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毕业论文例1

2.未就业毕业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状况分析与教育路向探析

3.毕业仪式的缺失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4.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之我见——以广西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为例

5.坚定理想信念 培养高尚品格——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6.高校毕业分配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7.关于做好学员毕业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 

8.高中政治毕业会考与高考的教学衔接及导向问题 

9.思想政治教育类专业毕业论文的问题与对策

10.浅谈对毕业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

11.对军校毕业学员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12.以学生为本 开展毕业实习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

13.政治演讲中人际意义的身份建构功能分析——以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为例 

14.高校毕业典礼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以兰州大学为例 

15.英语专业学生的政治认知及其思想工作——以英语专业学生毕业论文为例

16.创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毕业、创业教育  

17.论知识体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生命基础 

18.香港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 

19.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20.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21.政治联系方式、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政府补贴和政治身份的视角 

22.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23.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625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 

24.政治关联维度、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并购——来自上市民营企业的经验数据

2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6.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  

27.媒介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分析 

28.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 

29.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30.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31.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 

32.“福山的菜单”与政治现代化的逻辑——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

33.雾霾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吗?——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考察

3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效应 

35.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36.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 

37.政治关联、所有权性质与高管变更  

38.“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

39.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信任:实证测量与全貌概览  

40.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政治寻租视角的分析 

41.政治技能如何影响员工建言:关系及绩效的作用 

42.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与“在职消费”关系研究 

43.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 

44.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

45.实际政治权力结构与地方经济增长: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影响

46.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兼论“农协”在反TPP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

47.政治关联、企业并购特征与并购绩效 

48.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定位与运行特征 

49.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 

50.政治如何进入哲学  

51.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 

52.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53.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 

54.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

55.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56.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57.政治关联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执法效率吗? 

58.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59.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60.组织政治知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辨析——基于国有企业员工印象管理动机的考察

61.语言的政治vs.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62.企业家政治关联、所有制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基于转型经济制度背景的实证研究

63.日本政治变动及其对华影响——一种结构、生态与政策的演化视角

64.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掌握群众

65.司法的公共理性:超越政治理性与技艺理性

66.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67.“民心”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五省(市)60村调查(1999～2008)

68.“分化的后权威主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变迁分析

69.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70.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

71.政治文明与宪政的关系

72.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资源交换行为

73.国家审计提升政治信任的机理和路径

74.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 

75.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76.气候变化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路径与效应 

77.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

78.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 

79.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论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

80.分布理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拓展 

81.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

82.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 

83.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 

84.反思“边疆”概念:文化想象的政治意涵

85.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 

86.英语政治演讲和学术演讲的情态对比研究

87.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

88.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现状与发展路径的回溯与展望 

89.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与综述 

90.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四个学术方向 

91.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视角的分析

92.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

93.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 

94.政治行政化:县域治理的结构化逻辑——一把手日常行为的视角 

95.农村和城市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比较研究 

96.政治信任测量的比较与分析——以澳门为研究对象

97.开拓政治价值: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

98.超越地缘政治的迷思:中国的新亚洲战略 

99.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政治诱因——基于美国政治周期外溢效应的考察

100.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101.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102.政治社会化路径下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证分析

103.融入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建构

104.总体保守化与政治右倾化的关联性分析——兼论第23届参院选举后的日本政局

105.政治认同: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关键环节

106.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

107.政治信任、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

108.法治国家中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定位

109.国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创新路径探讨 

110.基于人文关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寻 

111.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 

112.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化与学科定位 

113.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综述

114.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政治分析 

政治毕业论文例2

摘要：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全球性经济，其问题外在地表现为经济危机。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两重变化：资本积累从以暴力为前提的剥夺性积累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前提的隐匿性积累；经济危机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萧条性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变革并没有使现实的状况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资本逻辑引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方案无法彻底地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因此，发挥超越资本逻辑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并促进治理机制变革至关重要。

关键词：资本积累；经济危机；资本逻辑；全球经济治理

一、引言：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

探讨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演变趋势首先需要追问这样一个前提：经济问题从一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样的变化促使我们在全球性意义上探讨经济问题。在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经济贸易虽然展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彼时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还没有脱离单个国家或民族的限制。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世界市场”时，经济问题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世界市场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积累与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从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以及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危机两个方面的入手，探讨它们的演变趋势。

(一)全球经济演变的动力——资本积累

在商品经济形成初期，经济交往的动机是单纯的交换。这种交换动机下的商业行为所能够联结的范围有限，以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为主。真正促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普遍交往并建立世界市场的内在动力是“资本积累”。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经济危机

资本积累以暴力的形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歼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进程，经济问题取代政治问题成为一国或多国之间的主要问题。经济问题最剧烈的表现形式便是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是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自17世纪的这一次危机之后，几乎每隔10年就会有规律地发生一次危机。由于危机的影响程度有限，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过度的投机活动引起的把危机的产生原因理解为投机性活动，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积累范围较小，危机产生的影响范围有限。随着资本积累全球性增长与机器大工业的广泛普及，投机性积累行为转变为规模性、规律性的资本积累。经济个体无法在单一范围内发生作用，而是在更普遍的社会联系中，成为了资本全球性运转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同时，经济危机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破坏性最剧烈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经济发展严重衰退，工业生产遭受重创、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失业率急速上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直面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美国率先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等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关系重新进行审视与调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调整只能相对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相对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基本矛盾的重新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经济危机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二、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内在逻辑

对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趋势的分析，可以把握到全球性经济问题的两重变化。首先，资本积累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以暴力为前提的掠夺转变为以信用体系为工具的剥夺性积累。资本积累的剥夺对象不再仅仅是实体性物质资本，而是更加关注脱离实体的“数字资本”，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更加隐匿化。其次，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

(一)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演变遵循资本逻辑的辨证否定机制

首先，全球性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资本积累的源动力在于想要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积累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外在表现。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发展的体系还是自我崩溃的体系，关键在于资本增殖自身的逻辑是否能够在内在调节机制下，实现无限的扩大。如果认为资本逻辑具有这种自身调节机制，那么全球性资本积累必然是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实现的发展过程；如果认为资本逻辑不具备这种机制，资本积累在全球性扩张过程中会不断地加深对立与冲突，产生危机。那么，就会得出全球性资本积累是一个走向自我崩溃的体系。

其次，全球性资本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过程。根据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理论的发展性理解，资本积累离不开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积累必须在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与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就没有停止过。但是，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理解经济危机的产生，很少有触及到资本本身。马克思则是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本身出发，探究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限制：“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11)。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增殖方式——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这一限制使“流通本身”成为生产要素，生产是否过剩要在流通领域中判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资本主义要想延缓危机的发生，就要打破消费量与消费能力的限制，就要使流通范围不断地扩大。流通范围的扩大包括两个相继的方式：直接地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改变非资本生产地区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⑦这种方式在达到饱和之后，还会引起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第二个限制：“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起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12)。对于这一限制，马克思是在资本的增殖方式——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层面上分析的。“新价值”即生产力的提高而产出的新的使用价值与新的消费需求。新的剩余价值需要有相应的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不足表现为资本增值在流通领域的第二个限制。

第三个限制：生产过程必须转入流通过程，“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资本要想实现G-W-G’的过程，必须经历“商品的惊险一跃”，必须转化为货币资本。一旦转化失败，流通则不能更新，生产无法进行。这一限制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交换越来越表现为货币的流通，资本增殖的流通也就越来越虚拟化，金融资本形式将逐渐代替实体资本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转。货币不再是流通手段意义上的货币，货币不再执行它的工具职能，而是成为目的本身。这种流通方式会使投机行为更加普遍，当人们普遍追求货币资本收益时，经济危机则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

针对全球性经济问题，世界各国合力建立贸易组织，创建协商机制，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具有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维持自身的国际垄断与国际霸权。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的中国实践

中国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诚然，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国家主流。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资本增殖在流通范围内的限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遵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不断创造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从而缓解全球性资本积累造成的扩大性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市场”的关系层面来强调市场的作用，这就导致政府在“资本—市场”的逻辑下，以资本增殖的市场调配为先导，过度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无法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与经济危机。中国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为根本追求。如何在保持市场资源调配活力的同时避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供需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是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国引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度陷入低迷。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金融危机为东亚国家创造了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16)的转移。实际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外需求的严重下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各项经济发展指标持续低迷，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应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风险，2015年首次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

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新理念：“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蕴含了在超越资本逻辑意义上治理全球经济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性危机的本质把握。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

四、结语

全球性经济问题演变的事实证明，资本逻辑依旧是引发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组织与国际多边机制共同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干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果始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则无法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制，甚至会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理念以及对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实践经验为世界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依旧十分有限。中国正逐步推进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从参与者到倡导者的身份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利，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事务的建设者、引领者，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快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数据”已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数据的生产和开放利用、数据相关技术及产业创新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国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正在由并跑变为领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因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数据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和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参与分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要更好发挥调控与监管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由数据要素市场决定的数据所有者和开发者报酬机制。当前，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要尤其注意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利用和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以及数据交易机制等问题，在建立好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上，使数据要素在未来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最大功用和价值。

关键词：数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提出的背景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和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浪潮、新动能和新引擎，并呈现加速发展之势。由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是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因而，作为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数据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的生产和开发利用成为新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而在这一领域，我国正从跟跑者变为并跑者，并在以5G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等部分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此背景下，我国与数据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崛起并迅猛增长，它们在不断向传统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达到34.8%，占比同比上升1.9%，数字经济发展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同比上升12.9%，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1)最新有关研究报告还显示，全球数字经济国家竞争力我国排名前三，而在数字产业竞争力方面，我国反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

早在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这是大数据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着重提到我国大数据及相关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应用问题。从2014年开始，中国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大数据创业公司纷纷崛起。2015年被称为“大数据元年”，这一年我国也迎来了大数据时代。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数据产业及技术的发展应用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首次明确提出“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2015年)》显示，2015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大数据在我国开始从概念走向应用，快步迈进实用门槛。

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促进大数据发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国家大数据战略，并提出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应用，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被明确提出，表明数据资源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关键因素，并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加广泛和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和数据存储公司希捷的研究，2018年我国产生约7.6ZB数据，占全球数据圈的23.4%，而且每年以超过全球平均值3%的速度产生并复制数据，数据总量到2025年将增至48.6ZB，将占全球数据圈的27.8%。(3)从数据总量来看，我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性的数据大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首次明确将数据确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是我国适应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需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生产要素的时代演进与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必然性

生产要素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是指人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主要资源，是财富创造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学从产生伊始就致力于研究生产要素、破解增长之谜。古典经济学家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资本和劳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不断演进和变化。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所指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这里考虑到了“经济空间中的土地资源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2]。18世纪60年代，英国以发明纺织机和蒸汽机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机械化不断发展，作为物质资本的机器设备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力和内燃机的出现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强化，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进入20世纪，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益壮大，部分企业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职业经理人出现，管理和企业家精神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被加以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控制技术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

20世纪80年代开始，数字革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兴起并蓬勃发展。当前，以云计算、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数据及其相关技术已经把人类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利用不仅使自身发展成为一个庞大产业，还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深度变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就曾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全球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就我国情况来看，数字经济走在了前列，数据相关技术与应用大多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的位置。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这表明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业态。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原料”和加工对象，作为网络经济的基础，数据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一切都在数据化，数据几乎无所不在。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赋予其他生产要素更多的能量，其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将超过其他几个生产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之一是必然。

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演进及数据参与分配的必要性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最早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3]，但这是以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为前提的。由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还在一定范围内大量存在，单纯的按劳分配原则显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分配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最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得以确立。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允许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首次提出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第一次明确指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首次提出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并且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要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体现了中央通过加快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来调节再分配。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在此基础上，刚刚召开的党的四中全会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更加成熟。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源，参与收入分配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我国，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经济主体在产权关系上是相互独立的。由于存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特别是私有制经济成分和明晰的产权，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有理由追求各自利益和权益。要素资源拥有者根据资源的稀缺性、重要性和供求关系，以及其在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获取回报，进而得到正向激励，使各种要素资源获得合理利用，也就成为必然。而数据资源也是稀缺的，也为不同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拥有，且在一定情形下具有独占性，甚至是垄断性特征，因而也要按贡献参与分配，使其发挥应有作用。中央明确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无疑将激励数据的生产加工、传输流动和有效配置与利用。

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实现方式

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创造价值(v+m)在劳动者收入(v)和剩余价值(m)之间分配，二是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即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参与分配所形成的利润和地租，及利润再被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4]。当企业主收入表现为职能资本家或职业经理人等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管理劳动职能的报酬时，便成为管理的收入。这样就有了劳动、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途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v)，其他要素所有者(非劳动者)则分享剩余价值(m)[4]。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可能持有资本和知识产权等资产；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管理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其他要素拥有者的知识与信息生产创造等活动也是一种复杂劳动。因此，劳动者和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提供和拥有者在整个新价值(v+m)过程中都参与分配。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在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中关于企业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企业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合同集”[5]。尤金·法马(EugeneF.Fama)也强调，“企业只是一组合同，涵盖了将投入结合在一起以创建产出以及在投入之间分享产出收益的方式”[6]。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企业中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及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理。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企业中真正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而其他生产要素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要素获得工资，其他生产要素根据各自在生产中的重要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分享劳动剩余。因此，与数据相关的分配也包括按劳分配和按数据要素贡献参与分配两个部分。

数据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之前，最初表现为一种劳动产品或商品，随后才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创造和加工传播是一种劳动过程，与之相关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的范围；而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服务于生产过程并因此而获得的回报则属于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经营活动，对商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数据所有者可以凭借所有权和所拥有数据的类别及重要程度获得一定的回报。首先来看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v)。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即“随着劳动过程本身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他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7]。同时还明确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8]。这意味着，在数据生产过程中，生产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数据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提供了复杂劳动在参与收入分配时得到较高的报酬。随着时代的发展，“数据”被单独提出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体现了数据的重要性和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与时俱进。数据已经在实体和虚拟经济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与数据要素相关的生产劳动也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

再来看剩余价值(m)的分配。通常m代表资本的收入，物质资本要素连同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都对m的增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因而，技术要素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要素通过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控制权，数据要素通过数据所有权获得对m的分配权。企业的资本结构以股权结构体现，资本要素股权化的同时，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也可股权化，以股权结构来表示要素的所有权。要素所有权的收益则体现在按股权结构分配剩余价值上。企业的股权结构以资本为单位，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可以按贡献折算成资本份额，相应的回报就是技术人员收入、企业家收入以及数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应获得多大的份额？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应如何评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对资源进行配置，并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科学的有机组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增进社会福利。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通常来说，要素价格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费用或要素的报酬。例如，土地的租金、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息等。那么数据要素的价格也应该在数据要素市场上形成，反映数据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不同数据的重要性、获得难度和使用的排他性影响数据的稀缺性，数据稀缺程度的高低又进一步影响数据价格，进而决定数据要素持有者在参与分配过程中的谈判力度。数据要素的稀缺性会影响到数据要素的报酬比例。市场对于数据要素贡献的评价和数据要素的稀缺性将是数据要素报酬的决定性依据。数据既可以作为劳动产品获得报酬，也可以作为要素分享剩余。不同企业对于数据要素的需求会有差别，所以相应的也会对数据给予不同的报酬。需要强调指出，尽管数据要素配置及其价格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战略性资源，政府也要在其中更好发挥监管等作用。

五、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

市场除了根据各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报酬外，还要根据各要素贡献大小决定要素报酬。而宏观上，各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取决于其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贡献度。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数据成为越来越关键的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其在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当前在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践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数据的权属问题。首先，数据按照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数据、政府数据和商业数据。个人数据因为与个人相关，所以包括了人格权和财产权；政府数据通常被看作是公共资源，公共享有知情权、访问权和使用权；商业数据则包含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数据权利内容会随着应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形成新的数据权属，因此事先确定其权利归属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对于数据权利界定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人格权保护为首要前提、以数据价值贡献为重要依据、个人权益保护和商业发展利益相辅相成三条原则，分类确定数据的权属。其次，数据内容、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是数据的五个方面，数据内容是数据的本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则是数据产生效益的保障，这五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在这些环节中存在多个参与者，每个参与者都对数据价值作出了贡献，因此在收入分配时需要同时兼顾。对数据采集、存储技术和分析技术所有者的分配，可以参照技术要素分配的方式，如技术咨询、技术入股、专利收益等。然而，对数据内容所有者的分配则缺乏参照，需要率先探索。应鼓励各类基于数据资源、内容使用、数据链接、数据存储等的商业模式的发展，通过探索商业场景的多元化，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分配方案，促进数据生产要素的高效利用。最后，数据无人可以独占，但却可以创造巨大效益。数据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性资源，最终要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人民福祉服务。因而国家应该对数据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确保数据被合理、安全地使用和配置。

第二，数据的利用和保护问题。数据纳入生产要素之后，利用好数据便成了提高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但同时也涉及数据利用的权责问题，需要做好数据保护。这其中产生了两方面矛盾，一是数据的深度利用与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英国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能够未经授权访问5000万份Facebook个人数据，并使用人工智能获得非常深入透彻的洞察，了解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并成功影响选民而协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介入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9]。这表明个人对自己的数据被利用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个人信息自决权。随着大数据的广泛使用，个人信息暴露在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公众对于个人信息安全的需求和意识也越来越强，应该用严格的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数据深度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矛盾，个人数据需要明确知情权、可支配权、可删除权等。二是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数据内容产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微软删除了其最大的公开人脸识别数据库——MSCeleb。MSCeleb数据库于2016年建立，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面部识别数据集，拥有超过1000万张图像，将近10万人的面部信息。虽然这个数据库只作为学术用途来使用，但是微软还是担心侵犯公众隐私权而将之删除。因为微软是通过“知识共享”许可来抓取图像和视频中的人脸信息，并不一定直接得到照片与视频中人物的授权许可。目前就我国的情况看，关于数据使用的监管机制还有待完善，组织机构和个人滥用数据、数据被非法获取和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10]。近些年来，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产权保护已经受到国际上重视，我国应该多进行相关国际法律对话，推进数据领域的全球治理。既要高度保护个人隐私信息，又要推进脱敏数据的深度和广泛利用；既要依法保护私有数据产权，又要促进公共数据向社会开放。同时还需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监管机制，促进数据产业良性发展，提升我国在数据领域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第三，数据的科学分类问题。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最大程度地利用好、保护好。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参与收入分配，应该根据其特征进行合理分类。比如，可以按照“敏感性”对数据进行分类。如果属于涉及诸如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要加强保护甚至限制其参与收入分配。再比如，我们可以参考经济学中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概念。公共物品兼具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共享性)，如国防、空气和法规政策；私人物品则兼具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能私人消费，如私人食物；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即具有非竞争性与有限的排他性，或者具有非排他性与有限的竞争性，如高速公路、医疗教育等。从经济学角度看，数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竞争性”(共享性)，意味着数据可以供多人重复使用。如个人数据，完全符合非竞争性的要求，因为数据可以供不同的人重复使用并且不存在使用后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反可以通过不断挖掘数据来发挥其最大功用[11]。但是对于其(非)排他性特征，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合理安排。如果当前法律环境对于个人隐私的保障还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那就有必要使个人数据具有排他性。但是如果要使个人数据在当今时挥最大功用，就需要反复对之进行挖掘并和其他数据一起交叉利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设计一种制度使得个人数据成为准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排他性”。此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看作是公共物品，比如天气数据、水质资源数据等，这一类数据人人都可获得，不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或构成市场进入障碍。

第四，数据交易机制问题。虽然各地已经陆续建立了一些数据交易市场，有地方政府主导的，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导的，但是全国范围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市场。各数据交易市场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交易规范体系，具体包括交易规则、交易定价标准、交易定义；缺乏完善的数据登记、会员制标准、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关于国际数据交流的相关规则等[12]。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首先，将来数据交易市场应在国家主导下形成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通过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实现各数据交易市场之间数据流动与资源整合。其次，需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引导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市场交易，扩大数据要素市场规模。比方说不同行业可以成立相应的行业数据协会，国家可以对各行业数据协会的交流进行必要的监管。最后，数据质量不合格，会严重影响数据分析的效果，甚至会使得分析结果与事实严重不符。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建立规范的数据治理流程和考核机制途径对数据质量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建立具有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数据评估机构，以严格保障数据质量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政治毕业论文例3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由以往的国家主导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有了基础，社会自身开始发育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并在某些情况下，社会开始向国家表达要求或施加影响。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利益表达需求增长，要求政府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建立科学的政治沟通体制，以增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事件日益增多，短时间内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关注的群体包括政府部门、社团组织、网络、媒体、普通民众等。要解决好公共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政治沟通。在政治沟通的过程中，处理好由公共事件所引发的事件公众之间的关系是重要内容。

1、政治沟通

关于政治沟通的定义本科毕业论文格式，理论界说法不一。政治沟通理论的创始人卡尔·多伊奇主张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去理解政治沟通，政治系统运行过程被他抽象为信息的交换和控制的过程，通过政治沟通来理解政治过程[1]。

有学者主张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即通过一定的政治传播媒介，不同政治主体之间互相传递和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国外有学者综合两者认为，政治沟通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政治沟通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不论是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对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或是利益动员——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2]

简而言之，政治沟通就是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过程。

政治沟通的要素包括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客体、沟通方式和反馈。沟通主体是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其政治主体多种多样，既有政治精英，更有平民百姓，既有政党、利益集团，也有社区组织论文提纲格式。因此，从政治沟通主体来看，政治沟通主体具有多样性。事件公众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

2、事件公众

事件公众，简而言之，就是在公共事件中直接或者间接、关注甚至参与到该事件的公众群体。事件公众可以是与该事件切身相关的群体，他们直接参与到事件中，比如07年厦门PX事件中化工厂规划选址附近居住的市民；也有与自身利益是间接相关，或者关联度并不大，但对公共事件持续关注的群体，比如09年杭州飙车事件中的市民、学生和网民。事件公众作为政治沟通的主体之一，与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媒体等其它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推动着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3、事件公众的特点

首先，不管直接参与或者间接相关，事件公众因公共事件的产生而出现，同时也因为公共事件的结束而消失，所以中国目前的“事件公众”又可以称之为“即逝公众”。“中国式的事件公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常态，而是偶然发生的。这些事件能否成为公众事件，并不能预期。一般而言，即逝公众关心的事件有一定的严肃性或者相当严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具有相当的公共事务性质。可是即逝公众缺乏稳定性，在不能公开表示个人观点的环境中，更是缺乏内部争论性”。[3]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特林将“事件公众”称之为“短暂群体”。“短暂群体”有三个特征：同时、快速和饱和。[4]“同时”指的是当事件发生时，大量的人关注并参与其间。“快速”指的是，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饱和”指的是，事件发生时，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

其次，事件公众群体并不具备社会各阶层的代表性，它的构成是受条件选择的。中国的民众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员所构成。不同的人由于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要求不同，因此，他们在政治沟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区别。一般而言，文化程度高、收入高的公民比较热心于政治表达，相反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一般不善于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比如，无论是“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还是“陕西华南虎事件”中，“网民”是事件公众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事件短时间内成为社会热点，并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而在现阶段能够掌握网络这种信息工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知识层次较高和收入相对丰裕的人身上。我国网民分布的城乡和地域差异非常明显。在信息富有方面，知识分子占据明显优势。在这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担当起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事件公众体现出阶层的分化性，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的代表。

4、事件公众对政治沟通的作用

首先，事件公众会产生一定规模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推动了政治沟通的发展。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组织政权的基础，是检验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是各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依据和出发点。在放大的舆论环境下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关注。

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有群众性、代表性、政治性和多样性。公共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沟通的动力有四个原因：公共舆论是政权的社会基础、公众向政治系统表达利益的公共需求、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公共舆论的政治监督功能。“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推动政治沟通，其根本原因在于，舆论监督的公开性能够形成一定的政治威慑力。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但通过批评、揭露、呼吁、建议等手段，却能够产生出强大的舆论压力、心理压力及社会影响。它能够监督政府负责地进行政治沟通，履行自己的责任论文提纲格式。”[5]

其次，事件公众体现了公众群体关注并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意识，部分公众正在慢慢的培育和长成为公民。公民群体不仅善于利用政治沟通维护合法利益，还对政治沟通的渠道起着塑造作用，在进行政治利益表达时会通过成熟与合法的途径进行，这就促进了政治沟通机制的完善和社会的稳定。“公民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各种政治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政治的一般过程，它既是政治过程的起点也是政治过程的终点，因此，公民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体现在政治过程的每个部分和每个环节”[6]。

以厦门PX事件为例，政治沟通的发展过程首先是非制度性的，集中表现为“散步”事件，接下来便是制度性政治沟通阶段，即公民参与程序的出台和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等。厦门市政府就PX项目工程停建搬迁还是缓建问题，通过媒体、网络、座谈会等渠道邀请市民参与，充分展现沟通的意愿，市民们也积极主动参与到其中，促进了事件的最终解决。《南方周末》这样评论到：“在事件全程中，我们见识了厦门市民强烈的公共精神，见识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见识了一个新阶层，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他们那样的帅气，那样的坦荡，仿佛一个阳光少年。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人民已经长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意味着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即市民时代正在到来。”[7]

5、总结

事件公众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这标志着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公民的政治要求和公民意识已经在走向成熟。公众在具体日常公共事务（也就是问题）上投入关切、贡献意见、有所建言，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公民，并推进政治沟通的规范和完善。正如戴扬所说，“就具体问题表述立场就等于构建公共领域。”具体的公共问题讨论和辩论“可能在几十年中都对谁参与讨论和用什么语言来讨论产生影响。”一个社会的“有效公共结构”就是这样逐渐积累而成的[8]。

作者姓名：邢林

工作单位：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

[1] K.W.Deutsch,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New York:Free Press,1963.

[2]参见“政治沟通”辞条，[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3]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参见221.231.132.79/show.php?id=3858。

[4] T. Gitlin, Illusions of Transparency, Ambiguities of Information.Notes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Fugitive Communities. In Tore Statta, ed., MedialE the Transi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 Oslo IMK Reports Series. OsloUniversity Press, 1996.

[5]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6-21页

[6]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第61页。

[7]《祝愿厦门PX事件成为里程碑》，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政治毕业论文例4

3、当代孝道教育的内涵、路径探析

4、微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与对策

5、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探析—以和谐教育为视角

1、论“最美乡村教师”的人格魅力

2、教育实习的环境分析与优化思考---以思想教育专业为例

3、论“感动中国”对大学生的德育价值

4、“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他也可)”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5、中专生学习状况调查报告

6、浅淡当前的腐败现象及特征

7、试析腐败的危害性与对策

8、略论发展民主政治的意义和策略

9、略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

10、略论环境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

11、略论资源问题与可持续性发展

12、 论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观

13、“三农”问题的哲学思考

14、运城市城市贫困人口社会保障研究

15、盐湖区近郊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16、盐湖区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浅谈新课程体系下教师素质的要求

17、浅议中学学案教学

18、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

19、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思考

20、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21、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22、浅析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3、浅析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24、当前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素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5、中学思想政治课师生互动的必要性及途径探究

26、探究式教学模式在中学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

27、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教育问题

28、大学生村官在农民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29、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道德教育

30、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节俭观分析

31、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关于农民教育理论分析

32、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3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析

34、问题与美国战略东移

35、试论我国行败的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36、试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途径

37、试论我国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

38、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的作用

39、浅析我国政治民主民主化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现状与不足

40、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现状调查与分析

41、参与式课堂教学方法的效果检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选读”课程的调查

42、中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现状调查与分析

43、对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课堂模式的评析——以中学思想政治课为例

44、推进马克思主义服务型政党的路径探讨

45、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状况的调查研究

46、大学生网络生活现状及其特点规律分析

47、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

状调查研究 48、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及其培养对策分析

49、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状况分析研究

50、网络时代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51、大众传媒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影响和对策

52、中国传统德育方法的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53、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理论宣传中的作用探析

54、论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以实习生为视角

55、论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

56、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研究 ?

57、舆论监督研究

58、我国乡(镇)行政管理的特点、现状与改革研究

59、论地方人大的职权范围及其实施办法

60、我国村民自治的现状与当代中国行政发展的关系研究 ?

61、我国公民参政议政制度研究

62、公务员绩效评估体系研究

63、地方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64、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5、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研究

66、当前我国政府职能分析

67、试论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68、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现实意义

69、论和谐社会中的家庭伦理问题

70、浅谈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观

71、和谐社会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72、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孝道

73、旧城改造与拆迁补偿

74、科学发展观与新农村建设

75、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占用与补偿

76、传统文化与和谐校园建设

77、孙中山民族思想探析

78、外交思想研究

79、邓小平外交思想体系

80、民族主义思想源头

81、反全球化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82、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研究

83、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84、当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85、影响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障碍及对策

86、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适应当代大学生特点

87、谈谈对当前有关地区农村平坟运动的看法

88、思想政治教育中逆反心理及其疏导

89、论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90、浅析加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经济

91、谈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看法

92、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思考

93、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问题

政治毕业论文例5

关键词： 择业观变迁；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Key words： employment outlook chang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odel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8-0211-02

0 引言

传统的线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往往使得毕业生主体意识模糊或淡化，存在流于形式化，急功近利的弊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要，因此，很有必要对目前的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改变，逐步的改变以往的封闭并且保守的教育模式，要尊重人的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并坚持思想的多元化发展，以毕业生为中心，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对比进行取舍，并要树立起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政政治观点。

1 当代大学毕业生择业观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1.1 高校毕业生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定位不准确影响着他们的择业观念。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通常都是由他们自身对自己在整个社会或者就业市场的定位来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会与其他的同龄人或者同校毕业的群体来做对比。根据这些认识对自身的未来就业会估计出一个大概的就业定位，但是如果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就会出现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从而影响就业期望。

1.2 大学生择业观念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家庭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毕业生个体所做的决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毕业生在进行择业的时候难免会自己考虑的比较少。而往往家庭都期望子女有一个好的就业，期望值比较高，因此，毕业生也受此影响将择业的期望值增加。

1.3 高校缺乏有效的就业指导影响毕业生择业观的确立。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缺失与不到位影响当代大学生确立合理的择业观。如果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落到实处，毕业生就能够及时确立合理的择业观。否则毕业生在择业时很容易无所适从，难以对自己、对将来的职业生涯合理定位。

2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构建及其目的

2.1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框架的分析 本文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三体一要素”相关理论，设计了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锥型模式（如图1）。这种模式包含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者（主体），毕业生（客体），就业环境（载体）在内的“三体”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在内的“三要素”等六个相关因素。锥型模式即在开放式环境包围下，毕业生作为整个模式的最终指向和目的为“顶点”，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构成因素充当整个椎型模式的“材料”和“底面”，教育者作为要素的制定者和教育过程的实施者而成为锥型模式的内部“枢纽”和“支柱”而构成的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

2.2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框架的分析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也叫显性教育过程，是以“要素教育者毕业生”为路径的、教育目的很强的线性教育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凭借相关的理论与个人的经验以灌输方式开展线性教育活动。

而本文提出的教育模式是以“教育者要素毕业生”为路径的通过大量的媒介组织及社会化的力量，力图突破单一“授一受”线性灌输方式而实现教育目的的隐性教育过程为线展开新型模式，也称隐性教育过程。

通过对“三体三要素”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椎型模式的整体建构，在新就业环境下将思想政治教育新型理念有效地渗透到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和各个环节中，使各要素及教育过程更加清晰化、系统化、更具持久性和可操作性，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适应现实的不断变化。

3 基于择业观变迁的高校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构建策略

3.1 教育主体观念的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规律，努力完成自身角色转变。他们应作为为毕业生提供帮助的服务者，把毕业生当作资源来开发，在尊重毕业生个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同时要尽量为每位毕业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努力促使毕业生们达到在现有条件下应该达到的主体觉醒程度和潜力开发程度。

3.2 毕业生观念的转变 思想政治教育锥型模式的建构，要求教育者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打破毕业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所抱有的成见，使其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他们自身的尊重与关怀，进而改变他们那种视思想政治教育纯粹以说服、诱导人们牺牲个性来服从社会发展需求的工具，而对其漠视、避而远之的心态。使毕业生自觉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并主动配合整个锥型模式建构过程的实施。

3.3 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转变

3.3.1 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的确立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摒弃传统的以就业指导为主要目的教育模式，要努力促进毕业生的自我实现，从而激发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掘每个毕业生的潜力。新时期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关心毕业生的终极发展、培养毕业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毕业生大度宽容的性格品质为目标。

3.3.2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调整 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新的情况，使教育内容尽可能地契合学生成长成才的实际需要，为学生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对人才素质的全面要求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开展价值观教育，增强毕业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二是开展职业生涯发展教育，积极引导毕业生树立终生择业的观念。三是开展毕业生创新创业素质教育，培育他们的敬业精神、主动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职业素养，加强诚信教育。

3.3.3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进 一是要充分发挥灌输教育方式和渗透教育方式各自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二是要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的教育方式，使学生课堂所学与现实所见能紧密联系起来，真正把显性教育的目标变为自己的内在需求。三是进一步探索人际互动教育方式，发挥双向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1]文学禹.大学生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20-53.

[2]曲振国.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95-120.

政治毕业论文例6

1 界定政治认同等相关概念

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个体的或群体的）对政治体系的能动的认识、判断、评价和行为反应过程，是在政治认知的基础上，伴随着积极的政治情感体验，并经过一定的政治意志努力而形成的对一定的政治体系的价值认可，并自觉地按政治体系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积极地参与、维护和促进政治体系的运行、稳定和发展的一种政治心理过程，体现着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等政治心理因素的统一。[1]

毕业生政治认同是指大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进入社会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对现存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以及在政治生活中与政治体系一致下的政治价值取向和相应的行为活动。[2]

校社衔接期指的是大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在实习/择业（通常为半年）和新就业（新入职半年）这段时间，是毕业生由“校园人”向“社会人”和“政治人”角色转换的过渡期，是人生的转折点。

毕业生政治认同实现方式是指以何种手段、方法达到实现大学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政治认同的目的。本文以协同学为指导，通过建立党政法系统、教育系统、家庭社会系统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党政法系统为统领、教育系统为重点、家庭社会系统为补充，整合社会各种资源，发挥毕业生的主体作用，促进毕业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2 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的必要性

（1）西方政治思潮对我国青少年的渗透。党的十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欧美通过民主论、“普世价值”论和实用主义等思潮，利用一些途径，对我国青少年施加影响，冲击我国现行的政治体系。（2）毕业生的政治素质关系国家的未来。近年，中职生每年毕业人数达600万左右，大学生每年毕业人数达800万左右。大学毕业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中职毕业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毕业生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3）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思政教育边缘化问题。毕业生实习/择业半年期与新就业半年期是人生的转折点，适应岗位和融入社会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心理不适和政治迷茫问题，此时他们最需要来自各方的引导与帮助。然而，多数学校在毕业生校社衔接期采取“放羊式”管理，党政部门和用人单位在毕业生新就业期也缺乏必要的思想政治引导，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思政教育缺位严重。

3 基于协同学的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

协同学是由前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哈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创立的一门关于系统各部分协同工作的科学。哈肯认为，自然界是许多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这许多系统就称小系统，这个统一体就是大系统。[3]大系统中的小系统相互作用，导致系统整体效应大于各个子系统独立总和的协同效应，即出现“1 +1>2”的结果。协同效应是由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各子系统之间避免相互制衡，它们在个别的序参量作用下保持方向一致，形成最大合力，实现了系统的协同效应。

我们从协同效应中得到的启示是，若要使复杂系统变成有序结构，其关键是促使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产生协同效应。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分析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子系统的运动特点，找出它们之间的非线性作用关系，采取一定的方式加强它们的关联运动，使其逐步成为系统内部运动的主导力量。可见，协同学的研究内容是系统，其核心思想是“协同导致有序”，在这个“有序”的过程中，序参量起着决定作用。对于校社衔接期毕业生的政治认同教育来说，最为关键的三个序参量是党政法系统、学校系统和社会家庭系统。只有这三个序参量通力合作并协调运动，才能实现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的最佳效果。

3.1 建立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协同创新模式宏观系统

政治认同问题是个阶级性很强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展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需要整合党政法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家庭系统各方资源。见图1：

（1）h政法系统。党政法系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党负责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党的意旨，制定正确的政治法律法规，并监督行政、司法机关落实毕业生政治认同工作情况；行政部门贯彻党的精神，重点搞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建设法治政府；司法部门维护政治法律法规的运行，提高司法公信力，开展“净网”行动，打击网络政治谣言，对政治违法犯罪进行惩戒。

（2）教育系统。教育系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各类学校（本文仅指职校和高校），其任务是落实党的政治教育精神，负责对党政机关及毕业生家长的信息沟通及协调工作。教育行政部门指导职校和高校的政治认同教育工作，职校和高校一要负责毕业生的政治认同教育，二要做好毕业生学业期的绿色通道和就业半年期的咨询引导工作。

（3）社会家庭系统。狭义上说，社会系统主要包括毕业生生活的社区与工作单位。社区要创造有利于毕业生政治认同的环境，工作单位要发挥工会、党/团支部等相关组织的作用，开展富有特色与成效的政治教育活动，引导毕业生的政治认同。家庭系统包括毕业生家人及亲戚朋友。家长负责毕业生的政治观督导工作，及时反馈毕业生情况，配合职校和高校做好毕业生的政治认同教育工作。

3.2 建立校社衔接期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协同创新模式微观系统

在党政法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家庭系统中，党政法系统是统帅，教育系统是关键，社会家庭系统是辅助。其中，职校和高校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毕业生政治认同的主阵地，要对职校和高校的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工作进一步细化，构建政治认同教育的微观系统。见图2：

（1）组织机构。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的组织机构采取层级模式，由职校和高校团委、政教处、就业中心及学校网络中心组成，开展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工作，校党委负领导责任。

（2）队伍构成。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的队伍主要由学校政工线人员、思政课教师、班主任、毕业生骨干构成，他们既分工又合作，共同致力于毕业生的政治认同工作。

（3）任务分工。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的任务分工：一是在职校和高校党委领导下，在学生的毕业年，由校团委组织精品的政治实践活动，如青马工程、学生时政社团活动、学生参加社会的政治实践活动等。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德育课作为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主阵地，要通过课程教学，并打造网络思政名站名栏名师，促进学生的政治认同。三是要发挥毕业生骨干的作用，鼓励毕业生骨干在学校及班主任的指导下，根据毕业生分布状况，组建毕业生临时党/团支部（如果毕业生分布过散，可采用网络组建）。毕业生临时党/团支部要充分发扬奉献精神，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借助网络平台，对同学在思想引导、心理辅导、就业帮扶、人际交往、专业技能提升等方面开展服务工作，并要及时准确地向母校反馈毕业生情况。学校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制度，学校要协助用人单位做好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调适、人际交往和专业技能指导等工作。[4]

（4）评价体系。通过制定师生工作、学习评价体系，引导师生重视并参与学生政治认同工作。在学生的在校学习期，教务处通过执行教学事故制度等途径规范教师的课堂教学纪律，引导教师把学生的正确政治观教育贯穿于学科教学中；思政课把正确政治观引入学生考试与评价范围。在学生的校社衔接期，学生处/政教在班主任、辅导员的评优评先制度中体现毕业生的政治认同教育工作，对在毕业生校社衔接期政治认同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教工给予表彰。

校社衔接期是职校和高校毕业生的心理思想迷茫期和思想政治教育空档期。通过建立党政法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家庭系统三位一体的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模式，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实现 1+1+1>3 的协同效应；通过党政法系统人员、职校高校人员及毕业生亲友，共同致力于毕业生政治认同教育，实现教育主体多元化。校社衔接期政治认同教育既能保障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连贯性，也是帮助毕业生实现由“校园人”向“社会人”和“政治人”过渡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薛中国.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心理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政治毕业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9C-0185-03

目前，我国有200多所学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学历层次结构中，社会工作已经涵盖了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各学历层次，甚至有不少学校已经开始招收社会工作方向的博士后，如北京大学等。在全国200多所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也不同。当然，不同的学校类别开设的社会工作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等方面也不尽相同。如综合性院校开设的社会工作专业往往倾向于培养综合性社会工作人才，民族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民族社会工作人才，医学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医疗社会工作人才，政法院校则更倾向于培养司法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无论是培养层次的不同，还是培养院校的不同，社会工作实践教学都是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教学阶段来分，包括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等各个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大的行业来分，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企业等几大行业的实践。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具体的领域或者说按照课程设置来分，包括妇女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禁毒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实践。因此，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不仅重要，而且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本文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的研究情况，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为例，研究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中的毕业实践问题。

一、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特殊性

（一）法律性。政法院校的学生正因为这个“法”字，使得其各方面披上了“法”的外衣。这是因为：首先，政法院校的学生以法学类专业学生居多，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法学类专业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的90%以上，其中纯粹的法学类专业如法律事务、贸易法律、东盟法律、律师助理等专业就占差不多40%，法学类相关专业如法律文秘、司法信息技术、司法警察、刑事执行等专业占了近60%。其次，政法院校往往比非政法院校的非法学类专业开设了更多的法学类课程，如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非法学类专业社会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均开设了法学类专业。最后，非法学类专业学生生活在以法学类专业学生为主的校园，非法学类专业学生耳濡目染往往也“法律化”。正因为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较非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多了“法律性”这一层外衣。

（二）政治性。政法院校的学生正如因为“法”字而披上“法”的外衣一样，也因为“政”字而披上了“政”的外衣，即政治性。这是因为：首先，政法院校学生的政治性有其历史的原因，即政法院校产生的目的就是培养政法干部。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就是在原来的广西政法干校的基础上成立，进而与广西司法学校合并而成。政法院校的历史性证明了政府院校的政治性。其次，政法院校学生的政治性有其现实的原因，即政法院校较非政法院校而言更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生手册明文规定，每周二下午各班分别召开主体班会，并且由学校学生处、团委统一拟定班会的主题。最后，我国一向重视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文件。综上所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较非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而言，又多了“政治性”这一层外衣。

（三）组织纪律性。政法院校的学生因为其特有的“法律性”和较强的“政治性”，使得其本身又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以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为例。首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所有学生均实行半封闭式管理。具体来说，每天早上实行早操制度，阻止学生睡懒觉的行为。每天晚上10点以后开始晚检，杜绝学生深夜外出或夜不归宿的行为。其次，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警察类专业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即早、中、晚均要出勤，而且早上要拉练，下午或晚上要进行军事训练。最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学生（包括警察类专业学生和非警察类专业学生）经常外派执行执勤、安保等警务任务，有效提升学生的个人素质，特别是专业素质和组织纪律性。因此，在这种大环境下，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表现其更强组织纪律性的一面。

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具有法律性、政治性、组织纪律性等特点，当然也具有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综合影响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

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内容：专业实践偏少。在各专业的毕业实践中，专业实践偏少，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通病。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毕业实践中也难以避免专业实践偏少这个通病。对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调查发现，他们最多的是类似“我们没有实习到什么，根本没有专业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回答。造成这种专业实践偏少的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践领域方面的问题。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领域首选应该是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其次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组织，再次是社会工作相关领域。但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学生选择了非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组织。这直接影响专业实践的专业性。第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自身的问题。即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积累不够，即使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相关领域进行毕业实践，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得其难以融入工作。第三，毕业实践的时间偏短。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为三到六个月，实践单位往往因为其时间太短而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实习生身上。当然，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社会认可度偏低，除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之外，其他领域对社会工作的了解甚少。这些综合因素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实践偏少。

（二）实践领域：多数在政法部门。从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及毕业后的工作情况来看，他们大都倾向于选择政法部门，即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即使不选择政法部门进行毕业实践，大多数学生也选择在企业进行毕业实践。每届只有一到两个学生选择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进行毕业实践，毕业后留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每届也就一两个学生。之所以选择在政法部门进行毕业实践，笔者认为是由前所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法律性”所影响的。其他的选择在企业进行实习，笔者认为他们更多的是基于经济待遇方面的考虑。而真正留在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实践的学生，则是真正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的热爱和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认同。

（三）实践指导：缺乏专门的指导机制。社会工作本身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也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按照包含了课堂实践、课程实践、实验室实践、寒暑假实践、毕业实践等各个阶段。社会工作毕业实践是社会工作所有实践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总结提升的阶段。就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来看，首先缺乏的是实践教学的指导机制，尤其是毕业实践的指导机制。具体体现在：指导老师如何安排、指导老师指导学生毕业实践如何计算酬劳、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实践的评价机制等。其次是缺乏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工作专业自2010年开设，而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则开设有近十年的历史，目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教师仅有一人，专业教师极其缺乏，严重影响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四）与毕业论文关系：脱离毕业论文。现在对于大专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到底是写毕业论文，还是写毕业设计，一直是高职学校及教师们所讨论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写毕业论文，还是写毕业设计，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毕业论文应该与毕业实践紧密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提升对专业知识的把握和理解。但是，如前所述，首先，大部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都在非专业领域实践。其次，即使是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进行毕业实践，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也未能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践很好的结合。最后，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更多的是被动选择学校给予的参考选题，而不是主动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等进行选题。就笔者近几年所指导的30余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论文的实践情况来看，真正将毕业论文与毕业实践结合的学生不超过10%。

三、促进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的对策

（一）实践机制：符合实情的毕业实践机制。良好的机制是社会工作各类实践良性运行的根本保证。首先，应根据政法院校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特色的一整套实践机制，并且要将毕业实践作为这一整套实践机制的重点内容。社会工作专业这一整套机制应纳入专业培养方案，以明确的文件形式加以规定。其次，要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毕业实践的经费支持机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实践性特征要求一定的经费作为支撑。再次，要制定实习基地建设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实习基地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继续建立新的实习基地，充分发挥实习基地对理论教学的辅助作用。实习基地的建设要实行动态管理，避免只建不用的状态。第四，实行弹性的毕业实践机制。根据当前高职院校的毕业实践情况来看，毕业实践一般为三个月到一年不等，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应根据实情进行调整，建议不低于半年的毕业实践。此外，实践机制应体现政法院校的特色。我国开办社会工作专业的院校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培养方案中都体现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定的最低专业标准，但是专业特色与优势科目的发展并不突出。

（二）实践指导：专业的毕业实践指导教师。学生虽然进入毕业实践，但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专业教师的指导，况且毕业实践是学生诸多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此应在专业的实践指导教师下进行。对于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指导教师来说，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从学校层面来考虑，二是要从实践指导教师自身来考虑。从学校层面来看，首先，要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实践指导老师的专业化、专职化。不过，当前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本身缺乏，可考虑从相近专业或其他专业培养专业化最好是专职化的毕业实践教师。其次，要形成良好的实践指导教师评价机制。无论是兼职实践指导教师，还是专职实践指导教师，均需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从实践指导教师自身层面来看，首先，要充分发挥自身专长，认真指导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指导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专业层面的指导，还要包括思想层面的指导。其次，实践指导教师要积极处理好与实习单位的关系，为当前正在进行毕业实践的学生及未来将要参加毕业实践的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实践领域：司法社工和常规社工并行。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有一般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共性，也有如民族院校、医学院校、工科类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一样的特殊性，因此其毕业实践领域应包括常规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和特殊的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当然，考虑到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特殊性，可偏重司法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常规的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在这姑且不论，主要探讨司法社会工作实践领域。具体来说，第一，社区矫正。从社区矫正的有关分析中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方法应是以法律规定的方法为主，辅之以社会工作、心理学等相关工作方法。第二，法院人民调解员。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既具备较全面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较为符合法院人民调解员职位需求。第三，禁毒、戒毒社会工作。禁毒、戒毒社会工作不仅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也需要禁毒、戒毒的法律知识。此外，司法社会工作还包括安置帮教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上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实践更适合他们自身的发展。

（四）实践形式：关联就业和毕业论文撰写。政法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也同其他专业学生的毕业实践一样，应将毕业实践与论文撰写和未来就业联系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完成毕业实践，也可以促进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未来的就业，这也是当下诸多高校比较提倡的做法。上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当前用人需求量大，政法院校应抓住这一机遇，利用自身优势，在加强学生毕业实践的过程中促进就业工作的开展。关于毕业论文的撰写，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尤其是重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只有在专业实践中才能发现更好的选题，撰写更具实践意义的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1]杨慧.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学培养方案修订路径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14（2）

[2]苏香菊.个案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研究[J].传承，2015（3）

政治毕业论文例8

作者简介：张立忠：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研究员河北石家庄050018

多年来，高等学校坚持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等全方面教育，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相对于智育、体育的评价手段与体系而言，德育的评价体系相对薄弱。如何评价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状况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是长期以来摆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问题。

为了对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进行全面考核，检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完善学生德育的评价体系，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开展了德育答辩活动。实践表明，德育答辩不失为构建大学生德育评价体系的重要平台，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益探索。

一、德育答辩的实施过程

德育答辩是指应届本科毕业生将自己在大学学习生活中接受政治、思想、品德、法纪、心理等教育的效果，按照规定的格式，以总结报告的文体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形成个人德育状况论文，并以班级为单位，通过答辩会的形式，向班级的同学、答辩委员会成员宣读，同时接受提问，回答问题，由同学和答辩委员会就其德育表现作出评价。

(一)精心组织、严格要求，确保德育答辩教育效果

为了上好德育答辩这堂“课”，理工学院结合本院实际情况，制定了德育答辩实施方案，成立了由院领导、学工部(团委)负责同志、学部书记、辅导员、“两课”教师为成员的毕业生德育答辩委员会。按照学院的总体部署，德育答辩分为撰写论文、审核评阅、现场答辩三个阶段。

撰写论文阶段。学院要求每个毕业生认真回顾自己四年的学习、生活，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寻找并弥补不足，调整发展方向，达到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目的。2010届2196名毕业生全部撰写了德育论文。

论文评阅阶段。学院专门安排了德育答辩论文导师，对毕业生德育论文进行指导、审核、评阅，并写出评阅意见。大部分学生结合自身实际，从思想认识、道德品质、人际关系、未来发展等方面做了认真总结，写出了有质量的论文。

现场答辩阶段。在德育答辩会上既有毕业生们的真情告白，也有献给学校建设发展的合理建议。学院毕业生德育答辩委员会成员分组深入各学部，听取学生陈述，进行现场提问，根据德育答辩评分标准评定现场答辩成绩。

(二)根据学生在校思想政治表现，评定德育答辩教育成绩

学生德育答辩的成绩由现实表现、书面总结、现场答辩、毕业离校期间表现四部分成绩组成。其中，现实表现的成绩占50%(辅导员打分)、德育论文的成绩占20%(指导教师打分)、现场答辩的成绩占30%(答辩评委打分)。

德育答辩的成绩分为四个等级：优(90分以上)、良(75分以上)、合格(60分以上)和待考察(60分以下)。对于成绩评定为待考察的学生，指导教师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进行二次答辩；二次答辩不及格的，按结业处理。

2010届有2196名毕业生，其中有248名毕业生因工作需要(顶岗实习)不能回校答辩(但均提交了德育论文)，在校答辩1948人，占毕业生总数的89%；有81名学生第一次答辩成绩不合格，进行了二次答辩。

(三)发动低年级学生参与，延伸德育答辩教育效果

现场答辩阶段，学院鼓励低年级学生旁听。对于毕业生本人来说，这是对自己大学四年的总结和人生的升华，而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这是最好的心灵鸡汤，为他们的大学之路指明了方向。答辩结束之后，德育答辩委员会评选出优秀德育论文，将其集结成册，提供给在校学生阅读，进一步扩大德育答辩的影响力。同时，学院围绕德育答辩成果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使毕业教育和入学教育首尾相连，把优秀毕业生在德育答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感悟传递给新生，进一步促进了学院优良学风、校风在高低年级间的传承。

二、德育答辩的实际成效

实践证明，德育答辩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德育工作的有效方式，是对大学德育实施效果的全面检验，是对毕业生在高校学习阶段的最后一个综合性、总结性的考核评价环节，是对学生在校期间思想状况的全面考核，是大学毕业生德育状况评价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德育答辩成为加强毕业生离校教育工作的有力方式

相对于专业答辩，德育答辩形式更加灵活，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因此更具吸引力。这种新颖的毕业教育方式在毕业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毕业生的感触颇具代表性：“在离校前夕，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与教育、帮助、关心我们四年的老师进行一次坦诚的沟通，实在是很难得。老师们不仅帮我分析了优缺点，还给了不少中肯的建议，对我走向社会大有益处。”

通过德育答辩，学校全面考核了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进一步掌握了学生的成长轨迹，全面检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效果，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学校德育答辩工作还吸引了其他专业课教师和“两课”教师，德育答辩的过程成为师生真情话别共叙情谊的过程，进一步密切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增强了教育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及时疏导了离校前学生中存在的各种不良情绪，2010届毕业生成为历年来毕业离校期间表现最好的一届毕业生。

(二)德育答辩成为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

为学生提供一个量身定做的教育环境是德育答辩工作的出发点之一。按照教育规律，大学教育是通过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相互作用，最终以学生自我教育来实现的。而毕业生德育答辩活动的形式特点是，它从毕业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出发，充分反映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强调学生的参与和体验。答辩会的时机、内容及形式为毕业生的思想教育提供了一个个性互动的教育环境。学生有机会自我总结、交流、答辩、阐述，使学生在浓郁的人文氛围中自觉地投入。经过学生入脑、入心的理智思考获得的心灵体验、思想升华的效果是任何灌输式、说教式的教育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同时，学校注重将德育答辩理念加以推广，发动低年级学生现场旁听毕业生德育答辩，以德育答辩成果开展新生入学教育，使德育答辩成为贯穿所有年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纽带，成为学校德育教学和学生德育实践的载体，成为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有效途径。

(二)德育答辩成为构建大学生德育工作体系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专业答辩是学生完成学业的检验，那么德育答辩就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综合考核，是学习期间思想状况的展示和总结。通过德育答辩，学校增加了一道“出口”检验关，改变了以往学生重专业、轻德育的思想。与专业答辩相比，德育答辩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与实践的总结和展示。通过这种“出关”，更增强了大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更增添了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的信心。

按照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的安排，在2010年毕业生德育答辩的基础上，已组织新生结合入校以来的所感所想，在辅导员和个人成长导师的指导下，撰写德育论文开题报告，认真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为自己4年的大学生活打下基础，也为学习4年后的德育论文答辩积累资料。从入学教育时的“德育论文开题”到毕业教育时的“德育论文答辩”，毕业教育和入学教育首尾相连，同时辅以二、三年级德育论文的阶段答辩，一个完整的本科生德育工作体系正在该校逐步形成。

事实表明，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以德育答辩为载体，以学校德育理论教学和学生德育实践活动为核心，以学校教师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为支撑的模式，成为评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平台，“下得去、上手快、用得上、留得住”，成为学院毕业生的普遍特点。学院2010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4%，受到社会、同行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广泛肯定。

三、德育答辩的实践启示

科学合理的德育评价对于高校优化育人过程、提高育人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而，目前不少高校的德育评价缺少人性化、动态化和多元化，影响了评价结论的客观性、全面性、合理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了德育的实效性，高校德育评价体系亟待改革。河北科技大学德育答辩工作的实践表明，德育答辩正是实现高校德育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

(一)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人性化

重视人的差异性，突出人的主体性，这是人性化评价理念的基本要求。德育答辩认可了个体的差异性，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德育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答辩、毕业答辩组成一个完整的道德评价过程。这个过程立足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通过评价前、评价中、评价后的全过程跟踪管理，激起学生的主体参与积极性，提高他们自我检查、自我分析、自我教育的能力，促使学生由对德育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促使评价活动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调节的有效载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德育评价的导向功能、调节功能、启动功能和激励功能，实现德育评价育人育才的真正意义。

(二)德育答辩能够实现德育评价的动态化

长期以来，高校德育评价注重静态取向，重视的是评价的判断和鉴定功能，并进一步异化为片面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作用，以终结性评价结论来区分学生道德素质的高低，而忽视了大学生的心理与生理还处于成长的动态过程中。因此，教育者必须以发展的目光、前进的观念来看待每位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与行为表现，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只看最终结果，而应关注其成长过程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指引他们看到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成功方向。通过对学生阶段的、单元的和局部的道德发展水平评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全面发展，也能对德育工作进行不断调整，改进德育体系及其手段方法，甚至重新构建。这样，在学生自我发展和学校德育评价的互动中，学生不断取得进步，德育工作目标也能够最终实现。

政治毕业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013-1.5

大学生就业难是当今我国的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连年累加的高校毕业生构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客观方面，而决定事物发展的是内因，在大学生的主观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因素。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就业观念，择业观念，自信心等方面对大学生的就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的就业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在就业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提高就业工作的成效，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具体而言，思想政治工作在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培养中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供思想保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帮助大学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会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正确认识社会现实，正确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认清社会挑战，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容面对社会的选择。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提高综合素质，为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供能力保证。目前，确有部分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知识、能力素质估计过高，对自己能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估计过高，缺乏敬业、团队精神，缺乏诚信，眼高手低，定位失度。还有部分应届生不愿在企业基层工作，不愿受企业的组织纪律束缚。所以，为了实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加强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增加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树立积极的生态度，切实帮助大学生树立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冷静严谨、等意识，培养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及良好的心理素质。以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供能力保证。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提高实践能力，为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提供现实保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离不开实践，通过实践教学拓展理论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帮助大学生把素质转化为能力，帮助大学生学会“做事”，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可就业能力。同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实现角色转换。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有一个角色转换和迅速适应问题。社会上的多数企业认为，角色转换慢是影响大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因素。企业招聘员工进来，就是需要他迅速适应工作环境，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为企业创造效益。若等个一年半载才进入状态，恐怕再“耐心”的企业也会对他没兴趣了。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要通过多种途径让学生参与实践。除了学生的专业实习之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在帮助学生转化角色，适应社会方面有许多好的做法。所以学校要通过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新形势下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完善激励、组织、培训和保障体系，积极探索和建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服务社会、勤工助学、就业创业等相结合的机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提高大学生的就业意识

引导毕业生正确认识就业形势。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不断变化及毕业生就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强化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以战略的眼光和前瞻的意识，强化对高校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大大提高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提高他们的就业率。要对毕业生开展就业形势教育，教育毕业生既要看到就业形势严峻的一面：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影响日益明显，我国高校毕业生总量继续增加。但同时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而毕业生当前最根本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学习、工作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密切联系起来，知道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学会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个人与集体、工作与学习、成家与立业的关系，树立起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困难的信心。同时，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毕业生应该要明确自己的定位，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能做什么”、“社会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岗位”“我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这样更便于毕业生在就业的时候能够有准确的目标，明确的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培养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发展的自信心，发展他们的学习兴趣。自信心在人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中，自信心可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是发挥智力因素的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发展的自信心。

兴趣是人对客观事物的选择性态度，是对需要的情绪表现和一个人对事物的特殊认识倾向。由于兴趣规定了个人积极探索事物的认识倾向，因而为认知和行动提供了动力，使其对感兴趣的事物优先注意，反映出独特的向往意识。因此，一个人如对某种事物感兴趣，便会对它产生特别的注意力，对该事物感知敏锐、思维活跃、记忆牢固、情感深切、意志坚强。所以，兴趣具有探究性、情感性、专注性等特征。兴趣是需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是人感兴趣的事物必然直接或间接地符合人们的需要，兴趣上得到满足，会使人产生积极、肯定的情感。广阔的兴趣爱好是大学生成才的必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发展广阔的兴趣爱好方面是大有可为的。通过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培养大学生多方面的兴趣，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因此，针对大学生的身心特点通过采取一些“寓教于乐”的新载体如校园文化、社会活动和大众传媒载体，帮助大学生发展广阔的兴趣爱好。

三、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心理教育，

能够培养毕业生良好的求职心态

由于心智尚不成熟，遇到残酷的就业竞争，高校毕业生的心理压力过大是常见现象。这就要求高校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政治毕业论文例10

关键词:毕节模式 政府主导 政治学思考

作为总书记倡导并支持成立的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利用科技的支撑,基本克服了“生态恶化――贫困――生态再恶化――更贫困”的恶性循环,给贵州乃至全国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方向,并且还落实了试验区“小试验,大方向,作示范,探路子”的总体战略。对毕节发展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展示后发展地区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对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毕节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十分恶劣,市场经济传统与市场意识极为落后,它还是社会发现市场的能力、培育市场的水平极为低下,社会群体文化平均水平低,社会开放度相对落后的多民族地区,毕节在执政党理论指导下,发挥我国独特的多党合作的执政方式,成为了经济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典型;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与保护自然环境兼顾的目的,达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利用科技,改善与保护自然,开发自然的典型模式。

毕节模式的基本涵义

(一)理论先导

作为欠发达地区现代化选择的毕节模式,是国家立足当地发展背景的思考,提出了发展目标与基本主题,并进行具体的政治设计,相关试验围绕此主题与路径设计而展开。

针对贵州毕节模式同志曾指出:“实践告诉我们,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扩大,如果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采取有利措施的话,贫困地区将更加落后。面对这一现实,通过对过去工作的反思,提出了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探索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毕节地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也是别的试验区与全国的其他特区、开发区所不同的,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

以为代表的执政党具体设计了毕节发展模式的总体框架,即毕节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层次与其他地方的不同比较。具体而言就是:方法是改革开放,手段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目标是发展商品经济,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的问题。毕节地委在《关于加强试验区工作的决定》中,明确制定了毕节试验区的根本任务与目标:“围绕一个中心,破解三大难题,提高三个效益”。具体表述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理论源于实践,成功的实践更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可持续发展是历史的选择,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秦如培,2009)。正是政治家的理论论述与政治设计,相关党委政府的工作决策,使试验区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政治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毕节地委、行署为此提出了试验区具体的工作思路:“以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政策引导和采取特殊措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粮食、人口、生态协调发展”。有人认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是科学发展理念的最早实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对毕节而言,正是开发扶贫的基本内涵;核心是以人为本,对毕节而言,正是统筹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对毕节而言就是在资源开发中如何建设“两型社会”的问题;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毕节而言就是对三大主题进行通盘考虑,进行系统整治的问题(谭贤齐)。

(二)政府主导

毕节过去20年的成功经验一直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处于绝对性支配地位。由于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落后,思想观念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毕节试验区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与区域发展典型的“义乌模式”、“温州模式”的市场主体发展形态相类比。

毕节模式的政府主导性十分明显。其他模式主要是解决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发展问题,当地的商业传统与市场经济意识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对于毕节试验区,对环境的保护性开发,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是政府与参与建设的人民首要的考虑。而贫困问题的存在固然有内在的意识问题,但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自然与文化传统没有办法自然产生商品经济的思想,更不要说自然形成商品――市场――市场经济的转型,只有利用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主导功能,资源要素才有可能向后发展地区转移。

毕节现代化转变形态具有以下的规定性:模式规定性,即毕节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类型,选择的道路必然就是跨越式发展道路;结构规定性,由于毕节政治结构(多民族)、经济结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原始农业混合)、社会结构(现代城市、传统农耕、原始农耕结合的民俗社会)、文化结构(现代文明、自然社会与自然文明),毕节现代化发展既不能脱离这些结构的规定,但又必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超越旧的结构;目标规定性,即毕节现代化必须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主题为目标,实现贫困地区的立体式发展。毕节现代化的基本机理是:以政府为主导、集社会多资源、以扶贫为大局,借可持续快发展,行跨越大战略。这样的机理决定了毕节现代化必然需要具有绝对控制力的政府核心来推行。

(三)多党合作推动与社会联动的结合

毕节试验区利用我国独特的多党合作现代执政方式,极大的发挥了我国各派的政治与社会优势,有效的克服了落后地区在文化传统,市场经济意识,现代经济理论方面的欠缺,体现了派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的巨大活力。同时,毕节人民在党委与政府的主导下,利用发达地区对毕节地区的对口扶贫政策,利用国家相关单位的对口支持,形成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互动,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为了形成长期的智力支持,在中央统战部倡导和组织下,各派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了“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顾问组既结合各党派自身的优势与毕节实践,针对毕节各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政治与社会合力,各派与各县市建立了定点扶贫制度,他们分别针对所联系的县市,在决策咨询,项目协调、投资推介、选派干部等方面支持当地的建设与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利用现代化的观念与思想,为毕节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解放,为毕节实现跨越式发展造就了理论基础。

(四)社会型态跨越发展

与传统的社会进步比,毕节试验区在一个基本缺少现代文明的前农业社会(民俗社会),开始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与其他地区同时期的发展相比较,毕节的社会发展是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历史的进步。其历史纵向发展步伐远远大于其横向比较,对欠发达地区的示范性意义更加重大。

(五)可持续发展型

毕节模式打破了喀斯特岩溶山区不合适人类居住的断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创举。农业生态家园和循环经济的工业园区建设等多种成功范例,为相关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模本。

毕节模式的政治学意义

毕节模式的成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是人类文明成果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

(一)证明了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毕节模式是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主题指导下进行的,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标与发展方向,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而进行社会发展设计的成功范例,证明了科学发展观作为政治理论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反证科学发展观的普世价值。

毕节模式说明,社会发展既可以带来理论总结,也可以在理论先导下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方式。毕节模式说明,来源于实际、高于实践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依靠政党与政治家的政治设计,区域发展理论既可以是传递式转移的,也可以是突变性的,路径的选择必须结合当地的客观实际来决策。

(二)证明了党和政府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发展能力

毕节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社会控制与社会发展能力,也证明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的作用与地位并非孤立的,在区域不平衡的大环境中,只有依靠强力的政府,才可以缩短发展的时间与距离。这种政治的控制力明确表现在制度保障上,也就是当代政党政治结构的凝聚性与统摄性。

一个完善的政党政治结构必须具有向心力强的凝聚机制,这样的政治结构才不会出现离散倾向,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只有形成了政党的“制度轴心”及权力中枢,才有可能达成对社会发展的公识,这也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传统的欠发达地区,由于市场意识的缺乏,生产要素与资源要素的缺乏,只有在强力的核心控制下,才有可能达成发展速度的最优化。而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又使我国社会核心呈现着层级性,利益诉求的不同,必然会消耗控制政治中枢对基层的基本控制,形成地方利益大于整体利益的局面。具体到毕节的三大发展主题,其“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特别在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上就更有可能出现内耗,控制中枢的统摄性就不仅体现在行政管理的制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整体战略的最优化。毕节模式给我国后发达地区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系的稳定机制创造了制度的保证范例。

(三)证明了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节作用

毕节模式是贫困地区在发展初期,由于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依靠区域自身的内部资源与能力,依靠市场已经无法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情况下,政府用有形之手进行社会资源调节的典范。特别是针对毕节这样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市场机制尚处于无序状态的情况,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与智慧进行前期干预是可行也是必要的。由于我国各派在智力上的成功集聚,政治家为解决毕节问题所进行的政治设计,因此具有了解决问题的充分条件。这样可以有效的加快发展进程,降低发展成本,通过政府来制定体现市场发展规律,符合实际情况的市场运行规则。但是,一个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只有在外部驱动转化为内部驱动的时候,只有在产生了内生性发展要求与条件的时候,才有可能真正转型。而这些是任何政府与政治势力也没有办法包办的。毕节模式只有实行市场性转型,由外来驱动转变为内在驱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这也是研究毕节模式的成功经验的时候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秦如培.在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毕节)上的致辞,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