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例1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莎士比亚站在先进思想的立场上，通过描写王室家族的内乱和李尔王的大起大落，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肯定了同情、博爱的道德原则，表现了通过道德改善产生理想君主的思想。在剧本里，剧作家通过塑造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及一系列人物前后思想的转变，热情地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

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先进的思潮，无可置疑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莎士比亚的悲剧往往激荡着热烈奔放的人道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社会罪恶，他的理想又与现实发生尖刻的矛盾，所以“莎士比亚对人类前途曾产生深沉的忧虑和感伤，这就赋予了他的悲剧丰富的思想内涵”。［1］人文主义理想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出现了危机。在剧中，代表人文主义理想的考狄利娅、肯特等人物被反动势力逐出宫廷，而黑暗势力如吕甘、高那里尔、爱德蒙等代表人物获得权势，就是这种危机的反映。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人为万物之灵，现在却沦落为像汤姆一样“和禽兽相差无几的疯丐”。为什么社会现实距离理想越来越远？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中还能实现吗？出路在何方呢？作为一个具有先进思想倾向的作家，莎士比亚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他尽管苦闷、怨恨，但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向现实社会屈服。写《李尔王》时，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他在进一步探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同时，试图找出方法以解决危机。因此，通过对原有剧本的改编，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莎士比亚坚定了对人文主义的信心。

李尔王是剧本里面的核心人物。在戏剧开始时，李尔王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封建专制君主。一直以来，他都拥有绝对权威，他的话就是最高法令，不许别人稍有违抗。平时他刚愎自用，脾气暴躁，偏爱谄媚之言，性情反复无常。当他要分国土给女儿们时，他还要根据女儿们的甜言蜜语来判断她们的孝顺程度，以满足自己作为封建帝王的虚荣心。他听了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的甜言蜜语，感到非常高兴，给了她们丰厚的财产。代表人文主义思想的小女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了老实话。李尔王听后勃然大怒，当即断绝了和她的父女关系，把她“驱逐出境”，嫁给了法国国王。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尔平时是多么昏庸、残暴，偏听偏信，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暴君，一个极端专制主义的化身。莎士比亚一贯反对暴君、暴政，因此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

李尔在受到两个女儿的不公正对待后，流落到荒野上。这是李尔思想上的转折点。他在风暴中亲自感受人民所受的痛苦，由此想到了原野中一眼望不到边的苦难的人民。在经受大自然的狂风暴雨袭击的同时，李尔内心也经历了一场更强烈的风暴。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李尔在苦难中重新认识现实社会，在苦难中重新体验人，认识人，并进而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对自己命运和一切不幸者命运的共同性的认识，构成了李尔恍然大悟的最高瞬间之一。爱德伽乔装汤姆出现，使李尔吓了一跳：难道万物之灵的人竟成了这个样子吗？“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也不向野兽身上借一张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身上借一块香料。……来，松开我的纽扣。”［2］从这个赤身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身上，李尔认识了人的本相。他现在理解了，从前所有一切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概念，不过是幻想而已。上述扯去衣服这动作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李尔和过去的自己进行决裂。他在暴风雨中发了疯，但头脑却比以前更清醒了。这个反省的过程是艰苦的、严酷的。由此，他的思想开始转变过来，向人文主义理想靠拢。他的思想转变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开始为别人着想了，并为他们而祈祷。这时的李尔已经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倾向的新人了。他的意识已成了“全人类意识的一部分”。他认识到，世界上除了真诚的爱，也就是考狄利娅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理想，其他都不重要。他悔恨自己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这些正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和歌颂的人文主义原则。李尔王的转变反映了人民对封建君主的期望，标志着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

通过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莎士比亚对李尔前一阶段的昏庸专横持批判态度。当李尔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思想起了变化，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之后，莎士比亚便以新的眼光肯定他、赞美他。

在剧中，莎士比亚还塑造了一系列体现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如考狄利娅、肯特、弄人等。他们是本剧的一代新人。他们“诚实、机智、坚持真理，忠于父辈和君主，敢于同黑暗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体现了莎士比亚维护和谐自然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思想”。［3］其中考狄利娅是个突出的代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考狄利娅是他塑造的最美好的形象之一。她犹如黑暗现实中的一座灯塔，寄托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考狄利娅从内心里面深爱她的父亲，但即使如此，她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肯用谎话来欺骗父亲，牺牲真理，借以获得大片国土。为了取得父亲的欢心，她的两个姐姐用甜言蜜语回答李尔王。这时考狄利娅想的是“考狄利娅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

这就是人文主义者真诚待人的原则。她认为精神上的富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真诚无私的爱、个人尊严和人格独立胜于父亲的国土。她内心深爱着父亲，但她也坦言出嫁后不能全心全意地爱父亲。对于由此而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和物质损失，考狄利娅没有后悔。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各自的尊严是和真理、诚实以及正义的概念分不开的。同情心、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能力是和他们与生俱来的。甚至于当他们明知一说出真话就会给自己招来不幸的时候，他们也是敢于说出真话的。他们体现了仁爱、忠诚、信义等高贵品质。

考狄利娅的爱情观，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其他主人公一样，就是强调真挚的爱情。勃艮第公爵因为考狄利娅失宠而停止向她求婚，考狄利娅当即也表明自己不愿意嫁给他。面对失宠的考狄利娅，为人文主义思想鼓舞的法兰西国王则毫不犹豫地说：“最美丽的考狄利娅啊，失去了财富，方显出你最富有……我欢迎她做法兰西臣民的王后。”［4］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婚姻应该是自觉自愿的，爱情不容许掺杂物质利益的谋算，决不能拿金钱去衡量，收买。考狄利娅最终嫁给了真正欣赏她的法国国王。人文主义思想获得了胜利。莎士比亚对考狄利娅的肯定，正是对人文主义原则的宣传与肯定。

在君臣关系中，肯特对李尔的态度同样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肯特忠诚而又耿直，敢于直谏。他敢于批“怒龙的逆鳞”，劝谏李尔王不要错误对待考狄利娅。他也不因李尔不听他的忠告把他驱逐出境而抱恨李尔。他没有新兴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而是始终忠于李尔王，装扮成仆人照顾他。李尔流落到荒郊以后，肯特同情他，并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保护他。莎士比亚通过肯特赞扬了忠诚高尚的精神。

除了剧中主要人物李尔外，葛罗斯特和爱德伽也在时代的风暴中经历了大的转变过程，思想上向人文主义转变。葛罗斯特的经历和转变过程和李尔相似。至于爱德伽，他在剧中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大的了。他开头跟一切有钱人一样，尽情地享乐：贪酒，爱赌，好色。此时的爱德伽是一个幼稚无知的浪荡公子。被逐出后，爱德伽无以为生，经历了与被逐出田园的无业游民同样的生活，与人民共患难，从人民中学到要坚强地生活下去。经过了千辛万苦，爱德伽在风暴中挺下来了，并成长为一代具有进步思想的新人。这样的新人，预示着未来必将取得新的和谐与光明。

在剧末，李尔经过重重困难，终于找回了考狄利娅，象征着他最终完成了向人文主义思想的转变。在监狱里，父女俩的灵魂获得了人文主义的和谐与温暖。尽管李尔和考狄利娅死去，但“人文主义理想不以人的死亡而泯灭，而被一代新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才是这部悲剧的精神实质”。［5］莎士比亚在任何困难时期从未失去对人文主义理想的信心，他的悲剧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人文主义者在生活、斗争中经受考验，一代新人成长起来。最后，悲剧虽然以大多数代表正义的和代表邪恶势力的主人公的死结局，但剧作家的人文主义理想却实现了，理想的社会秩序重又建立。

参考文献：

［1］矫福军.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文主义思想［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人文主义思想例2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强调人的可贵；反对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提倡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反对宗教束缚和封建等级观念，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提倡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以造福人生。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人文主义思想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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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

[3]张建萍(编著):《英国短篇小说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7页。

[4]此处译文为笔者所译,原文详见Reed, Toni. Demon Lovers and Their Victims in British Fiction, Lexington: U P of Kentucky, 1988, p.472.

[5]此处译文为笔者所译,原文详见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Our Andocentric Culture: http:/ / /etext/3015.

[6]张建萍(编著):《英国短篇小说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9页。

[7]荣格:《荣格自传》,刘国斌、杨德友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第39页。

[8]Marcus, Clare Cooper. House as a Mirror of Self: Exploring the Deeper Meaning of Home. Berkeley: Conari Press, 1997. p.2

[9]张建萍(编著):《英国短篇小说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9页。

[10]同上,第490页。

[11]邱燕:《应用写作》,2002年第7期/view/24377.htm。

[12]Bowen, Elizabeth. The Mulberry Tree: Writings of Elizabeth Bowen. New York: Harcourt , 1987, p.98.

人文主义思想例4

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兴起的，并且很快扩展到周围各国，并于16世纪末在欧洲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借助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用以人为核心的崭新的意识形态反对以神为中心的陈腐意识形态，用新的文化取代了以天主教神学为主导的封建旧文化，用对主客观世界及其联系的直接体验和深层思考打破了蒙昧主义的桎梏。

在中世纪，西欧处于“黑暗时代”，当时封建势力以天主教作为统治的手段，建立了一系列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做绝对的权威，文学、艺术、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教会不断地向人们大力宣扬禁欲主义，在教会专制文化的统治之下，人的自由意志受到严重摧残，人的价值与尊严完全丧失。到了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出现了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出现意味着自由的出现，于是，越来越多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满足当时封建残酷统治，纷纷提出要自由的口号。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必然要求摆脱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人文主义应运而生。人文主义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主导的思想，在欧洲大地，开始了一场倡导人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中心，肯定现实人生和世俗生活，尊重理性，强调个性自由。中世纪的欧洲，封建统治以基督教为统治手段，对人们进行思想的统治，要求人们遵守基督教道义，人们一定要服从神的指挥。人生的目的不是追求幸福，而是要不断地敢于忍受现在的苦楚，不要有欲望和追求，坚决拥护教会的统治。而人文主义大胆地突破了这种思想束缚，要求坚决解放人性。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地极为突出，被恩格斯誉为 “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在他的作品《神曲》中就大胆地阐释人文主义的思想，他说：“别人后退，我不退；别人前进，我更进。要攀登这座山的人，起初在下部是艰难的，越上升越没有痛苦，最后就和坐着顺流而下的小船一样。”他大胆地肯定人的尊严和创造，认为人们有能力在一切领域进行创新。

第二，人文主义思想反对禁欲主义，强调现实生活的意义，倡导积极人生，鼓励人们追求现实幸福生活和世俗享乐。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天性和自然，反对基督教所推行的禁欲苦行、追求来世的说教。在彰显人的天性和自然方面，达・芬奇创作的《蒙娜丽莎》则描绘了一个血肉丰满、幸福美丽的形象。微笑的她与冰冷的圣母像形成巨大的反差，她沉浸在现实美好的生活之中，享受着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表现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凡人。人文主义者强调现实生活的意义，坚决反对禁欲，他们认为人要有欲望，这是人的天性，必须追求自己的幸福，学会享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加入反对封建统治，争取自身利益，追求幸福的愿望。

第三，人文主义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蒙昧无知。人文主义者坚信真理，以一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向神权主义发出最严重的挑战。哥白尼的日心说动摇了基督教一直宣称的地心说，当时的基督教一直宣称“地心说”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谁要是动摇真理，是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可是，哥白尼却勇敢的提出“日心说”，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同样坚持他所认为的真理，不惧教会的威胁，向教会权威提出了挑战。之后，科学在质疑声中从此大步前进，人们进行探索发现的脚步不再局限于教会神权所告知的范围，科学开始向真理和事实出发。这些发现动摇了基督教赖以维护自己的神学统治的精神基础，向神权主义发出了严重挑战，帮助人们建立追求科学和真理的思维。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从神性到人性

文艺复兴之前，人们以神权为中心，认为神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人文主义思想传播深入人心后，人们从神权的枷锁中走了出来，追求人性的解放，开始积极探索科学，为人类造福。从神性到人性观念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精神道路，对西方以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人文主义者们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认为人们有能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发明创造，提出要追求个性自由，要勇于探索，坚决反对碌碌无为的消极人生。他们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畅行的禁欲主义，要求人们拥有自己的个性，才会积极追求自己的幸福。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激发人们强烈的自由愿望，达到不断地进行探索求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获取财富，从而开启了资本主义掌握统治的历程。

第二、从蒙昧到科学

人文主义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蒙昧和神秘，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和教会权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它开始用人的眼光定义这个世界，抛弃了之前教会所宣传的神的旨意。他们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真理，用知识造福于人类，用教育来发展人的个性，全面地发展人的才智。在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传播，人们开始接受勇于探知真理的思维，纷纷向神权发出质疑，向未知世界提出挑战，开始以科学的精神探知他们的认知领域。以一种理性的思潮对待世界，为以后的科学发展扫清了障碍，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第三、文学艺术领域取得大发展

文艺复兴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思潮，激发着人们无限的想象力，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最为明显。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摒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得到大发展大繁荣，人文主义者纷纷发扬人文主义精神，揭露教会和封建势力的腐朽，反对封建统治。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还有思想的不成熟性，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会向教会和封建势力妥协，对教会抱有幻想，不能彻底抛弃教会和封建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重视人的本性的再现，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然而过于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显然就易于丢弃人的社会属性；人文主义排斥上帝，削弱了上帝的作用，人们就会抛弃信仰，和世俗就此酝酿着近现代文明的危机。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所倡导的人性的解放，勇于探知真理等思想激发着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腐朽的封建统治而建立文明程度更高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历程。

参考文献：

1、杨春苑 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J]，2011（3）.

2、张莉，浅谈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科技信息[J]，2011（8）.

人文主义思想例5

一、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坚持传播以人为本的理念

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在的教育中，传统的教学理念依然占教学的重要部分。因此，学生学习的效率并不高。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和优化，要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要保证与素质教育理念同步。改变以往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被动听课、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新的学习目标和环境，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要对学生的思想行为进行积极引导。从而代替传统教学中枯燥的教育模式。[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从而纠正学生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三观。弘扬和发展精神文化，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这些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特性和对人性的关注。思想政治课程的内容明显体现出人文主义理念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我国各个文化流派都体现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如，儒家、道家等各大学派。尤其是儒家文化及精神理念，在我国广为流传，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总之，人文主义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作用，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结合人文主义精神，改变传统的教育模式

人文主义思想例6

一、加强图书馆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必要性

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与深入推进，促使我国公民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使得人们从以物质为主的发展状态逐渐转化为以人为主的发展状态，即更加强调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与动力。这就使得实现人的现代化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而人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人的实践能力与知识素养的提升。图书馆作为提高人的知识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重要载体，使得图书馆的发展与建设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实现人的发展为根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图书馆学，在推动图书馆理论建设与实践服务方面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使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前推进的根本要求。

二是实现图书馆社会职能的需要。一直以来，图书馆都承担着保存文化知识、传播科学信息、挖掘智力资源、实施社会教育等方面的重要社会职能。而这一社会职能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而且需要图书馆相关人员对人类文化事业的热爱以及爱岗敬业的人文精神。但随着各种各样信息服务形式的出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正在不断下降，而要增强图书馆与其他信息服务形式的竞争力，就必须从各方面强化图书馆的社会职能。[1]科学技术作为优化图书馆硬件资源的重要支撑力，使得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竞争力是必不可少的路径。而以人为本的软件资源的提升同样也不容忽视，只有不断强化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与人性化意识才能够由内而外的增强图书馆的整体实力。所以，强化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实现图书馆社会职能最大化的本质需求。

二、图书馆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是人文性。任何学科的诞生与发展都离不开人们对此学科的实际需要，图书馆学同样也不例外，人们对信息知识的需要正是图书馆学出现的根因c动力。从哲学角度去看，图书馆所有活动的目的与主体都是人，图书馆学也是一门以人为核心的学科。从某种层面去讲，图书馆学就是研究人的一门学科，其学科特性展现出了人文主义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文化哲学。图书馆的所有信息资源系统都是根据用户群的特定需求而设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为用户服务，提升社会效益与服务质量也是其最高目标[2]。

二是平等性。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追求思想行动的平等性。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认为，图书馆作为开放的、公共的、免费的服务设施与组织机构，必须满足人们追求知识的平等权利与人文理想，在具体的服务与管理活动中，要充分保障广大用户实用知识资源的平等地位。具体而言，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平等性特征主要表现在：用户资格的平等性、知识资源利用的平等性、知识阅读的平等性、参与图书管理的平等性、发表意见的平等性等方面。人文主义思想认为，在图书馆学中彰显人类的平等理想是一项根本内容。

三是和谐性。图书馆学中的科学内涵，主要是指在开展图书馆相关活动中对科学技术的实用；图书馆学中的人文内涵，则是指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要融入以人为本的思想，最大程度满足用户的需求，实现人的进步与发展。与技术学派秉承的“唯技术论”思想不同，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主张图书馆的和谐发展，即不但要重视科学技术的运用，又要兼顾人文主义的发展。[3]人文主义思想认为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即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也离不开人文思想的推动，只有将两者进行融合与统一，才能够促进图书馆学的和谐有序发展。

三、强化图书馆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路径

一是大力加强图书馆学的服务理念。图书馆是一个存储知识资源的公益性机构，其目的是为用户提供知识服务，肩负着全体公民获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责任与义务。而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其服务意识，树立以读者满意为发展目标、以人文关怀为主要特征、以官员素养为根本载体的综合服务理念。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与图书馆的社会责任相一致，因而强化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原则，确立为公众提供知识服务的思想观念等十分必要。尤其是在数字化信息发展时代，公众获取知识的途径愈来愈多，图书馆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实行个性化、公平化、免费化的人本服务，切实保障每位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正当权利，才更有可能增加图书馆对广大知识用户的吸引力[4]。

二是建立健全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随着科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的技术学派逐渐陷入“唯技术论”的认识误区，部分激进的图书馆研究者甚至提出了图书馆消亡论。技术学派偏执于技术的观念认知，对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已经构成了消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图书馆学的生存危机。所以，强化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理论建设，促使图书馆学研究认识到人文思想的重要价值，平衡人文与技术在图书馆学中的地位，建立健全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是实现图书馆学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是积极提升图书馆学的知识管理。知识经济是信息科技时代的核心支撑，知识是新时代国家、民族以及个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则成为了各行业高度关注的课题。图书馆作为知识资源高度集中的区域，不但拥有海量的显性知识资源，而且包含从事文献资料管理的图书管理员等隐性知识资源。所以，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既有对显性知识资源的管理，也有对隐性知识资源的管理，而知识管理则是构建学习型图书馆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加强图书馆学的知识管理，是实现图书馆知识共享平台建设，确保每位公民都能自由行使图书馆阅读权利，充分发挥图书馆知识资源的社会价值，强化图书馆学知识推送服务水平的重要保障[5]。

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将人列为图书馆学的中心对象。这一理论学说的提出不是为了抗衡技术学派的“科学图书馆学”理论，而是为了肯定与恢复图书馆学中固有的人文主义属性，推动图书馆学人文内涵与科学内涵的统一和谐发展。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修正当前图书馆学理论的手段范畴与目的范畴的本末倒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图书馆学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现代化图书馆学的基本范式与原则的根本转规直接相关，是将“自然与人的新的联盟”思想观念贯彻到图书馆学中的重要表现。意识到这一转规对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对推动我国的图书馆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付丽.试论图书馆学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整合[J].鸡西大学学报，2005（04）.

[2]黄顺荣.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学五定律》之图书馆社会学思想浅析[J].津图学刊，2001（01）.

人文主义思想例7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莎士比亚站在先进思想的立场上，通过描写王室家族的内乱和李尔王的大起大落，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肯定了同情、博爱的道德原则，表现了通过道德改善产生理想君主的思想。在剧本里，剧作家通过塑造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及一系列人物前后思想的转变，热情地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

人文主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先进的思潮，无可置疑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莎士比亚的悲剧往往激荡着热烈奔放的人道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社会罪恶，他的理想又与现实发生尖刻的矛盾，所以“莎士比亚对人类前途曾产生深沉的忧虑和感伤，这就赋予了他的悲剧丰富的思想内涵”。［1］人文主义理想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出现了危机。在剧中，代表人文主义理想的考狄利娅、肯特等人物被反动势力逐出宫廷，而黑暗势力如吕甘、高那里尔、爱德蒙等代表人物获得权势，就是这种危机的反映。对于莎士比亚来说，人为万物之灵，现在却沦落为像汤姆一样“和禽兽相差无几的疯丐”。为什么社会现实距离理想越来越远？人文主义理想在现实中还能实现吗？出路在何方呢？作为一个具有先进思想倾向的作家，莎士比亚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他尽管苦闷、怨恨，但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向现实社会屈服。写《李尔王》时，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他在进一步探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同时，试图找出方法以解决危机。因此，通过对原有剧本的改编，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莎士比亚坚定了对人文主义的信心。

李尔王是剧本里面的核心人物。在戏剧开始时，李尔王是一个大权独揽的封建专制君主。一直以来，他都拥有绝对权威，他的话就是最高法令，不许别人稍有违抗。平时他刚愎自用，脾气暴躁，偏爱谄媚之言，性情反复无常。当他要分国土给女儿们时，他还要根据女儿们的甜言蜜语来判断她们的孝顺程度，以满足自己作为封建帝王的虚荣心。他听了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的甜言蜜语，感到非常高兴，给了她们丰厚的财产。代表人文主义思想的小女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说了老实话。李尔王听后勃然大怒，当即断绝了和她的父女关系，把她“驱逐出境”，嫁给了法国国王。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尔平时是多么昏庸、残暴，偏听偏信，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暴君，一个极端专制主义的化身。莎士比亚一贯反对暴君、暴政，因此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

李尔在受到两个女儿的不公正对待后，流落到荒野上。这是李尔思想上的转折点。他在风暴中亲自感受人民所受的痛苦，由此想到了原野中一眼望不到边的苦难的人民。在经受大自然的狂风暴雨袭击的同时，李尔内心也经历了一场更强烈的风暴。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李尔在苦难中重新认识现实社会，在苦难中重新体验人，认识人，并进而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对自己命运和一切不幸者命运的共同性的认识，构成了李尔恍然大悟的最高瞬间之一。爱德伽乔装汤姆出现，使李尔吓了一跳：难道万物之灵的人竟成了这个样子吗？“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也不向野兽身上借一张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身上借一块香料。……来，松开我的纽扣。”［2］从这个赤身裸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身上，李尔认识了人的本相。他现在理解了，从前所有一切关于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概念，不过是幻想而已。上述扯去衣服这动作具有象征意义，表明李尔和过去的自己进行决裂。他在暴风雨中发了疯，但头脑却比以前更清醒了。这个反省的过程是艰苦的、严酷的。由此，他的思想开始转变过来，向人文主义理想靠拢。他的思想转变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开始为别人着想了，并为他们而祈祷。这时的李尔已经是一位具有先进思想倾向的新人了。他的意识已成了“全人类意识的一部分”。他认识到，世界上除了真诚的爱，也就是考狄利娅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理想，其他都不重要。他悔恨自己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这些正是莎士比亚所肯定和歌颂的人文主义原则。李尔王的转变反映了人民对封建君主的期望，标志着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

通过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莎士比亚对李尔前一阶段的昏庸专横持批判态度。当李尔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思想起了变化，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之后，莎士比亚便以新的眼光肯定他、赞美他。

在剧中，莎士比亚还塑造了一系列体现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如考狄利娅、肯特、弄人等。他们是本剧的一代新人。他们“诚实、机智、坚持真理，忠于父辈和君主，敢于同黑暗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体现了莎士比亚维护和谐自然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思想”。［3］其中考狄利娅是个突出的代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考狄利娅是他塑造的最美好的形象之一。她犹如黑暗现实中的一座灯塔，寄托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考狄利娅从内心里面深爱她的父亲，但即使如此，她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肯用谎话来欺骗父亲，牺牲真理，借以获得大片国土。为了取得父亲的欢心，她的两个姐姐用甜言蜜语回答李尔王。这时考狄利娅想的是“考狄利娅应该怎么好呢？默默地爱着吧”。

这就是人文主义者真诚待人的原则。她认为精神上的富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真诚无私的爱、个人尊严和人格独立胜于父亲的国土。她内心深爱着父亲，但她也坦言出嫁后不能全心全意地爱父亲。对于由此而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和物质损失，考狄利娅没有后悔。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各自的尊严是和真理、诚实以及正义的概念分不开的。同情心、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能力是和他们与生俱来的。甚至于当他们明知一说出真话就会给自己招来不幸的时候，他们也是敢于说出真话的。他们体现了仁爱、忠诚、信义等高贵品质。

考狄利娅的爱情观，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其他主人公一样，就是强调真挚的爱情。勃艮第公爵因为考狄利娅失宠而停止向她求婚，考狄利娅当即也表明自己不愿意嫁给他。面对失宠的考狄利娅，为人文主义思想鼓舞的法兰西国王则毫不犹豫地说：“最美丽的考狄利娅啊，失去了财富，方显出你最富有……我欢迎她做法兰西臣民的王后。”［4］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婚姻应该是自觉自愿的，爱情不容许掺杂物质利益的谋算，决不能拿金钱去衡量，收买。考狄利娅最终嫁给了真正欣赏她的法国国王。人文主义思想获得了胜利。莎士比亚对考狄利娅的肯定，正是对人文主义原则的宣传与肯定。

在君臣关系中，肯特对李尔的态度同样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肯特忠诚而又耿直，敢于直谏。他敢于批“怒龙的逆鳞”，劝谏李尔王不要错误对待考狄利娅。他也不因李尔不听他的忠告把他驱逐出境而抱恨李尔。他没有新兴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而是始终忠于李尔王，装扮成仆人照顾他。李尔流落到荒郊以后，肯特同情他，并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保护他。莎士比亚通过肯特赞扬了忠诚高尚的精神。

除了剧中主要人物李尔外，葛罗斯特和爱德伽也在时代的风暴中经历了大的转变过程，思想上向人文主义转变。葛罗斯特的经历和转变过程和李尔相似。至于爱德伽，他在剧中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大的了。他开头跟一切有钱人一样，尽情地享乐：贪酒，爱赌，好色。此时的爱德伽是一个幼稚无知的浪荡公子。被逐出后，爱德伽无以为生，经历了与被逐出田园的无业游民同样的生活，与人民共患难，从人民中学到要坚强地生活下去。经过了千辛万苦，爱德伽在风暴中挺下来了，并成长为一代具有进步思想的新人。这样的新人，预示着未来必将取得新的和谐与光明。

在剧末，李尔经过重重困难，终于找回了考狄利娅，象征着他最终完成了向人文主义思想的转变。在监狱里，父女俩的灵魂获得了人文主义的和谐与温暖。尽管李尔和考狄利娅死去，但“人文主义理想不以人的死亡而泯灭，而被一代新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才是这部悲剧的精神实质”。［5］莎士比亚在任何困难时期从未失去对人文主义理想的信心，他的悲剧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人文主义者在生活、斗争中经受考验，一代新人成长起来。最后，悲剧虽然以大多数代表正义的和代表邪恶势力的主人公的死结局，但剧作家的人文主义理想却实现了，理想的社会秩序重又建立。

参考文献：

［1］矫福军.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文主义思想［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人文主义思想例8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0-0123-03

米歇尔・埃康・德・蒙田（1533-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一位很有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在蒙田的书房里，贴着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的这句箴言。这句箴言向我们透露出蒙田精神世界的广度以及他对全人类事物的关注和息息相关之情。在随笔集中，蒙田以自己为描写对象，开始了漫长的人性探索之旅。与早期人文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未借助神而直面人与整个现实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是复杂多变的，每个人又都是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每个人都拥有适宜自己发展的时机，教育要适应不同生命个体的自然发展。

一、“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

法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兴盛于15至16世纪，持续之久，影响之广。15世纪下半叶，法国已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对古典文化的研究。16世纪初出现了布戴、戴塔普尔・皮埃尔等法国第一代人文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古典作品的研究、考订、整理和编辑工作。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不仅覆盖了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而且渗透到文学、教育等思想领域。蒙田的一生正值法国人文主义运动盛行时期，深受人文主义的熏陶。

1.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与发展。蒙田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海港城市波尔多的一个新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崇拜者，在跟随法国国王出征意大利时带回一些古典著作和一名精通拉丁语的德国医生。这名医生即是蒙田的启蒙老师。蒙田曾说“我还在吃奶时，尚未开口讲话前，他就把我交给了一个不懂法语、精通拉丁语的德国人”。这名德国医生，包括家里其他人，都只能用拉丁语与蒙田交流。没有方法和书本，无需教鞭和眼泪，他就轻松学会了拉丁语。拉丁语的学习使他从小就能阅读古典作品，父亲的教育方式也富有人文主义教育色彩，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人文主义的种子。6岁时，蒙田被送入波尔多市居耶那学校接受早期的学校教育。波尔多是受到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城市，聚集了很多人文主义学者。居耶那学校由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古维奥主持办学，教学方法新颖活泼，禁止严酷的体罚。蒙田在这里学习了7年，一方面受整体文化氛围的影响，一方面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自修阅读。对古典作品的阅读和思考，使蒙田的观点向苏格拉底、西塞罗和人文主义者靠拢。他认为人类研究的重点在于对人而非物质世界的研究。同时，他心目中的英雄全都是古代人。恰如人文主义者那样，蒙田也把古代人当作评论现世的参照。[1]古典著作的阅读近一步将他引入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认识。

2.“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1562年法国爆发了第一场宗教纷争，蒙田29岁；30年后，当蒙田1592年逝世时，这场冲突刚刚接近尾声。他亲眼目睹教派纷争造成的流血与伤亡，基督教与天主教互挖墙脚。这使蒙田对宗教改革失去了兴趣，使其与早期人文主义区分开来。从蒙田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他的身心发展是自由的，未受到来自家庭或学校的压抑；他的个性发展是充分的，从小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的随笔集中表现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因素，更多是对自己剖析和解读。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蒙田式”人文主义的形成。

首先，蒙田未借助宗教来表达看法，而是直面人性。早期人文主义者大都保留了宗教因素。伊拉斯谟主张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运用于圣经的研究，创造虔诚的基督教会；拉伯雷的人文主义建立在基础上，充分批判天主教会制度的弊端，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希望纯洁天主教会。然而，蒙田则脱离了传统经院哲学的规范和系统化的表达，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发表个人意见。他所探讨的问题包罗万象，完全取材于真实生活，大到国家的风俗礼仪，小到个人的内心恐惧，皆与人息息相关。其次，蒙田不迷信权威，理性对待古典学问。他嘲讽只会用古典著作装点而不会思考的学究，他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而不能真正理解消化。人文主义运动时期，大多数人文学者对古希腊罗马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蒙田则对古典文献的修辞或学术表达并没有兴趣，而是关注作品背后丰富人性的体现。他最喜欢读的是名人传记，如凯撒的《回忆录》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认为传记能深入一个人的本质，展现人性真实的一面。再次，蒙田对人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他由肯定人发展到剖析人，深刻地解析人身上固有的矛盾和弱点。他并不歌颂人的伟大，相反他认为人是渺小的，人这种“可悲而又可鄙的生灵，甚至不能主宰自己……却胆敢自命为宇宙的主宰和君王”。他常对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加以嘲笑：“真是，普罗泰戈拉给我们编了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做万物的尺度，却从来不曾量量自己”。[2]这与仅仅盲目地歌颂人的伟大，夸张而热烈的肯定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者是不同的。

因此，蒙田的人文主义思想是独具特点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蒙田式”的人文主义。

二、“蒙田式”人文主义教育观

“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了其教育观。虽然他专门论述教育的篇幅不多，但不能因此忽略其珍贵见解。蒙田对人的关注和讨论更为彻底，他认为人生世界是复杂的，组成复杂人生世界的无数个体生命又是各不相同的。世界上有多少生命个体，就有着多少人生模式。这是解读蒙田教育观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此前提下，下文将具体讨论蒙田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1.知识与智慧观。教育孩子，不是一味的知识填充，而不问理解消化。蒙田认为，“植物会因为太多的水而溺亡，灯会因为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为饱学装满纷繁复杂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蒙田痛斥当时的学究气，曾讽刺那些记忆力填的满满，而判断力却空空如也的书呆子。学了知识并不等于拥有了智慧，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对于学生而言，“他受的教育，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3]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不会被各种权威、迷信和诱惑的奴隶，拥有真正智慧。

2.哲学与历史的学习。通常人文主义教育家把语言当做基础学科，而蒙田则将哲学作为学习的基础学科。这是基于对人性的思考。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依赖哲学教育而完成人性的深层启蒙。在他看来，哲学的独特禀赋就是无处不在，它是最接近生活、最靠近心灵的学问，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孩子从小学习哲学，有利于良好的判断力和习惯的养成。养成判断力后才能学习逻辑学、物理学、和修辞学，并将所学科目融会贯通。历史是蒙田强调的另一科目，学习历史是儿童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课。读史能够使人经常和那些“生活在盛世的杰出人物”交往，由此获得对人的知识的理解，“人的内心状态之复杂与真实，在这获得尤为生动、完整的展现”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不同性格和不同面貌的人，我们不能用同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人，千差万别才是生命本质所在。儿童学习历史，正是正确认识生命个体，唤醒自我意识的有益途径。由此可见，哲学和历史的学习体现了蒙田的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个体多样性的承认。

3.教师的选择。蒙田十分重视家庭教师的选择。他希望给孩子物色一位头脑多于知识的老师，因为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了对孩子的教育效果。教师的教育方法也要与众不同，不同于当时社会流行的灌输法。概括来讲，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尊重每个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老师走马上任，就要根据孩子的智力，对他进行考验，教会他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有时领着他前进，有时则让他自己披荆斩棘”，“老师不应该一个人想，一个人讲，也应该听他的学生讲一讲。”[4]老师要破除自己的权威，因为“教师的权威大部分时间不利于学生学习”。在评价学生时，不应看学生记住了多少单词和知识，而应看是否学会了生活，能否将学到的新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并应用于实践。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尊重儿童个性，给予每个人最适宜的教育。

4.身心的和谐发展。蒙田曾把教育比作种田，“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各种扶育的方法，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育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5]万物都有适宜自己生长的季节，我们也不应强迫孩子做出超越本性的事，而应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笔者认为，这是蒙田教育观最核心的部分。常有人用了很多时间，强迫孩子做勉为其难的事，因选错了路，结果徒劳无功。蒙田认为，应引导孩子做最有益的事。这种最有益的事即为使儿童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他曾说，对孩子的教育要既严厉又温和，不应采用粗暴和强制的作法。他认为没有比暴力和强制更会使孩子智力衰退和晕头转向了。同时，他反对的体罚，这是对儿童的一种摧残。由此可见，蒙田已经认识到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相互制约性，教育应该造就的不是一个心灵，一个躯体，而是一个人，不应把心灵和躯体分离开来。[6]只有灵魂和身体都得到和谐的发展，才是对每个生命个体最完整的尊重和关切。

三、总结

本文分析了“蒙田式”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蒙田的教育观进行了解读，突出展现了他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关切。教育儿童，就应了解其身心发展的特点，尊重其个性差异。强迫式、压抑化或同一化的培养都是不合理的。蒙田毕生所作的工作就是对人性种种形态的审视和研究，这种工作对于教育而言无疑有重要意义。对儿童个性的尊重，强调身心的和谐发展，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虽然蒙田没有真正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导致其教育观点缺乏一定的实证基础和系统化的阐释，但也正是缺少了现实的羁绊和左右，使其得以潜入人性最深处，天才的灵感也源源不断的喷发。教育的本质就是要直面人性，如果连人性都把握不准，何谈教育？时间可以验证一切，蒙田这位被评价为最接近现代人的思想家，仍被前仆后继的学者研究和深挖，可见其思想的智慧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

[1]石中英.论蒙田的教育思想[J].教育科学研究，2001，（6）.

[2][法]蒙田.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3][英]P・博克.孙乃修，译.蒙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瑞士]边凯瑞玛利亚・冯塔纳.蒙田的政治学――《随笔集》中的权威与治理[M].陈咏熙，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人文主义思想例9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34-03

政治哲学是指哲学家在对政治方法、运动规律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回答，其本质特征表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因此，它作为哲学家提出的一种具有系统性、严密性的政治理论体系，是一般政治思想的最高表现。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政治上，秩序混乱；思想上，信仰缺失；文化上，众多思想家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主张以道德（即“德治”）和礼教（即“礼治”）来治理国家。孔子的“礼”说，体现了礼制精神；“仁”说，则体现了人道精神，“礼”和“仁”这种秩序精神和人道主义，具有明显的人文价值取向，不仅是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也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精华。

一、对君主理想人格的追求

忠、孝、仁、义、礼、智、信，是孔子对人格的理想化。孔子认为，君主要感召天下，就必须具有这种政治人格；不仅君主，臣子也应该成为这种政治人格的典范、楷模。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百姓归顺自己、听从自己。

在《论语・颜渊》中，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就是说，君主走正路，百姓就不敢走歪路，而跟着君主走正路。这里的“正”，即“正己”、“正人”，是道德规范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里，政治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道德而存在的，表明了孔子对君主道德模范力量的认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如果君主具备了理想的政治人格，他的百姓就会听从君主的管理；反之，即使下了严格的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所以，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所谓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亦“一言可以丧邦”，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有道德、有能力的精英。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对所有的国君都寄以厚望，希望他们成为尧、舜、文王、武王、周公那样的“圣贤”。因为只有“圣贤”，才能保证一个国家实现礼制，并在全国推行德化教育。在《论语・子路》里有记载，宗弓向孔子请教怎么为政时，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些话表明了孔子是很重视“贤才”的作用的，他把选举贤才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其中一项基本原则的地位。

而孔子对君主的政治人格要求，乃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侧面体现。在《论语・宪问》中孔子提出国君应“修己以安百姓”，即国君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他必须先“修己”，让自己的道德品格符合要求，才能实现“安百姓”的愿望。国君“修己”，就是要加强对自身道德品格的修养，以提高统治者的道德素质；“安百姓”就是国君为百姓办实事，做有利于百姓生存和生活的事，使百姓安居乐业。因此，国君应该树立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的政治品格。《论语・宪问》有载：“士怀而居，不足以为士矣。”要求学而优则仕，而非避世；《论语・里仁》载：“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提出对君子道德的要求。《论语・季氏》又载：“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钱财方面，孔子提出君子获取财利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钱财来源是否符合道义的要求和准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作为一个君子，要讲道义，这才是正人君子所为。

在《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安百姓”的主要措施：在“庶”百姓的基础上，先“富”百姓，再“教”百姓。这种“先富后教”的方法，是人文主义的闪光点。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再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在《论语・尧曰》中还提出，不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还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人文主义思想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社会的经济、加强政府对民众的道德教育，来争取被统治阶级对国君的认同，使民众依附、支持和拥戴国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带有“怀保小民”观念的影子，立足于调整、理顺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期望实现统治者对被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教化和惠泽。在这种实施方法的前提下，百姓仍然是被动的存在，只要国君具备理想的政治人格，百姓就会效仿，最终国家就能实现“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认为，国君的道德水平与人格修养是重要的问题，所以强调国君的个人修养，希望他们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来爱护百姓，照顾百姓的利益。

二、对君主“德治”的追求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直接表明了君主要使百姓归顺、依附于自己的统治，最主要的方法是“为政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为政以德”的理论，其直接来源就是西周“天命有德”的天命观。《周书》中的《左传・僖公五年》有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意思是说上天最看重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品格。一个君主能否替天来治理一个国家和人民，主要是看有没有天命；天命有与否，主要看君主的德行。孔子十分推崇周礼，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为周礼的复兴而奔波呐喊。孔子继承、发扬了西周的天命观，提出“为政以德”观，希望能以周道来治理国家。因此，作为一个国君，只要注重德行，实行德治，就能实现治理的目的。德治作为君主治理百姓的最有效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点：尊重百姓、体恤百姓、取信于民。

首先，君主要做到尊重百姓。《孔子・宪问》中提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意思是说一个君主以礼相待，尊重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听从君主的指挥，为国家效力。“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国君是否能带动民众，得到民众的拥戴、支持和效忠，取决于国君对待臣民的态度。同时在《论语・颜渊》里，孔子还要求国君要仁爱、友善地对待百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国君不应该通过杀戮手段而使民众听从。孔子要求国君尊重百姓的政治思想，体现了孔子“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难能可贵。

在《论语・颜渊》中，有段鲁哀公与有若的对话。“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说，百姓所需得到满足了，君主还会不足吗？百姓得不到满足，君主又怎么能说足了呢？这段对话，表明了一个好的统治者要懂得体恤、满足百姓，把百姓的生活安顿好。

除此之外，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论语・颜渊》里，“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相对于兵马、粮食，信任更加重要。“民无信不立”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反映，表明了君主统治，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

尊重百姓、体恤百姓，同时还要取信于民，这样才是掌握天下的重要方法。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政治观，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信仰。

三、刑罚中的人文主义

孔子的政治指导思想，几乎都以周礼为准绳。在刑罚一事上，也是根据西周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作为参考，主张以礼为主，以刑罚为辅助手段。《论语・为政》中有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制禁令一方面可以引导百姓，使他们统一行动；但另一方面，刑罚作为一种禁制，只告诉人们什么事不可为。当百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时，便要以制裁的手段，对违法的百姓进行刑罚，使他们遵守秩序，但百姓只是畏惧犯罪而不越轨，却没有羞耻之心。因此，孔子认为刑罚这种做法是很消极的，刑罚并不能让百姓从根本上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根本不能从源头上减少、杜绝犯罪行为的发生。而礼作为一种规矩，具有积极的意义。道德教化是从民众的内心去改变恶的想法，使之从善。百姓懂得如何区分善与恶，才能真正拒绝恶。“礼”的道德教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百姓的内心，使他们自觉地接受了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并有了羞耻之心，从而自觉遵守一定的社会规章制度，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因此，刑罚治标，德教治本。在《论语・颜渊》中，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

孔子反对以杀戮作为首要和主要的手段对百姓进行治理，他的目的是通过“正名顺言―成事―兴礼乐―施刑罚”这个治国途径去扭正、保护百姓的道德之心、淳朴之心和廉耻之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通过这个途径，使百姓、社会、国家回复到有秩序的周礼时代，建立和谐的社会。这个想法，也在孔子“无讼”的理念中得到印证。《论语・颜渊》中有载孔子之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在审理诉讼案件方面，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希望能通过道德教化来消除争论。《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若能实现国家有刑法而用不上、国家没有刑法而百姓不违犯，就是实现了“无讼”，统治阶级的德化教育获得了成功，国家内不再存在有犯罪而需要刑罚的现象。

在后来的《尚书大传》中有一段记载，孔子说：“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无累。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孔子认为，贫穷的人、孤独者、矜寡、老者、弱者，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应该用刑罚处置他们，而是赦免他们。同时还记载孔子的话：“听讼，虽得其旨，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续也。”“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杀。”这里，孔子要求判决者在听官司诉讼时，能够怀着怜悯和悲哀的心肠，可以不杀的，尽量不杀，因为“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续”。孔子的人文精神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从孔子对刑罚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理想处处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在统治阶层的意识和社会的内在结构深处埋下了人文精神的种子，为之后孟子的仁政思想和荀子的隆礼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想为他所处的混乱时代恢复周礼，统治者以“仁道”进行国家治理，使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因此，他在继承周文化的基础上，以周的天命观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以天命推人事，将天道转化为人道和民意，要求国君具备理想的政治人格，建立符合周礼的道德形象，为政以德，尊重百姓、体恤百姓、关怀百姓，深刻体现了其政治（下接第233页）（上接第235页）哲学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关怀。然而由于孔子的这些终极人文关怀与当时的社会治理现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并没有被统治阶层所采用。直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才开始占据主流地位，并继续延续下去。直到今天，我们追求建设和谐社会，孔子政治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因此，我们要加深对孔子政治哲学思想中人文主义的探讨，以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发展，最终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前进步伐。

参考文献

[1] 余卫国.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 许丙泉，卢政.孔子儒家思想与人文主义[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

人文主义思想例10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在东西方教育史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教育史上,曾出现过盛极一时的人本主义思潮,同时出现了大批的人本主义教育家。他们均以个体的发展为核心,以探讨适合人的个性完善的教育途径。而中国传统教育则是经历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长期积淀的教育文化遗产,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固定资产。与西方的经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截然相反,中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为: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师严道尊。[1]如果跟西方传统教育作特征对比,中国传统教育的特征可总结为:重世俗而轻神性、重道德而轻功利、重政务而轻自然、重和谐而轻竞争、重整体而轻个体。[2]

首先,从教育目的来看,西方教育思想强调促进人个性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西方教育家探讨得更多的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最终达到帮学生实现其自我个性及能力完善的目的。例如,法国教育家余伯尔认为,人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教育与自身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在教育活动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情感的交流来促进人的个性化。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则认为,过于重视知识的输入和智育发展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生产固定人格的工厂,培养无性格差异的人。同时,马斯洛也指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的潜力,尤其是发展那种可以使之成为真正的人的潜力;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时,教育应着重于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是不同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西方经典人本主义教育重视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其次,从教学指导思想上来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特别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所指的“自我”是指单独的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相处调适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模式等各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与其他个体、群体及社区环境等的联系;而“自我意识”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理解,即对自身的性格特征、社会地位等的定格。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使学生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而并非彼此相似的群体一员。

不难看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教育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也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积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各种需要,引导他们发挥潜能,从而培养出身心健康、人格完善的独立个体。人本主义教育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过程是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教育目的指导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种体系下,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整个学习过程都由其本人真正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倡导非指导性教学,学生亲自体验、感受,以直接经验促其发现真正的自我,完善其能力及个性的发展。

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核心在于遏制个体自身发展,促进社会群体化,以期达到社会的大同。从培养目标来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完全从属于政权的统治需要。纵贯历史,以主导中国千年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将培养“圣王”、“君子”、“贤者”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同时,在此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采用的不是依靠教育、道德来影响王权,而是以暴力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以该政权的特权来统领教育,从而控制大众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王权历史中,各统治阶级均以教育为手段,以“道统”为手段来控制全民的思想。例如,传统文化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把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夸大化,延伸成为一种政治观念。于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已不是为了自善,齐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尊尊亲亲,而是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可悲的是,这种违反人性与自然的传统教育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了极端的群体文化心理。对教育而言,则导致了教育目标上的偏离,使得传统教育极端轻视个体的存在价值,甚至于忽视个人存在的意义。个人的自我意识、合理的欲望、发展的需求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利己主义。因此而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民族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使得我国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踯躅不前。这种极端的强调共性、强调群体性一致性的教育模式,不但使我国的教育陷入片面消极的泥沼,而且难以担当起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模式的精英人才的重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难以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来迎接现实社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忽视,甚至压抑个人合理的需要及欲望,而且以“灭人欲”作为传统道德教育的根本准绳,培养出的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庸才而已。这种忽视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能力的实现的教育体系,着眼于群体共性的塑造及社会需求的极端一致内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个人自身的个性发展及创造性的形成。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则构成自成一体、孤独自闭的教育教学体制。这种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体制,不但限制了地方教学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僵化,教育行政机构的功能难以高效实现,我国盛行千年的封建选仕制度则为该体制下教育产物的典型。封建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直至明清。1300多年来的强制的推行使得我国广大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学习态度及教育观念。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将读书视为改变命运的黄金出路;愈报愈火的公务员考试也不难找到根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也都出现偏离。自古便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至上观念导致了部分学校教育教学目标的扭曲,知识至上的观念导致部分学校、家长及教师、学生均致力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社会盛行不切实际的学历主义。

当然,由我国历来的封闭教育体制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教学实施方面的种种弊端,是落后腐朽的,然而传统的人文教育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该思想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还是极为可取的,如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原则都需要我们在当代教育中传承及发扬。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其不可逆转的封闭性,但同时也承载着几千年来文化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者而言,怎样合理运用及优化传统教育思想这个客观存在才是适合目前教育改革形式的论题。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切实结合实际,塑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型多样性个体。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更积极地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个体价值取向的培养中,不但要削弱传统文化悖谬的影响,改变国民的传统劣根性,同时还要在传统文化的理性氛围中,注重个体个性、能力、情感的发展,使其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充分塑造个性,发挥潜力,成为真正的能良好适应现实社会,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

参考文献:

[1]黄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398-408.

[2]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4:4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