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1

一、引言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也称作创业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纵观全球,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等是风险投资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 进入新世纪,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方兴未艾,原因是背后存在一套动力机制的支持。学术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的研究较多,但对两岸合作的研究较少,相关文献中也没有提出两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本文从风险资本来源、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对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期望对两岸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合作带来启示。

二、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

1.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

首先,两岸风险资本区域来源差异悬殊。2003年～2007年,大陆的海外风险资本加速上升,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从5%上升到55.63%;而台湾地区风险资本绝大部分来源于岛内,2003年～2007年,岛内风险资本额比例均高于92%。其次,两岸本土风险资本部门来源差异较大。2005年台湾本土风险资本额来源于法人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占56.18%,个人占15.28%,政府占4.55%;而大陆来源于个人的风险资本额比例只占3%,政府资本高达32%。可见,第一,台湾地区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而中国大陆风险投资机构数量不多且融资能力较弱,主要依靠海外资本。第二,台湾地区风险融资渠道比较完备,个人投资比例甚至超过金融机构,而大陆来源于政府的风险资本是个人资本的10倍,表明大陆民间资本尚属保守,还需要政府基金的引导。因此,如果两岸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合作,既可以相互补充资金来源,又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2.两岸投资行业错位选择

以2006年为例,无论按投资项目还是投资金额比重,两岸获得风险投资前四名的行业均不相同:台湾地区是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而中国大陆是狭义it、传统产业、能源环保、ic或通讯工业。台湾岛内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已趋于成熟,资讯工业、生物科技、数字内容等行业正蓬勃发展,所以台湾未来风险投资仍将集中在以上行业。而大陆受到扩大内需等政策的影响,风险投资者倾向于大陆“反周期”性的传统行业,比如餐饮、酒店、零售、医疗等关系民生的行业。随着政府对节能减排的重视,能源环保也将成为投资大陆的一个热点。因此,台湾风险投资选择的行业仍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而大陆风险投资将围绕传统产业,这种投资行业的错位选择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有利条件。

3.两岸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

国际上将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种子期、创建期、扩张期、成熟期和重整期。通常投资于越早的时期,风险越大但回报率也越高。新世纪以来,大陆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在种子期和创建期最多,如图1所示。种子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20%,创建期的案例数比例则在后三年持续上升了13%,扩张期和成熟期也总体上升,体现出大陆风险投资由种子期和创建期向后期转移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大陆规避风险的传统理念和尚未健全的退出机制抑制了投资前期的积极性。台湾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如图2所示。成熟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2.1%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27.4%,扩张期的案例数小幅下降4.3%,而在这一时期,创建期呈现升降波动,种子期总体上升,可知台湾风险投资正从扩张期、成熟期向前期转移。因此,投资阶段和投资趋势的互补形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又一动力。

4.台湾地区有人才优势

最近十年,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起落锤炼出一批既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和产业发展动向,又了解国内投资市场的风险投资英才,但英才数量屈指可数。新风险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风险投资公司就只有从“老牌”基金那里“挖角”,这样就导致专业投资经理流动过盛。而过多的人才流动不仅会引起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而且会使新团队的不稳定性增加。相比之下,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储备丰富,2005年专业投资经理人就有402人。如果能引进台湾的风险投资人才,就能有效缓解大陆人才瓶颈问题,同时有利于台湾风险投资人才的职业拓展。

5.大陆有市场优势

目前,台湾岛内电子、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日趋成熟,很难再发掘质量俱佳的风险投资产业。此外,资本市场低迷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岛内风险投资案源明显不足。1996年～1999年,台湾风险投资公司年均案例数为10.9件,然而2000年～200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1件。相比之下,大陆的科技成果和项目资源比较丰富。2007年,大陆风险投资业呈现爆发性增长,全年风险投资案例数达到741件,比2006年增长约一倍。由于大陆经济增长前景被普遍看好,加之政府提出 “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的发展战略,大陆未来案源储量可谓丰富。因此,大陆广阔的风险投资市场是吸引台商前来投资和合作的强大动力。

6.大陆创业板推出是长期利好

长期以来,由于大陆风险投资本土退出渠道的缺失,获得风险投资的大陆企业退出完全依赖于纳斯达克、香港创业板等境外资本市场。这就意味着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表现很大程度上由境外资本市场的走向及其对“中国概念”的认可度决定。2009年5月1日,中国证监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讨论和筹备10年之久的创业板有望在2009年10月底上市,这对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是一项重大、长期的利好。2009年上半年,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但外资风险投资对设立人民币基金热情不减,此时大陆创业板逆市崛起,预示着未来几年仍将是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良好时机。对于熟悉大陆环境的台湾风险投资者,大陆筹资、大陆退出,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条主要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海峡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投资行业错位选择、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台湾有人才而大陆有市场,以及大陆行将推出创业板等方面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但是目前两岸风险投资合作规模较小,形式简单,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各种障碍阻挠了合作的深入。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两岸经贸往来打开新局面,如迅速推动两岸三通、实现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台湾银行机构可在大陆设立办事处和开办业务等等,但是在风险投资领域仍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两岸逐步消除政策障碍是推进风险投资进一步合作的关键。大陆方面要减少对资本的管制,健全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风险投资事业的深入合作。

参考文献: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9-0068-02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又称创业投资,是一种特殊的企业融资形式,是专门为新的、快速成长的科技企业服务的权益资本。风险投资正在成为全球科技领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风险投资就传入了中国。与国外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相类似,现阶段,我国风险投资也存在着投资阶段集中在创业项目生命周期的中后期阶段的分布现象,这也使得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极为缓慢。

2009年10月23日,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开板。创业板的推出,可能使风险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将资金投向那些能尽快上市的成熟企业,从而通过缩短投资期限获利。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过度追逐,会使创业初期,特别是种子期根据美国学者伊查克・爱迪恩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结合风险企业成长的实际,可将风险企业成长的过程划分为种子期、起步期、成长期(扩张期)、成熟期(过渡期)、重建期五个主要的阶段。的企业难以获得适当的启动资金,从而也就有悖于风险投资设立的本来意义。

1风险投资阶段分布的现状

(1)中国风险投资阶段的分布情况。自金融危机以来,外资创投机构投资步调放缓,为本土创投创造了绝佳的发展机遇。2010年,本土创投发展更加迅猛,全年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分别为526起和27.20亿美元,占全年投资总量比重分别为64.4%和50.5%,较2009年302起的投资案例数和13.19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涨幅分别为74.2%和106.2%。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创业投资年度研究报告》,清科研究中心。

境内方面,中国创业板的尘埃落定,境内资本市场退出渠道的畅通也在极大程度上加速本土创投的繁荣景象。2009年10月创业板的开通,极大地激励了创业投资活动,2010年全年新设立的目前仍备案在册的创业投资机构120家。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备案创业投资企业数量增加到706家(含2010年年末以前设立,在2010年末至本报告出版前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较上年增长20.48%。数据来源：《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

虽然看起来风险投资风光无限,然而,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却仍然处于一个艰难的转折点。根据对我国2003年以来的创业投资数据统计发现,我国创业投资同样存在投资阶段集中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中后期阶段的分布现象,见图1。

(2)中国风险投资阶段的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在这里,我们借用洛伦兹曲线的原理来反映中国风险投资阶段不均衡的现象。

下面列举出2003―2009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金额所处阶段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Excel画出各年洛伦兹曲线,其中,图中横轴表示投资项目所处发展阶段的累积百分比,最大值为100%,纵轴表示风险投资额的累积百分比,最大值为100%。A表示实际风险投资额分配曲线与风险投资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如图2：

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在未来发展中的投资阶段分布不均衡程度仍然较高,但其有逐步前移的趋势。

2风险投资阶段后移的影响

首先,风险投资阶段后移会使风险投资减少风险、增强安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阶段后移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从而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

其次,风险投资阶段后移会使风险投资接近于产业投资,从而弱化了创业投资孵化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培育功能的初衷,并产生种种负面效应。

再次,风险投资阶段后移会加剧与传统投资方式的不公平竞争、催生或助长经济泡沫和泡沫经济的形成,并最终导致风险投资业的平均收益率不断下降。

最后,随着风险投资市场的市盈率与二级市场的市盈率差距越来越小,如果扣除资金管理成本,加上可能的破发,风险投资机构如果不把投资阶段前移,甚至可能会面临投资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局面。

由此可见,在中国激励早期投资是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3风险投资阶段分布不平衡性的形成机理

(1)在中国,无论风险资本总额还是单个基金规模均急剧膨胀。近年来,由于股市低迷,造成炒房、炒矿等投资形式受限,从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市盈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风险投资成为大众心目中收益高、风险低、套现快的最佳投资形式。民间资本不论钱多钱少,纷纷揭竿而起,由“炒家”转向“投资家”,一时间甚至出现了“全民VC”的盛况。目前,中国仅创投机构就有5000家,与之相关的个体投资者更是不计其数。

而Murray(1999)调查分析,由于太多的资本追逐太少的项目,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然而平均每笔投资额越大就越不可能投向种子或者初创企业,从而也就使得投资阶段越发向后移动。

(2)创业板的推出,使投资者将资金投向那些能尽快上市的企业。2009年10月23日,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开板。一些民间资本闻风而动,纷纷组合成立了众多的风险投资基金,希望将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尽快上市的企业,从而通过缩短投资期限获利。这种对短期利益的过度追逐,会使得创业初期特别是种子期的企业难以获得适当的启动资金。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5）-00118-05

一 、引言

风险投资被誉为高新技术孵化器，对高新技术的开发、研制与转化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但风险投资中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风险投资中双重委托关系及风险投资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冲突是造成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Sahlman［1］，Barry［2］，Bernard ［3］认为，风险投资具有明显的双重委托关系，风险投资者与风险资本家之间构成了第一重委托关系，同时还存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第二重委托关系。双重的委托链条导致初始委托人与实际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产生较一般企业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解决风险投资中的激励冲突和问题，成为风险投资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国外关于风险投资问题的研究成果已不少，国内对于风险投资中的委托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多了起来，如熊文等［4］、何伟［5］、郑辉［6］等运用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探讨了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之间的逆向选择问题；郑君君等［7］利用显性连续支付模型, 分析了风险投资人对风险投资家的有效激励问题；张新立、王清建［8］运用最优激励契约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家的激励机制问题。但上述研究主要基于标准的单重委托模型分析，利用双重委托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的还较少。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双重委托问题，如郭建鸾［9］通过三方静态和动态博弈分析，论证了一次性动态博弈中风险资本进入使风险企业家受益最大，其次是风险资本家，而风险投资人利益会遭受损失；应瑞瑶、赵永清［10］运用双层委托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激励强度的主要因素，测算了总成本；王雪霞［11］通过将持股比例引入风险投资三方委托模型，研究了投资方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激励问题；陈灏康［12］探讨了如何在双层委托关系中设计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提高风险投资效率；郑辉［13］从效用收益流的角度讨论了风险投资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论证了风险投资中双重委托关系存在的原因。但上述模型分析可以在更加宽泛的假设条件下展开，使模型的应用更加符合风险投资中的问题，也使分析结果更加符合现实。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Mirrlees［14］和Holmstrom［15］模型和理论框架基础上，将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能力和努力水平引入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构建了一个双重委托模型，分析了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在信息不对称和线性支付契约下的最优努力水平和报酬支付比例，并进一步分析了激励机制和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能力因素对均衡结果的影响。本文模型与应瑞瑶、赵永清［10］的模型既相似也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我们考虑了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能力对产出的影响，放宽了风险偏好类型的假设。另外，本文一些结论也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本文接下来的主要框架是，第二部分构建双重委托模型，对风险投资中的激励相容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最后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 、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与激励：

双重委托理论模型

风险投资中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会产生突出的道德风险问题。一般而言，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道德风险问题越严重［16］。因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必须通过有效的契约设计和制度安排建立委托关系的激励相容机制，克服风险投资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就激励机制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考虑显性报酬机制。本文的研究也基本采用这种契约形式来探讨风险投资中的激励问题。

（一）模型假设

本文的模型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假设：

1.风险投资人、风险资本家、风险企业家效用函数服从V-M函数形式：u=-e-piwi，其中，i=1,2,3，1为风险投资人、2为风险资本家、3为风险企业家。Arrow-Pratt的风险规避度记为：Ri(Wi)=-u″(Wi)[]u′(Wi)=pi，其中风险投资人为风险中性的，即Pi=0。

2.风险投资的产出函数为线性函数，即：π=e2+θ2+r(e3+θ3)+ε，其中e2、3分别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θ2、θ3分别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能力；r表示风险企业家对产出的贡献率；ε为误差项，ε∈N(0,σ2)。

3.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成本函数为ci=ke2i[]2θi，投资人对风险资本家的监督成本为0。

4.委托人与人的支付合同为线性：s(π)=αi+βiπ，其中α2、α3分别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固定报酬，β2、β 3分别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报酬支付比例。

5.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保留效用分别为W2和W3，当确定性等价收入小于保留效用水平时，人将不接受合约。

（二）模型分析

本文的模型主要基于Mirrlees［13］和Holmstrom［14］模型基础之上。首先，根据上述假设，可以计算出风险企业家、风险资本家和风险投资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CE3、CE2、CE1:

CE3=E［α3+β3(e2+θ2+re3+rθ3+ε)-ke23[]2θ3］-1[]2p3Var［α3+β3(e2+θ2+re3+rθ3+ε)-ke23[]2θ3］

=α3+β3(e2+θ2+re3+rθ3)-ke23[]2θ3-1[]2p3β23σ2（1）

CE2=E［α2+β2α3+β2(1-β3)π-ke22[]2θ2］-1[]2p2Var［α2-β2α3+β2(1-β3)π-ke22[]2θ2］=α2-

β2α3+β2(1-β3)(e2+θ2+re3+rθ3)-ke22[]2θ2-

1[]2p2β22(1-β3)2σ2（2）

CE1=E［-α2-α3+β2α3+(r1e2+r2θ2+r3e3+r4θ3+ε)(1-β2-β3+β2β3)］=-α2-α3+β2α3+(r1e2+r2θ2+r3e3+r4θ3)(1-β2-β3+β2β3)（3）

风险投资人行为可表示为在满足风险资本家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下的确定性等价收入最大化，即：

Max

CE1（4）

s.t IR:CE2≥W2（5）

IC:Max CE2（6）

风险资本家行为可表示为满足风险企业家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下的确定性等价收入最大化：

Max CE2（7）

s.t IR:CE3≥W3（8）

IC:Max CE3（9）

风险企业家行为则表示为自身确定性等价收入最大化：Max CE3（10）

（6）式成立的必要条件为：

CE2[]e2=β2(1-β3)-ke2[]θ2=0(11)

则可以得到风险资本家的最优努力水平：

e*2=β2(1-β3)θ2[]k（12）

(10)式成立的必要条件为：

CE3[]e3=rβ3-ke3[]θ3=0(13)

则可以得到风险企业家的最优努力水平：

e*3=rβ3θ3[]k（14）

将（5）、（8）、（12）、（14）式代入目标函数（4），可以得到满足风险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下风险投资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

CE1=-r2β23θ3-θ2β22(1-β3)2[]2k-［p3β23+p2β22(1-β3)2+p1(1-β2-β3+β2β3)2］[]2σ2+β2(1-β3)θ2[]k+θ2+r2β3θ3[]k+rθ3-w2-w3（15）

通过对（15）式分别求β2和β3的一阶导数，令其为零可得：

θ2-θ2β2(1-β3)-k［p2β2(1-β3)-

p1(1-β3)(1-β2)］σ2=0(16)

(θ2β22+r2θ3)(1-β3)-β2θ2-k［p3β3-(1-β3)β22p2-p1(1-β2)2(1-β3)］σ2=0(17)

联立（16）、（17）式可以得到激励相容条件下的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

β*2=θ2(r2θ3+kσ2p3)[]kσ2p3(θ2+kσ2p2)（18）

β*3=r2θ3[]kσ2p3+r2θ3（19）

同时将（18）、（19）式分别代入（12）、（14）式可得到在信息不对称和线性契约条件下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最优努力水平：

e*2=θ22[]k(θ2+kσ2p2)（20）

e*3=r3θ23[]k(r2θ3+kσ2p3)（21）

通过（18）、（19）式分别对θ2、θ3求偏导数，整理可得：

β*2[]θ2=k2σ4p23(θ2-1)+r2θ3k2σ4p2p3+k3σ6p2p3[](θ2+kσ2p2)2k2σ4p3＞0（22）

β*3[]θ3=r2σ2p3[](r2+kσ2p3)2＞0（23）

通过（20）、（21）式分别对θ2、θ3求偏导数，整理可得：

e*2[]θ2=θ22+2kθ2σ2p2[]k(θ2+θ2σ2p2)2＞0（24）

e*3[]θ3=r5θ23+2r3θ3σ2p3[]k(r2θ3+kσ2p3)2＞0（25）

由（12）、（14）式可得：

β*2[]e2=(1-β3)θ2[]K>0(26)

β*3[]e3=rθ3[]K>0(27)

结合本文对风险投资产出函数的假设以及（26）、（27）式可得：

β*i[]π=β*i[]ei×ei[]π＞0（28）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理论推论：

推论1：因为风险资本家既是第一重委托关系中的人又是第二重委托关系的委托人，所以风险资本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受到自身的风险规避度和风险企业家的风险规避度的共同影响；风险企业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只和自身的风险规避度有关，均呈反向变动关系。

推论2：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与风险企业家的产出贡献率呈正向变动关系，与他们的保留效用无关。

推论3：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报酬支付比例和努力水平相互间均呈正相关关系。

推论4：报酬支付比例与人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能力越高要求的报酬支付比例就越大。因而通过报酬支付比例信号，可以有效甄别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能力。

三、实证结果

现实中一般通过一组的契约设计，建立风险投资中的激励相容机制来克服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甄别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来解决逆向选择问题。

国外学者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薪酬与他们的努力水平及经营绩效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如Kaplan和Stromberg［17］的实证结果表明，风险企业家的报酬支付比例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说明风险企业家的报酬支付比例对其产生明显正激励；Hellman和Puri［18］在调查硅谷地区创业企业后发现，风险企业经理股票期权比例是一般企业经理的两倍，这表明风险投资中信息严重不对称条件下激励机制更加重要。

国内的许多案例也证明，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合理的薪酬机制是解决风险投资中问题的有效方法。下面通过正反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案例1：风险投资家对“蒙牛”的有效激励①

2002年6月，摩根斯坦利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两家公司：China Dairy Holdings（开曼公司）和MS Dairy Holdings（摩根斯坦利乳业控股）。第一家作为未来接收自己对“蒙牛”投资资金的账户公司，第二家作为对“蒙牛”进行投资的公司。同年9月，“蒙牛”高管及其他管理人员分别设立了“金牛”和“银牛”两家公司，以1美元价格全面收购开曼公司股权，各占50%。随即China Dairy Holdings进行扩股，股本由原来的1000股扩为1000亿股，并将股份分为两种类型： A类股（一股十票投票权）5200股和B类股（一股一票投票权）共99999994800股。其中，原有的1000股旧股算作A类股，包含于5200股A类股份之内。“金牛”与“银牛”公司分别以1134美元、2968美元的总价格认购了1134股和2968股的A类股票，再加上以前各自持有的500股旧股，两家公司合计持有5102股A类股票，拥有9.4%的股权

① 本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成思危.风险投资在中国［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74―79.

② 本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郑辉.风险投资双重委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132―136.和51%的投票权。摩根斯坦利、鼎晖、英联三家战略投资者通过持有B类股，拥有“蒙牛”90.6%的股权和49%的投票权，并与“蒙牛”管理层签订如下激励条款：若“蒙牛”管理层达到预期业绩目标，可以将所持有的A类股份全部转换为B类股份；若“蒙牛”管理层在一年之内没有完成规定任务，则A类股不能转化为B类股，并随时撤换管理层。合同期内，“蒙牛”管理层顺利并提前完成了合同确定的经营目标，“蒙牛”管理层获得了3.1亿港元的私人财富，风险投资家也获得了20多亿港元收入。

案例中,风险资本家对风险企业家设计了较好的报酬激励机制，如A类股和B类股的股权转换,使风险企业家的报酬与企业绩效紧密联系起来,报酬分配支付越高，激励强度越大,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越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就越好。

案例2：“中创”的失败②

1985年9月，在国家科委和人民银行支持下专营风险投资的“中创”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700万元。在早期的经营过程中，因缺乏风险投资管理经验，而管理人员属国家干部，只能得到固定报酬，缺乏有效激励，使其工作积极性低下，在投资前很少进行详细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导致“中创”公司大量的决策失误和严重亏损。如1993 年“中创”公司在海南投资建药厂，损失十几亿元。“中创”管理层为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将风险资本投向房地产、股市等，甚至从事贷款、债券回购等银行业务，导致风险投资有名无实，完全违背了支持发展高科技创新企业的初衷。

案例中，政府直接注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其人既是投资人的代表，又是风险资本家的代表，具有双重角色，他们直接由政府任命，薪酬按国家行政级别发放，基本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无关，因而缺乏报酬激励。同时政府承担了风险投资的全部风险，而公司管理层不承担任何风险损失，因而缺乏有效的风险资本家的激励约束机制，产生比较严重的道德风险。可见，缺乏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导致了“中创”公司的失败。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风险投资中的多重委托关系带来了初始委托人与风险企业家之间严重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突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而要有效解决风险投资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风险投资事业得到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加强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企业信息披露、降低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建立风险投资过程中激励相容的报酬机制。本文通过对风险投资的双重委托模型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报酬支付比例对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激励和投资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其中风险资本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受其自身的风险规避度和风险企业家的风险规避度的共同影响，风险企业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只和自身的风险规避度有关，均呈反向变动关系；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最优报酬支付比例与风险企业家的产出贡献率呈正向变动关系，与他们的保留效用无关；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能力、报酬支付比例和努力水平相互间均呈正相关关系；报酬支付比例与人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能力越高要求的报酬支付比例就越大，因而通过报酬支付比例信号，可以有效甄别出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的能力。

我国1985年成立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风险投资业得到较快发展，但因风险投资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缺乏真正的公司化运作机制，公司治理机制存在较大缺陷，企业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不合理，使得风险投资企业绩效普遍较低，制约了风险投资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风险投资的制度设计上，一方面要赋予风险投资企业更多的剩余索取权和投资回报，实行更加灵活的分配制度，形成有效的报酬激励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风险企业的信息档案和信息披露制度，尽可能降低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另外，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健康发展还有赖于相应的法规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及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主体的培育。

参考文献：

［1］ Sahlman W, William A. The structure and governance of venture capital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0, 27: 473-521.

［2］ Barry C.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venture capital finance ［J］. Financial Management, 1994, 23:3-15.

［3］ Bernard H. The effects of venture capitalists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venture capital deal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3, 31:32-41.

［4］ 熊文,王筱,金蔡莉.风险企业家逆向选择隐匿信息的有效甄别［J］. 工业技术经济,2005(10):94-96.

［5］ 何伟.风险投资逆向选择问题的博弈分析［J］. 经济管理・新管理，2005(12):79-85.

［6］ 郑辉.风险投资中逆向选择的解决 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J］. 工业技术经济,2007(3):132-136.

［7］ 郑君君,刘恒.基于委托-关系的风险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激励模型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5):151-156.

［8］ 张新立,王青建.风险投资家的最优激励契约模型研究――一种基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条件下的博弈模型分析［J］. 财经研究,2006(5):129-135.

［9］ 郭建鸾.创业投资基金双层委托机制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04(1):100-104.

［10］ 应瑞瑶,赵永清.风险投资中激励机制与成本分析［J］. 财经研究,2004(6):22-29.

［11］ 王雪霞.将持股比例引入风险投资三方委托模型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2):121-126.

［12］ 陈灏康.风险投资中的委托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06(1):114-116.

［13］ 郑辉.风险投资双重委托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100-117.

［14］ Mirrlees J. 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authority and incentive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6, 7:105-131.

［15］

Holmstrom B. Moral hazard in team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13:324-340.

［16］ 蒋海.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与中国的信用制度建设［J］. 财经研究,2002(2):26-29.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4

在工程http://项目的风险评价中有多种评价模式，这些评价方法所选择的指标多为期望值。但以期望值作为评价指标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充分考虑到项目决策者的决策偏好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效用理论作为一种投资项目的一种评价方式，其主要的决策依据和标准是效用最大化原则，并且将决策者的主观决策偏好引入决策中。这一决策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现代效用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把某个具有不确定的建议或决策的效用定义为在偶然事件中获得标准价值的概率相等。同时引入平衡点的概念，即期望得到某种预期值和接受偶然事件的态度无差异的某个数值，并把预期值和平衡点之间的差异定义为风险费用。效用值具有无量纲的特点，一般将决策者最满意的方案效用值定义1，最不满意的方案效用值定义0。即以[0,1]区间来描述和量化对各类待决策方案的效用值。

2、风险效率

由于外界环境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因此项目的投资决策会不可避免的面临一定程度风险。为便于研究，一般都把这类风险转化为实际成本的增加来进行量化，即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都可以用追加成本的方式来加以克服。在这种思路下，可将项目的投资风险定义为发生超出能接受的预期成本超支的可能性，与之对应的概率即为项目投资的风险水平。

因此在考虑项目投资的风险评价时，就需要从降低预期成本和降低风险水平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显然，在预期投入成本为定值的前提下，应当使得该项目的风险水平最低；反之，在风险水平确定后，可确定最优的投资计划所需的预期成本。在这二者之间就存在一个最优组合的问题，实现风险和投资成本同时得到控制，即体现项目投资的效率。这个效率将其定义为风险效率。

3、项目效用的确定

根据前文对于效用的定义，显然效用可绘制成0-1之间变化的曲线的形式，简称为效用曲线。确定效用曲线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直接提问法和对比提问法。直接提问法是通过让决策者回答和项目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主观性的量化，由决策者绘制出让自己满意的效用曲线。对比提问法则是通过让决策者对不同方案间的两两比较来确定在何种情况之下这两类方案具有等效性。当存在多个待考虑因素时，则是固定其他因素，只考虑一个可变因素，以提问的方式来确定该可变因素的效用曲线。在实际应用中，直接提问法因主观性太强而回答的结果往往比较模糊，因此采用较少，更多的是利用对比提问法。

4、0-1规划模型

从本质上看，0-1规划属于整数规划的范畴。在实际应用中，0-1规划既可用于单指标的项目投资决策，也可用于多指标的项目投资决策。这一决策模型的基本步骤和必要的假定为：

（1）同时存在个待决策的投资项目，相应的决策向量为。（2）各待决策的投资项目的效益向量为，其中 为第 个方案的效益。（3）确定各投资项目在资源使用方面的约束条件向量。（4）确定各待决策项目所消耗的资源向量，以矩阵表示。（5）在需要同时进行考虑的 个指标中，有 个属于越大越优型，其他为越小越优型。（6）令第 个待决策项目的第 个指标的效益为，并将各个待决策方案指标进行归一化后再带入模型进行计算。（7）设定各参考指标的权重向量。（8）决策模型：

如在上式中加入约束条件，即可实现从多指标决策模型切换到单指标决策模型。

5、风险与效益综合平衡模型

上一节的模型中考虑的因素为经济利益，而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着众多不可确知的随机因素，并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制定投资决策时还需要将风险因素纳入到决策环节中，同时兼顾到投资项目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和与之伴随的风险，力求在二者之间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先假定以项目的预期投入成本和伴随的风险的度量作为投资决策的控制性因素。依据风险效率曲线，在追加预期投入成本的前提下，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会有所降低。这样就可能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方案，即预期投入最低，但风险很高方案和预期成本最高但风险水平很低的方案。投资者必然会依据企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选择在这两个方案之间的某种折中投资方案，从而出于一种本能在风险和效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理论上讲，当风险效率

转贴于 http://

曲线是可靠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理论求解的方法以精确的方式寻找到一种最优的风险效率组合投资方案。而实际上，由于受到投资者承受风险的能力的限制，只能选择一种最接近最优解的投资方案。因此投资项目未来的净收http://益和风险效用是紧密联系的，投资者在风险和效益之间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应的是在同等条件下决策者对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若将风险效用作为正向指标，则可把它作为投资项目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控制因素。具体讲，可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1）设投资者拥有的资金总量为 ，各待决策的可行投资方案和利润分别为和。（2）以各可行决策方案中成本最低者作为基准成本，其他投资方案超出该基准成本的部分和风险成本之和为，其下限为，总成，可计算各投资项目的回报率。（3）令风险效用函数和各投资项目的预期效用分别为和，在此基础上以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效率均取得最优作为优化目标，建立如下模型：

6算例

本例中有三个可供决策的投资项目，各项目的控制参数分别如下。1项目a 基本成本100万元，风险概率0.2，风险结果50万元，预期总利润138万元。2项目b 基本成本105万元，风险概率0.2，风险结果30万元，预期总利润130万元。3项目c 基本成本110万元，风险概率0.2，风险结果10万元，预期总利润135万元。效用函数为，此处 为投资者为降低成本而投入的费用，表示风险容忍度，此处取为25万元。

依据效用理论并结合决策树法，可得到如图1的决策结果：

由图1可见，项目c的预期效用最大。再利用效用函数可计算项目c成本与风险的平衡点为12.35万元，也优于其他投资方案(项目a的平衡点为20.58万元，项目b的平衡点为14.53万元)。因此应当选择项目c作为投资方案。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5

（一）中石化阿根廷石油公司案例 2011年中石化集团斥资24.5亿美元收购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阿根廷子公司（以下简称阿根廷子公司）100%股份及其关联公司，在中石化集团收购阿根廷子公司后，阿根廷政府一直没有兑现逾期未付的1.84亿美元补偿金，从2008年以来，阿根廷政府通过旨在鼓励大型石油企业碳氢化合物勘探、生产和提炼新投资的两项财政优惠政策向石油公司支付了大约100亿阿根廷比索，但在2012年2月取消该优惠政策。由于未能得到阿根廷政府财政补偿，中石化集团在当地的业务已经面临财务问题，形势可能会急剧恶化，并存在暂停生产的可能性。

（二）中信泰富澳洲铁矿项目 中信泰富2006年花巨资收购澳大利亚大型磁铁矿，原计划总投资42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投产，目前项目投资远超预算，这个项目第一、二条生产线投资总额约78亿美元，远超投资计划，投产时间一再推迟；业内普遍评价这个项目即便投产了也可能面临亏损的尴尬局面，认为其开采成本非常高昂，将达到120美元/吨左右，而受钢材市场持续下行的影响，从去年10月份开始，铁矿石单月进口均价随之出现明显下滑，今年月均基本维持在130美元/吨左右，特别是近几个月来有继续下滑的趋势，截至8月已经下滑至110多美元/吨。

以上案例中两个投资主体均持有境外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对目标公司进行实质的控制管理，案例1中石化所收购的公司已经正常生产运营，案例2中信泰富所收购公司正在组织进行项目建设，目前这两个投资项目均遭遇到一些问题和困境。从防范这些问题出现和避免投资陷入困境的角度看，投资收购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本文将着重分析投资收购前相关环节的风险管理与相关内部控制。

二、企业投资活动及风险特点

（一）企业投资活动内涵 企业投资活动分股权投资和固定资产工程项目投资（分为新生产线或新业务进行的固定资产新建投资或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投资），二者有一定的关联，一个固定资产建设投资项目可能是一个股权投资项目中的组成部分。如中信泰富投资西澳磁铁矿项目，首先是从境外持有者手中获得股权，然后铁矿石开采所需的固定资产工程项目投资，最终要实现铁矿石开采销售等经营活动。

（二）股权投资活动基本流程 主要包括：提出投资方案、投资方案审批、编制投资计划、实施投资方案、投资资产处置。境外股权投资活动也是这样。投资活动流程中提出投资方案、投资方案审批、编制投资计划等是投资项目正式运营或开工之前的阶段，本文称为投资前期准备阶段。

（三）股权投资活动风险特点 对于传统的制造业企业，股权投资并购业务是风险较大的业务，对风险不能有效管理和控制可能直接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

（1）投资项目本身受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投资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严重的甚至投资失败。投资项目风险包括环境风险：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相关法律的实施与废止；国家财政、税收、产业、环保政策的变动，有的会以突然的方式发生，难以进行准确的预计，企业难以控制和摆脱；管理风险（主要是指目标企业的管理者不具备与企业发展匹配的管控能力，投资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或遭受损失）；并购效应风险（并购后难以发挥协同效应，并阻碍企业发展）；市场风险（市场未来波动或大起大落对投资项目销售及利润目标的影响）；生产风险（实际产能与实际市场容量不一致的风险）；财务风险（主要指资金筹集的风险），投资业务整个过程风险管理的最终对象就是这些风险。

（2）与企业经营业务相比，投资活动与企业的战略实施有密切的关系，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更大，造成的损失更大，严重的导致企业失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会更多参与到投资活动中，需要他们也能遵守相应的控制措施；参与投资业务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职业判断和敏锐的洞察力，如果一个公司已经具备完备的内控制度（如严格的授权批准制度、集体决策审议制度和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制度），没有拥有相应专业知识和经营的员工，投资业务仍然处于较大的风险中，而且可能使内控制度流于形式；

（3）与国内投资相比，境外投资风险更大，表现在投资目的地政局、目标国的产业政策难以把握、以及当地的文化、劳工政策等与国内的情况不同，有的差异很大，以及目标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公司人力资源应对境外投资管控能力高低与适应程度，都是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投资准备阶段风险分析

（一）投资前期准备阶段风险点 投资前期准备阶段具体环节包括：初步投资方案战略评估、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价值评估、交易结构设计、合同协议签署和投资计划编制。这些环节的工作成果包括：在尽职调查和风险分析基础上，形成详细完备的投资方案（包括价值评估结果、交易结构设计方案、项目全过程的风险控制方案、详细的投资计划方案），这些环节有大量的实施层面的风险点，工作成果和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项目实施中所面临的风险控制成果和投资实施阶段的效果。

（1）在初步投资方案战略评估环节，存在投资与企业战略不符以及其他随意、 无序、无效的风险，这种风险很可能由于企业负责人一言堂，不能充分发挥集体决策的智慧与牵制作用。

（2）在尽职调查环节，要形成各种调查影响因素对股权投资的影响结论。由于信息不完全对称，相关的尽职调查不充分，投资或收购标的存在瑕疵；交易对方有隐瞒欺诈行为未能发现，导致投资后的额外损失。

（3）在可行性研究环节，重点是对投资的合法性、必要性、经济上的合理性和财务上的盈利性，投资成本估算与资金筹措的可能性，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关联性及影响分析，股权投资的最终目标分析等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且要测算分析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筹资成本、投资回收期等，比较可能的股权投资方案，预测评价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前景、风险控制能力以及股权投资后的社会经济效益，估算长期股权投资对企业财务结构的影响，给出是否可行的结论。由于相关的可研分析不够充分，投资不符合经济政治环境，投资项目本身没有可行性，但是重大的因素未考虑或考虑不充分得出投资可行的错误结论；或者由于可研不充分，投资目标国政府相关政策变化导致投资不可行；由于未考虑到的难以逾越的政策、文化因素障碍，导致投资和并购后的整合方案不能有效实施；可行性研究可委托给外部中介机构，从我国目前的实务来看，中介机构的可行性研究往往流于形式，套用固有的模板，研究深度不够，也是必须控制的风险来源之一。

（4）在价值评估环节，存在价值评估未能充分考虑投资项目日后的收益和风险，导致投资收购价格过高，损害本公司利益。交易结构设计包括对支付方式、交易组织结构、法律结构、融资结构、反兼并策略设计其他影响交易结构的问题，在交易结构设计环节，存在未充分考虑退出或处置途径；需要采取在合同中约定某些激发条款但没有约定导致投资后退出成本过大，投资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5）在投资计划编制环节，主要是合理安排工程项目的进度计划，筹措资金，确保工程如期完成并投产。这个环节最主要的风险是编制投资计划的前提条件与实际不符，相关技术、基础设施条件不达标或资金短缺，导致投资计划延期或无法实施，错失商机。

（二）投资前期准备阶段风险因素分析 具体为：

（1）主观原因。由于投资业务相关人员没有遵守相应授权批准、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集体决议和联签制度和审批制度、遵守或有效执行相关的审核评估等制度导致的；由于参与组织实施投资业务的人员故意舞弊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由于参与组织实施投资业务人员或团队或所聘请的中介机构人员知识、背景和经验的局限，由于评估技术的不成熟，评估方法的不合理，无法通过一些细小的问题洞察事物的本质，导致得出错误的结论；由于相关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到位导致的风险。

（2）客观原因。如在尽职调查、可行性研究中，由于投资目标地政治、安全等各种客观原因无法获得详尽的调查资料；在投资合同签订中，由于人们认知的不完全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不可能认识到所有的不确定性，并在契约中进行约定，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也导致了风险的发生。

案例中这两家投资主体在投资方案环节的风险分析：首先这两项投资不存在与企业战略不符带来的风险。这两项投资不仅与企业的战略相配合，而且中石化收购项目甚至是国家战略能源收购的实施；因此投资不是随意的、无序的。 其次这两个投资项目存在尽职调查深度不够、可研的深度不够，对收购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评价不准是投资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中石化阿根廷石油公司案例看，在中石化完成收购后，阿根廷政府就调整了针对油气公司的产业政策，阿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不仅对收购作价有较大的影响，也决定了对这个项目的实际运作方式。可以想见在实施收购过程中，阿政府的产业政策已经酝酿着变化。对于在阿根廷投资，阿根廷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变化趋势是投资环境分析的重点，即使结论不能明晰，在投资前期准备阶段应该要明确如果阿产业政策转向所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由于在尽职调查阶段对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了解不足，导致完成收购后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给企业造成较大风险。从中信泰富澳洲铁矿项目看，由于尽职调查、可研不够充分，投资计划编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导致对矿山的开发成本估计不足，不仅使投资预算流于形式，导致投资超过预算，而且影响到该项目收益的估计，进一步影响到对该项目作价；对当地人力资源匮乏、人工成本估计不足，导致工期延后，错失铁矿石繁荣期，投资可能出现亏损的局面。

四、企业投资准备阶段风险控制措施

（一）企业投资准备阶段风险点控制 投资业务的风险控制目标除了合理保证投资业务合规合法，资产安全完整，财务信息真实可靠，防止出现舞弊等外，还要防范投资失败风险，充分发挥投资并购的效应，实现投资并购预期目标，为实现企业的战略服务。按照从流程——环节寻找风险点，针对风险点提出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措施；形成管理控制闭环，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控制措施的原则和要求。

（1）对提出初步投资方案战略评估环节风险，应该从企业的治理结构上和制度安排上进行防范。由独立的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内部监督审计委员会）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制衡，将寻找支持相反结论的依据作为风险控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并予以制度固化。

（2）对尽职调查环节风险，企业应以制度固化相关要求：明确股权投资项目尽职调查的类别（诸如财务、法律等方面的），明确尽职调查的详细内容、尽职调查深度、尽职调查人员的责任和考核办法，并加以严格实施。如果尽职调查委托给外部中介机构进行，就应建立对外部中介机构工作质量的控制措施：在合同中明确详尽约定尽职调查内容、尽职调查深度，严格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和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3）对可行性研究阶段风险，企业同样应以制度固化相关要求：可行性的标准是投资项目要具备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财务可行性才能确定具有可行性，保证可研内容全面完整，没有遗漏；明确规定可行性研究包含的内容，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可行性分析人员的责任与考核办法。对于含有工程项目建设的投资，作为全资股东和控股股东，应按照工程项目控制的要求组织可研。如果委托外部中介结构进行可行性研究，应采取控制措施：与中介机构明确约定可研的深度，工作质量、结论的要求。约定对中介机构的责任追究条款。在可行性研究得出结论之前，还应实施独立的投资项目风险分析，编制风险控制方案制度。控制措施应明确风险分析以尽职调查的结果为基础，对项目的环境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工程建设及生产风险、财务风险，针对风险编制整体的风险管理方案。

（4）对尽职调查环节与可行性研究环节要建立尽职调查报告、可研报告的评审制度，评审可以委托给外部独立的专家进行，也可由本单位有经验的员工进行。评审要从相关结论的反面收集证据，分析尽职调查的结论是否客观、可靠和完整，在存在反面证据的情况下，投资项目是否有避免风险的措施方案，是否可行。

（5）价值评估、交易结构设计环节，作价应充分考虑尽职调查阶段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对风险和收益的预测，考虑到风险收益的对等性。交易结构设计应该本着节约投资成本、控制投资风险、便于日后管控的原则进行设计。投资计划编制环节，对于不涉及工程建设的股权投资，依据相关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资金筹集计划安排。对于涉及工程建设的股权投资，尤其是像中信泰富，其澳洲铁矿项目工程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就是股权投资的最终目的，其工程项目计划就是投资计划的一部分，需要按照工程项目控制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投资计划，作为项目投资的控制依据，根据授权审批制度审批后作为可执行的投资计划。

（6）建立实施投资方案编制制度，在投资前期准备最后阶段，在前几个环节的基础上形成具体投资方案。投资方案应包括整个投资过程风险应对方案、投资计划实施方案（包括资金筹措与投放、工程项目实施、股权退出方案），并在合同协议正式签署之前完成。合同协议根据尽职调查和交易结构设计设定相关条款，明确要求交易对方承担的责任，合同中进行明确规定。在这个环节，要严格执行授权审批、集体决策的制度，防范人为的各项风险。

（二）股权项目风险主客观因素 首先在企业层面，应加强专业团队建设，完善激励考核责任制度，培养企业自身具有相应判断力和国际视野与经验的员工，提高股权投资的管理控制水平。其次，在市场和中介组织层面，可以探索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充分利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平台，解决境外投资融资难等问题。要大力发展金融、法律、外语、咨询等现代高端服务业，加强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要倡导我国的企业将争议在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避免境外仲裁对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合作的不利影响。第三、在政府层面，应着手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应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指导和监管的力度，预防无序和盲目。同时，政府要加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各种保护和支持，要切实维护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正当权益。

五、结论

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企业境外投资并购业务日益变得频繁，对外投资风险管理也亟待加强，目前股权投资粗放的管理模式亟待转变，股权投资管理精细化有待建立。企业应对投资准备期间风险进行周密的内控制度安排，建立实施投资项目全过程风险应对方案，大力建设专业化的团队，提高境外投资的管控水平。在外部环境方面，中介机构也应该结合业务发展的方向和需求，大力提高自身的执业水平。政府也应该在政策上、法律上进行充分的支持和有效的引导。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6

1.科技型创业投资项目过程管理的动因分析

对于盈利性的创业投资活动而言，创造收益和控制风险是创业投资过程管理的两个关键目标，而非盈利性创业投资活动也具有其多样化的公益性目标，这些都是创业投资过程管理模式建构、尤其是管理卡片设计的目标所在；在创业投资运作实践中已存在诸多相关的措施与方法，这是由创业资本内在本质所决定的，也为管理卡片和相关建议措施的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1.1 盈利性创业投资创造收益的角度

创业投资构造了一种特殊的风险收益机制，让创业投资机构在承担小企业相对较高的投资风险基础上获得相对较高的期望收益。创业投资的整个收益机制包涵“创造发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在实践中体现为“项目筛选”、“项目培育”和“项目投资退出”等具体环节。

1.2 盈利性创业投资控制风险的角度

创业投资的高风险主要源于投资对象的高度不确定性、资产的特殊性、创业者和创业投资机构之间的高度信息不对称和两者目标存在的不一致、以及投资退出方式和时机选择的难度，相应在运作的不同阶段产生了“逆向选择”、“成长风险”、“道德风险”和“变现风险”。

1.3 非盈利性创业投资资本的特殊性

盈利性创业投资资本的目标即是最终的资本退出和实现高资本增值收益，资本运作过程中的创造收益或控制风险的内在动因的根本都是为这一目标；而对非盈利性创业投资资本而言，除了资本回收外，往往还有着其他多样化的公益性目标，一些政府政策型创业投资基金的宗旨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扶植当地某行业的创新创业活动等。非盈利性创业投资机构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在项目运行的不同阶段对其进行恰当评价、实施风险控制并向创业企业家提供约束和激励，以保证项目运行能实现其多样化的目标和最终资本的回收。

2.科技型创业投资项目过程管理的模式构建

创业投资项目过程管理模式可从三个维度考虑，即管理内容、管理阶段和实施过程。在不同阶段管理的内容和措施各有侧重；创业投资项目过程管理的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是管理卡片和案例库，管理卡片的设计和实施将创业投资机构的项目管理过程系统化，当创业投资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可建立案例库，通过案例推理的原理为现有的项目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2.1 科技型创业投资项目的管理内容

创业投资项目管理是创业资本运作的实质阶段。在完成投资项目的选择，并与创业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后，创业投资机构不仅要按协议提供资金的融通，还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创业投资机构也并非事无巨细地介入企业管理的每个环节，一些具体的管理内容和措施大都无法在投资协议中事先约定，因项目管理者的经验和创业投资机构的风格而具有灵活性。由此，创业投资项目管理成为一个重要但又难以深入的领域。

2.2 科技型创业投资项目的管理阶段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五个阶段。鉴于创业投资参与的是创建企业，一个涉及到种子期、起步期、成长期、成熟前期的持续动态过程，创业投资项目的管理阶段也可相应划分为种子期、起步期、成长期和成熟前期四个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创业企业具有其不同的特征，创业投资机构的管理重点和目标也相应不同。

3.科技型创业投资项目管理的实施过程

3.1管理卡片评价体系的设计

管理卡片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基于产品或项目企业生命周期的创业投资项目评价体系，以及项目与其管理领域成熟度评价实施方法。为对创业投资项目六个管理领域及其相应指标的现状进行监控，结合对被投资企业的实地考察，在确定关键成功因素的基础上，设计相应的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

各评价指标在项目的不同阶段或针对不同的创业环境会有不同的优先顺序设计或权重，需要结合创业企业实际情况来确定。同时，根据创业企业的生命周期，将项目管理控制的实施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设立若干评价的关键节点，管理者通过管理卡片的成熟度检验功能对项目实施进行持续监控和评价，并做出价值提升或风险规避的决策。

3.2管理卡片成熟度评价的实施

通过关键节点的评价能及时了解项目及其各管理领域的成熟程度，识别出需加强培育的领域。

3.3案例库的建立和辅助决策

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是一种借鉴经验和重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创业投资项目管理者的经验知识在管理过程中也常常发挥着比管理方法本身更重要的作用。面对新的项目，管理者习惯于借鉴原有经验和成功案例，试图找到一个与新问题相似的案例，然后把该案例中的有关信息和知识不断修改直至满足新的问题要求并用于解决新的问题。因而，建立一个项目案例库将有助于充分利用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可为创业投资项目过程管理提供检验目标值和风险预警线的参考信息，同时也可提供提升价值和规避风险的方法选择信息从而实现辅助决策。

参考文献：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7

一、引言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也称作创业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纵观全球,美国、英国、日本、以色列,以及中国台湾等是风险投资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 进入新世纪,海峡两岸风险投资合作方兴未艾,原因是背后存在一套动力机制的支持。学术界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的研究较多,但对两岸合作的研究较少,相关文献中也没有提出两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本文从风险资本来源、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对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期望对两岸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合作带来启示。

二、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

1.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

首先,两岸风险资本区域来源差异悬殊。2003年～2007年,大陆的海外风险资本加速上升,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从5%上升到55.63%;而台湾地区风险资本绝大部分来源于岛内,2003年～2007年,岛内风险资本额比例均高于92%。其次,两岸本土风险资本部门来源差异较大。2005年台湾本土风险资本额来源于法人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占56.18%,个人占15.28%,政府占4.55%;而大陆来源于个人的风险资本额比例只占3%,政府资本高达32%。可见,第一,台湾地区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很强的融资能力,而中国大陆风险投资机构数量不多且融资能力较弱,主要依靠海外资本。第二,台湾地区风险融资渠道比较完备,个人投资比例甚至超过金融机构,而大陆来源于政府的风险资本是个人资本的10倍,表明大陆民间资本尚属保守,还需要政府基金的引导。因此,如果两岸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合作,既可以相互补充资金来源,又可以分散投资风险。

2.两岸投资行业错位选择

以2006年为例,无论按投资项目还是投资金额比重,两岸获得风险投资前四名的行业均不相同:台湾地区是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而中国大陆是狭义IT、传统产业、能源环保、IC或通讯工业。台湾岛内半导体、光电、电子工业、传统制造业已趋于成熟,资讯工业、生物科技、数字内容等行业正蓬勃发展,所以台湾未来风险投资仍将集中在以上行业。而大陆受到扩大内需等政策的影响,风险投资者倾向于大陆“反周期”性的传统行业,比如餐饮、酒店、零售、医疗等关系民生的行业。随着政府对节能减排的重视,能源环保也将成为投资大陆的一个热点。因此,台湾风险投资选择的行业仍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而大陆风险投资将围绕传统产业,这种投资行业的错位选择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有利条件。

3.两岸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

国际上将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种子期、创建期、扩张期、成熟期和重整期。通常投资于越早的时期,风险越大但回报率也越高。新世纪以来,大陆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在种子期和创建期最多,如图1所示。种子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8%下降到2006年的20%,创建期的案例数比例则在后三年持续上升了13%,扩张期和成熟期也总体上升,体现出大陆风险投资由种子期和创建期向后期转移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大陆规避风险的传统理念和尚未健全的退出机制抑制了投资前期的积极性。台湾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集中在扩张期和成熟期,如图2所示。成熟期的案例数比例从2003年的22.1%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27.4%,扩张期的案例数小幅下降4.3%,而在这一时期,创建期呈现升降波动,种子期总体上升,可知台湾风险投资正从扩张期、成熟期向前期转移。因此,投资阶段和投资趋势的互补形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又一动力。

数据来源:《2006年台湾创业投资年鉴》

数据来源:《2006年台湾创业投资年鉴》

4.台湾地区有人才优势

最近十年,中国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起落锤炼出一批既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和产业发展动向,又了解国内投资市场的风险投资英才,但英才数量屈指可数。新风险投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风险投资公司就只有从“老牌”基金那里“挖角”,这样就导致专业投资经理流动过盛。而过多的人才流动不仅会引起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而且会使新团队的不稳定性增加。相比之下,台湾地区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储备丰富,2005年专业投资经理人就有402人。如果能引进台湾的风险投资人才,就能有效缓解大陆人才瓶颈问题,同时有利于台湾风险投资人才的职业拓展。

5.大陆有市场优势

目前,台湾岛内电子、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日趋成熟,很难再发掘质量俱佳的风险投资产业。此外,资本市场低迷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岛内风险投资案源明显不足。1996年～1999年,台湾风险投资公司年均案例数为10.9件,然而2000年～200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1件。相比之下,大陆的科技成果和项目资源比较丰富。2007年,大陆风险投资业呈现爆发性增长,全年风险投资案例数达到741件,比2006年增长约一倍。由于大陆经济增长前景被普遍看好,加之政府提出 “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的发展战略,大陆未来案源储量可谓丰富。因此,大陆广阔的风险投资市场是吸引台商前来投资和合作的强大动力。

6.大陆创业板推出是长期利好

长期以来,由于大陆风险投资本土退出渠道的缺失,获得风险投资的大陆企业退出完全依赖于纳斯达克、香港创业板等境外资本市场。这就意味着大陆风险投资业的表现很大程度上由境外资本市场的走向及其对“中国概念”的认可度决定。2009年5月1日,中国证监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讨论和筹备10年之久的创业板有望在2009年10月底上市,这对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是一项重大、长期的利好。2009年上半年,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但外资风险投资对设立人民币基金热情不减,此时大陆创业板逆市崛起,预示着未来几年仍将是大陆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良好时机。对于熟悉大陆环境的台湾风险投资者,大陆筹资、大陆退出,应该是未来发展的一条主要路径。

三、结论与建议

海峡两岸风险资本来源互异、投资行业错位选择、投资阶段和趋势互补、台湾有人才而大陆有市场,以及大陆行将推出创业板等方面构成两岸风险投资合作的动力机制,但是目前两岸风险投资合作规模较小,形式简单,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各种障碍阻挠了合作的深入。2008年上台执政,两岸经贸往来打开新局面,如迅速推动两岸三通、实现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台湾银行机构可在大陆设立办事处和开办业务等等,但是在风险投资领域仍然没有相关政策出台。因此,两岸逐步消除政策障碍是推进风险投资进一步合作的关键。大陆方面要减少对资本的管制,健全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以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两岸风险投资事业的深入合作。

参考文献: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8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我国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日益凸显，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无疑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由于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公共部门财政负担，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与效率，使得PPP模式被大力引进到交通、养老、能源、废水处理等公共设施的建设领域。

通过对PPP项目失败案例的整理和研究发现，PPP项目的风险因素比一般项目更加复杂，发展过程更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制约，同时，对成功案例的学习与借鉴是降低项目失败率的有效途径。笔者通过对失败和成功的案例进行系统性比较分析，找出PPP项目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而针对不同的风险提出不同的发展建议。

二、PPP模式理论基础及案例分析

（一）PPP模式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PPP雏形，PPP模式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方面等具有重要作用。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将PPP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总体来看，PPP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就提供公共品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PPP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大部分国家广泛认可，在于它有效地将政府和社会资本连接在一起，并以“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作为其运行的特点。

（二）PPP项目的案例分析

成功的PPP项目能够解决我国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提高公共设施建设的效率。但是PPP仍然属于一种新兴事物，众多行业和部门并没有充足的经验以应对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样各样的问题，甚至监督部门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制约，因此，许多PPP项目在实际应用中都遇到了诸多问题从而走向了失败。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同时从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找出导致项目失败的主要风险因素。

1.失败案例分析。本文选取了7个失败的案例，涉及了我国供水、污水处理、电厂、隧道、垃圾焚、公路和桥梁等领域，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一）

通过对以上7个案例的整理和分析，总结出导致项目失败的主要风险因素：法律风险、公众反对的风险、建设工期延误风险、政府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融资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等。（见表二）

2.成功案例分析。如上文所言，在遍布了7个领域的PPP项目都面临了相似甚至相同的风险因素，关键性风险的分担、转移和规避是PPP项目成功的垫脚石。笔者整理研究了我国PPP项目中成功案例的典型代表，中信滨海新城项目和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第一，中信滨海新城项目是我国PPP模式城市运营中首个获得立法保障的项目，剖析本案例中的运营过程和风险应对措施可对其他PPP项目提供借鉴。笔者认为中信滨海新城项目充分考虑了其合作运行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预见性的对关键性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担和转移，这是项目能够成功的保障。（见表三）

第二，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是国内首例以PPP模式运作的地铁项目。在项目运行上，首先确定地铁项目经营性投资和非经营性投资的比例；其次，在非经营性项目上，北京市政府采用灵活务实的处置办法；最后，政府根据一定的实际情况给予地铁运营商一定的政策支持。（见表三）

三、PPP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总结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和预防是项目成功的保障。根据风险分担机制的对应原则，可将以上风险分为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的风险、主要由私营部门承担的风险和由双方共同承担的风险。

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的风险有法律与政策风险、政府信用风险。主要由私营部门承担的风险有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融资风险和市场风险。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具有更专业的团队和项目建设经验，对市场环境以及投融资决策具有更好的控制能力。而公众反对的风险和不可抗力的风险是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承担的，因此属于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的风险。事实上，除了上文列举的风险因素外，PPP项目还具有项目风险、第三方风险、关系风险等。

四、建议与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总结，笔者分别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应对今后PPP项目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一）公共部门的建议总结

1.针对法律与政策风险。首先，PPP模式近两年在我国迅猛发展，各行业都在寻找适宜的机会投入到PPP项目中，然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并没有及时跟上步伐。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形成PPP方面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及时修订已有的部门政策以适应当前的PPP发展模式，最终建立一个具有规范性、实用性、统一性的法律框架。其次，我国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私营机构的发展，鼓励私营机构积极地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最后，作为社会资本方，在享受国家政策支持的同时应充分学习PPP法律知识，不应存有投机侥幸的心理，否则在项目长周期的运行过程中定会面临法律及信用风险。

2.针对政府信用风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应该建立一种平等互助、诚实守信、互利互惠的契约关系，公共部门不能利用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将风险全部转移给私营部门，私营部门也不能凭借自身在市场上的信息优势来诱导公共部门签订不平等的合同。对于政府方，应该建立完善的契约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和相应的惩戒措施，最终形成书面文件以监督各部门的行为。

（二）私营部门的建议总结

1.针对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繁冗的审批程序、不完善的PPP规章制度、资金投入的不及时等原因都会造成建设工期的延误。为了降低建设工期延误风险发生的概率，应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PPP项目的体制机制，将运作流程规范简洁化。社会资本方应从全局的角度规范项目运作的各个阶段，弱化工期因素的影响，留有充足的时间引入民间资本，提高融资效率。

2.针对融资风险。一方面，政府应该在PPP项目上为私营机构提供适当的政策支持，比如为社会资本给予降税、贴息，在银行信贷体系中为社会资本提供担保使私营机构的信誉度有所提升。另一方面，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应创新融资方式、开发适合PPP项目的融资产品，与银行共同构成为PPP模式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此外，私营机构自身对融资风险的认识与防范更为重要，私营机构应根据项目的特点与发展规模采取相应的融资模式，同时制定完善的风控与解决措施。

3.针对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等，私营机构应做好市场的前期调查工作，全面充分地了解市场并进行相关预测，结合政府和各大金融机构防范市场风险。政府应加快建设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PPP项目是长生命周期项目，资金的投入、运用与退出过程长达几十年，因此需要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保障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

（三）双方共同承担的风险应对措施

1.针对公众反对的风险。公众反对的风险是指PPP项目在建设期间或者建成之后会出现损害公众利益的情况，因此会遭到广大民众反对的风险。有该风险隐患的项目虽然也是为公共设施服务的，但项目期间很有可能使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因此在关注项目最终成果的同时也应考虑到相关人群的利益。对于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项目，应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一旦发生公众反对，政府和私营部门应对相关群众进行安抚，并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以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双方应根据自身的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风险。

2.针对不可抗力风险。诸如地震、洪涝、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战争等这类不可抗力风险，无论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都无法单独承担，因此需要双方齐心合作共同应对。

此外，在PPP模式发展过程中，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应该相互监督和促进，建立监管与合作的协调机制，同时建立社会第三方的监督机构，形成政府和社会的双重监督。公共部门可以O立PPP项目的专业咨询管理机构，广纳PPP专业人才。为更好的监督管理PPP项目，公共部门自身要积极学习有关PPP法律及运营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提高专业素养。

本文主要针对七种风险提出发展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风险可以忽视，任何风险的发生都可能导致项目的失败。笔者相信随着我国PPP项目的发展，其风险应对措施定会愈加成熟，PPP项目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上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北京地铁四号线PPP模式的启示――王彦行》。

参考文献

[1]宋金波，常静，靳璐璐.BOT项目提前终止关键影响因素――基于多案例的研究[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4，7（1）：86-95.

[2]亓霞，柯永建，王守清.基于案例的中国PPP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5）：107-113.

[3]周兰萍.新常态下PPP项目风险控制难点及对策[J].建筑，2015（20）：8-17.

[4]谢伟冬，何雯.公私合作模式融资问题的研究与建议[J].城市轨道，2003（1）：4-10.

[5]李永强，苏振民.PPP项目的风险分担分析[J].经济师，2005（9）：248-249.

[6]刘薇.PPP模式理论阐释及其现实例证[J].财政税收与资本市场，2015（1）：78-89.

[7]顾萍，王家明.PPP模式下社会资本风险识别与防范研究[J].网络与信息工程，2016（1）：46-48.

[8]梁冬玲.PPP模式建设项目隐形风险研究[D].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2014.

[9]王彦行.北京地铁四号线PPP模式的启示[J].商，2016（25）：269.

[10]武树礼.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引入PPP模式研究――以北京地铁四号线为例[J].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2014（6）：47-51.

[11]何涛.基于PPP模式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风险分担合理化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1.

[12]刘晓凯，张明.全球视角下的PPP：内涵、模式、实践与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15（4）：53-67.

[13]周正祥，张秀芳，张平.新常态下PPP模式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软科学，2015（9）：82-95.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9

1文献综述

对于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的研究，目前学者主要利用期权理论、合约理论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围绕激励和风险问题展开，在激励问题方面，项海容提出估值调整协议对创业企业家存在激励作用，激励效应的程度受到目标难度的影响，目标设置的难度越高，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就越差，而目标难度的设置受到项目风险、创业企业家的能力和项目互补等因素决定，只有当这些项目内部的环境被充分考量，才能得到有效的激励效果，同时还证明，当目标的难度有差异时，造成的社会效率也不同。张波指出当企业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是中性的时候，估值调整协议能够有效保护投资者收益和激励管理层，解释了现实案例中所涉及的投融资双方行为以及收益分配结果。胡晓珂分析了对赌协议在不完全契约状态下表现出的射幸性特点，论证了基于企业估值调整所进行的条款安排并不违背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和效率目标，孙艳军从合约理论的角度，剖析了估值调整协议的应用基础，阐述了估值调整机制的合理价值，认为估值调整协议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风险管理方面，程继爽从我国企业签订估值调整协议融资的现状出发，探讨了估值调整协议的涵义和要素,进而指出了我国企业抵御风险和提高利用估值调整协议融资质量的途径。刘冰和杨明国首先从期权角度分析估值调整协议的特性，通过摩根斯坦利对永乐并购中的估值调整协议的应用，从企业的风险意识，估值方法、估值标准、风险防御能力等方面给出了对我国企业的建议。

专门针对估值调整协议的国外研究甚少，而与其相似的或有权益（或有控制）形式的合约研究较多，其中PhilippeAghion和PatrickBolton得出的关于“怎样建立一种可以让委托人都满意（目标一致）的初始合约”的结论与估值调整协议最为相似。PhilippeAghion和PatrickBolton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建立一种可以让委托人都满意（目标一致）的初始合约，二是，何时初始合约不能实现委托人的目标一致性，此时控制权又当如何分配以实现有效性。为了解决以上这两个问题，作者进行了许多假设：有许多的投资者都在寻找好的投资机会；企业家有好项目因此有足够的议价能力，并提出一个“takeit–or–leaveitoffer”给投资者选择；在合约执行中存在许多的风险，例如，一些重要的决定是否会被合理的描述；货币收益都可被双方证实；企业家除了在意货币收益外，还在意如荣誉、人力资源的非货币收益；还假设了双方的收益和控制权分配。通过这些假设和一个不完全合约的分析，作者提出在项目投资收益为好的状态时，将控制权给予企业家，使其继续经营；在项目投资收益为差的状态时，将控制权给予风险投资家，让其选择对项目进行清算，这样就能确保实现有效率的行为选择。

对于基于估值调整协议的权益分配问题鲜有研究，学者们主要利用双向道德危害模型，基于权益投资、轮次投资等不同的形式，对风险投资权益问题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岳意定，邹福阳和刘丹指出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在给定的股权结构下存在一个与股权相关的均衡努力水平，对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股权比例进行设计,研究了融资顺利进行和道德危害有效防范的问题。徐玖平和陈书建构建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家之间的道德危害模型，证明合约设计、分阶段投资、监督、股权配置和声誉机制的建立等激励机制对风险投资机构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AnatRAdmati和PaulPfleiderer研究了一种多轮次投资中的问题，证明一种固定权益比例的合约会给风险投资家在所有的投资轮次中固定的权益比例，这会使得内部的投资者作出最优的投资决策，并在今后的投资轮次中，不会对证券作出错误的估价，Hellmann对可转换证券中的上市阶段的最优权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他提出双向道德危害下，最优权益分配与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家的工作效率和努力效果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权益分配仅是基于纯股权融资模式，实际上，当金融工具发生改变时，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家的激励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最优权益比例也会随之改变。与本文的研究内容相近的有Casamatta，Hellmann和晏文隽及郭菊娥的研究，其中Casamatta，hellmann为本文基于双向道德危害的模型构建提供了基础，而晏文隽和郭菊娥通过对蒙牛和摩根士丹利对赌协议的分析，给出了风险投资中的估值调整流程(如图1)，是本文模型构建的依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在对估值调整协议权益分配及其影响因素方面较为匮乏，该问题的解决对于风险投资机构应用估值调整协议管理项目投资风险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将根据估值调整协议的权益分配形式（如图1），基于双向道德危害风险，构建风险投资中估值调整协议权益分配模型，研究估值调整协议应用下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并给出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或有（绝对）控股的充分条件。

2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权益分配模型构建

2.1基本假设结合文献[1]的研究结论，应用估值调整协议的背景下，当创业企业表现优异，价值达到权益转让的标准，即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取得双赢后，风险投资机构选择在企业价值到达V*时退出。

2.2基本模型根据假设可知，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的效用函数为为企业家和风险投资机构各自的激励约束，他们都会付出努力以最大化各自的效用。

3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权益分配模型分析

根据风险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权益分配模型基本假设，可得出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的解，及其影响因素，即定理1，同时还能够得出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或有（绝对）控股的充分条件，即推论1。

3.1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定理1：在满足模型基本假设下，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为。该定理说明，风险投资机构在应用估值调整协议进行投资时，所获得的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除了与工作的效率和努力程度有关之外，还与实现双赢的先验概率（1-p）和调整的那部分权益，即估值分歧a有关，而风险投资机构受估值分歧和双赢结局发生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在推论1中给出证明和解释。同时定理1还说明，调整的权益和双赢发生的可能性，共同组成风险投资机构获得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的边界条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实现双赢的可能性有多大，估值分歧不能过大，这是因为，分歧大时，若实现双赢，则风险投资机构惨败，若未实现双赢，则创业企业惨败，两种结果皆不能实现最优权益比例。该推论1的1）式说明，当双赢出现的可能性较大，风险投资机构失去部分权益的风险较大，此时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与调整的权益成正比，也就是被调整的权益比例越多，估值分歧越大，风险投资机构需要通过越多的固定权益比例补偿失去权益带来的风险。当双赢出现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家失去权益的风险增大，此时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最优固定权益分配比例与调整的权益成反比，也就是随着被调整的权益比例增多，风险投资机构固定权益比例需要减少以实现对企业家的有效激励。

3.2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或有（绝对）控股的充分条件该推论说明，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权益分配比例，依赖于风险投资机构可能输给创业企业的价值。当创业企业努力工作，不断实现创新力，提供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使得盈利水平超过估值调整规定的标准，创业企业会拥有企业的绝对控股权[16]（如推论2中1）式），但若风险投资机构承担损失较大时，风险投资机构会令估值调整前的权益比例超过半数以弥补承担的风险，此时风险投资机构获得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如推论2中2）式）。若要风险投资机构始终不获得绝对控股权，则需要一方面创业企业家非资金的贡献大，另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承担的现金损失小（如推论2中3）式），根据以上分析可得表2。

3.3数值诠释根据定理1，根据最优固定权益的解析解，令创业企业的最高价值每份权益转换的价格K=1，创业企业工作效。根据图3，风险投资机构最优固定权益比例eˆ，随风险投资双赢可能性(1-p)的增大而增大。实现双赢的可能性增大，说明在与企业对赌的过程中，风险投资机构将很可能输掉部分权益。因此，风险投资机构需要较多的固定权益比例补偿风险，保护自身的权益。根据图4，随着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家之间估值分歧a的增加，风险投资机构最优固定权益比例eˆ的变动，受到风险投资双赢的可能性(1-p)的调节。当双赢的可能性较大，以图4①为分界，此时(1-p)>0.77，随着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家估值分歧的增加，风险投资机构最优固定权益比例也要增加，这是因为双赢可能性大，导致风险机构估值失败的风险大，风险投资机构将权益输给企业家的可能性增大，为此，风险投资机构需要通过保有较多的固定权益补偿这部分风险。当双赢的可能性较小，即(1-p)<0.77，随着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家估值分歧的增加，风险投资机构最优固定权益比例减少，这是因为双赢可能性小，则企业家估值失败的风险大，风险投资机构赢得企业家权益的可能性增大，风险投资机构需要减少固定权益比例，实现对企业家的有效激励。同时，估值分歧和对赌结果将共同构成风险投资机构要实现最优固定权益比例的边界条件，如图4②，风险投资机构要实现最优固定权益比例的前提是对企业家进行有效地激励。因此需要估值分歧和实现双赢构建平衡。特别是估值分歧不能过大，这是因为，估值分歧过大，无论是否双赢，都将令估值失败的一方损失惨重，将无法实现最优权益分配结果。

4结论

风险投资案例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4.4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4-106-03

2012年仍然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年，尽管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加速了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积累模式的深层次变革，总书记曾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毋庸置疑，风险投资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助推器，面对高新技术产业激励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高效并规范的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一、风险投资理论

风险投资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风险投资之后的发展造就出了苹果和微软等很多优质的高科技企业，并推动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繁荣。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1984年，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在《新的科技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的研究中提出了风险投资的概念。同美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一样，在中国风险投资也创造了大批科技大型企业，比如新浪、搜狐、阿里巴巴都是通过风险投资的扶持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风险投资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企业发展的孵化器和催化剂。然而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风险投资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一些体制性的问题也在危机的考验下迅速凸现出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风险投资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和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将以风险投资的内涵和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对当前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探索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思路。

（一）风险投资的定义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从广义来讲，泛指一切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的投资；从狭义讲是指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投资。各国或者是各个经济组织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有着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认为，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虽然各国或者是各个经济组织在定义上略有差异，但是总结起来风险投资就是主要指风险投资家经过科学的评估和严格的判断,将资金投入到具有巨大潜在发展前景的科技创新项目或公司中,在该项目或者企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之后，退出以期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一种资本运作模式。

（二）风险投资的特点

1、风险投资是高风险和高收益并存的投资。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潜在收益，风险和收益成反比。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下，高风险的项目必然会有着较高的收益，低风险的项目当然也只能够获得低收益。1957年,ARD公司对数据设备公司(DEC)投资不到7万美元,占77%的股份,14年后的股票市值达3.55亿美元,增长了5000多倍。

2、风险投资是流动性低的投资。风险投资一般是针对未上市的，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控股或分红，而是通过资本和管理的整合投入，扶植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待新生的高科技企业成长为成熟的企业后退出，以获得巨额的投资回报，所以风险投资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低流动性。

3、风险投资是资本和管理共同投入的投资。风险投资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通常风险投资家会参与企业的发展规划、目标制定、行销方案、资本运作等各个方面，资本投资家会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推动新生企业的发展壮大，可能这些管理方面的经验会比投入的资本对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帮助。风险投资是实际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结合，虚拟资本包括了信用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

4、风险投资是与科技紧密相连的投资。风险投资的对象多为高科技的企业，大多数的风险投资都流向了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信息、通讯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为成熟的产品或服务。

（三）风险投资的运作流程

风险投资的运作流程简单概括为：投资之前多分析慎选择，投资之后重参与勤管理，成功之后安全退出。

在进行投资前，必须对被投资企业进行多方位具体化的分析和讨论，分析和讨论的内容包含公司的各个细节和方面，务必做到分析全面精准，还要注重国家政策的考虑。分析的内容包括：公司规模、财务资产与负债、经营结构、管理层人员、行业发展前景、开发环境、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

在投资之后，风险投资家就要对投资的企业进行全方位的跟踪和管理，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以及对于投资企业行业的把握和理解，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风险投资者不仅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还要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协助开发产品和市场，规避风险，建立激励机制，建立监督机制。总之，是风险投资者必须全力扶植被投资的企业快速成长，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按照投资者的意愿发展壮大。