和影响。

二、律师文化的伦理道德表现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必然受到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左右和影响。因此，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群体文化所追求的，除了在一般意义上要符合普遍的、传统的，同时也是全社会所公认的普适性伦理道德标准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要符合仅为自己这一群体或职业所独有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观”的需要，并以此为特征和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底线伦理”。伦理道德学说中的“底线伦理”认为：所谓的“底线伦理”，是相对于一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生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3）。不同的职业，都有着自己这一职业才具有的“伦理底线”，这一“伦理底线”是由从事的这一职业和由职业和自身的“角色”所决定的。律师作为一种“职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伦理底线”。律师由于其职业性质所决定，使律师的伦理道德与一般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始终处于一种互相矛盾的“悖论”旋涡之中。就律师个体而言“正义与功利、经济与道德、程序与实体、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角色身上交织着、冲突着”（4）：

“首先，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由律师的角色和职业所内在的特殊道德，它的内容必须服务于律师执业技术与法律和法律程序，因此它是一种程序伦理、技能伦理，它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

其次，律师职业伦理是一种底线的道德规定，它是作为一个合格律师所必须符合的道德要求，而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高尚的人的道德指标。只要律师符合道德底线—职业的伦理要求，那么他（她）个体的利益与实质的非正义，也不受道德的苛责。

再次，律师的特殊道德与大众的一般道德存在着极大的分野。大众的道德是一种服务于实体正义的道德，对于个案来说，大众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发现真实与事实，尽可能地动用法律武器达到惩戒罪恶、发扬良善的目的；而律师的行为与伦理往往囿于程序，不能对案件表现平衡两造的公允的见解与立场，不能绝对地追求实质正义，律师往往信奉‘正义先于真实’，只有并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善的，在大部分情形下，只有并只要为了委托人是对的、善的”。（5）

上述律师的道德悖论决定了律师的伦理底线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自己的职业和角色。因此，反映出律师特有的伦理道德内涵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文建设，也应当以此“伦理底线”为基础，并服从于这一律师的“伦理底线”。这是我们讨论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现行律师文化理论的道德误区和危害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伦理道德时，都认为律师是“手握正义之剑而来，以客观事实为最高境界”，律师应当“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是“扶正守道、仗义执言”的实践者，是“诚信本位主义者”，是“高尚道德的弘扬者”。因此，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素养和品质。似乎律师就是天使的化身，圣人的下凡，完人的再现。不少的律师也往往以这样的理念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并且将这种理想的道德伦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笔者认为，这是对文化，特别是律师文化这种特定的职业群体文化认识上的道德的误区：

第一、实体意义上的正义并非是律师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而是通过参与司法活动的整体过程去实现并体现正义”（6）。根据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是一种不必然服务于实体正义，但必须服从于程序正义的伦理道德”的准则，作为一个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当你为一个明知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辩护，并通过高超的职业技巧而使你的委托人免受或减受牢狱之灾时，这个律师是正直、正义或者是不正直、不正义呢？即使在普通的民事中，我们为明知不在理的案件事实提供了在法律上足以成立，并为公正的法官所采纳而使本来不应该胜诉的案件得以胜诉时，我们又应当算是正直、正义或者不正直、不正义呢？需知：“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7），而对于民事案件而言，“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起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个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在对的一面”（8）。因此，如果将律师看成是一位追求包括个案实体正义在内的“高尚道德的弘扬者”，不但将使律师这一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抗辩技能下降到冰点，而且从对当事人负责，从“为当事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到的东西”这一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来看，反而是一种不道德而不是道德。

第二、“推诚而不欺、守信而不疑”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应当放在律师这一职业框架中进行考量。律师必须“诚信”，诚信是律师的基本生命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作为律师，不应为招揽业务而架词挑讼，欺骗委托人，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律师这一“诚信”应当是在什么框架下的“诚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试想，如果一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获悉委托人基于信任而告知的，包括委托人未被发现的违法事实在内的秘密时，律师是应当积极地上报给法官和公诉人，或者是为委托人严格保密？如果从传统的，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说，基于“推诚而不欺”的道德准则，当然是应当积极上报给法官、检察官。但是，如果从律师职业角度来看，律师如果这样做的话，则就是一种对委托人信任的不“诚”，就是一种从根本上违背了“守信而不疑”这一律师的职业诚信准则。其结果，损害的不仅是律师这一执业群体的伦理和道德，而且将使社会对律师这一职业信赖度得以严重丧失。

第三、“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不应成为律师所追求的素养和品质。面对瞬息万变的诉讼场景，律师应当怀有一种“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态，这是作为一名律师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人格修养，但这绝对不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种化外散人的清悠和无为。著名学者孙笑侠说过：“人世上可能再没有什么职业比律师更充满矛盾的了。这尤其表现在律师的职业责任方面的多重冲突。律师一方面要面对委托人，承担市场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一方面要面对国法，承担国家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另一方面要面对职业共同体，还要承担职业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在中外律师发展历史上，这三方面都曾分别被作为诠释律师职业性质的关键词”（9）。律师正是在如何应对、平衡这三者的“绞杀”中形成了一种律师独有的“身份荣誉意识”。这种“身份荣誉意识”不仅体现在道德的层面上，而且也体现在市场意义的经济层面上。尽管我们不能抽象地宣扬“正义”，但是，当我们的委托人或所、辩护的案件遭到明显不公正的对待（起码也是我们自己认为是不公正的对待）时，律师的天职要求我们的，是应当以委托人的“荣辱”为“荣辱”而不是漠不关心的“宠辱不惊”和“去留无意”，这时需要我们的是从自己的职业角度出发“仗义执言”与强权抗争，而不是逃避现实的“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和“漫步天外云卷云舒”。这不仅是我们职业上的市场需要，而且也是我们职业上的道德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执业过程中，的确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在激烈的争辩中突然听到一方的律师发出“这是当事人的事，作为律师何必如此较真”这样的话时，作为一名律师感到的不仅是剌耳，而且还剌心。如果我们将这样浪漫般的诗意作为律师的一个基本伦理道德，作为律师应当追求的文化内容之一，就不但不具备作为一名律师的基本素养，而且背离了律师应有的职业道德。

因此，如果我们将上述这种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来作为我们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定位，必将导致下面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以这种背离了律师的特定职业、角色所决定的“伦理底线”的传统的、一般的、用于对社会普通成员所适用的“大众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文化的核心和定位，就无法在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中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而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从而势必使律师文化只能成为一种口号式的宣传和包装，使律师文化坠入庸俗化的泥淖。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律师文化，而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律师的职业道德为标准的“伦理底线”作为追求和核心。这种“职业道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群体的道德，而非个人的道德”，“它是一种最低的标准，是一种被职业特征所规定的标准，而不是一种普适的标准”（10），他是一种共同的情感意识，其共同的指向是这一群体所追求和形成的共同“传统、利益、目标、荣誉、理想、义务、价值体认、思维方式、处事风格这样一些东西”（11）。尽管律师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人，也需要遵守和追求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如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尊重同行、公平竞争等等，这固然是需要的，但这都属于普通伦理道德规畴而不是律师这一特殊职业的职业道德要求。“律师的职业伦理只是对于律师的最低要求，是法定的底线。但是在这个底线之外，并不是不存在律师的值得信仰和追求的伦理目标。比如律师可以舍弃对价与经济考虑而免费为当事人服务，律师竭尽所能地资助贫寒的当事人走出困境，律师放弃自己的空闲时间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法律援助等等，但这些美德善行的表现显然已经超过了职业伦理的要求，或者说这些行为是在律师已作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础之上尽了更高的，个人化的道德义务。但是对于一种必须符合统一化、程序化要求的律师伦理而言，它的设定的合理化基础和理念应该是一种大多数的律师所能做到的，并且符合职业逻辑的情况下必须做到的标准”（12）。因此，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只有以这种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的律师职业和角色所决定的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和追求，才能形成“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并为律师普遍所认同、接受和付诸实践。

其次，以这种背离律师职业“伦理底线”的标准来定位律师文化和进行律师文化建设，将使律师陷入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处境。律师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言行和举止均“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由于职业的不同和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这种法律职业外的视角往往是带有非理性、非程序性和非技术性的评判。加之在现实中确实有小部份律师连律师职业道德这一最起码的伦理底线都不遵守，诉讼中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对委托人吹牛加欺骗；在律师界内部同行相轻相斗，搞同业不正当竞争，更助长了社会法律职业群体外的公众对律师持有一种另类的看法而使律师的形象大大受损。我们在打赢官司时不时碰到对方当事人指责律师为什么不主持公道而偏袒自己的委托人的责难就是最好的实例和证明。由此，当律师处于“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实现程序正义，又可能因为违反实质正义和要求”所相悖的两难境地时，就难免遭到社会公众的责难和诟病，受到社会公众的不公正看法和对待。因此，我们在进行律师文化建设时，如果不是以突出宣扬“在遵循程序伦理之下，尽可能地对实体正义加以维护”这一律师职业伦理底线作为基本定位，理性地将自己放在律师这一特定的角色场景中来理解和考察，既不提出脱离现实的过高道德奢望，也不脱离一般道德常理的过分宽容，而是不恰当地自我“拔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必然误导法律职业外的公众对律师的不当期望而引起误解，其结果将导致律师形象的损害。而这，是与我们建设律师文化的初衷相违背的。

四、简单结语

笔者认为，对于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应当以“职业、角色、规范”这三个基本支点作为核心和基础，即在提倡以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着重以突出律师特有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技能为核心和内容。在整个律师文化体系上，以律师职业角色为定位，，以追求程序伦理为基础，以严守律师职业道德为规范，创立一种有别于一般公众和其他职业的，具有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独有的，能够为律师这一法律人共同体所认同、推崇并能够付诸实践的律师文化。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在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上，起码存在着三个误区：1、体用上的误区，重形而轻神。只注重形式上包装与宣传，而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培植，使律师文化建设步入形式主义的歧途；2、道德上的误区。不适当地拔高道德标准，将适用于一般民众的、传统的、普适性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律师这一特殊职业、法律人执业共同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并以此作为律师文化的底蕴，从而使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走入另一歧途；2、传统承受上的误区，未注意文化的民族性和发展连续性的特征，脱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使律师文化缺乏应有的民族特色。因限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就上述三个误区中的“道德误区”进行讨论，对于其他两个误区，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例，如有必要，将另文探讨。故命名为：“律师文化的道德误区”，特予说明。

注释：

（1、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3页。

（3）何怀宏著《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页；

（4）（5）孙笑侠等著《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页；

（6）田文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载《律师文摘》2004年第4期巻首语；

（7、8）参见《辩护的伦理道德》一文的编者按，《律师文摘》总第7辑第60页；

法律职业伦理论文例10

一、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的内涵

职业标志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有相当公共意义的工作岗位，从事这一工作要求有非常高的专业的甚至是深奥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通过专门的正式教育或某种精细监管的学徒制才能获得。”[1]此语强调个体对于职业的确信，是这种确信才使这个群体可以声称其职业性地位，有机会获得因这种地位赋予的独特性的特权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利益”。[2]

伦理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伦理也是对社会行为的道德判断，具体而言是对社会行为的对错、正当与否、应当与否的道德判断。[3]个体行为如果符合价值标准的，即演变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所以，个体行为以社会行为作为参照，依据其既定的标准行事，这也就是说，社会行为本身就是个体行为的衡量与判断，并对个体行为具有规定和约束的功能，这在属性是具备规范性的。因为道德规范源于社会生活与有效的经验事实，规范与标准一旦以某种方式予以确立，就会反过来对社会行为产生拘束、限制，此拘束与限制相应的投射到个体行为领域。伦理的判断，可以从其判断的具体社会行为这一对象，区分为一般行为的伦理判断和专业行为的伦理判断。又因针对的专业行为所属不同类别，再区分为各种专业行为的道德判断，比如会计师论理、银行职业伦理、记者伦理、教师伦理等。所以，职业伦理，指的是对专业行为的伦理判断，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社会分工后的产物。尽管不同的职业都有其共通性，但由于不同的职业，其发展的经济基础、历史轨迹以及社会对其要求不尽相同，必然导致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职业道德。如医生有“医德”，艺人有“艺德”，教师有“师德”，官员有“官德”。所以，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违背了职业道德除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会受到一些特殊方式的惩罚。

由此，笔者以为，法律事务人员是以专业知识为社会和企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事务人员伦理是典型的职业伦理的一种，是对法律事务人员所从事的法律事务的专业行为进行的伦理判断，通常是指法律事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工作信念与规范，包括对法律事务人员行为的判断、对法律事务人员信仰的判断、对法律事务人员团体的判断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对法律事务人员行业的法律规定，并扩及惯例、传统礼仪等。这说明，法律事务人员因其专业知识及提供服务的特殊性，其职业伦理不仅异于一般伦理规范，而且有时与常理、人情等格格不入，如，在我们看来，诚实无欺是一种伦理，可是，为了为企业公司保密，有时法律事务人员不得不保留不利于企业公司的材料与证据等。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是法律事务人员职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所有从事法律事务人员行业的人都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它是对法律事务人员的精神风貌、信仰观念、职业操守、品质素养等多方面的整体评定，是树立法律事务人员队伍优秀形象和名誉，维护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既是对法律事务人员遵守行业规范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评价法律事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的基本尺度，既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事务人员职业的统一要求，也是对法律事务人员的职业能力、品格修养、价值取向的一致考量。[4]

二、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的特征

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规范法律事务人员在职业生活中的特定的职责，是法律事务人员职业活动的“思想立法”、“灵魂立法”，通过法律事务人员的内心信念自觉地行动。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时又受执业目的、职业活动和职业传统所制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承继性。

（一）社会性

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与社会伦理具有直接统一性，后者是前者形成的基础和依据，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属于社会伦理的一部分，是对社会伦理的补充。所以，两者的基本精神和宗旨是一致的。再者，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是与法律事务人员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法律事务人员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也是纯洁法律事务人员队伍，维护法律事务人员职业声誉，推动法律事务人员为社会为企业为公司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重要保障。

（二）政治性

只要是阶级社会，伦理一定就富有阶级性。因为，“一切以往的伦理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伦理始终是阶级的伦理”。[5]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伦理，更多的是指与统治阶级利益密切联系的行业伦理。而法律事务人员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是属国家上层建筑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事务人员伦理必然是带有阶级性质的伦理，其它职业伦理，如反映经济生活的工商业伦理，教育领域的教师职业伦理，医生职业伦理等接受统治阶级的约束相对来说要轻得多，还有，法律本身就附着有一定的强制性，很容易成为统治阶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作为法律事务人员，必须在执业过程中遵守职业伦理，以顺应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事务人员追求正义，法律事务人员行业事关人权、民主、法治与国家国家。所以，法律事务人员的职业伦理中就必然有丰富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成份。

（三）行业性

法律事务人员的职业属性和社会公共属性的双重属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事务人员应该做到维护企业公司利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相统一，这样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一些不同于其它行业的职业要求、职业伦理和职业纪律。在有的国家将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称为法律事务人员执业行为操守，是社会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伦理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具体来说，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是指从事法律事务人员职业的人，在执行法律事务人员职务、履行工作职责时，信奉的伦理规范和行动上所遵守的行为准则。还有，法律事务人员职业伦理一般是由法律事务人员行业的自治性组织，例如法律事务人员协会制定，并反映绝大多数法律事务人员的意愿。法律事务人员作为独立向企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是不受国家职权直接干预的。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法律事务人员的自治性组织来制定法律事务人员伦理规范。

三、法律事务人员的职业伦理要素

（一）忠于宪法和法律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着当代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根本任务，各种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各主要国家机关的组成和职权、职责等等，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层次的法律效力。法律是指一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一部完善的宪法与一个良性的法律制度体系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法律事务人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最大的诚信首先就是要忠于宪法与法律，树立法律至上的崇高信念，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忠于宪法就是要坚持四项墓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与政策，坚持国家的基本政治与经济制度。忠于法律，就是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查明、掌握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正确地理解、准确地适用法律，不屈从于权势，不迷惑于金钱，不歪曲事实，不曲解法律，切实维护企业公司的合法权益。

（二）忠于职守，维护正义

忠于职守、维护正义是诚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体现法律事务人员执业特点的重要职业道德，其核心内容是法律事务人员要坚持依法独立执业的原则，抵制和排除非法干预，以忠实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当前，在我国推进经济、政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旧的制度、观念的影响，一些人对法律事务人员工作仍然存在着误解，并且由于现实的立法、制度不健全，法律事务人员依法执业保障并不充分，再加之个别领导干部、司法人员素质不高，滥用权力对法律事务人员工作横加干涉，法律事务人员执业依然面临着阻力和风险，执业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忠于职守、维护正义要求法律事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排除一切非法干扰，冲破一切不当羁绊，舍身护法，坚持真理，维护正义，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真正力量。

（三）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是法律事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也是法律事务人员诚信制度的本质要求。它要求法律事务人员本着公平、真诚与恰守信用的精神为企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并贯穿于提供服务的全过程。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法律事务人员诚信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以下四项诚信保障制度：一是委托制度；二是法律事务人员的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三是法律事务人员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四是责任赔偿和保险制度。要通过法律事务人员诚信制度的建立，改变法律事务人员队伍中存在的对企业公司委托事项敷衍塞责、玩忽懈怠，空口承诺，乱打包票，恶意欺骗企业公司，骗取企业公司信任，漫天收费甚至收费不办事的严重问题，要通过加强法律事务人员诚实守信的道德约束，改变法律事务人员在办理委托法律事务中，擅自撕毁、中止合同，解除委托，严重损害企业公司利益的不良现象，以强化法律事务人员行业的社会信用。勤勉尽责，则要求法律事务人员勤勉服务，要求法律事务人员在代表企业公司的利益处理法律事务时，必须采取一切合法的、合乎道德的方法维护企业公司的合法权益，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效率、最谨慎最认真的态度为企业公司的利益工作，使每一项法律事务都能得到完美的处理，企业公司的利益得到全面的维护。

（四）敬业勤业，提高素养

法律事务人员是熟知和精通法律知识的专业人才，法律事务人员的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律事务人员提供法律服务的质量。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同步发展，法律服务领域的拓宽，对法律事务人员业务能力的要求愈来愈高，法律事务人员要适应国际化、专业化、信息化的挑战，就必须与时俱进、敬业勤业、勤奋学习、努力钻研，不断提高业务知识与技能，为法律事务人员业自身的发展开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法律事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业务知识和技能方面，还要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注重培养高尚廉洁的内在品质与洒脱文明的外在形象。勤业敬业，提高素养是诚信制度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法律事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要表现，只有具备扎实的业务功底与高度的职业素质，才能胜任其职责使命。

（五）珍视声誉，品行高洁

法律事务人员肩负着保障人权、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的神圣职责，扮演着人类正义与法律良知的最完善的代表。社会把法律事务人员职业视为一种崇高的职业、一种正义的职业而加以认可、尊重、首肯，这是法律事务人员职业群体长期不懈地忘我实践所取得的成果。珍视声誉就是要十分珍惜、倍加维护来之不易的法律事务人员的职业声誉，严格自律，诚信为本，保持法律事务人员良好的职业形象。品行高洁，是法律事务人员品行修养的核心，是法律事务人员必备的职业道德品质，法律事务人员业从来就不是一个归属于商业的行业，法律事务人员从来就不是一个商人与掮客，唯其如此，法律事务人员的价值将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的繁荣逐渐凸现出来，而倡导高尚、廉洁的法律事务人员职业道德，将对中国法律事务人员诚信制度的建设产生积极又深远的影响。

（六）保守职务秘密

由于法律事务人员职业本身的特殊性，加上法律赋予法律事务人员的权利，使得法律事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接触企业公司秘密的可能性很大，涉及稳定的范围也很广泛，任何将企业公司秘密泄露出去的行为都极有可能使企业公司遭受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因此根据法律事务人员诚信制度与职业道德的要求，法律事务人员执业应严格保守职务秘密。保守职务秘密要求法律事务人员对在执业过程中所获悉的秘密事项，无论来源如何，均对此承担保密的义务，未经企业公司的许可，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如果法律事务人员不能保守企业公司的秘密，企业公司对法律事务人员的信任就会遭到破坏，法律事务人员与企业公司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就不复存在。

（七）尊重同行，公平竞争

法律事务人员不仅对企业公司要讲诚信，对同行也要讲诚信。我国法律事务人员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肩负着同样的职责和使命，因此，法律事务人员之间应相互尊重，不得故意怠慢、诽谤同行，不得故意抬高自己和标榜自己，贬损和低毁其他法律事务人员，不得用不正当的手段损害其它法律事务人员的威望和名誉，更不得对其他法律事务人员的依法执业进行干涉和轻视。尊重同行还要与公平竟争有机结合起来，法律事务人员在开展业务中要遵守诚信原则进行公开、平等的竞争，比服务效率、比服务质量、比服务态度、比社会信誉，而不是互相拆台、拉案源、搞关系、挖业务，要坚决反对贬低别人、抬高自已、唯利是图、损人利已、弄虚作假、互相拆台的不正当竞争，倡导诚信制度下的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

注释：

[1][美]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7.

[2]同上，第218页。

[3]刘正浩，胡克培.法律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