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33-02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团结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营造和平国际环境以便顺利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备三大特征。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走出一条适应时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该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

一是世界进入新不确定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文中认为，目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不确定期。首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其次，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再次，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

二是中美以及整个世界面临严峻挑战。黄靖指出，当前，中美以及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三大根本挑战。其一，如何确保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其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三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首席政务官林国炯博士在其《“中国梦”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中文认为，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国际政治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各个领域的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增加了话语权和重要性。在经济领域方面，三十多年来历经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更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科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准，尤其在高科技领域追赶之余勇于创新。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国近二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四是中国主动提出，中美两国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3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晚祝贺当的电话中表示，“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再接再厉，继续推动美中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分歧。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愿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层交往，维护和发展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如此，中美双方领导人都提出了从此构建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维护太平洋亚太地区的稳定、合作、安全的局势。新任中国外长在3月20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指出，中美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认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面向全球，“首先从亚太做起，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当克里在4月份访华时，也谈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意义

国际问题观察员郑熙文撰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在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涉及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首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推动形成一股新的健康强劲的时代潮流。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不限于中美两国，中美新型关系的建设对各大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其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关键引领效果，有助于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和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将一以贯之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一个更符合时展需要，更能反映国际社会呼声、更具代表性、更富生命力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积极理论意义，有助于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经验。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必须遏制新兴大国，“大国政治悲剧”是历史的“铁律”。21世纪全新的时代形势呼唤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将提供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崭新实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实现里程碑式的发展。

四、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持久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其伟大而更加艰难。但只要中美两国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会开辟出一条21世纪大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光明之路。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2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避免线性思维。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至少存在共同发展、共同倒退和双速运动三种可能性，不同前景应有不同的应对思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需汇聚共识，战略合作需要双方形成共有知识，发展出共有知识团体。就此而言，中国要加强对外部变化的研究，而美国则要设法缩小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前景的高度分歧。在构建共有价值观方面，要坚持存量共存、增量共塑的原则。

与会者对新型大国关系是否适用美国之外的大国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始于中美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挑战。如果将其扩展到更多大国就会导致概念泛化，指导性也会下降。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应该扩展到其他大国。首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并非权力转移，而是权力流散，权力既在国家间体系内、也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流散。其次，如果新型大国关系只针对中美两国，容易导致“中国中心论”。第三，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涉及战略互信，还涉及利益关系、安全问题、对中小国家的吸引力等。

与会者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化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从理念转变为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关系处理不当便容易陷入西方霸权转移理论和霸权逻辑。也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应讨论新与旧的问题，应吸引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面对多中心和复杂的国际格局，大国协调发生在多元价值体系之下。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也存在竞争关系，中国需要提升思想类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切忌理论空洞化，要对既有的西方规范和理论进行改进，发展出具有普适性的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

还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更多是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应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和理论总结，如斗而不破、六方会谈的成功经验等。对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美需要相互妥协，照顾双方利益。与会者多次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有低定位与高定位的区分。管理大国竞争和危机是低定位，因为这是为预防最坏情况的发生，而高定位的要求较高。现实中不能过于理想主义，战略警戒不会轻易消除，地缘政治思维根深蒂固。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类型与路径

有学者认为，应从国家间关系形态看新型大国关系的类型。既存的国家关系形态包括大国热战形态（敌对关系），冷战时期的对手形态，竞争者关系，伙伴关系和朋友（共同体成员）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可以从后三种着手，构建一种类似选手的关系，其特色是竞争但不破裂。如果能够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某种共同体的成员则是比较理想的前景。理想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相互尊重，包容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相互合作，共担义务；相互配合，各尽所长。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处理好中美、中欧、中国与新兴大国等的关系。目前中欧的竞争关系在加剧，与欧盟的关系有所倒退，但与成员国的关系在改善。中美关系出现两个特点：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越来越深入到各自社会内部。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至少包括三层内涵：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逐渐明确自身的大国身份和地位；中美要超越传统的崛起国挑战霸权国的历史定律；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能动的构建过程，需要双方的主观努力。中美都认识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但中国的需要更为迫切。中美应避免成为恶性的竞争者关系，既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竞争者，双方应平等相处，和平相处，合作共治。美国高层在中国是否是竞争者的问题上从未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对现行规则的制约评估也尚需建构共识。有学者提出，新兴大国中大部分都不是大国，新兴大国集团与传统大国集团的关系也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

对于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学者指出妥协是必然的，弱者需要主动多做妥协。同时，相对较弱的一方也要明确自身的相对优势，适度加以运用。也有学者指出大国的关键是具备国际影响力，这主要是从外部定义的。大国交往要有底线，要确保本国的稳定与可持续增长。大国还要负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当前大国均把视线转向国内建设，国际和国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新型大国发展道路问题。新型大国关系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是取决于国内发展道路。还有学者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谋求的合作空间不是基于让步，而是要把国内发展议程与对外关系有机联系起来，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进而推动新的合作议程。此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还要顾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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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4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7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072-03

1前言

目前，与能源相关的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较多，不仅包括能源安全、能源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而且还包括能源国际贸易等。在中国知网上查阅煤炭国际贸易方面的文章，基本上集中在讨论近年来我国的煤炭进出口变化、我国煤炭出口的竞争力、世界煤炭国际贸易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全球煤炭供需格局。国内一些专著则从世界全局范围内分析主要煤炭资源区域（或国家）的煤炭资源禀赋、能源政策、贸易潜力、地缘政治等特点，探讨我国与其进行国际贸易的潜力和方式。综合各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国内对于煤炭的国际贸易中缺乏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科学根植在理论基础之上，理论是对经验现象或事实的科学解说和系统解释。复杂网络作为一门新兴科学，是对存在的网络现象及其复杂性进行解释的学科。倘若以国家为节点，国家和国家的进出口煤炭贸易作为变量，就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国际煤炭贸易的复杂网络。而运用复杂网络的理论研究方法，就可以探究在变化无常的煤炭贸易活动背后国际煤炭贸易中存在的捉摸不定的秩序，并且能够研究国际煤炭贸易这个复杂网络中其网络演化、涌现、自组织、自适应、自相适、自相似的各种网络特征。综合和了解此贸易网络的特征，对于帮助各个国家在煤炭贸易弈，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今，就研究国内能源的研究而言，复杂网络的运用还相对较为有限。复杂网络的理论工具，在能源贸易的领域内更多地被用来研究国际间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虽然煤炭在能源种类中算是比较传统的类型，但是基于复杂网络的理论来研究的成果还相对较少，因而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2复杂网络研究

2.1复杂网络概述

由于煤炭市场是能源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际能源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煤炭市场并非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但是煤炭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存在诸多复杂性特征和复杂现象。煤炭市场相关的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借助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理论方法。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主流观点等基本理论。

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分别是：20世纪40～60年代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系统工程，即经典系统科学理论；70年代从耗散结构、突变论、混沌、分形、超循环理论到非线性科学；80年代从复杂性、复杂系统到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李士勇和田新华，2006）。

复杂性是非线性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非线性科学为认识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在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参数的微小变化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引起系统输出发生巨大变化甚至突变。这样的特征被称为非线性系统的相干性，它表明事物的相互作用不是单方面的简单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非线性关系，这是非线性的实质（张跃军，2008）。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对非线性科学研究的深入，世界上兴起了对复杂现象、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研究热潮。美国圣塔菲研究所（SFI）成为世界研究复杂性科学的发祥地和研究中心。迄今为止，尽管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尚未形成完整的科学定义，但并未妨碍人们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几个典型的学派。例如，欧洲学派侧重于从能量、结构和自组织角度研究复杂系统；美国学派侧重于从秩序和规则演化、进化的角度复杂适应系统；而以钱学森、于景元和戴汝为等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侧重于从系统整体论和还原论相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角度研究开放复杂系统（钱学森等，1990；钱学森，1991；戴汝为，1991；戴汝为，1998；戴汝为和李耀东，2005；卢明森，2005）。复杂性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

2.2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及特点

复杂性科学不是哪一门具体科学的前沿，而是整个科学的前沿，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

（1） 研究对象是复杂系统。

（2） 研究方法是定性判断和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和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和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

（3） 研究深度不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而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构成的原因、发展历程极其复杂机理，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李士勇和田新华，2006）。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体系是复杂性科学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研究系统复杂性的方法论，是我国科学家对发展复杂性科学的重大贡献。

利用综合集成研讨体系求解复杂问题的大致步骤如下（戴汝为和李耀东，2005）：

（1） 明确问题和任务；

（2） 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认真了解情况，咨询专家意见；

（3） 通过研讨，结合专家经验，对问题形成初步认识；

（4） 依靠专家经验和形象思维，在问题求解知识的帮助下，提出对复杂问题结构的分析方案；

（5） 根据复杂问题结构的特点，结合领域知识和前人经验，把问题分析逐步或者逐级定量化；

（6） 在定量化或半定量化的基础上，建立问题的局部模型或全局模型；

（7） 在局部模型和全局模型得到专家认可后，讨论如何合成这些模型以生成系统模型；

（8） 系统模型建立后，通过建立计算机测算和专家评价，验证模型的可靠性。

如果专家群体对模型不满意，则需要重复（3）～（8），或者其中某几个步骤，直到专家基本满意，建模过程才能结束。

2.3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能源贸易研究

国内学者针对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对能源贸易方面进行的研究还比较有限，且主要集中于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类型。

程淑佳、王肇钧（2011）：依据世界原油贸易数据，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基础，结合地理学的区域分析方法，勾勒出世界原油贸易空间结构，并比较了区域间节点、出、入度及权重值的差异。利用熵值分析了网络的均质性，并对世界原油贸易空间结构进行了模拟。刘潇（2011）针对国际贸易本身进行了有关复杂动态元网络模型的建模和应用研究。他首先将Carley的元网络模型扩充为复杂元网络模型，并应用于国际贸易网络微观建模，提出国际贸易复杂元网络模型；然后结合整体网络时间动态性和网络要素动态性提出国际贸易复杂动态元网络模型框架。杨鑫、安海忠、高湘昀（2011）应用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了以93 个国家为节点、以国家或地区间的天然气贸易流动方向为边的复杂网络，分析了2010 年国际天然气贸易关系的无权和加权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天然气贸易关系分布具有幂律性和群簇性，较大的贸易量会弥补群簇间贸易结构的松散性；贸易量与贸易关系数量基本呈正比例关系，但全球贸易集团的出现与其贸易量的关系不大。研究结果旨在为我国的天然气贸易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学者的相关工作，为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煤炭贸易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依据，而煤炭作为能源的一个种类，也可以借鉴其他能源进行相关的研究活动。

3国际煤炭贸易研究

近几年，世界煤炭生产、消费和贸易呈增长态势，发电用煤需求也急剧增长，煤炭生产的国际化和海运成本的下降，也加速了煤炭国际贸易的发展。

近二十年里中国煤炭进出口贸易有显著变化。20 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中国煤炭贸易以出口为主。煤炭进口量仅为出口量的4%左右。从2002 年开始，中国煤炭进口量快速增长，年进口量超过1000 万吨。2005 年煤炭进口量增长至出口量的3%，2007 年煤炭进出口量已经接近持平。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累计进口煤1.26 亿吨，比上年增长211.9%；出口煤2240 万吨，下降50.7%；全年净进口1.03 亿吨。中国第一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煤炭对外依存度约3%。

在进出口贸易结构的研究方面，房颖（2011）研究了中国煤炭资源的储存状况，中国煤炭进出口的变化历程，并详细分析了中国煤炭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和影响。预测了近几年的走势，并根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其次，在国际煤炭贸易格局方面，张同功（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新形势进行分析，同时展望煤炭市场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可能变化；指出我国政府和煤炭企业必须认清形势，积极应对，政府应该为煤炭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应该做好安全工作，认真分析市场形势，加强创新与管理，相互协作和多元化经营，提高综合竞争力。

此外，对于世界煤炭贸易形势方面，石砺（2009）研究了国际煤炭市场波动。2008 年秋季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国际煤炭市场。他利用最新的统计资料，阐述了近年国际煤炭市场的总体发展状况以及动力煤、炼焦煤和焦炭的国际贸易情况以及相关的价格变化情况，并简述了国际煤炭贸易海运市场的情况。

4结论

虽然国内学者的一些论文及专著中的部分内容或章节涉及了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与贸易关系，但是，缺乏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具体而言，国内的研究存在着理论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与其他消费国家之间进行煤炭贸易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如中外煤炭贸易的某些具体内容或者说是煤炭贸易的具体领域，缺乏运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客观深入剖析中国与其他能源消费国家之间的贸易互动，也缺乏对中国与其他能源消费大国之间如何实现煤炭贸易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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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77－05　收稿日期：2009－09－30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越国界寻求新的市场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过去，当我们提到国际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利用其资源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理论界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大型跨国企业上。然而，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上述想法受到了根本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国际企业，它在创业的初期或创业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涉入国际市场，而且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这些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展示了一条快速国际化的路径，形成了新创企业国际化这一特殊的现象。它们在建立的早期阶段从多国资源中寻求竞争优势，并在多国进行产品销售，此现象同时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际化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但却能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和设立很久的大型公司竞争，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值得深入探讨的东西。许多文献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以前关于新创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技术知识、技能、资源、学习、进入模式、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重要性等方面。另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国外新创企业，尚缺乏对我国新创企业的具体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国际新创企业的特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其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新创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对我国新创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竞争优势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1　理论模型

图1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模型。本文重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两个方面：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我们认为，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人模式可以影响企业的组织学习，组织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进一步，新创企业的国际扩张也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国际多元化程度不同，企业也会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

2　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组织学习的关系

(1)国际多元化与组织学习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Johanson等(1990)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国际化实质上是一系列经验学习的过程，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参与不同国外市场阶段来进行持续性学习。同时，国际经营的多元化可以促进企业的组织学习。企业的国际化促使了组织学习的发展，企业一旦作出国际化经营的决策，为了减少不确定性，通常都会通过出口贸易来获取相关知识和经验，而这显然是一种学习过程。这些观点说明：

假设H1：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2)国际化进入模式与组织学习

尽管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扩张呈现一种演进模式，但是，一些创业型企业会放弃某些阶段，直接采用较高的控制易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而这些交易要求企业与多个国际市场的主体建立密切的联系。新创企业采用较高的进入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组织学习的能力。这类进入模式通常要求企业与市场、客户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增加了企业接触不同信息来源的机会。同时，较高的国际化控制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要求新创企业加强与市场、客户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有助于企业的快速学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H2：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人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3)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国际化绩效

以往的研究表明，从事国际经营的新创企业的绩效通常要比没有从事国际经营的企业更好。Feeser等(1990)发现，增陡幅度较大的新创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的收入比增长幅度较小的企业要高。Bloodgood等(1996)指出，企业的国际化强度与其经营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随着企业进入更多的国家，它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方向上运用其技能和产品，从而提高其增长幅度与盈利能力。国际扩张使企业与各个市场的重要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它们能够较经济地获得关键资源。国际多元化可以使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网络，并从中受益(Hitt et al，1997；Weerawardena et al。2007)。所以。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多元化和国际进入模式，都应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由此可得：

假设H3：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假设H4：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入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4)新创企业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

当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它虽然会面临不确定性和一定的危机，但这会促使他们加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是由于动态能力的加强和技术的深化，借助国际扩张，新创企业还可以利用自己特有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增长和盈利收益。组织学习是一个知识收集的过程，通过知识的收集加工和再吸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还可以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国际扩张过程中绩效的提高。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促进了组织学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假设H5：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5)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与国际化进入模式

在国际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一般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为雄厚的技术力量，这种能力会促使这些企业倾向于在国外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而不是收购当地的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开展业务的企业，要面临各国的市场差异，要应对不同的需求特点、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合伙人。除此之外，通过与当地知识库的互动以及不断面对新的创新系统，国际经营环境的多元化可以帮助企业增强其知识储备。这可以促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时候选择更高的进入模式和更快的速度。国际化多元化程度较高，企业掌握比较多的国外市场知识，在选择较高的进入模式时将面临较小的投资风险。可见，企业国际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企业将倾向于选择较快的国际化进程。

假设H6：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进入模式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1　变量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1)国际多元化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本文中是指企业在国外经营的范围。国际多元化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见图1)。

关于新创企业从事国外经营所在的国家数量的测量，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不可能得到较详细的数据，我们在问卷中采用较模糊的问法，然后得到一个平均数据；国外市场的技术多元化在本文中将参考世界经济论坛(WEF)编制的世界技术报告(06－07)中各个国家的技术分数进行衡量。在问卷中通过提问“目前公司的主要国际化业务集中在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将填写的国家技术评分平均化，作为考核技术多元化的指标；文化多元化的衡量参考Hofstede(1993)的国家文化划分法。主要通过问卷评分来调查；地理多元化一般是通过熵标准来衡量的，这个熵标准是根据本国市场以外的国际上市场的收入比例确定的。

(2)国际化进入模式

关于国际化进入模式，本文主要从控制程度和推行速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控制程度将根据出易、许可协议(包括许可证协议、特许经营、交钥匙工程或管理合同)、合资企业、直接收购当地企业和新建企业的顺序，控制程度从低到高的顺序。推行速度将通过问卷调查，为问卷第二部分6个题项。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3)组织学习

学者们对组织学习尚未形成共识，而对衡量一个组织或团队组织学习的程度，各研究对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也并不一致。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总体上是由研究者依实际研究情境来加以诠释的。其中。由Sinkula等(1997)所发展的量表对组织学习内容的衡量较为完整和全面。本研究采用他们的量表并加以修正，其中包含3个构面。该量表将组织学习视为由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和开放心智等3个构面所组成。

(4)国际化绩效

Murphy等(1996)将国际化绩效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达成特定目标的程度。本研究采用这一定义，并分为两个方面来衡量。第一部分为财务绩效，衡量的是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营运净利率、投资回报率、运营成本和产品利润率；第二部分为非财务绩效，衡量的是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共有8个题项，也是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方法与其他指标一样。

2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国际多元化、国际化进入模式、组织学习和国际化绩效等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方法，主要采用国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成熟的量表，同时根据研究内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做部分适当修改，成为初步的问卷。

本文以我国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关于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国内都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中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调研的经验，认为新创企业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从成立之初6年内，开始进行相关的国际化业务；目前国际化的业务比例至少占公司总业务量的10％以上。

(2)问卷设计

本文根据以上的变量和操作性定义，结合国内外已经成熟的量表，制作出研究的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重点选择四个地区进行调研，分别是河南、广东、江苏和东北地区。主要采用走访、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各种类型问卷320份，回收142份，其中有效问卷114份。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有效记录个数必须达到变量个数的10倍，基本满足条件，因此可以认为本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基本满意。

3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立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EM)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对我国新创企业同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大部分。根据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将各变量分解为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并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解释

1　模型的估计评价

本次调研的行业分布比较分散。通过对企业成立至开始国际化进程的时间进行统计，发现成立3―5年内开始国际化的企业占到54.4％。为了更好地了解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本部分将对有效样本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包括平均数和标准差等。对于变量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 α系数值来进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值均大于0.35的最小标准，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可以接受。

本部分在利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分析后。将采用AMOS16.0对整个模型进行验证。

利用AMOS16.0对模型Ml(本文的初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与评价。X2/df>5，且GFI小于0.9，所以模型MI拟合得不太好，需要对模型M1进行修正。

2　模型的修正

本文通过对模型Ml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进行研究，发现e8和e10的修正指数最大，两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度。e8表示Y12(分享愿景)的残差，e10是Y22(非财务绩效)的残差。分享愿景指的是组织中的主管会将公司未来发展的愿景与员工互相分享，而非财务绩效主要包括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从理论上可以发现，如果主管不太愿意跟下属进行沟通，那么员工很难会对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e8和e10具有某种相关性。

对模型M1进行修正以后，得到模型M2。计算表明，国际化绩效与组织学习(p>0.05)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中潜变量组织学习对潜变量国际化绩效的路径系数与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对于采集的有效样本数据，这两个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并不存在。因此，应继续修正模型M2，删除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的路径，得到修正模型M3。可以看出，模型的X2/df=3.992

前面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没有经过标准化，称作非标准化系数。非标准化系数存在依赖于有关变量的测量单位，在比较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无法直接使用，采用标准化系数，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系数作用的大小。由此，给出最终修正模型M3的标准化系数表和标准化整体结构图(图2)。

3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通过图2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各个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的水平，由此可知假设H1，H2，H3，H4，H6都获得了证实。由于在模型M2中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在本文模型中可以认为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没有影响。最终修正模型M3删除了两者的联系，重新计算各个变量的影响关系，且各个拟合指标符合预先设定的要求，因此模型M3符合要求。

表2给出了本文中各个假设的检验情况。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我国国际新创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发展迅速。通过大量的问卷调研，发现国际新创企业分布范围很广，大多在成立3～5年内就开始了国际化经营，且国际化销售比率多数超过总业务量的10％。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且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日新月异，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创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此外，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很多国际新创企业的创始人都有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改革开放后几十年，许多原来国有外贸企业或外贸部门的员工纷纷下海创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42-02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大战略要求。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同志深入学习、善于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联系工作实际，尽快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从而不断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

一、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概念提出

198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首先提出了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中提出了“向学习化社会前进”的目标，从此这一理念正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之后，西欧和日本纷纷推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计划并付诸实践，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带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使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社会潮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国际世界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要想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办法，这是时展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保障。据此，200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明“建设学习型社会，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总的来看，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理论上升为实际的飞跃过程，这体现了我们党事实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也体现我们党要求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以学习作为基本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态度。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时展脉搏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要求的高度自觉和清醒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推动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学习型政党的一般规定性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政党先进性的一般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特殊要求，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学习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哲学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当下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性政党发展的学说。

其次，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广大党员统一认识，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个年头，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危机关头认清现实，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正是由于有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做后盾，我们党才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发展至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指导方法的确立，各种新鲜事物涌入我们的视野，各种思想也充斥着我们的头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广大党员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如何使广大党员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党的当务之急。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以马列主义为依托，学习历史和现实经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认识，将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并不断为之奋斗。

最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想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就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努力使我们的党变成学习型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为祖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用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三、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适应学习型政党建立

（一）科学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适应学习实效性要求

要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学什么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所要求的，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学习：

1.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综述。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2.坚持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学习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方面知识。党中央在《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见》中指出：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学习反映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走在时代前列，因此必须拓展知识视野，尽可能建立广博且精深的科学体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概念，适应学习终身化要求

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学习终身化的思想，学习在这里不能作为一个任务，而是一种习惯，这是对传统学习理念的颠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引导，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不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参与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肩负起引导人们把科学文化学习与思想道德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任务，将学习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去。总体来说，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党员干部的学习过程提升到一个追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一个高度，促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一切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党内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从而形成一种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终身学习的新的学习格局。

（三）普及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适应不同学习要求

人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把受教育者看作是教育客体，认为受教育者只管倾听和牢记就完成了教学，然而接受者却常因此对教育过程产生反感，无法达到教育目的。学习型党组织的最终目的，应该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教育者通过在与不同受教育对象的交往过程中了解受众的不同需要，结合他们的自身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自身发展和进步结合起来，使教育过程充满人性，逐层地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建立。

总之，新的形式和挑战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饱满的工作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F276.44；F273.7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波特（Porter）的“钻石模型”为产业竞争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国外学者的产业竞争力模型有很多是在“钻石模型”基础上进行的改进，如Dunning（1993）的超国家钻石模型[1]，Cartwright（1993）的多因素模型[2]，以及Rugman和Verbeke（1993）的双重钻石模型等[3].国内对钻石模型改进较为成功的是芮明杰（2006）的“新钻石模型”[4]，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加入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

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价.陈文锋和刘薇（2016）从产业导向性、产业带动性、产业市场化、产业创新型、产业效益型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5].王亚男、王宏起和李永华（2016）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人力资源生态系统的指标体系[6].方芳（2015）从财务运营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战略引导能力、履行社会责任能力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节能环保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7].张少杰和林红（2016）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环境、科技环境、人文环境、基础条件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8].陶金国等（2015）从产业投入能力、产业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成长潜力、产业政策环境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9].王相平（2014）从技术能力、市场能力、创新文化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开放式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10].谭蓉娟（2012）从内生潜变量和外生潜变量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指标体系[11].肖艳（2012）从战略性、新兴性、成长性和关联性等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指标体系[1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评价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因，几乎没有人用“新钻石模型”来评价国际竞争力.本文在“钻石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数据，建立出一套可量化且较完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评价.

2研究设计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提高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在全球产业链中谋求更好位置，进而取得较高的产业国际竞争力[13].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与“新钻石模型”十分契合.因此本文用芮明杰（2006）的“新钻石模型”作为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新钻石模型”的理论框架虽完善，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的获得与处理上会相对困难，因此本文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一定改进[14-17].以产业环境、产业支撑、产业创新三者楦伲将生产要素与需求条件归纳为产业环境.将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微调为产业支撑与企业支撑，与政府作用一起并入产业支撑.将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微调为产业创新.

本文将产业环境、产业支撑、产业创新等3个因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因为“机会”不易量化，因此剔除“机会”这一因素.然后在一级指标下构建了二级指标，最后选择了35个可以量化的三级指标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和CSMAR数据库中2005～2014年10年的数据，分产业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用SPSS软件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ZScore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标准化后的各指标取相关性检验，根据其相关系数矩阵（50×35的矩阵，数据表略），发现变量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相关性.KMO检验值为0.79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Sig值为0，也说明了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15，17，18].

3.1因子提取

3.2公因子修正

由因子成份矩阵（表略）可以发现，第一个因子与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企业办研发人员：机构人员、企业办研发机构：机构数、专利申请数、R&D人员、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出货值等25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25个指标从产业创新的初始投入到过程控制，再到创新产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因此将第1个因子命名为产业创新因子.第2个因子与资产负债率、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项目建成投产率等4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4个指标从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力、盈利能力以及经营效果给出了竞争力解释，因此将第2个因子命名为产业经营与盈利因子.第3个因子与资产总计/企业数、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资产总额、R&D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等5个指标相关系数较高.这5个指标与产业的自身资产及政府作用有关，因此将第3个因子命名为产业环境因子.第4个因子与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相关，但其方差解释率达到了5%，也不可完全忽视.这个指标与产业的效率息息相关，因此将第4个因子命名为产业效率因子.

因此，修正后的公因子分别为：产业创新因子、产业经营与盈利因子、产业环境因子、产业效率因子.这与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对应度还是相对较高的，4个因子也是分别从产业外部环境、产业自身能力效率与产业创新能力等方面解释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方差贡献率最大的正好是产业创新因子[20，21].可以说，创新能力抓住了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3.3因子得分与综合得分

本文将35个三级指标按升序编号：Z1，Z2，…，Z35，分别代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企业办研发人员：机构人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每个产业在不同因子上的得分分别设为S1，S2，S3，S4.

那么，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第1个因子上的得分为：

S1=0.044×Z1+0.045×Z2-0.018×Z3+

…+0.010×Z35. （1）

同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第3个因子上的得分为：

S3=-0.030×Z1+0.008×Z2+×0.140×Z3+

…-0.148×Z35.（2）

可以此类推.进一步可以得到综合得分（加权求和）[15，22]，权重为方差贡献率：0.610、0.135、0.121、0.055，这样可得各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得分：

S=0.610×S1+0.135×S2+0.121×S3+

0.055×S4. （3）

根据得分就可以进行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

3.4评价结果及分析

综合评价：从五大产业国际竞争力及增长趋势来看，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最强，且一直保持高效的发展趋势；医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相对较高，且一直保持着稳步增长；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表现较为一般；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不过随着国家政策扶持与其产业效率的大幅增长，也许在未来会成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4结论

本文以芮明杰的 “新钻石模型”为理论基础，根据数据可获得性等问题对理论模型进行调整，从产业环境、产业支撑和产业创新等3个维度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最为重要的产业创新能力还处在相对低位；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产业环境、产业效率等指标的发展水平也有待提升.为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需要从2个方面努力.首先，政府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改善产业内外部环境，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均衡发展，尤其要进一步提升航天航空器及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升级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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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9

一、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含义

伴随着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主要指的是人才应该具备以下四种特质：

1.良好的语言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是对所有外语专业人才的共同要求。如果不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国际”化还是“创新型”人才都是空谈。

2.扎实的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的具备也是对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要求之一。当然，这个专业知识不仅仅是指外语专业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还包括了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形势的掌握。

3.创新思维能力

作为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外语人才，必须要具备创新思维，并且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创新思维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4.国际化视野

所谓的国际化视野就是要求外语人才必须要了解国际规则，并且参与到国际事务以及国际竞争当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化与政治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国际事务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在外语教育当中，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对于外语教学来说，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不单单是服务于教学，帮助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能够进行较为完整、系统的课堂教学安排，同时还可以起到语言输入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由于教师本身的专业水平和技能不同所带来的教学效果不一的问题，保障了教学的质量。我国当前的外语教材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相关的组织机构也颁布了一些文件，指出了外语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比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就明确表示了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三、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

1.培养目标

在进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时，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培养目标。而根据当前《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笔者认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应该要明确以下几个培养目标：

（1）学生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学习之后，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为将来在大学中的外语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2）学生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学习时，也需要培养他们国际化的视野，并且让学生对于不同的文化、种族都能具备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当中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3）学生在基础教育的学习中，必须要进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训，并且要培养独立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所帮助。

2.课程与教材建设

在进行基础教育的时候，除了要明确教学培养目标以外，对课程的建设也要格外重视，要积极地调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培养。

而在教材建设当中，首先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课程设计的特色等，将教材体系划分为不同的系列和品种。对于主干教材而言，一定要按照《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来进行建设。其中包括学生语言技能、知识的掌握、学生情感和文化意识的培养，这些都是在教材建设中需要格外注意的。除此之外，其他品种教材的建设也一定要充分体现国际化与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特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当中就明确提到：“建立灵活的课程目标体系，使之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英语教学更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开设不同选修课程，对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有帮助。

四、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

1.培养目标

按照当前《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包括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包括外语学习中各式各样的训练课程，技能的掌握包括听说读写等基础能力，而专业知识则包括外语语言以及相关的文学、历史等方面。在外语学习当中，只有当学生了解一门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才能帮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更好地应用该门语言。除此之外，在进行外语学习的时候，必定要进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习，比如外交、法律、经济等。而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对于高等教育中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也有着明确的要求。

在大学前两年的学习中，不仅要重视外语基础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并且要让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应用能力，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语言学习打下基础。而在后两年的学习中，除了要不断地加强外语基础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以外，还需要进行相关课程的教学，这样才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从各个方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一门语言，以便未来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更好地应用。

2.学术技能的培养

相比基础教育的外语学习，高等教育中的外语学习更加深奥，除了掌握基础知识技能以外，还需要将外语应用在不同专业学科的学习上。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学生学术技能的培养。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适量地削减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技能课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削减外语教学当中的技能课程并不是说要减少相关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对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进行优化，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专业技能的提升当中。

3.人文素质的培养

在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当中，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也需要格外重视。这是因为，人文素质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开设专业课程以外，还需要开设相关的人文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结语

随着当前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培养出符合国际形势要求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就必须要对教材体系的建设进行优化和改良。然而，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无论是基础知识技能的培养，还是相关技能的培养都有所不同。在基A教育阶段，笔者认为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技能是最重要的，对于高等教育的外语知识和技能培养，还需要注重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并且拥有较为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庄智象，韩天霖，谢宇，等.试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材体系建设[J].外语界，2013（5）：45-5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113－06

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最早从事批判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82年他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和公民》一书，与罗伯特・考克斯(Cox)和理查德・阿什利(Ashley)的两篇著名的文章一道，掀起了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第一股批判浪潮，之后阿什利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众所周知，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始终有一个“美国中心”，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总要经过它的诠释和传播才能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是在这股浪潮之后被主流阵地阐释和传播得最充分的非主流理论之一。相对而言，林克莱特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由于处于学术领域和地域的边缘长期以来影响居次。在90年代初，林克莱特从澳大利亚来到英国从事研究和任教后，加之冷战后的国际新形势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新一轮论战的兴起，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才逐渐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成为与考克斯齐名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大师。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在评价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时经常批评批判理论长于批判，理论缺乏体系、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而林克莱特批判理论力图避免这样的批评，其理论最大的特点是，理论并没有止于悲观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构筑了一套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理论体系：围绕包容和排斥(inclusion and exclusion)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规范的(normative)、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praxeological)三重综合分析方法为框架，以探究人类解放和重新塑造国际政治理论根基、政治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不伤害”原则而阐发的全球伦理思想――“伤害理论”为主要核心理论体系的批判理论大厦。本文侧重从上述三重综合分析视角来诠释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的政治共同体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包容与排斥问题

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认为，由于国家和国家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包容和排斥体系，所以包容和排斥问题应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它可以成为考察世界政治的一个整体要素。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早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布尔始终认为：“在过去的国际体系和近两百年的现代社会中，不论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是重要和普遍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观察到了这点。沃尔泽(Walzer)认为，包容和排斥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是根本的，因为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决定管理成员资格的分配规则。怀特在他的《国家体系》一书也强调，包容和排斥原则对决定谁属于以及谁不属于国际社会和文明的信仰体系而言是根本的。不变的是，他们和有关阶级差异、族裔、性别和种族排斥的其它形式相混合。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断再现的哲学问题始终关注三种不同的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国家间社会(the society of states)或人类共同体(a community of humankind)孰占首要位置的理由。相对于国家间社会或人类共同体而言，多数理论已经表达了更欣赏民族国家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例证民族国家浸润在包容和排斥体系的不同层面。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是，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和排斥的体系，它有着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精确的区分，有着和领土概念上的差异。第二种是，具有排斥性的国家参加一个由国际法律规范和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包容性的国家间社会。反过来，国家间社会通过阻止那些被认为是不合适属于它的那些社会而可能是排斥性的。第三种共同体仅存在于道德信念中，即个体不仅属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而且还属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共同体。它也是将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合并进国家间社会，并超越排斥性的国家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的观点的核心目标。在林克莱特看来，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包容和排斥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诸方面，但他的批判理论的分析目标三重视角，能够更综合性地考察包容和排斥原则的特性、发展和变化性。

世界政治中的政治共同体问题

共同体问题是林克莱特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之一。早在掀起批判浪潮之初，林克莱特就强调，批判理论旨在追求人类的解放，而与人类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就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征。换句活说，他认为可以从政治共同体道德界限的扩张来理解解放的内涵。解放就是国家的边界失去伦理重要性的过程。而国家理论的动摇则是国际政治理论实质性发展的开始，也是人类共同体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开端，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林克莱特指出，从历史的长河看，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多元存在的形式，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自由、自决，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有相应的共同体形式，最初有家庭，随之是部落，后来是国家。国家有其进步性，但离创造“一个由拥有与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权利和义务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这个人类的美好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每一种更高形式的共同体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类自由前进了一步，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的解放。

林克莱特指出，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很大程度归功于这个事实，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结合不会扩展到国家之外的人们。政治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持续，因为它们是排斥性的，而且通过强调内部人和外部人(insiders and aliens)的差异来建立他们独特的认同。共同体不断地被重塑，它们的道德边界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扩展或缩减。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发展出针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殊主义定位(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s)。因此，质疑国家边界的精确的道德意义的世界主义伦理的重要性显现。在林克莱特看来，现实主义与批判理论不同，因为它缺乏对现代政治共同体充分的叙述。他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它只关心连续性、国家之间的互动形式(战争)、权力制衡，大国的兴衰以及大国的关系，而非变化性，诸如全球化和分裂化这样的全球变化是否影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转型，现实主义并不关心。

鉴于此，林克莱特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与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关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新观念新形式是可能的。批判理论的方法否认共同体内部人的利益自然地高于外部人的利益。它反对这样的假设：当对本国公民的义务与对人类的义务发生矛盾时，前者必然居上的观点。而且批判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开始于转型和重构排斥性的政治共同体。支持超越民族国家道德局限性的更普世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重点在于扩大包容外部人的政治共同体，在于使诸多规范普世化，在于实现一种世界主义伦理。尽管后实证主义理论间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都赞同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通过从下面三大维度展开对共同体问题的综合研究，以促进其实现最终的转型。

政治共同体的规范的、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的综合研究维度

林克莱特批判理论大厦中的规范维度，是指从特殊的社会安排中排斥一些人而包容另一些人的哲学缘由；社会学维度主要关注包容和排斥体系的运作和维持；而人类行为学维度则探究包容和排斥体系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林克莱特指出，虽然包容和排斥体系以及共同体问题已经很长时期是国际关系传统研究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关于它们的规范的、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维度的综合研究。批判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将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恢复起来。

1、有关共同体的规范维度

因为批判理论开始于对人的平等的承诺，所以林克莱特首先探讨的就是，有关国家的规范性问题涉及到将任何人从任何社会安排中排斥出去的合理性的理由。在西方道德和政治思想史中，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思想史中被有关公民的义务和对人类的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例证。关于此，没有哪一种哲学尝试获得了持久的一致。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所有普世主义代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特殊文化或文明的偏好。道德是社会的，道德代码是不能比较的，共同体不能通过呼吁使某种规范普世化来扩展，简言之，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伦理可以去扩展。另一观点，是17和18世纪社会契约观点的关键，它不讨论道德普世主义的存在，认为国家产生了不完美的义务领域，而且，尽管道德普遍性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关系之间，但它们是不完美的，它既不能要求也不能够实施将公民联结到国家这一明确纽带之外的地方。这种观点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少数已被质疑的排斥堡垒之一，因为它没有公正地对待它们之外世界的其他人。在现代国家，国家的道德地位已经被许多赞成将公民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再结合的观点所质疑。

林克莱特指出，事实上，文化边界是高度多孔渗漏的，每一种文化都深深地与其它文化相互作用而被塑造出来的。尤其在现代，被现代性的“世界主义文化”塑造的“外交文化”和“国际政治文化”已经被嫁接在现存的文化体系之上。对普世主义的捍卫并不破坏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使用存在于更先进的道德中的、更具批判的和更加普世的伦理原则和程序，能够更好地解决国际差异。林氏认为，对普世主义的捍卫强调的是对其他人责任的重要性，是破坏所有系统性的排斥形式的需要，它强调确保拥有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一致的全球安排的义务的重要性。正如贝茨(Beitz)所言，普遍一致的概念是伦理普世主义的核心。

在现代社会，任何有关美好生活和美德概述得比较完全的概念，是那种原则上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排斥任何人类其他成员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创造一种有着全体人类共存的有关共同体的道德包容的政治学。拓宽将人视为一个道德的人的意识或道德平等意识，以及拓宽能够普世化的规范的热望，是两种更高级的道德律令的主要特征。对此，一个回答是哈贝马斯的主张：先进的道德律令是承诺准予每一个人以平等权利参与社会和政治配置的公开对话。这个关键的结论源自于将任何人预先从对话中排斥出去没有合法依据的观点。没有哪一种排斥体系能通过这种道德测试，除非它的构成原则能被所有人一致赞同，尤其是那些被排斥出这种社会安排的人们赞同。就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规范框架而言，这个结论有重要的隐含意义。林氏认为，在此基础上，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认为，国家不会耗尽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义务。与个人拥有作为特殊共同体成员的义务共存的普遍义务，要求他们的政治代表去促进更高水平的人类团结和人类共同体。如此，国家就必须赞同给予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忠诚以更大的权力，正如布尔所言，倚靠着更古老的但已变形的国家认同，它转变为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国家，但不是国家。因此，林克莱特强调，批判理论的规范性目标是推动国际事务中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和转型。

2、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维度

林克莱特指出，由道德共同体比国家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批判理论需要发展一种后时代国际关系出现的限制因素及前景分析的经验性叙述，以探讨政治共同体是否可能拓展或缩减，保持对国家及其变化的密切关注，以便次国家和跨国的忠诚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发展一种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成为必然。20世纪50、60年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缔造者在发展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方面最早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此基础上，批判理论进一步扩展和考查了这一方法。批判理论认为，如果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忽略了对国家的建构、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分析，那么它将不会走得很远；如果它忽视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商业或生产的影响，那么这种阐述也不会继续；如果它不重视塑造国内和国际秩序以及建构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维度，这种分析也不会延伸。对这些方面的综合关注能够深化批判理论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对共同体的社会学而言，很少有人会怀疑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林氏认为，综合这些探讨，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学和国际关系中有关社会学习的相关讨论中。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社会学习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林氏指出，尽管已有这些相关研究，但在这个领域内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有关社会学习形式的合理分类，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学习形式的相互关系塑造了呈现在不同社会中的包容和排斥的安排。以他之见，对共同体的社会学而言更有意义的社会学习的分类之一，来自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三种分类：技术一工具学习、战略社会学习、道德实践学习。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将哈氏对社会学习的分析合并进有关包容和排斥逻辑的社会学分析之内。更明确的是，它能够用来分析，是否包容和排斥的模式是哈氏所区别的三类学习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不同领域都包含这些学

习形式所洞察的一个方面或更多方面。在林氏看来，对这种社会学习的聚焦是将不同领域的主题整合在一起的方式。为了发展这种社会学方法，就必须更进一步探讨有关国家的建构、地缘政治、战争、生产以及道德一文化领域相互作用如何产生国际关系中包容和排斥的主导体系的其它更多方面。而对在文化和沟通上以被歪曲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不必要的社会限制的批判，仍然是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部分。因此，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对学习过程的聚焦，目的是去理解，共同体如何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提高自我利益，转变到学会如何维持不同国家间和文明间的秩序，以及学会定义有关道德的普世主义原则并使这一原则制度化。

3、有关共同体的人类行为学问题

雷蒙・阿隆在反思治国方略时，使用了人类行为学这个词，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引入了这个词。人类行为学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没有人的干预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就不会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开始于这个问题：是否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有选择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自由。林克莱特认为，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回答，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必然要求，而卡尔的政治现实主义是有用的起始点。卡尔认为。对政治实践的反思应该对体系的制约因素(systemic constraints)有认知，因为这种制约因素将会抑制主动性并导致思想贫乏。通过聚焦这个问题：国家怎样能够创造超越对国家安全的决定性的追求的国际秩序，如何将国家间的最小秩序转变成一种人类的或康德的普遍终极王国式的世界主义共同体，以避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二元选择。而且，林氏认为，通过综合康德在理性主义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康德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现代国家特性中以及对普遍人权的强调中是内在的。在康德的观点中，现代公民身份的思想有深刻的国际主义隐含，这也正如迈克尔・多伊尔(Doyle)和布鲁因(Brewin)等学者的观点那样，自由主义国家不得不在三种相关的公民身份领域――国家的、国际的(international)、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中表达他们的政治原则。而在自己边界之内有各种排斥形式的国家还不得不质疑在国际事务中的排斥。

著名社会学家埃里亚斯(Elias)认为，国家建构的过程也使得新的社会结合的产生和新型认同形式的发展成为必须。现代国家要求领土认同和对国家的政治忠诚意识，并以此来判断它们外交政策行为的正确性。现代国家的兴起使得怀特所称的“忠诚革命”成为必然，在这个“忠诚革命”中，“忠诚的内部圈扩展”而“忠诚的外部圈收缩”。大体上，国家已经成功地保持了内部成员的忠诚意识，并逐渐限制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团结和认同。而捍卫国际秩序的需要被反映在外交政策的语言上，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全人类的福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原则被调用。涉及到与人类共同扩展的更广的道德共同体，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外交政策的原则可以沿着从道德的排斥性向道德的包容性方向进一步向前发展。卡尔和福柯通过赞同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康德在《永久和平》中认为，国家变得更加意识到需要通过合作来保持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加强的秩序产生了新的希望：国家将继续认识到由启蒙思想传播的国际伦理义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