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1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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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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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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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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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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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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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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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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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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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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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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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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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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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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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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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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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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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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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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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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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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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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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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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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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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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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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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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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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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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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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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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2

二、古汉语言文学的审美

在孔老夫子的眼中，语言的评价尺度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美感，同时还要注重观察语言的“善”。他曾说过，“韶乐美善皆尺，武乐独有美，却失味于善。”孔老夫子根据这一句话，在文学的审美方面也主张尽善尽美，就是指在实际的审美方面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文学中包含的思想与体现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然而，在实际的文学创作过程中，要把尽善尽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在我国的古时候，两者分开来的现象很容易出现，经常会出现对其中的一方面非常重视，而却忽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非常极端。前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例如法家及墨家的作品都是为人民群众将一些做人的道理，主要注重内容的客观实用性，但是这些文学作品无法为众人带来美感，使人很容易感觉到枯燥乏味，不能为人们带来欢快的感觉，就显得毫无味道，就像是现今的政治科目，总是以说教的形式为学生将一些知识与道理，根本不能够提高学生的兴趣。后者主要是倾向于重视文学美感的表现形式，不能重视文学的思想内涵，例如南朝的骈体文与宫体文，这些都是注重文字上的美感，用一些华丽的文字来进行修饰，但是却不能值得人们深刻挖掘，没有令人深思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认为这类文章华而无实。

（一）古汉语言源于生活

在汉语言文学的审美中，往往会分析汉语言文学中所要表现出来的意境，而汉语言文学博大精深，但是这些博大精深的背后，往往就是从生活中获取的一些意境，而后经过不同的引用者而表现出不同的意境与效果。就以古诗词中所表现出的意境为例，古代作家在作诗的时候，一般都是经过自己对事物的认真观察并能产生自己独特的感受，在创造出独特的意境。这种创作方式，不仅能够使文章更加富有美感，使古诗词中的所描写的事物要比现实当中所展示的还要更加具有感染力，同时，这样的诗词中也会体现出更深层次的含义，让人们深刻体会古汉语言中所要体现的真正道理。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通过作者营造了不同的意境，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庐山，正是由于作者的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互结合到一起，才使得这首诗更具有独特的魅力，吸引读者想要更深层次的研究与了解诗中所描述的景物，同时，这种意境还产生了一定的哲学道理，让读者深刻的的体会到文中所要表达的意义，可以说是尽善尽美的完美体现，让读者有如亲眼看到庐山的真面目一样。古汉语言文学正是如此，通过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影像，通过一些意境旳突破，来表现出更深层次的道理，可谓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二）古汉语言可以侧面表现

内心世界古汉语言的审美注重尽善尽美，而古代的诗歌当中总会侧面的烘托出作者或者诗人的心境，运用生动形象的描写，来侧面体现出自己的内心，表达出作者内心深处丰富的情感。这正是同我国一直以来的“诗言志”相呼应，就是指一些诗人或者学者作家通过书写文章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志向。由此可见，古汉语言可以充分的表达出作者的内心世界，侧面烘托出是人的内心所想。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中，所创作的三吏三别中，塑造了很多的人物，但是这是由于作者细致认真的描绘，才使得读者在品读文章的过程中并不会感到陌生，能够深刻的了解每一个人物的特点，读者犹如身历其境，感受着诗中的人物所感，观望着诗中人物所看，同时更是会深刻的体会到是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所要抒发的志向。同样，在郑燮大诗人笔下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为整首诗营造出了一份危机的气氛，用“粉骨碎身”来描写当时情况的惨烈，但是同时又在后一句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清白留在人世当中，什么达官贵族，什么生生死死，都是不足畏惧的。由此可见，古汉语言的美感还在于能够侧面言志，在营造氛围的过程中，不仅通过景物来美化整篇文章，还能够侧面的表达出自己的意向。

三、传媒时代汉语言文学的审美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致使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迥然不同，虽然可以将文学看作是作家对生活中的景象的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但是，正是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就会使对于文学的审美会有所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对文学的审美可以说是沉思的审美，对历史进行沉思，对人性进行沉思，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沉思，同时还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深刻的沉思与研究反省。通过对创作角度的分析，对于历史的沉思，以及对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都能够赋予文学新的形势与启发。在那个时代，作家与诗人都深刻的反思了历史，深刻的揭露了的伤痕，响应者拯救的口号。在一九八零年代，出现了不同的文学思潮，但是，从文学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对于文学的沉思审美已经言传了很多年，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一样，不但为理想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同时也为汉语言文学的审美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诗人不但对历史进行了沉思，对现实进行了沉思，并且为了使文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又通过理论的角度对当代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们进行了深思，进而对文学本身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沉思。从宏观的审美角度上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文学主要是向五四时期的目标进行靠近，同时还要结合群众，考虑到群众的心声，一定要运用讲真话、抒发真实感情的方式来与群众达到心意相通，充分表达群众的思想。文学一直都处于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每每出现一次文学新潮，理论界都会出现激烈的竞争，诗文并不是作家与读者真正感兴趣的中心，而只是体现出了教化功能以及政治功能。举一个例子，卢新华的著作《伤痕》，以及高晓声所谱写的《陈奂生上城》和《李顺大造屋》，柯云路的《新星》等文章，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总会与作家心意相通，因此，一九八零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继承了五四年代的文学特点，同时还体现出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因此，在那个年代对于文学的审美，可以将沉思当作主题，那个时代人们向往于追求人生的解放，面对复杂的人生，总是会进行深刻的沉思，这样才会使一九八零年代的文学呈现出一定的特性，而这些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拥有一定的理性，审美的色彩，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这样才会使作家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汉语言文学中的语言审美

（一）汉语口语的审美

汉语文学中最重要的还要数语言的审美，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汉语拥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正是由于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属性，致使学习汉语言的学生的文学能力以及文学素养都会拥有很高的造诣。在汉语言的应用过程中，语言的运用拥有很强的规律性。正是由于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有所不同，不同地方的语言也是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普通话是所有国学语言的标准，汉语的审美要与普通话靠拢，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南方区域很难分清卷舌，就会分不清许多读音，讲很多的读音都说成一个；而与之不同的是，北方区域的普通话虽然较之南方较强一些，但是由于北方人们对于卷舌不是特别敏感，也使发音不够标准，就不能准确的说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以，在口语方面的审美，就存在着地方差异。

（二）汉语书面语的审美

汉语言文学中的代表就是古代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一般都是朗朗上口、对仗工整，并且还能够表达出深刻的感情。往往是人都会采用一些华丽的语言来描写景物，或者是运用白描的方式，来真实的描绘景物，有的诗词则是用词鲜活，不会随波逐流，有的诗词则是简单明了的表达含义，一语中的，道出重点，有的诗词则是在其中蕴含深刻的道理，通过正面描写景物，或是通过侧面的描写，来衬托出自己的心中所想。举一个例子，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中，用“孤”来描写帆船，用“远影”来烘托出整首诗的意境，映射出作者的浓厚情感。表达出了缠缠绵绵的令人向往的深刻友情。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这种以诗言志的现象，借物育人，等等，都是汉语诗歌的审美标准。汉语诗歌的审美还能够通过喜剧的描写和悲剧的描写来完成。有些古诗中的悲剧描写并不是真正的悲剧，而是会为读者带来更深的震撼，而非悲伤；而有些古诗中的喜剧则不尽然是读者的趣味所在，而这种戏剧往往是一种反讽，来揭露一些现象，挖掘事物的本质。举一个例子，在伟大诗人郑燮的笔下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看似描述的是一个悲剧，但是细细品味后就会发现，这首诗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悲伤，而是会为读者带来更深的震撼，体会到作者认为只要能够将自己的清白留在人世当中，什么都是不足畏惧的。这就充分体现出了诗歌的审美的另一种形式，帮助一些汉语言文化的研究者们更深层次的领悟到汉语文学的真谛，能够审查到汉语文学中的美感，弄清楚汉语言文学的审美标准。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3

2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内容

本专业自2003年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通过一、二年级进行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培养，三年级进行专业必修和个性化方向培养，四年级主要培养毕业论文写作、示范课实习、教育实习和其他职业岗位的能力，使本专业的学生具备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基础教育适应能力。2010版培养计划制定时减少了总学时，增加了专业选修课比例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语文教材研究”、“教学艺术论”和“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等课程，强化了师范技能的培养。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本专业在最新的培养计划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学与教育实习试讲”、“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还新增加了“专业调研”、“中学语文教学名师示范课”等内容，大大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程度，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学生的能力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另外，本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开展学生的教师技能训练，举办诗歌朗诵大赛、演讲大赛、师范生讲课大赛、师范生技能大赛、微格教学、实习基地课堂教学、三笔字大赛，以及量化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例如:每学期不少于10部理论书籍和30篇文学作品，一、二年级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专业数次邀请中学优秀语文教师为本专业学生做示范课，并且与学生对课堂实践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学院从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组成了实验班，并且配备了教学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一对一指导，让学生们更好的享受教育资源，更快的掌握教学应用技能。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4

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还停留在此基础上，缺乏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没有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的有效对接［1］。各大院校由于长时间受到教育观念的影响，特别注重对语文理论基础的学习，过于注重应试教育，忽视应该加强在文学素养方面对学生的培养。因而没有把汉语言文学作为语文教育的重点，更无法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的良好对接。

（二）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少

汉语言文学主要是通过实践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与运用，而各大院校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比较少，课程安排比语文教学的其他内容少很多，实践内容也少之又少。本身汉语言文学是开发性的学科，不同于语文教学中的理论学科，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花时间探讨。比如一些诗词歌赋的创作，不是一朝一夕的，必须通过长时间对文学素养的培养，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汉语言文学教学内容少，是制约汉语言文学开展的关键。

（三）汉语言文学教育普及范围不广

汉语言文学是语文教育中的一个分支，是语文教学的实践内容。大学阶段对语文教学中汉语言文学的内容会比中小学的多些，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普及范围很有限，而且会出现脱节的现象。在中小学阶段只是对汉语言文学有初步的了解，只是重视对语文方面的学习，步入大学才会对汉语言文学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中间很多时间，没有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学习，导致汉语言文学教育的断层。

二、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对接的策略

（一）加大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力度

语文教育不能与汉语言文学教育更好地对接，一部分原因是学校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不够。为了实现二者之间的对接，必须加大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力度［2］。首先是增加汉语言文学课程，加大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力度，重新学习汉语言在断层阶段的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加大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力度，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的对接。

（二）利用多媒体技术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快发展，多媒体教学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多媒体，搜集更多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兴趣，通过汉语言文学与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对实现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对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

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开展是建立在语文基础知识之上的。如果没有基础知识做铺垫，汉语言文学教育就无法深入展开。以古代文学为例，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让学生了解汉语文文学中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各阶段有哪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代表作都属于哪个风格，文章的寓意是什么。尤其是古代一些词语的含义，需要学生学习。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创造格式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相同点，这些基础性的知识都需要掌握。只有基础知识的熟练掌握，才能多角度地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5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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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6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7

【内容摘要】以往发表的新词语a的文章。侧重于从新词新义的显现入手探讨，从修辞格方面入手研究新词的比较少。本文主要从新词语的现状，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的意义，由比喻、借代、仿拟构成的新词的情况和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情况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修辞新词语比喻借代仿拟

新词新语是观察社会生活的晴雨表，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其人文景观绚丽多彩。改革的大门开放以后，国外文化蜂拥而来。诸如“的士”、“酒吧”等词语纷至沓来。国内国外文化相互碰撞，彼此之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产生了一批反映时代变革的新词新语。随着国内旅游热兴起，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农村人口投身于旅游景点的商业服务，于是便在原先的交通工具上精心修饰，仿照“的士”，出现了“马的”、“驴的”、“轿的”、“摩的”、“板的”等系列新词。这种由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文明开始向现代文明转换。研究这种新词新语具有广义文化学的意义。研究这种新词语还有社会学的意义。比如“下岗”一词，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不存在的。进入90年代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严酷的竞争机制，必然使有的企业破产，有的工厂倒闭，职工下岗不可避免。与“下岗”相对应，运用对义仿拟手段出现了“上岗”这个新词语。此外，“绿灯”、“黄昏恋”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重要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是研究这种新词具有语言学的意义。语言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反映生活也最为迅速。如“绿色工程”“绿色食品”“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事业”、“套书”“套裙”“套餐”“套会”“套票”等系列套词反映了修辞构词的灵活性、形象性和系统性。语言的活跃，反映思想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结果。研究由修辞构成的新词语是要寻找其规律，预测其走向趋势，引导正确理解和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促进语言规范标准化。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信息时代全球化国际交往的需要。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我们着重要谈的是以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研究。任学良先生曾提出“修辞学造词法”，就是运用修辞手法（即所谓的辞格）来创造新词的方法。新词语有不少正是利用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用“鞭打快牛”来喻指对贡献大的人或企业过度加码，使其做更大的贡献；用演员出台表演的“出台”来喻指一系列成套的政策措施跟群众公开见面，即形象又生动。诸如“蛋糕”、“绿灯”、“断奶”、“窗口”、“余热”、“网络”、“黄牌”、“拳头”、“婆婆”、“阵痛”,“铁饭碗”、“红眼病”、“花架子”、“大锅饭”、“毛毛雨”、“大气候”，“一刀切”、“走后门”、“打头阵”、“剃光头”等都是通过比喻式构成的。“拳头产品”是指一种品牌或产品在企业中的作用向拳头一样粗壮有力，它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词语。至于“龙头企业”、“文山会海”等等都是此类。还有借代式新词语，如“菜篮子”、“绿色食品”、“国脚”等。据语料库我们统计得出这种由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语约有700多个，以比喻、借代、仿拟方式构成的新词语最为常见。此外，还有其他修辞方式如比拟、夸张、谐音构成的新词语，下文中我们将会一一谈到。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如：

气候：大气候小气候新星：网坛新星影坛新星诗坛新星在这其中的“窗口”、“龙头”、“拳头”与前头所说的第⑴类关系密切或是由⑴类省略本体类属词形成的。比如“龙头”据一些语言研究者考察，在报刊杂志中先是出现“龙头产品”、“龙头企业”等短语，随后才出现“龙头”单独使用的情况。如：科学技术是脱贫致富的“龙头”。或是先出现喻体单独使用的情况，然后扩展成⑴类词语，像“窗口”，举个例子来看：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是社会文明风尚的窗口。由此产生了把这些行业总称为“窗口行业”的说法。这两类词语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口语中“窗口”、“龙头”、“拳头”等词语的比喻说法是早已存在的，当它们进入书面语后，很快就被推而广之了。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一般后缀成分如“子、头、儿”等本身已无实词意义，它们的词义已经虚化或消失了。而“坛、星、霸、风、热”这一类单音节词，仍保留一定的实词意义。例如“热”，指受很多人欢迎的或很多人热衷的某一社会现象。“坛”，在词典中早已说明指的是体育界或文艺界，只不过由它构成的新词更多了，而“坛”的词义并未消失。至于“风”本指一种自然现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会风气或作风，如“党风”、“世风”、“校风”、“学风”等，近年来产生的“吃喝风”、“麻将风”仍是这个意思。

其次，“子、儿、头”等后缀成分须依附于前边的词语存在，是名词的标志，而“热、坛、风”这一类单音节词，则勿须依附前边词语存在，可以单独使用。再次，在修饰性词语和这些单音节词之间，结构较松散，有的也可以插入其它词语。修饰这些单音节词的成分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没有一定限制。由于这类单音节词确实存在一种后缀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称其为类后缀成份。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部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写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依据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类：

①、仿前式。即仿造词仿拟原型词的结构，更换原型词的前一个词素，后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词造词法中占多数，下列两组例子都属于仿前式。

面的轿的酒吧网吧

货的陶吧

残的奶吧

摩的

②、仿后式。与仿前式相反，这是一种仿拟原型词结构，并替换原型词的后一个词素，前一个词素不变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仿拟造词法中用的比较少。例如：

国手国脚的哥的姐廉政廉业陪读陪教

③、格式仿产生的新词语四音节的也较多，所仿格式有些是词汇系统中具有的，有些则是近年新造，经反复使用获得习用性特征的新格式。格式仿构成的四音节的新词语大多是在一个固定格式中嵌入新语素，如：由“大×大×”仿拟出“大红大绿”、“大红大紫”、“大操大办”、“大包大揽”等；由“小×小×”格式仿拟出“小打小闹”、“小夫小妻”、“小修小补”等。这些新仿拟的词语，均在原格式中嵌入一定的语素，词型格式化特征突出。格式仿利用已有的格式，形势特征明显，改换语素灵活便利，是一种常用的仿拟构词的手段。

④、还有一种仿拟则是依据一定的句法形式，即所仿格是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句法模式。它们大多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使用时间长、出现频率高、生成能力强的句法模式。因而往往带有一定的文言句式的色彩。如：“以NVN”，介词“以”在这种句法模式中表示“凭借、依据”，是一种文言格式。根据这种格式仿拟的“”、“以党代政”、“以工挤农”等新词语，概括性强，具有明显的文言特征。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①、类义相仿。利用类义关系仿拟的新词语，如由“奖学金”仿拟出“奖教金”，由“空姐”仿拟出“海姐”，由“廉政”仿拟出“廉业”等。这些仿拟词与原型词都是同类事物，同属一个范畴，利用同类事物的相关性，类推联想，仿拟出新词。

②、对义相仿。对义仿拟则是由记录某一事物、现象、行为的词语，仿拟出另一与之相对应的新词语。如，以性别为对应关系由“公关小姐”仿拟出“公关先生”，由“家庭妇女”仿拟出“家庭妇男”，“空姐”仿拟出“空哥”，“的哥”仿拟出“的姐”。

某些相对应的概念，也会产生对义仿拟构词。如，由“民办”仿拟出“官办”，由“民风”仿拟出“官风”等等，“民”与“官”便是建立在相对应的概念基础上的仿拟。

③、反义相仿。这种仿拟词与原型词意义相反，这是由于仿拟词语中替换的词素与原型词中对应的词素意义相反造成的。这种仿拟是语义仿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许多仿拟型的新词语，都是通过反义仿拟构成的。如，以“大”与“小”相仿拟的“大我”与“小我”、“大气候”与“小气候”；以“冷”与“热”相仿拟构成的“冷销”与“热销”、“冷板凳”与“热板凳”等；以“优”与“劣”相仿拟的“优生”与“劣生”等等。此外，象“上”与“下”，“公”与“私”，“正”与“负”，“快”与“慢”，“强”与“弱”等反义语素的变动，都是仿拟构词的重要手段。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根据兼用的修辞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仿拟兼谐音。如“气管炎”“妻管严”，“哑巴亏”“喇叭亏”

②、仿拟兼简缩。例如：博导（博士生导师）硕导（硕士生导师）。这里人们兼用了仿拟和简缩两种造词法。

③、仿拟兼夸张。例如“豪华本”“火箭本”（称出版速度快，质量低劣的书册）。仿拟词语“火箭本”显然也兼用了夸张的手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六、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1、比喻、借代构成的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比喻、借代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首先，这类词语具有时代特色。由修辞而逐渐凝固成新词语，是汉语词汇发展中固有的现象。例如：古汉语中有以“须眉”代指男子；以“裙钗”“巾帼”代指妇女；以“杜康”代指酒；以“黄发垂髫”代指老人小孩；也有以“蛇行、龟伏”等来喻指某一动作行为状态的。这类词语比较形象生动，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新词新语，存在着一种趋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趋向，同时也表现出追求形象鲜明、通俗化、口语化的势头。由修辞方式形成的新词语更是引人注目，无论在“表情”还是在“达意”上，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例如的那几年，人被丑化、异化，灵魂和肉体被肆意糟踏、蹂躏，反映在语言上，那就是在词语里“牛鬼蛇神”“黑帮”等等满天飞。如今的时代是人文时代，人格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受到重视，个人的创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护和发扬，词语中以比喻、借代方式产生了不少于个人专名有关的词语。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个人的作为、贡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承认，受到尊重。当今的时代亦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瞬息万变的社会，因而被用来做借体或喻体的多为经济、文化科技领域的事物，如：“中关村”、“硅谷”、“短平快”、“气候”等等。这种变化反映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以及广大群众视角中心的重要转移。其次，这类词语的词义具有模糊性。词语意义的模糊性是指它们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缺少清晰的界限，由比喻和借代凝固形成的新词语，其意义普遍存在相当模糊性。一般来说，一个新词语从开始出现到被社会接受，其意义总要经历一个由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这是由于人们对这个词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此外，有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者它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表达方式，大多只有模糊概念，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科学上界定严格的意义范畴。如“龙头项目”等会因地因时而异，其概念外延没有确定标准。我们再从心理基础看，比喻和借代都是以联想作为心理基础的，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词语直接以喻体指本体、以借体指本体，这在文字表达上更精炼了，但意义范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却更为增强了，同时也模糊了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热”本指一定的温度，与“社会现象”本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词义更模糊了。再次，修辞用词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这类词语所要表达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当多数属临时或短期性的社会事物、现象。如：“~~热”、“~~风”只不过时髦一阵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即使“~星”、“~~精神”等也只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词语能风行一阵，当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我们在看一下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由比喻和借代构成的词语中，不少词语词义带有相当的模糊性，表达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传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们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加上这类词语多用于口语，也就不大容易进入正式公文、科学论文等文体。另外，这类词语有不少表达种种复杂的情感，而人们的情感往往受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个人成分占很大作用。这样，也使这类词语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转化为一般词语的可能性受到影响。有些语言学者正确指出，许多赋予词语以临时的修辞学说法，往往会随着人们的反复使用而使临时固定化，原来的修辞用词也会转化为一般用词。某种修辞说法能否形成新词新义，它们的寿命是长是短，主要取决于人们使用这种说法的情况，即约定俗成的程度。这类词语总体上说具有相当的临时性，只有少部分词语能进入一般词语，保持较长期的稳定性。

2、仿拟构成新词的特点及趋势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到底具有什麽样的特点？首先，仿拟型新词语具有对应性。仿拟性新词语与原型词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仿拟型新词语中以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构成的语义仿新词语是对应性的突出体现。格式仿中许多新词语内部甚至也表现了类义、对义的对应关系。其次，仿拟型新词语具有鲜明的感彩。有的带有表扬倾向，如“新秀”；有的带有嘲讽、戏谑的色彩，如“喇叭亏”、“家庭妇男”等；有的则带有较强的贬义色彩，如“”。鲜明的感彩，反映了这类新词语的构成与“仿拟”这一修辞手段运用的内在联系。再次，仿拟型新词语体现了仿拟构词手段的丰富性。从这类词语的构成方式看，仿拟词与原型词之间，涉及音、形、义三个方面。就拿“语义仿”来说吧，语义上的“类义”、“反义”都可以作为联想的线索，这就使仿拟构词具有丰富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能力也较强。

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将何去何从呢？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丰富和扩大。由仿拟构成的新词语既是对语言的继承又是对语言的创造，它使语言旧有的形式得以保存的同时，又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新的词语更富有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的特征。仿拟现象是社会发展和人们快节奏生活的必然产物。人们利用语言系统中的某些已有的成分去表达他们认识和思维活动中取得的新成果，这样便产生了新词。而人们利用旧有的词语模式，用替换原词的某个语素而快捷地举一反三地构成新词，势必导致新词生成中仿拟

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是人们追求简单、高效心理的反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新词语一经产生，便要经受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仿拟生成的新词语能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库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构词的规律，是否符合大众的语言习惯。仿拟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一味模仿也会产生消极作用。近些年，有的人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广告媒体，无视语言规律，利用谐音胡乱造词，如“咳不容缓”、“衣衣不舍”等等。这些“词语”意义上完全背离了原词，长此以往，词将不词了。但从总体上说，仿拟能产性强，生命力强，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符合词汇发展的总趋势。

【参考文献】

①杨晓黎仿拟型新词语试析《修辞学习》1993年第5期，刘兰民汉语仿词造词类型刍议2001年第2期。

②季恒铨、亓艳萍比喻、借代与新词语新用法《语文建设》1989年第4期，王铁昆从某些新词语的“隐退”想到的1999年第5期。

③朱永楷、林伦伦二十年来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特点及产生渠道《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2期。

④刘红曦汉语新词语生成中的仿拟现象《渝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⑤王铁昆从反思看新词新义的产生和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⑥周洪波《精选汉语新词语词典》四川出版社1997年。

⑦姚汉铭《新词新语词典》未来出版社2000年2月。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8

1 导言

汉语言文化是我国众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汉民族文化、古代诗歌文化，以及世界华文文化等等。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独特用法，以及语言营造出来的意境，能够将读者充分的带入到文章当中，这也就使得汉语言文学受到了全世界更多学者的学习和研究，为了我国的语言更具有特色，更富有哲理，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研究汉语言文学，更加深入的进行分析，分析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实际的应用方式，以及如何营造出更引人注意的意境。

2 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作用

2.1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

如果不了解汉语言的应用方法和意境，就无法安心阅读，也不能完全理解文学作品中极尽深刻而优美的语言。例如，在欣赏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四句包含作者所有的寄托：“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简单的语言朴素明朗却又隽永清新，作者对世界充满希望，充满感恩，善良虔诚的祈祷，愿每一个人在尘世间都可以获得幸福，而自己却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仅仅依靠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全诗的深刻内涵，必须深入体会诗歌描绘的意境，才能在眼前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诗歌。所以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文学鉴赏能力会逐渐得到提高，欣赏者的审美观也会更加准确和健康。

2.2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笔书写能力

汉语言文学的目标不仅包括对语言的应用及意境的分析，也包括学生文字书写能力的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文笔能力，才能更加的施展语言功底。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汉语言文学在语言应用意境分析方面的作用。毕竟，文字也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形式，能口述，也能用笔来书写，才是真正懂得语言应用的人，才是真正能够领会语言意境的人。比如，如果将“沏茶”的过程用文章表达出来，并加以立意的提升，联想到人经历风雨，人生才会更加精彩，必然会通过文字语言感染更多的人。

3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点

3.1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主体的特定性

汉语文学专业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有较好语言、文学素养和应用能力的专门人才，学生乐于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可见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所在。理所当然，语言的应用及意境的分析自然被得到重视，因为这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重中之重。

3.2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其所涵盖的内容增强学生的语言知识，从流程的与人交流沟通，进行理性的思维，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鉴赏品读。具备了这些综合能力，学生对汉语言的应用及语境的拿捏会更加准确到位，从而使自身的语文能力得到较为明显的增强。

4 提升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能力的策略

4.1增加必要的背诵内容

背诵是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最佳途径，无论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还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增加背诵量必然会提高语言的运用水平。我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从古到今流传下来很多经典名篇，学生如果可以对这些经典文学进行背诵，不仅可以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历史，还能增加汉语言的理解和应用。最终，通过深刻记忆，学生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增加文章的亮点，提高文章的层次，使文章更具有灵性。

4.2掌握语言规律

由于我国的人口较多，地域分布广泛，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地方的方言都独具特色，在众多语言中，普通话是最通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在使用普通话，因为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南方人很难分清卷舌，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读音弄混，然而北方人的卷舌的敏感度比较低，所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于北方人来说也很不容易。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是为了在实际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分析出语言的规律，正确的运用语言，进而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语言规律。

4.3意境源于生活，并不断创新

我国的诗文中，一般是通过一些诗句或是一些词语来营造意境，不同的作者由于想要表达的感情不同，就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营造意境，这往往是因人而异的。而已经往往源于生活，是诗人通过日常的生活进行观察，运用普通的事物来营造诗歌的氛围，通过自己的感悟，来提升诗歌的美感，创造出一定的艺术境界。而营造意境，不仅能够使诗歌的美感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还会使诗歌中描绘的实物更加真实，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诗中所要表达的感情更加真切，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一般。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描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意境的典型例子，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对庐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与真切的刻画，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意境，这样不仅是整首诗独具特色，更加吸引读者，同时还呈现出了很高的哲学道理，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还能够将诗歌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读者在品读诗文的同时，也会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汉语言文学就是这样，能够充分的运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来映射出深刻的大道理，运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素材来为文章营造意境，又能够在营造意境的同时，实现突破，收获惊喜。

5 结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有着方面严格的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在老师的带动下，发展主观积极性，努力探求更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更加方便快捷的体会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力量。

参考文献：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9

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汉语语言文学论文例10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策略之二是注重人文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中蕴含着非常深刻的人文性思想，它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对当代人才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大学生只有具备了优秀的人文素养，才能够更加健全人格，从而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更加具备实力。我国的汉语言文学教材中充斥着非常浓郁的人文精神内涵，因此，汉语言文学教师必须要以教材为依托，在教学过程中深入实践人文教育，充分发挥出汉语言文学中的人文思想，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2.充分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教学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策略之三是充分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教学。随着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工具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了各科的教学工作当中。同样，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当中，教师也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工具，将课本中比较枯燥的理论知识通过学生们所喜爱的图片、音乐、视频等形式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学生，从而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其知识内涵，并对知识的学习更加具有兴趣。再者，教师还可以多给学生布置一些PPT课题任务，让学生自己动手来制作汉语言文学相关的PPT课件，从而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之中加深对知识的印象。

二、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

1.改革教学理念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方向之一是改革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师的基本教学观点及信念，一个优秀的教学理念能够促进教学工作的不断进步。由于汉语言文学教材当中存在着许多理论知识内容，因此使得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产生了重理论而轻实践的教学理念，这明显是不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当前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理念应当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为出发点，提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从而构建充满活力的教学体系。

2.改革教学模式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方向之二是改革教学模式。一个优秀的教学模式能够大大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令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的学习。例如实践教学模式、合作教学模式、情境教学模式、项目教学模式等都是比较适合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教师通过引入这些先进、丰富的教学模式，能够更加活跃课堂气氛，增进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让学生在学习当中体验到更多的乐趣及成就感。

3.改革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方向之三是改革教学内容。目前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往往就是一些单纯的字词、文章教学，这样的教学内容过于单一和死板，既不能够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能够拓展学生的知识层面。汉语言文学作为我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其实是一门包罗万象的专业，其中应当包含有许多历史人文知识。因此，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之时，也应当拓宽其讲授层面，将天文、地理、历史、政治、文学等内容相结合，从而让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