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年终总结例1

不独独是华孚纺织。石河子市所属的另外几家国有纺织企业――金天阳纺织、银河纺织有限公司、宏阳纺织、新润纺织，按照师市党委的结构调整战略，国退民进，去年年底分别由山东如意集团、浙江中圣纺织集团、西安唐成棉业等民营企业收购重组后，借助这些企业在管理、品牌、技术和原材料的采购等方面的优势，产品很快打开市场，一季度全面盈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国退民进，石河子市所属的国有纺织企业全部改制为民营，进入全新的运行轨道，标志着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对国有纺织企业的改制重组实现历史性突破。

历史的辉煌

石河子的国有纺织企业大多组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棉纺织厂、八一毛纺织厂、石河子织染厂等企业，在上世纪创造过一个又一个辉煌。

八一毛纺织厂，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当时新疆乃至全国的大型毛纺织企业，八一毛纺织厂曾生产出雪松呢绒、华达呢、骆丝锦毛布、葡萄牌绒线等上千个全国知名品牌。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形成了“纺纱一织布――印染――服装”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该厂发展至巅峰状态时，职工达到8000多人，在新疆和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八毛视察，并为该厂题写了厂名。当时名不见传的山东如意集团等纺织企业，纷纷派出专人到八毛厂学习取经。该厂很快成了共和国军垦新城――石河子对外的一张重要名片，极大地提高了石河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然而，八毛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培养出的中国工业典型。终于没能抵抗住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因其依然沿用旧的机制、体制，管理手段落后，由盛而衰，产品严重滞销。1998年后，企业资不抵债，职工大量流失。

八毛这艘巨轮终于搁浅了!

为盘活国有资产，农八师石河子推出“三步走”战略，于2005年12月。对八毛进行破产重组，将其优良资产剥离出来，成立了金天阳纺织公司。

纺织企业的持续低迷，让金天阳纺织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其艰难曲折的道路。经过一系列的市场洗礼、碰撞后，去年年底财务报表显示；公司多年来累计亏损1400余万元。

国有纺织企业如何突出重围?

战略调整　国退民进

进入新世纪后，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采取外向带动战略，引进华孚等国内大型知名纺织集团，借助石河子已有的厂房、人员、原材料优势，在开发区兴建纺织基地。农八师昔日纺织行业的辉煌开始重现。

外向带动战略，是否能够成为盘活国有纺织企业的一条新路?

面对严峻挑战，顺应全国国有纺织企业纷纷退出纺织生产、经营领域的现实，去年6月，农八师石河子党委决定：国有企业退出一般性生产竞争领域，以净资产承债转让的方式，鼓励民营企业进入。

在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的支持下，石河子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运作，去年下半年，先后从内地引进了全国纺织龙头企业：如意、华孚、唐成棉业等，分别参与金天阳、天宏新八棉、宏阳等国有纺织企业的改制重组。

分析国有纺织企业亏损的原因，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产品单一、附加值低，没有下游产品等原因。

如意集团的技术人员到金天阳公司考察时得知，其生产的毛布每米出厂价只有30元，而如意的同类产品却卖到了60元。利润空间大幅度缩水，势必让企业缺乏流动资金，失去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

面对激烈的竞争，纺织企业要想赢得更大生存空间，就必须延长产业链，走纺织一色染一色织―成农之路，即把产业链从前端向终端延伸。如意集团之所以能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毛纺织企业，就是其拥有毛纺织制造业从前端到终端的全部产业链。特别是其刚刚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嵌入式纺织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世界毛布产品的流行趋势、毛料的走向等等，都是由如意集团的。

产业链越是从上游往下游延伸，利差越大，企业自我提升的速度就越快，在市场竞争中就越是具有话语权。这一切，令亏损中的石河子国有企业望尘莫及。

在这种情况下，要振兴纺织企业，盘活国有资产，有一条绕不过去的路，这就是尽快转变经营机制，引进适应市场经济的民营机制。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大胆探索，并于2005年首次提出战略性调整方针：不再办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纺织企业!

这一观点的提出，预示着石河子国有纺织企业注定将面临一场全新的变革。

国有纺织　曙光初现

2009年12月至今年2月，天宏新八棉、宏阳几家纺织企业经过一场“大手术”，即被收购后，从国有变成了民营，员工全部进行身份置换，重新上岗。

企业完成了从国有到民营的转身。

西工业园区涉及6万多人的改制重组工作，波澜不惊，在平稳中过渡。

天宏新八棉改制为石河子华孚纺织有限公司后，引进华孚集团成熟的管理模式，先后投人146万元进行技术改造。色纺纱项目计划于4月底投产，将填补疆内无染色纤维的空白。

唐成棉业公司收购宏阳纺织后，充分发挥民营企业资金调度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等优势，加大原材料的采购力度，调整产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一季度满负荷生产，已经开始盈利。

如意集团将投资2亿元，建设年产150万套高档西装生产线。

值得一提的是，如意集团以民营企业特有的市场敏感认识到，八一毛纺织厂创造的一系列品牌，至今依然拥有着独特的商业价值。该集团将逐步恢复“八一毛纺织”这个特定名号，借助其已经形成的品牌影响力，拓展市场空间。

恢复“八一毛纺”名号，对我们肩负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军垦人来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将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解兵团发展历史。

大手笔，高起点。从单纯的纺纱到色染、色织、服装生产线，借助如意等集团拥有的技术、品牌力量振兴老工业基地及棉纺织企业，兵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打造西部纺织基地

2002年，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市党委提出：把石河子打造成中国西部最大的纺织基地。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当时师市的纺锭规模不到11万锭。

2009年，师市通过实施优势资源转换和外向带动，纺锭规模突破100万锭、达到150万锭。

今年，师市纺锭规模预计达到250万锭。

发展纺织业，农八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尽管如此，离西部最大纺织基地究竟还有多远呢?

建设西部地区最大纺织基地，师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一方面，全国三大棉花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在新疆、长江中下游山东和河北一带，其中，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而八师石河子的棉花产量占新疆的九分之一，年产皮棉30万吨以上。棉花产量高、品质好、品种丰富，除没有长绒棉外。从中长棉到细绒棉、天然彩色棉，应有尽有。

另一方面，师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纺织业，尤其是1990年以前，在八一毛纺厂、八一棉纺织厂等大江雄峰集团和弘生集团洽谈合作，签署合作意向。2003年，由雄峰集团投资的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和弘生集团投资的新疆弘生家纺有限公司，分别落户石河子开发区。

2003年9月，天盛实业有限公司棉纺项目动工，当年建设厂房27万平方米。在师市党委和开发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该公司一期10万锭棉纺项目于2006年投产，此后每年增加10.75万锭，到2009年底，形成了44万锭环锭纺和2520头气流纺，总计55万锭的生产规模，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

2009年。在国家发展委提出的“推进纺织业梯度转移”，即“纺织业由东部向西部转移”战略带动下，师市先后引进的华芳纺织、中圣纺织、爱立泽纺织等纺织企业，使师市的纺锭能力于型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纺织业一直是师市的支柱产业。这些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

令人遗憾的是，人才、资源优势并没有转换为产品优势。

毫无疑问，纺织业的利润空间主要产生于产业链的下游。

要尽快实现优势资源转换，必须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变传统的惯性思维，在本地企业不具备做大、做强的条件现状下，借船出海，走外向带动之路，引进有规模、上档次、有终端产品及成熟营销渠道、品牌的纺织和印染深加工企业，产业链由单一纺纱向织布一印染一家纺一成衣延伸，促进师市纺织产业优化升级。

外向带动产业升级

外向带动战略思想提出的当年，即2002年11月，八师石河子就与浙去年年底达到150万锭，提前完成了预期目标。其中，开发区拥有环锭纺76 24万锭，气流纺6660头，总计105万锭，占全疆纺锭规模的19％，工业总产值达到18亿元，成为开发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尽管如此，打造西部“航母级”纺织基地依然任重道远。

2009年4月，两安总投资达168亿元，预计生产规模为300万锭以上的西安市纺织产业园等11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西安计划用5年时间形成陕西乃至西北最大、最优，产值过百亿元的纺织产业园。

放眼沿海发达地区，我国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及出口基地――浙江绍兴县，年生产布料20亿米，占全国的20％，并形成了集纺纱、织布、印染、成衣为一体的较为完备的生产、销售体系。

面对竞争，我们该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

延长产业链

发展中的八师纺织业，纺锭规模虽已位居西部第一，但产品结构是以单一纺纱为主，年织布能力仅为500万米。此外，印染、成衣方面几乎是空白。

建设纺织基地，要求我们必须在扩大纺锭规模的同时，提升整个行业的产业层次和装备水平，形成上下游衔接，集织布、印染整理、服装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完备的产业集群。

为此，八师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弘生家纺公司落户石河子后，以提高当地纺织工业质量和效益为目的，2009年引进的色织布技术，实现了石河子家用纺织品零的突破。其中宽幅无梭提花织机，填补了疆内空白。

2009年，天盛公司在北工业园区开工建设年产6万吨毛巾、1亿米色织布料、2万吨针织面料项目。

2010年4月，浙江华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1.25亿元，年产2万吨的纤维染色项目在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开工建设，10月投产。

山东如意集团将投资2亿元，在开发区建设年产150万套高档西装生产线。

在大集团、大企业带动下，八师纺织产业链向终端消费领域延伸。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2

中国车用纺织品市场发展不过短短20年，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家生产汽车座椅面料的厂家。目前，涉及企业数量并不多，而相对应的车用纺织品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逐年显现，原因在于汽车行业的发展对车用纺织品的拉动十分强劲。据交通部规划预计，2010年汽车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保有量将达到5500万辆，每辆汽车平均耗用纺织品在15kg～20kg。车辆内饰面料中纺织品已占50％以上。我国汽车用纺织品销售量每年正以15％～20％的速度递增，估计车用纺织品面料的需求量到2010年将达到26.73万吨／年。2008年，欧洲汽车业的产业用纺织品需求将达12亿美元。到2015年全球汽车内饰市场将达到215亿美元。

高标准　严要求

如今一辆完美座驾的指标不仅仅包括漂亮的外观，超强的内部动力，还要有美观舒适的汽车内饰，从汽车座椅、车顶棚、地毯、后备箱垫毯、内护板、遮阳板、门护板等等，而一定程度上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对整体汽车内饰的氛围和档次的营造至关重要，会对消费者直接产生第一影响。当这些蕴含不同材料和技术的面料应用到汽车中时，“尽管他们属于汽车零部件的原材料，作为我们厂家来讲，它就是个艺术品，” 江苏旷达集团负责销售的殷经理说道，“这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不仅在原料上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其加工工艺及后整理也十分复杂。”

纺织品在汽车制造业中大约有40种以上的用途，无论主要用于装饰性的座椅面料、地毯、车顶衬底等产品，还是注重功能性的安全带、安全气囊、过滤材料等等，在原料和后整理工艺上都较普通纺织品有更高的要求。如填充材料的隔音、隔热效果，还有防震功能等等包覆用材料如地毯对防潮、减震、抗霉、阻燃、色牢度等要求较高，汽车顶棚、座椅面料等车用纺织品都有着尺寸稳定、透气、耐光、耐磨、防污、阻燃，抗静电等性能要求。

车用纺织品发展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汽车厂商们和消费者的追求决定。一方面汽车厂商近年来更加重视终端用户的感受，随着汽车普及率的提高，消费者对汽车有了浓厚的兴趣，对整车的外观结构到内饰的变化和材料都越来越懂行了。殷总认为目前消费者对汽车内饰安全舒适和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更加偏好对人体无刺激、无异味、无毒害并能够回收利用的产品，这决定了针对车用纺织品的甲醛、雾化、气味、胺散发、总碳含量等环保指标要求越发严格，促使车用纺织品行业对新的原材料的采用和新工艺的不断翻新，例如采用聚酯的海绵，增加后整理工艺等等。而加强面料的功能性，如防水、防污、防静电、易擦洗、抗紫外线等等，超细纤维合成革在内饰上的应用。在功能性上将把座椅的电动按钮集成化子面料上代替现在的开关。座椅面料作为中高档汽车品质的重要装饰品，在外观、性能与整车具有的协调性上要求都更高。最先生产假编聚酰胺单面织物和聚酯织物，获得了极大的效益的VolVo公司不断在内饰纺织品的革新上探索，2008年北京车展中，他们几乎是唯一一家为车用纺织品开辟独立展台的厂家，形象地展示他们采用的车用纺织品面料，采用纯植物染料和软化剂保证产品的环保和健康，强调织物比皮革具有的更佳的撕裂性，便于安全气囊的弹出。

另外车用纺织品的类型和品质都是根据各层次要求不同的主机厂而变化。由于国内各主机厂整车产品档次不一，因此对车用纺织品的要求也不同，以大众、通用、神龙、福特等等为例很注重产品的质感，执行的标准都是全球一样的要求。这些厂家由原来的CKD面料国产化已经逐步要求国内纺织品厂家进行自主设计。随着国内纺织品厂家与这些主机厂的配套也逐步把品质带动上去了。而个别内资。OEM厂商还并不太注重纺织品带来的效应，同时面料的档次始终处于低端，不希望在面料上花费更多的成本，加上国内还没有关于车用纺织品的行业标准，行业内存在一定的无序竞争。

在将近20年发展过程中，国内企业基本形成一定的生产和设计能力，逐步参与国际化竞争。不过以国内车用纺织品的现状来说，虽然可以从织造结构上达到国际水平，但原材料和产品的后处理方面始终存在很大的差距。旷达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为38％以上，为一汽、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东风汽车、东南汽车、南京汽车、上汽奇瑞、浙江吉利等汽车生产配套产品，已经形成了从聚酯开始纺纱――染色――织造――后处理――复合成型――产品测试完整的产业链，也具备了产品出口的能力。但殷总自己也承认在产品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国内企业仍处于“模仿”阶段，生产能力低，产品质量、性能等与国外产品仍有较大差距。车用纺织品的高端产品主要掌握在日、美、德等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手里，在工艺和性能的研究上远远超出国内生产水平，如通用、丰田等汽车公司采用的都是美国3M公司、英国BBA公司生产的非织造布过滤器。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3

每个博物馆都会有一批镇馆的藏品，凝聚了博物馆的精气神，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重器，作为镇馆藏品之一的1895年道白生清花机。它长5.2米，宽2.25米，高1.55米，重约3.5吨，单单从体量上说，这也是名副其实的“重器”。清花，是棉纺织厂的第一道工序，后面还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络筒、捻线等多道工序。清花是俗称，专业全称是“开清棉工序”。原料棉喂入清花机，经过机械混合、开松、除杂后，生产加工成长度、重量合格的棉卷输送到梳棉机，进入下一步工序。

故事要从1931年说起，荣宗敬58岁，他的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从1917年荣宗敬和他的弟弟荣德生在上海招股创建了申新纺织厂，申新纺织公司已经成为国内棉纺织企业的巨擘。历史悠久的三新纱厂公开发售，地皮被美商大来轮船公司所得，荣宗敬则以40万两白银的价格买下了三新厂地皮上所附着的厂房和所有的机器设备。申新纺织第九厂由此成立，由九个分布在不同城市纺织厂构成的申新纺织系也正式成型。

在将机器设备迁往新厂前，荣宗敬请来当时名满沪上的兆芳照相馆，将老厂的厂容厂貌、车间布置等拍摄了一套28帧照片，以资纪念。三新厂是中国新式棉纺织厂始祖，一张内容为三新厂大门的照片上面，写有一段文字交代了拍摄的缘由。

民国二十年三月，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统称洋布局）全部机器房屋悉由荣宗敬氏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收买，改为申新纺织第九厂。今在澳门路自置基地建筑新厂，全部机器不日迁往。旧有厂屋即须拆除。惟三新为我国首先创办之纺织厂，见其湮没实有不忍，特摄是影，得二十有八帧，以留纪念。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申新九厂识

纺织，对于1860年代的世界来说，是西方强国的富国工业。但对于1860年的中国，却是当时中国的“漏卮大宗”。花来纱往，仅棉纱一项，每年损失的白银就达2亿两以上。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终于让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部分人，认识到“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上海机器织布局就是以与西洋争利源为目而创办的求富型洋务企业，为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

1878年10月5日，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向李鸿章和时任两江总督沈葆桢禀请在上海建立一个纺织局。李鸿章遂以彭汝琮与郑观应等共同筹办建厂事宜。1879年5月，织布局在虹口外动工建厂，两位负责人却已生龌龊。郑谓彭“独断而不相谋，会商而不见纳”。李鸿章也斥责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随后招股集资50万两，超过预招资本额。郑观应等人将厂址设在杨树浦临江地方，购地300余亩，并邀请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科来华，指导购机建厂。李鸿章奏许该局专利权，“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好不容易建厂工程重新启动，但局内官商双方矛盾却已又成水火。屋漏偏逢连夜雨。1883年秋，上海发生金融危机，郑观应挪用织布局资本14.3万两进行股票投机败露，私离上海，布局筹建工作再度停顿。1887年，布局内现银只有800两，支付机器价款、洋匠工资都非常困难。同年夏，李鸿章再委派前广东布政使龚易图为织布局总办，希冀挽回残局。

1889年12月24日，织布局终于开工试车，此时离彭汝琮初倡议时已逾10年。布局的厂房规制为长550米、宽80米的三层楼房，有布机300张。1890年4月17日正式生产，但却困于不断亏损，经费不足的局面中。1890年秋，李鸿章复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为布局总办，效果不彰。

1891年7月，再以直隶永通道杨宗濂接替马建忠，杨宗濂委托其弟杨宗瀚主持实际工作。局面终得改善。1893年布局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产品销路颇畅。1893年夏天，李鸿章决定进一步扩充产能，再向英国增订机器。1893年10月，不计保险局公积金，官款存银已达26.5万两，约占布局资本的三分之一，利润可谓优渥。

局面喜人，却祸发旋踵，似有天妒。1893年10月19日上午，上海机器织布局突发火灾。火起自清花间，因机器磨擦生出火星，点燃松棉絮。火势迅速蔓延，从一层烧至三层，并烧到楼后机器房。局中消防器材，喷注不灵，向租界里的消防队求救也遭拒绝。大火烧至夜晚方才熄灭，局内已是墙倒屋塌，触目皆是焦土了，损失达70余万两。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以洋务运动最核心的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1894年， 李鸿章命盛宣怀在织布局原地又建成华盛纺织总局。秋风宝剑孤臣泪，天公无语对枯棋，这位大清的裱糊匠和他效忠的对象都已经走到了各自历史的尽头。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撒手人寰，身后所留巨额财富，一时传为奇谈。原华盛纺织总局，先是于宣统年间改厂名为又新，又改名集成，1913年12月再改名为三新纱厂。江山代有才人出。1930年代的上海活跃着一大批民族企业和企业家，除了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福新面粉企业集团外，还有著名的刘鸿生企业集团，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郭乐、郭顺两兄弟的永安纺织集团，莫觞清、蔡声白翁婿的久成缫丝集团等。1936年的荣氏申新纺织集团拥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04台，约占全国（除东三省外）民族资本棉纺厂纱锭和布机总数的1/5以上。这是继洋务运动之后，中国近代第二次求富强，民国黄金十年的成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荣宗敬远避香港，心力交瘁，旧病新疾并发，于1938年2月去世。1948年的上海，无论是企业主还是职工都嗷嗷待哺，呼告无门。

申新厂给社会局呈文诉苦，是为了消减人工，降低成本，争取活路。但这个时候，申新九厂工人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就要他们的家属等在厂门口，工资一拿到手，马上就奔到厂门口把工资从铁栅里塞给家属，赶去买米、煤球、油等生活必需品。1955年，申新九厂等原申新系企业正式公私合营。这个时间，对于当时以农业立国的新中国来说，纺织业依然是支柱性产业和重要利源所在。、刘少奇等领导人都曾经来申新九厂视察。

1966年，上海申新纺织总管理处撤销，申新九厂改名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1972年，已故的前辈上海史专家吴贵芳先生从国棉二十二厂征集到前文提到的那套1931年三新纱厂厂房机器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面，有吴老当时写的征集缘由，从文中可以略窥时代边角。

“照片贰拾肆张，1972.12.5.从国棉廿二厂征来，对方经手人是政工组余德初同志，他说这些照片是查抄资本家的家时获得，据照片原有编号，估计还缺少四张。经请示厂党委同意，归我馆收藏。本人在馆的介绍信背面写了临时收据。”

――吴贵芳

1972.12.8

1979年，插队落户十年的宋琴芳回到上海，进国棉二十二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在新员工的培训时，聆听厂史的宋琴芳感受到满满的自豪感。首先，历史最老，前身是晚清的老织布局；其次规模最大，最兴旺的时候厂里有7500多名员工、8000余名退休工人，10万多枚纺锭、800多台布机，还有线锭、气流纺；再次，贡献突出，从1955年公私合营一直到1992年，它累计上缴的利税相当于每年再造一个申新厂。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4

他家里还剩几十万公斤左右的棉花没有收上来。这次他把装满4万公斤棉花的4辆大卡车，停在新疆奎屯准噶尔棉业公司门前，他打定主意要跟准噶尔棉业公司这位温州老板董里明好好讲讲价。马素新说，他的这批棉花明显要高出市场一个等级，应该有个好价。

他就在公司门外大卡车旁等着，说如果董老板不给个好价钱，他就去其他棉花加工厂出售。在新疆奎屯当地，棉花加工企业比较集中，有资质的企业就有34家，加上其他各种棉花加工企业至少有上百家。

马素新今年种了1400亩棉田，在新疆石河子当地属于种棉大户。他今年从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招来100多个采棉工帮忙，每天管吃管住之外，还得给采棉工每公斤付2元钱采摘费，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棉花再卖不上价钱，今年就白忙活了。

董里明的日子也很难，苦心经营了10年的棉业公司，在新疆也属于中等类型的棉花加工企业了。但是这几年的生意却越来越难做，工厂有200名员工要养活。由于国家收储时间滞后，今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突破了去年全年的贷款记录。10月10日，国家在奎屯地区的收储开始。这比前两年9月中旬就开始的收储时间晚了20多天。这些日子，工厂每天按照最高650包排产，每包大约227公斤。每天生产的皮棉已经堆满了露天仓库。资金也已经压了1亿多元，这么大的资金占用是他往年不敢想的。预计今年的资金需求会比去年翻倍。每天付给银行的利息很高，而棉农对于棉价并不满意，但每公斤棉花8.8元至9元的价格，已经让他压力很大。

董里明权衡再三，还是对马素新做出了让步，棉质的确不错，最终给马素新按照每公斤9.15元结清了棉钱。他对笔者说，“今年盈利空间肯定很小了，就赚取这点儿加工费。”

“今年棉花行业情况的确更复杂，目前整个行业处于困局当中，没有竞争力。问题的焦点就是棉花原料成本太高，需求又不旺盛。”魏桥纺织副总经理蔡民对笔者表示，“近3年国家收储政策实行下来，棉花行业是在走下坡路。国内棉花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内纺织行业是没有竞争力的。国内与国际终究要接轨，但停止收储制度是否就能理顺行业，并没有这么简单。”

他称，国家连续实行棉花收储制度三年之后，棉花行业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行业困局

在新疆奎屯火车站，棉农张有才从9月27日等到30日，守了4天也没有等来采棉工。往年这个时候，火车站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棉大军。

张有才寝食难安，他在甘河子有70亩的棉田，靠自家人采摘很难完成，他要招到6-7个人，干上四五十天。他只好来到了附近的人才市场。这里有应聘的采棉工，但人工费很高，原来采每公斤棉花付给采摘者2元钱就行，在这里招到的人却要付每公斤3元。本来种棉花已经不赚钱了，还要再付这么高的人工费，张有才心里不乐意，但也没有办法。如果在火车站还是截不到人，他也只能从人才市场雇工了，总不能让棉花烂在地里。

张有才对笔者说，明年不想种棉花了，不赚钱，还非常操心。又没有国家补贴。不如种小麦来得省心，完全机器收割，还能享受国家种粮补助。

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新疆的张有才，山东德州市夏津县夏庄村的夏行洋，家里的10亩棉田已经全部种了小麦。夏行洋原来是山东天宏棉花加工厂的厂长，但是今年棉花加工厂停产，他本人就改做了粮食收割。

夏行洋说，他所在的夏津县夏庄村80%-90%的农户都改种的小麦。种小麦省工。籽棉收购在每斤4.3元，亩产470多斤，小麦每斤1.3元，亩产1000斤。种棉要加上人工等很多成本，最终算下来，种棉花就不如种小麦和玉米赚钱了，种小麦大约每亩能多赚300多元。

德州市棉花协会副秘书长马俊凯对笔者表示，今年德州棉花面积减少20%左右。武城夏津目前每天的收购量也不是很大，棉农惜售。籽棉收购价格在每斤4.25元-4.3元左右。

山东武城德元纺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洪文对笔者表示，今年德州武城县很多棉花纺织企业都在限产。大的棉花纺织企业有配额日子还可以，没有配额的纺织企业，日子就很惨。

杨洪文说，收储制度延续下去，棉农种棉积极性不大，在逐年减产，棉花加工企业因棉籽收购价太高没法做下去，国内纺织企业因为皮棉价格无法与国外企业在一个起跑线上，与国外棉价每吨3000-5000元的差价，使得企业缺少竞争力。所以，整个棉花产业链都受到损伤，国家没有必要再收储下去。

国金证券分析师张斌对笔者表示，收储制度明年应该会停止。国家在制定临时收储制度时，并没有想到需求变化、价格过山车等很多问题，收储最终演变成国家在单方面“做多”，中国成为全球棉花最大的仓库。而国家收储价格由每吨19800元到后来每吨20400元，抛储价格相比国际市场也都是天价，下游根本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棉价。国外棉花纺织企业的原料成本也就在每吨13000-16000元。

倒逼转型

山东天宏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光厚对于棉花行业看得有些悲观，他表示，目前的整个棉花行业是一盘死棋。天宏公司目前棉花加工业务已经停了，加工厂人员都在干其他生计。但是工厂设备还在。刘光厚把天宏棉花纺织业务也交给了公司一个副总负责。棉花加工和纺织目前都已经不作为公司的第一主业。

刘光厚称，“企业要转型，不转型就活不下去。今年全国的纺织企业倒闭的很多，倒闭卖掉的企业有30%，停产停工的企业有30%，合计60%。所以要活下去，就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刘光厚新开辟的主业是收购和销售倒闭棉花纺织企业的二手设备，这已经是天宏眼下最大最赚钱的业务。他们把倒闭破产公司的设备收购回来，再转手卖掉，赚取其中差价。这让刘光厚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刘光厚说，如今全国的棉花加工和纺织厂要砸掉或者希望出售的老旧设备很多。这些倒闭或者濒临倒闭的纺纱厂、织布厂的设备低价收购下来，卖给有扩建需求的工厂，或者卖给巴基斯坦等国家，还是比较赚钱。“总的来说效益不错，这个生意比纺纱好多了。每年的收益可以弥补棉纺织加工的亏损，还能有效益。”刘光厚称，民营中小型纺织企业普遍很苦，都在石头缝中求生存，也锻炼了生存能力。公司目前还不能向纺织业发展，要暂时保持实力。

天宏棉纺织业务并没有停止，刘光厚指派王华，做天宏的棉纱销售业务。王华已经在山东天宏棉业纺织公司做了多年的业务经理。

王华说，今年棉花行业，棉农、棉花加工企业、纺织企业都不好做。市场一直是低迷的。这几年感到一年比一年难做。棉纱销售，眼下就是赔钱。能卖出去，但价格被压得很低，而且压资金，回款难度很大。原来每年还能赚每吨500元-600元，今年库存就已经达到200多吨，今年年底肯定是亏钱的。因为现在每到月底结算，就会亏十万八万的，今年有可能总计亏损百万元以上。库存中还有棉花和棉纱，一旦降价，就会有更大的亏损。天宏的大客户是河北保定的毛巾厂，同时还有潍坊客户。

王华说，去年武城还有很多企业去新疆包厂加工，在当地加工交储，但是没有赚到钱，结算也很慢。所以很多武城夏津一些纺织企业今年改成去新疆调运籽棉，运回来加工，但是听说也没有赚到钱。

张斌表示，转型的不仅是企业。如何打破纺织行业困局，兼顾国家、棉农、企业的利益。目前方法上，可以是国家以低于每吨18000元价格抛储，缩小与国外棉花的价差，吃亏的是国家。但可以解决问题；第二种方式，就是彻底放开整个棉花行业，与国际市场对接；第三种方式就是还延续这几年的收储政策，行业继续不死不活。

张斌认为，明年国家应该停止收储，因为不可能长期与世界棉花市场形势逆行。目前的棉花行业已经处于僵局中。如果还按照每吨20400元收储继续下去，棉农、棉花加工企业、纺织企业都会憋死在那里，三方都很苦逼。国家必须拿出办法解决，以打破僵局。

政策期待

阿克苏棉农王建栋承包了几百亩棉田。人工采摘已经开始，雇了几十人帮忙，雇工有来自和田、山东、河南等地。今年当地的新棉上市晚了半个月，9月中旬开始采摘。棉花采摘雇工费用是每公斤2元，交给棉花加工厂的价格是每公斤9元。近期有些地方有上涨的势头。

王建栋说，在新疆，不种棉花能干什么呢，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目前种棉花没有补贴，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有补贴。“如果国家对于棉农有补贴政策就好了。”

董里明说，作为棉花加工企业，肯定是希望国家继续收储，保持价格稳定。但如果明年国家不收储了，棉花价格肯定就下来了，会打价格战。目前棉花行业在走下坡路，有资质的无资质的同台竞争，产能过剩。奎屯当地有资质的有34家，没有资质的有60-70多家，又都混在一起竞争。

董里明在新疆从事棉花行业10年，他说自己投资很大，不可能说转型就转型，关键还是要看国家政策的变化情况，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干。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5

在小李的印象中，外国小孩的个头都很高。

小李高中毕业后，在父母的说服下，曾在三厂的清花车间试着干过3个月，但最终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车间干，就走出了纺织城。尽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厂当工人也是要走门路、托关系。她放弃公职，在当时还是引发不少人的惋惜。之后小李先后换过不少工作，现在是一家家政公司的主管。

曾经是国棉四厂（下简称四厂）舞蹈队的祖梅英，也对记者说起过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盛况。

在纺织城采访时，不止一人会说起，纺织城曾经是西安市对外接待之地。

1960年6月，赫赫有名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西北第一印染厂（下简称一印）参观访问；1961年10月7日，总理、副总理兼外长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参观完半坡博物馆后，驱车到一印参观。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纺织城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西安的“会客厅”。

国纺六大基地

“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国家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其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郑州、石家庄、西安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织工业，加上陕西咸阳以及河北邯郸两地，这便是非常著名的“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按建设先后顺序排，在5.3平方公里的郭家滩上，先后建起的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及一印，构成了纺织城的主体。

西安纺织城的建设速度极快。

1953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和纺织工业部批准了西安纺织城首家纺织厂—西北国棉三厂（最初曾命名为西北国棉五厂）的基本建设计划书，该厂总投资3804.9985万元人民币，征地1042.448市亩。

同年6月20日，仓库工程破土，标志着工厂的基建全面推开。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地面建筑工程基本完成。土建工程的提前完工，使得设备安装包括工人训练等统统提前进行。

1954年12月15日，三厂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标志着正式建成投产。此前，大约进行了7个月的试生产阶段。

1956年9月29日，四厂正式投产。这个日生产面纱40吨、棉布30多万米的纺织厂，工厂生产区以及家属福利区，包括食堂、学校、浴室等建设只用了8个月，上万台机器设备安装用了不到半年。

随后，每年纺织城都有一个厂举行开工典礼。

1957年12月29日，五厂举行开工庆典，《陕西日报》在对五厂开工庆典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道：我国目前布机最多的一个工厂，每年生产的棉布可供2200多万人各做一套衣服。

在五厂正式开工典礼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前来视察。陈云在厂区视察了约一个多小时。陈云特地要求，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俯瞰了纺织城全貌。

1958年7月，国家副主席，也曾来五厂视察。

1958年8月3日，六厂举行了开工典礼。

1957年3月，一印主厂房破土动工，1960年7月1日竣工验收合格，正式投入生产。而早在1959年1月，就已经开始接受国家生产任务。

截止到1959年，西安纺织城拥有纱锭34万枚，布机8500台，一年织布24700多米，印染各种花布120万疋。解放前，西安只有纱锭3万枚，布机800台。纺织城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西安纺织业弱小落后的局面。

远去的好时光

纺织厂的建设速度快，投资回收速度更快。

一印，国家的投资额为2403万元，从破土动工算起，到回收建厂的全部投资仅用了49个月。

四厂建成后仅两年，就收回了国家建厂的全部投资。据四厂厂志记载，大多数年份里，四厂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税均在3000万元以上，最高时超过5000万元。

在纺织城采访时，总会有人提到设备陈旧是国营棉纺企业衰落、缺乏竞争力的主因，但三厂是个例外，建厂50多年来，不同年代都在进行技术设备的改造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通过技术改造，试制并投产了出口的高档产品，比如华达呢、精梳卡其等产品，不少产品还是陕西首家生产的。正是这种突破，使得三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够成功地规避了被“关停并转”的风险。

70年代，三厂被国家轻纺部选定为全国三个“24项配套改造”的试点厂之一。投资296万元进行技术设备改造，不仅棉纱生产能力、棉线生产能力分别提高22%和1.5倍，且是陕西省首个具备纺织涤棉混纺纱技术能力的企业。

1980年到1985年，通过布机加宽改造，以及相应的纱线设备和辅助设备更新换代，使得产值突破了亿元大关，出口创汇达1000万美元以上，多个品种评为省级优秀产品。

1 9 8 6年到1 9 9 8年，共计投资16190万元，从意大利、日本、捷克、德国、美国和法国先后引进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气流纺纱机、喷气织机等设备。

直到1998年实行破产前，三厂是西北地区设备新度系数最高的企业，年销售收入2.1亿元人民币，年创汇1811万美元，在业界被誉为陕西省纺织系统“四小龙”之首，全国棉纺织行业前50强。

低收入的沦陷

“我1982年从部队转业进了六棉，工资每月42元，比派出所的民警好多了，当时，派出所老所长的工资，也才50元。”六厂社区主任刘文对记者说。

“工人一月的工资50或60元，相当于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的工资水平。”四厂前财务科的科长赫际忠说。

纺织城发工资时，西安市所有的商业银行为纺织城服务，工资的数量大约占西安市银行流动资金的1/4。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纺织城人的好日子走向末路。

1998年，四厂实行压锭减员，别的人对提前退休还想不通时，赫际忠主动要求退休。厂里经营状况不好时，每到发工资，他这个财务科科长就开始头 痛。

“头一周就开始到处跑钱。把劳司等下属单位该收的钱收回来，实在没钱，就拆东墙补西墙，再不行就贷款。”赫际忠回忆说。

赫际忠要提前退休的一个原因是厂里的工资太低，一个月就660元，同样的工作，在其他单位能拿到几千元。

厂里给他办了退休手续，虽然也被厂里返聘，但可以在外面兼职，多点收入补贴家用。直到2005年，他才彻底退休，享受天伦之乐。

已住在韩森寨的小李，买东西还是会回纺织城，因为同样的东西，纺织城便宜不少。

“纺织城物价低的主要原因是，这里居住着很多退休工人，而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水平偏低。”四厂社区聂主任向记者介绍说，“这个社区17000人，退休职工就有7000多”。

裴国华，在六厂从技术员干起，1997年从总工的位置退休，当时的退休金也只有600多元。

祖梅英1964年进厂，1995年退休的教练工，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380元，经过7年的连续上涨，现在她能拿1600元。“和我同时进厂，后来调出纺织厂，人家现在一个月少了拿2000元，多的时候能拿3000多元。”祖梅英以赌气的口吻说。

历经两次破产

就纺织厂而言，用数字来体现其经营的艰难，就是报表上连年的亏损。

四厂厂志中写道：由于产品结构老化，品种单一，技术改造投入不足，四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经济效益逐年下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更换了两任厂长及领导班子，虽经努力，但未能遏止企业亏损局面，1995年到1998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高达2514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130.35%。

据六厂厂志记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已负债累累，生产难以为继。

在1998年实施政策性破产前，曾经有着“东亚第一大厂”的一印，已经是一个空壳企业了。工人下岗，自谋出路；留守人员靠出卖设备，出租厂房艰难度日。

一印现在给人留下的只有这么一些数字：从建厂到1997年，共生产各种印染布35亿米，实现工业产值约50亿元，上交利润税金和折旧基金35000万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5倍。

1998年，全国纺织企业都在做一件事—限产压锭，减员增效。

在这一政策大背景之下，1998年下半年，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由中国华诚控股集团公司对三厂、四厂、六厂和陕棉十一厂、一印实施兼并重组，享受国家停息挂账政策。

原本计划是将5家企业的有效生产经营资产进行整合，筹建唐华股份公司，并争取上市。但后来发展思路有所调整，各个企业依然是独立法人，各自独立经营。除厂名分别更换为唐华三棉、唐华四棉、唐华六棉以及唐华一印外，最大的变化是由工厂制变为公司制。

这次破产工作完成后，除唐华一印停产外，其他企业又继续开工生产了。

1998年末，唐华四棉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大约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结束了四棉连续4年严重亏损的局面，1999年全年实现利润1026万元。

从2001年起到2007年，四棉多次荣膺中国纺织行业前50强“排头兵企业”称号，成为陕西纺织行业的“领头羊，唐华集团所属五户企业的排头兵，累计盈利13169万元，利税3.6亿元。

但是，2007年8月2日，中国华诚集团的核心企业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经国务院国企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被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唐华集团作为在陕的全资子公司，所属五户企业也被列入其中。

按相关规定，四棉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后，中国华诚集团兼并企业时所承担的债务409亿元和利息2.25亿元需债务移交给企业。由于这一原因，四棉资产负债率又冲高到185.15%（截止2008年6月末，四棉资产总额77180万元，负债总额81799万元，其中，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借款本息71407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只好无奈地实行二次破产。

成败皆因萧何

唐华三棉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一次破产之后，三棉在市场经营上探索走“多品种快交货”的路径，为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许多工艺独特但产量需求少的订单也积极生产。为达到客户的需要，先后自筹资金购进设备，并对其他配套部件也进行相应改造，加上生活区暖气工程的开建，企业流动资金开始紧缺。2002年上半年，唐华集团对所属企业进行经济效益检查，三棉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亏损，经济效益开始滑坡。

在二次破产中，六棉彻底沦陷了。

在纺织城的纺织企业中，六棉这个单纱厂，实力最弱，命运也最坎坷。

在最初的计划当中，六棉是位于咸阳的，因为施工单位正在建纺织城的其他厂，倘若又将建设人员往咸阳调动，会耽误时间，如果布局在五厂之南，施工时间上会更紧凑，建设速度也更快。出于这样的考虑，六棉被布局在了纺织城。

当时纺建公司在纺织城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很快主厂房框架就立了起来。不巧，却遇到“小三反”运动的冲击，被纺织工业部列入下马项目之中。

西北纺织管理局派人专门向纺织工业部汇报六棉的建设情况：已经投资了420万元，如果下马这些资金就打了水漂。最后的结果是六棉的建设继续，但原设计的织布部分被取消，于是，六棉成为纺织城惟一的一个单纱厂。

这一改动或许成为日后六棉发展不顺的诟病之笔。

1957年11月中旬，试生产期间就已完成了全年计划；1959年，棉纱产量达到86820.31件，比设计能力的76328件提高了12.1%，当年实现利税1109.4万元，是建厂投资总额的一半。

难抑历史之痛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棉花供应紧张，到1962年，六棉生产棉纱仅为13132件，只是设计水平的20%。因此六棉被暂停关闭，仅留200人看守工厂，维护设备，2000余职工调往外厂的有1765人，退职409人，辞退192人。

1964年，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六棉开始复工，直到1965年第三季度，才完全恢复了三班生产。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六棉最好的一个时期，棉纱市场供不应求，要货的函电目不瑕接，厂门内外车水马龙。棉纱市场大好之后，大大小小的纱厂遍地开花，随着私人纱厂的不断发展状大，市场被日益蚕食，六棉再次走了下坡路。

经历了1998年的破产之后，局面并无改善，2008年第二次破产，关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结局。职工到退休年限的退休，不到退休年限的或分流到三厂、四厂，或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厂房、机器都被拍卖了，仅从厂区内移出了一棵桂花树，栽在了生活区里，它成为六棉人惟一的念想。”曾是六厂职工的杨爱丽对记者说。

“纺织吃香的时候，是利税大户。”裴国华大学所学专业是纺织工艺，他将纺织城的末路归结为国营企业的体制，“私营起来了，国企破产了。”

过去棉纺织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将利税，甚至设备折旧上交给了国家，但在设备更新上速度一直很慢，私营企业起来后，设备更新速度快，慢慢就显出国营企业的疲态了。

“江浙包括广东沿海一带，上的小厂很多。从广州到清源沿线全是纺织厂，厂里工人不多，就200或300人，但人家都是新设备，将涤纶丝进行各种花样的加工，又柔软又保暖，比咱纯棉的还好，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已退休了的赫际忠说。

1998年的限产压锭目标之一是更新设备，但效果并不尽人意。

“设备只改造了一部分，但在市场上还是没竞争力。这次下决心，全是新设备，20万纱锭，才用千把人。”赫际忠说。

现在，纺织城棉纺企业中，只有三厂、四厂还在开工运转。不久，作为西安纺织集团下属的企业，将会迁往位于西安洪庆的纺织产业园。

最后一抹温情

居家养老服务站就设在原六棉的光明区内。

“2009年，纺织城街办提倡建设特色社区活动，六棉针对本社区老年人多、破产导致的下岗工人多的特点，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六棉退休办主任刘文向记者介绍说。

六棉社区有3140户，光明区就占了1200户，由于是一个老福利区，1200户中以老年人居多。很多1950年代进厂的人年龄大多在七、八十岁。过去，子女在厂里上班，还好照应，现在厂里停产了，很多人需要到市区，甚至到更远的地方打工，照顾不上老人们，尤其是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生活问题凸显。为了解除外出打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六棉在光明区实验性地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主要给老人提供两顿饭，中餐和晚餐，一天只收10元的成本费。”刘文说。

服务站有健身室、图书室、休息室等设施，由于来吃饭的老人过多，只好将健身室腾出来供老人们就餐。

“刚开始办的时候，只有三、五十人来吃，到去年冬天前，增加到了130人。”刘文解释说“冬天一过，来吃饭的老人就会多起来。家属区没有暖气，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到别的地方过冬了”。

记者采访那天是2月9日，来服务站吃饭的人数是93名，其中有50名是采取送饭上门的办法。

在服务站吃饭，很多退休在家的老人有了彼此交流的场所和机会。原定晚饭开饭时间是五点半，五点就开始有老人来就餐，服务站实行随到随吃。

服务站招募了16名下岗职工做工作人员，属于公益岗位，每月工资860元。“一天差不多要干近10个小时，家也顾不上。”刘文说。服务站绝大部分是中年女工，惟一一名男工，兼做重体力活。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6

布局新中国纺织工业

建国初期，纺织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纺织工业却是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管理混乱，发展畸形的产业，只留下了棉纺锭500万枚、织布机6.4万台、毛纺锭13万枚、旧式缫丝机9万绪。到解放前夕，各地纺织厂普遍因原料缺乏、资金短缺，开工严重不足；有些民族资本企业，已经濒临关厂、破产。针对反动派统治以及长期战乱所带来的经济萎缩、民生凋敝，为医治战争的创伤，安定人民生活，钱之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调运原料，恢复生产，对原有的官僚资本企业进行民主改革，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对私营企业也通过加工定货等方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1952年纺织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著名的纺织教育家周启澄回忆，1951年11月，钱之光托人在香港买回一本关于印度纺织工业的英文书，从这本书里得知当时印度已有1000万棉纺锭子，约为我国的两倍左右，这之后，钱之光在领导干部会议上曾多次将印度作为我国纺织工业的赶超对象，将一项一项指标作具体对比，从而提出我国的长、短期计划目标。第一步计划是使我国棉纺织总量达到1000万锭。当时，我国现有的500万锭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为中心的沿海地区，钱之光提出了“就原料、就市场、就劳力”的纺织工业发展方针，在原料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力富余的河南、陕西、河北等内地建设新的纺织基地，从而使纺织工业的布局日趋合理。

钱之光以非凡的胆识和战略家的眼光，及时做出了事关新中国纺织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1953年秋，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会议，专门讨论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钱之光代表纺织工业部党组汇报了纺织工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建设规模的意见，听得很仔细，他同意钱之光在汇报中提出的分析，并且认为在计划方案中，发展规模还可以再大一些，他说：“不是180万锭，也不是250万锭，而是300万锭。”这次会议，原则上确定了我国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决策。15年后即“”开始之前，全国棉纺锭已达到1000万锭，赶上了印度50年代初的水平。

建设四大化纤基地

钱之光是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家，他深谙经济规律，从不搞“无米之炊”。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二五”计划发展纺织工业的基本设想和部署发了言。着重阐述发展纺织工业不仅可以满足人民需要，而且可以较快地收回投资，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这种积累的速度和数量，对发展我国工业建设有利。同时就纺织工业老厂的设备利用率已经很高，提出有步骤、有重点进行技术改造。对于新厂建设，除了要进一步合理布局以外，还提出必须要尽量采用工艺流程短、生产效能高的先进设备，以保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此要继续加强基本建设和机械制造力量，进一步扩大棉、毛、麻、丝成套纺织设备的制造能力。在这次会议上，他正式就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和储备以及发展化学纤维工业提出了建议。

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焦善民曾回忆说，“钱老用很大的精力关注棉、麻、毛、丝的种植、生产，尤其对棉花问题摸得一清二楚，当发现单靠天然纤维跟不上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时，便把精力与视线转到如何开拓发展化学纤维上。在50年代就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局势已见缓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设备已有可能。当钱老对国内外形势分析后，结合纺织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地下决心，倡议先建四五个化纤基地，第一步把化纤搞到50万吨，第二步再搞50万吨达到100万吨，即可顶替2000万担棉花，占当时棉花产量的1／2”。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以(72)计字12号文向国务院正式报告，建设上海石化总厂、四川维尼纶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和天津石油化纤总厂等四个大化纤项目，同年2月5日就得到、的批示同意。钱之光对解决资源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为我国化纤工业大发展打下了技术、管理和开发研究的基础。目前我国化纤工业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化纤生产国，化学纤维已占纺织工业原料总用量的一半以上，不仅为纺织工业发展开辟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而且对改变产品结构，发展品种花色，提高技术水平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引导纺织工业远离“浮夸”

原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对钱之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印象深刻。“”时，浮夸风盛行，无限制地提高机器速度，盲目地减少工艺流程，产品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滑坡，更有甚者，提出要搞土纺土织，搞野什纤维纺织。对于这些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钱之光都采取引导的办法，千方百计予以纠正，虽然一时间受到很大压力，但经过耐心的工作，都及时得到纠正，防止它在全行业中形成潮流，使纺织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和破坏。每年的生产计划的安排，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当然希望生产越多越好，指标越高越好，但钱之光总是考虑到原料的供应、设备制造的能力，从客观的物质条件来安排生产，把计划规定在可靠物质保证的基础上，虽然经常被一些人说成“右倾”，但实践的结果总是证明钱之光是正确的。

原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张铎回忆当时的情况，“在‘浮夸风’愈演愈烈的时候，为了避免失控，部里提出了‘四高’、‘四省’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加以引导。强调要采用新技术，在技术上求突破；同时，总结推广高产、优质和降低原材料、动力消耗的新技术措施和管理经验，使生产渐

趋稳定。当时‘左’的思潮泛滥，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尽管如此，部里在车速问题上始终没有松口。”

1958年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各地负责人提出要求纺织部直属的全国协作配套的10个专业纺织机械厂下放给地方，准备“当年生产一千万锭的成套棉纺设备，并要求按此分配给钢铁材料”。而钱之光心里明白，解放初期，在他领导下大力进行技术改造、组织起来专业化分工、全国协作的成套设备制造厂经过苦心经营10年，只有年产七八十万锭成套棉纺设备的能力，1958年初，纺织部按此水平已安排了全年生产任务，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省市要新起炉灶，分省各自生产10多倍的棉纺设备，无疑是天方夜谭。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副总经理费志融回忆“要保护我们10个全国成套主机厂不转向，钱公再三斟酌，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指示在全国分省各自成套指标中，列出其中分散在6个省市的10个专业纺织机械厂全国协作成套的任务。提出了全国分省成套任务560万锭，其中全国协作成套120万锭，并据此分省算出所需的钢铁材料，其中承担全国协作任务的纺机厂所需钢铁材料单列‘戴帽’下达。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狂潮，已无暇顾及指标的完成，而纺织部则在钱公的领导下，专心一志地抓全国成套的生产。”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整个纺织工业和纺织机械在钱之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损失小得多。

推动纺织成为外向型产业

钱之光在领导纺织工业发展中，始终把中国纺织工业放在国际大市场背景下，较早做出发展外向型产业的决策。

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扩大纺织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和其他商品并增产高档纺织品供应国内市场，回笼货币。纺织工业采取“三统一优先”的方针，即在全国范围统一规划生产，统一调拨原材料，对产品进行统一分配，将生产任务，特别是出口产品和高档产品的任务，优先安排给设备条件好、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优和用料省的纺织企业，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使用，增产质量好价值高的纺织品，供应出口和国内市场。从而迅速打开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纺织品出口创汇大幅度增加，保证了进口粮食和其他产品的需要，对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纺织品出口，在50年代，主要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60年代初，要转向资本主义市场，这是一项新的任务。特别在当时“左”的气氛笼罩，批“卖国主义”、批“崇洋”，同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要冒一定风险，钱之光大胆提出对资贸易要“投其所好”，并派出人员常驻香港，研究和了解国际市场的动向，又派出代表团到西欧进行考察，使扩大出口的工作很快展开。

在钱之光的主持下，中国纺织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1年，钱之光以81岁高龄，被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国务院顾问，退出第一线领导岗位，在他离任纺织工业部长时，我国纺织工业面貌同建国初期比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成为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产业部门。1981年，我国新兴的化学纤维工业建设规模已达130万吨；形成近65万吨的生产能力，其中粘胶纤维14.51万吨、合成纤维50万吨，化纤实际产量达52.73万吨；棉纺锭拥有量达1893.54万锭，比1949年增加了2.8倍，棉织机为57.06万台，印染布生产能力为81.8亿米，棉纱产量1763万件，棉布产量142.7亿米；毛纺锭74.44万锭，增加5倍，毛织机10024台，呢绒产量达到11308万米；麻织机6861台；桑蚕缫丝机103.57万绪，丝织机6.59万台，生丝产量3.74万吨，丝织品为8.35亿米。1981年在全国人口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近10亿人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的棉布消费量达到31市尺，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因而到1983年，国家正式取消纺织品的票证，标志着为限制消费而设置的凭票供应制度正式结束。

链接

钱之光生平大事记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夏，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贸易总局局长，依靠和组织群众，不顾艰难险阻，打破反动派的重重封锁，从白区运进食盐、西药、布匹等苏区军民战斗和生活所急需的物资。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征发没收委员会组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心筹措物资。抵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对外贸易总局局长。

1936年2月，奉命与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就互不侵犯、各守原防，恢复富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交通，苏区与白区通商等重大事项达成协议。

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并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武汉、重庆、南京办事处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南方局(后称重庆局)委员，中共南京局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副书记，并任南京中共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直至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他一直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为坚持抗日战争，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力量，与当局长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他都亲自参与，成为这个时期两党关系的重要见证人之一。

1948年，他由党中央派往香港从事经济工作，创建华润公司并任董事长，同时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奉中央指示，先后将留住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一大批著名派、爱国人士秘密接送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我党领导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7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8

作为中西部承接地之一，在产业转移的大潮中，湖北省部分本土老企业抓住机遇，通过重组、扩建、改制、升级等一系列措施，加大创新和技术改造，企业得到了新的发展，重新走入中国纺织行业的前列。2010年，在武汉纺织行业中，裕大华与一棉集团、江南集团等三户企业纺锭、织机数量已占全市同行业总量的62.3%、71.3%，销售收入总额占全市纺织行业总额的50.45%。汽车装饰布的生产规模目前列居全国第二位，并出口日本、法国、美国市场。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

早在2003年，裕大华的人造棉系列产品就被认定为第一批湖北名牌，但企业并没有满足于此。2008年，公司针对纺织工业产业升级调整的方向，不断对传统坯纱、坯布产品进行改造，根据新型纤维、差别化纤维、功能性纤维、复合纱线及新型面料的开发应用逐步广泛的特点，发挥公司过去人造棉布开发生产特点，相继开发生产了人棉绉绸、AB纱、弹力布、天丝织物等品种，特别是去年开发生产的绿色环保纤维―天丝、竹节纱、高档复合纱等，品种年年有翻新，不仅经济效益明显，而且延伸了品牌价值。

迁至城郊形成产业集群

受城区整体规划影响，加之企业自身发展需要，2010年，裕大华由武汉城区整体迁往蔡甸开发 区。一个大型纺织厂在此落户，也意味着带来新的产业集群。

在搬迁过程中，裕大华进行了“脱胎换骨”的设备和技术改造，淘汰了高能耗落后产能。淘汰了包括细纱机、老式清花梳棉机以及1511老式布机等落后设备，并加大了引进节能新设备的力度，投资3213万元引进先进节能的进口自动络筒机、新清花机、高速并条机以及新型的剑杆织机。新设备投入使用后节能效果明显，特别是新自动络筒设备运行用电少、产量高、质量好，同比每吨纱少用电45.36千瓦时，单耗同比下降14%，仅此一项每年节约用电27.2万度，增加利润15万元。

除了设备上的提升，裕大华借此改造机会，迅速调整产品结构，朝提花面料方向发展，特别是大提花衬衫面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面料市场的开发。现在提花衬衫面料由过去单一的涤棉品种，到现在有天丝棉系列、木代尔三合一系列、CVC系列、高支高密系列、弹力系列等众多花色品种，产量大幅提高。全年新开发的品种达110多个，85%以上形成批量销售。新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销售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以前占整个产量的15%左右到2010年的60%以上。提花衬衫面料已成为国内外品牌厂家的首选。国际品牌鄂鱼、啄木鸟，国内品牌雅戈尔、海澜之家、七匹狼、才子等知名企业的供应商里都有裕大华的身影。

科技含量增强竞争力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9

本次会议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主办，中棉行协纺纱新技术专业委员会承办，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协办，立达纺织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支持。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谢明、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成斌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还参观了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会议当天，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朱北娜做了主题演讲，对我国棉纺织行业现状、2011年行业运行情况及纺纱新技术、新纤维的应用情况逐一进行了介绍。

朱北娜说道，我国棉纺织行业经历了2010年的快速增长后，作为我国“十二五”的开头年，2011年第一季度棉纺织行业市场运行总体较好，自3月中旬起，受国际、国内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棉纺织市场走弱，至5月底，市场趋于稳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产量方面，截至2011年5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约4000户规模以上纺纱企业累计纱产量为1080万吨，同比增长10.13％；约3600户规模以上织造企业累计布产量为229亿米，同比增长15.50％。第二，市场运行方面，4月中旬开始，棉纺织企业接单已经非常困难，形势愈加严峻。从棉纺织原料和产成品今年以来的价格情况，可以看出，3月中旬之前，原料棉花、企业出厂的棉纱和坯布售价都保持着增长势头，但4月和5月份都出现了快速的下降，进入6月份原料跌势趋缓。第三，原料价格的持续下跌，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信心，观望情绪浓厚，下单谨慎，市场总体需求不旺，棉纱价格跌幅紧跟原料价格跌幅，行业目前“高价库存，低价产品”的状况严重影响整体盈利能力。纺织企业正在通过产品研发、新型原料的应用等措施积极应对。

朱北娜强调，总体上，我国棉纺织行业发展基础较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其纺织装备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我国棉纺织行业仍处在一个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产业内部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也不乏一些外部因素阻碍棉纺织产业的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棉纺织行业面临的形势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整频繁，资金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国际竞争力面临考验：能源、资源供应紧张或将制约企业生产；行业税赋负担重，企业利润空间缩水；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源紧缺；下游需求不旺。产品基本上处于同质化竞争、品种单一、对外销依赖度过高等。

“因此，未来我国棉纺织行业将围绕科技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个主题，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品牌建设、市场开拓以及效益提升等方面加大力度。这都离不了纺纱新技术和新原料的应用，这是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撑点。”同时，朱北娜指出，多元纤维差别化加工技术、新型环锭结构纺纱技术、喷气涡流纺技术、转杯纺技术、自动化应用技术将是今后重点推广应用的纺纱新技术。

纺纱新技术备受关注

“当今的纺纱技术不再是独树一帜的传统环锭纺纱生产工艺技术，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多元化新型纺纱技术。如转杯纺、喷气纺、静电纺、摩擦纺、平行纺、涡流纺、自捻纺等。还有在环锭纺上进行改造创新的赛络纺、赛络菲尔纺、索罗纺(国内又称缆型纺)和集聚纺等。它们称之为新型纺纱是相对与传统环锭纺纱方式而言，但其发展速度之快势如破竹。是对传统环锭纺纱方式极大的挑战，是纺纱技术质的飞跃。”浙江宏扬集团总工程师洪新强在当天的演讲中通过自己企业的生产经验向大家介绍了环锭纺与涡流纺的对比分析。

同时，立达纺织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夏义荣经理介绍了立达的新一代全自动转杯纺纱机R60的设计理念及纺纱关键元件的技术特点，该机耗能低，产量高，操作更加灵活直观。日本村田公司冈村敏治介绍了涡流纺纱机的机械结构、成纱原理与纱线特点。

会议当天，与会者对于紧密纺技术的探讨也引起来广泛的关注。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东坡经理介绍了同和四罗拉负压式紧密纺装置和网孔罗拉负压式紧密纺装置，并对两种装置做了对比，就棉纺厂选型提出了建议。德源纱厂总经理邬建明在会上介绍了企业超柔紧密纺产品的开发过程、原理及特点优势，引起广泛关注。

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厂长助理唐戚逸介绍了紧密纺技术的产品开发方向与紧密纺设备的管理要点。他认为要首先做精原有环锭纺设备及管理方面的基础工作，再做细紧密纺系统的管理工作。河南舞钢银龙集团副总经理周泉涛也介绍了企业纺制高支紧密纺纱线的经验。

如今，多种纺纱技术进行组合应用也成为发展的一个方向，赛络紧密纺就是其中之一。江苏大生集团总工程师陈福祥介绍了大生集团进行赛络紧密纺改造的经验，他认为关键是要抓好改造方案设计与关键工艺部件和参数的试验优选。山东岱银集团副总经理谢松才介绍了岱银集团将赛络、弹力、竹节三种纺纱工艺进行整合生产赛络弹力竹节纱的经验。河北滏澧纺织董事长张自发在会上分享了自己关于纺织行业发展的认识，并介绍了其赛络紧密纺的改造经验。

纺织厂年终总结例10

南非纺织业起步较晚，二战前只有床单和毛毯等家用纺织品的生产商，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出现编织机织面料、棉纱、精纺毛（绒）厂商，服装是南非第11大出口产业。

南非本地产服装只能满足内需的60%，可见南非的服装市场潜力巨大。当地对冬夏两季成衣需求量大，进口服装中抢手货有合成纤维茄克衫及裙子、棉制长裤及短裤、棉制短袖衫及衬衫等。南非纺织服装市场的消费特点是白人与黑人两大消费模式并存，时装品味趋向欧洲风格，白人对服装需求特点是大方、传统及手工精巧；黑人则要求服装颜色鲜艳夺目，中低档产品较畅销。由于南非的劳动力成本较高，目前南非本国的服装企业主要生产订单数量小、交货时间紧、平均价格较高的高端产品。在南非，拥有固定客户或者具备采购差异性的、知名度高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而且企业以设计力量和快速反应见长。

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来说，走进南非并不陌生。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在当地援建了一些纺织项目。随着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纺织品出口仍受到配额的限制，一些企业为了躲避配额限制，规避贸易风险，纷纷走出去，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在南非等地开办工厂。

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通过在南非设立工业园区，让国内的纺织企业以抱团式走进南非，为当地带去了完整的产业链，为投资企业提供了一个安全、便利和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2009年7月，新光集团在南非豪登省的南非中国山东新光工业园建成开园，同时有华利抽纱、忠诚家纺、诚谊家纺等7家中国纺织企业进驻园区，累计投资额 1.1亿美元，每年可实现带料出口6000万美元以上。当年新光集团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增长，全年毛毯产量达1100万条，实现销售收入7.2亿元，利润7600万元，创汇8000万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这是新光集团把工业园建到非洲带来的成果。

“走出去不仅是手段，而且是战略，如果当初不走出去，很难想象现在会怎样。”新光集团总经理钱春生深有感触地说。2004年，新光集团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应诉企业，与南非政府打了一场反倾销官司，并最终赢得零税率，产品大举进入南非市场。从2008年起，新光在南非开设工厂，巧妙规避了贸易壁垒，并迅速发展壮大，产品占据了南非30%的市场份额。

钱春生同时表示，企业到南非创业，要有能吃苦、能战斗、敢打必胜的精神；有比其他国家成本低的优势；有融入南非当地文化的机制；有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机制；注重中南友谊实现双赢。

不能逃避的困境

中国纺织企业一边在南非开疆扩土，一边面临着生存的窘境。

一份香肠拌米饭，外加一个苹果或一瓶可乐，简单又实惠。这是南非纽卡索市老工业区内中国纺织厂大门外的一个日常场景。小店老板珍赫尔既卖水果饮料等日用品，又卖早饭和午饭，靠这个小店养活两个孩子。在这家中国工厂外，类似的小店就有5家。

这仅仅是中国纺织企业带动当地发展的间接贡献。纽卡索市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菲尔迪·阿尔伯特说，纽卡索是南非的纺织品之都，该市最大单一投资群体来自中国，中国在这里投资超过10亿兰特（1美元约合8.5兰特），企业超过120家，其中纺织企业占据半壁江山。

谈到中国纺织企业对当地的贡献，阿尔伯特说，纽卡索市失业率高达60%，目前这些纺织企业雇佣了7000多名当地人，高峰时期达到1.3万人，占纽卡索市工业就业总人数的1/3，每月上缴税收高达400万兰特，占当地税收的1/10。按当地1名员工要供养5至8人计算，中国纺织企业目前养活了3万至5万当地百姓。纽卡索市目前居住着2000多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工厂主、贸易商和店主。纽卡索市老工业区一半以上物业由中国人负责，城外马达德尼新工业区黄街上的大部分厂房租赁给了中国人。

然而，这些曾为纽卡索市带来繁荣的中国纺织企业眼下面临严重困难，留给它们的出路是：要么转行，要么搬迁到临近国家，要么转型升级，要么等待倒闭。

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南非纺织业整体走下坡路，雇佣人员从几年前的20万人下降到2011年的5.6万人。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企业利润逐渐缩小。纽卡索纺织与制衣行业协会会长严荣华表示，一个车工的工资已从2000年的周薪50兰特上涨到目前的400兰特，但服装价格变化不大，一件童装仍然只卖2.5兰特。南非执行计时工资，不允许实行计件工资，这不利于提高员工积极性和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加剧。早期南非当地政府优惠政策多，厂房租金、用工成本和汽油价格都很低，再加上中国人能吃苦耐劳，因此中国企业订单不断，发展迅速。瞅准这一商机，很多中国人来到南非，开办纺织厂。为争夺熟练工，企业们比着涨工资，为拿到订单，它们还打起价格战。

虽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严荣华认为，南非依然充满商机。中国纺织企业要想在这里立足，不能再抱着投机心态和淘金心态。中国纺织企业要加强行业规范、行业自律和行业道德建设；加强与当地的沟通与融合；提升自身素质，向企业内部管理和技术升级要效益，并加大市场调研。

劳资冲突的背后

南非的劳工和工资政策，令纽卡索因华商而兴起的制衣工业面临生死抉择。

南非没有唐人街，但纽卡索无愧于南非“华人纺织城”这一称号。这座位于南非西北部的城市，上世纪末随着华商的到来而兴起，如今拥有制衣企业约60家，每天生产成衣至少18万件，供给南非当地市场。然而，纽卡索华人制衣厂的利润空间，近年来被中国和东南亚的出口大大挤压，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更把他们推入存亡绝境。

1994年前，南非因种族隔离制度遭国际制裁，于是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当时正逢台湾制造业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向外迁移。大批台商企业来到南非，带来了纺织、印染、制衣一条产业链。如今，纽卡索城里老工业区一半以上的物业都由黄皮肤的华商拥有，城外马达德尼区黄街上的新工业区，大部分厂房也被华人工厂主租赁。早期来的台湾商人赚得盆满钵满，产品不仅供应南非本地市场，还出口到欧美。据一位当地华商回忆，纽卡索纺织业鼎盛时有70家台资毛衣厂。

情况在2000年后逆转。原因之一是兰特（南非货币）剧烈升值，其次是2000年开始生效的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这一法案给予南部非洲成衣出口到美国免关税的优惠，但关于面料来源的具体限制，又将南非置于相对不利的局面。此后，纽卡索的华人制衣业发生了几大变化：成衣取代毛衣，内销取代外销，大陆厂商取代台湾厂商——纺织成衣业门槛并不高，之前打工的大陆人攒够了钱和经验，开始经营自己的工厂。

“这边大陆人都是这样，打工、筹钱、开工厂。有设备，有单子，就可以生产。”开厂一年的叶先生说，他打工五年，钱没寄回家，2010年9月自己弄了一条生产线，雇了15个工人，到现在投入20多万兰特（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不料，刚刚起步的叶先生还没尝到多少甜头，便因未向工人支付合法薪酬遭到巨额处罚。

叶先生收到的罚单显示，他的工厂付给两类工人的合法周薪分别应该是489兰特和418兰特，但他只支付了310兰特和200兰特。事实上，由于给工人支付的薪酬低于合法水平，纽卡索大部分华人制衣厂都收到了巨额罚单。制衣厂规模越大，工人数量越多，收到的罚单也就越高。

纽卡索的华人制衣厂，眼下正引起南非举国关注。此前它们身背“血汗工厂”的恶名，现在更成为“违法先锋”，被指控拒绝支付合法薪酬而面临巨额罚单。2010年秋天，华人制衣厂与执法人员发生对抗，以集体关门威胁。为彻底南非全国制衣业劳资集体谈判委员会的管辖，五家华人制衣厂2011年又发起针对劳资委员会和南非劳工部长的。这是目前纽卡索制衣厂都要面对的头号问题。

劳资集体谈判委员会是南非独特的工资制度，适用于多个行业。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单个工人，也是强势工会的典型产物。谈判决定的薪资水平具有法律效力，委员会还负责监督全行业企业执行，但是谈判委员会里头只有工会和一些非常大的公司。大厂商认为，小企业在薪资上不合规，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小厂商的利益在薪资集体谈判中并没有被代表。大厂商被小厂商抢走不少生意，有意借机排挤后者。此外大厂商更有机会获得政府补贴。

“消灭小雇主，它就变成只有工会和大型雇主之间才能玩的游戏。我们的诉求是争取一个合理环境，让企业可以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因为被制裁，我们可求助的对象有限。”叶先生表示。

不能否认的是，如能胜诉，这将在制衣业这一局部，改变南非重要的基础经济制度，也是华人在南非参与政治的一大步。

政府推动下的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