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论文例1

【论文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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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是一个简称。其中，生态是前提性视阈，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政治是与生态相关、具有生态学视野的政治；政治是核心性内容，它突出了我们所探讨的生态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需要运用政治力量才能得到解决的生态。因此，我们可以把生态政治表述为：围绕生态环境价值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利益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现象、政治思想、政治行动的总和，包括由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政党政治、政策制定、政治思想等。生态政治的目的也主要是要运用政治力量和途径解决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以及以生态环境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政治相近的环境政治、绿色政治这两个术语基本上与之具有相同内涵。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环境政治是就问题产生的领域而言的，凸显的是问题域；生态政治是就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而言的，凸显的实质与方法；绿色政治则是表达上述两个术语的大众化的并带有文学色彩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态政治也可以称为环境政治或绿色政治。

一、马克思主义对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它通过揭示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二重性，揭露了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奥秘。也正是这个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涉及到了对政治与环境关系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纯粹的生态观，而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生态观。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要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

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纽带。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6]这种“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环，也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环境破环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环境与政治的关系，从作为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生产方式来看，首先，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对自然掠夺式开发和浪费性使用的制度。它只把自然当作是原材料、有用物和增加金钱财富的东西，完全无视自然的价值和地位，无视自然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钱财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7]其次，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是一种片面地发展物质生产，单纯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制度。这势必导致掠夺自然与剥削人并存，滥用主体性和践踏主体性并存，自然破坏与人的异化并存。在资本主义异化生产条件下，“……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现在洞穴己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为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科学技术、劳动产品甚至人本身也“都作为异化的、物的东西而存在并与人自然相对立。”[9]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的意识形态上看，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必然产生霸权主义。“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能源(财富)集中在一些人和组织手中时，社会其他成员的生存便因能源丧失而受到威胁。”[10]霸权主义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为土地而战、为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以及原料产地而战，而且要为“价值观而战”，力图按照它的利益和需要构建一种“世界新秩序”。上升到价值观高度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在生态环境领域就表现为“生态殖民主义”，它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也急剧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环境冲突。#p#分页标题#e#

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一基本思想启示我们，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人和自然的历史的统一与人类解放的根本保证。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在和谐的生产关系、正义的政治制度下，将克服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目的地调节自然界的发展，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也将获得全面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发展。

二、生态政治的核心：政治过程生态化

环境危机及其解决客观上产生了生态政治的必要性，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则在理论上为我们生态政治构建指明了方向。接下来就是生态政治如何具体构建的问题了，即政治过程生态化问题，这是生态政治的核心。在这里，应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构建生态政治：一方面，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生态政治观。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如果说，各国政府决策生态化主要是关注和解决一国局部的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那么，建立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则是关注和解决事关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环境非正义问题。当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过去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生态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以万亿美元计，而西方发达国家占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依赖这些金钱打造出来的政治、军事优势，西方发达国家维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旧秩序。即使只是把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保护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全球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就可取得实质性进展。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生态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生态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生态政治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反过来，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政治生态化也将成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生态政治并不奢求在短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环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决策制度和经济关系的生态化，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

三、生态政治秩序：遵循“环境正义”的“理治社会”

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来看，既然生态政治把生态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这种政治模式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以生态法则为前提，即政治过程生态化要遵循自然生态法则。自然生态法则是现代科学对世界复杂性进行探索的重要前沿，它旨在揭示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发展进化的规律。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显然，以原子式个人为基础的机械联合的现代性自由主义社会秩序是生态政治所必然不认同的。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生态政治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的视野，直接目的是为环境危机的解决确立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与制度框架，而根本目的则与传统政治目的相同：形成平等、正义、和谐的社会秩序，只是这里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之间的良好秩序，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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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⒉武汉工商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吉林长春130031）

摘要：在政治生态优化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社会文化条件，其对于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氛围，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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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廉政文化；政治生态；社会文化；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08－05

收稿日期：2015－05－11

作者简介：狄奥（1978—），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工商学院宣传部部长，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王迪新（1976—），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部长，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律、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国60年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基本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JZD0003；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035。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坚定不移地快速推进反腐败工作，不断优化政治生态，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优化政治生态，既需要加强政治领域建设，也需要其他领域建设的配合。笔者认为，在政治生态优化的过程中，廉政文化建设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社会文化条件，其对于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廉政文化，是指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廉政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评价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廉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是一种存在于社会中的普遍信仰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惯例，能够发挥导向、凝聚、熏陶、监督等作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都具有内在的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运行情况和制度建设情况。

一、以廉政文化构筑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营造良好的环境

社会文化是培育和发展廉政文化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社会的廉政状况依赖于每个个体。廉政文化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在反腐倡廉和政治生态优化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引、教育、评价和约束功能。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既能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培育健康的社会文化，也能够形成合乎法律、道德的政治生态环境。

⒈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廉忌贪的良好氛围，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从我国反腐败面临的严峻形势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腐败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腐败现象在社会上蔓延，就会使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因此，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共识，才能逐渐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为此，必须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廉政教育，将其融入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之中，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宣传廉政文化，形成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

政治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扩大廉政教育宣传范围，破除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增强人民群众战胜腐败的信心，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治理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的勇气和决心。文化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为公权力设立价值伦理尺度，拓宽廉政教育宣传渠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舆论媒介，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政和痛斥贪腐的氛围，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对廉政本身的良性认识、评价、态度、信仰、感情和习惯的沉淀，成为一种追求廉洁自律的内在精神信仰，并将理念外化为廉洁的自觉行为与选择。情感认同，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重点，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取得的成效。

⒉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形成共同预防、惩治腐败的良好风气。“没有人民的帮助与支持，政府不能独自驯服腐败——而要把这种支持动员起来的途径在于那些严肃认真的非政府组织。”[2]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既是我党在革命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在现代化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取得胜利的利器。我党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这样，才能使腐败分子无所遁形，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风气。

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监督、检举腐败的责任意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固的防腐墙。人民群众是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也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只要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揭发检举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形成强大的公共监督力量，对于腐败分子就会产生巨大的震慑力。要营造让人民群众知政、参政的环境，将政务公开和透明作为防止滥用权力和铲除腐败的机制，通过设立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拓宽民主渠道。此外，还要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对于那些监督举报属实、为国家挽回重大政治和经济损失的举报者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二、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

为政治生态优化提供有力保障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3]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等各种因素的总和。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最激烈的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4]一个国家如果政治生态状况良好，必然政治清明、官吏清廉、官风正派。因此，要优化政治生态，必须以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文化，建立多维度的防腐、反腐体系，强化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形成廉洁从政的政治共识。

⒈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树立清正廉洁的形象，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政治，就要看政治家是什么人。如果一个国家的参政者，追求的是私欲和财富，就会产生金钱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共同目标，就会有廉洁、正直的政治。”[5]掌握权力者因具备腐败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贪污腐败的主体。当前，我国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已呈现出“马太效应”，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并难以根除的假象，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和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和谐。

因此，一方面，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检部门的监督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6]使领导干部成为反腐败的中坚力量，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严重失职。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7]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倡导对腐败“零容忍”的廉政文化，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从党的十八至2014年12月22日，共有59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包括4名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9]这些都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和反腐败的信心。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要发挥廉政示范作用。具体而言，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八项规定”，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端正党风，讲规矩、守纪律，严格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要把好“自律关”，管好自己，廉洁自律，廉政从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要把好“亲情关”，管好配偶子女和其他亲戚；要管好身边工作人员，管理、教育、监督下属。要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强大引领效应，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等各种宣传舆论媒介，整合改革和治理腐败所需要的道德资源，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增强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认同，进而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与认同度，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在领导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加强党性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

⒉建设公仆政治文化，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拒腐反腐能力。“公仆意识是同国家的公共权力紧密联系的一种意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是工人阶级国家的自觉要求。”[10]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四风”在表面上有所好转，但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官本位”、利益本位和特权意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在干部队伍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特权意识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遗传，也是“四风”兴起的思想根源。如果领导干部特权意识严重，法制意识就会淡薄，就会忽视、抵触甚至践踏法律，使公权私有化；如果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眼中就没有群众，就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公仆政治文化建设，增强领导干部的“民本位”意识，消除“官本位”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一方面，要围绕以民为本、执政为民，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式，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切入点，狠刹“四风”，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切实增强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使领导干部能够常怀为民、务实、清廉之心，严以用权，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另一方面，要加强纪律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公仆政治文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11]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和“高压线”。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形成每个共产党员都能严格遵守党规党纪、执行党规党纪的良好氛围。

三、以廉政文化引领制度文化，为政治

生态优化奠定基石

制度文化，是指人们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没有哪个政治制度能够完全抵抗腐败”。[12]制度文化需要廉政文化的支撑，需要人民群众的认同。在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治生态良好运行的过程中，要通过廉政文化建设，为廉政制度建设营造廉洁的文化氛围，为制度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为制度的贯彻、执行和落实给予有效保证。

⒈坚持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目标进行廉政制度建设，加大腐败应承担的风险和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立廉政制度就是为了制约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这既是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在制度反腐上，应通过建立和完善权力运行体制机制、专门的法律、执法监督制度等，构建一套内外衔接、上下配套、结构合理、体例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败法》是一国反腐败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对反腐败进行系统、全面立法，以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反腐的威慑力，提高反腐的实效性。

在执法上，只要是违反法律制度，就要受到追究与惩处，这样，才能克服制度形同虚设的弊端，有效地震慑腐败，使各项廉政制度落到实处。要学习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做到“有贪必肃”，不管贪腐的数目多少，即使只有一元钱的贪腐。是否启动调查程序和处罚，与贪污数额无关，其数额只对处罚的轻重有影响。要使大量的“小”腐败也得到相应的惩罚，使腐败的风险和成本大于腐败收益；要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决定，增加腐败的惩罚成本和博弈成本，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同时，要对领导干部制定出内容详尽、操作性强的行为规范。要以细致入微、可操作性强为基本原则，让领导干部无论是在公务活动领域还是在私人生活领域都受到制度的约束，限制和减少权力“寻租”机会，使领导干部不能腐。

⒉加强法制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护法意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13]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会形同虚设。法治意识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这就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要有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始终维护法律精神和法律权威，自觉地遵守廉政制度，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要通过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的方式，形成一个“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氛围，让人民群众保持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尊重和敬畏。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展全民普法活动，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廉政法制的学习，带头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增强守法、护法意识。要在青少年中加强法制教育，将其列入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内容，在学校普遍开设法制教育课，做到法制教育逐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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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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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51-02

人类已经进入新世纪新千年之“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生态文明时代。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理当回应时代文明发展趋势把生态文明纳入价值视野，以谋求一种与传统政治要素结构相容的新的政治观，即生态政治。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环境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揭示出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解决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当今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政治过程的生态化，包括以各国政府决策的生态化和国际环境正义新秩序的确立为内容的双重构建，以实现遵循“环境正义”的“理治社会”。

1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对解释生态系统的规律价值及其所形成的有关原则和方法，对通过调动社会政治领域的政策手段解决现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废物包括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依靠科学技术对废物进行“再加32"和“再利用”，是减少环境污染的较好途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学和农业技术，改良耕作方法，可以保持和改良土质，保持和提高土地的肥力。消灭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眼光，来欣赏资产阶级在征服自然和创造新生产力的空前成就。但是，马克思在对生产力进步欣赏之后，又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扩展对自然的征服领域的同时，对自然也造成了破坏。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对自然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量造成森林、煤矿和铁矿的枯竭，适合于人类和其他物种繁衍生长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变成了受到污染的自然环境，就连生命存在的基本要素空气也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人在征服自然界使之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支配和调节人的活动的比较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防止或减少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也就是从过去忽视社会环境、生态建设、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转到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社会生产和环境保护协调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上来。这种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结合方式，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

2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政治秩序

作为三个文明统一体的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奠基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制约着人的存在，展示着人类不同的文明。与物质生活条件相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经历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当下正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共同生息，生态与经济共同繁荣，人、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文明。生态文明有它自己独立的内容。那就是要根据人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以保证满足人的生态需求，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思考问题的角度来看，既然生态政治把生态问题提到了政治的高度，那么这种政治模式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以生态法则为前提，即政治过程生态化要遵循自然生态法则。自然生态法则是现代科学对世界复杂性进行探索的重要前沿，它旨在揭示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发展进化的规律。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等特点。

生态政治论文例5

在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其中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我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即生态危机。全世界气候灾害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大气成分发生不利于人的变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层浓度降低、地球两极上空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出现，都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2.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布兰特伦夫人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多年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自然界无情报复使人类遭受惨痛损失之后，全面反思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文明，是自然界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文明。”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我们人类才能生存，才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其次，优美的生态环境往往更能够使人心情愉悦，身体的各个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激发了人无穷的创造性，为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提供有利的精神支持。最后，良好的自然环境更加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良好地自然环境必然是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1.培养人的生态文明素质

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其行为习惯的主要因素，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就必须先改变其错误思想。首先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和育人功能，使教育对象对生态问题的后果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向人们传播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和唤醒了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证功能，使人们逐步认识环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共同认识。当这种共同认识长期影响人的思想，就会固化为人的行为习惯。

2.转变人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行为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严重匮乏，这些都已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承受力和自我修复力的范围。发展中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导向功能，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呼吁人们尊重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的观念变革。转变由于“粗放型”经济带来的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资源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错误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以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整体利益的观念。动员全社会成员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者。

3.引领合理消费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就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消费。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反过来能够刺激人们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即“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从而推动生产的不断发展。当今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过度的消费，导致打破生态系统原有平衡，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物、矿产等资源都具有有限性，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都是可耻的行为，它必然给人类后代的生存发展带来更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的教育，逐步使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为人类自身争取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人们才会自觉珍惜和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引领其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途径

1.加强生态文明和法制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法制教育。首先，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灌输。一方面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为人们生态文明素质和生态文明观念，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自觉自愿地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使讲究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习惯和时尚。其次，加强法制教育。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制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不但要人人懂法、守法、护法，而且还要有依法监督举报违法行为，严惩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分子，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殊情况。

2.创建生态文明教育环境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应创造一个既包含家庭、社区等微观环境又包含社会、政治、舆论等宏观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环境。第一，充分发挥已经具备良好生态文明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榜样作用。发挥榜样的感染力，使与榜样处在同一微观环境的其他人自觉的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生活的家庭、社区等。实现从自身做起，通过感染你身边的人已达到大家一起的目的，从而建立起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的全方位生态文明微观环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各类演出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环境，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和价值取向，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励群众积极投生于保护生态的行动中，在全社会提倡节约、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生态政治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21―06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年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

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至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年3月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三、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电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与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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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论文例7

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对今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就是典型的农耕社会，与游牧生产方式相比，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的联系更加紧密。早在春秋时期，老子就在《道德经》中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希望人能够尽量少地干预自然，尊重自然规律，效法天地。此后战国时期的荀子则在《荀子•王制》中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的思想。这种“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认为人们应当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顺应自然的变化，利用人的能动性去改造自然，而不是盲目地崇拜自然，期待自然的恩赐。但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崇尚自然，我国古代传统文化都一致强调“天人合一”，即自然与人关系的和谐，《易经•乾卦》就有“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和其名，与四时和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的说法。公认最早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当属宋学家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提出“天人一理”说法，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认为万物都有道德权利,人应当对万物负有义务和责任。除了在思想上强调“天人合一”外，我国古代的律法也十分重视生态保护。据《尚书》记载，“帝舜曾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就有管理山林鸟兽的“虞官”与“衡官”。《礼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杀虫胎，夭飞鸟，毋弭母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波池，毋焚山林。”将生态保护的限制具体到了各个月份。到了秦代，关于生态保护的律法进一步发展，云梦泽出土的秦简《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至唐代，生态保护的立法已经基本完善，例如《唐律•杂律》规定：“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明与清都沿用《唐律》，清代还设立专司水事的都水监，制定围猎、管理林木的条例，对随意砍伐者予以刑罚。这些逐步固定、完善的立法，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

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理论创新表明，经过长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因为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时常见诸与报端，这些社会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危害。实践证明，缺少生态文明建设，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根本无从提起，广大人民不可能拥有高度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就会停滞不前，最终会因为生态危机而陷入混乱。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布局的基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矫正之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尽管促成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但资本无限制的逐利欲望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合理物质交换，造成生态异化和劳动异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认为，要重新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变革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今天以工业文明为导向的社会中，不断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也越来越严重，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工业文明的前途必然是生态文明，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文明有着根本性矛盾。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生产关系必然是非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社会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一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吸收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的必然选择。前苏联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包括资源浪费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苏联就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量湖泊萎缩，大片森林被毁，各大城市空气质量很差，主要农业区土地沙化，等等。尤其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更是贻害无穷。前苏联出现的生态问题表明了忽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严重性。结合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与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世界潮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一定要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充分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

生态政治论文例8

2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

如上所述，政策导向的“运动式”林业生态建设有着潜在危机，即丧失外在驱动力———执行力度会随着大政策的侧重变化而减弱。一个关键原因是，外在驱动力是地方建设生态林业的唯一动力。当外在驱动力减弱，林业生态建设的步伐自然减慢，甚至出现回流。而真正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曰“唯GDP论”。GDP始终是统领地方政策执行的原动力，任何不利于或无关于GDP增长的政策都不会被视为头等执行方向，除非在某一时期有着政策倾斜压力，如本文前述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同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林业生态建设在短时期会耗费大量政府财力物力及人力，却得不到有关GDP的回报———即投入产出比极低（或零）———因此造成内在驱动力的缺失。甚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林业生态建设与当地林业经济有着固有的张力：林业生态建设会阻碍林业经济的发展———投入产出比为负。林业经济发展主要还是粗犷型为主，在思维上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技术上缺少生态经济的经验，造成了“要建设生态林业就会冲击林业经济发展，继而减缓GDP增长”的局面。在理性驱动下，衡量了短期的投入产出后，林业生态建设也就难以持之以恒。

我国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晋升锦标赛”②模式，而“晋升标准”则以GDP占大比例。在晋升利益的驱使下，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不会关注长远收益———林业生态建设，而往往着眼于当前实际收益———工厂、交通。近年“，绿色GDP”的理念被提出，但却没有改变这一局面。“GDP”仍然是硬指标，而“绿色”所占的权重极少（就算有也不是“否定性”指标，不足以影响晋升结果）。于是，即使迫于压力在某一时期把建设重心偏向林业生态建设，地方在压力减少后仍会迅速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之前的投资当作沉没成本（或继续建设生态林业，只是占据的比例会大大缩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态林业建设10余年但成效却不甚理想。再者“，晋升锦标赛”是竞争性的，也就是“差额”晋升“，参赛者”在提高自身政绩的同时也会理性地削弱对手。林业是一个无边界限制的领域，要在建设生态林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的外部性———等于帮助了对手的政绩，这是理性“参赛者”所不愿意的。

当大部分“参赛者”都选择理性时，便会使得生态林业建设变得艰难———一个公认的悲剧的形成。另外，地方领导班子是流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次博弈”的局面：官员在特定地方任职最多不过10年（由于调动，大多数时候不到10年），而在任期之后，官员与地方也就断开了联系（异地为官）。这种情况下，博弈规则的约束性相当低（“经济人”假设，不考虑法律制度约束），这可能会导致：（1）官员在任期内只完成执行看得见成效、且有利于政绩的政策，而生态林业建设恰恰是一项长期回报工程，其成果往往不归功于开展林业生态建设的人；（2）即使在政策压力下开展了生态林业建设，由于一次博弈的软约束，官员在建设过程中谋求的不是成本收益最优化，而会是成本最大化，这都不利于生态林业的有效建设。

生态政治论文例9

所以，哈维认为，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机器延伸的身体”，二是“作为我们自己身体延伸的机器”。对身体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一种“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断地生产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身体的“塑形”，造成了身体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依赖以及身体的异化。“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消费领域，工人通过消费而存活，资本家则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得以进一步积累。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所以，资产阶级热衷于引导、组织和动员人们的消费欲望。当工人的身体在消费形形的消费品的时候，身体则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过程中的消费对象，再度表现为资本的附属品。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赚取利润、强化积累和消除危机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在地理空间层面上的延伸和扩展，二是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这两种途径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有意识地制造和控制社会消费，可以使资本在身体层面上得到不断的积累和循环。“新需求的产生，确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全新生产线的开辟被当成避免危机和解决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间规模，全球性的消费市场业已形成，这种状况无疑强化了身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也强化了资本对身体的控制和利用。哈维指出:“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由分工、产品利基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这种情况下，身体变成了‘积累的策略’，而且我们全都得在这种条件的符号底下生活。”［8］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身体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厂、地方或国家等局部规模，上升到全球规模。身体异化的普遍化，意味着身体解放不仅是局部空间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间的事情。

二、身体是全球联合斗争的原初起点

身体处于资本的罗网当中，这并不是说身体解放毫无可能。因为:其一，身体在作为资本积累的策略的同时，意味着“劳动身体是一个抵抗的场所”［5］112;其二，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过程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处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身体则有可能从那个矛盾的孕育和内爆当中解脱出来。在交换领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身体和身体权益。换言之，劳动者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身体权益是固有的权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的身体和身体权益的侵犯与戕害在继续，那么身体斗争和身体解放政治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所以，“马克思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5］103。所以不难理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一开始就表现为诸如“争取正常工作日”“争取最低生活工资”之类的事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存续的斗争。可以认为，法律、政治等层面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身体斗争的延续和升级。总之，身体自由原则是阶级斗争合法性的重要根据，争取和维护身体权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原初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作为死劳动，为了实现资本增殖而不断地吮吸活劳动。“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因此，身体反抗与资本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并且，“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这个“绝对的矛盾”，对劳动者的身体而言意味着灾难，时常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维说:“虽然不稳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时是破坏性的，而且还总是难以应付，但它为劳动者提供了很多的颠覆和反抗机会。”在消费领域，一方面，资产阶级对消费进行管理，使劳动者停留于欲望层面，受制于欲望的满足，从而为产品营销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获得顺从;另一方面，工人并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方式并不总是像资本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者，在个性需要、情感结构、生活观念、家庭组织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个别地或集体地履行他们的消费者职责并进行生活方式选择，与资本力量如何试图抓住并指导那些选择朝着有利于可持续积累的理性消费方向发展，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斗争”。换言之，在消费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中，争夺身体消费控制权的斗争则内在地蕴含于其中。综上所述，一方面是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劳动者身体进行塑造、剥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不屈不挠地为捍卫身体的完整性和尊严而战。结果，“人体是一个战场”。

哈维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它同时意味着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全球化，这为身体解放提供了契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又一轮大规模的、猛烈的“剥夺式积累”的过程。②一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集团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管理与操纵”、再分配等手段，篡夺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孕育和生产出了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无产阶级，而阶级或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多国家的国内以及国际上都“日益严重，情况惊人”。因此，“没有理由排除在未来一些年里有出现带着反新自由主义纲领的以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的可能”。当前，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体系的所谓“创造性破坏”活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局面，内在地包含着阶级斗争爆发的诸多潜在因素:人均工资增长率的下降、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争、生态恶化，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对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反抗热潮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时常发生。这为“联合的行动”准备了可供整合的资源和乘势而上的条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同时，资产阶级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人权、富足的生活、自我实现等观念)，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和循环及其政治统治与权力扩张的，但是这些观念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孕育了大量潜在的对抗性要求。也就是说，当亿万民众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虚伪说辞真正落到实处并为此而斗争的时候，就意味着播下了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种子并且生根发芽。③换言之，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被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为联合的行动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全球联合斗争的情形下，哈维强调指出，身体斗争与全球斗争是一体关联的。其一，世界范围亿万劳动者的身体，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了同样的异化的对待与塑造，异化作为一种普遍性附着于每一个身体之上。换言之，亿万劳动者对于身体的异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这种身体异化的处境和感受，是雇佣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形式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状态的民众，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受苦受难程度之深重这个现实情形来看，身体异化的态势可以说既是个体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体异化的斗争是既关乎个体，又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身体和全球化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规模:一个可以说是最微观的层面，另一个可以说是最宏观的层面;但是，在异化状态和反异化斗争这两个方面，它们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综上所述，在全球化时代，斗争在继续，解放的潜流在涌动。哈维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起点在于劳动身体的特殊性，这是很重要的……强调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源于个人的特殊性，强调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所以，个人异化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正是这种异化是必须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种异化只有通过集体斗争的方式才能够克服。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项超越时空的运动，来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5］48也就是说，哈维接受并强调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根本的解放战略，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积极促成和发起“联合的行动”。他认，惟有通过联合的行动，才能从总体上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人类解放以及身体解放的一个必要步骤［12］。

三、身体解放的生态人类学根据

哈维认为，要实现身体解放，不仅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身体异化之困境，并推动联合行动之展开，以便于超越和替换资本主义体系，而且需要在身体当中寻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的自身依据，也就是说，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寻找到一个源自于人本身的内在支撑。为此，他从人类的生物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个角度，试图为解放政治以及身体解放提供一个奠基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根据。哈维这方面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综合性的发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定位为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3］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体中“蕴藏着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的发挥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实际地建成之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有它的结构了”。哈维认为，“类存在物”是人类的本质规定性，这个总体性的概念呈现了人际间的可通达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不过，由于资本主义体系所造成的异化之缘故，人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这一点并没有成为现实。①换言之，存在论意义上的“类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认识论层面，只是作为填充“人类本质”或“人类潜能”的理论内容。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能动地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达到类存在。

在哈维那里，人所“蕴藏着的潜力”包含和体现于人类的基本技能(见下文)之中。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类的意识能力和想象力)敞开了人类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无限希望，是重构世界形态、实现类存在的力量源泉。当然，也是身体解放的自身条件。所以，他接受了“类存在物”这个概念，并且把人的身体“蕴藏着的潜力”作为理论的立足点。为此，哈维依据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生态人类学层面加以说明。威尔逊指出:“［根据无数的例子，］可以得出一个非正式的生物进化法则，这个法则对于理解人类的状况很重要:如果设想有一种生命传感器可以识别环境中的任何信号，就一定有一个物种拥有这种传感器。……生物的能力只进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适应其所占据的生态灶的程度，而不会锦上添花。每一个物种，每一种蝴蝶、蝙蝠、鱼和灵长类，包括现代人种(Homosapiens)，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灶。也就是说，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简言之，每个物种的优势及其不足，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使物种生活在它们各自的世界中，并与它们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类而言，“在地球上，我们只是一个物种，像其他任何物种一样被赋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们自己生计和繁殖的方式来改变环境”。

生态政治论文例10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川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提出，四位一体，这是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又一创新理念，必将对转变工业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理念、正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民生关系、当前与未来关系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2005年秋季开始实施的江苏省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教育和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把加强思想政治方面的引导与注重学生成长的特点相结合，立足学生现实生活经验，着眼学生发展需求，帮助学生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生思想素质作为重点，全面把握当今时代的特点与高中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精神品质和伦理道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到学生的思想中去，渗透到教学中去。

小学思想品德课程对生态环境教育在3一6年级的综合课《品德与社会》开始实施，将环境、生态教育列为课程目标之一，突出培养学生良好的环境行为习惯。要求学生从生活的环境中逐步认识生态环境问题，注重情感和认知能力的培养。初中思想课程则把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法律法规及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重点内容，突出学生的生态环境知识和环保意识的提升，特别是价值观和行为能力的培养。高中课程则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把生态环境、生态文明教育渗透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国家与国际组织四大模块之中，同时以时政热点专题的形式，进行生态观念、环境道德、哲学依据、政策法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教育，强化学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培养学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促成学生正确生态价值观的形成、环保意识的养成、环境素养的提高，对学生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奠定基础。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如何利用思想政治课中生态环境建设的课程资源，把党的十七大精神，尤其是生态文明理念与高中思想政治课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努力构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一、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教材的结合点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已经渗透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在教学实践中，应注意吃透《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深人钻研教材，分析时政热点，建构生态文明教育的框架，使学生在认知、情感、能力和价值观上得以提高，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态价值取向。例如，在《经济生活》模块“消费及类型、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发展生产，满足消费”的教学中，可以着重让学生理解:我们必须转变生产、生活观念和行为，追求健康的消费方式，摈弃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观念。在进行“促进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内容的教学时，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上强化生态文明理念的讲解、建设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保障。要以尊重生态为出发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生产发展、生产富裕、生态良好为基本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同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实现三大转变，必须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转变;必须从粗放型的以过度消费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向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模式转变，必须从增长简单地同于发展的观念、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念转变。生态文明致力构建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生活与哲学》模块中，着重从科学发展观的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等问题的讲解中，找出政策提出的哲学依据和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重要胜和现实性。

二、不断改革教学方法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是国家对基础教育教育质量指标所作的基本规定，是新课程标准为描述学生学习行为变化及其结果所提出的3个功能性基本要求，简称三维目标。而传统教法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教师轻学生、重教法轻学法、重说教轻情感激发、重课堂教学轻课外实践等局限性和缺陷，传统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和教学改革的要求。以落实三维目标为基本出发点，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可以尝试以下教学方法:

1.情境—探究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是变说教式为情感激发式教法的运用。根据教材主旨，设置具体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逐步探究。教学中以水污染、生活垃圾分类、秸秆焚烧的环境问题与再利用、微山湖湿地保护等为问题情境展开教学。这一方法使整个课堂教学在情境所营造的清新氛围下进行，并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获得知识提高能力的过程中形成环境保护意识。

2.活动教学法。活动教学法是变封闭式教法为开放式教法。立足于国际国内的环境和生态问题，通过座谈会、专题讲座和报告和社会调查等形式，实现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一方面，让学生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分析现实问题，让学生进一步丰富理论知识，扩展思想政治课的生存空间。

3.声图电导学法。声图电导学法是变单一性教法为综合性教法;变单向式为多向式教法的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广泛运用政治课教学，通过运用图片、电视、录音、幻灯、多媒体等教学设施，围绕教材重点、难点，结合国内外正在发生生态破坏或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事实，让生动的声图电形象地展示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维，让学生在积极思维中掌握知识，形成能力、提高觉悟。

三、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

21世纪是创造教育的世纪。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新一轮课改将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与社区服务以及劳动技术教育共同归为“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列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计划中。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基本原则。高中研究型课程(初中称为探究型课程)的开设，不仅为政治课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课堂走向社会提供了课时的保证，而且为课堂质量改进注人了强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