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药学史论文例1

中图文献号：R-092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1.005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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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2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江苏籍 中医医家 著作研究 概述

民国时期在 中国 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 发展 历史 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 社会 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 政治 、 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 时代 发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 医院 ，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 理学 》、《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 文献 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 方法 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 总结 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 影响 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 内容 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 研究 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 文献 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 方法 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 理论 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 中国 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 教育 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 总结 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 治疗 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 应用 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 学习 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 社会 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 科学 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 发展 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  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 时代 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 “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 参考 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 历史 ，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3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4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时代，随着西学东渐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医学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传统的中国医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不得不谋求变革与发展。为了维护和发展祖国医学，中医界人士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创办期刊便是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发展历程

民国建立之前，在西医药刊物大量出版的影响下，为了及时沟通联络，促进中医药学术交流，一些专业的中医药期刊已经开始出现。比较著名的有1904年4月创刊于上海的《医学报》，1908年6月创刊于浙江绍兴的《绍兴医药学报》等。

民国建立初期，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此时的中医药期刊多出现在经济、文化、医药学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北京、天津次之，如南京《南京医学报》、上海《神州医药学报》、南京《医药卫生通俗报》等。据笔者统计，1920年以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已达到20余种。

进入二三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和中医兴废论争的开始，中医学界联合起来为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抗争，此时中医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也显著增多。1921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先后出版的中医药期刊逾200种，其出版地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杂志》、山西《医学杂志》、上海《医界春秋》、广东《杏林医学月报》、上海《中医世界》、福建《现代医药》等等。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排斥中医，中医药刊物又多由个人或医学社团自发创办，经费和人员常有不足，导致大多数期刊在创刊一两年内即停刊。

1938年至1949年，由于时局动荡，很多中医药刊物被迫停刊，但中医界人士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创办了一些中医药刊物。期间新出版的中医药期刊约有80余种，但这些期刊大多刊行年代不长，影响也不够大。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西南转移，除东南沿海各省中医药期刊出版依旧活跃外，四川、广西等省出版的中医药刊物也随之增多，成都《中和医刊》、重庆《国医月刊》、桂林《复兴医药杂志》、西安《平民医学周报》等相继创办。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社会经济萧条，复刊及新创办的中医药期刊为数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广东《新中医》、福建《杏林报》、重庆《华西医药杂志》等。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时代特征

（一）刊载内容丰富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刊载内容相当丰富，有学术水平较高的专业医学知识探讨，有中医药团体的机构、成员及最新动向介绍，有民国时期医药卫生行业的政策与法规的报道，也有面向普通民众、以宣传中医药知识为主的普及性文章。

中医药期刊在内容上中西兼备，刊载了大量介绍西医知识的文章，如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知识及西医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西医学理论差异，探讨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引申出无数有关中西医相互交融的探索和中西医碰撞的争论。

（二）办刊宗旨多元

民国时期，西医学在我国逐渐发展，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医学体系相比，传统的中医学面临许多问题，对中医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等问题，中医学界出现了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不同医学派别所编的中医药期刊也各有不同的办刊宗旨。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按宗旨不同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以融汇中西医学为宗旨的期刊，主张中西医学各有所长，提倡两种学术汇通，如山西《医学杂志》“以阐发中医真理，参证西医科学，穷源溯流、融会贯通为宗旨”[1]，《华西医药杂志》“旨在沟通中西医药学术”等[2]；其二为以宣传维护中医学为宗旨的期刊，多以宣传中医药文化、阐发中医药知识为主，对西医药知识多有排斥，如《中医杂志》“以阐发中医学理、普及中医知识为主旨”[3]，《中医世界》以“宣传中医固有之文化，使国内国外，洞悉真实之价值；同时讨论固有之中医学术，使中医本身，获得稳固的基础”为宗旨[4]，《国医正言》以“保存国粹，维护同胞健康，唤醒迷信西医之梦魂”为宗旨[5]；其三为以宣传中医科学化为宗旨的期刊，认为只有科学才能解决中医学的前途命运，主张对中医进行科学化整理，如《中医新生命》宗旨为“用中国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用科学原理研究中医之治疗方法与学理”[6]，《国药新声》大力提倡“中医科学化”等[7]。

（三）出版形式不拘一格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以医学社团或私人出资创办为主，期刊的编撰者多为有名望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中医界人士。由于当时对期刊的出版发行模式没有固定的规范，因此期刊在刊行方面不拘一格。从出版周期来看，有月刊、双月刊和不定期出版的刊物；从开本大小来看，有16开本，大16开本和32开本等；而时局的动荡、办刊经费的缺乏和人员的变动等原因又使得当时的很多中医药刊物举步维艰，很多期刊为了维持运作，会在期刊上刊登医疗和药品广告，或者附刊于商业报刊，但停刊、改版和改名另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三、中医药期刊的历史价值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期刊的发展沿革和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期刊的出版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篇幅比较灵活，涉及题材丰富多样，流通范围广泛。与著作等其他出版物相比，中医药期刊出版时滞相对较短，报道内容更加宽泛，能及时反映所在年代的社会现实，记载医药史上的各种重大事件和学术发展动向。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客观地展示了当时中医界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反映了中医界为谋求行业发展进行的抗争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西医学的碰撞和中医存废之争。1917年余岩《灵素商兑》的出版，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中西医论争的大幕。针对余岩的言论，诸多中医药期刊发表檄文予以鞭挞，很多文章论述精彩，振聋发聩，在维护中医合理地位的同时，对中医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29年2月，南京政府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闻此消息，中医界办刊人士审时度势，在中医药期刊上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利用期刊渠道联络全国中医界团体和同人，掀起了奋起抗争的舆论热潮，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对国民政府最终搁置《废止中医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35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写信给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试图阻挠允许中医合法存在的《国医条例》的颁布，中医杂志《医界春秋》在1935年9月刊登《致孙科书》[8]，揭露了的阴谋，同时在随后的各期当中，连续发文动员中医界对的言论进行批驳，全国中医界人士反响强烈，迫使国民政府最终颁布了《国医条例》。

民国中医药期刊既是当时中西医论争的参与者，也是这场论争的记录者，在中西医论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保存了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促进了中医学术交流和发展

民国之前，中医界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交换相对闭塞，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出现，为中医界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促进了中医学术成果的总结和交流，反映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成果和动向。借助中医药期刊的全国发行，中医界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得以广泛讨论，各种学术思想得以交流和碰撞，推动了中医界人士对中医经典理论及应用的研究和宣传；期刊上丰富的医案连载，使得跨地域的临床经验交流得以实现，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当时疫病防治情况的报道，不仅交流了疫病防治经验，还保存了大量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中医药期刊关注中医的学术前途和命运，其上刊载的大量关于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的讨论，为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承载了大量的信息，既是民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中医界发展与抗争的见证，又是民国中医界学术传承不可或缺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对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整理和研究，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历史，也能够为现今的医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凡例.医学杂志[J]，1921.6

[2]投稿简则.华西医药杂志[J]，1946.4

[3]凡例.中医杂志[J]，1921.12

[4]五行讨论号导言.中医世界[J]，1929.6

[5]天津国医正言社启事.国医正言[J]，1934（1）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5

从大量的简帛医籍可知，至少在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医学已建立起内科、外科、妇科、房中、导引，及兽医、法医等医学学科，同时，简帛医籍还给我们展现了解剖学、诊断学、临床医学等各个方面的生动画面，如《五十二病方》中治一种叫“牡痔”的痔疮的以下两个方子：

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孔）其中。囗之，疾（灸）热，把其本小者而戾绝之，取内户旁祠空（孔）中黍?、燔死人头，皆冶，以?（脂）膏濡，而入之其空（孔）中。（239～240）

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以小绳，剖以刀，其中有如兔（菟）实，若有坚血如?_末而出者，即已。令。（244～245）

以上二方给我们展现的是当时外科治疗痔疮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显然为临床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生动的历史资料。

简帛医籍中，还有关于药物价格的资料，显得十分宝贵，这在传世的早期医药典籍中是没有的。例如《武威汉代医简》91甲～91乙：“牛膝半斤，直（值）五十；卑囗半斤，直（值）【廿】五；朱（茱）臾（萸）二升半，廿五；方（防）风半斤，百；慈石一斤半，百卅；席（?）虫半升，廿五；小椒一升半，五十；山朱（茱）臾（萸）二升半，直（值）五十；黄芩一斤，直（值）七十；黄连半斤，直（值）百；囗囗二斤，直（值）廿七。子威取。河?半斤，直（值）七十五；续断一斤，百。子威取。囗囗囗取药凡直（值）【九】百廿七。”这里每味药都有价，最后还记有取药人和总价。这些药价资料，显然在中药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中药中有不少外来药。外来药最早是从何时开始输入我国的，传世文献中所反映的最早时间是六朝。而现在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说明，外来药开始输入我国的时间实际上要早得多，下面，以简帛中出现的“薰?薄薄稗沽Α倍????运得鳌?2]

先说“薰?薄薄R?搴杭虻?号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了汉王朝当时设置在东南地区的一处大型兵站的武器装备及其它军用物资情况，逐项详列其名称和数量。木牍的反面第四栏记载了这样一种物品：“薰?八斗。”[3]这里的“薰?”，即薰陆。?，又写作“?”或“?薄倍?巍k刮摹艾А蔽?岸尽钡氖”首帧6荆??浮⒕醪浚宦剑?茨浮⒕醪浚??咴舷嗤?????嗤芬簦?省岸尽蓖ā奥健薄＾孤绞且恢忠┪铮?部勺飨懔希??祥?浦参锟ㄊ先橄闶鞯慕菏髦?4哟?牢南桌纯矗?稗孤健币幻?钤缂?赜诹骸ぬ蘸刖啊堆缤?恰罚?浯问撬巍に账獭侗静萃季?贰4宋镌诒静菔橹卸嘤屑窃兀?矣置?隙唷F渲髦喂τ檬侵雇闯と狻⒌髌?钛?⒅蔚?蛩鹕恕I弦?号木牍所记该物为军中藏药，显然是战备药物。薰陆中土不产，产于红海沿岸至利比亚、苏丹、土耳其等地，是外来药。由上引木牍原文可知，此药汉王朝设置在东南地区的大型兵站也仅藏了“八斗”，显然是藏于武库的极其珍贵的军用药品，说明由于薰陆来自遥远的西亚，非常难得。

接下来说“薰力”。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出的西汉武帝、昭帝时期的纸文书中，有3件包裹药物的纸张，纸面分别写有所包药物的名称，其中TO212④：2为“薰力”二字。[4]这里的“薰力”，亦即“薰陆”。力，来母、职部；陆，来母、觉部，二者声相同，韵相近而旁转，故“力”通“陆”。所谓“置”，即传置。汉代的悬泉置，是建立在河西走廊要道上的一处供传递邮件、传达命令和接待宾客用的综合机构。据发掘简报言，悬泉置遗址中有大量关于古西域国和部落人员过往的记载，所载西域国和部落有的甚至位于喀什米尔、咸海、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等中亚以远地区，说明广袤的西域地区与悬泉置交往极为频繁，自然也说明悬泉置的“薰力（陆）”一药的来源与西域有密切关系，即是通过西域输入的。

尹湾汉简第6号木牍的写成年代是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悬泉置TO212④纸文书的写成时代在武帝、昭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4年）。由此可知，以上两处汉代遗址的发现，将“薰陆”一药的记载至少提前了300年，说明至少在西汉早期，此药就已输入了我国；同时也说明，在我国的对外交流对外贸易中，药物的流通输入很早就开始了，此点远比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要早。故在简帛文献问世的今天，外来药特别是早期外来药输入史看来应当重写。

传世的最早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共记载了365味药物，过去人们也一直以为这就是上古时期药物的总数。而简帛医籍中共有717个药物名称，表示420味药物，明显超过《本草经》365味的记载，充分说明先秦两汉（且主要是先秦）入药的数量绝不止《本草经》所述的范畴，传统观点自然需要修正。[5]

简帛医籍药物名中，见于传世文献者为324个，不见于传世文献者为393个，后者超过前者69个，占了整个简帛药物名称的54.8%，这是过去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说明上古时期（特别是先秦西汉时期）药物名称还处于通用名没有怎么形成的阶段，有很多药名没有能流传下来。仅《五十二病方》中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草部药名就有很多，例如（括号内为该药在传世文献中的名称）：行76、259：麋芜本（芎?）。行372：白衡（白英）。行68：合卢（奄闾）。行458：?茎（莓茎）。行419：陵叔（菱）。行368：茈（柴胡）。行341：亭?（亭历）。行251：卢茹（茜草）。行290：戴?（黄耆）。行109：?根（地肤根）。行255、257：骆阮；行257白苦；行257：苦浸（均为苦参）。行60：橐莫（鬼臼）。等等。这些原来我们不曾知晓的名称，显然是本草史研究的极重要内容，仅就此而言，中药学本草史特别是上古本草史就应该重新写。

限于篇幅，例证不能再举，然以上论述已充分说明，简帛文献在中医药学史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批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上古时期的中医药学史。

[1] 《黄帝内经》的主体写成于先秦西汉，另有少部分写成于东汉及六朝。

[2] 以下论述从略，请详拙文《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 兼论“薰陆”一药的输入》．中华医史杂志．2001，（4）：207-209．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6

中医是伪科学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教授：中医是中国产生的自己的科学

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技术”表达，它把道家和儒家的很多哲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更愿意把中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医理论引导下，我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治好了自己的一些疾病。

原中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非议”

争论中医是否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陷阱。中医医道乃生命之道，主要认识领域在于生命过程与枢机，将中医定位在人体科学和疾病科学是认识的盲区。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求索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科学只是中医作为知识体系的低层次属性。其实，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中国的科学传统，大多汇流到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科学中去了，惟独中医药学还独立存在着，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需要批判阻碍创造力发挥的那些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地批判祖宗。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五四”时代的批判，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在批判现实――因为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了现实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在，批判传统文化却是在批判祖宗。传统文化现在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你可以对现实中的其他阻碍因素不冷静，但没有必要对孔孟之道不冷静。

方舟子：把中医当作中国特有的科学是荒唐的

科学研究的是普适的自然规律，它没有国界，不具有民族、文化属性，把中医当作中国特有的科学是荒唐的。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单凭经验而不按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的。中医理论基本上并非经验的积累，而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玄学基础上的臆想，并根据这套臆想来诊断、处方。中医这样的东西，可以是与科学无关的哲学、玄学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不可能是科学。

媒体评论员侯宁：中医理论的思辨性、整体性、形象性比西医更强

中医并非完全是经验科学，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经络学说、针灸学说等等都是非常成系统的东方式思维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理论的思辨性、整体性、形象性或者比西医更强，对“当代医学”构成了重要的匡正和补充。而所谓“现代医学”历史短暂，其“毒副作用”（如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或许要比中医强得多。五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医被国人视为“国粹”，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如今国家体制内对中医的考核虽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我国民间中医依然大量存在，国外中医更如雨后春笋，他们以“廉价便捷”的方式服务着天下苍生，并有“东风西渐”在西方“星火燎原”的态势。能否超出偏执的“现代医学感情”而理性地审视中医，才是检验一个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的当代试金石。

保护，还是废除？

国家卫生部发言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言论和做法

支持“取消中医”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实践和历史也将证明，这次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

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应该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

中医的问题主要是它的疗效和危害性上。中医是一种经验科学，而西医是一种试验科学。中医的疗效过分强调个体有效而不是整体有效，现在很多国家不认可中医。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中医药的毒副作用，很多西药药品上都会写上关于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但对于中医药来说，安全性研究基本上是空缺。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吃了这个药会有什么坏处。现在都提倡明明白白消费，对于中医中药也应该有这个理念。我说的告别中医药，并不是消灭中医药，而是建议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机构。在现在的条件下，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医疗会有好处。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结合学院院长何清湖：中医经受了历史考验

取消中医中药纯粹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中、西医学属于两种医学体系，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医学文明源于东方，受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思想影响，推行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西医学文明源于西方欧洲文化，受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影响，注重对局部、形态、结构、具体的研究。两者各有优势，应该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并非相互对立。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考验着我们，相比西医主要采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抗病毒药以及激素治疗，从全国中医药进入抗击非典第一线后的治疗效果看,成绩显著。我们应该充分认识中医药的地位、作用和前景，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医药的理论创新，努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樊正伦：对中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中医并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而且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现在需要的就是如何运用中医的思维和理念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中医的发展历程当中，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疾病，但只要按照中医的思维，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疗。中医是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活力独立发展下去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解剖学专家钟世镇教授：中西医目前的争论看作是检验双方的机遇

无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还是西方现代医学，都是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至于谁更有发展前途，还是要从最终治疗效果来判断。中西医在理论层面完全不同，比如中医的经络学说，在解剖学当中就找不到形态学的基础。但在中医看来，它不但存在，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双方就此展开争论，则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这样立场完全不同的争论很难有什么结果。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不跟随时展的学科总是不会有前途的。

钟南山表示：中医有盲目性但不能废除

中医药能一直流行至今并受到广大老百姓的喜爱，肯定是有其疗效的。但是具体有何疗效？这就显得有点模糊。长期以来，中医药临床主要靠经验，中医认为不需要现代医学方法，这是不对的，不然中医药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上。因为中医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靠的是经验，不少中医的方向和做法，不完全按照现代医学原理，同样的治疗方法，效果也许会不一样。因此，中医药要发展，就需要利用现代医学方法，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强调不够。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延续几千年的中医药，废除中药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新闻社湖南分社社长欧阳毅：中医决不会消亡

中医药古籍中，大量的是看病治病的具体方法，而对为什么要这样治的解释少，但这并不构成我们要废去中医药的理由。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没有终结与穷尽的时候。正是由于前人的研究不够，我们才需要继续研究；正是由于前人未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我们才需要努力建立。人们都清醒地记得，就在十几年前，西方国家把中医药当成“巫术”，理由是中医药没有理论体系。但是今天，西方人热捧中医药，因为中医药确可治病的事实让他们确信：中医药不是巫术，是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事物传承的基本规律。中医药决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声嘶力竭而止于当代。作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药，将会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让中医自然发展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7

关键词：历史演进；本土医学；西方医学；过去；未来

毋庸置疑，从古代开始中国就发生了多次疾病。在中国正史以及地方史志等史书中，经常会出现有关“疫”的记载，而且这种记载持续时间长，记载量也很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疫病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连续性的。面对疾病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身体观以及医学文化。

很多人认为中国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替代品，是一种柔软的治疗体系，然而实际上中国医学是在治疗传染病的多次尝试中形成体系的。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华佗；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采用辨证治疗。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金元以来，中医开始没落。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从20世纪初起，西方的医学便开始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医学，西方科学从基本原理到技术应用中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的身体的系统知识，基本上已统一了世界，成功地突破了一切国家、民族或文化的界线。19世纪是西方医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其治疗效应迅速取得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相形之下，东亚的传统药学不免为之黯然失色，日本首先全面而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的医疗体制，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于这一新潮流之外。在西医取代中医的过程中，中医的性质问题曾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有关中西医论争的问题，历史学界和医学史界已有过不少的专门著述，但因资料的限制，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以后。路彩霞在“中医存费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清末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考察”一文中指出，实际早在宣统末年，在北方商埠天津，以《大公报》等近代媒体为阵地，就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推崇西医的新学派之间曾展开过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波及天津、东北等地，影响着国家防疫体制的发展。路彩霞认为此次论战是近代中西医第一次大争论。天津中医与《大公报》之间的笔战，是清末庸医问题严重化的产物。明清时期医药职业逐渐开放，人人可以行医开方，削弱了中医的整体素质。谴责中医庸劣行为的呼声时有耳闻，但庸医现象真正对人们的视觉和心理构成冲击，却是在清朝末年。1近代西方医学，尤其是细菌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医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借着近代媒体的传播，人们所知道的庸医信息越来越多，中医群体形象恶化，国人对中医学的信赖在西方文明的飓风下动摇。清末中医式微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的方向在这一时期向西方文明偏转，落后状态下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向往发展成迷信，中国医学在这种文化偏转中艰难求存。

事实上，在中国本土的科学之中，医学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门独立的学术，甚至在唐、宋科举考试中设有医学专科。直至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医文化会在西方医学的巨大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而幸存下来呢？这源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宇宙和生命的内在统一性为出发点，是一种源头型的文化，未来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对这一源头思想的肯定与发扬。中华名族既是传统的捍卫者，也是文化的诠释者。当如此强烈的历史意识表现在中医文化中时，于是造就了中医学的浩瀚之作。这种寓创造于解释，寓革新于继承的发展模式，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有着系统的统一性。2同时中国医学具有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讲究人生哲理，强调和谐互补和天人合一，这使得几千年中医医道虽老不衰。

源远流长的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直至今天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那么中国本土医学文化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呼声，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显然符合这一国际趋势所追求的理念。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如何让中医文化精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现代医学大概需要再发展十几年之后，才可能真正科学地严密地解释和回答中医凭几千年经验所归纳和构造的这一整套体系。通过两千年发展实践形成的中医药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加速吸收并应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包括西医西药学的知识和技术,以取长补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医文化的精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护好中国先民所创造的这一伟大的充满着智慧和民族精神文化瑰宝。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8

1　壮药

壮药是根据壮医理论诊治疾病使用的传统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具有独特的三性，即：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祖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壮药的形成过程

原始壮药萌芽于西周时期，在秦汉时期开始应用并有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壮族的医药经验部分被收入中医书籍，隋唐时期壮医方剂学初露萌芽，至唐宋时期，形成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药灸、药浴、药刮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药治疗方法，明清时期，壮族用药逐渐走向成熟，被收载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李谬、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及广西各地地方志中，并开办了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经历掘、整理、总结与提高，逐渐形成了壮药理论体系。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合浦、平乐等地汉墓出土的药材标本，靖西县和云南省广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证明壮族先民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认识和使用大量的地产植物、动物、矿物药，展示了壮药学的雏形。柳宗元(773-819年)博采南方当地用药经验，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书中三个著名的病案方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进步。

3　壮药理论及其特点

壮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只在古代本草、地方志及博物志中记载，没有形成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高度重视，广西对壮药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总结出壮药理论和应用规律，初步确立了壮药的理论体系。壮药的基本理论包括：壮药的命名原则及分类、壮药的鉴定、壮药的栽培和采集、壮药的性味及功用、壮药的加工炮制、壮药应用的基本规律等。壮药的命名分为正名和别名；壮药从大类分为调气药、解毒药和补虚药三大类，按功用细分为解毒药、补虚药、调气机药、通三道两路药、调巧坞药、止血药、止痛药、祛虫药、祛湿药等；壮药的鉴定除基原、显微、理化鉴定外，以“一看、二摸、三闻、四尝、五水浸、六火烧”等壮族传统方法进行性状鉴定；壮医用药比较简便，贵在精专，组方一般不超过五味；喜用鲜药，补虚多配以血肉有情之品；壮药组方以公药、母药、主药、帮药(带药)为配方理论；公药针对阴证而设，凡温补、增强人体抵抗力、免疫力类壮药多为公药；母药针对阳证而设，多为寒凉类壮药，有清热降火、消炎解毒杀菌作用；主药(有些称头药)是针对主要病症或病因的药；帮药是帮助主药治疗主病的辅助用药或针对兼症的药物；常选用在功效方面具有共性的药物作为主、帮药；带药又叫“药引”，是指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病所或调和药味的药；壮药常用配伍有三种类型：主公帮(主母帮)或主帮合用，增加功力；主帮公母合用，减轻毒性；主公引(主母引)或公引(母引)合用，直达病所；壮药的用量对一般药物剂量要求不太严格，但对有毒性的药物要求较为严格；壮药配伍注重“反药”和孕妇禁忌，服药期间提倡忌口、忌。壮族地区毒物较多，因而壮医药在毒药和解毒药的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有99种，占常用壮药的14％，使用毒药的原则为：单味鲜品外用为多，严格掌握用量，讲究炮制，注意剂型，合理配伍；解毒包括解药物中毒、解蛇虫毒、食物中毒、金石毒、箭毒、蛊毒、瘴毒等，常用的解毒药是：生姜、米醋、绿豆、防风、白点秤、甘草等，特别是甘草、绿豆和糖，在壮族民间有“通用解毒剂”之称。壮医认为，“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因而运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虚”成为壮医用药特点之一。壮药使用方法有煎煮法、熏蒸疗法、熏洗疗法、佩挂法、热熨疗法、药锤疗法等19种。

4　壮药资源与研发

壮族聚居地区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药材资源。据调查，广西中药材基原达4623种，其中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牵头，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已查明常用壮药有2300多种，验方10000多个。主产或特产于壮族地区的壮药资源，如罗汉果、肉桂、三七、八角、金银花、蛤蚧、龙血竭、扶芳藤、钩藤、鸡血藤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9

民国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存在较为短暂的时期(38年)，在整个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中只是一瞬，但是，由于其恰恰处在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渡期中，来自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汇与冲突尤为明显，这就决定了其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着西方文化留学背景的政府官员的支持，西方医学以前所未有的强势进入国内，政府也积极推动其成为社会医疗主流。中医药事业从起初的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被漏列，医疗行为被限制，发展到中医药被整个废除的境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局面。面对这种不利局面，整个中医药界奋起抗争，同时也顺应时展的要求，本着“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宗旨，积极实践，勇于创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的各项权益。他们积极探索创办中医药学校及函授的教育形式，创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中医医院，努力开展学术上的中西医汇通，并围绕着上述内容著述立说。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以《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主，以下简称《中医联目》）有4330余种，占到全部中医存目存世书籍的三分之一［1］。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对于当今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江苏籍中医医家群体在上述的历史事件中均有参与，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甚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形成的著作有573部［2］。这一群体又大多寓居在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因此，对其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进行研究，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目的。现就以《中医联目》中所载的480余种各类著作为依据，对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作一概述。

医籍所涉及的种类

按照《中医联目》所划分的种类，去除重复项，在这些著作中，医经类20种，基础理论类12种，伤寒金匮类19种，诊法类11种，针灸推拿类15种，本草类25种，方书类43种，临证各科中包括临证综合类23种，温病类18种，瘟疫类5种，疟疾类6种，内科类12种，风痨臌膈类14类，其他疾病类18种，妇产科类18种，儿科类20种，外科类20种，伤科类1种，咽喉口齿类7种，养生类12种，医案医话医论类63种，医史类23种，综合性著作类24种。从医籍所涉及的种类来看，医家们的著作涵盖了中医药绝大部分的种类，有些尽管从种类上归属于大类，但从其内容上来看，已经超出某个传统种类的归属。如恽铁樵的《群经见智录》，既是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阐释，更是不同于传统对经典医籍的注释，而是对经典医籍的现代诠释和发挥，与现代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再如恽氏的《生理新语》、《病理概论》和秦伯未的《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也已不是一个“基础理论”所能归属了的，更多的是对中医理论的现代认识与诠释。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医家们的著作时，既要注意其传统的一面，更要注意其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实质的一面，这些实质性的学术观点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具有诸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中西医之汇通早在西方医学于十九世纪传入我国即已开始。较系统论述中西医汇通的医家可谓唐容川及朱沛文，但大量开展中西医汇通之学术研究与实践者当属于民国时期的医家们。这其中，江苏籍医家的代表者有恽铁樵、丁福保、陆渊雷、时逸人、杨百诚、章次公、许半、蔡陆仙等等。

自从1917年余云岫之《灵素商兑》发表抨击中医理论的观点以来，中西医的论争便趋向公开和激化，中西医阵营中的各自维护者，纷纷发表言论或著书，对余氏的观点加以回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著作组成的论争性文献和著作。第一位以著书形式回应余氏观点和言论者当属恽铁樵氏。在其1922年出版的《群经见智录》中，恽氏以独特的领悟，对于中医最基本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他的“四时五脏”学说可谓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真谛，被后世所推崇。他对于中西医体系的优劣进行了较为公正的比较，驳斥了余氏对中医认识的错误方法和观点，从而拉开了中西医相互论争之幕。随后的如其弟子陆渊雷氏，在继承其师的汇通思想之后，提出“中医科学化”的主张并撰著了相应的著作。

江苏籍医家所撰著的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的著作所涉及的面较广，总结起来有论述中西医理论之立足点不同，而主张各取之长、互补其短以及融会贯通的。如恽氏《群经见智录》、《保赤新书》，许半龙之《中西医之比观》等。更多的医家在涉及中医各科内容时揉进西医学的认识，以图全面地在实践中促使中西医的汇通。代表者如恽氏的《生理新语》，其在自序中这样描述他的这本书：“本书既名新生理，自非中国古代五运六气、三百六十五穴道之旧生理，然亦非纯粹西国解剖学、显微镜、血轮细胞之新学说。若用简单概括的话评论我这部书，可以说得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将《内经》所说的证之于病能不得其解，求之于西学。那是轩岐医学、西洋医学和我自己的实地经验，三合而成。”［3］表明其是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医理论的。再如丁福保的《新内经》、《中外医通》，杨百诚的《医学新论》，章次公的《药物学》及《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等著作，也是将西医学知识与传统中医学知识相揉合、相比较。

与上述书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汇通思想有所不同的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思想。持这种主张的代表者有陆渊雷、时逸人等。陆氏在其《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以及《陆氏论医集》等著作中虽有欲以西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中医的想法，但其主要思想却是以为中医的疗效和验是可取的，理论却是多臆想和空泛无据的，主张以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也就是其最终主张的“中医科学化”。陆氏的这一“新观点”在当时整个社会崇尚科学化的大背景下，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青年人，一时间响应和追随者遍及海内外，影响较大。其著作《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就是不同于别人以《内经》的传统理论来诠释，而是用西医理论解释之，再用各家经验证实之的。陆氏的这一思想和做法，大有废医存药之嫌，故而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陆氏的一些思想还是有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思考的地方。这类著作成为江苏籍中医医家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规模化教育的教材类著作

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将中医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中漏列，从而导致中医界的奋起抗争。积极抗争者如江苏籍的丁甘仁、余伯陶、谢观等，他们向北洋政府请愿，抗议这种对于中医的不公正待遇。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办中医学校，以期既成事实，劝逼当时的府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性。最终，尽管政府没有将中医教育列入整个教育体系之中，但也默许了中医办学校从事规模化教育的事实。

中医规模化教育在与各种社会阻挠势力的斗争中发展起来，服务于学校及函授教育的教材著作应运而生。这类著作从丁甘仁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编写的《脉学辑要》、《药性辑要》以及《医案讲义》等开始，到之后为陆续兴办的中医学校及函授学校自编的教材，所涉及的范围涵盖了当时中西医各个学科，可谓洋洋大观，形成了这个时期所独有的著作形式。如恽铁樵的《生理新语》、《伤寒论讲义》、《伤寒论研究》，秦伯未的《内经学讲义》、《内经类证》、《诊断学讲义》，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许半龙的《中国方剂学概要》、《中国外科学大纲》，张山雷的《古今医案平议三种》、《医学一得》、《籀谈医一得集》，顾鸣盛的《中西病理学讲义》、《中西内科学讲义》，杨百诚的《灵素气化新论》、《灵素生理新论》、《医学新论》，承淡安的《伤寒针方浅解》、《针灸学讲义三种》、《中国针灸治疗学》以及张赞臣的《中医诊断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用于教学的教材，不如说是各个编著者对于中西医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每一本教材著作均迸发着作者的思想火花。这些著作的编著以及在教学之中的使用，为传播知识、启迪后生、使中医药事业得以薪火相传作出了历史贡献。

方药类著作

《中医联目》中，江苏籍中医家的本草类著作为25种；方书类著作为43种。从民国时期江苏籍中医药学家们编写的这类著作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他们在此时所要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古药古方今用上面，突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他们在忠实古代方药文献以及沿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的同时，尽量结合西医药的研究成果对古方药的临床功效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贯通，以期为当今医疗实践服务。因而此类著作极少有空泛的理论论述，切合实用是医家们编著这类书的主要目的。本草类代表作有恽铁樵的《论药集》，章次公的《药物学正编续编补编》，张山雷的《本草正义》；还有地方性本草研究的如赵黄的《祁州药志》、《蒙古本草药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本草谱录类如赵黄的《中国新本草图志》以及陈存仁的《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等。方剂类著作除了上述的著作特点外，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医家们以自己亲身临证体会或经名家实验的经验来阐述方剂，处处以临床实效为根本宗旨，这就使得这类书既可以被看作临证方书，也可作为中医教育教材。代表性的有丁甘仁的《丁甘人家传珍方》、《百病医方大全》，丁福保的《中国经验良方》，恽铁樵的《验方新按》，曹颖甫的《经方实验录》，时逸人的《中国处方学讲义》，秦伯未的《处方学》，张赞臣的《方药考论类编》等。

临证各科及医案类著作

江苏籍中医医家所编撰的临床著作，按照《中医联目》的分类，有临证综合、温病、瘟疫、疟痢、内、外、妇、儿、骨伤和五官等科。内容涵盖了所有临床学科，是内容最丰富的一类中医学著作。其中既有对前人临证学术经验的总结与阐述，更有作者本人结合自己亲身临证心得体会而得出的理法方药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重要文献。代表者如张山雷的《中风诠》。是书从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着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关系；结合西医学之神经学理论，讨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再如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在1928年初刊之后的8年当中，对于这本书中4卷所论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临证检验，在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之后，于1936年另加1卷，再次出版了该书，并有了新的临证认识，如作者认为温病于十二经而言实为手经病以及认为古人以为的“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值得商榷等。这种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另一个特点就是医家们能够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流行病来研究和著书。如对于肺结核病、性病、小儿痘疹惊疳等，体现了作为医生对于社会负责任的职业道德。医案类的著作，在《中医联目》中江苏籍医家撰著的有29种（这其中不包括医家们所撰著的医话医论类的著作，关于这类著作的内容已在其他评述点中介绍了）。这当中绝大多数是医家们自己的临证案例，如《孟河丁氏医案》、《药医案全集》、《陆氏医案集》、《曹颖甫医案》等；尚有集前人医案分类汇编的医案书籍，如《分类王孟英医案》、《医方经验汇编》等。这些医案著作是先辈医家们留给后人的第一手临证资料，也是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重要文献。

医学卫生保健类著作

民国时期相对于前朝封建社会来说要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所带来的是西方较科学的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加之西医强势的进入和社会对于医学卫生知识的需求，利用图书杂志报纸等形式宣传和普及医学卫生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成为中西医界的共识。中医界人士除了利用所办的杂志报纸等传播医学知识外，还编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医学普及类读物。其中之代表如丁福保的《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卫生格言》、《青年之摄生》，朱振声的《百病自疗丛书》、《家庭实用验方》、《家庭医药常识》、《育儿常识》、《万病治疗大全》，蔡陆仙的《民众医学指导丛书》，顾鸣盛的《长生不老之秘诀》，丁仲英的《康健论》，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以及谢利恒的《气功养生要诀》等。医家们还针对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医学普及教育，如肺结核、性病等。还有提倡健康生活观念的书籍，如朱振声、顾培玺编撰的介绍如何戒烟的指导性书籍等。这些著作的编写对于当时中西医药知识得以在广大民众中传播与普及、提高中医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等，均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38年间，由于出版印刷业的兴盛，社会对于医药学类的图书著作的需求较旺，加之中医药界人士意识到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对中医药的学习与研究，于是，由出版界组织，或由个人发起，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著作以及史学工具书被编撰出版，形成了这一时期另一种著作形式。在《中医联目》中，仅江苏籍中医医家编撰的这类书就达40余种。综合性丛书合刻医书中除了上述的教材类和卫生普及类著作外，尚有陈存仁的《皇汉医学丛书》、顾培玺的《顾氏医苑》、蔡陆仙的《中国医药汇海》、陆士谔的《基本医书集成》以及张赞臣的《古本医学丛刊》等。医学史类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其中以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和谢利恒的《中国医学源流论》等通史类著作最具代表性。陈氏的《中国医学史》可谓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医学通史专著，先后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出版，在向国外介绍我中华医药方面作出了贡献。工具书类代表者有谢利恒主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以及章巨膺编撰的《应用药物辞典》等。

小结

相对成书于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来说，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的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上述江苏籍中医医家撰著著作的评述，我们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内容之丰富，时代特色之鲜明，是历代中医药著作中之罕见者。中医的学术思想在这一时期观上得到了一次嬗变。“即使在今人来看，当时医家关于中医药基础理论、中医药教育以及中医科学化的一些见解也还不失参考的价值或借鉴的意义。”［1］民国时期之于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过去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在古代，对于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明显不足，因而，重视和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中医药著作应该成为当今中医药研究者的共识，并通过研究和利用，为今日之中医药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西方药学史论文例10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论文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 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对本地区、本民族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有深入的探索和独特的疗效,对当地植物、动物、矿物的深刻认识和有效利用,反映了民族医药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性。除一般的药物疗法外,民族医学的外治疗法多种多样。

蒙医药学除具有上述民族医学的一般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蒙医药学是在游牧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处处体现出游牧文化的特征。

首先,与中药相比剂量小,用药量成人每次不超过2~3克。便于保存和携带,适合游牧。此外,蒙药还具有取材广泛、来源丰富、加工炮制简单、疗效肯定、副作用小等特点。

其次,除药物治疗外,还有放血疗法、灸疗法、针刺疗法、浸浴疗法、罨敷疗法、熏蒸疗法、按摩疗法、“以震治震”的正脑术等多种传统疗术,这些传统疗术以其疗效神奇、民族特点突出而享有盛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外伤治疗、骨科发达。蒙古族传统整骨术是以手法复位、夹板固定、喷酒按摩、功能锻炼等行为疗法为主,辅以蒙药治疗、饮食调节等综合性治疗方法。蒙古族传统整骨术的最大特点是体外施治,一般不需要做手术。具有操作易行安全,不受环境条件限制,患者痛苦小,愈合快,合并症少,功能恢复好等优点。

酸马奶疗法是蒙古族典型的绿色食品疗法,历史悠久。蒙古人以此法健身、治病,它是用马奶经过发酵制成的一种保健饮料,适用于肝中毒、心脏病、高血压、肺痨、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的治疗。

第三,在处理一般常见病的基础上,对牧区的多发病、常见病及疑难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疗效显着。如,对痛风、风湿病、肠胃等消化疾病、中风等脉系病、心脑血管病、骨折、脱臼、脑震荡等都有独特的疗法。

第四,动物药多。内蒙古的药用动物有100种以上,其中蒙药应用的有66种。家畜和动物脏器是生物药物最主要的原料。此外,还发现和利用了动物的血、肉、骨、角、结石、粪便等成分的药用价值。

如上所述,蒙古族传统医学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自古以来,深得广大蒙古族患者的信赖。时至今日,依然是蒙古族就医时的主要选择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一起,共同承担着当地人民防病治病、维护健康的使命。

三、当代蒙古族医疗选择的多样化格局

地方医疗体系包容了一个社会中与健康有关的许多成分,包括了一群人或一个社会所能够利用的全部医疗资源。目前可供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选择的医疗资源有三类:第一类,以蒙医药为主的传统医疗;第二类,西医;第三类,民间医疗。人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选择使用,形成三个部分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叠的现象。尽管在蒙古族内部对医疗资源的选择存在异质性,但对于生活在牧区或半农半牧区的蒙古族牧民而言,对蒙医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蒙医蒙药有很强的认同感和依赖,同时也不排斥西医等其他医疗手段。

下面介绍的案例是根据笔者2005年7月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所做的实地调查整理而成。笔者认为,能够基本反映蒙医药在牧区和蒙古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的使用情况以及蒙古族牧民、农民的医疗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解读

阿古拉镇的医疗资源及人们的就医行为阿古拉镇地处科尔沁左翼后旗中部的沙坨地区,距旗政府所在地甘旗卡镇120华里,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半农半牧区。阿古拉中心卫生院作为该镇主要医疗机构,承担着本镇居民和所属嘎查农牧民的防病治病、卫生防疫、妇幼保健以及村级卫生室建设等工作。阿古拉中心卫生院始建于1953年,初为合作医疗形式,到20世纪60年代变为苏木卫生院, 2001年阿古拉撤苏木建镇,该院亦变为镇卫生院, 2002晋升为中心卫生院。

该院在岗的11位大夫全部是蒙医,其中的5人是从社会上聘请的有多年行医经验的蒙医。院长格日勒图,毕业于内蒙古蒙医学院,其余为卫校毕业。当地是蒙古族聚居区,对蒙医蒙药有较高的需求。卫校毕业的人中有的是学西医的,到阿古拉中心卫生院工作后,都要跟着老蒙医学习蒙医。

特色科室有蒙医传统理疗科:该科应用蒙医传统疗法如放血、针灸、按摩、拔罐等方法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等疾病。蒙医传统骨科:运用传统蒙医整骨术,治疗各种骨伤、骨折等。蒙医内科:用蒙药治疗急、慢性肝炎,胃肠炎等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各种传染病。

院长格日勒图介绍说,当 地冬季气候寒冷,农牧民一年四季在野外干活,外感风寒,故风湿病较多。其次是胃病等消化道疾病。主要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卫生条件较差,生活水平低,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他还介绍,当地人求医多选择蒙医,认为蒙药疗效好,副作用小、便宜。对西医的选择多是打针和“挂吊瓶”(指输液),认为见效快。得了大病和急性病,多去旗医院或通辽市医院找西医检查治疗,病情缓解后,会继续吃蒙药治疗。当地患者选择阿古拉卫生院就医的原因,据院长分析,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路近方便;二是大夫好药好。该院的几位蒙医大夫对有些病治得很好,如用蒙药治疗肝病、胃肠道疾病等有很好的疗效;还有的大夫掌握一定的蒙古族传统疗术,如放血、针灸、接骨等技术;三是花费少,如检查费比大医院便宜一半,一般是几十块钱。治疗费、药费也比大医院便宜;四是语言通,手续简单。

结合上述案例,笔者认为蒙古族就医行为的选择依据如下:

首先,民族医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千锤百炼传承下来,大都有深厚的积淀,疗效确切。即使是生活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其就医行为一般而言也是理性的,蒙古族牧民就医时首选蒙医蒙药,蒙医药的良好疗效是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对牧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治疗优势尤为显着。

其次,根据病情和病症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医疗手段。确诊疾病时往往求助于西医,因为西医先进的检验手段是传统医学无法企及的。对于重病和急性病,先去找西医检查治疗,病情缓解和稳定后,用西医治疗的同时,也会找蒙医治疗。如果是慢性病或西医无法确诊的疑难病症,多选择吃蒙药,认为蒙药副作用小,不仅能治标而且能治本。对西医的选择多是手术、打针和输液。第三,经济的考虑。在西医占主导地位的今天,蒙医药仍然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价格相对低廉,符合目前大多数患者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大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使得收入较低的牧民、农民望而却步。第四,医患关系及语言交流的便利。医患关系是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由于文化背景对人的思想、行为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不同文化中治病的场所及在该场所中医生与病人的互动有时区别甚大。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对成功治愈病患有至关重要的意义。[5](P.163-166)对于牧民来说,语言也会成为一个交流的障碍。蒙医与牧民交流起来无疑更自如、轻松、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