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1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2

关键词：社会科学 学位论文 评审制度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review system

作者简介：成龙（1987―），男，江苏泰兴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创业理论研究。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综合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及书面表达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结性成果。有专家倡议，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应“从学位论文的设计、研究与写作到评审、答辩，实行全面质量管理”[1]。近年来，研究者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评审制度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作者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归纳总结社会科学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的方法与程序

学位论文评审是由学位管理部门组织的，受聘专家以通讯、书面或其它形式，对学位申请者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进行科学评价的具体活动。通过评审，学位申请者本人及其导师可以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意见和建议，丰富和完整文章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学位管理部门，通过反馈回来的评审意见，可以了解学位论文的实际水平，并对其质量进行监督，同时作为审批答辩的依据；此外，通过对不同学科的评审意见进行收集、分析、整合，可以找到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因素，从而为提高学位论文水平提供决策支持[2]。

学位论文评审通常采用“专家评审”的方法，即国际上所说的“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是指由该领域或邻近领域的专家以通讯或现场接触的方式，来评价研究工作科学价值的一种评估方式，是国际科技界公认的科学评价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据马莉萍（2005）的观点，论文评审方法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分为：（1）校内评审和校外评审；（2）定性评审和定量评审；（3）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4）书面评审、网上评审与口头评审[2]。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第三种，即根据评审的方式分为公开评审和匿名评审，国际评审是匿名评审的一种衍生评审方式。

学位论文的评审程序一般按照以下五个步骤进行：（1）建立评审标准；（2）提交论文；（3）确定评审方式；（4）选聘评审专家；（5）意见反馈与处理[3]。

二、 社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的现状

公开评审与匿名评审是国际上并存的两种常见学位论文评审方式。美英等国的大学一般采用公开评审的方式，这是一种直接由导师提出拟参评专家名单，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送这些专家评阅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国家采用匿名评审方式，如澳大利亚很多大学，要求博士生在预计答辩前2个月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提交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选定国内外3为专家对其进行评审。我国香港地区的大学，对博士论文也采取类似的匿名评审方式。在我国，自建立学位制度至90年代中期以来，各培养单位一直采取公开评审方式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阅[3]。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公开评审方法实际操作中，评审专家名单通常由导师来确定。这种做法的优越性在于：操作性强、易于聘请合适的专家。然而，这种评审方法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和论证，暴露出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弊端：一是导师一般聘请熟识或有学术往来的专家，因此评审专家通常会做出高于学位论文实际水平的评价，不利于对学位论文的监督，淘汰制也就更无法实现；二是导师所认识的专家有限，由导师来确定评审专家名单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复性，片面的评审意见既不能反映学位论文的水平，也不能反映指导教师的指导能力[2]。

为了解决传统评审办法带来的弊端，90年代中期始，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陆续改革公开评审制度，试行匿名评审并逐步扩大匿名评审比例，甚至出现了国际评审的方法。

三、 匿名评审制度的实践与改进

(一) 匿名评审的实践与作用

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分为单匿名评审（又称“单盲审”）和双匿名评审（又称“双盲审”）。单匿名评审是只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和导师的信息是公开的；双匿名评审是同时隐去评审专家的信息、研究生的信息和导师的信息。具体操作分为两种情况：（1）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学位论文寄给其它高校研究生院，再由对方研究生院管理部门将论文派发给本校相关专业的专家；（2）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门自行建立专家库，根据专家库将学位论文寄给相关研究方向的专家[2]。

王则温、赵张耀（2009）通过相同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两种不同的评审方式中的评价差异探讨不同评审方式对学位论文评价的影响[4]。结果表明：（1）双向匿名复审大幅度降低了各项评价指标的优秀比例；（2）双向匿名复审使中等及以下的评价比例有较大的提高；（3）评价为较差等级的比例在双向匿名复审和原始评阅中都是极低的。王珞晶、张春元等（2005）对参加普通评阅的博士论文和匿名评审的博士论文评阅意见做了统计分析，结果如下：（1）匿名评审使论文评阅更加客观、公正、规范；（2）学位论文的整体质量得到显著提高[5]。

可见匿名评审制度可以有以下作用：（1）避免了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人为影响，提高评阅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2）对提高学位论文水平具有督促作用；（3）有利于管理部门及时了解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问题 [2][6]。

(二) 匿名评审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尽管匿名评审制度对解决传统评审制度的问题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实行匿名评审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立足点不正确，建立在对学位申请者、导师及评审人不信任的基础上；（2）增加了评审的中间环节，评审的科学性、权威性打了折扣；（3）成本较高；（4）学校对外校专家缺乏联系性和约束性，专家积极性不高 [7]。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决措施，概括起来包括：（1）科学建立高质量的匿名评审专家库；（2）制定较为详尽的评价指标体系；（3）健全对评审专家的选聘和监督机制；（4）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李秀兵（2007）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双盲”评审的情况，从学位论文应包含的信息问题、评阅人的确定问题、评阅意见的表达问题和评阅意见的后处理问题等角度出发，分析了问题的表现形式、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措施[8]。

（三）国际评审制度的出现

在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国际化评审也在少数高校中推行开来。论文的国际评审，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选取用外文撰写的学位论文，将其送至外国同行专家进行评审。这种评审主要是充分发挥国外同行专家作用，评审往往更严格、更具体、要求更高，对促进研究生用外文撰写论文、扩大国内研究生在国外的知名度、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国际化评审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如时间长、费用高、选聘合适的外国专家比较困难以及学位论文必须用外文撰写等，因此，要想使国际化评审达到预期效果，并能大面积推广，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保障体制和措施。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在组织学位论文评审工作中，大胆地尝试了这种评审方式，其他大学也有涉及[9]。

参考文献：

[1] 吴宏翔,顾云深.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12):23

[2] 马莉萍.浅析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及主要办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

[3] 孙,高虹等.谈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方式改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7):23

[4] 王则温,赵张耀.关于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有关问题的探讨[J].研究生培养,2009,3:39-40

[5] 王珞晶,张春元.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改革成效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5(1):48-49

[6] 蒋红燕.硕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效果探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1):39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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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4

从1840年（道光2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今天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学习经历了从科学的器物（技术）层次到科学的制度（社会）层次再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及国民科学观之演变，剖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系人物的相关思想、观点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背景，对于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中国科学史，乃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科学的器物层次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唤起国人自强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中国社会最先的反应便是激切地学习、模仿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即被自己曾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这成了当时社会各派人物为振兴中华的一致和唯一选择。早些时候的林则徐就曾主张学洋人之“船坚炮利”，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则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继承了林、魏等早期改良派的有识之见，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内外的现实压力。当时所谓的“洋务”可以说是包括了对外交往的一切事务，除外交、契约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科学、购置西洋枪炮机器、开矿办厂、雇洋人按照其法训练军队等，均无一不属于洋务的范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奕xīn＠①、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

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以期实现富国强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军事技术的洋化。面对另外一个强盛文明的武力威慑，在器物技术层面上优先产生认同是最自然不过的。李鸿章就曾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他主张“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2〕。因此，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便是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采矿、冶炼和运输业，包括学习洋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等均是围绕军事。曾国藩曾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3〕可以说，在洋务派眼中，学习西方科学的最大功效便是能建立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而“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

但无论如何，洋务派毕竟把科学视作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并付诸行动，使国人领略了“格致科学”的巨大力量。在洋务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微积分、代数、几何、概率论到物理、化学、天文、生物、从蒸汽机、织布机到炼钢炉，从轮船、火车到电报、电话等，相继传入中国。

虽然洋务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抨击，后者指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5〕，但这两派思想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洋务派中的曾、李、左及张之洞等代表人物都是传统的卫道士，他们只是在“用”的层面上来提倡西学，目的仍是为了保“体”。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6〕与其说洋务派不忍割弃与传统的感情纽带，更毋宁说他们对西方文明及西学的认识仍局限在器物技术层次，他们在思想深处感到孔孟之道乃治国之本，亘古未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倒是少数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反成了孤独者，郭嵩焘以其对“洋患”的深入研究，提出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在具体措施上，郭提出应扶植中国的商贾，反对洋务派当时垄断工业的做法，并比较了两种方式利弊，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并说，“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成为士大夫阶层中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并为维新派思想开了先路。〔7〕冯桂芬在《校bìn＠②庐抗议》中提倡“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又提出改革内政等要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对西学的认识层次上也有一定的高度，除技术工艺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朝野各阶层中是很难产生共鸣和得到欣赏的，并且这些人本身也仍认为技术、工艺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只是拿来便可用的“器”，至于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则还是传统的纲常名教，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8〕。

洋务派乃至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对西学认识之偏执和缺陷，更意识不到中国当时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构成了学习西方真理的根本，在此意义上讲，洋务运动的流产几乎是必然的，而洋务派则成了西学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畸形产物。

甲午海战（1894年，光绪20年）的失败再次警醒国人：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甲午海战，中国并非败于西方列强，而是败于几乎与中国同时学习西方的日本。尚比洋务运动稍晚的明治维新运动（1868年）提出了“和魂洋才”、“求知于全世界”等主张，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长远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惊人的奇迹，在海战中，日军以并不优于清军的实力，几乎覆灭了北洋舰队。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与学习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科学的制度层次

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而甲午战争又使中国社会清醒：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科学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奕xīn＠①曾评价洋务运动说，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迄今而仍无自强之实。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行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甲午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科学在中国，已不仅仅是器物制造之学，它有了自己更进一步的内涵。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曾亲游欧洲的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的万言书中就明言“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完全腐朽败坏。郭嵩焘等人早已看出“政教”为西方富强之本，认为舍本逐末去办一点洋务，学一点技艺制造，并不能挽救亡国，但他并未看到本朝“法度”即政治早已腐败，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变法和效法西方的主张。历史的担子就落在了维新派的肩上。

康有为上书中大讲变法新政，其内容一部分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如机器、铁路、轮船、矿山、军队等，但他认为根本不在乎此而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康氏的变法新政带有狂热的政治雄心，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集团的支持，从而实际参与政权，这实为传统的“圣君贤相”〔9〕主义。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后期思想的落伍。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的变法内容更具体，他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指出同治以来讲洋务学西学三十余年，而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不知本原”，而这本原并不在于“坚船利炮”，相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维新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借诸自己的报刊宣传思想，左右社会舆论，影响群众，这是与洋务派大不相同的。通过自己的报刊，维新派将西方的进化、演变、改良、适者生存等进步思想逐步引入中国社会，为自己的变法纲领提供了思想养料和群众舆论基础。在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论争中，虽然维新派激烈抨击洋务派之变法是“小变”，是“变事”，是“弥补”，而“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维新派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体用的内涵，国家的概念，民权的含义等仍是模糊和矛盾的，这一点连对西方有精深认识的严复也不例外，其晚年思想的复古便说明了这一批思想者的悲剧性。

戊戌年（1898年，光绪24年）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但在中国社会里，变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维新派对西学之认识深度和广度比洋务派有了大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为了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必须改造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使社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10〕

购置枪炮船舰，不如培育优秀人才，而欲此，就须变科举、改官制、开议院……这是维新派之思路，亦是其高明、进步之处。维新派的功绩之一便是以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并创设了京师大学堂，使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出现了学会热、学堂热、报馆书局热、报刊热等。

就连慈禧朝廷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于1901年宣布“新政”：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甚至在1905年开始同意考虑立宪。

洋务派的主体是传统的士大夫贵族，维新派的主体是具有新思想、有革命性的激进知识者，这批知识者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者，他们后来成了与孙命派对立的立宪派之主体。虽然在具体的措施落实上，维新派并没有超越洋务派多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更情绪化、更感性化，后者更注重现实社会的可行性〔11〕，但维新派之科学观及对中国社会之思想认识毕竟进了一步，他们本应扮演的理性、启蒙之角色，为后来纷乱的中国政治所抑制，对这一点，维新派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其纲领基本都是政治性的。辛亥革命也只是赶走一个皇帝而已，帝制，专制仍然存在。孙文的思路似乎是先救国，后治国，但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国社会之特性、中国民众之特性，因而在救国与治国、革命与建设、民主与民权等理论问题上并没有谁说服谁，只是在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形势下，“大变则大通”的观念更吸引民众。

在辛亥以后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中，伴随着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方案的失败以及仁人志士的思索探求，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之科学观又进入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层次。

三、从到七七抗日：科学的思想层次

思救亡，先启蒙，启民心，开民智，重塑国民素质，这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文化领袖们的一致认识，他们感觉找到了何以近百年来中华屡次为列强欺侮，何以科学技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何以国家腐败无能至此的内在原因。

洋务运动提出的自强口号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戊戌维新提出的变法主张也没有实现国泰民安，相反，中国社会愈加混乱。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西学对于中国国民来讲，是迫不得已“逼”来的东西。然而1915年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学子回国，这批人在西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拿到了西方科学的博士，沐浴了美雨欧风，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人回国后开始办杂志，办社团，在国民中传播科学，也传播民主，中国老百姓开始懂得，科学可以创造发明，科学可以变革社会，科学还有自己的思想精神内涵；学习科学，首先要学习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自由、平等、理性、怀疑，这些科学的价值内涵和观念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之中。

以《新青年》为标志的这场思想革命、文化创新和民众启蒙的，无论其规模声势，还是文化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各个专门领域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外来的文化观念、思想方法正在取代传统的地位。新观念的启迪、新领域的开拓、新学科的创造、新方法的运用，使中国文化正突破原有格局，酝酿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结构。〔12〕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认识更为深入，并随着对中国国民性、对传统孔儒思想的激烈的批判，一时间，来自西方学术领域的各种主义思潮、各种名词概念、各派人物名士纷纷在中国土壤上登场和传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掀起科学思潮的是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科学》不仅刊登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并着意宣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以启蒙中国国民。它指出，西方的强大是建立于整个科学文明之上，而“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科学》上经常讨论的问题涉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人生观等。

早些时候，严复就曾指出，中国没有民主胚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13〕，梁启超也指出，中国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至少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应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否则，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14〕而则明确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15〕，蔡元培更是疾呼“欲求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并力倡科学“可以资美育”、“可以养道德”、“可以导世界观”。

紧随五四的“科学论战”已不仅仅是先驱思想者们在器物、制度层次上的冲突，更关键的是着重争论科学对于人生、信仰、道德、情感的意义。丁文江曾指出：“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16〕这位科学派的主将有一个基本结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而在他的方法。”胡适亦指出：“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17〕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后接触西学，到五四时期才真正开始对科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于是，这以后有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有了全社会上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教育的推广，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机构、杂志的创设，并完成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在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的大师级学者，取得了世界同行认可和欣赏的科学成果。自此至抗战前的十几年，被誉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18〕，甚至于在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出色工作也仍令中国人为之骄傲。

三四十年代的国内外战争再次使中国面临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使中国科学短暂的鼎盛时期停滞，正在进行之中的科学之思想启蒙运动也自然中断。

30年代开始，日寇的入侵再次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励下，不同的政治力量开始联合，知识分子也找到与政府合作的可能与途径，“科学为了抗战”，这是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共同认识，保家卫国，一致对外，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高扬和凝聚力，当然也少不了人才、技术、设备、资源。在随后的岁月里，科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特定的现象，即学者参政运动。如果说20年代的《努力》所呼唤的好人政治仍是源于传统的道德治国，那么30年代开始的学者参政则是现代意义下的专家治国〔19〕，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学者与政治合作的一种尝试。

于是，一批批拥有欧美大学博士文凭的名流学者和科技精英，开始相继进入政府，担任要职，直接涉政，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中国社会此时对所谓科技官僚及学者内阁普遍寄予厚望，以期能开创中国社会之新局面。〔20〕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工具理性观在膨胀，一种激进的、实用主义的心态浮现。虽然，真正了解科学的学者们不断提醒民众不要狭隘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并指出，为了中国长期的富强繁荣，有待于科学的现代化，而这又有赖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相关的政治、社会条件，但对这一点仍是中国民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21〕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可能提供各方面条件来允许学者们发挥其理想化的“科学救国”的计划，这一点，学者们自己也在不断探讨，以至于最终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股社会民潮中去。直至1949年以后，在海峡两岸，这种激进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观仍在持续，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两岸的科学观演变及科学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科学观演变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在中国经历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认识、理解和接受科学，科学又是如何对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影响。直至今天，后70余年的今天，我们不是仍在呼唤科学吗？呼唤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呼唤提高全中华民族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在又一个新的百年来到之际，我们该如何以更进步的科学观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昌盛？历史是一面镜子。

注：

〔1〕《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3〕《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

〔4〕《李文忠朋僚函稿》卷三。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

〔6〕《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7〕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出版社，1981。

〔10〕孙小礼、张祖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概论》，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吴向红：《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3。

〔12〕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

〔13〕《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

〔1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晨报》，1922年8月26日。

〔15〕徐辉：《五四科学思潮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2。

〔1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NO.54—55，1923。

〔17〕《胡适的日记》（1922年3月25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18〕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NO.2。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5

摘要：从研究方法论层面对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进行了阐述，提出质性研究范式可消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困境。通过总结西方体育质性研究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以及我国体育学界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初步探索成果，认为质性研究从研究视域、策略、思路、类型等方面能更充分地融合体育研究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特点；为深度解析与体育相关的行为与现象、从日常的生活理解体育的意义和社会价值、从差异化的体育实践归纳身体文化的经验，从而促发体育内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为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觉，从而保持学术品格与实践活力提供了可能。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6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2015-11-03）[2016-07-16]./.

[4]JAN F，BART V.Innovation studies――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A new scientific field[J].Research Policy，2009（2）：218-233.

[5]张治河，周国华，胡锐，等.创新学：一个驱动21世纪发展的新兴学科[J].科研管理，2011（12）：14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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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EB/OL].[2016-07-16]..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7

一　与台湾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交换　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这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经费)，很难以简单方式购买。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十年前，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文献收藏的规模与质量，初步获得成功。我们进行的资料交换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各自机构保存的唯一原始档案(不包括有特殊规定的档案)完成数字化后，互相交换电子档案，分别在各自研究所内对学术界开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来出版的珍稀报刊文献电子版互换。

第一类情况，我们已经实施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换各自保存的胡适档案。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居所和北大文学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余幅，另有大量胡适手稿、日记和6000余函往来信札以及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和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形成的英文档案500余卷，总数超过11万页。台北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保存有1949年以后胡适的全部档案。北京、台北两所在分别完成电子扫描后，相互交换电子文档，合成统一完整的胡适档案数据库，分别由两所共同向学术界开放。

第二类情况，本所2008年曾花费数百万日元从日本购买了一套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微缩胶卷，直接寄至台北近史所，委托他们完成数字化后转交本所。这不仅能满足两所科研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电子阅览室多人使用(可不限于单独的微缩胶卷阅览器)，同时本所还以该胶卷电子版与台北近史所交换了两套在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且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报纸电子版。根据以上两种不同模式，本所不断尝试与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交换各自收藏但不重复的电子档案。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且大大扩充了本所的资料收藏。

2.制作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录数据库并复制国共关系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文献的宝库，其中藏有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历史文献，且大都是原件，仅目录即达22万多条，中共中央档案馆均无复本。自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由于该馆经费无着，读者仍要依靠翻阅卡片来调阅档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资制作了该馆可供检索的全部档案目录数据库，供国民党党史馆和本所开放检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础上，我们同党史馆探讨复制该馆馆藏涉及国共关系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百万页的档案复制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档汉口档特种档等多个全宗档案以及部分环龙路档吴稚晖档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档的档案。这批文献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学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辑《孙中山年谱》时，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而不必再赴台北查阅。

3.复制严家淦档案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总统副总统文物档案均需入藏台北国史馆。机缘巧合，我们得知曾任台湾总统严家淦的后人保存有大量严氏档案，经友好协商，由本所出资复制了全部14万页档案。严氏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爆发后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负责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后调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筹建财政金融制度，先后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1963年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后任副总统1975年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让位于蒋经国。严家淦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他从政各时期。全部档案复制后，严氏后人承允本所为大陆唯一拥有和开放严氏档案的学术机构。

4.复制民进党影像资料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后，已两次获得台湾执政权。在其30年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许多影像文献。本所为加强台湾史研究，复制了民进党1994-2008年间各类政治活动的影像资料300余部，约500小时左右，主要包括民进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民进党公职人员竞选专辑、政见发表会、记者会、辩论会、立法院问政纪实、个人资料专辑、募款纪实、竞选总部成立纪实、总统就职典礼纪实等影像文献。

二　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复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　据本所初步调研，除台湾地区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最多的机构，当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其中顾维钧档案是最大的一项个人全宗。顾维钧生前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以其保存的档案、日记为线索，完成口述回忆一万余页，并先后两次将其保存的档案捐赠给哥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所所长刘大年与顾维钧协商，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并得到顾氏授权出版13卷本《顾维钧回忆录》。此后本所与顾氏及家属建立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协助，本所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全面复制顾维钧档案。哥大副校长James　G.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曾盛赞此举：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珍本手稿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顾维钧捐赠的第一批档案共200余盒，涉及内容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档案目录由Larry　N.L.Shyu整理，于1964年正式开放。但真正系统利用这一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现有编目不够准确，内容与标题有较大出入，卷宗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全部内容;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赠的档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编目，从未对外开放。本所于2013年派学者初步整理过第二批档案，内容形成大多集中于20世纪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务外，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联合国档案最具特色：从初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战胜利后，顾维钧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还于1949-1956年任台湾驻美大使，顾氏档案中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事部门)与他往来电文原件、发电底稿等。其中关于战后美台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具体细节，包括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台关系，甚至新中国外交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复制工作，共扫描完成17万余页档案。并与哥大开始协商第二期合作计划。

2.抄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复制中共文献　2006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由蒋氏后人暂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本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人员前往阅览、抄录蒋氏日记，前后近三年陆续十余人次，抄件全部录入打印后，再赴美重新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复制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献。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革命与战争，特别注重收集20世纪中国、苏联及东欧等国的革命文献。早在1948年供职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系费正清学生)在上海滩购买到一批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代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等各类调查报告，总量超过3000余卷。这批文献长期保存于胡佛研究所，虽有详细编目，但基本不对外开放。2013年，本所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对这批文献进行数字扫描，并由本所完成数据库制作，再交由两所对学界开放。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合作复制该校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伍宪子是清末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全部档案20余箱，收藏有伍氏与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来通电的密电码等原始档案。

3.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历史照片　当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有时远远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叙述。影像史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0年前后，大陆民间学者章东磐等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抗战时期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战时照片，特别是中印缅战场的照片2.3万张。此后，由本所资助他们再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3万张照片，并获赠他们此前复制的抗战照片。这批照片不仅清晰度高，且每张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说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2014年，顾维钧外孙钱英英向本所捐赠了400余幅顾维钧保留的个人照片，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签名赠送顾氏的照片。此外，本所还复制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余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战时史迪威与中国战场的照片外，更多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史迪威作为驻华使馆武官，第一次来华拍摄的北洋时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里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类外交活动和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照片。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开展现过。

三　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复制档案

1.复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他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毕业于该市女王大学。赫德从中国返回故乡后，将其个人全部档案包括日记等捐给母校女王大学。赫德档案不仅对了解近代中国海关、邮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了解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所正在与女王大学合作复制、整理、编目这批档案。

2.复制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后任国务总理。1918年，陆征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列强的不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会后，政治失意的陆征祥脱离政界，赴比利时某修道院出家当神父。但他此后仍与中国许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卫等保持联系，形成一批重要档案。本所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已将这批档案20　000余页全部复制完成，现正在编目中。

3.复制俄罗斯各级档案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　2013年本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赴俄罗斯访问，拜会了俄罗斯史学会会长(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担任)，商讨两国史学会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出席会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局长、各相关学术机构首长。双方还就两国共同合作复制前苏联各级档案、学术机构收藏的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达成共识。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02-01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从学科性质角度出发，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此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即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现状。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至少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意义。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用于翻译学习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要重视社会科学史；要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和规律；要立足于社会科学总体结构，来探索和使用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技术的研究。

（一）哲学思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第一，必须从社会科学史入手展开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和方法论研究，探讨现代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来探索和把握社会科学这一研究方式和知识体系的性质和作用，避免作简单的哲学思辨。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首先要克服定向思维，避免将方法论与学科研究脱轨。

（二）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

第二，在学科史研究的基础上，把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揭示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应该重点把握社会科学的现代性背景，研究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育、发展的贡献，以及现代社会的结构和特性对现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形式的影响和结构化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来把握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发展方向。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就要把基本学科与分支学科结合起来，翻译学包含很多分支：应用翻译、文学翻译、经济翻译等等，分支学科与综合学科有共性也有个性，运用特殊问题特殊分析的方法，可以使学者更好地把握综合学科的统筹作用和分支学科的具体作用、更好地指导实践。

（三）立足全局研究。

第三，立足于对社会科学的总体结构和关系的理解，探索社会科学的具体方法和研究程序。只有有了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和文化地位的全局的理解，才有可能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的特性和要求形成内在的认识，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找到适合具体研究对象和具体条件的研究方法。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要求学者着手于总体构架，多维分析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四）开发有效技术。

第四，探讨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把握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沟通的桥梁。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终究是为了社会实践，技术这个概念不仅适应于自然科学，也适应于社会科学，开发有效的社会技术，提高社会规划和管理的能力，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课题。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翻译学习研究，当然也离不开社会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翻译这门学科也是如此，翻译理论加之翻译的先进技术，就如同先进的知识与先进技术相结合，定会产生先进的研究成果，用以实现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内涵、现状、意义的分析，多角度、多层次、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认识并掌握科学合理的方法论会在我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倡导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结合，旨在培养人们在而对和处理理论思维的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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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友义.在第四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的讲话[J].上海翻译，2011，（3）.

基金项目：《从<红楼梦>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问题研究》，项目编号：ycjj2015126；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西华大学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川学位[2014]1号）成果之一；西华大学学科平台项目：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成果之一。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27-04

科学方法的进步必然带来体育科学的突破，正确地运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更能有效地提高科研质量，更有效地解决体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1]。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包括了几十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和数十门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2]。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应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少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且总体水平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问卷调查和数量统计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问卷调查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应用更多[3]。然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量与日俱增的21世纪，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过去5年中全国招收了近千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和近百名博士研究生[2]。截至2006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有8个，占总数的32．0％，硕士学位授予点有65个，占总数的27．3％。因此，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视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创新，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本研究随机抽取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157篇为研究对象，其中硕士论文114篇，博士论文43篇，对论文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新时期研究生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方法运用的情况，归纳和总结其特征。

1 研究方法总体运用状况

体育科学中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指针对某一领域运用的手段和技术。根据其运用的范围又可分为基本研究方法与特殊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有用于收集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和分析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理论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4]。根据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频数统计(表1)，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最高的前5种相同，依次为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其他还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等。

根据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可知，文献法被运用频数最多，排在研究方法的首位，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频数为109次，95．6％的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所有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文献法，这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性质是分不开的。文献资料法是通过查阅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期刊、图书、图片等资料，把所收集的各种资料来源进行鉴别、分析整理，运用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进行逻辑推理，阐明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弄清事实的真相，把握事物的相互关系，概括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或基本思路。文献资料法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相吻合的，所以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运用频数也是最高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往往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系统严密的调查，一般可通过座谈、询问、填表、观察统计等方法。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调查法的频数为95篇，占硕士学位论文总数的83．3％。从表2可见，问卷调查法是学位论文最常用的调查法，有59．6％的硕士学位论文和72．1％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这一方法，说明问卷调查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有42．2％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5．8％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访问调查法，访问调查法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个别访谈、座谈、函询等，其主要特点是通过直接与调查对象的访问谈话来收集其课题所需要的研究材料，并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有36．0％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0％以上的博士论文运用专家调查法。在专家调查法中，大部分研究生运用了特尔菲法，专家相互隔离和匿名填答问卷，使专家能充分独立地发表意见，在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管理决策的学位论文中较多运用这一方法。同时，部分研究生论文还运用了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等调查法。近年来，个案研究受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重视，通过某种行为或事物单一案例的深入调查，可以探索行为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在研究优秀体育教师、奥运冠军等个体成长过程，可以体现这一方法的价值。可见，调查法受到研究生的青睐，他们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课题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调查方法，以保证学位论文的有效完成。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到数理统计方法，尤其在调查问卷法中，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调查中发现有67．4％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6．1％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特别是推断统计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法也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逻辑思维能力是研究工作者科学素养的标志之一，研究生运用逻辑法进行科学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有41．7％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3．5％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调查中发现，研究生主要运用了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的逻辑方法。特别是分类法在学位论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把一些杂乱的技术资料加以整理成各自的系统，从而发现之间的联系，以探索其内部的规律性。

在现代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多样化的趋势下，系统法、实验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有出现，为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还有部分研究生从课题实际出发，运用了软件工程法、预测法、生命周期法、行动研究法、社会测量法和教育人种志方法等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为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支持。

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综合化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体现多样性，表现为3种、4种或5种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据统计，有97篇硕士学位论文运用3～5种方法，占被调查硕士论文总数的85．09％，最多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但也有12篇硕士学位论文只运用了2种研究方法；有36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4～6种研究方法，占被调查博士论文总数的83．72％，其中还有2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由于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创新性，因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明显比硕士学位论文更多样。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多种方法的组合分

析，发现2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合为主，3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四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5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为主。总之，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可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灵活运用，以期达到研究目的。

2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

(1)根据论文需要综合多种方法。

研究方法的运用必须与研究课题的内容一致，才能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从157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分析，大部分论文能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研究课题的方法，例如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以调查法为主，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专家调查等具体调查法，收集了大量论文需要的实证资料；而体育史、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论文主要以逻辑分析法为主，通过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逻辑方法，探索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近年来，部分研究生的跨专业、跨学科选题，在学位论文中运用了自然科学常用的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科研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使研究生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去分析问题，寻求多视角去解决问题。特别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大部分论文采用了4．6种的研究方法，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博士学位论文运用较单一的逻辑思辨研究方法对课题进行理论层面探讨的状况，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3～5种研究方法为主，也体现了方法运用的综合化和多样化趋势。总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从运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解释复杂现象，揭示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了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进步。

(2)以主体研究方法为基础，体现方法学的创新。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为主体，其中文献资料法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从论文选题、提出假说到验证假说都离不开一定的文献资料，通常贯穿于科研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过程，就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和再创造的过程，研究生学位论文要在情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创新。另外，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也是研究生选择的主要研究方法，成为学位论文完成的方法学基础。在当今科学研究不断交叉和综合的趋势中，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不断吸收跨学科的知识，把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学位论文中，从方法学上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还有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运用了在以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较少使用的软件工程、预测、生命周期、社会测量、教育人种志、层次分析法、内容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体现了体育科学研究的新思维，使得学位论文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总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提升学位论文的质量，对于完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注重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提高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出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呈现出兼容与统合的趋势[5]。由于体育现象既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又涉及到人文的各个方面，因而体育现象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给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当代体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研究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重视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定量研究，能较准确用数量来揭示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研究成果与规律。在统计中发现，大部分学位论文运用了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从简单的数据描述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推断I生统计方法的运用，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提高了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因而具有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范式，它们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事实上，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的问题，定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向度和贡献，两者相结合是提高学位论文科学化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有些研究生忽略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有时为了定量而定量，过分依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得出了相对肤浅的分析和解释。

(4)重视问卷调查方法，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例10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