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1

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两年到两年半，本科生学制一般为四年。本科生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没有繁杂的科研任务，课业负担也相对轻松，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大一暑假、大二暑假甚至大三暑假从事社会实践的相关活动。而对于研究生来说，两年的时间里，课业繁重，科研压力也相对较大。他们需要做实验，看paper，完成相关的科研任务，通常因为项目所需暑假也要继续留在实验室工作。因此，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工科类研究生来说，研一暑假和研二暑假能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人数少之又少。而入学前的这个暑假，学业尚未正式开始，前一阶段的学习刚刚结束，相对空闲时间较多。因此，为了给研究生提供更多的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我们提出了准研究生利用入学前的暑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二、准研究生社会实践工作的开展与实施

研究生入学前的暑期社会实践让准研究生在入学前的暑假深入社会开展社会实践，使他们提前了解学科前沿、行业现状，提前步入社会、了解社会。

（一）工作开展流程学前暑期社会实践不同于在学研究生的暑期社会实践，由于参加社会实践的准研究生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与他们联系和下发社会实践通知成为工作开展的重点。另外，在参加社会实践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及时沟通是保障社会实践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学生递交了实践报告后，教师给学生的及时回复及点评，会让学生深受鼓励。为使该项活动有效落实，每年的3月份，在确定了当年新录取的研究生名单后，系学生党总支即准备了“给研究生新同学的一封信”，信中对新生们明确提出参加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要求，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提出适当建议，对实践活动完成的时间安排及完成形式等给出要求，并指定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联络老师。为确保通知发放到每一位新生手中，采取纸质版和电子版双管齐下进行发放。要求负责社会实践联络的老师保持自己的联络方式畅通，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问和提交的报告及时给予回复和反馈，尤其是做得好的学生，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这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为学生圆满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开了一个好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

（二）准研究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以浙江大学某系近三年来开展的准研究生学前暑期社会实践开展情况为例，准研究生参加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中看出，参加入学前社会实践的研究生的人数逐年升高，并且形式多样。

（三）准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结及经验交流为及时总结准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成效，交流经验，鼓励先进，进一步推动学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向长效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每年在研究生新生始业教育阶段，在全系范围内开展准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评优工作，并进行大会总结和经验交流。评优工作由系学生思政工作负责人牵头，由辅导员、主要学生骨干组成评委，根据学生社会实践的工作内容、完成情况、服务社会情况及个人的收获和体会等各方面进行评比，评选出分获一、二、三等奖的学生各若干名。召开总结大会，对准研究生参加学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体情况进行总结，对于乐于奉献、服务社会等表现优秀的学生提出表扬及奖励，对提交的报告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如敷衍了事、调研中的抄袭等行为提出严厉批评，这对于树立榜样，避免今后的学术不端行为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并邀请表现优秀的学生进行经验介绍，学生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向大家展示不一样的社会实践经历与思考，以社会为着眼点，以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为目标，脚踏实地。这正顺应了社会实践的初衷，也与浙大的求是精神不谋而合。同时，为使研究生新生从进校开始就认真思索自己今后的发展及职业规划，在总结大会上，特别邀请两三位高年级的优秀学长进行经验介绍，他们通常较早地做好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在学习中很好地将学业和职业目标有效结合，在学习之余，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和岗位，增加自己的工作经历和阅历，为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增加砝码。学长们根据自己的收获向研究生新同学们就如何有效规划、寻找实习单位的时间和方式等提出积极的建议，令新生们受益匪浅。

（四）准研究生社会实践的成效经过暑期社会实践的锻炼和学习，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从新生们的活动小结和交流展示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实践给他们带来的收获和意义。他们有的在生产实习中，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学会了将所学付诸实践，同时又学会了融入企业文化，与同事协同合作；有的在社会调研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和民情，看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加深了自己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并由此产生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建议；有的在深入贵州、青川进行山区支教等教育活动中，实践了“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诺言，他们不仅锻炼了自己吃苦耐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读懂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参加了暑假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牛场苗族彝族乡果宝小学支教一个月的一位2011级硕士研究生在她的社会实践报告中写道：“这一次山区支教的经历，让我体验了一回一名真正教师的生活，跟山区的学生们在一起，过着朴素而宁静的生活，不断洗涤着在喧嚣的城市中已经焦灼的心。虽然生活条件有些艰苦，但却依然每天幸福着，感受山里人的真诚和淳朴，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简单的快乐。我要感谢大山，感谢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带给我的这一次别样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而在参加了GE中国总部的OneWeekJobShadowProgram的一位2010级硕士研究生写道：“个人而言，OneWeekJobShadowProgram仅是走进GE的开端之旅，GE毋庸置疑是令人非常尊敬的企业，一周时间我已然深入而震撼地了解了这个企业界的巨擘，当然也并非所有文化都与自己所期待的绝对理想匹配。不论今后是否成为GE的雇员，这都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和感悟。几句话与各位共勉：学校和企业虽有不同，但踏实做事、诚恳做人是永恒的品质，而很多时候适当的Aggressive会让你学会更高效地乐活学习、乐活工作。最后，一言以蔽之：Learn&thinkglobally，thenfuturewillbeyours。机遇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哪怕是500强领袖企业的HR也并不可怕，相信自己，谁都可以做到。”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2

[作者简介]李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86-08

郑杭生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已经30余年了，他不仅注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且更注重对经验研究的理论提升。由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以及与这“五论”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命题，共同构成了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以社会运行论为主干的“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既是郑杭生本人社会学思想的集中表达，也是以郑杭生为灵魂的“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皈依，不仅蕴涵着独特的文化禀赋，也体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近年来，有关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的研究讨论已有不少成果，对郑杭生提倡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也进行了一些总结分析。不过，这些总结分析大多侧重于重申理论自觉的内涵和价值，而对其社会学研究达成理论自觉这一学术目标的表现和因素探讨不多。实际上，郑杭生的社会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成理论自觉，根本因素是其研究所蕴含的文化禀赋。理论自觉与文化禀赋相辅相成，理论自觉锻造了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学理自性，而文化禀赋则奠定了其学理自性的核心价值。

一

在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影响启发下，郑杭生于近年来提出并大力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不仅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方向，而且也正是郑杭生本人的社会学学术进程的真实写照。理论自觉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种学术取向，其“自觉”的核心与前提是创造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郑杭生就带领他的学术团队先后提出并论证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理论与命题。

其一，社会运行论。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和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理想状态下，各个社会子系统和不同社会要素在发挥各自的功能的同时，彼此之间交互影响且协调互补，从而使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与秩序。社会运行存在良性运行、中性运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或者协调发展、模糊发展、畸形发展三种状态。特定的社会运行状态是由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决定的。社会运行的条件包括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等，而社会运行的机制则包括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状况是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的能动状态及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因而社会运行论解析社会子系统、社会要素各自的功能发挥与综合的功能协调，其终极目的在于考量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和发展状况。所以社会学的使命是科学地探索研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从而使社会尽可能地处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中。也就是在宏观层面上理顺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在微观层面上理顺社会的个体结构，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良好的人际互动模式。

其二，社会转型论。当代中国社会的运行状况，从总体上而言处于中性运行、模糊发展并逐步向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迈进的状态中。这种运行态势表明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深刻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状态由曾经的恶性运行向中性、甚至良性运行转化，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运行性质的转换，即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更新现代的转型。因此，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研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都必须从“转型度”与“转型势”两个维度来把握，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社会转型度是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程度与特点的说明和衡量，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五个方面。而社会转型势则是对社会转型度更进一步的深化，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平衡性。根据转型能力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当前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三种不同的转型地区。

其三，社会互构论。个人和社会是人类生活共同体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构共变关系：所谓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对应性变化状态。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对立冲突，也包含着协调整合。由此，需要建立一种能够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处理得当的新型现代性，促使互构过程中的对立冲突转变为协调整合，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快速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转换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互构共变是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在型塑个人，同时个人也在建构社会。因而，在具有“自上而下”改革压力与“自下而上”变革要求双重动力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程中，既要考虑作为社会的国家、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个体对于集体、国家等社会存在的影响。

其四，实践结构论。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社会，社会实践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是结构性的巨变：一方面。这种变化具有普遍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是局限于某一层面，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造成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根源，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变化，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那些左右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在当代中国，改革不断推进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实践也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已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及其两个维度”。因此，实践结构论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不仅揭示了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模式。也提供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与转型的“双侧视角”：一是在历史长时段中揭示现代性的总体趋势及其逻辑，一是在本土社会转型的具体视域中透视快速演进、交替进行的社会变动。

其五，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文化中生成壮大的知识体系。因此相对于非欧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西方社会学一直处于强势输出地位，而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学则长期处于从属追随地位。然而。从国外移植引进的社会学。并不一定与“进口”地区的社会文化完全匹配，所以“进口”地区舶来社会学之后大多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社会学本土化就是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

社会学本土化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世界性特征。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体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并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学的有机构成部分。为此，中国社会学应当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的道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即是与国外社会学交流对话，以及对国外社会学借鉴回应基础上“新”生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

上述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有的已经比较成熟完善，有的仍处于需要进一步提炼升华的阶段，如实践结构论。另外，上述“五论”只是郑杭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思想的主体骨骼，除此之外，郑杭生近年来还进行了多项极具现实感的研究探索，如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探索、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的分析、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倡导等，它们既是对以往“五论”的具体展开，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又成长为新的理论发生点。

二

正如郑杭生本人的总结，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和学科本土论等“五论”及其衍生命题，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个轨迹点、支撑点，都是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变迁，开发传统学术资源，并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反思自己、审视别人，进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因而，理论自觉是一条贯串“五论”及其衍生命题的“自觉”线索。为我们解析郑杭生社会学的本真内涵提供了恰切的方法论视角。

历史地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移植性格，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实用、应用品格，所以1949年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普遍重视问题分析和经验调查而忽视理论提炼概括。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这种品格仍旧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或延续，经验调查和问题分析被置于首位而理论建设被有意无意忽略。郑杭生深刻洞悉这种碎片化研究的弊病，因而积极倡导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身体力行进行问题和经验的理论抽象与提炼。这种努力既结出了丰硕成果，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他和他的学术团队被称为社会运行学派，其理论探索被誉为“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那么，以上“五论”及其衍生命题何以被看作一个系统化的体系？

其实，谢立中在此前就指出，社会运行诸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大体为：学科本土论为社会运行学派提供了目标和方法论方面的前提，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主体，社会互构论则是对这一理论主体的进一步深化。李迎生也认为，诸论是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只有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探求彼此之间的逻辑与关联，才能理解其深刻内涵。他的看法是：学科本土论为该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基础，社会运行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转型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拓展，社会互构论是该理论体系的深化。而郑杭生本人的说法是：社会运行论是基础，社会转型论是深化，学科本土论是追求和方法论，社会互构论则是各论的进一步升华，实践结构论又是在上述“四论”基础上进行的新探索。当然，这一说法是从思考轨迹与研究推进的时序方面给出的先后排列关系，而不必是指理论统一体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五论”并不是当其中某一个理论完全成熟定型之后，才提出下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常常是在阐述论证前一个理论命题的过程中，就已经从新的角度对与之关联的新论题作出阐发说明，进而形成另一个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在提出并论证新的理论命题过程中，对于之前的理论也不是束之高阁，而是仍旧适时地作出补充深化，使之更趋成熟完善。因此，“五论”在时序上的关系。只是其提出、论证在时间表上的位置排列。并不等于彼此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逻辑关系。也即是说。尽管“五论”是在不同时间先后提出并分别论证建构的，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次序性，然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却并非与其生成时序严格吻合。这表明郑杭生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并非范畴与命题的多样自由组合，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理路和思维主线。

结合学界同仁的相关看法，以一个简单模型来比拟“五论”的逻辑关系：社会运行论是主体、是核心，从宏观层面上确定了社会转型、社会互构、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等理论命题的内容与取向：而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其他理论命题则是分支别干，从不同问题、不同视角阐释中国社会的运行，同时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展开；而学科本土论则是这个模型的说明手册或操作指南，超越社会学的具体理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成为对具体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阐释。

因此，“五论”不是平行的、并列的关系，而是在内在的逻辑理路上有着主从之分，其间的主从关系是由它们各自在其共同组成的理论统一体中的角色位置决定的。诚如杨敏教授所言，若论开源拓荒，奠定基业，启育后人，融聚新论，诸论之中功德卓著者，非“运行论”莫属。这也应当是以“社会运行”标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形成的理论流派的本质所在。社会运行论在诸论中的核心位置，源于它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高屋建瓴地规划与阐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历经古典、现代直至当代。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科学界定。如果中国社会学要在社会学世界格局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这一问题给予富有创意的、合乎理据的回答。郑杭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所在，视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起点。

郑杭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张，源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期间的学习和思考。回国之后，郑杭生正式提出自己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一定义已经得到了社会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接受，而且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关键点——社会运行一词也早已成为了日常流行语汇。据郑杭生本人对形成这一观点的思想历程的回顾，社会运行论一方面是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的借鉴和吸取，另一方面是对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学术传统的继承。促使郑杭生关注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除了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也与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切身感受息息相关。

郑杭生发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初步良性运行加上中性运行只有17年左右，而局部恶性运行和全面恶性运行却占了13年左右。这一状况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地良性运行，而是在一定条件和机制下可能陷入恶性运行。而当整个社会陷入像“”那样的全面恶性运行时，不仅整个社会停滞倒退，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会受到伤害。同时，通过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郑杭生也发现，传统中国既有许多著名的“治世”，也有不少典型的“乱世”。而当世运离乱或处于恶性运行状态时，也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经济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因此，社会运行问题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危兴衰，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关怀家国族群命运，探寻社会发展方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而求治去乱或者说使社会避免恶性运行的思考与努力。也是古今志士仁人的抱负理想。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以及对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承继，郑杭生在他的社会学研究过程中自觉地将去乱趋治、实现良性运行作为根本追求。

另外，郑杭生提出社会运行论也是与严复的影响分不开的。百余年前，严复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把“SOCIOLOGY”译为“群学”，把书名译作《群学肄言》。显然如此翻译并未忠实于原文，而是有意穿插了太多附会、诠释和投射，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严复的中国传统观念渊源深厚。严复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即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探寻使社会达到治康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正是受到严复的启发，郑杭生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思，形成了社会运行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的观点。尽管运行“三分法”有别于严复的治乱“二分法”，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延续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人文性。

因此，社会运行论融会经典社会学范畴与命题，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求治去乱的理念与实践，既从结构功能的角度阐明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生成机制。也从中国历史变迁与传统思想中揭示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逻辑。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对国外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纳，保证了社会运行论之社会学的学理品格。而对中国治乱盛衰之历史变迁的开发和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之学术传统的继承，则使社会运行论蕴含了独特的文化禀赋。

三

社会运行论不仅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精髓，而且从一开始就根植历史变迁和时代主题，熔铸传统思想和先贤智慧，彰显出深厚的中国文化禀赋。这一文化禀赋，既与费孝通之拓展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倡导遥相呼应，也与我国当前之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相得益彰。

文化禀赋是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生成的社会学理论命题所获得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并由此表现出异于一般理论的鲜明文化特征。社会运行论被视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特色”得以彰显的重要根源即是其“中国”的文化禀赋。社会运行论之所以是“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因为资料对象或研讨问题属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由于创建者为中国人的缘故，而是因为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必要的元素和成分，中国文化给予了社会运行论特定的内涵、特征和表现等。由此，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是隐含在其话语、逻辑之中的中国元素，这些元素不是可以被分离出来的知识点，而是与其宗旨、议题融为一体的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社会运行论的文化禀赋彰显了其不同于国外社会学理论之内涵特征的异质性，而这一区别于国外社会学理论的异质性正是其中国特色之所在。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知识门类，社会学围绕大体一致的论题，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在一种通则性的、普适性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展开言说。不过，所谓的通则性、普适性是从理想状态就其使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的，实际上在“普”和“通”的背后，有着深深的西方文化烙印。而与中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在世界范围内，属于同一个学科群的学者们虽然使用着相同的术语和概念。但是同一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却常常因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差异甚大。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固然是那些擅长现学现用的学者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而造成谬种流传，其实也表明某些理论或概念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恰切的内涵所指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学是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中生成的知识体系，是一种舶来的异域文化知识，故而才有本土化、中国化的诉求。当然，除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诉求之外，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等学科和领域同样有中国化、本土化的要求。当前，有关“中国化”的讨论和研究可以说已经汗牛充栋、浩若烟海，涉及中国化的理论可能、实践途径和衡量标准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化的实践途径尤其受到格外关注。就社会学的中国化途径来说，关注本土文化元素并将其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成为海内外学者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共识和共同选择。如美国的林南等，港台的金耀基、叶启政、萧新煌等，大陆的费孝通、郑杭生等，他们毫不例外地将中国化的目光转向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㈣。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西方的特征。然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赓续传承、绵延不绝，在现代化、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当下，仍旧坚韧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虽然在西风激荡之中发生了剧烈变化，可是在变化之中仍有坚持和坚守，特别是深入文化基因的价值观念，在千变万化的形式之下，仍旧保留了一如既往的内核。由此，回溯历史、关照过去，能够使我们透视现代性的迷幻表象而获得一种自知之明。

也正是如此，“开发传统”是郑杭生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理念，因为只有深入研究传统思想文化，找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柢与特质，才能保证社会学在服务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如上文所示，基于严复的启发影响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郑杭生开发传统的视界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和历代学者以治乱盛衰为思考重心的思想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构起了社会运行论的基本体系。社会运行论与孔德和马克思两大社会学传统的根本宗旨一脉相通，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盛衰和历代思想家“求治去乱”的思考与实践的凝练概括。尤其是“去乱求治”作为善治理念，与社会秩序与进步、社会良性运行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社会运行论既然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实际中来的，当然也能够回到历史实际中去，对治乱盛衰的历史轨迹及其思想传统作出清晰透彻的理解诠释。相应地，“去乱求治”思想传统中的某些元素既可以作为有效分析认识当代社会的有益成分，同时可以“反哺”社会运行的理论思考，给予社会运行论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开发传统”有多种方式和多种视角，郑杭生关于社会学开发传统的方式主要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郑杭生指出，只有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融入社会学中，才能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发展，才能创造出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郑杭生社会学的文化禀赋的一个重要渊源。在郑杭生看来，通过科学地反思传统中国社会关于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等的思想与文化，继承和弘扬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真正使社会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因此，郑杭生不仅在他的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中时刻贯穿着社会思想的有益元素，而且切实完成了一大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著述。

早在1995-1996年，郑杭生曾组织学术团队搜集资料，为进一步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作准备。资料选编以社会运行论为指导原则，分为七个专题：社会变迁的轨迹——治乱盛衰：治世的社会条件及运行机制；达到治世的途径与手段；治世的理想模式；乱世的社会根源；乱世的治理与控制；乱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危害。以此为基础，郑杭生与其他合作者一道，发表了多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收录在四卷本的《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中，成为“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社会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主打著作，标志着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以社会运行理论作为诠释框架。从历代学者考量社会问题、规划社会理想的具体话语情境——治乱盛衰——人手，开拓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应用社会运行理论的知识系统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运行与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运用社会运行论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社会运行论不仅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且能够回到历史中去，熔铸历代思想家关于治乱盛衰的思考探索，使社会运行论与传统社会思想互构共契，进而达成同一关系。从历史中来，又回到历史中去，从而使其以社会运行理论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禀赋。表现出鲜明的中国色彩。

四

社会运行论根植于传统中国治乱盛衰的历史变迁脉络，并熔铸历代仁人志士探索去乱趋治的传统社会思想，同时坚持社会学的基本精神和深层理念。毫无疑问，这一品格使社会运行论既具备社会学的一般性质，又涵蕴中国文化的特殊禀赋。而与社会运行论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的其他具体理论，如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以及对以上诸论作出社会学阐释的学科本土论。也都具备来自传统的文化禀赋。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除了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一面，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一面，……社会转型论就是一种主张传统和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郑杭生坚持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郑杭生之所以强调这一转型观，不仅源于他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论洞悉。也源于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是包含着诸多传统因素的社会，仍旧处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之中。也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文化赓续不绝的延伸性具有深刻理解。郑杭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张构想、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总结规划，无不立足于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一基本社会事实，不仅特别强调传统对当代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有益元素，从而使社会转型论及其深化命题具备了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禀赋。

社会互构论对当代个人与社会关系动态演进的阐述和诠释，也包含着来自传统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启迪与影响，因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社会互构论的另一主要阐释者杨敏教授指出，社会互构论实质上是以社会学理论的方式，对中华文明的“柔性融和”与“和谐大同”等传统脉络的延伸。“柔性融和”是社会互构的一种表达机制，这一过程使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重新组织起一个共生空间，这些多元文化的核心结构如价值、理念、信仰等。要素结构如符号、象征、意义、仪式等，规范结构如习性、风俗、禁忌、戒律等，在此发生交叉、重叠、复合，在相互调适、修正和改造中发生协同性的转化，即互构共变。各种原生文化的差异性、具体性、多样性得到吸纳，其共同性、一般性、普遍性也得到升华，最终汇聚为一个新的复合型文化体。因之，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的思想，同样根植于传统思想文化，同样具有中国的文化禀赋。

实践结构论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发生的结构性巨变问题。尽管这一理论的着眼之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动。但是这个“当下”得以展开的前提——现代化、社会转型，在郑杭生的理论中都与“过去”、传统密切关联，因而实践结构论仍旧没有跳出传统的“掌心”，仍然笼罩着“过去”的“阴影”。这一点也可以从郑杭生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意义的说明中一见端倪。郑杭生指出，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发掘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概念和命题，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经验理论化、概念化，进而形成理论原理或学说，不仅能够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来自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支持，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完善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就此而言，实践结构论同样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有着不解之缘，具有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禀赋。

学科本土论的“本土化”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有益元素纳入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当中，从而使其具备中国的文化禀赋。郑杭生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是立足现实，同时也与弘扬传统分不开。而所谓弘扬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纳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盛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人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开发传统，并不仅仅满足于应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打量过去曾经发生的、被资料文献纪录而有幸留存至今的那些事实，而且要将由此呈现出来的过往事实所蕴含的情与理，融入既有的理论视角中，生成诠释当下的新理论。郑杭生近年来大力倡导的“理论自觉”，就是对学科本土论——即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对传统资源作出自己的理论开发，结合中国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

综而言之，郑杭生的“五论”无不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无不具备独特的中国文化禀赋。而这一文化特质都可以在“理论自觉”那里得到积极回应。因此，郑杭生社会学研究的文化禀赋。不在于将传统社会思想文化收编帐下当作资料和对象，而在于将那些仍旧对现代、对当下产生深远影响的过去之情和理，化为自身的有机构成。故而，社会学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分析、解释记录在案的历史文化事实，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将历史文化事实所涵蕴的情理、智慧转化为当下的理论元素。

五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3

一、引言

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课堂互动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属性，关注互动发生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学习首先发生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外基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二语课堂中师生互动能力的研究课题较广，大致概括为：1.学习者和教师在互动过程中的表现;2.协商及反馈在交互活动中的促进作用;3）支架式帮助对学生交互能力培养的影响与作用等。受国外课堂互动话语分析的影响，我国于20世纪末期开始引入社会文化理论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课堂互动能力的培养。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运用社会文化话语分析法关注互动话语的知识共建功能及互动话语语言本身来探索提高师生课堂互动能力的模式，这也成为课堂互动研究的主要力量。我国目前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课堂互动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策略研究;2.二语教学课堂互动模式研究;3.二语教学课堂互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二、社会文化理论的内涵及其启示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是Vygotsky 基于儿童认知发展逐步建立的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性学习的结果，是文化与社会关系发展内化的结果。内化是社会调节的过程，由人际间活动和个体内部共同活动共同构建。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认知功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该理论被引入到第二语言习得后，SAL研究领域对社会文化理论的兴趣日益增强，研究者们对语言习得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更加关注，纷纷把社会文化理论引入SAL研究领域之中。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学习者通过他人调节，借助支架式帮助，完成学习任务，潜在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发展水平。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用语言与他人互相作用，进行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因此，外语教学要充分考虑外语课堂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课堂话语的支架式功能。因此，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还应发挥其中介者的调节作用，为学生提供合作学习活动，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及内化。

三、大学英语课堂互动策略探究

1.鼓励学生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习最好的动机。英语课堂教学要提高互动活动水平，增强互动的趣味性。吸引所有学生包括英语水平暂时落后的学生都乐于参加到英语课堂教学中，避免将课堂互动变成教师和英语优秀学生的秀场。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求学欲。

2.转变教师的传统角色。在传统英语课堂上，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学生大多被动的接受，教师主导一切，学生机械地听从。在互动课堂上，教师要首先转变其在课堂上的角色和地位。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教师要用爱心耐心真正地尊重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互动教学，这样才能促进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从而有利于课堂上的互动教学。

3.建立积极的互动教学过程。

a.话题活动与引导性提问。在互动课堂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给学生一个话题，让他们充分互动讨论。然后，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与学生互动。针对课堂提问，教师要把握好提问的时机和提问问题难易度。提出的问题要注意给予学生时间思考，对于难一点的问题，教师还应注意慢慢引导，保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课堂面子。

b.分组活动。目前我国的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人数不少，因此，分组讨论活动可以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的表现机会及平等参与的机会。分组的标准可以依不同的活动来定。例如，可以按照座位来分，也可以按照性别来分，也可以按照学习能力来分。每个小组成员在各自小组里与组员共同交流、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从而达到互动学习的目的。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4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5

关键词：民俗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异同

一、研究方法的意义

研究方法是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在科学研究三个层次中处于中间层次，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技术中起着中介桥梁的作用。研究方法受方法论的影响和制约，方法论影响到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而研究方式的选择又直接影响到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技术。简言之，理论主导着原则，原则决定研究方式的选择，研究方式的选择又影响到具体技术的使用。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选择研究方法以及采用哪种研究方法并非简单的抉择问题，而是间接地体现各个学科本身的理论及原则，以及具体研究技术及手段的选择。

研究方法是一种手段，一种用来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资料与证据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收集、整理资料那么简单，还直接关系到每位学者得出结论的正确与否，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获取资料的方式是否具有科学性。

二、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类型

民俗学学者乌丙安认为: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科学，它既研究民间的精神生活，也研究民间的物质生活；既研究文明民族的人民生活与文化也研究后进民族甚至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

郑杭生书中说到: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二者在中国的研究都曾被名文禁止，然而同样因为有共同的研究内容以及曾经的经历使得两者现在成为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门学科。但尽管二者有太多的交叉，它们还是有自己的研究的侧重点。

社会学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民俗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分析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民俗学则是对具有传承性的反复出现的生活模式及相关的精神现象进行研究。即：社会学的视角侧重于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解剖，民俗学的视角则是着重对传承性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民俗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叶涛 吴存浩合编的《民俗学导论》中,将民俗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分为两大类：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

民俗研究的一般方法分为：归纳法和演绎法

1、归纳法：从具体的民俗事象的观察和研究出发，在不断增加和扩充民俗事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在逐步形成民俗学的基本范畴的前提下，提出民俗学的一般理论问题。

2、演绎法：对民俗学的概念、对象和理论进行了解，然后按照民俗学所涉及的理论不断展开研究。

民俗学的特殊方法：田野作业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结构分析法

1、田野作业法：从事民俗研究应深入到民俗事象发生地，脚踏实地对民俗事象进行详细的调查，以取得第一手民俗资料的民俗研究方法。

2、历史研究法：追溯民俗事象发生发展的历史流变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是探讨民俗事象产生的本来面貌及其在历史各个阶段的演变。

3、比较研究法：将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群体和不同国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同类民俗事象集中在一起，比较其中的异同，寻找这些民俗事象的联系。

4、结构分析法：依靠分析和研究民俗事象自身所带有的构成要素和成分，以达到研究和分析民俗事象发生、发展和变异规律的目的。

（二）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一书中写到,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四种

1、调查研究：是一种采用自填式问卷或结构式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某种社会群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

2、实验研究：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通过操纵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是定量研究的一种类型。

3、文献研究：是一种通过收集和分析现存的以文字、数字、符号、画面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分析各种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式。

4、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

四、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点：

（一）研究方法是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具体研究方式的选择，这其中所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不同于研究方法，方法论是研究方法的原理和原则的体系；而研究方法则更强调完成某项特定研究任务的具体形式。

民俗学指导原则是受世界观的支配和制约的，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有着两种基本的哲学与价值倾向，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人文主义的方法论。

民俗更多的是研究千变万化的民俗事象，接触的各种事象都会或多或少地掺杂着来自社会、个人甚至是调查者本人自己的情感，这样就会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带来一些非客观的因素，致使研究者价值中立的程度有所降低，得到的结论并不能很好的符合实际情况，这样就会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要求。这样民俗学研究就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而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使得它更倾向于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许许多多的问题的出现是否迫切需要解决以及社会现象涉及的范围等都需要用数理、概率等统计方式来使得自己的论证过程更充分，使自己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但由于个人是存在千差万别的，一项政策的实施并非对每个人都适用，这样个人就会存在不适应问题，在此就需要用人文主义指导原则来对社会进行另类的研究。

（二）在民俗学研究中，它将归纳法和演绎法视为一般研究方法，是具体研究方法的一般性的方法或者说是指导性的方式。

在民俗学中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并非很普遍，由于民俗事象的千变万化和复杂性，民俗学对民俗事象更多的采用描述的手段，归纳的情况远不及社会学的概括更抽象。其次，既然没有太抽象的理论，那么也就很少存在需要对理论所进行演绎的这种过程。

而在社会学研究中，由于社会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社会问题的总结及论述，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社会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用来影响政策，故而对其理论的要求比较高，在应用的过程中将二者视为很重要的内容，经常被采用。

在社会学中，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看作是研究过程的两个阶段，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贯穿于整个研究的始终，无法将二者完全的孤立开。

社会学这种研究方法的提出更为合理些，因为在民俗的视角下，将归纳和演绎看作一般性的方法，有点倾向于将二者区别开来的含义；而社会学将二者视为对待同一问题研究方式的两个阶段，理论通过实践来验证其科学及合理性，实践通过理论得以升华。

（三）两门学科主要运用的研究方式也存在着差别

民俗学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具体民俗事象所进行的调查与研究。相对于社会学研究而言，民俗学研究更侧重于微观层次的研究。因而鉴于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该学科对理论层次的建构要求相对较低。在这些前提下所进行的民俗学研究，在进行调查方法的选择上更侧重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调查者亲身参加到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生活习惯与习俗进行实地的参与式观察，只有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整体进行的研究，是从宏观层次来进行阐述的。这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研究社会本身的结构与社会过程，诸如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等，强调对于社会现状的分析与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这种分析与反思，仅仅靠对资料的感性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学科的严密性与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使得它必须有一个更为理性的分析。因而，社会学研究更多采用调查研究的方式。

总之，社会学与民俗学二者是既相互交叉又独立的学科。由于各自研究的内容不同，使得其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其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能强调整齐划一，也不能强调孰优孰劣。只能说：存在即合理，适用才是真理。

然而，这并不是说，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无需再进行修改与补充。民俗学研究的内容与社会学研究的内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想使得两门学科有更好的发展，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宏观又要微观。民俗学要想壮大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好的服务与指导实践，使其走上更为科学的道路，必须要借鉴社会学关于理论建构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式。社会学由于其内容的宏观性，使得这门学科更注重理论的建构，对于现象的描述也只是为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服务。对于理论的演绎也更倾向于证明或现有的理论，或验证假设。因而，使得社会学在微观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而民俗学在微观现象的描述与概括方面却有更好更完善的研究方式。因此，可以从民俗学研究方式上借鉴和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来发展和壮大社会学。

相信，民俗学和社会学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会越走越远。（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2］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6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研究方法。［1］方法论问题历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方法论的突破意味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深化。然而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学的发展与更新一直比较滞后，尤其是在大部分省属院校研究生教育对学生研究方法训练的系统性和前瞻性还存在明显不足。重视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跟社会科学理论同等重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甚至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要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生阶段的社会科学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学生撰写学位论文乃至今后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问题。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对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大有益处。规范研究生的研究方法还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实证研究方法的教学，使受教育者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尊重社会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研究素养，为将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奠定基础，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二、省属普通高校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省属普通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的整体基础还比较薄弱。通过对所在院校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教学经验总结和对吉林省部分省属高校有关教学情况的个案研究发现，目前一些省属高校尚缺乏掌握主流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机制。一方面，部分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指导老师所掌握的资源（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不足以支撑实证研究的支出。另一方面，部分导师和其学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团队，理论研究上多进行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的研究。当前部分研究中体现出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掌握还不够成熟，或者重理论而轻方法。

同时，在部分省属普通院校，对研究方法领域的教学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我与部分同行交流，以及在授课和接受一些研究生关于论文中方法方面问题的咨询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面临的方法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偏重于依赖专家或导师意见，难以在符合专业方向的论域里发展出感兴趣又有能力操作完成的论题，不会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能激发读者兴趣并且有价值、潜力的选题，等等。有些学位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论域和论题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把研究的论域具体化为论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困难。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许不是单纯的研究方法方面的不足，但是通过方法方面的引导，可以改善在选题过程中的盲目性。再比如，有的研究论文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学位论文应该如何提出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不少论文在这个方面比较混乱。［2］一些学生只在导论中提到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或假设，而在后面的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等章节均没有涉及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显然是为了提出研究建设而提出研究假设。还有学生在论文文献回顾中，根本就没有涉及文献回顾所涉及的有关其他研究与本研究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论文在提出研究假设时很突然，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没有介绍清楚。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中对统计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如均值比较，相关分析等不理解统计软件给出结果的含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位论文写作和其今后的研究能力。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初步估计一方面与这些院校的生源跨专业甚至跨学科现象比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这些社会科学类研究生缺乏应有的方法方面的指导有关。

以上问题反映出了研究生的研究方法实际应用和方法课教学中的一些缺陷，希望能在教学中引起重视，加强对学生在这方面的训练或指导。

三、教学中解决问题的思路

1.促进研究生选题能力的提高

研究生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并开展研究，也许不是研究方法课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位论文的选题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授课的初期，应该在讲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后，在进行讲授研究设计、研究假设、研究方式、研究方法等内容之前，用适当课时通过实际案例，介绍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好的选题，某些选题存在哪方面的问题，让学生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思考。引导学生在自己进行选题之前，要先会鉴别他人的选题，督促学生阅读其研究领域内重要的刊物和作者的文献。

2.着力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

科学研究要遵循学术规范，包括选题的确定、研究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结果的表述、论文的结构等。加强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一环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要遵循学术规范。一方面是对研究程序的理解问题，如研究问题或假设与文献回顾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深化问题，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结合使用，什么样的问题适合定性或定量研究。教学中应采用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包括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与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分析与鉴别、课堂与调研作业）进行教学，在经验层面探寻研究生科学研究中的方法欠缺，澄清存在的问题，找到优势。从研究选题的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统计假设、统计分析、软件应用、结论讨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案例比较和分析，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对于统计基础薄弱的学生，则应深入浅出地介绍如何根据研究目的与数据类型选择统计方法，为学生应用、解释统计软件输出结果奠定基础。

3.明确研究生与本科生方法课的差异

研究生阶段的方法课与本科生阶段的方法课，除了在深度、课时方面存在不同之外，在教学的方法与侧重点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如果说本科生阶段的研究方法教学还主要是传授有关知识，那么研究生阶段则应该促进学生掌握实际研究的能力。把知识过渡到实际的研究与科研论文撰写能力，要考查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是如何建构的。总结、归纳研究生与本科生社会科学类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的异同，特别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实践教学。通过课内实践和一定强度的课外实践作业，通过“亲历”，激发学生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使学生投入研究对象或研究对象所在的社会情境中去，自发地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包括文献综述写作的训练、主要研究方式的应用、问卷的设计、访谈技巧等，都需要亲自操作才能有深刻的印象。因此，教师要加强教学过程的课外督导，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提供具体的、个别的指导。

综上所述，加强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能使他们掌握并运用所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提高论文写作能力，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对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任务与要求有明确的认识，又要充分考虑到省属普通院校的生源实际情况，采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着力解决研究生研究过程中不会研究或研究不够规范的问题，协助学生从研究问题的确立入手，发展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具有实证特点的研究问题，并深化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使之规范地开展研究，提高研究层次，从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7

       为了协调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了应对当下中国文艺实践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谋求文艺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思路和可能，我认为重建文艺社会学，是必要的。  

       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并非我的发明。至少在2001年4月的扬州会议上，陶东风先生即有过明确主张。尽管我把80－90年代的文艺社会学研究统称为"学科重建期"  ，并把再提"重建"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承传上个世纪的未竟事业。但本文之缘起，仍可视为对陶氏话题的展开与延伸。

       一、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

       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

       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是作为文艺社会学，继尔是作为艺术文化学介绍到国内的。1995年大连"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后，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把它当作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1997年，乐黛云先生仍将其视为"跨学科文学研究"和"跨文化文学研究"  。此后，尤其是1999年南京"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据最新资料介绍：始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流行文化的研究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全球。而国外最有名的人文网站"voice  of  shuttle"对文化研究的界定是："文化批判主义／理论和社会学、传媒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经济学、文学以及其他代表了当代人文主义领域中’文化’层面领域的交叉点"  。尽管究竟何为文化研究，学界仍有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具有全球性的学术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既是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将文学研究泛化、策略化、意识形态化了。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渊源关系，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有过清晰表述。他不但认为作为文化研究的"当代文化社会学"是对"传统称为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的领域"的扩展，而且提出了应该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思路与构想。  而他关于当代文化研究所应该关注的五大问题  ，其实也无一不在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唯其如此，阿兰·舒特尔华斯在论及早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宗旨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心’里这些是很一致的：为了开展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的社会学研究……对于这个中心来说，很明显的一项任务即是培养在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学家。"约翰·科纳在《作为社会学的批评：解读媒介》中也强调："’文化研究’是在社会－文学的考察中形成的，继而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中得到重要的发展。"  

       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如此看法，文艺社会学专家又如何见识？

       法国著名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根据韦勒克、沃伦的《文学原理》，把文学社会学研究归纳为三种：作家社会学、作品社会学、公众社会学。他认为：三种学说中，第二种源远流长并发展很快。而"理查德·霍加特及其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功绩在于专攻这一课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这一总体态度的特征就是从文学出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达到一种社会化的文学。"          德国学者西尔伯曼，也把文化研究当作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1780－1950》（1958）、r·霍加特《文学的用途》（1956）与《文学和社会学》（1966）等著作，作为重要的文艺社会学文献加以推介。而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也被同样作为国际著名的文艺社会学研究机构而加以列举。

       无论从学理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特别是和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关联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文化诗学和文艺社会学关系如何？

       由于文化诗学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别称，是格林伯雷对新历史主义的另一种命名；而新历史主义，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基于担心随着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漫无边际地泛化，从而使建立在"文学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有失去起码的学术品格和学科独立性的危险，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提出了建立"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早在南京会议上童庆炳先生《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便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研究专辑，更给人以中流击水力挽狂澜之感。在文艺学何为？文艺学何能？文艺学何去何从似乎越来越不明朗的学术语境中，倡导一种既立足于文学本位，又具有视界融合特点的"文化诗学"范式，是适时的，极具建设意义的。

       不过，在倡导"文化诗学"之时，又以"文化研究"来贬斥"文艺社会学"，却有点使人不得要领，匪夷所思。

       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的文化诗学，尽管在理论上有些"无法定论"，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历史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不同理论视域／体系／原则／方法所持的具有包容性的"开放的态度"。为了更加有效地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福柯主义和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等等，都成为文化诗学的资源。用格林伯雷的话来说，即"都对我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形成发生过作用"。有论者将文化诗学的理论假设归纳为"新历史观"、"文本的阐释"和"文本的扩张"三大特点  ，是精当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文本的阐释"绝不仅仅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审美"的。它重视的是"文本"和"语境"的关系。而在对这种关系的阐释中，他们所喜欢使用的又偏偏是那种不但"无诗意"，甚至根本就是"反诗意"的商业化术语。正如格林伯雷所言："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          他们之所以要用"流通"、"谈判"、"交换"之类的商业隐喻来阐释文本，是基于有意识地要解构经济和非经济的二分法，借以"说明似乎是最不沽名钓誉、远离铜臭的高尚实践（包括艺术），其实也在最大限度地谋求物质或象征的利润。上层建筑不只是单纯地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它也参与了经济基础的构成。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新历史主义企图找出社会流通的踪迹是如何被抹擦掉的。"  而这一学术旨趣和目标，恰恰是西方现代文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之一。

       当然，"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必须强调和补充的是：第一，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不等于和"现在的"文艺社会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现代的"文艺社会学本身便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童先生在《文艺社会学及其现代形态》  一文中有过透辟分析，不用赘述。第二，这种"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童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了方法："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思想蕴涵，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开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这与上面所强调的"不同"，以及对离开文学文本的"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所构成的意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文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不同，尽管也包括了方法，但主要的不是方法，而是对象。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艺"，而后者则是"文化"。由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一不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文化研究也就把它的研究对象无边际地泛化、无限度地扩张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也是学界最大的"不满"。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提出要重建文艺社会学。

       当然，就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一个体而言，他完全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学术选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研究专家，也可以并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文化研究专家。而且我还认为，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化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就学科而言，文艺学却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什么都发言，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打天下。有论者称：越俎代庖，已成为一种"学科霸权与侵略"；而文学理论的"文化化"倾向，则是当前我国文论研究中"最主要、最流行、最隐蔽也是威胁最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有沦为二流社会学、经济学的危险。"  这是否有点"危言耸听"，可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本学科的特性、独立性为基点、支点和出发点。否则，它不但有大而无当、大而化之之虞，而且有自毁安身立命基点之险。理查德·霍加特的告诫在今天仍不失其警醒意义："……我们将迟早停止谈论文学，而发现我们自己只是在谈论历史、社会学或者哲学，而且也许只是在谈论糟糕的历史、糟糕的社会学和糟糕的哲学。"  

       霍加特曾将文化研究的领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属于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三是文艺评论。而文艺评论，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并批评了那种"忽视""必不可少的"文艺批评方法的倾向。          将"文化诗学"定位于"文化研究的专为研究文学文本的分支"  ，是符合霍加特把"文学社会学"当作"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的。而这一"分支"，只有提到"最重要的"高度，才能予以充分估价。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走向文化诗学"和"重建文艺社会学"，其学术旨趣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文艺"――它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曲、影视、建筑等；其次，就文学本身而言，它研究的也不仅仅是"文本"，同时也研究文学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等。

    二、  "简单的""机械的"和"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

       文化研究和文艺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无高下之分

       重要的是理论范式和学科自律的确立

       理查德·霍加特在《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一文中，曾区分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学社会学。他指出："文学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是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而有些则是精致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大多数则介于两极之间。最有效的文学社会学能够阐明某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文学作品的特性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研究可以涵盖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对于某些当代大众艺术则具有特殊的价值，诸如电影，其完整的创作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不同因素（经济的、物质的、职业的影响）。"  

       上述区分是必要的，重要的。文艺社会学（包括文学社会学）既有简单的、机械的、庸俗的；也有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科学的。那种"最有效的"，自然应该是既不忽略文学艺术的"特性"，又能阐明"制约"或"影响"这种特性的"社会因素"的理论范式。

       毫无疑问，"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成果，也在现代文艺社会学中沉淀了下来。戈德曼宣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是在假设事实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之间，理解与解释之间，决定论与目的论之间的一种综合。"          传统的"因果关系"，在他那里成了"同源关系"。而线性的"决定论"，也为众多更加审慎的"促进论"或"影响论"所取代。就是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学派那里，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其实也受到关注。埃斯卡皮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分析，便是从"语言"和"文学性"出发的。只不过他将"语言"和"交际"、"文学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而已。通过对语言具有"物品－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一首要特性和双重意义的分析，他提出了"作为交际的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际"，文本所具有的"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便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可以插入一些新的意义而不破坏它的同一性。"于是，"一部具有’背叛的能力’的作品，一部带有那种随意性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这种随意性能使得作品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中表现出与在它产生的那种历史环境中以显而易见的方式表现出的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          这也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背叛"。"创造性的背叛"是理解文学现象的钥匙之一，它指的是"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无意或有意的曲解。这种重新阐释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而意义阐释的空间具有无限可能的作品，便是经典的永恒的作品。

       皮埃尔·v·齐马的"文本社会学"，也是一种精致而有效的阐释方式。基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他尝试将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学批评和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综合起来，从而建立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文学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它同只关心作品的主题或观念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就在于"它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它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主张把本文结构及其产生的条件与读者的各种元本文联系起来。          这种既强调"文本"，又强调"元文本"；既强调文本细读、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句法和叙述方式等），又强调意识形态意义的揭示，把"理解"和"解释"、"经验"和"批判"统一起来的文本社会学批评方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的又一综合创新。而这种视界融合，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于一体的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霍加特归纳并命名的"品质阅读"和"价值阅读"辩证统一的方法，即所谓"某种形式的审美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辩证综合"（陈太胜语）。

       由是观之，如果说文化研究找到了一种"新"的批评方法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和那种精致的、富于想象力的、有效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回事。在强调文化研究的"新方法"时，有意无意地只拎出那种简单、机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加以对比、烘托、反衬，是不够恰当有失公允的。脱离文本缺乏诗意或反诗意的批评，在文艺社会学中有，但在文化研究中也同样有。文化诗学呢？在我看来，"诗意"或"诗性"之有无，并不因为"诗学"之命名而有所益损。因为"诗学"本身说到底，也就是文学理论。文化诗学和过去所指称的文学文化学，似乎也没有什么的区别。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极其广阔多样的。有的研究，如对文艺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研究，与文本的某种程度的脱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有的研究，则需要诉诸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尽管这种定量研究，是没有诗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简单的机械的无效的。

       当然，我在赞同"走向文化诗学"之余还要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更为重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学科史方面的原因。

       80年代以来，文艺学领域的"热点"太多，"更新换代"太快，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学科层出不穷，有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之感。这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文艺学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但另一方面似乎也表明了文艺学的确还是个"不太成熟"的学科  。有论者批评文艺学领域的"追新逐后"和"赶潮综合疲惫症"，认为"高频率的结构调整，没有形成研究定势，更遑论优势。"  语虽尖锐，但令人深思。1987年，钱中文先生便提出"必须建立我国科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构想。但在1987－1997这十年间，文艺社会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距离钱先生提出的目标，似乎尚有很大距离。尽管文艺社会学对于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个新名词，早在20－30年代，便有大量译介。到了40年代，更是出现了要为"文艺心理学"、"文艺形上学"争得"文艺社会学"同等地位之呼声。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学科性质和学科边界相对清晰也相对成熟的学科，在近20年来的文艺学研究中，却相对"沉寂"（童庆炳语）了。1998年8月我曾在北京图书馆对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研究成果进行过调查：按书目全文方式检索，分别为103、57、23个；按主题词检索，分别为65、50、20个；按书名检索，则分别为39、15、11个。数据表明，在文艺学分支学科中，文艺社会学研究明显滞后。其成果大约为文艺美学的1/4，文艺心理学的1/2弱。书名的比例差所以稍小，恰恰又表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单一。

       不过，在文艺社会学相对"沉寂"的时期，童庆炳先生的研究还是卓有建树的。1994年，他和程正民先生共同主编并出版了的《文艺社会学·传统与现代》。他认为：文艺社会学是文艺学中一种传统而又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说它是传统的，是因为它古已有之。说它是现代的，是因为无论是"西马"，还是60年代的"接受美学"，以及7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都表现为以现代的形态向文艺社会学"回归"。这一论断是精当并极具启示性的。传统与现代，不仅打通了古今中外，而且也为我们认知继"新批评"之后的"新"批评、继"语言论转向"之后的"文化论转向"，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地图和坐标。正因为如此，我才始终认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其实也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社会学。

       在完成了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社会学"，以及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之后，1997年，童先生等北师大学者又推出了另一博士点基金项目的理论成果《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可以认为，在分别对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所推出的文艺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不但显示了研究者学术思路的连续性、承递性，而且也显示了学术旨趣和目标的综合性、创新性。而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或综合，其实也就成为文艺社会学学科建设在90年代中后期所呈现的理论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与走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过，随着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文艺社会学学科重建的工作似乎突然被搁置、中断了。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其实得到了深入和发展。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又一次"转向"中，文艺社会学是个得益者、受惠者。尽管这种得益与受惠，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就这一点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点而言，可以认为，提出"重建"，只不过是为了给文艺社会学"正名"，或者说图个"虚名"而已。

    三、  怎样重建文艺社会学？

       文艺学分支和社会学分支

       技术的、批判的、实践的

       在重建问题上，陶东风提出要打破文化与社会存在的一元论与依附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建构现实的基本的社会实践。因此，不仅要用社会理论来解读文艺现象，同时也要从审美的、文艺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用审美现代性来反思现代社会，诊断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偏向。          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类文化活动当作参与历史过程的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既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支点，也是20世纪文艺社会学一个基本出发点。豪塞认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可以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之间的影响具有"同时性和相互性"  。正是本着这一思路，杜书瀛才反复强调：文学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的创造物是具有物质形态的精神存在物，并以此积极参与到"历史创造人"的过程，从而创造"历史的创造者"。  

       如果说关于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学理的探讨，那么关于文艺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互动性与辩证法，则不仅在学术史的意义上重申了利维斯的基本立场及其现实意义  ，而且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向与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的文艺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都是讲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而用文艺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则较为鲜见。正如有论者言：文艺学在方法论上所能提供给文艺社会学的非常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方法。而文艺学和社会学在理论方法上的"互为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性与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涉及到文艺社会学学科定位这一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

       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即"文艺社会学"和"社会文艺学"。国内关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有"美学"说、"社会学"说、"文艺学"说数种。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艺学定位。国外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一度从属于艺术社会学，一度从属于文化社会学，一度又从属于文学理论、文学学或知识社会学、阅读社会学或文明建设社会学，并在其中加以讨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学。同为社会学定位，其中也有不同的理论与学派。其根本差异在于："究竟从哪种社会学的立场――如从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新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功能主义的以及行为主义的等等――来阐述这一问题"  。

       因此，重建文艺社会学，首先便应该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建构和拓展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和作为文艺学分支的社会文艺学。当然，根据约定俗成和惯例，无论是属于社会学分支还是属于文艺学分支，我们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艺社会学。但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分属两大学科的文艺社会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应该相互诘难与颠覆。国内学界曾以"没有文艺的文艺社会学"来非议经验的、实证的文艺社会学，其实是一种"越位"。第二，作为社会学分支的文艺社会学，在它的研究对象或方法中，必须有"文艺"或"文艺学"的因素、特征、性质。也就是说，并非任何方式的社会现象的解读，都属于文艺社会学。《文化研究》第2辑的"哈贝马斯论话语政治"，以及对北大百年校庆的文化分析等，即如此。对于社会现象、社会文本的解读，如果没有本着文艺学的视角与方法，那么，它只是一般的文化研究。

       其次，在两大分支之内，还应该重视不同学派的建构与拓展。

       关于20世纪的文艺社会学研究，国内一般将之分为四大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经验的文艺社会学；或者分为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苏联的文艺社会学。而国外，则将其分为两大流派："经验的实用的文学社会学"和"理论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德国，菲舍尔·科勒尔）；或"经验的"和"辩证的"（法国，齐马）；或以法国实证主义为依据的"具体－经验性的研究流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理论流派"（苏联，尤·h·达维多夫）。声称"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的埃斯卡皮，则以"对处于社会之中的文学的研究和对文学中的社会的研究"          两种方式，对其加以概括。

       我认为，"经验的应用的"和"理论的批判的"，应可概括20世纪文艺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流派和方法。这两大流派，其实也就表征为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合理性形式和价值合理性形式，以及哈贝马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经典研究――将知识分子功能划分为技术的知识分子功能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功能――在文艺学领域的分化与对立。  

       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文艺社会学，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的主流。其研究对象极其广阔繁复；其主要特点，在于谋求一种"处方性知识"。关于这一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法国波尔多学派颇具代表性。注重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是这一学派的方法论特征。

       与实证经验派的文艺社会学相反，理论批判的文艺社会学则对此持抨击与否定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便曾因此而与经验派公开论战。他认为专注于作者、作品、读者的外部交流关系的经验社会学研究，其实是从纯商业角度出发，给用户提供资料，寻找潜在的市场。这种方法无助于促进对作品的社会理解，而"只是一种有益于想要搞清楚哪些方法可以赢得顾客而哪些不能的商的技术"  。故此，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只把文学当作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坚持历史、美学、社会辩证统一的立场，强调理论思辨的方法和"否定的美学"、"批判的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

       尽管上述两大学派的研究路向与学术旨趣相悖，但在国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花建、于沛的《文艺社会学》（1989）偏重于经验实证派路径，那么姚文放的《现代文艺社会学》（1993）则偏重于理论批判派路径。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其实也就预设了前者后来转向了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研究，而后者则走向了审美文化批判的学术道路。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8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9

一、关于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科学研究一直是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其中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所承担的重要的社会责任。高校科研工作是教育决策及办学的科学保证，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和必要手段，是提高教师、管理和技术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强调，高校科研的内容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1977年，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党的十六大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2004年3月党中央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再次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理工科解决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社会科学则创造精神财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的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也及其重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承担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当代大学生，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证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历史使命，以科学研究促进教学，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尤为重要。

二、关于科学研究的探讨

高校科学研究一般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三方面。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着重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研究，提升了教学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基础理论研究

1.撰写科研论文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探索、努力遵循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服务。我遵循以上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从理论本身、理论与实践之间矛盾的透彻分析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矛盾及其正确处理》、《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农村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农村成人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农民教育负担问题研究》、《大学生艰苦奋斗精神淡化问题及其教育途径》、《试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等理论文章。

2.研究理论课题

强调：“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3]“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4]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5]。为此，我先后主持研究了多项省市级课题《弘扬泰山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泰山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山东农村教育发展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基于泰山文化》、《山东省农民科学素质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等。

（二）教育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和问题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以教师为主的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研究主要是以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为主。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一方面要尽量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把自己所执教的学科领域内发展的新内容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

1.撰写教研论文

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学研究支撑的高等教育，很难是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我坚持不懈的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用教育理论去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探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规律及有效教育方法和手段，以解决新问题、新情况，增强教学的实效性，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先后发表《论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原因及对策分析》、《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教学研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问题导向式”教学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要与时俱进》、《一种理解教学的新框架：现象学的视角》等教研论文，总结了经验，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

社会学研究生论文例10

随着网络发展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学生使用电脑和手机的人数剧增，运用高科技信息化工具获取知识与信息越来越方便。据调查，在校大学生拥有电脑的人数达到62.4%，有手机的学生达到99%[1]。大学生获得信息的便利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及大学生个性化的追求，对高校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大学生理论社团作为高校课堂教育的延伸与发展，如何发挥理论研究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要通过理论研究社团的管理创新来进一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一、广西高校大学生理论研究社团发展现状

社团活动为大学生提供了施展自身才能、培养兴趣爱好、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广阔舞台。高校学生社团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提高锻炼学生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社团活动内容性质的不同，学生社团分为政治理论、学术科创、实践促进、公益志愿、地域文化、合作交流、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类别。理论研究社团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紧跟形势发展，通过开展座谈会、名师讲座、社会实践活动、理论学习与研讨，撰写时事评论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学习和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如北京大学政治理论社团有8个，包括国旗班、和谐社会研究会、恒学会北京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会、马克思主义学会、青年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会、人文社区、学生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等。广西61所高校均成立有理论学习研究类社团。

二、广西高校理论社团管理模式

广西各高校理论研究会均统一由学校团委管理，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门教师指导，学生自发组织并开展活动。学校设立总会，各系部设立分会，形成了总会-分会-党课学习小组的基本组织框架，由各个学习小组来开展讨论学习活动。广西高校大学生理论研究社团管理方式有以下特点：

1.社团不收会费，经费由学校团委拨付

调查显示，广西高校学生理论社团经费有81%来自于学校[2]。高校学生理论研究社团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是学校团委部门拨款。经费来源单一且有限，这常常成为理论社团拓展活动的一个大屏障。同时，在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部分理论社团设有公关部或者外联部，但往往因为社团的性质导致外联工作很难取得成效，成为经费缺乏的又一个因素。因此，各种理论社团很难走出校园，寻求多种渠道筹资，包括与社会企业联合共同进行活动，获得企业赞助等。作为高校理论社团，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理论研究社团缺少社会调查经验与经费支持，不能开展更多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了解[3]。

2.缺少教师对社团的指导

学生理论社团要想成为学生课堂的延伸与发展，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必须要有足够的教师对社团开展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策划。大学生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对形势发展把握不紧，如果能在教师适当指导的前提下，给予各理论社团的发展更多的指导，可充分调动理论社团的积极性和党团组织的导向性，将有利于发挥理论社团的高效运转。但是由于高校教师本身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很难找到时间来指导社团发展，和学生一起研究与探讨时事问题。

3.缺少思想引领

高校学生理论社团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高校必须定期安排专家讲座，对学生世界观进行引导，对时事政策进行分析。理论研究社作为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以总结交流在学习、宣传、实践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方面的经验为主要目的，以提高各高校大学生理论社团成员理论素养，肩负历史使命为自己的理念[4]。

通过专家讲座可以加强研究社同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再通过社团成员向其他学生宣传，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与研究风气。调查发现，近70%的理论研究社团学生表明他们在理论社团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的熏陶和影响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思想道德方面有了一定提高，作用显著。但理论社团自身应追求更好地发展，例如：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增强社团活动的时代感和创新性，注重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树立社团品牌意识和长远发展意识等，只有不断提高才能实现理论社团的目的宗旨，为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提高做出贡献[4]。

4.缺少专门的学习研究工具

高校大学生理论研究社团必须及时了解时事政治，紧跟形势发展，在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学生就要有一些集体研究的地方和工具，如办公室、电视、多媒体设备、书籍、杂志等。但是由于理论研究社都是校团委划拨经费，很难达到集中学习研究的条件。

5.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

由于高校学生理论社团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与学习，理论方面比较多一些，实践环节、动手能力比较少，很多同学觉得没有用，还不如参加科技实践社团出成果容易，参加体育社团健身明显。很多高校理论研究社存在学生参与度不高，学校支持力度不够，组织管理涣散等问题。社团发展前景欠佳，社团活动宣传力度不够等情况。

三、理论研究社团管理创新方法

高校学生理论研究社团的存在和发展，在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兴趣和爱好、提高综合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要加强对社团的管理，让社团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第二课堂，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要从以下方面加强工作。

1.建立定期集中学习讨论制度

理论研究社团必须建立规范的社团章程和内部工作制度。学生在规章制度下拥有完全的自主发展空间。制定的规章制度要力求科学化，注重学生社团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建立定期集中学习讨论制度，使大家感到有事情做，有问题可以思考。大家在集中学习讨论中会将自己的见解与思考一起和别人分享，达到一起提高、一起研究的目的。定期的集中学习讨论还可以提高大家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对新现象、新问题的及时了解，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评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加大对学生理论社团建设的投入

任何学生社团的发展都必须以良好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一方面，高校学生理论研究社团的成员都是大学生，其在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方面不一定完善和全面正确，因此，需要学校思想政治教师进行理论指导，经常举办理论研讨会、讲座等。要加强指导教师的配备，学校要挑选资深的理论研究教师指导学生理论社团建设与发展。每个学生理论研究分社至少配备一位思想政治理论方面的教师，并按照教师工作课时发放薪酬，提高社团指导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学生理论研究社团的物质投入。每年要有固定的学生理论社团活动经费，专款专用；要为学生理论社团提供稳定的办公、活动场所，同时要引导和监督学生理论社团通过吸纳社会赞助和提供有偿服务的方式募集活动资金。对于社团开展的大讨论、研讨会、学习理论等活动要开展专项经费支持等[3]。

3.建立校园“红网工程”

要建立网络交流平台，实现交流网络化。大学生理论研究社团可以通过在校园网开展BBS论坛、个人博客、QQ群等方式建立网络交流平台。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很多大学生拥有个人电脑，可以在宿舍上网，这就为理论交流与研讨提供了平台。

4.加强理论研究社团的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理论研究社要经常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大学生广泛接触、了解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理解社会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动手、动脑、动嘴，在培养和锻炼自身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可以有效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并及时改进提高，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社会实践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机会，使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大学生接近社会和自然并从中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和有价值的新知识，使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进行对照、比较，逐渐把理论知识转化为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在实践中拓展新的理论和知识。

四、结束语

实现对高校学生社团的管理创新，才能使高校学生社团健康发展，发挥理论研究社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成才方面的作用，体现高校学生理论研究社团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大学生理论研究社团要找准自身定位，科学管理，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建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 陈鑫.高校社团建设浅谈[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02（6）：21-26.

[2] 王赫，关莹，张沙艳.我国大学生理论社团的发展现状与作用研究[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9（5）：56-57.

[3] 张文学.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现状及其指导[J].中国青年研究，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