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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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2

汉字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在传承汉文化方面发挥着巨大功绩。汉字简化现象也一直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趋势。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汉字简化更得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然而对于汉字简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争论非常激烈。

一、汉字简化的功绩

1.汉字简化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汉字的缺点主要是笔画多，书写速度慢，不少字结构繁杂，难写难认。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尽快的学习和掌握汉字，进而最快最好的去猎取知识、传递信息。简化汉字是为了便于人民群众学习和使用，更好地发挥文字的交际工具作用。汉字简化的显著优点是笔画少、结构简、字形清晰、分辨明快，比繁体字好学、好认、好写。有人曾做过统计，发现在书写速度、认知难度等方面，简化字均明显优于繁体字，这样就能很好的满足人们普遍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需求。

2.汉字简化利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利于教育普及，推动全民素质提高

简化字减少了笔画，减少了通用汉字的总数。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小学教师们说，简化字有“三好”，即“好教”“好认”“好写”。教孩子识字，要分清笔画和结构。笔画少、结构简单，好教。“好认”：简化字比繁体字好认，因为眉目清楚。分辨明快。“好写”：笔画少，写来方便，这对小学生是很重要的。人们识字能力提升了，也就能更好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而提升全民素质。

3.从文字学角度看，有很多简体字在表意表音作用上显然优于繁体字

汉字在表音表意方面有着显著特点更利于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和掌握。有些汉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之后，使人们对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例如，繁体的“\”的意义显然没有简体的“众”好理解。

4.规范的简化字利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并且已经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对于习惯了拼音文字的外国人来说，字形繁复的繁体字简直就是“天书”，而现行的规范汉字大大降低了学习汉字的难度。另外，我国规范的汉字简化字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例如，联合国文件中的中文文本和西方国家出版的中文印刷品都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新加坡、泰国等国已明文规定使用我国公布的简化字。

二、汉字简化的弊端

汉字简化的功绩虽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1.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学习者的负担。一批汉字简化之后，成为法定的规范汉字，但原来的繁体字有时还要使用，无法废止，这就增加了汉字的数量。

2.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字分辨率的降低。有些字简化的不太合适，造成认读和书写的某些困难。有些简化字容易跟相近形体的字混淆。比如“风”“凤”不分，“阴”“阳”难辨。

3.汉字简化过程中有一个简化字代表两个甚至三个意义并不相关的繁体字的现象，这样影响字的别词功能，造成了意义混淆。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皇俊”(皇后)之类的文字错误。

4.汉字文字系统本身的破坏，造成一些字缺乏理据性。如，“车”的繁体字更容易使人联想到车的样子，而简体的“车”很难想象车的样子。

三、汉字简化的争论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事物认识的深入和发展，汉字简化问题的优点与弊端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在下面几个方面争论仍然比较激烈。

1.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一部分人主张以简化字代替繁体字，因为简化字已经在国际社会上确立了一定的地位，并且它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需求。而对繁简并用，识繁写简，苏培成《关于简化汉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说：“自然要增加学习负担，而且很容易造成繁简混用。”另一部分人认为繁体字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不能废除。繁体字更有利于大陆与海内外进行交流，它比简化字优美，更易表达情感，更具欣赏性和艺术性。

2.汉字简化与文化继承发展问题

一些人认为汉字简化破坏了传统文化，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承。繁体字记录了我们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如果不认识繁体字，文化和知识就无法继承和发扬。另一些人认为简化并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不会阻碍文化遗产的继承。周有光《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中论述：春秋时期的《论语》《孟子》等书用篆书抄写，汉代以后改为隶书和楷书，字体大变、字形大简，无人说汉代破坏了传统文化。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同“隶变”相比，也只是小小的变化，并不能说它破坏了传统文化。还有，有人认为我们对繁体字的出版物改成了简化字本，以现代字体重印古书、以现代语言解释古文，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此外，中国大陆重视传承传统文化，广大教师和语言文字工作者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大量古籍得到重印和新印，主要是繁体字本。因而，现实证明古代的汉字仍然有很多人认识和研究并不断发展深入，它并没有因为简化字而破坏。

3.汉字简化与汉字规范化的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简化字阻碍了汉字规范化的进程，使人们形成了汉字越简化越好的观点，忽视了汉字的规范化，进而造成了社会用字混乱的局面。一部分人认为汉字简化可以促进汉字规范化。高更生在《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中持这种观点，认为简化利于更好地掌握汉字，进而有利于规范化的确立。

四、汉字简化的原则问题

在汉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的公布和实施获得了成功，初步确立了以简化字作为现代汉字的规范。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因其简化力度过大，论证不够充分，宣传不够得力，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仓促公布，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指责之声盖过了溢美之词。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日益丰富，汉字日渐增多，使用汉字的机会增多，人们势必就会要求简便，汉字势必会朝着更加便捷的方向简化。不能因为二简字的废止，就认为汉字的简化已走到尽头。但是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总结一简的经验，吸取二简的教训，根据“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遵从群众的习惯。在汉字简化的实践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保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让汉字朝着便捷有序又不失其丰富内涵的方向发展。

汉字简化存在的一些优点与弊端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它们需要用现实生活进行考验，我们也要随时关注它的发展。对于汉字简化方面具有争论的问题，更是以后我们对于简化汉字仍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进而来推动文字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2]傅永和，《汉字简化五十年回顾》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3]高更生，《现行汉字必须规范化》语文建设，1991年，第1期

[4]史有为，《汉字简化的价值评估》语文建设。1991年，第3期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3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其中的对外汉字教学又是其中的难点，近年来，如何提高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的效率和准确率都引起很多专家学者和对外汉语教师们的普遍关注。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体系庞大、形体众多、结构复杂，读音意义不明晰。“记汉字难、认汉字难、写汉字更难”，汉字学习往往成为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拦路虎”。汉字难学，一方面是因为汉字是用笔画和部件来表意的文字和字母拼音文字存在很大的差异，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无法表音，即使有表音作用的形声字，其声旁也只可以部分或者比较含蓄地表音从而造成学生对汉字的特点和性质认识欠缺；另一方面我们对对外汉字教学的规律的研究和应用也存在局限。汉字课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仅是附属于精读课或者阅读课而存在的，甚至有学者提出，汉字不需要学会写，仅是认读就可以了。

汉字的字形理论是晚于汉字的起源的，但对字形的研究自东汉的“六书”说之后就从未间断过，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以六书理论为本共分析9353个汉字的音形义，系统地总结了汉字的构造方式和造字规律。可以说，“六书”理论对汉字字形的总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后又有唐兰的“三书”说，苏培成的“新六书”说，黄天树的“二书”说等等。王宁在《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中认为，《说文解字》中字形的讹传与对字理分析的误差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纠正，古汉字形义统一的表意文字特点，在理论上已成定论。起码，绝大多数通行字的字形与旧时理据保持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随着《汉字简化方案》的推广，其中所规定545个简化汉字中，有很大部分是不可以用“六书”的造字理论来划分和概括的，因此，如果单纯运用“六书”等理论作为对外汉字教学的依据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既要在运用“六书”造字理论的进行教学又要适当融入其他字形理论，才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对外汉字教学不同于一般的汉字教学。对外汉字教学的对象都是外国的学生，根据他们的母语背景不同，又可以分为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在内的“非汉语文化圈”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内的“汉语文化圈”。从第二语言习得心理学上来说，两种不母语背景的学生而言，母语都会对学生第二语言习得产生相应的负迁移，这是教学中需要考虑的一方面，但不管怎么说，汉字的教学都是要依据汉字字形的特点来进行的。总的来说，汉字字形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汉字的文化载重信息量大。历来文字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而对于汉字这个古老的文字而言更是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众多文化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割裂了汉字与文化的联系，孤立地在当今语境下识字，忽视了汉字作为汉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与镜像和汉字所凝聚的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留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导致记字困难。

二、汉字是以笔画为基本组合的方块文字。在日常常用的5000多个汉字当中，笔画在7画以上的大约有3500个左右。汉字在字形上是以一定的笔划和构字规则组成的方块字，是一种二维平面的空间图形。组成汉字的最基本的笔画，如点、横、竖、撇、捺、挑、折、钩等。虽然基本的笔画数量少，但由此而衍生的笔画却很复杂，汉字结构复杂，形似字多，难于区别。总之，对留学生来说，由横竖撇捺点钩提折这些笔画组合而成的方块字与由一二十个字母按一定规律单向线性排列起来的拼音文字相比，简直就是用不同思维来组合的方式。

三、汉字的四声对应不同的汉字也会对不同母语背景的学生造成很大的困扰。对于拼音文字来说，只要掌握了词汇的发音一般都能正确地拼写出来，因此学习的要点便简化为建立音与义之间的关联。而中文则不然，方块字虽然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但汉字的同音的汉字很多，而且同一音素的不同声调又可表示不同的汉字。从单纯的字素来说，仅根据汉字的形、音来解释义的汉字所占的汉字比例也不是很高。

四、从现代汉字的发展趋势来说是以简化为主，以形声字为主，所以字形与字义之间的联系只会越来越弱。《说文解字》收汉字9353个，1988年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共收汉字7000个。现代汉语用字在10000左右。根据康加深（1993）的统计，在7000个现代通用汉字中，属于形声结构的有5631个，约占通用字总数的80.5%。根据潘钧（2004）的统计，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使用频率最高的1000个汉字中，形声字占58%。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4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

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新晨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5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6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在“实”下对应“贯”，与“?^”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7

一．序论

应用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终极目的在于沟通，所有可以沟通的方式均应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笔谈这一形式可以说是东方言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中国与朝鲜半岛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为汉字文化圈所属的中韩两国直到一百多年前还可以利用汉字笔谈，但这一通路逐渐被阻断了。随着世界化时代的到来，韩中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发现韩中在语言的沟通上存在以下问题，1.非专业人士学习时间过长。许多人士并不需要专业学习韩国（中国）语言。如交流学者，民间访问及旅行客等。现行的教材，即使是速成的观光教材，学完也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且学成后也只能局限于日常问候之水平，完全可以用英语代替。2 英语并无预想的有用。韩中的民众的英语发音往往受本国语言影响，平均掌握的单词量也差强人意。然后在交流时我们发现，韩中很多词的发音和意义是极为相似，实际上时候仍然可写汉字进行交流。

  鉴于以上出现的现象，笔者认为，现行的韩中的诸多外国语教材，并没有充分利用韩中两国具有大量近音近形同义的汉字（词）的地缘性语言特性，如果将韩中汉字稍加整理，研究，形成体系，修复笔谈通路将有效改善上述问题，有助于韩中两国民众的普遍性交流。

二 本论

2.1有利的氛围与环境

近来，韩中两国均调整了汉字政策，如韩国最著名的教育强区江南区开始在小学教授汉字，学习汉字，参加汉字能力考试的韩国人日渐增多；在大陆，陆续有学校设置第二课堂讲授繁体字及传统经典。这给修复韩中汉字笔谈通路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理论上,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韩中汉字词的研究论文已达百余篇.,涉及韩中汉字的音,形,义各个领域。为修复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实践教学领域大多集中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在学习韩国语的领域上相对不足。也就是说通路的两端,在韩国(学习汉语)的一端已经趋于成熟,在中国(学习韩国语)的一端还未开发。在教学实践中，汉字在学习记忆词汇上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用汉字来辅助学习汉语（韩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人学者的认可和赞同。

在利用汉字学习韩国语这一层面可以将语众分为两个群体加以辅导。

2.2 针对韩国语初学者

1.??建议先掌握韩国语的基本字母。

韩语字母包括14个基本辅音和10个基本元音。韩语字母以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组合为一个音节，韩语字母由于简明，易于学习, 几天即可以掌握（如豆腐[dubu ] ，教授[gyosu] ）。韩国语是拼音文字，所以用韩国语发音可以拼出大部分汉字词，由于韩国的汉字发音为中古音，保留入声，与粤语相似之处颇多，方言中没有入声音的语众这一过程需要反复练习。实践教学表明，多数学生一周左右即可掌握。

2.注意韩国汉字词的使用范围 。韩国的词汇中70%左右是汉字词，但具有基本意义的单音节动词以及形容词仅作为词根使用，表达这些词时应使用韩国固有语(如问，来，说，写，读，热，冷)，汉字词多为双音节，具有复合，抽象等意义的词（如问题，往来，传说，读书，热带，冷风）。

3.注意部分 “同形异义”的汉字词的意义及感情色彩（如约束），及一部分逆序词。

这一部分词在整体上占得比例并不是很大，“同形异义”词一般是“同形近义”，逆序词主要是意思相近的两个字顺序颠倒如黑暗。其实，本质上这是汉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运用差异，如韩国汉字音停留在中古，意思一部分是中古义，一部分是受日语影响的现代义，宏观来看，所有汉字词都是有源可循，有字理可依，这都是汉字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产生的结果。

此外，还可灵活运用四字成语。成语有简单，易记的特点，可谓微言大义。韩中通用成语有很多。如雪上加霜，一石二鸟，有备无患等。成语已是一个独立的表达单位，按照韩国语的，一般在其后添加句尾“”即可成句。

2.2针对专业韩国语学习者

在专业学习韩国语的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中，添加韩国汉字的专项练习。日语学习中不但有日语汉字的音训读专项训练，还有专门的日本的汉字能力考试，学习日本汉字是日本语学习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反观韩国语，尽管韩国语中汉字词在数量和比重上远远超过日本，但对于韩国的汉字教学是缺失的。韩国的汉字有别于日语，是一字一音，学起来要比日语容易的多，一旦掌握，利用类推的方式，可以拼写出大量的汉字词。添加韩国汉字的专项练习，至少有利于快速扎实地掌握韩国语的词汇。

2.3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代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与传统不同,需要中国一侧民众掌握一定的韩国语知识。这是由于在短时间内.韩国民众的一般汉字能力还达不到以前的水平,汉字看得懂但不会写的现象较为普遍,掌握韩国语拼写规律和基础语法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在对于汉字的认识上需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胸怀。

2.4修复通路的一般步骤

  首先,是教材的开发.这一部分主要利用韩中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将两国常用汉字从音,形,义,三方面进行比较归纳,掌握差异点以及拼写规律。其次,根据上述非专业学习者和专业学习者分别进行辅导.然后是实际交流中的具体实践.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体系。

2.5修复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的意义

  首先,利民便民.汉字具有音,形,义合一的优秀的表意性,简单实用,汉字的启用符合韩中两国语言的特性,拉近两国的文化距离;同时汉字词在两国生活中每日使用,不易忘记。其次, 有利于普及海外汉文化知识。韩国的汉字使用从使用时间到使用范围都超过了日本，然而，至今仍有许多国人并不知道韩国也用汉字。在学术研究上，部分学人常将韩语与汉语存在的差异词，看作是韩国固有汉字词。实际上，与中不一致的词，韩台大多一致，韩国历史上一直以奉正朔著称，如儒学始终推崇朱子，明亡年号仍号“崇祯后某年”，循规蹈矩。所异诸词，并非韩国所创，实为大陆建国后自身的文体变革所生。在比较言语学领域，对汉文化领域的不了解常常导致论文水准大打折扣，以讹传讹。我们在学习汉字利用汉字作沟通的同时，也是对汉文化的一种学习，回顾，重温与思考。同时,文化强势造就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带来经济效益.汉字文化的复兴,有利于汉字文化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结论：

  近年来,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均有恢复传统文化,改善汉字政策的趋势。这是对被破坏的传统文化的正视与修复,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受西方强势文化打压,汉字文化反弹的结果。笔者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机遇,顺应趋势,修复汉字交流通路, 建立一套符合汉字文化圈语言特性的高效的汉字交流沟通体系,而韩中汉字笔谈交流通路的修复是其中最具潜力和希望的一条途径。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94-01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曾经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最近20年，随着汉字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以表意为主体的文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虽然说世界上各民族文字无不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在它自身的结构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一点在象形意味浓厚的古代文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是其他表音体系文字无法比拟的。因此，汉字与文化的关系越来越为人们所乐道，再加上历史底蕴的深厚，我们在认识汉字、更深层次理解汉字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在汉字没有产生之前，先人通过口语进行交流，凭借记忆一代一代往下传，但记忆容易遗忘或走样，同时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能长远流传。因而，我们的祖先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逐渐创造了汉字。从没有语言到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没有文字到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又一大飞跃。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自古以来汉民族长期积累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我们祖先的思想、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日益提高。所以汉字是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互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汉字推动汉文化的发展

（一）汉字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书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是以中国汉字的文义为内容，以某种字体的书写为形式，书写出来的有章、有法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随着中国汉字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汉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篆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汉字、书法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在纸张发明之前，人们的书写材料为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器，木简等。人们是将汉字刻在材料之上，这为篆刻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汉字的以形表意所具有的图画性、艺术性及字体多变性又是其产生发展的条件。

篆刻艺术起源于实用，开始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及当权者表示象征权利的证物，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为欣赏的艺术。

（三）汉字推动了修辞艺术的发展

汉字推动了汉文化中修辞艺术的发展。在古汉语中，词汇多为单音词，即一音一词一字，这样字与词就建立起一对一的关系。而汉语表义是靠语序排列的，这就为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诵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同一语句的顺读，倒读皆可表义就是回文。

三、研究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正确认识汉字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汉字不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汉字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都要受到汉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什么样的文字。如果弃之不用，人们就不能通过研究汉字来考察远古已逝的文化。

其次，汉字不是万能的。汉字负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与汉文化有关，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汉字是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人文信息，但绝不是每个字“都是一页恢宏的历史”。

（二）有利于拓宽汉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现今中国汉语的研究，多用国外研究拼音文字的方法加以研究，且不说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汉语，但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汉语只用这种方法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汉字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需要人们用符合其特点的方法加以研究，这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深入地研究。而将汉字与汉文化联系在一起，一并研究，从汉文化的角度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及汉字是如何构形等，这可以说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扩大了汉语的研究范围。

四、结论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9

法治文化书法作品图片1

法治文化书法作品图片2

法治文化书法作品图片3

法治文化书法作品图片4

书法的内涵

书法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书法是指以文房四宝为工具抒发情感的一门艺术。工具的特殊性是书法艺术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借助文房四宝为工具，充分体现工具的性能，是书法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文房四宝，书法艺术便无从谈起。

2、书法艺术以汉字为载体。汉字的特殊性是书法特殊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书法离不开汉字，汉字点画的形态、偏旁的搭配都是书写者较为关注的内容。与其他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形式意味很强。

古人所谓“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有关汉字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它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极具指导意义。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例10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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