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论文例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着力开展四个深入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1]

绿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崭新形式。在2001年11月23日开幕的“中外中小学校长论坛”上，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体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2]。他率先提出的“绿色教育观”不仅直接指导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蕴涵。

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的价值研究

（一）实施绿色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与长期以来所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生态文明概念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塑具有更鲜明、更广泛的导向性。通过变革经济领域的生产、消费、贸易方式，转变精神领域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创新政治领域权力运作方式，生态文明将多层次、多角度地指引中国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这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生态形势严峻，森林减少、植被破坏，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水源枯竭、灾害频发、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大学生作为年轻一代，是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在主导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上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优势。因此，担负为社会发展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在重视知识传承和创新的同时，必须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将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让生态文明价值观扎根大学生思想，进而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

（二）实施绿色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杨叔子界定“绿色教育”是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现代教育，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绿色教育”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3]。

高职院校绿色教育的本质是在教育全过程中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包括有利于大学生成长的基础教育、创新教育、心理健康摘 要： 党的十报告关注生态建设，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迎来了新机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践行绿色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必然选择，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绿色教育 思想政治理论课 价值研究念，把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标准，在培养大学生应用能力的同时，注重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达到培养大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的。

（三）实施绿色教育是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改进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4]

绿色文化资源真实、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全可以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与新方式。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绿色教育应切实做好顶层设计、坚持科学协调统一地开发利用绿色文化资源的总原则，区别不同类型、层次与地域特点的资源，根据两门课程的不同要求，有的放矢、分类分层、分工协调地充分发挥绿色文化资源的功能。在具体方针上，坚持解放思想、注重实效、推动教学内容充实调整；在教学方式上，大力推动专题式、案例式、访谈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在实施步骤上，找准两门课程利用绿色文化资源进行教学的侧重点与切入点。

绿色政治论文例2

一、绿色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从第一次全球环境会议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颁发了《人类环境宣言》《地球》《二十一世纪议程》等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约，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思想得到发展。21世纪，联合国以气候谈判为契机提出“绿色经济”发展思想，得到了世界各国首脑的高度认同，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2010年我国GDP总额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党的十以来，同志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实际问题，在国内外的重要会议、考察调研、交流访谈中时刻强调要坚持“两山论”，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更是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正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十三五”规划任务目标中。通过对绿色发展理论的深层次研究，我们应该积极挖掘“生态生产力[1]”，认识到“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2]”，了解“绿色福利[3]”理念，深刻洞悉社会主义的本质，理清“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4]”。

绿色l展道路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的执政能力亟待提高、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形势下提出的内在要求，是国际社会“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发展热潮下的外在要求。绿色发展不仅是绿色环境的发展，更是一个以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社会为基本内容，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特点的绿色发展体系，是以绿色环境发展为中线贯穿于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的发展之中，其中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环境发展的经济基础，绿色政治发展为绿色环境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绿色文化发展为绿色环境发展提供文化基石。深思我国的生态政策，可发现绿色发展已经实现了从理论上到制度上的转变，现在我们面临的困境就是如何快速地将绿色发展从制度层面过渡到实践层面，落实绿色发展道路建设，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将以地方环境治理的落实为突破口，探讨通过绿色发展视野下地方环境的治理，落实绿色发展道路的建设。

二、国外绿色发展现状及地方环境治理成果

迄今为止，国外绿色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动荡。20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所带来的系列生态危机引起人类社会的重视，生态意识开始萌芽。1962年，蕾切尔・卡森所撰写的《寂静的春天》将环境问题带到了工业界、政府以及民众的面前，唤起人类社会保护环境、协调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人自身之间关系的生态意识；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全球人类环境会议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1987年在第一次环发会（WECO）发表的公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5]”；1992年，环发会（WECO）在《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中再次强调可持续发展观念，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逐步成熟推动着世界“黑色经济发展模式”向“褐色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21世纪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发展思想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上衍生并壮大，国际社会的生态意识逐步走向成熟。2008年，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次贷危机爆发带来的系列问题，同年10月份“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题为‘筹集资金，迎接气候挑战’的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中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呼吁全球从‘褐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6]”；从2009年到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直极力地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发展步伐；2012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本次会议的主题，指明经济发展方向，推动全球经济从“褐色”向“绿色”转变，国际社会绿色发展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在经济发展遭遇“生态瓶颈”和国际社会“绿色发展”思潮盛行的双重背景下，世界各国积极将“绿色发展”思想贯彻到其经济、政治当中，积极呼应国际社会“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的倡议。2008年，美国基于应对经济危机和抢占国际社会竞争中新的战略制高点的目的，提出了“绿色复苏计划”，并与加、中多国展开“绿色对话”；欧盟更是绿色经济的支持者和引领者，宣布2009―2013年出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2012年，欧盟环境部长在欧盟环境与能源部长非正式会议后表示将全力支持绿色经济在欧盟的发展；2009年日本环境大使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该草案要求除采取环境、能源措施刺激经济外，还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等中长期方针，提出将日本环境领域的市场投资规模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强化其“绿色经济”建设。在国家政策和国际社会发展思潮的引领下，美国州政府从政策上对河流的开发利用进行严格规定，使密西西比河得到合理地开发利用；英国从“政府―市场―公民”的三维治理主体出发，实现了母亲河从“世界上最脏的河流”向“世界上较干净的河流之一”的转变、实现了伦敦“世界上最脏的城市之一”面貌的转变；在区域协同治理下，欧洲的两河流域环境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日本东京都政府率先开展环境治理，东京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首先，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绿色发展思想，特别是的“两山论[15]”为我们开展环境治理的指导方针，始终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思想，坚持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环境治理的基本内容，以促进地方环境乃至国内外环境的改善为最低目标，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永续发展为最高目标。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不能再对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形持一种中立或者消极的态度，而是以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态度面对我国的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实现思想行动的绿色化。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我们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公民该履行的义务。

其次，我们应该理清环境治理的主体，建立“政府―企业―公民”三维治理主体，明确三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从对环境监管的历史来看，很大程度上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质。“中国在古代社会时就通过政府行为诉诸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地关系，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管理自然资源官僚机构的国家[16]”。政府理应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环境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发挥宏观调控功能，这一点在我国环境治理过程中有着深刻体现，特别是在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条例上、在贯彻环境保护法律落实和监督上以及市场竞争绿色化的推动过程中都有着政府的影子。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同样也不能少了企业这一重要角色，一方面企业生产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但另一方面，企业又扮演着推动环境治理走向成功的关键角色，通过推动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企业环保技术的开发、加大环保产业的投资力度来提高绿色核心竞争力。此外，公民是推动环境保护事业进程的主力军，现阶段我国一直处在一种“企业污染―政府管理―群众买单”的畸形环境治理模式当中，公民应该团结起来，一致维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一方面，积极地运用公民的基本权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积极为环境治理谏言献策并自觉地对环境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周边企业的生产动态，保障自身的环境健康权。

最后，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地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治理经验。一方面，应该对国内外的治理经验有着一个客观的态度，克服对待外来文化的“守旧主义”“封闭主义”……对待国内外的治理经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康沛竹，段蕾.论的绿色发展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8-23.

[2]康沛竹，段蕾.论的绿色发展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8-23.

[3]康沛竹，段蕾.论的绿色发展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8-23.

[4]康沛竹，段蕾.论的绿色发展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8-23.

[5] Word Commission on E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6]朱留财，杜X.全球绿色发展的现状与展望[J].环境保护，2011（19）：69-70.

[7]董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06）：18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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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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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绿色政治论文例3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绿色政治论文例4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一)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

“公共部门历来就有借鉴私人部门管理经验和技术的传统。”［2］追根溯源，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同样受到了私人部门绿色管理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公共部门适应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绿色文明转变而在管理理念和模式进行创新的必然结果。

绿色管理是英语“GreenManagement”的中译文，一般认为这一词汇是德国的瓦德玛尔·霍普分贝克在1990年出版的《绿色管理革命》一书中较早提出的。作为一种管理新思想和新途径，绿色管理开始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生态农业和绿色消费意识，但因为全球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20世纪中后期全球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恶化，人类环境意识空前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来绿色运动浪潮席卷全球，其核心内容是以绿色发展新模式与低碳生活新方式代替过去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与高碳生活方式。私人部门最先把握到这种时展的新变化并应运而生出“绿色管理”新思路，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据统计，单单在2000年，德国绿色产品数量已有5000多种，占全部产品总量的30%;美国有近1/3的家用产品是在“绿色旗帜”下推出的。［3］

目前，绿色管理思想和模式在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发育成长，正成为21世纪工商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随着绿色管理理念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个原本是私人管理领域中的概念逐步拓展和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而促使公共部门绿色管理迅速兴起有其国内外理论与实践背景。实践上，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问题持续恶化，尤其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多重危机的集中体现，人们更加认识到进行以创新政府传统管理理念和模式为核心的公共部门绿色变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于是2008年底以来一场以提升政府绿色领导力为基本要义、绿色政策改革为基本保障的“绿色新政”(GreenNewDeal)风暴席卷了全球。理论上，一些西方学者密切关注环境问题对政治与政府管理的挑战并提出实现政府绿色变革的某些建议，推动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如美国学者A．H．Aurrell认为:“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构成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4］英国学者An-drewDobson在其2005年所著的《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从生态政治角度系统分析了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战略。另一英国学者AnthonyGiddens在2009年出版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更加强化国家的作用，建议采用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等政策工具来实现等。

在国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累积以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绿色化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对于政府绿色管理模式变革研究开始逐步升温，一些学人出版或是发表了一系列探讨“政府生态管理、政府绿色管理、生态型政府、绿色政府、低碳政府”的著作或论文，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但是，这些主题存在着诸如研究对象相对局限于政府本身、其概念无法体现出当前政府管理研究已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变化特征等不足，故需要引入绿色公共管理这个新的语境，它既是对前者的继承，更是适应当前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需要的新发展。

(二)理解绿色公共管理的内涵

在理解绿色公共管理内涵之前，我们还是应先回到其所借鉴的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的理解上。目前，学界对私人部门绿色管理定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从生态学、环境学、管理学、资源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对人、财和物进行统一的组织和安排，协调各个部门的职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资源学的角度来讲，绿色管理意味着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应做到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项资源。［5］私人部门绿色管理之定义尚未统一的现状，一方面为人们呈现了不同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则不利于人们对于绿色管理定义的明确把握。

现在再来看看绿色公共管理的定义。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绿色公共管理作为专门术语出现还比较少见，没有对此概念内涵作一个明确界定;或者把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等同于政府绿色管理，如认为“政府绿色管理是以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为根本取向，全力推进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生态化进程的公共管理”［6］有关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界定空白或者模糊的现状与绿色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吻合的。这里在理解公共管理与绿色管理的内涵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个所谓绿色公共管理比较清晰的定义，那就是:绿色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以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人本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实现公共管理的绿色转型为途径，以全社会共同参与、全过程控制为特征，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方法与技术以有效实现经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机统一目标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绿色公共管理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绿色生产和低碳生活方式变化在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上的反映，是一种治理传统市场经济和传统政府管理在环境规律面前“双重失灵”，以及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管理途径。

二、绿色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绿色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新瓶装旧酒”，相反它是一种与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有着显著区别的公共管理新途径(表1)。

(一)主体更广泛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存在着“重政府管理、弱社会参与”的弊端，且在政府内部环境管理体制方面也存在条块分割的状态，环保部门力量薄弱，监管乏力。在全球公共治理浪潮下，绿色公共管理的主体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全社会相互协作的绿色治理模式。首先是全政府参与。表现为:其一，强调全体政府部门皆是绿色管理的参与者和责任者。当今环境与生态问题日趋复杂化，单一的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力量无法有效治理，需要协同整合各部门，构建有主有辅、各司其责、相互配合、全面系统的政府绿色管理主体网络，发挥监管的合力。其二，政府本身及政府工作人员还是节能减排的践行者。政府及工作人员应从自身做起，采取有效措施带头搞好节能减排，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其次，全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意识到传统政府环境管理的失灵困境，注重发挥非营利组织、企业、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共同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地位更显赫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主要对象为环境生态污染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一部分环境管理问题，是政府诸多职能管理之一，长期以来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随着全球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特别是当前人类面临着多重危机，实现管理理念和模式的绿色转型不仅是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战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战略性问题。绿色公共管理的兴起，正是公共部门适应全球绿色低碳浪潮的战略选择，也是公共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突出探索环境、经济、人三者综合治理模式的绿色公共管理在整个公共部门管理中的战略性地位必将日益凸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是一种行动策略的话，那么绿色公共管理就是一种管理战略，其地位更显赫。

(三)内涵更丰富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以环境保护为管理出发点，并运用各种管理手段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而绿色公共管理具有更高远的目标价值取向，即除了环境保护外，还包括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实现公共部门自身的绿色目标等，实质是追求人、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管理实践上不仅仅是采取各种手段来实施环境管理，而是更多地要求公共部门赢得绿色竞争优势。绿色公共管理正是通过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继承，汲取了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中的营养成分;同时绿色公共管理更是对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的超越，使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成为了绿色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

(四)管理方式更积极主动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焦点主要集中在控制或消除已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事后的补救等环节，而在预防或减少新增环境问题出现及事中监管方面比较薄弱，属于比较消极的末端治理型，在变化莫测的环境问题面前往往力不从心。而绿色公共管理因其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必须更加强调人类的长远利益，其管理方式也必须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面向全过程的新型管理方式。所谓“积极”是指绿色公共管理视环境威胁为公共组织机会，试图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有效管理赢得公共部门的绿色竞争优势，而不是消极地应对环境问题;所谓“主动”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管理起点前移到“预防新增的环境问题”，强调管理决策应能预见环境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所谓“面向全过程”是指绿色公共管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公共部门的一切工作中，每一阶段每一步都要加强监管，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五)行动更自觉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大多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实施对管理对象的外部控制，不善于激发管理对象的自我约束动力。绿色公共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倡导绿色管理由外部控制向管理对象的内部自我控制逐步转变，如推行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组织内部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工作以及环保公开承诺等比较有效地自我约束方式，藉此激发管理对象实施绿色管理的内在驱动力。绿色公共管理不能成为一场“绿色做秀”，从长远来看，它的真正实现需要建立在各方特别是管理对象提高自觉意识去实实在在贯彻执行的基础之上。

(六)管理效果更佳

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在处理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关系时未将发展经济与治理污染有机融合，往往顾此失彼，一些管理措施即使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很难收到很好的治理效果。而绿色公共管理在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冲突时，本着“经济与环境双赢”原则，努力追求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案，这就是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经济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生态问题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目标的管理方式，无疑会取得比传统政府环境与生态管理更佳的管理效果。

三、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主题

绿色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途径，其兴起时间还比较短暂，运作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框架。然而，面对迅速变化着的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情况，我们需要明确绿色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突出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才能更好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

(一)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

政府角色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转变是推进绿色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了政府角色定位的重大转变。”［7］

在当前绿色治理实践过程中，政府管理边界不清、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地方分治和部门职能分割乱象突出等关于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的问题还比较多，损害了绿色行政效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优化原有环境管理职能成为必然选择。可侧重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明确政府在绿色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划清政府治理的范畴和边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关系;二是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提供更为优质的绿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三是根据环境和生态本身统一性与外部性的特征重新建立绿色管理权属体系，实现绿色管理职能集合化;四是实现政府部分绿色管理职能的外部化(或社会化)，即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绿色管理，夯实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

(二)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

现代化的绿色管理技术是走向绿色公共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我国公共管理水平长期以来并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和现代化”。［8］146

目前学界对于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应着力构建起现代化的绿色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体系。这一主题研究的焦点主要有:一是抓紧厘清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基本内涵，包括深入探讨其概念、特征、功能、原则和分类等。二是如何有效筛选和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的研究。筛选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时应认真研究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做出判断;整合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为了使技术使用更协调、发挥整体功效，克服单一技术使用的片面性。三是绿色政策工具的创新研究。当前应着重开展政策、规划和投资的环境评估与环境公示，优化政府决策程序;探索碳预算、碳排放市场交易、碳基金、环境税等新型政策工具的开发与运用。

(三)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

构建全方位的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绿色公共管理的内在要求。一是政府自身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政府在绿色发展中起领导作用，应全力推进自身管理制度的绿色转型。重点包括建立绿色采购、绿色投资与招商制度;引入政府绿色绩效考核体系，这被人们认为是政府绿色治理的突破口;参照ISO14001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建立政府部门的环境管理体系;执行绿色审计制度，加大对政府部门内部的监督等。二是构建社会参与绿色公共管理的体制与机制，包括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建立公民对有关环境政策的评议制度，加强包括公众和媒体在内的社会监督;激发和培育绿色环保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绿色治理的动力与能力;建立在全社会开展公众环保意识及绿色消费方式的宣传教育机制等。三是建立健全促进企业开展绿色管理的市场体系，形成家家争创“绿色企业”、全力推进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开发的良好市场环境。

(四)塑造绿色的公共管理文化

“一种公共管理行为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物质性要素，也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精神性要素，即文化要素。”［9］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文化正经历着空前的变革和转型，传统的以“忽视自然内在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公共管理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要，必须塑造以“绿色发展价值观”为核心的绿色公共管理文化。在这过程中，营造绿色行政文化是关键。绿色行政文化建设旨在通过塑造和培育为广大行政管理者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绿色”价值观，改善他们的心智模式与价值取向，规范他们的行为，进而实现政府行为绿色化。而培养全社会的绿色共识是另一项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基础，包括绿色企业文化建设和公民绿色意识培养。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和实践，全社会逐步认同并遵循绿色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助于促进绿色公共管理文化的建构。

(五)公共组织绿色化的变革

公共组织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主体，是履行包括绿色管理职能在内的所有管理职能的物质承担者。目前公共组织理论的研究状况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界研究比较薄弱而亟待加强的一个主题领域”。［8］150

在全球绿色运动浪潮下，应加快构建公共部门绿色管理的组织网络，改进绿色公共管理的绩效，这无疑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一场“绿色革命”。具体而言，一是优化具备绿色管理相应职能的各部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包括整合设置绿色管理的专门领导机构、探索建立相关部门间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运作模式、构建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等。二是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低碳减排和人员精简研究，公共组织特别是政府组织应起表率作用，千方百计降低本身公务活动对环境的污染，杜绝人力资源和办公资源的浪费，节省行政资源。三是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研究，根据价值链原理，通过电子政务、“一站式办公”等创新形式，全力推进公共组织绿色管理的业务流程再造，提升公共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力。

以上绿色公共管理研究的五大核心主题中，绿色公共管理文化是内在价值体现，处于变革的核心层;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与绿色管理职能重构是关键、公共组织绿色化变革是保障，绿色公共管理体制是突破点，这三者处于中间层;绿色公共管理技术是实现捷径，处于外层。五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

图1来示。

绿色政治论文例5

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题为《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的报告中阐述了中国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明确指出了中国应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绿色发展是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文化、绿色新政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于发展方式的总结和延伸，具有更全面的含义。从表面上看，资源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在，然而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经济、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复合”问题。绿色发展力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两者给予相同的重视程度。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不是就环境论环境，而重在诊断隐匿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的病因，要求通过发展理念、发展机制、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二、当前我国绿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职能发挥不够

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能适应绿色发展要求。职能转变进程与生态社会建设速度不协调，尤其是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处理好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总体看来绿色发展理念对经济、社会的协调作用还不是非常明显。关于绿色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扭曲，未能对当前现状的改变产生积极作用。执法不到位，监督体制不健全，事后监督比例大于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大于政府监督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薄弱。

2.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绿色发展方式需要借助制度载体方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我国环境立法还没有清晰的确立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地位。环境立法与司法环节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低，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缺乏必要的预防体系。环境法律条文缺乏必要的操作性，空洞、宽泛、不确定的内容较多。法律法规方面的不完善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绿色发展方式不合理，缺乏实效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3.绿色市场尚未建立

绿色市场运行不畅是绿色发展理念推行的最大阻力。尤其在消费品市场中，一些没有获得专门机构认证、无绿色产品专用商标的产品大肆流通，甚至一些假冒伪劣的绿色产品在市场中也频频现身。这不但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更为重要的是阻碍了绿色市场的整体发展，对绿色市场秩序形成冲击。绿色发展目前在社会中已经形成普遍共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对绿色产品也具有强烈的偏好，但是这不但没有形成促进经营者开发绿色产品市场的正能量，却给一些不法商家做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提供了便利。因此绿色市场机制不畅也已经成为影响当前我国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性因素。

三、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

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实现绿色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生态文明理念应当成为绿色发展的精神指导。

1.加大生态环境治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的要求，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重点任务。具体做法如：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治理的环境治理体系；推进多污染物综合防治和环境治理，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等。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改善生态环境。

2.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建议》中强调，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就要首先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严禁移植天然大树进城，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入植树造林。加强水生态保护，系统整治江河流域，连通江河湖库水系，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等多种措施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3.推动低碳循环发展

要坚持节能减排，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切实使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落到实处。《建议》中提出，控制碳排放，就要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同时要继续抓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要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大力弘扬健康文明、节能环保的生产方式。

绿色政治论文例6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高等会计教育也进入了高质量教育发展阶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化会计“德”与“术”的融合教育，思想政治和专业课程思政融合教育越发显得重要。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促使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基本健全，高校立德树人成效进一步提高。”2021年3月，财政部《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征求意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展望2035年，将基本实现打造会计强国的战略目标；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知识结构、执业能力与会计强国的地位相匹配；会计诚信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会计人员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养全面提升等。上述远景目标均与会计课程思政教育密切相关。那么，新时代我国会计专硕课程的特色和思政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应如何设计？如何有效实施？这些问题急需会计教育界、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深入探究。

一、文献综述

1.从单一课程思政教育元素设计角度。本科层次的《会计学》和《中级财务会计》课程应融入思政元素、重构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等[1]，将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对接分项设计[2]，并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财务会计思政教育实践。《政府审计学》作为会计专业课程，要挖掘课程中“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国家治理”的思政理念[3]。2.从会计专业和学科建设角度。殷俊明等[4]采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思路，从“立德”和“树人”两维度设计了会计学专业思政的具体建设路径。董必荣等[5]认为突显“价值引领”、瞄准“两性一度”、明确“建设目标”、打造“卓越团队”是学校会计学金课建设的基本思路。徐经长[6]认为新时代会计学教学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需要重视职业能力的提升，需要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对企业管理实践和政府治理的关切。3.从会计人生教育内涵拓展角度。栾甫贵[7]论述了拓展高等院校会计教育内涵、引入人生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主张用会计理论和方法诠释人生，用人生哲理深化会计教育，以提升会计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等。也有学者从职商维度，剖析了高素质应用型会计人才的本质内涵与能力要求。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探究了本科层面的会计课程思政教育的内容、思路和举措。依据《纲要》的规划任务，本文以绿色会计教育为特色，从绿色会计专硕（绿色MPAcc）教育层面，探讨会计专硕课程“思政+特色”融合教育的目标定位、内容设计和实施措施等，以丰富中国特色的MPAcc教育理念，落实教育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任务，同时有利于指导培养单位课程思政教育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绿色MPAcc课程思政教育的思想基础与教育目标

1.绿色MPAcc课程思政教育的思想基础。绿色MPAcc特色教育是在绿色高质量发展观指导下，确立绿色会计教育理念，制定绿色会计专硕培养目标，将绿色会计理论与实务问题贯穿于培养全过程，培养市场需要的具有绿色环保会计特征的高级应用型人才[8]。这一特色教育蕴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思想。进入新时代，绿色MPAcc课程思政教育的思想源泉是马克思关于会计的“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著名论断和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马克思认为，“过程越是按照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会计的反映和控制功能，及其在大规模生产环境下的微观和宏观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企业的资本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控制的”，控制职能是会计的本质职能，没有对“过程的控制”，“观念总结”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传播、认知和践行马克思会计控制思想是当今MPAcc课程思政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作为对生态产品或产业价值全周期性的反映和控制的生态会计，将在经济社会生态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蕴含着自然、经济和生态会计的关系。自然环境资源的“绿水青山”就是经济中的“金山银山”，需要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统一核算与控制，这一功能天然地由会计尤其是资源环境会计来承担。因此，新时代资源环境会计、审计的教育思想源泉是总书记的“两山”理论。以“两山”理论为指导，研究设计绿色MPAcc会计教学内容，通过资源环境特色的会计、审计、财务等教学，培养会计硕士的生态文明理念，使其熟练掌握生态会计的知识和技能。2.绿色MPAcc课程思政教育目标。绿色MPAcc教育以绿色会计为特色，既包含了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历史文化教育，又涵盖了马列思想及当代创新发展观的教育，同时蕴含了绿色会计的反映监督职能与法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融合教育。基于绿色MPAcc思政教育的思想源泉和会计专硕总目标，绿色MPAcc课程思政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时代所需要的、具有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会计职业人才。其具体的教育目标为：一是以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导向，塑造正确的会计人生职业观念，包括会计法治观念、会计职业道德观念、会计责任观念、如实反映观念、诚实守信正直观念、绿色环保会计观念等。二是改善MPAcc学员会计心智模式，包括改善学生会计思维认知方式、知识素养、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以新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创新性地从事会计职业。三是获取全面而有特色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如绿色会计知识、职业判断的技能、解读经济利益的技能等），是会计教育必须面对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四是提升会计职业能力[9]，包括理论分析能力、数据处理能力、文字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合作协调能力、团队领导能力、学习领悟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等。

三、绿色MPAcc核心课程思政教育的内容体系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内容，教育内容的设计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教高［2020］3号文件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同时指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要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据此，笔者认为绿色MPAcc核心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体系的构建如图1所示。1.MPAcc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教育。MPAcc课程思政教育是以思政课程中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借助专业课程，巩固思政课的原理，加深思政课程教学原理的应用，提升师生的思想政治修养和法律道德水平，培养适应新时代的高级会计应用人才。2.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课程的特色思政教育。该课程作为MPAcc课程思政教育的专业基础课程，系统阐述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思想体系、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与专业课程中的法规道德教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会计专硕的课程思政教学的主体内容，并与会计专硕专业课程中的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绿色财务等特色内容共同构成绿色MPAcc核心课程思政教育的内容体系。如在讲述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惩戒机制时，引述总书记论道德，“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基于中国特色会计职业道德评价惩戒机制，使学员认识到褒扬会计诚信与惩戒会计失信的重要意义，引导学员积极践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计道德评价和惩戒案例，提高学员对中国制度的自信并深化学员的会计职业理想等。3.专业核心课程的“思政+基本+特色”教育内容。MPAcc的核心课程由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和审计理论与实务等构成。笔者认为核心课程教学内容设计应包括“思政+基本+特色”内容。这样设计不仅能够体现核心课程对教学大纲基本内容的传授，而且可以体现核心课程的思政引导，并与基本内容相融合。通过专业教育塑造正确价值观，从价值运动教育，到融入思政教育，再拓展到学生的人生价值教育等。另外，课程内容还要体现特色教育，如绿色会计特色内容，实现以思政为引导，以基本内容为核心，以特色内容为特点，培养全面而有特色或专长的会计人才。具体设计如表1所示。

四、绿色MPAcc课程思政教育实施路径

1.加强全国会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对课程思政教育的指导。全国专硕教指委应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课程思政理念及《纲要》精神，组建会计专硕课程思政指导分会，研究并提出会计专硕课程思政的教育指导意见，开发会计专硕课程思政教学大纲、教材和课程思政素材库等，并指导和督促培养单位会计专硕思政教育的规范建设。2.MPAcc培养单位探索实施“三位一体”融合教育模式。MPAcc培养单位应按照会计专硕的总目标和课程思政目标及特色教育目标，以课程思政为引导，以基本内容为核心，以特色内容为亮点，修订完善MPAcc教学大纲，探索设计并实施“思政+基本+特色”的“三位一体”融合教育模式。3.各课程教学组实施PDCA模式。各课程教学组依据“思政+基本+特色”的“三位一体”融合教育理念，采用PDCA（计划→执行→检查→改进）模式，开展各专业课程的特色思政教育。首先，细化课程教学目标，设计课程教学计划，形成“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案。其次，创新教学方式，实施过程教学法，包括教材使用、思政元素的采集和特色内容的引入，通过线下线上的传统讲授、讨论汇报、案例教学、慕课教学、影视教学和质疑教学[10]等方式方法，确保过程教学质量。再次，创新课程考核机制，实现全过程和“三位一体”内容全覆盖的考核机制，实施以“三位一体”全覆盖为考核要点，以平时过程考核为主、期末考核为辅，并以开卷、闭卷、课程论文、案例分析汇报等多种形式进行综合评价。最后，针对执行和检查考核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以持续提升教学质量。4.强化实践课程、毕业论文创作与课程特色思政的融合。MPAcc强调实践应用教育，培养应用型高级人才，所以在采用双导师制的实习实践课程教育中，既要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育，也要在实践课中践行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教育。在实习实践中应重点观察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为学位论文选题提供实践依据。这些来自实践导向的学位论文选题，既有实践意义又有思政教育意义。进一步，在论文创作过程中培养学生研究创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论文创作中对学生学术规范和严谨的逻辑思维的培养，使其尊重已有学术成果、坚守学术道德规范，即寓思政教育于实习和毕业论文创作。5.MPAcc毕业生用人单位以德才兼备人才需求为导向，推动“思政+基本+特色”融合教育模式的有效运行。MPAcc的教育供给要符合人才市场的需求。培养单位应不断与用人单位互动交流，根据市场的有效需求和用人单位评价机制，推动“思政+基本+特色”MPAcc的供给侧改革，实现MPAcc培养的总体目标。

五、结论

会计专硕课程思政教育是新时代中国会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专硕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为培养高质量的德才兼备的MPAcc人才，特色和思政融合教育是现实的选择。基于绿色发展观，开展以绿色会计为特色的会计专硕思政教育，以马克思有关会计论和“两山”理念作为思想源泉，结合会计专硕教育特征，本文设计了会计专硕必修课程特色和思政融合教育的具体目标、内容体系和实施举措，以期培养具有远大理想、家国情怀，遵守职业道德和审计法规，融“政治—道德—法规—业务”为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卓越会计师。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和会计教指委组织制定并完善会计专硕课程思政教育标准，督导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各培养单位根据《纲要》要求和自身特色定位，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有效提升教师课程特色和思政教学能力，将特色和课程思政内容嵌入核心课程，实施“思政+基本+特色”融合教育。会计专硕用人单位严格以德为先，招聘德才兼备的富有特色的会计专硕毕业生，推动“思政+基本+特色”融合教育模式的有效运行。

【主要参考文献】

［1］杨瑞平等．通识教育下的《中级财务会计》教学改革研究［J］．财会月刊，2019（2）：72~79．

［2］章雁．关于本科“中级财务会计”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思考［J］．商业会计，2020（7）：103~105．

［3］王如燕．《政府审计学》“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J］．国际商务财会，2020（6）：72~74．

［4］殷俊明，张兴亮．会计学“专业思政”建设的思考与探索［J］．财会通讯，2020（15）：163~166．

［5］董必荣，刘海燕．会计学一流课程建设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9（10）：75~79．

［6］徐经长．新时代我国大学会计学教学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中国大学教学，2018（5）：19~23．

［7］栾甫贵．会计教育内涵的拓展——基于人生教育的思考［J］．会计研究，2017（12）：87~92．

［8］郝玉贵等．绿色+MPAcc特色化教育模式创新研究［J］．商业会计，2020（13）：114~117．

绿色政治论文例7

在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喜欢纯净的“绿色”，吃“绿色食品”，用“绿色产品”。什么是“绿”？杨叔子院士说：“：绿者，自然也。第一，‘顺’人、事、物本身之自然，‘扬’此自然的积极方面，不为违背自然之事；第二，‘和’人、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共同发展，不为不‘和’之事。显然，对人的教育不‘绿’，对人脑的开发不‘绿’，那人同他人、同社会、同自然的关系又怎么能‘绿’？”绿，是生命之色，生命之源，也是教育之色，教育之源。“绿色”代表生命代表未来。“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现代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实施“绿色教育”，其基本目标是要向社会播种“绿色”的种子，让学生和周围的人，维护和关爱生命之色、生命之源。所以“绿色教育”，实质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在“绿色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的课堂也应该进行“绿色革命”，提倡“绿色教学”。什么是“绿色教学”？那些流淌着生命活水，注重情智生态平衡，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学，就是“绿色教学”。绿色教学的本意，应该是顺着学生自然的天性，发掘学生的内在潜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接受知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要求政治教师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的自然天性，明确学生一生发展中真正需要什么知识、能力、情感等。只有尊重学生现实的特点和未来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才会真正有生机和活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教育教学，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基础

互相尊重、坦诚相待的新型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课堂学习的实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商，有利于学生开展健康的人际交往，因而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尊重学生天性的需要，是构建思想政治课“绿色课堂”的基础。

要赢得学生的尊重，先要学会尊重学生。要想成为受学生尊重和喜欢的教师，首先要学会尊重和喜欢自己的学生，学会尊重学生自然的天性。思想政治课教师所带的班级多，接触的学生多，因而与学生个体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这就需要政治教师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也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提供展示个性的平台，允许学生说说自己，谈谈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当学生在老师面前真正说心里话，谈真实想法，教育教学就已成功了大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老师在说真话，在真关心自己。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是难 使教师走进学生中间的。学会与学生一起学习，学会向学生学习，让学生感到老师离自己很近，教师就是一个真正指引自己不断成长的朋友。当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能记得与老师一起学习、一起探讨的情景，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这样的教学才富有绿色的生命力。

三、实现课堂教学“四化”，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关键

对思想政治课，许多学生会觉得“难”、“枯燥”，甚至“假、大、空”。那些现成结论式的、步骤教条式的、书山题海训练式的教学，带给学生的只能是对思想政治课的厌恶。要让课堂成为师生乐教乐学的地方，需要改变这些传统的落后的教学模式，要求构建让学生愉快学习的平台，还思想政治本来面目。实现课堂教学“四化”，即实现教学情景生活化、教学方式活动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学评估多元化，这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关键。

1、教学情景生活化。思想政治课难 得到师生的喜欢，一方面因为其内容的理论性过强，使师生觉得它高高在上难教难学；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教学中确实存在“从课本来，到课本中去”的问题，缺少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实际结合，使教学缺少“绿色生机。定位课堂，应该通过引入生活事件，设计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营造逼真的教学环境，使学生在特定的情境、角色、任务中去学习思想政治。变狭小的课堂为广阔的交际空间，使思想政治教学不是孤立的死记硬背，而是活生生的反复亲历体验的过程。在”绿色“的养料中，让学生主动汲取知识，激发兴趣，培养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教学情景生活化可以缩短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学生与教材的距离，缩短学生与生活实际的距离，这无疑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学会运用知识，有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2、教学方式活动化。美国教育教学流行一句话：I hear ， I forget . I see ， I know ， I do ， I understand！（我听了，我忘了。我看了，我知道了，我做了，我懂了！）这句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在具体工作中应该充分考虑学生，不要让学生成为听众，应组织他们多看，多做，多参与合适的活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可以让学生带着问题看书、讨论问题、辨论问题等；可以引导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如要求学生一学期内至少调查、研究一个问题，形成初步研究成果（如调查报告、小论文等）；可以组织学生，针对一定的学习内容和事例，开展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漫画比赛等。这种寓教于活动中的做法，易受学生的欢迎，易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合作和科学探索的精神。教师要敢于放开手脚，大胆让学生参与活动，创造思想政治课堂绿色生命。

绿色政治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285-02

2011年4月22日，环境保护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门联合颁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中提到推进高等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将环境教育作为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计划，组织开展“绿色大学”创建活动。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是社会行动力的主体，他们对环境的认识将决定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经过多年的各种形式、多种途径的教育活动，我国的大学生环境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的知识教育阶段，大多高校尚未开展深层次的教育，而“绿色”大学生的培养模式就是当前可以采用的深层次教育模式之一。

大学生中存在的不利于环境的种种现象表明，大学的环境教育需要新的视角，引入新的内容，采用新的方法和途径，达到新的目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新的视角解决大学生环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解决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这对大学生实现全面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大学生环境教育现状分析

（一）环境教育体系不够规范，随意性大

西方国家环境教育显著的特征是通过立法及一系列健全的法律体系、政策以及强制的环境管理制度来进行和配合环境教育工作。这些立法规范环境教育中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学校环境教育的顺利开展也是在国家环境教育立法监督之下进行的。像美国早在1970年就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环境教育法》。而对比我国，有关环境教育的法律还不够规范。

（二）环境教育课程设置不够合理、缺乏创新

环境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形式单一，不够创新，教学效果较差。在教学形式上，大多数高校仍以教师课堂传授为主，没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或借助现代教育手段，让学生感觉所学知识乏味，没有真正亲身感受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自身的责任。

（三）环境教育师资欠缺，使用教材不规范

绝大部分非环境专业院校环境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一方面环境教育专业教师不足，另一方面，其他专业课程教师环境意识薄弱，缺乏环境科学知识，不利于环境教育的开展。此外，学生使用的环境教育教材缺乏，有针对性的环境教材建设迫在眉睫。

（四）环境设施建设存在不足

环境设施的建设是校园环境教育的延伸，也是培养“绿色”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地方，它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在努力增强学生环境意识的同时，加强环境设施建设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环境设施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日常环境意识和行为。但当前我国高校环境设施的建设仍存在问题，比如我们平时观察可以看到有些院校没有设立废旧电池和电子垃圾回收点；没有完善分类垃圾箱的建设；校园里仍有人在用一次性的筷子和方便饭盒等。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进行“绿色”大学生培养的必要性

（一）“绿色”大学生的内涵及特征

我们认为，所谓“绿色”大学生，就是具备一定的环境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环境道德素质，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高度统一的人，与普通大学生有明显的不同。“绿色”大学生不是简单地表现在具有一定的环保意识，停留在节约能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层面，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行为，上升到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绿色”大学生的核心是具有生态人格。生态人格属于道德上的人格，只有具有生态人格，才能保证大学生环境的意识自觉和行为自觉。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解决当前大学生精神层面存在的问题

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解决价值、道德层面的问题，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当前大学生在精神层面存在的问题，一是“价值迷茫”，学生为职业、为将来的工作岗位而奋斗，对其他的事缺少关心，不知道过一个怎样的大学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二是“意义感缺失”，意义感的缺失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困扰，这主要表现在：信仰迷茫、精神空虚、消极悲观、茫然无奈等。这使他们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这种精神状态限制了学生在大学期间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三）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绿色”大学生的培养与一般环境教育的不同

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绿色”大学生的培养，是唤醒学生的生态伦理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绿色”观念成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组成元素，培养大学生成为向社会播撒“绿色”的播种机[1]。思想教育视角下“绿色”大学生的培养与一般环境教育在目的、方法、途径等等方面有所不同。

一般环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生态人或生态公民。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绿色”大学生不仅是生态公民，而且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生态公民。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绿色”大学生培养的教育内容除了一般环境知识、环境道德理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中有关环境保护的内容之外，还要着重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教育，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方法。

三、如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培养“绿色”大学生

（一）把环境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教学中

当前我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主要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四门课程教育教学。对大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质是“内化与外化”[2]的过程。把环境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教学中，实质就是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将环境教育的思想、观念、规范纳入到大学生的态度体系，成为大学生意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将这种已经形成的保护环境的品德意识转化为大学生个体的行为表现和行为习惯的过程，从而达到“绿色”大学生培养的目的。

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中，保护环境是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对大学生进行此部分的教学中可以采用现代教学模式和方法，在目前教学改革的各项成果中，最值得环境道德教学采用的，莫过于案例教学。在教学环境中，提供给学生生活中的情境和真实事件，使其在相互讨论中完成学习任务，例如针对宿舍里的“长明灯”和“长流水”现象。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主动地认识到节约能源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才，如果在此方面缺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从而打破传统教学中被动灌输的限制。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部分的内容教学时，应让大学生深刻了解到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因此，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行动力的主体，应把保护环境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不仅能够自己做到保护环境，也要监督别人做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中，能够帮助大学生把握自我、规范人生，正确理解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摆正自己在社会上和自然界中的位置，为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起着导向和激励的作用。

（二）把环境教育纳入到社会实践体系中

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民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05年2月1日，、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就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社会实践中实施环境教育实际是一种好的社会参与的方法，因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喜爱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之一。

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例，为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性、感染力，学校在原来开设“两课社会实践”课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大学生社会实践必修环节建设，设置“思政社会实践”课，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单位和校团委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建设，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指导的优势，学生全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并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全员参与评价考核。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进行社会实践或者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同学进行相关实践的理论指导。这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得大学生从思想层面上针对环境教育树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自身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在环保社团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全国大多数高校都有自己的环保社团，“有些高校还发展了多个不同主题、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环保社团。”[3]在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自己的环保社团，像清华大学的“学生绿色协会”、北京大学的“环境发展协会”、中国地质大学的“蔚蓝环保社团”、中国人民大学的“环保志愿者服务队”等。当前，高校环保社团已经出现了打破学校的限制，向构建全国性的合作联盟的趋势发展，这种联盟不仅是高校间的联盟，还有与媒体、民间组织的联盟。因此在环保社团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上升到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从而有助于将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为具备“绿色”心灵和“绿色”人格的“绿色”大学生。

参考文献：

绿色政治论文例9

对于如何营造“育人”的“绿色”环境，杨叔子说，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转变学习方式，促进绿色发展;打造高效课堂，促成绿色发展;提升学科素养，推进绿色发展;创新评价机制，实现绿色发展。

 

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二五规划首次以绿色发展为主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规划”，标志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

 

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发展的核心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绿色发展的实质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最早提出绿色教育理论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提出的。他在一次中小学校长论坛上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题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他指出“以‘绿’育人，而非其他。

 

”杨叔子说：“人是有感情、思维能力、精神境界与个性的，或者说是有‘灵魂’的。‘育人’主要是开发人脑，化育‘灵魂’，而绝不能加以污染与破坏。”

 

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学生成绩是绿色的吗?学生成绩的“单位能耗”是多少?我们的教育发展是否也存在“三高两低”的现象?如果存在，那我们教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又是什么?作为一名从教二十年的政治教师，应顺应时展的趋势，及时转变政治教学方式，推进教育绿色发展。那么怎样转变政治教学方式，从而促进教育绿色发展呢?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转变学习方式，促成绿色发展

 

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学生首先必须得转变学习方式，从死记硬背到灵活运用，从“逼着我学”到“我要自主学”，比如，在讲必修一《经济生活》时候，可以让学生去参观本地的中小企业，讲必修二《政治生活》时可以让学生组建社会团，比如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访问身边的人大代表，观看视频“明星参政议政”等等诸如此类活动，在高一、高二都可以展开，这样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老师的教学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学习方式的转变既是丰富了学习内容，更是转变了学习方式，促进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促成了教育的绿色发展。

 

二、打造高效课堂，促进绿色发展

 

要打造高效课堂，提高教学活动的单位时间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首先必须对教材加工处理即根据知识本身的内在联系重新整合，然后确定各种课型，节约讲授成本;其次导入新课既要新颖又要简明扼要，最好是三分钟左右要进入正题。

 

第三，课堂讲授不要面面俱到，要有的放矢，教师只讲重点、难点、易错易混点，学生能自学完成的部分坚决让学生自学完成。

 

第四，合作探究，知识拓展一定要精心设置，知识的拓展要有针对性和时政性，而且要有思维度。

 

第五，课堂内(外)的练习都要精心准备，精挑细选，做完之后，必须先让学生呈现答案，再由学生进行互评，尽量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在长期的政治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活而不乱，实而不死，新而务实，严而有爱”。

 

三、提升学科素养，推进绿色发展

 

政治学科的素养既有时政素材的积累，更有新闻评析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自我展示能力以及长期的政治学习中形成的既严谨又开放，既规范又变通的处世能力。政治教学特别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对时事政治的积累，可分两步走：一是在平时注意把当月的重点时政记录下来，稍作归类。

 

可以分为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科技类、体育类等;二是利用课前五分钟，根据时政材料，进行展示和评析，引导学生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利用课堂来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比如举行辩论赛来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自我展示能力，利用课间五分钟来提升学生的新闻评析能力等。

 

四、创新评价机制，实现绿色发展

 

利用政治课既具有时政性，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设置多元化政治教学评价机制，比如对政治老师一堂课的评价，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教法，只要这堂课三维目标明确，方式可以多元化，只要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激励学生上进，促进学生健康成才的教学方式都可以。

 

绿色政治论文例10

一、9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的新趋势

与70、80年代相比，西方环境运动在90年代产生了四大发展趋势：实践层面，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政治层面，从“红-绿结合”发展到泛绿；思想上，从深绿发展到浅绿；文化价值上，出现了后物质主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在实践上，从绿色运动的层面进入以绿色政党活动为主的层面

为了认识90年代绿色环境运动的这一特点，可以简单地回顾绿色运动的前史。

60年代是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主要事件是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森的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70年代是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主要事件是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和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回应。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料，后成为人类共识。在7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各国政府纷纷建立环境管理机构。

80年代是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主要事件是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80年代也是发达国家绿党活动最活跃的阶段；80年代还是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

90年代以后，绿色环境事业走向全面政治化阶段。与前20多年相比，90年代的绿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国际政治行为，政党政治。1992年全球环境峰会――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特别重要的是，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绿联盟”政治现象，即社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

绿色运动向绿色政治的转向，形成了90年代环境运动总特点，即从以群众运动为主体发展到以政党政治为主体。在欧洲各国绿党通过与社会人的联合执政成为体制内的执政党之后，绿色运动表现为普及性、组织性上升，民间性、社会性降低。近年来，尽管媒体时有关于“绿色和平组织”在海上拦截日本捕鲸船、多瑙河全程污染、生态死亡等抗议活动的报道，但是90年代鲜有70、8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即使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美军和北约使用贫铀炸弹的情况下，整个西方也没有出现群众性的环境抗议运动。

第二，在政治上，从“红-绿结合”到泛绿化

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之前，绿色环境运动的“红-绿”结合倾向一直居主流地位。尽管主流绿党主观上强调自身的中性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本质上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其矛头主要对准工业社会的既成秩序、反对资本主义官僚体制。因此，绿色环境运动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从红到绿”、“红绿交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而90年代中期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从社会的角度看，红绿联盟是社会长期战略的胜利；但是从绿色运动和绿党本身的发展线索看，红绿联盟既扩展了自身内部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一脉，也标志着绿党活动向泛绿化方向的延伸。也就是说，主流绿党不仅在政治上谋求与社会组织中左政府，实现红绿联盟，而且它的存在和上升也“绿化”了西方各大主要政治意识形态，迫使整个政治景观出现泛绿化，客观上推进了政党政治的“绿化”进程。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现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的主要原因。所谓“两头靠中间”，左右向中看齐，实际上是向“绿”看齐。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三，在思想上，从“深绿”到“浅绿”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哲学理念，绿色环境运动的主流指导思想是“深绿”色的，生态主义者也将之归结为“深生态学”。研究者所说的生态基要主义(生态原旨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简称生态主义)，都属于“深绿”范畴。原旨的生态主义者也即主流绿党，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集中批判技术中心主义。其极端的形式即所谓“动物权利”、“生物权利”理论。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一般地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在对技术中心主义的批判中反对走极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口号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这种从认识上和哲学理念上对工业文明、科学技术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既拒绝狂妄的、以技术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早期粗糙的人类中心主义，也远离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标志着绿色意识形态的淡化即浅绿化。绿色时尚从深绿到浅绿的转化，意味着人类绿色意识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非技术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现已成为绿色思想的主流和共识。

第四，在文化价值取向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在文化观念上，绿色环境运动及其思想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在绿色思想各派别中，除了那些受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流派仍重视理性主义、进步主义的价值之外，新兴的主流绿党、绿色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基本上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新一代青年中出现了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

作为新兴的、流行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是当代西方以雅皮士(YUP，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倾向。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运动、绿色思想的渊源决定了它对“生活质量”的重点关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折，体现了价值观念的代际转换。在发达国家的特定时期，都存在着从二战后的高度富裕中得益的年轻一代与经历过一战、大萧条和二战痛苦的老一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饱受战争痛苦和经济萧条的老一代人的群体价值取向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最关心与衣食住行相关的物质需要和安全保障。战后“婴儿潮”一代人(1946-1965年出生)在经济发展的繁荣期长大，关注的重点不在食物、住所等直接物质需要，其价值追求与上一代以人身保障和安全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有差别。当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选民时，开始出现一定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但是，这一代人仍重视物质财富和政治上的成功，在价值观念的总体上仍是物质主义的。由于西方社会持续的繁荣，后来数代人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作为“婴儿潮”一代人后代的“X一代”(1965-1981年出生)不再在乎财富和成功，行为更为自主，也更加远离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能够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诸如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其后，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回生代人，即现在被称为“G一代”(全球化一代)或“E一代”(电子网络一代)(大约生于1977-1994年)又向我们走来。他们比“婴儿潮”那一想主义者更务实，比“X一代”更有信心，更有个体自觉，并更具有全球环境关怀。他们崇尚“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天然的基础。真正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一代人，是绿色环境运动和绿色环境意识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

二、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关于绿色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主要是指90年代绿色理念在三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看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意识的绿色理念的发展；二是在欧美风行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中，看绿色理念的新意、特色和影响；三是从绿色意识形态与当代新自由义主流思潮的冲突中，看其政治哲学基础的新变化。从总体上看，90年代绿色意识形态地位上升，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反差较大，情况不同。

1，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

90年代的全球化从正负两方面促进了绿色意识形态的发展。

首先，由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绿色意识形态的地位空前上升。随着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民族国家能力下降，国家边界软化，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欧盟和欧元区的建立，是欧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新的发展现实的应对措施与战略努力。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的消极作为则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现实的客观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凸现出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负面全球问题包括：核武器扩散及核安全问题、全球环境危机、全球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国际金融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并在90年代迅速加剧。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问题的主体。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而全球环境危机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全球变暖，等等。解决这些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单一民族国家力所不及的。危机当前，具有全人类共同命运感的绿色环境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示出其重要性。在地球生态毁灭的威胁下，在人类为自己人种存在而奋斗的关头，绿色意识形态天然蕴含的全球主义意识的优越性自不待言。

其次，从正面看，由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引发了全球主义的进一步普及，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同样不可否认，当代全球主义理念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的烙印。但是，当代全球主义毕竟具有区别于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进步方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90年代的全球主义毕竟具有以往世界历史上的全球化所没有带来的新质。绿色意识形态在90年代的发展显然属于全球主义具有新质的内容之一。

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使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是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全球利益和安全的高度相关性，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绿色意识形态关注高于单一国家安全的全人类安全。90年代人类的生态关怀、绿色环境意识、绿色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新质内容。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而全球绿色生态环境意识作为具有新质的社会共识，集中体现了90年代全球主义理念的发展特点，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更新与超越。人类的全球观已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

2、绿色意识形态与“第三条道路”

绿色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因为传统的政治选择以及它们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已不足以适应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第三条道路”根据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深受绿色意识形态理念浸染的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的变化，提出了“新政治”。

所谓“新政治”，并非“第三条道路”的发明，是欧美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新政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典型产物。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基本特征和深刻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二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人们生活安定，普遍富裕。由于教育普及和消费发展这两大因素的影响，新中间层和高学历层大量增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产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由于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的冲击，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质疑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由于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表现为左右界限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在阶级认同降低的同时，围绕诸如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利用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政治认同。

90年代以来，“第三条道路”的“新政治”依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以左右划分的政党政治、阶级认同和价值观念的新的政治治理方式。“新政治”以所谓不同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种模式”实行“社群主义”的“新治理”，核心内容是强调“辅原则”，即公民是第一责任人，国家是辅助者，强调个人的自救，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建立政治力量与“市民社会”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新政治”的基础理念是“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一理念背离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转而置根于绿色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个人即政治”。绿色意识形态的个人责任原则、自主原则、自治原则、基层民主原则等理念深刻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构成了“新政治”的理论背景。

3，绿色意识形态与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绿色意识的政治哲学背景是无政府主义。这一基本政治特征决定了绿色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对抗姿态。

自里根、撒切尔主政以来，西方经济历经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以解除管制、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启动了自由市场的活力，结束了凯恩斯主义失灵后西方经济“十年滞胀”的困境，并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近年来势头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更是进一步扫清市场壁垒，在全球空前扩张了自由市场的疆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经济的发展，也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边缘化，外在于全球化进程，陷入贫困的深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试图凭借新自由主义霸权，建立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绿色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不认同任何政治体制，矛头指向一切形式的权力结构。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主流绿党和生态女权主义等典型的属于后现代范畴的组织，从不讳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主流倾向。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意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因此，绿色运动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再度复兴，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参见约瑟夫·卡恩：《全球化使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8月17日。)尽管无政府主义派别林立，但是9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死灰复燃明显带有后现代特征，与绿色意识形态多年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加强国际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维护城镇权力，由地方进行决策；他们反对公司跨越国界大举扩大投资规模，认为这使大公司得以践踏劳工法和环境法；他们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机构取代了各国政府。极端的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将激进的环保主义同极端的反技术倾向融为一体。约翰·泽尔赞认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束缚人们的手段。他认为计算机和因特网肢解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劳动分工，要求更高的效率，并占用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解决技术驱动的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压力，成百万孤立无援的人求助于。他要求控制资本，也控制技术，不但反对发展工业，也反对发展农业，要求社会回归石器时代。美国老牌的绿色理论家、社会理论学家默里·布克金在60年代就将环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合二为一，提出了关于国家和资本主义如何同自然相抵触的理论。但是他目前批评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过分夸大生态内容，认为不能忽视作为无政府主义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反人类的虚无主义者。(以上参见同上文。)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巴枯宁主义，它与后现代的、以绿色生态运动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密切结合，其批判对象也转变为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很显然，当前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重新兴起是与对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社会氛围相联系的。

三、趋势与问题

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