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1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 F273.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为题，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200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巴西和中国内地。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已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1]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全球化的视角对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力争在近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大项目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力争在对外劳务合作层次上实现劳务人员输出由普通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升级；力争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海本土跨国企业；力争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复合型人才。

在此战略目标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75个，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亿美元。迄今为止，上海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投资企业和办事机构。“十一五”期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望年均增长30％左右；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额累计超过280亿美元，约为“十五”期间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1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上海将充分利用“友城”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2]

此外，近年来上海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那么，导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 H.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P.J.Buckley)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3]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 H. Hymer，1960）[4]。上海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①某技术先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地区具有产生T的R&D环境；②某技术后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①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地区向技术后进地区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地区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②技术先进地区企业到技术后进地区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③技术后进地区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地区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我们把T、T1，刻化为时间t的函数，易知T (t) > T1（t）≥0，t ∈[0, t,] ，用T(t)- T1(t) =G表示技术差距，则学习过程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为:

而策略竞争（博弈过程）能够维持的必要条件是，对任取t≥t1，存在某个充分小的技术差距(G )，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使企业在短期内(0, t1,)遭受的损失(C)和长期(t1，＋∞)在世界市场利用新技术T1所获利润π分别为：

这里r为贴现率，i为某国(i=1, 2,・・・，n)，π1为拥有T1的技术后进地区在（T1,+∞)期在世界第i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显然，关于(3)式?坠C(t)/?坠G(t)＞0，t∈(0,t1) 这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损失越大；关于(4)式，π只与某个固定常数G有关，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t∈(t1,+∞)时，技术差距已不构成技术先进地区和技术后进地区之间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些地区的企业所获利润与技术差距无关。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当π＞C,t∈(0,+∞) 技术获取型FDI在(0, t1)发生，意味着会出现逆向投资；当T(t)-T1(t)≤G，t∈[t1,+∞]时，意味着技术后进地区企业通过逆向型投资已成功获取某项技术T。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地区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上海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上海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上海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上海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上海公司总部，有助于上海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上海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上海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上海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上海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5]。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上海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

随着近年来上海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上海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上海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上海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上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上海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立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6]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所采用。

3.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近年来，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 1/10、1/20和3/5。[7]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弱，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更为突出。由于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经济对资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随着上海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现。资源的国内供给率将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上海在进一步加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应该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上海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获取资源，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壮大，同时缓解上海的环境压力。这既是上海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的有效出路。

结 语

近年来，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融入全球供应链和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上海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同时也可以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带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参考文献]

[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EB/OL]. 省略，2006-09-16.

[2]吴 宇.上海市今后4年对外投资规模可望超过30亿美元[EB/OL].新华网，news.省略，2007－2－9.

[3]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6[R].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 省略/，2006-09-10.

[4]Hymer Stepher H.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T. Press.

[5]白木.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工厂[J].党政干部学刊，2002（5）.

[6]柯兆发.中国企业转向全球供应链[N].中国交通报，2005-2-23.

[7]顾海兵.“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分析[N].中国税务 报，2006-3-31.

The Motive of Shanghai Enterprises’FDI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e Jun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3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海尔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China；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Haier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010-04

0 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对其具有经营管理权的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理论成果有斯蒂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阿・勃利兹诺伊利的过度资本积累理论等。

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合理解释顺梯度的国际直接投资，强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要有东道国企业不具有的专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没有严重过剩，产业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远不如发达国家，整体上并不具备优势。但是，整体实力的相对孱弱，不代表我国没有优势明显的个别企业可以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够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现象，这些取得成功的企业一定具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阐述的必要特点。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尔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为例，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

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它之前的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概括性，形成了综合的理论框架，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主流学派的最终形成。随着邓宁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他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一步模型化，解释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国际化生产的行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动态化，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符合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一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1.1 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为特定市场或多个市场提品和服务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包括自身拥有的或能得到的其他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如有形资产上的优势，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规模经济、营销手段和渠道、品牌价值、管理和组织技能、融资能力、人力资本经验的储备等无形资产上的优势；也包括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如企业在全球跨国经营、有效配置资源、稳妥规避风险过程中全面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必须足以弥补在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

1.1.1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

8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产业刚刚起步，海尔就将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1985年的“砸冰箱”事件集中体现了海尔在设计、生产、检验等各个环节上的精益求精；1990年，海尔向当时世界制造冰箱水平最高的德国出口冰箱，海尔冰箱和德国名牌冰箱去掉商标后摆在一起，经销商从中选出的最好的冰箱是海尔冰箱；1993年，海尔在德国权威质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基金会”的抽检中，成为获得“+”最多的冰箱。海尔出色的产品质量优势，使其有了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同台竞技的基础。

1.1.2 海尔的技术创新优势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是其技术优势的体现，技术优势是质量优势的前提。海尔超级节能无氟冰箱，既符合国际市场冷柜全无氟制冷的环保要求，又实现了节能50%的目标，节能技术指标超过了意大利、丹麦等世界制冷王国的水平。法国经销商曾要求海尔提供适合法国人生活习惯、功能最先进、能移动的空调，海尔在5个月内就把符合要求的产品搬到法国经销商面前。海尔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海尔产品完善升级、质量提升的坚实后盾。

1.1.3 海尔的投资路径优势

投资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企业的战略制定能力。海尔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而是先在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尝试。海尔从1996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海尔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菲律宾建立了海尔LKG电器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海尔工业（亚细安）有限公司。海尔正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做出了正确的对外投资路径选择，为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有形、无形资产优势。

1.1.4 海尔的规模经济优势

海尔在向发达国家投资以前，已经是中国家电市场的领头雁，国内激烈的竞争和大量市场需求使得海尔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海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为它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使得海尔有跨区域调配资源的能力，庞大的生产规模使得分摊在产品上的成本大幅降低。

1.1.5 海尔的企业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并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精神文化，通过企业制度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凝聚力；可以激励员工奋发进取，形成发展动力；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影响力。

企业文化优势也是企业管理技巧优势，企业管理方式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个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文化形成的长期性，使得这种优势不能被迅速复制。

海尔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它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助推器。“真诚到永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品牌是帆，用户是师”等理念贯穿于海尔经营的始终，“赛马不相马”的人才观让每个员工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此外，海尔始终追求卓越，坚持打造国际品牌，用宽广的国际视野、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

1.1.6 海尔的产品营销优势

海尔秉承“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用户”的服务观，销售的不仅仅是质优的产品，更是精致的服务。海尔建立了完备的服务体系，力求每件产品的完美，甚至进行定制营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海尔的员工坚持微笑服务，传递海尔的真诚。

海尔坚持品牌战略，不做贴牌生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在国际市场上，有品牌才有发言权，海尔深谙这一规则，树立优秀品牌形象，重视品牌宣传和推广，使它能在发达国家立足。

海尔本土化的市场调研是它成功的一大法宝。欧美上流人士藏酒、品酒是交际的需要和品位的体现，但是美国市场上大多是与厨具相连的嵌入式酒柜，不能彰显它的独特。海尔从调研中敏锐地察觉到商机，设计生产了可以放在客厅的独立酒柜，实用、时尚，并不断升级换代，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打开了美国市场。

1.2 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比通过市场化交易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优势。通过这种优势的发挥，企业可以避免不完全的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绕过外部障碍，让所有权优势有效发挥。企业使中间产品在组织内部转移，可以获取更大利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信息产品成为了中间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尔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和强化的内部化优势主要有：获取战略资源和突破贸易壁垒。

1.2.1 获取战略资源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的战略资源是不易直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资源和通过市场交易不能获得、只能通过内部化获得的资源。前者如知识、技能等资源，其中的核心和精华需要长时间、近距离言传身教才能发生转移，将知识资源内部扩散、吸收、利用后才能获得明显的效益；后者如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等，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转移，只能在对外直接投资后，将它们内部化，并且以较低成本在组织体系内部转移。

海尔在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美国纽约等地的销售中心雇佣的管理和设计人员大多来自当地发达国家，他们了解市场偏好和需求，有丰富的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经验，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经验和技术海尔可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品牌优势，利于高屋建瓴、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海尔在美国洛杉矶的设计中心就是利用了当地创新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获取技术创新动力和实力。

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仅采取新建投资这一唯一渠道，还采取了并购、合资等方式。2001年6月，海尔在意大利收购了迈尼盖蒂公司下属的一家冰箱厂。通过收购，海尔可以获得该冰箱厂的管理团队、营销网络、企业关系资源等，加快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减少进入时间的耗费，同时降低了进入欧洲的资金成本。2002年，海尔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建立了三洋海尔株式会社。通过合资，可以规避日本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获得大量的政策优惠，借助当地合资伙伴三洋在销售渠道和销售手段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更快地占领日本市场。合资方式的直接投资不但投入资本较少，而且共担风险，使投资的安全性提高。上述种种好处，就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取的重要战略资源。

1.2.2 突破贸易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凭借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的商品因成本领先、价格低廉远销海外，但是经常遇到发达国家关税、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使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发达国家地区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原产地证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也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海尔在美国直接投资建设工业园从事生产活动，海尔的产品就是美国制造，它通过巧妙地利用内部化手段避开贸易壁垒，进入美国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1.3 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的优势。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进行区位选择的标准是企业获利程度。企业获利程度的判断不仅仅考虑短期盈利，还应考虑长期总体盈利水平。东道国为企业提供的区位优势是其固有的、不可转移的，如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市场偏好及需求状况、实际消费能力、吸引外资的政策、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海尔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达国家能提供给它的区位优势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市场容量大，购买力强，需求多样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发达，劳动力素质高，金融市场发达且容易进入，政府干预少、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市场竞争公平高效，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大收益。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新经济”成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海尔抓住了投资的黄金时期。在美国的区位选择，海尔将工业园设在南卡罗来纳州，因为该州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雇工工资税抵免、房地产税减免、销售税减免等。此外，南卡罗来纳州的劳资关系比较稳定，是美国工会组织最少的州之一，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工人工资低于全美平均水平。再如海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该地是欧洲的门户，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研发的软硬件条件一流，极大地促进了海尔在欧洲市场的开拓。

此外，从企业长期利润来看，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利于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提高整合利用战略资源的能力，利于稳定和提高企业在母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行业地位，获得长远收益。

2 竞争优势理论的解释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内部的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表现。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的“钻石”形态有关，即一国国内要素供给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相关的支持产业和本行业竞争情况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国内要素供给紧张、需求饱和、上下游产业对企业的支持不够或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等都会驱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击败对手，需要依靠国内激烈的竞争，因为激烈竞争可以形成差异化产品和精致化服务，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生产线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制造业是中国竞争较充分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尤为激烈，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海尔一方面强化自己生产、服务的优势，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外市场，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波特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高差异和低成本的企业可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他提出了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采取了差异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惠而浦、GE等全球性跨国公司几乎占领了整个美国冷柜市场，但是它们生产销售的冰箱大多是大型冷柜，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单身人士喜欢小冰箱，海尔抓住这一市场契机，生产销售小冰箱，并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小冰箱进行不断改进，先后推出了带活动台面的小冰箱和电脑桌小冰箱，迅速拥有了市场份额，提升了市场地位。

海尔成功地运用差异化战略打开了美国市场，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培养了美国人对海尔的品牌认可度和忠诚度，利于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为拓展生产品类奠定了基础。

3 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解释

威尔斯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具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灵活的、适合小批量生产的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当地化改造，形成和发展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开展海外投资。利用经过地方化改进的技术，可以生产出更适合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发挥差异化优势，并且这种技术会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前文提到过的海尔生产新型独立式酒柜和小冰箱，就是发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技术灵活性、适用性的特点，满足大学生、上流社会人士等细分市场的特定需求，把握住了发达国家的缝隙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4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解释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受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企业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再通过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根本动力。投资的地域分布，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道。

上文提到的海尔对外投资路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投资升级的动态过程，先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再转向发达国家投资。

5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认为，企业拥有的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关联性，使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呈现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涌现了大量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等大型贸易集团，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首钢集团、春兰集团等生产型企业集团和以高科技为后盾的民营企业华为等。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现代企业制度会不断完善，竞争优势会更加明显，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会显著提高。增加的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借鉴、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战略资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强国之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议

6.1 宏观层面的建议

我国不是资本过剩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正处于发展初期，大量企业还缺乏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经验和实力，处于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摸索阶段。因此，国家除了进一步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外，还应为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6.1.1 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民营企业，也不能过分限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机构不仅要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监管，保持货币政策自主，防止企业承担过多的外部风险，还要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支持，督促并协助我国企业增强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其次，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明确划分审批机构各部门权责，杜绝多部门交叉重复审批的情况，提高审批机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降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体制成本。

此外，要建立与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普遍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要保障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企业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加快同发达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协定的步伐，为我国企业走进发达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1.2 政策支持

为鼓励我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出口退税和国外纳税额扣除政策等；信贷支持政策，包括设立支持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专门基金、降低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贷款利率等；对外投资保险政策，包括设立专门保险险别、设立亏损准备金等。

政府的政策支持利于帮助我国企业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经营净利润，利于刺激中小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对外投资，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尖端化。

6.2 微观层面的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直在强调对外直接投资要具有某些优势才能进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应遵循这一规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盲目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必然失败。

6.2.1 夯实所有权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夯实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要首先在国内的本行业内具有独特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品牌、企业文化等，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进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价值，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不可替代性。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映了企业整合战略资源和创造价值的独特能力。国内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向发达国家投资前，可以强强联合，组成大型综合产业集团，共享、强化所有权优势，以强大整体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

6.2.2 培养内部化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培养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将企业已有的优势运用到发达国家市场，并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区位优势整合资源，形成新优势的过程。因此，我国企业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将人力资本内部化，通过内部化将战略资源转移到企业集团内需要的部门或领域，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6.2.3 利用区位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善于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区位优势，提高本土化和差异化经营能力，强化品牌意识，争取东道国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是依赖。

6.2.4 理性对外投资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理性、审慎地制定远期战略规划。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技术研发能力强，可以依靠竞争优势获取丰厚回报，但是中小企业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应客观评价自身实力，在具备了比较优势、时机成熟时再投资也不迟。此外，企业要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形式，提高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稳健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简言之，培育潜在优势、强化已有优势、拓展综合优势，会让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桑百川，李玉梅.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4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5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  the  Product  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  Horst  &  Theodore.H.M.:"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  Weiss.M.Y.:"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Korean  Electronics  Companies",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ed.),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　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　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1

一、产生背景

垄断优势理论（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又称所有权优势理论或公司特有优势理论或市场不完全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海默（Stephan Hymer）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首先提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产品和生产要素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垄断，同时投资资本流向呈现多样性，资本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渗透而且资本短缺国家也开始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资本流动的根本动因不再是各国利率的差异。海默认为传统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说明的是证券资本的国际流动，它不能解释二战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和管理才能的转移，从而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二、理论内容

这一理论主要是回答一家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为什么能够与当地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并能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海默认为， 国内、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企业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根本原因。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市场不完全性为对外直接投资打开了大门。如果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市场运行是完全有效的，则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可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不完全的副产品。由此可见，该理论的两个核心点就是市场不完全和垄断优势。

市场不完全主要表现在政府政策干预经济造成的不完全，产品的差异性、要素市场的独占性等方面；而垄断优势主要包括知识资产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其中知识资产优势包括产品开发和更新能力、先进的生产工艺流程、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相适应、雄厚的资金实力、信息优势、国际声望、有独立的销售网络、有自己独立的销售系统等。规模经济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在某个工厂的规模经济效益挖掘已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数量来减少单位经营成本，获取多厂经营规模节约收益。而当国内市场的容量不足于容纳最大限度获取多厂经营收益的工厂数量时，企业通过向外扩展来开拓新的市场范围，其产品单位成本比本地企业的要低。

三、企业垄断优势的作用机制

（一）知识资产优势的作用机制

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可以去国外投资并能够在和东道国企业竞争中获取利益。然而理论中并未解释为什么企业拥有了以上的技术、管理与组织技能、销售技能等一切无形技能在内，成为产品和工艺过程中知识资产优势，就会有垄断优势，这是笔者致力于探讨的问题，通过思考，得出以下几点解释。

第一，该企业以前开发获得这些知识资产时，已支付大量费用。该企业控制这些知识资产，利用它制造高质量产品，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发使得这些知识资产所发生的（边际）成本趋于零，或者与投资报酬相比，知识资产成本趋于无限小。第二，知识资产的使用富有弹性，在一个国家应用后，并不排除在其他国家应用。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在国外应用这些知识资产所发生的边际成本很低，一旦某项专有技术被开发出来，海外子公司便可以从母公司那里获得这种技术而不支付额外费用。东道国企业要想得到同样的知识资产技能，就需要付出全部费用，东道国企业无法和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子公司）相竞争。第三，直接投资企业拥有上述较高水平的知识资产，就能产生差别产品。所谓差别产品，就是和其他同类产品相比较，在质量、包装和牌号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产品。这样，直接投资企业对其产品的价格和销售量就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获得一定数量的垄断利润。跨国公司拥有技术优势，可以说明水平型直接投资现象，即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设厂生产同样产品，以取得产品的多样化垄断。

（二）规模经济优势的作用机制

规模经济优势这是指跨国公司在某个工厂的规模经济效益挖掘已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经营数量来减少单位经营成本，获取多厂经营规模节约收益。而当国内市场的容量不足于容纳最大限度获取多厂经营收益的工厂数量时，企业通过向外扩展来开拓新的市场范围，其产品单位成本比本地企业的要低。例如，一个跨国公司指定它的在邻国的子公司生产某一种产品。如果在这个邻国中，销售这种产品的市场容量不够大，不足以使企业达到最适度的规模，也就是大不到最低平均成本的那种产品时，本地企业只能以小于适度的规模进行生产，产品成本必然较高。但是只要那个跨国公司允许子公司的产品除了供应这个邻国的市场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子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上销售，那么，这个子公司就有条件以适度规模进行生产，其产品成本比本地的肯定要低，因此，具有竞争性优势。例如汽车的生产。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际专业化生产避免本国和东道国市场对规模经济的限制，利用各国生产要素的差别，通过横向一体化取得内部规模的优势，利用纵向一体化取得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并使之转化为公司内部的利润。

四、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启示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4.4%和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6位，存量位居第13位。据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9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的24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2亿美元，同比增长28.9%。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很多，但是大多企业的规模偏小，投资水平较低，规模效应尚未发生作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有待提升。从投资产业的实际情况看，在海外投资中贸易型企业占比最大，但真正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却屈指可数，尚未构建或完善信息沟通网络，在国外市场的开辟中存在一定滞后性。在非贸易型企业中，很少有具备显著垄断优势的工业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大多数投资集中在工程承包、交通运输、加工装配等领域。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多数企业缺乏自己的特有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需求不一致，如果境外企业仅靠某一项或某几项特有优势，那么它最多只能获得某一时的优势，企业的发展就不能持久，最终结果可能是失败。所以，我们从厂商垄断优势理论的启示中研究如何创造我国企业的特有优势应当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虽然正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但是最终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参考文献：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652亿美元，投资数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资额却增长54%。其中，涉及私营部门的对外并购交易额增长171%，显示出私营部门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规律等特殊现象为FDI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FDI制度效应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龙云安，2013）。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合理地解释当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现象。张宏、王健（2009）、陈丽丽、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研究投资国制度质量或者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制度变量进行假设推演时，把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阎大颖等（2009）从制度质量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宗芳宇等（2012）从双边经贸制度展开研究，但没有系统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制度效应。为了揭示投资国制度效应，必须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过程反映了母国与投资国互补或匹配的选择性互动，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资流向，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区位条件的偏好；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区位条件更加偏好的因素。两方面信息的互动过程就是FDI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所以，普适性经济规律和国别特征内部作用机制，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和特性。然而，从制度视角来看，投资国制度环境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特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把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作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从国家行为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研究投资国制度、个人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

邓宁（Dunning，1977）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机制，是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对各种规则的反映。中国企业在“赶超”战略基础上，构建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体系，并以此作为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依据（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从国家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提出非市场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加以分析。

（一）国家行为的作用机制

李飞跃、林毅夫（2011）认为通过国家行为完善和影响市场机制，直接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构想，通过“走出去”。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前提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而此时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和跨国运营经验。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中国企业完全不具备全球性主导能力以及重构全球生产链条的主动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向海外自然扩张。也不是源于内驱动力而展开国际化经营，它们一般都是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被动措施。所以，国家行为中的超前战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因，也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规律相悖。同时，叶广宇、黄怡芳（2010）认为，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能力构建。DiMaggio，et al（1983）则认为，任何企业的存在都必须从所处社会制度来取得合法性，所以，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为都必须具有同构性和集体理性。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通常来讲，同一制度环境下，群体内部企业同质性强。群体之间的企业异质性明显。

国家行为与市场竞争法则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认为，市场竞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筛选作用，然而，不同的国别制度作为企业运营重要的外部规则，仍然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企业成长方式、战略框架和资源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行为。Tan，D，and Meyer，K.E（2010）认为，发达国家作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基于完全市场机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且把战略重心始终放在积累竞争性资源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上。Peng et al（2000）认为，企业通过积累技术、管理知识与品牌等战略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环境较少受到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培育自身企业优势，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内核，逐渐形成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所有权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应用国家行为和市场法则，找到了获取资源的特殊途径。阎大颖等（2009）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在这种差距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径，也就是中国企业特有的非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彰显出非市场能力的优势，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和复杂的商业环境，并运用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来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叶广宇等（2010）认为，当中国企业在投资国遇到类似的制度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国内经验，非常自如地运用非市场能力成功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却有着自身特殊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中国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一般属于制度环境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制度环境质量为标准，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聚类群，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它们经济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选择上缺乏连续性，然而，在聚类群内部，其连续性又表现简单。为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设：

假设1：投资国的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越偏好于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中国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环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在商业运作中，中国企业通过“关系资源”等非正式机制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于关系资源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逐渐培养和拓展家庭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构建起独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联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渐培育企业特有的商业环境。企业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和特殊的商业友情，形成类似家庭关系的人脉资源，以此获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活动（Granovetter，1985）。中国企业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下运行和发展（Peng andLuo，2000），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专属性背景下，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来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实现商业运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习惯，因此，它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必然会流向自身关系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假设：

假设2：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资源。

除此之外，中国与投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也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解决企业内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家行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提供外部支撑，协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显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应用这种特殊的所有权优势，把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然，作为外资企业，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投资，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Johanson，J.，and Vahlne，J.2009）。为此，政府会与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来提供保护；在制度不健全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保护，为中国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而将企业优势与政府支撑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假设：

假设3：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研究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选择了《2011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近百个国家2004～2011年718个有效观测值为对象，其中发展中国家有效观测值512个，发达国家有效观测值206个。通过对各种观测值分类研究，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变量确定为解释变量，把其他部分确定为控制变量。

首先，将投资国制度环境、海外关系网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投资国制度环境主要包括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与遏制腐败等分类指标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为测度投资国制度质量的指标；把海外华侨数量作为测度海外关系网络的指标；把中国政府同投资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保护体系指标，意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投资。

其次，选择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由投资国GDP测度市场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测度生产要素成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度：用投资国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测度投资国知识资源储备；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离测度两国间的地理距离；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国别类型，与不同类型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二）回归分析模型

通过研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第i个国家的年度流量，α为常数项，Varu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包括第t年在i国的制度质量、华裔人口数量、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向量Con varu为控制变量，包括在第t年i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知识资源储备量和资源禀赋度等变量，同时还包括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和国别类型。εu为扰动项。

（三）分析与结论

1.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

尽管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对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但应用LSDV方法作进一步验证时，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样本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显著。鉴于此，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这一假设符合逻辑。然而。固定效应模型却无法验证第二个假设，因为自变量“海外华侨人口数量”作为“关系网络”的测度值，以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维度变化为零，而且在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时，STATA却自动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因而无法反映关系网络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因此，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来验证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同时，把分析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聚类群，分别进行回归，这样可以对上述全样本混合回归的缺陷进行完善。由于制度环境在两个聚类群内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以不考虑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而直接选择混合回归方法。

在实证过程中，应用了“OLS+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以确保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不出现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确保估计结果更加稳健。通过回归，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多种共线性问题。而且，中国向各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大、时间较短，对投资国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也不足以改变投资国制度，所以回归模型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以及具体情况，在样本年份加入投资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外汇汇率、进出口总额等变量，再进行分析，结果通胀率和外汇汇率并不显著。然而，变量进出口总额较为显著，与投资国GDP高度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8447。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变量进出口总额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变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显增大，而且核心控制变量GDP在模型中变得不显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虑这一变量。

2.相关性检验与分析。

通过矩阵分析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1），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而且，从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制度变量与预期存在差异，海外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与预期基本一致。

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见表2），结果发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越差，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然而，在回归分析发达国家子样本时，尽管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则也呈负相关，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好，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正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应用同归模型分析全样本，结果发现投资国的制度优劣系数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与假设1基本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并没有遵循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不过，通过考察其他变量后，发现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子样本的显著性十分明显，满足了显著性检验1%的水平。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显著性检验值虽然大于零，但并没满足显著性检验要求。这表明，很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然资源，因此，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连续性检验的测度，使投资国制度质量在全样本的回归验证中表现为负相关。其实从客观现实来看，在样本年问，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确实急需构建稳定的外部资源供应体系。然而，中国企业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可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投产严重滞后于投资时限，没有能够快速获得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为此，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变海外投资战略，选择了市场供给充分、技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其中西欧市场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国市场，欧洲许多成熟的原材料企业，矿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比例，不过私营企业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负向线性关系，表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没有连续性负向关系，证明中国企业目前还是较多地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这也相悖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然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这一特殊现象，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证明。张建红、海柯·艾伯斯等（2010）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后发现，投资国制度环境对外资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个指标显著性十分明显；Luo，Y.D.，&Tung，R.L.（2007）也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质量越差，该国资源就越丰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具有吸引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也就是他们的垄断优势，按此逻辑，海外直接投资就遵循着一种自然、顺向的投资轨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既有顺向流动，即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也有逆向流动，即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从资本流动基本规律来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逆向资本流动相比，更具有正向优势势能差。一般来讲，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势能差。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海外关系网络”检验值为正，而且在发达国家模型与全样本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达到5%。表明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海外关系网络最好的国家投资。从世界范围来看，变量“海外关系网络”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假设2一致。其实，模型检验出变量“海外关系网络”在空间距离上不显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随着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运营经验日益丰富、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断推动，缺乏“海外关系网络”所导致的“外部者劣势”（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文化距离所形成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海外关系网络”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新特征。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检验值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尚不能确定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回归分析中，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显著性水平为5%，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假设3一致。

现实来看，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稳定，这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非市场能力和非市场战略，因此，与传统的对外投资路径比较，很多中国企业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养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而是充分发挥非市场能力，选择中国企业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资路径，较多地倾向于直接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正向效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8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F4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7-0040-0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布局受前苏联的影响,采取均衡布局的原则,工业侧重于向中、西部地区发展,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成为当时建设的重点。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工业产值增长了30倍,现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应地得到发展,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一系列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产业过于集中在沿海少数几个大城市的现象,使内陆地区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产业在地区上的分布趋于分散而不是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工业的份额开始呈下降趋势,而东部地区工业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并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工业开始向沿海地区集聚。图1列出了1985年和2005年中国各省、区、市第二产业份额占全国的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1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工业呈集聚分布,仅沿海地区的4个省份(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的工业份额已占到全国的41.4%。

工业向少数地区的集聚是工业革命以来许多国家产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早在马歇尔时代的英国,刀具制造商集中在谢菲尔德,制衣厂商则集聚在北安普敦地区。而德国当时印刷机产业的六大厂商,则坐落在方圆150英里的区域内。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可以看作是工业的地区分布由计划经济配置向市场经济配置的一次回归。

对于工业集聚形成的原因有许多解释。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第一特征(first nature)优势是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把产业集聚现象看成是一个外生的过程。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一些在自然条件方面并不具有优势的地方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产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考虑形成产业集聚的其他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 P,1991,1993)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新经济地理理论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企业与供应商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前后向联系来解释产业集聚现象。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观点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促进每一种产品生产的地理集中。如果考虑到运输成本,接近市场或者供应商的区位对生产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当生产在某一地区实现集聚后,该地区倾向于吸引更多的流动生产要素,例如工人在产业集中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消费机会。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将使产业集聚区内消费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生产者。一旦一个地区拥有了更多的生产份额,这一过程很可能会发生自我强化,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G. 1944)把这一过程称为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如果有许多的企业在一个地区生产,这一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企业来说便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于是许多企业吸引更多的企业而形成产业集聚。这种产业集聚不是由于自然禀赋等第一自然优势原因而形成,因此我们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产业集聚的原因归结为第二特征(second nature)优势。

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与东部沿海地区距离沿海大的港口较近,拥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关。因此,自然优势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自然优势不能解释一些在自然禀赋方面不具有优势的地区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更无法解释在自然禀赋非常相似的地区在产业集聚方面却有不同的表现。例如,与周围的省份(特别是福建省)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既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产业集聚的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个例子,这两个省份的自然禀赋条件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集聚中心,而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我们需要利用新经济地理理论来解释中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其它原因。新经济地理理论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其核心思想是:两个地区即使在自然禀赋方面非常接近,但由于一些偶然因素导致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会使两个地区的市场份额发生变化,根据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在地区间贸易自由度不是很大的时候,就可能导致产业在一个地区集聚,而另一个地区的产业开始萎缩。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并没有否定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第一自然条件方面的差异看作一种偶然因素,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以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对产业集聚产生作用。

对于中国工业集聚形成原因的实证分析,目前国内研究不多。金煜、陈钊和陆铭(2006)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他们认为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梁琦(2004)通过计算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与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投资分布的相关系数,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的理论假设。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仅保持在量的增长,而且在投资的空间分布上有显著的集聚现象。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率先从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尤其是南部沿海地区。在1985年,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各地区的92.15%,而中、西部地区仅分别占3.99%和3.86%。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比重有所下降,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其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明显。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份额保持平稳,中部地区所占的份额有所提高,西部地区所占份额则出现下降的趋势。

从各省、区、市的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沿海发达省市。其中,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占全国50%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但是仍然处于领先水平。通过观察1985-2004年间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前5位的省市,可以发现20年中共有11个省市进入过前5名,这11个省市上榜次数的分布如图2所示。

广东省毫无疑问地成为上榜次数最多的省市,20年来年年榜上有名,并且除2003年位居第2位之外,年年位居榜首。其它上榜次数较多的省份有上海(19次)、福建(17次)、江苏(14次)、山东(13次)。以上5个省市的累计上榜次数占总上榜次数的83%,可见,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这5个省市。再从每年5省市累计外商投资所占份额(5省市集中度)来看,仍然表现出高度的集中,5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但集中程度略有下降的趋势。1985年的5省市集中度高达86.1%,此后开始下降,但一直到1992年,这一指标一直保持在70%以上,1993年该指标继续下降至66.26%,此后一直在60%～70%的区间波动,具体演化趋势如图3所示。

与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相伴随的现象是中国的工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集聚。工业集聚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影响工业集聚的因素很多。接下来,本文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关系。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集聚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林理升和王晔倩(2006)提出的一个标准化指数来衡量产业的区域集中程度,这一指数是对Ellison和Glaeser(1997)的空间集聚指数的简化。林理升和王晔倩提出的指数是通过某一地区在某一时间点上的人口指数对集聚程度的标准化来描述该地区的产业集中程度,产业集聚程度用制造业就业人口来反映①。本文认为利用某一地区在某一时点上的就业人口比例对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比例能更好地描述产业集聚情况。定义在t时刻i地区的集聚指数gi(t)为:

Ei(t)是地区i在t时刻制造业的就业人口,Pi(t)是地区i在t时刻的总就业人口,E(t)和P(t)是所有区域在时刻t的所有制造业就业和总就业人口。gi(t)的值介于-1和1之间,当1个地区制造业就业在制造业总就业中的比例很小而就业占总就业比例很大时,这个值趋向于-1,制造业完全分布于其他地区;反之,当一个地区制造业就业在制造业总就业中的比例很大而就业占总就业比例很小时,这个值趋向于1,制造业完全集中于这个地区;当1个地区制造业就业与制造业总就业的比例与该地区就业占总就业比例相似时,这个值趋近于0,制造业完全分散于各个区域。

本文计算了中国1985-2005年各省份的第二产业(工业)集聚指数gi(t),根据集聚指数,本文可以对中国产业的区域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在表1中列出中国1985-2004年间集聚指数居前5位的省市。

对照图2,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省市往往也是集聚指数较高的省市,例如广东、江苏、上海、辽宁、浙江等省市外商投资水平与集聚程度均较高。但是也有些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该省份的集聚水平不一致。其中,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福建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在绝大多数的年份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是该省的产业集聚程度却始终处于中间水平。从表面上看,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似乎不相关,但是如果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近年来,福建省的产业集聚程度是不断提高的(如图4所示),这同福建省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的方向是一致的。与福建省情况相反的是黑龙江省,在1993年以前,该省的产业集聚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第5位,但是该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却处于全国的中下游水平,较少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该省的产业集聚水平下降的方向相一致。

以上数据分析初步表明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的产业集聚,为了进一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的关系,我们对不同年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与集聚指数利用SPSS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检验结果,本文发现1993-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与集聚指数均通过Pearson检验,再一次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制间存在相关关系。如果进一步观察相关系数,我们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这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越来越明显(见图5)。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数量不断增加,2002年,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是,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平衡。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的优惠经济政策,已经吸引了流入中国的8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的累计结果,必然导致地区间产业集聚的差别。根据笔者的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集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相关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首先推行区域导向型开放政策,率先在沿海地区实行对外开放战略。1979年,中国在广东省的深圳、汕头和珠海以及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年,中国又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以及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中国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1988年,建立了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和辽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并成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中国决定开发上海埔东新区,同年决定在福建设立台商投资区。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沿海省区已经全部实现对外开放。“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使得沿海省区拥有更大的经济决策权,因此在获取国外资本、技术和市场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健全的基础设施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增加资本形成,导致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集聚。

产业集聚的形成必然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确实存在不断增大的趋势,并且这种区域经济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政策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非均衡所造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一个地区吸引投资的优势一旦形成,往往具有循环累计因果效应。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优惠的政策以及其它优势率先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产业集聚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反过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基础配套设施不断改进又进一步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及产业集聚。

注释:

①Krugman(1981)证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与该地区制造品产量有比例关系。

参考文献:

[1]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a (99): 483-499.

[2]Krugman P.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3b (33): 129-144.

[3]梁琦.产业集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林理升,王晔倩.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J].经济研究,2006,(3).

[5]党兴华,弓志刚.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跨国文化管理与创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6]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4).

[7]严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4).

[8]常建坤,李杏.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5).

Positiv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FDI to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Yu Ming, Han Xuefeng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例10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